监狱劳动合理化论纲

第一篇：监狱劳动合理化论纲

监狱劳动合理化论纲

赖早兴

《法学评论》

第2007-2期

第 124 页

【内容提要】监狱劳动是自由刑执行中的基本内容，也是矫正、惩罚罪犯的重要方法。为适应自由刑行刑科学化的要求，监狱劳动应当合理化。监狱劳动的合理化，要求合理定位监狱劳动的目的、合理确定监狱劳动内容分配的标准和应考虑的因素、注意监狱劳动内容和执行地点的合理变更以及确定监狱劳动报酬的合理数额标准。

【关键词】监狱劳动 自由刑 合理化

监狱劳动是被判处自由刑的服刑人员在监狱中从事的各种劳动。虽然监狱劳动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矫正和惩罚罪犯的重要方法，但监狱劳动绝不是现代化的产物。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教育是最古老的监狱处遇方法，那么监狱劳动是监狱中最古老的活动。”“监狱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监狱劳动的历史。”监狱劳动这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社会现象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一、监狱劳动目的的合理定位

对于监狱劳动的目的，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单一目的说。该说认为监狱劳动只有一个目的，即矫正罪犯。如有学者认为，为了促使罪犯改造，执行机关往往要强制罪犯从事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或工作，但这种劳动不是带有惩罚和奴役性的劳役，而是促使罪犯更好地进行矫正、改造的手段。二是双重目的说。具体又有如下不同观点：有人主张监狱劳动具有惩罚与矫正双重目的，认为劳动改造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刑事制裁措施，它本身包含着惩罚与改造两个方面内容;有人主张监狱劳动具有矫正和经济双重目的，认为：“监狱劳动的目的总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积极工作态度的培养、个人自我约束能力的强化和适应市场需求的工作技能的提高。除了这些基于犯罪人的目的外，监狱劳动还一直力图实现罪犯经济上的自给。”三是三重目的说，该说认为监狱劳动目的包括惩罚、矫正和经济三个方面。如有学者认为，监狱劳动具有三重属性：对罪犯犯罪行为的惩罚属性、对罪犯人格品质的重塑属性、对改造罪犯工作的效益属性。

笔者认为，监狱劳动目的只具有两重性，即矫正和惩罚，其中矫正是第一目的，而惩罚是第二目的。

（一）监狱劳动的矫正目的。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在报应观念支配下，监狱劳动纯粹以惩罚为目的。“在旧时报应主义时代，以刑罚为对于犯罪人的恶报，监狱行刑，以使犯罪人感觉痛苦为目的，故使从事各种劳苦的工作，以肆凌虐，毫无教育感化的意义。”但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兴起，目的刑论和教育刑思想得到提倡。在目的刑论者看来，刑罚的目的不在刑罚自身，刑罚本身并无意义，刑罚的意义在于保护社会。在目的刑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刑论认为行刑不应是以恶报恶，除了为刑罚而执行刑罚之外，尚有其他目的存在，即在于教育服刑人，发现并发扬其善良之处，使之重新回归社会。正因为如此，许多教育刑论者认为，在行刑教育中，把坏人改造教育成为弃恶从善的新人是最高的人道主义，是好中最好的社会政策，是一种有效的、彻底的保卫社会方法。

正是在目的刑论和教育刑论的影响下，西方行刑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惩罚观念逐渐淡化、矫正观念日益浓厚。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监狱劳动的矫正目的才越来越突出，并深刻地影响了行刑实践。1955年，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监狱劳动》的决议中突出强调了监狱劳动的矫正属性。该决议指出：“监狱劳动不应视作附加刑罚，而是一种有利于恢复囚犯适应能力，为其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培养他们良好的劳动习惯，防止游手好闲和放荡不羁的措施。”西班牙《刑法典》第54条规定：“劳动中犯人的权利和责任，是改善犯人的根本手段。”比利时《监狱规则》第63条也规定：“在监狱中组织犯人劳动是为了更积极地改造犯人，使他们更好地重返社会，尤其要关心对犯人的职业培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明确规定：“监狱制度应包括以争取囚犯改造和社会复归为基本目的的待遇。”现在我国的刑罚观念虽然不是纯粹的目的刑主义和教育刑主义，但谁也无法否认目的刑观念和教育刑观念在我国的突出地位。所以，监狱劳动首先应当为了矫正犯罪人而适用。我国《监狱法》第71条规定：“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这一条规定中就明确了矫正罪犯是监狱劳动的首要目的。

（二）监狱劳动的惩罚目的。监狱劳动越来越具备矫正性，这并不说明监狱劳动仅仅是为了矫正而存在。从词义上看，虽然自由刑似乎是纯粹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不包括监狱劳动这一内容。但自由刑之目的，非仅消极地使犯罪人与社会相隔离，而应积极地设法教导，强制犯人学习技能。所以，监狱劳动是自由刑的必要内容。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从未有人怀疑自由刑的惩罚性。既然自由刑具有惩罚目的，作为其内容的劳动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惩罚性。但有学者却认为，监狱劳动只意味着犯人在狱内的工作，工作本身不具惩罚性，工作条件、内容、时间、强度与狱外正常工作相同。这就否定了监狱劳动的惩罚目的。否定监狱劳动具有惩罚目的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既然劳动是公民的义务，服刑人员从事劳动根本上就是宪法的要求，监狱劳动当然就不具有惩罚性。其实，监狱劳动与一般公民的劳动是有差异的，通常情况下公民的劳动更具有权利性特征，对于义务性要求并不过分关注。与此相反的是，服刑者在监狱中的劳动更注重劳动的义务性，而劳动的权利性特征体现得并不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公民在正常情况下不劳动国家不会对其采取强制性惩罚措施，但监狱中的服刑人员不按要求劳动则会受到惩罚的原因所在。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自由刑的核心内容是使服刑者失去人身自由，自由刑的惩罚功能主要是通过剥夺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来实现的。但剥夺自由无法独自实现对犯罪人的惩罚。这是因为，自由对一些服刑者而言并非不可或缺，而且现代行刑方式的变革使监狱行刑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监狱中服刑者的人身自由的剥夺已不如以前那样严格，再者对于好逸恶劳者而言劳动的强制比对自由的剥夺更难以忍受。

（三）监狱劳动是否具有经济目的?很多人对此予以肯定。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对犯罪人的处遇中，劳动具有产生利润的效果。一般认为，职业训练和劳动治疗对罪犯的康复治疗具有一定的作用。监狱劳动有时会呈现强制劳动令人厌恶的特征。但，监狱劳动的功利性却是不可否认的。”“监狱劳动可以实现三个基本的目的。首先它可以起到使罪犯康复的作用，降低再犯罪率，其次监狱劳动可以根除罪犯的懒惰思想，再次监狱劳动可以降低监狱系统的花费并帮助监狱获得财政收入。”“服刑人员是触犯国法，妨害社会秩序的人，国家为他们而消耗了监狱的经费，良民为他们而增加了租税的负担，如果他们不能自食其力，对社会经济不能有丝毫的帮助，反而要国家社会来供养他们，未免有背情理，所以服刑人员之必须作业，除了前述各点教育上的意义外，还具有经济上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均是从实践层面对监狱劳动效果加以评价，并不是从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来理解监狱劳动的目的性。

从我国劳动改造制度建立之初的情况看，要求服刑者从事劳动确实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1951年，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时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从实际情况看，中外行刑实践也表明监狱劳动确实创造了巨额利润。但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监狱劳动不应当具有经济目的。理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监狱劳动作为自由刑的重要内容其目的之一在于矫正罪犯，如果我们追求监狱劳动的经济性，在监狱行刑中就必然出现为了利润而放弃矫正以至违背监狱劳动创设的初衷，至少会淡化教育刑的思想。其次，经济是与市场相联系的，要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就应当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充分竞争。但在许多国家，监狱劳动产品因为成本低有害市场的公平竞争而被禁止进入市场，监狱一般只能向政府或军队提供产品。例如，美国监狱劳动为监狱创造了巨额的劳动收入，但监狱企业成本低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因此工会对监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极力反对，在这种反对声中美国于二十世纪初制订了州和联邦法，禁止犯人生产的产品参加自由市场的竞争。世界贸易规则也明确禁止监狱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所以，监狱企业无法正常与市场企业竞争，其利润最大化难以实现，将追求利润作为监狱劳动的目的也是不现实的。最后，我国各种法律法规没有确认监狱劳动的经济性。例如1994年《监狱法》第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199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要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这些法律法规均没有提及监狱劳动的经济性。

二、监狱劳动内容的合理分配

我国《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该条仅仅规定犯罪分子应当参加劳动，但没有明确他们应当参加什么样的劳动。这是否说明被判处自由刑的罪犯只要参加劳动即可，无需对其劳动的内容作区分?当然不是。《劳动改造条例》第14条规定：“在严格管制的原则下，并且分别犯人的不同情况，施行强迫的劳动和教育。”这说明监狱劳动的分配应当因人而异，不能干篇一律。那么监狱劳动的分配如何做到因人而异?《劳动改造条例》第27条规定：“对犯人应当注意培养他们的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对有技术的犯人，在劳动改造中，应当注意充分利用他们的技术。”这一规定说明监管机关在对服刑人员进行改造时应当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分配适合于他们的劳动。本条是基于功利的目的而作出的规定，即基于服刑人员技术的有用性而“充分利用”。笔者认为监狱劳动这一分配标准是错误的，而且在监狱劳动的分配中，监管机关所要考虑的远远不只是技术因素。所以，在监狱劳动内容的分配方面应当合理确定分配标准和需要考虑的因素。

监狱劳动应当基于什么样的标准在服刑人员中进行分配?笔者认为这一标准取决于监狱劳动的目的。如前所述，我国监狱劳动的目的在矫正和惩罚，故应当基于该目的分配服刑人员应当从事的劳动内容。

（一）基于矫正的分配。犯罪学研究表明，犯罪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犯罪的产生是人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受到某些不良因素的影响所致。犯罪行为的发生是行为人认识的主观内在因素（犯罪动机）与社会客观外在因素（客观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行为人的心理缺陷，社会消极因素就不会促使行为人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在犯罪原因中犯罪人内在因素是犯罪行为发生与否的决定因素。既然在犯罪原因中犯罪人个人因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在对付犯罪的方法或策略上也有必要从导致犯罪人犯罪的内在因素着手，即矫正犯罪人。在矫正主义者看来，教育的方法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特性，他们甚至主张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改造。四对犯罪人的矫正，是利用个人心理和行为的可变原理，通过对犯罪人的心理治疗和行为管制来消除犯罪意识、改变犯罪习性。如何实现对犯罪人的矫正?思想和道德教育是重要方法之——，但思想和道德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劳动教育是通过劳动这一方式对服刑人员加以矫正即改变其犯罪心理和价值观念，培养其劳动品格和劳动技能。犯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在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好逸恶劳、有的是贪图享受、有的是无工作而受生活所迫、有的则是自制力不够易受诱惑等等。在行刑过程中，监管机关首先应当分析促使犯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矫正方式，尽可能分配不同的监狱劳动。例如，对于因无工作而受生活所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应当分配其技术性强、具有市场前景的劳动（在从事该种劳动前无疑要对其进行技能培训）；对于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者则应当分配分量足够的纯体力劳动。

（二）基于惩罚的分配。惩罚是让服刑人员感受监狱劳动的强制性和劳累性。一般而言，监狱劳动并非服刑人员自觉选择，所以对服刑人员而言，监狱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强制，至少多数服刑人员刚接受监狱劳动时是这样的。我国《劳动改造条例》第25条规定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该条规定：“劳动改造必须同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使强迫劳动逐渐接近于自愿劳动，从而达到改造犯人成为新人的目的。”惩罚标准如何在监狱劳动分配中发挥作用?笔者认为，这一标准体现在体力劳动对服刑人员的改造上。体力劳动是以体力活动为主的劳动。体力劳动的强度具有可感性和可测性（正因为如此，国家劳动部曾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起草体力劳动强度分级国家标准，并于1984年颁布执行），强制服刑人员从事一定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其亲身感受到劳动的艰辛，从而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念。为实现监狱劳动的惩罚目的，在行刑中应当“要求每一个罪犯都应过好‘体力劳动关’”。当然，体力劳动不是监狱劳动的唯一方式，通过体力劳动惩罚服刑人员也不是要求所有服刑人员在整个矫正过程中均从事体力劳动。经过体力劳动改造后，表现较佳而又具备从事脑力劳动能力的服刑人员可转而从事脑力劳动。

（三）功利性是否该当成为监狱劳动分配的标准?笔者认为，不应当将功利性作为监狱劳动分配的标准。因为功利性没有考虑服刑人员的主观恶性和矫正难易程度，纯粹从有利性的角度分配监狱劳动，这种监狱劳动分配与监狱劳动之矫正与惩罚目的不相符。当然，我们不主张将功利作为监狱劳动分配标准并不意味着在监狱劳动的分配中刻意回避监狱劳动分配中的功利性，我们只是强调功利不能成为监狱劳动分配的标准，如果在满足矫正和惩罚标准的前提下能兼顾功利性，当然更为合理、科学。

在确定了监狱劳动分配标准后，应当根据服刑人员的不同情况将监狱劳动分配到具体的人。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强制罪犯履行劳动义务这一概念，并非意味着不考虑各个罪犯的具体情况。而是在充分考虑罪犯以前的工作经历、文化程度、身体及精神状况等因素后，尽量分配能够胜任或经过培训学习能够掌握的工种任务。”该学者是纯粹从服刑人员能做什么的角度考虑服刑人员的个人情况，这一点确实是分配监狱劳动时应当考虑的因素，服刑人员从事的监狱劳动应当量力而行，否则监狱劳动就会成为一种酷刑。例如，就体力劳动而言，“我国罪犯改造过程中的体力劳动，按照体力消耗，可分为重劳动和轻劳动，前者如矿山采掘、人工运输等；后者如主要靠机械、仪表操作和消耗体力不大的手工劳动。”身体状况不同的服刑人员承担的体力劳动自然有轻重之分。不过该学者的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到应当让犯罪人做什么。笔者认为，在考虑服刑人员的因素时，首先应当分析导致服刑人犯罪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对其实施矫正；其次要考虑服刑人员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受害人造成损害的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程度，以确定监狱劳动对服刑人员惩罚的程度；最后才是考虑服刑人员的文化程度、工作经历、身体状况等胜任工作的情况。

三、监狱劳动的合理变更

监狱劳动的合理分配关注的是服刑人员入狱时在监狱中从事什么样的劳动这一问题。在行刑过程中，由于监狱劳动分配的基础因素发生了变化，服刑人员劳动的内容也应当予以变更；而且服刑人员在矫正后要回归社会，回归社会前罪犯应当有一个适应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服刑人员的劳动地点也应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行刑过程中，服刑人员从事的监狱劳动内容和地点都可能发生变更。

（一）监狱劳动内容的变更。服刑人员从事的监狱劳动内容首先是基于矫正的需要而加以分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矫正，服刑人员的劳动观、价值观通常会发生变化。既然矫正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监狱劳动的内容自然应当随之变更。例如，某些服刑者是因为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为根除其错误思想、树立劳动观念，行刑者将足量的体力劳动分配给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矫正后，其错误思想基本得以根除，则其劳动内容可以转为脑力劳动（如果具备从事这一劳动的能力的话），其劳动量也可以减少。其次，监狱劳动分配中也考虑了惩罚因素，基于惩罚的需要服刑人员刚入狱时从事的劳动是体力劳动，服刑人员从事体力劳动一段时间而深切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苦后，可以根据服刑人员个人实际情况由体力劳动转为脑力劳动。最后，监狱劳动内容分配考虑了服刑人员的个人情况，在行刑过程中，其个人情况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应当导致其劳动内容的变更。如未成年人因年龄的增长而成为成年人，《监狱法》第75条规定的“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就不再适用于他，劳动内容当然应当因此而发生变更。

（二）监狱劳动地点的变更。从监狱劳动的字面含义理解，监狱劳动当然是服刑人员在监狱中从事的劳动，其行刑地点是监狱。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这说明死缓犯、长期剥夺自由刑执行地点是监狱，其从事的劳动也是在监狱中完成的，体现出来的完全是国家特征。这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监狱劳动存在差异。“在西方，尽管监狱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它是一个相对新近的事物。而且，从一开始，监狱就充满了私人所有和控制、具有私有功能的特征，就像现代社会中的私人监狱一样。”从国外情况看，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可将服刑人员出租给私人企业使用，所谓的监狱劳动实际上有的是在监狱外的私营企业完成的。从实际情况看，虽然我国行刑机关有时也将服刑人员带到监狱外从事劳动，但这只是特例，而且这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矫正罪犯的目的在于让服刑人员重返社会，这就要求服刑人员在回归社会前有一个中间阶段，以便可以初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规律与节奏。科学的矫正方法不应当是使服刑人员直接从监狱回到社会，正如美国伊利诺斯州矫正局前局长查尔斯·罗所说：“把一个人连续关在一个高度安全的监狱里，告诉他何时就寝，何时起床，每天的每一分钟干什么；然后再把他抛在街头并指望他能做一名模范公民，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所以，服刑人员在回归社会前应当有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其不是在监狱中从事劳动，而是在社会上从事劳动，即存在一个劳动地点的变更问题。

我国目前没有监狱劳动地点变更制度，但国外已经有成熟的制度可以借鉴，例如美国的工作释放（work release）制度。工作释放制度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被关押的服刑人员在监管下提前出狱工作，以使他们逐渐适应社会。通常的做法是服刑人员早晨离开监狱外出工作，当天工作结束后返回监狱。这一制度使服刑人员能够在行刑过程中尽早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在监外企业中工作能学习社会需要的技术和积累工作经验，为回归社会做好心理与物质上的准备（这一点对于长期被关押的服刑者而言更为重要）。

我国行刑制度的完善也可参照美国工作释放制度，在被长期监禁者刑满释放前允许其外出工作，从而慢慢适应社会。这一制度涉及服刑人员的确定、监外劳动的分配和服刑人员的监管等问题。从外出工作的服刑人员的确定看，提前出监工作的服刑人员应当是基本得到矫正的罪犯，一般认为，只有符合下列条件者才能提前出监工作：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从监外劳动的获得看，由于服刑人员长期被关押在监狱内，所以无法亲自外出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工作，这就要求监管机构帮助他们积极联系就业单位，并将合适的工作分配给服刑人员。从监外劳动的服刑人员的监管看，监外劳动给服刑人员的管理造成了困难，因为监狱无法再对其进行严格的管理。笔者认为，对在监外企业中从事劳动的服刑人员的监管，我们可以借鉴对社区服务者的监管制度。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该《通知》中指出：“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与此类似，司法行政机关是监外劳动服刑人员的监管主体，服刑人员所在企业具体承担服刑人员白天日常管理工作和工作考核（晚上服刑人员回到监狱，由监狱进行教育和管理）。当然这些企业可以从国家获得适当的报酬，而不是完全无偿的管理。

四、监狱劳动报酬的合理确定

从事监狱劳动的服刑人员是否应当得到报酬?我国理论界认为，罪犯虽被判处了刑罚，但他们仍然是我国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未被法律剥夺的权益；劳动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应当由服刑人员所享有，而劳动权本身就包括了获取报酬权，所以服刑人员的劳动也应当是有报酬的。我国法律也对服刑人员参加劳动给予报酬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刑法第43条规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这说明，在立法上我国也已经承认了服刑人员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

如此，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服刑人员与普通公民同类劳动的报酬是否应当有差异?二是监狱劳动报酬的确定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一）服刑人员与普通公民同类劳动报酬的差异。服刑人员与从事同类劳动的普通公民在报酬上是否应当有所差异?这是各国行刑中在确定服刑人员劳动报酬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例如，美国国会于1938年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Labor Standards Act）。该法案规定每个雇主向其雇员支付的工资不应当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该法通过后，从事监狱劳动的服刑人员是否属于该法中所称的“雇员”、监狱是否属于“雇主”一直存在争议，不同地区法院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判决。不过，自1984年以来一些巡回法院认为，当服刑人员自愿到监狱外为私营公司工作时，他就应当属于公平劳动标准法案中的“受雇者”，其工资待遇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法院一般认为在监狱中劳动的服刑人员不属于公平劳动标准法案中的“受雇者”，他们无法得到该法案中“受雇者”的待遇。

对于服刑人员与普通公民两者的劳动报酬标准是否具有同一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有的国家服刑人员的工资与同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大体相近，如西班牙《监狱组织法》规定，服刑人员的工资根据犯人劳动产品、技术水平、劳动中所起的作用给付报酬，高于法律对自由职业者收入规定的部分予以没收。有的国家规定服刑人员的工资低于普通工人的工资，如《意大利监狱法》规定，犯人劳动工资额不超过同业工人工资的2/3。在美国，在监狱中从事劳动的服刑者的报酬更少。据统计，美国大多数州向服刑人员支付工资的数额取决于服刑人员的劳动，支付给从事非工业劳动的服刑人员的最低工资平均为每天仅0．93美元（当时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是5．15美元/小时），支付给他们最高工资的平均额为每天4．73美元。

我国《劳动法》第48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一规定只适用于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普通劳动者，服刑人员与监狱或监狱企业之间的工资关系不受该法调整。在行刑实践中，我国监狱很少向从事监狱劳动的服刑人员支付报酬。从新闻报道看，2002年北京市监狱史上第一次给劳动的罪犯发报酬，第一季度全市罪犯获得劳动报酬最高的达150元，最少的则只有0．64元。2003年5月12日，福建省莆田监狱发放的4月份罪犯的劳动报酬，人均30多元，其中最高金额为124元。从这一数据看，我国监狱劳动的报酬过低。笔者认为过低的劳动报酬不但无法激起服刑者的劳动兴趣，也无法使其形成正确的劳动与报酬观念。我们反对不劳动而获，也不赞同劳而不获或劳获过度不对称。我国行刑实践中不向从事监狱劳动的服刑者支付报酬或报酬过低的做法与1955年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监狱劳动》的决议背道而驰，因为该决议指出：“罪犯应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其数额至少应能够激发他们的劳动兴趣和热情。”笔者认为，监狱劳动既带有惩罚性质又具有矫正特点，所以其报酬不能与普通公民同类劳动一致，但也不宜过低以至服刑人员没有劳动兴趣与动力。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事监狱劳动的服刑人员的报酬以不低于普通公民同类劳动报酬的1/2但不高过2/3为宜。

另外，如前所述，服刑人员在行刑过程中可能出现劳动地点变更的情况，即服刑人员可能在回归社会前提前在监狱外企业中工作。对于这些人的报酬如何确定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区别对待制度，即他们的工资标准与社会同行从业者工资标准一致，不再适用在监狱中劳动的报酬制度。这是因为，可以在狱外企业中工作的人员是基本达到了矫正目的、承受了刑罚惩罚的人，让他们提前接触社会的目的在于使其正式回归社会前适应社会生活。既然他们在狱外企业中的工作条件、强度、数量与质量等方面没有区别，为鼓励他们重返社会、坚定信心，在劳动报酬上应当与同行从业者一致。

（二）监狱劳动报酬确定中应当考虑的因素。国外关于服刑人员劳动报酬的确定标准，主要考虑工种、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等因素。例如《德国刑罚执行法》第43条规定：可根据犯人的成果和工种将报酬分为数等。如犯人的成果未能达到最起码的要求，所领取的报酬不得高于基本报酬的75％。《意大利监狱法》第22条规定：根据实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囚犯劳动的工种，对各类劳动人员确定报酬额。

从我国行刑实践看，监狱经经济状况、劳动态度、劳动数量与质量是确定服刑人员劳动报酬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我国在确定服刑人员劳动报酬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劳动态度，这是与监狱劳动矫正目的相一致的。只有态度端正、积极劳动者才可能尽快达到矫正目的，对此类人员在劳动报酬数额确定上应当体现出国家对其奖励的政策导向。其次要考虑劳动数量与质量，这是确定劳动报酬数额的硬指标，更具有可操作性。再次要考虑不同的工种，因为不同工种在劳动数量与质量的确定上会有不同的标准。监狱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否应当作为服刑人员劳动报酬的考虑因素?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地区的监狱企业经营状况各有不同，如果服刑人员的劳动报酬由各监狱企业确定和支付，就会出现同样劳动但报酬差异悬殊的现象。而且，监狱企业经营好坏主要取决于经济大环境和经营管理者的决策，服刑人员劳动情况有时并不是决定因素。如果将监狱企业经营好坏作为考虑因素，那么服刑人员即使以积极改造的态度按质按量地完成劳动任务，也可能因企业经营不善导致亏损而得不到任何报酬。为了克服这种现象，我国可设计实施监狱劳动最低工资制，即凡是参加监狱劳动的服刑人员每月至少可以获得最低数额的报酬，这一报酬由国家财政支付。

在国外，有的国家对于因客观原因不能劳动的服刑人员发放一定量的工资，如加拿大就是如此。由于我国《监狱法》规定的是“对参加劳动的罪犯，监狱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因此对于没有参加劳动的服刑人员，我们不应当给予其劳动报酬。

【作者介绍】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注释与参考文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刑罚的力度研究”（项目批号为06FX021）的阶段性成果。

监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监狱包括一切羁押犯罪人的场所；狭义上的监狱是与劳动改造管教队、未成年犯管教所相并列的特定关押场所。本文中的“监狱”是广义上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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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P．Garvey，Freeing Prisoner’s Labor，Stanford Law Review，January，1998，p．342．

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参见邵名正主编：《中国劳改法学理论研究综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前引④，马克昌书，第404页。

参见韩玉胜：《监狱学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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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甘雨沛、杨春洗、张文主编：《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参见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454页。

参见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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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⑧，林纪东书，第63页。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规定，允许各国采取措施禁止监狱劳动产品的进口。

参见[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参见储槐植、**主编：《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页。

前引（16），[意]加罗法洛书，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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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d A.White，Rule of Law and the Limits of Sovereignty：The Private Prison in Jurisprudential Perspective，38 AM．CRIM．L REV．111，122（2001）。

[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罪犯矫正概述》，龙学群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参见应朝雄：《实行罪犯劳动报酬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载《法学杂志》1996年第5期；王素芬：《罪犯劳动报酬权之省思——一个历史与比较的视点》，载《法学》2004年第4期。

参见赖早兴：《论平等对待罪犯》，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年第10期。

Carter v．Dutchess Community College,735 F．2d8，15（2d Cir．1984），Villarreal v.Woodham，113F．3d（11th Cir，1997），pp．202,206-207．

但各州的做法并非一致，例如有的州私营企业支付给服刑人员的最低工资为每天只有0.16美分。http：//．

参见孔庆辉：《莆田监狱推行罪犯劳动报酬制》，载《中国司法》2003年第9期。

第二篇：人生发展论纲

人生发展论纲

多察 多思 多问 多学 多练

能创想 能实现 能乐享 ；不自欺 不自弃 不迁怒

有大才 会小技

人可以通过把自然世界转化为一个人为世界,从而在自己的创造活动中得到满足。人的这种创造力量,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人的潜能的发展。

人生发展研究所追求的是:努力使人在一生中的各个发展阶段健康、和谐、全面地发展,使人生发展达到最优化水平。在哲学层面上的人生发展研究,最为关注的是人生的自我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生发展的现实条件。

一个缺乏生命活力的人,不可能指望他有什么创造,全面发展是多方面的发展,是要使人多才多艺,在热情、性格方面也是巨人。

人生全面发展的内容包括身体与心理发展、情感与道德发展、认知与智力发展。

人生发展的现实条件主要有: 营养、环境与交往,科学、教育与职业,经济、政治与文化。1.营养、环境与交往

人生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吃饭。食物由少到多、由单一到全面,取食方式由生到熟、由无时无量到定时定量,都体现了人的智慧发展。一个人一生的营养好坏,直接影响其智力和体力的发展,而且与情绪也有关系。多吃鱼虾使人聪明,多吃蔬菜使人长寿,多喝牛奶使人长高,全面补充维生素使人抵抗力增强。好的营养是平衡、全面的营养。食物营养的合理摄取,是人生发展的首要条件。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生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往是劳动生产的需要,也是感情生活的需要,更是能力发展的需要。人的系统是开放的,自我封闭必将自取灭亡。

2.科学、教育与职业

人类创造了科学,科学又促进了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人生的发展程度。

人类文明的延续,要靠教育,“教育是传递人类积累的知识中具有永久不朽价值那部分的过程”。⑨教育在人生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劳动创造了人,职业发展了人。职业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是人生发展的途径。不同的职业对人生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是造成人片面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的能力不够全面,因此现在职业的选择尚不能随心所欲,受到的限制还很多。市场经济有利于职业流动性的增强、职业与人的合理匹配,这不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促进人生的发展。

3.经济、政治与文化

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人生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现实基础,它造成了人的新的本质力量、新的需要、新的观念。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人生摆脱了对狭隘的民族、地域的人际关系的依附,使人的社会性、普遍性、自主性进一步提高。

社会政治制度是人们生活的框架和秩序,构成人的现实世界,是导引社会发展的“软件”,是人生发展的平台。我们要消除束缚人生全面发展的制度弊端,发展民主政治,建立一种公平、规范、法治的社会生活秩序。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创造人。人总是处在一定的文化之中,而不同性质的文化对人生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如先进的文化能够引导人健康向上,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因此先进文化的传播,也是人生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现实条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85～86 页

情感对于人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激化、动力功能。狄德罗说过:“情感淡泊使人平庸”“ 只有情感,而且只有伟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情感可生发为激情,使主体产生改造客体的欲望和能量。二是认识、预测功能。亚里士多德说过,情感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能力,它以特殊的情绪形式预见未来。情绪构成主客体分化的必要条件,也构成认识发生最直接的材料。

三是评价、选择功能。情感在评价过程中起着内部监控作用,同时直接控制着主体行为的选择。

四是享用、保健功能。快乐情绪可增强人的自信和能力,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持身体健康,享受到做人的乐趣。

五是艺术、审美功能。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审视自己、塑造自己、美化世界,使人的世界艺术化。艺术是交流人的感情的工具,是个体与类的沟通,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和人生理想的表述。人的审美情感发展了,使我们这个人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色彩,使生活更富情趣,这就是达到了艺术人生的境地。

审美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道:“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并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惯。”[1]他认为通过美的熏陶,可以使青年形成抵制丑恶、向往美好的心灵,使他们的“性格变成高尚优美”。（柏拉图.理想国[A].文艺对话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4.黑格尔曾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 首先,审美能够解放人的本能欲望并使之提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会产生各种欲望、情感和需要,这些欲望、情感和需要受到抑制,得不到满足,会使人感到痛苦和压抑,如果长期郁悒得不到及时的宣泄,还会损害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因此,寻求满足,宣泄痛苦是人作为生物自卫的一种本能。但是这种本能欲望和需要的满足,却是以牺牲心灵的自由为代价,它常常伴随着现世主义和享乐主义,它用基于个体意义的快乐原则取代了具有社会意义的理想原则,它把世界看成一个纯粹的物的世界,人完全成为物的奴隶。而在审美活动中,情欲脱去了粗俗的外衣,超越了现实的利害关系,以审美意向的形式出现,以虚拟的形式打动人的心弦,从而使人的情感摆脱了本能欲望的压抑,得以正当的疏导、宣泄,无害地释放。同时,审美教育可以使人类的情感得到升华。审美活动使人的情感形式从生理的情感转化为审美的情感,使那些小我的、带有生物性的情感提升为渗透着理性和社会性的高尚的情感。

其次,审美能超越利害关系,提升人们的生存境界和人生态度。功利和超越历来是构成人的生存方式的重要元素,它表现为是以某种物欲尺度为核心、以现实功利生活为目的的生存态度,还是以精神尺度为核心、以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为目的的生存境界的追求。功利生活是一种基于生物需求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它具有不可取消的合理性,功利生活的追求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功利生活的追求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黑格尔所谓的“恶”的历史作用就是这个意思。但功利生活追求的毕竟是一种世俗的幸福,并非人的终极幸福感,更无法使人进入高尚、纯净的精神领域。审美之所以能够提升人们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就在于它使人的活动超越利害关系。康德在“美的分析”中通过对审美判断质和量两方面的考察,提出对美的鉴赏是不以利害关系和不需要凭借概念而普遍使人愉快的判断。这样,他就把超越欲望和理性强制的“自由愉快”当作审美判断与科学和伦理判断的区别。当然,康德并不否认审美判断的“目的性”,但康德强调这种目的性只能从“在那构成我们生存的终极目的、道德使命”中去寻找。[6]席勒也提出审美乃是人对世界的观赏,观赏意味着不带功利目的,无所为而为之的直观对象。在这种审美的观赏中,人不再以功利的态度对待对象,人性不再是片面的、单调的、分裂的人性,人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属人的世界。正如王国维所说:“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美可以使人忘记利害,进入高尚、纯洁的精神领域。蔡元培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提出:“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之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生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7]蔡元培身体力行,把美育作为现代性人格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美育代宗教,让美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人生境界。（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49-150.[7] 文艺美学丛书编委会.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221.再次,审美活动中的同情和共鸣,能够缓解和消除现代文明中的紧张和冲突,从而改善人的生存状态。随着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愈演愈烈。知识霸权、技术统治不仅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强大压力,而且在种族之间形成了新的不平等,严重危害到整个人类的普遍生存状态。当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但从审美方面来看,审美活动中的同情和共鸣蕴含着沟通、理解和对话,在消解种族间的紧张和对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审美活动能够突破语言和功利的限制,可以使人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情感的平和使个体意识到人类在情感上的相通,可以消除自我和他人的界限,理解他人的体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审美化、诗化的人生态度和境界中,精神的品性得到充分的张扬和升华,生命的价值得到完整的体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借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来表达这种生存境界。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审美的生存。学会了美的活法,进入了美的境界的人,就会超越物利的困扰和人生际遇的羁绊,即使处于困境,也悠然自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为物喜,不以己悲,犹如老庄哲学所追求的恬淡寡欲,返朴归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才能具备美的心境,美的人格,才能活得洒脱,进而使人发现宇宙人生诸多新鲜有趣的东西而使生命充满活力,使人从“自然的限制”超脱出来而摆脱低级趣味,达到较高的人生境界。

自我决定论

自我决定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Deci Edward L.和Ryan Richard M.等人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具有先天的心理成长和发展的潜能。自我决定就是一种关于经验选择的潜能,是在充分认识个人需要和环境信息的基础上,个体对行动所做出自由的选择。自我决定的潜能可以引导人们

从事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这种对自我决定的追求就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

如果人们感到自己是优秀的、有归属感和自主感,就产生自主性如调节。人们只有处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遵循自己的意愿、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上都不受外界束缚的环境时,才能对外在规则进行有效的整合。

一个具有高水平自主定向的人倾向于表现出自我创新、寻求有趣的和有挑战性的活动,勇于承担责任。控制定向是指一个人倾向于受报酬、限期、结构(structures)、自我卷入(ego-involve2ments)和别人指令的控制。一个具有高控制定向的人对报酬或别人的控制易形成依赖性。他们更容易与别人的要求而不是自身的要求取得一致。具有高控制定向的人容易把财富、荣誉和其他一些外界的因素放在极端重要的地位。非个人定向是指一个人相信对满意结果的获得是个人无法控制的，这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幸运或运气的产物。他们是漫无目的的，价值观和智慧合在一起决定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周泓等:斯腾伯格的智慧平衡理论述评

智慧的心理加工基础

就加工的执行次序而言具有循环性和可变性。这些加工是斯腾伯格已讲到过的思维元成分,它们包括: A)认识到存在着的问题;B)定义问题的性质;C)表征关于问题的信息;D)形成解决问题的策略;E)合理分配解决问题的资源;F)监控问题解决;G)评估与问题有关的反馈。

青年发展

新白领的“新”是相对于他们的前辈———姑且称之为传统白领的。改革开放后最早获得高收入的外企雇员，是中国最早的白领阶层，眼下的“传统白领”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他们的延续。当外企雇员以其新鲜和独特的身份拥有清新的工作环境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时，在人们眼中，他们的特征往往外化为：整洁的衣着，自信的笑容，快节奏的步伐以及相伴于他们的身上的信用卡、VIP卡、手机包等等，此外还表现为另外一些消费品：比如价钱不菲的高档时装、时装杂志，手提式电脑、商务通乃至私人轿车之类，这些东西代表了一种高级、时尚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品质。人们关注传统白领的眼光，侧重于表象的物质层次，侧重于中国人最初受西方影响的“西化”的生活方式。

而眼下人们关注新白领的视角则已经逐渐“由外而内”，物质层面的东西淡化，更多朝向他们特立独行的品格和异于往常的价值取向，朝向他们的有些尖锐的行事方式。他们选择职业像结交朋友一样凭个人喜好，并且在心底里为这种独特而自豪，藐视权威和领袖；传统和稳定是可笑的“老土”观念；形式化的东西似乎总与他们作对，他们崇尙自由、快乐、平等，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他们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做事目的直接；追逐时尚，但不照单全收。他们看起来比传统白领更自我，更享乐，更现实。打个比方，传统白领像个衣冠笔挺的绅士，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可能是“高雅”、“高尚”之类的。而新白领则有

点像不羁的艺术青年，气质前卫，挺生动。

新白领所从事的职业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科技含量、较复杂的职业技能、较高的收入等特点。具体来讲，新白领主要集中在以下职业范围；

1知识创新、科学技术业。包括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管理、制度、组织的创新活动等。

2人力资本形成业。包括教育、培训等。

3知识制造、传媒业。包括图书出版、报纸期刊、广告、文学、艺术、曲艺、影视、戏剧、音乐、广播电视、通讯、信息机械、打字机、计算机、现代通讯技术、自动控制系统、信号装置等。

4专业服务、咨询业。包括金融、法律、工程、建筑、物业、医疗保健、会计、审计及档案储存、贸易谈判、专门策划建议等。

5体育、娱乐、旅游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有条件参与体育、娱乐和旅游活动。

由此可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科技、知识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的社会，是一个商品价值创造由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的社会，人才和智力劳动的价值将会凸显，因此，这是一个年轻的时代。在知识呈几何级增长及迅速老化的时代，经验已经不再居功至伟，善于学习与创新，敏于接受新知才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为需要的素质。

第三篇：论建设法治监狱

论建设法治监狱

一、前言

法治作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并渐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理念。在当今社会高扬法治理念旗帜的时候，监狱的活动同样置于法治的调整之中，依法治监、实现监狱工作法制化，是我国监狱行刑发展的必然选择。监狱既要惩治犯罪、保护社会，又要充分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既要实施对犯罪人的惩罚，又要确立并贯彻改造罪犯的根本宗旨。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法治中国，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观点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根本路径和努力方向。

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主张法治，反对人治，是西方崇尚法治第一人。他第一个为“法治”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这是对法治的一个全面定义，已成为经典，后世的法治理论基本都是在这一框架内展开的。概括地说，做到法治，第一要制定一个好法，即合乎正义的法，良好的法律是法治的前提，专制政体法律不是良法，而是恶法，它本身就是同法治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所谓“普遍的服从”，当然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

二、建设法治监狱的价值

法治监狱是指监狱法制、依法治监的过程、状态和结果等符合法治的精神，其精神在于实现正义、权利、秩序、文明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建设法治监狱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关于监狱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是我们认识监狱的科学依据。监狱并不是永恒存在的，它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国家的实质是暴力，而监狱正是国家暴力的体现。在国家机器运行机制中，监狱以其特有的职能发挥着保卫社会的重要作用。监狱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建设法治监狱实际上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问题，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它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又是实现依法治国、实现国家现代文明进步和有序管理、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法律秩序、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建设法治监狱的状况和水平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尤其是民主状况和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监狱在社会进步发展中的状况相适应，建设法治监狱在整个国家、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往往总是处于相对滞后的情形之中。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中，监狱总是相对落后于国家、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主法治的现实水平，作为一个窗口，它从另一个侧面逆向映射着国家与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主法治的程度。１９９４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为监狱在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进程中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动力牵引，使其有机会和条件步入现代文明的殿堂。

（二）建设法治监狱是保证国家刑罚权实现的重要保障 刑罚权是指国家依法享有的运用刑罚制裁手段惩治刑事违法犯罪的权力，它是国家权力在国内行使的最严厉形态和国家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手段。为了确保刑罚权科学、民主和合理、有效地运用，国家刑罚权的运作机制，通常情况下划分为制刑、求刑、量刑和行刑四个阶段。它们紧密衔接，相互依存，既完整地反映了刑罚权运用的循序的过程，又体现了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刑罚权力和刑罚效益必须通过行刑活动来实现。行刑最终完成了刑罚由立法制刑时的规范形态，到司法求刑、量刑时的宣告形态，最后通过行刑转化为现实状态的完整过程。

任何一项活动都讲究效益，行刑活动也不例外。行刑活动在充分体现法治精神下要注重刑罚经济的原则---以最少的刑罚资源投入，获得预防犯罪和改造罪犯的最佳效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改好率”，减少重新犯罪的比率，充分发挥刑罚控制和减少犯罪的效能；二是建立良好的内部运行机制，使得刑罚能够得到准确、合法有效的运行。监狱法律对刑罚权的保障作用也体现在限制行刑中可能出现的过度、滥用和法外用刑等情况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法治监狱的着重点应是规制国家行刑权，理由在于监狱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国家用刑罚惩治犯罪，保护社会的需求。但这种功利的需求必须从合理性的角度予以约束。如果只从功利角度出发，把监狱的功能、目的只确定为威吓、报复、惩罚、专政工具、国家机器、保护社会等等，那么没有这些法律法规约束，监狱可以更有效率、更加灵活地实现上述功能和目的，其威慑力将更加突出。

（三）建设法治监狱有利于预防犯罪和改造罪犯

建设法治监狱建立的重要价值基础之一便在于行刑地位的明确。这种情况本身已经表明由于刑罚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了对刑罚效益即对罪犯改造和预防等目的的价值理性追求。正是这些才使得行刑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必然附属中解脱出来，一举成为独立的并且是日益重要的国家刑事司法权、刑罚权活动。同样，监狱也从行政机关的附属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刑事司法活动主体。建设法治监狱作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成果，同时要求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体现人权与人道的精神和犯罪预防与改造的思想。中国监狱法律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这也是监狱行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随着建设法治监狱化步伐的加快，应该从法律、物质、组织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罪犯的人权保障，使其真正体会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从而提高改造积极性。正如英国监狱学家麦克诺基所言：“如果让一个人掌管着自己被囚的监狱的钥匙，他很快就会把钥匙插进锁里。”

三、如何建设法治监狱

（一）完善的监狱法律体系是实现监狱法治的前提 1.加强立法工作

《监狱法》作为建设法治监狱的部门法律本身不够完善。如《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但没有规定一个强有力的措施，对不执行这一规定会有什么样的责任追究，监狱人民警察的经费、罪犯改造的经费问题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与落实。例如，虽然《监狱法》规定了：“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 但是法律并没有对“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 做出规定，参照的标准如何，参照哪些规定如何。

2.建立侵犯罪犯权利的问责制度

法律术语的问责制称之为法律责任的追究。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政治权力应该属于人民。这就是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该作为的时候要作为，还要按标准地去作为，不该作为的时候不能作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以保证责任的实现。

我国《监狱法》虽然规定了“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和“对于罪犯的申诉，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处理”，但是对于检察院和法院具体该怎么对待罪犯的申诉却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没有处理罪犯的申诉该负什么责任也没有规定，这也成了检察院和法院互相推诿的借口。在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对于罪犯的申诉，法院和检察院是没有回复的。所以应该在法律上明确不作为所要负的具体责任。

在此可以借用一下“律师提前介入”机制。我认为，律师基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生存动力，可以扮演这个外力的角色，推进问责制度的落实。

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诉法吸收了《律师法》的规定，把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正式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的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作出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向民主化、法制化迈出重要一步,同时也是我国走向法治的必由之路。在保障在押罪犯人格尊严权方面，有必要借鉴这一制度，并制定法律使得这一制度得以实现。在押罪犯的人格尊严权收到侵犯时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使得罪犯的权利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得到有效的保障。3.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

提高民警执法水平是实现监狱法治的根本要求。监狱人民警察是监狱的执法主体，是依法治监的具体实践者，其执法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行刑活动的效益以及刑罚实现的效果。各级监狱机关要坚持不懈地培养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律意识，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培养成良好的法治环境，把干警的一切行为纳入法制轨道。

建设法治监狱的核心是公正文明执法，这充分体现了监狱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协调统一。一次不公正的执法足以摧毁千百次的教育。实现建设法治监狱要求监狱各项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进行运作；要求监狱人民警察依法、科学、严格、文明管理，克服工作中的随意性，实现监狱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4.培养在押罪犯的公民权利意识

在进行罪犯教育改造的过程当中，加大对罪犯的公民意识教育。教育其拥有哪些权利，当权利收到侵犯时应该如何维权。遇到不法侵害不是隐忍，而是寻求法律的帮助。在其权利受到侵犯后积极主张维权。

很多监狱工作人员认为，如此一来，岂不成了“监狱颐养罪囚，人亦何乐而不犯罪”。其实在清朝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监狱，建立模范监狱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反对声音。但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人生没有哪一种追求值得用自由去交换。也有人说罪犯知道的法律知识越少越好，这样就更有利于监狱开展工作和维护监狱的安全稳定。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愚民政策是和这个时代的不相适合的。现代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也是一个大数据时代，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住。这样的错误理念背离了对罪犯实行“惩罚与改造”原则，罪犯知道的越少，则意味这其在改造的过程中凡错误的几率就高，即使刑满释放，步入社会，重新犯罪的几率也高，这和监狱提出的“提高改造质量”的宗旨是矛盾的。

其实，监狱应该把罪犯维权意识看成一只“牛虻”，把它看成促进工作的运作的一种监督。这样才能不会纵容侵害，避免侵害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香港的监狱管理部门现在称为“惩教署”。是由原先的“监狱署”更名而来的，从名称的更换也体现了香港监狱管理理念的转变，监狱由原来的单纯的关押罪犯，向感化矫正罪犯转变，这是一个质的飞跃。监狱管理部门掌握着国家的公权力，在法律上，罪犯的法律地位是不可能与之同日而语的，社会上普遍会受古代把监狱以及影视的影响，先入为主地认为罪犯的权利容易受到侵犯，罪犯也会遇到申诉无门的境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香港建立了囚犯权利的保障机制。

为保证罪犯有畅通的申诉渠道，能够提出申诉并能得到有效的解决，香港政府设立了专门外部申诉机制。主要有五种外部途径：太平绅士、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申诉专员和非政府组织。申诉专员的工作最规范，也成为了囚犯投诉的主要渠道。

仅仅有好的制度还不行，整个香港社会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市民普遍公民权利意识素养很深，香港的监狱对监狱的工作人员的教育也很到位，也很在意培养罪犯的权利意识，所以罪犯的权利意识很强，常常为一些很小的事而提出申诉。

5培养罪犯的守法意识

近期以来，在押罪犯普遍存在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思想。针对这样现象，必须对罪犯进行法制教育，打击其有法不依，有规不遵的不良倾向。为了增强罪犯的守法意识，对罪犯的改造必须同法制、道德、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对罪犯进行法制、道德教育，重点是进行认罪服法、道德修养和人生观教育。目的是使罪犯知法、守法、服法和提高道德水平。

法制教育主要是组织罪犯学习《宪法》、《刑法》、《刑事讼诉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以使其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犯罪的刑事责任等刑法的基本内容、刑事诉讼制度，以及关于婚姻、家庭、人身和财产权利等民事基本法律。在此基础上使他们分清合法与违法行为的界限、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界限，充分认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责任，从而认罪服法，自觉接受改造。

道德和人生观教育主要是抓住与罪犯切身利益最为密切的问题，如理想、幸福、良知、苦乐、荣辱、前途、婚恋、家庭等问题，教育他们懂得什么是正确的社会公德和价值观念，从思想上划清光荣与耻辱、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劣、美好与丑恶的界限。同时密切联系本人的情况，总结他们犯罪的教训，进行个别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有效地转化罪犯的思想。

第四篇：生态公民论纲范文

生态公民论纲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1-20 15:59:00 ] 作者：杨通进 编辑：studa0714

摘 要：生态公民理论是20世纪末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笔者首先简要介绍了斯廷博根和多布森的生态公民理论，继而从生态文明视野的角度阐述了生态公民的四个重要特征：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

关键词：公民身份；生态公民；生态文明；世界主义

Abstrac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y has become a branch of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since the end of 1990s.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ies articulated by Bart van Steenbergen and Andrew Dobson, and then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The author argues tha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is the citizenship wit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cosmopolitism, and ecology.

Key words: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smopolitism

一、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起

加拿大学者金里卡和诺曼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话题是社会正义，80年代讨论较多的是社群与社群成员身份，而90年代政治理论的焦点则是公民和公民身份。[1]英国学者斯廷博根也认为，公民、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和问题，如贫困、族群认同、跨国移民、女性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似乎都可以通过公民身份的视角富有成效地加以分析。[2］1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研究氛围也蔓延到了环境政治、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领域。生态公民问题逐渐成为这些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从生态公民理论角度探讨环境保护问题的论文和著作相继发表和出版，成为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景观。①

斯廷博根于1994年发表的“迈向全球生态公民身份”是较早探讨如何理解生态公民之意涵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该文中，斯廷博根分析了理解生态公民概念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扩展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认为，公民身份问题主要是一个权利享有者资格的问题。根据自由主义公民理论的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把权利享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后代人以及动物。例如，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就认为，动物（至少是高等哺乳动物）和人一样，也是生命的主体，是内在价值的拥有者，因而，它们和人一样，也是基本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的拥有者。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未来后代，这是权利扩展运动的又一个成功范例。但是，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和非人类存在物，超出了正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应用范围，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们如何能够以及应该在这方面走多远，这将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2］167

第二种模式是扩展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权利和资格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公民的美德、责任和义务的问题；公民的首要特征是对共同体的认同、忠诚、责任与义务。根据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这种责任向自然世界的延伸。”[2］167共和主义的生态公民理论强调扩展责任范围的重要性；它要求人类把自身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自然的进化。

第三种模式是扩展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主义的生态公民身份理论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与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综合，既关注生态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更强调生态公民身份的全球维度。斯廷博根认为，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全球生态公民。第一种是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这种生态公民强调环境问题的全球维度，承认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性，并认识到全球合作与联合国体制对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主张改革现有的国际关系，加强并改善联合国在解决全球事务方面的功能与职能。全球改革者把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增长作为中心目标，认为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就能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因而，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具有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特征。第二种类型的生态公民是地球公民。如果说全球改革者关注的是对全球环境的管理与控制，那么，地球公民关注的则是对地球的关怀和关爱。地球公民强调地球作为养育者、作为栖息地、作为生命之根、作为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地球公民是对地球充满感激之情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在斯廷博根看来，扩展权利主体范围的模式“是否富有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而扩展责任范围的模式似乎是更富有成效的。扩展责任范围的生态公民模式试图在参与的基础上与自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但是单纯的责任扩展模式也是不充分的，只有把以参与为核心的责任观念与强调关怀地球的地球公民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建构起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公民理论。[2］173

英国学者多布森教授的《公民与环境》是迄今最为系统地探讨生态公民理论的学术专著。该书的“导论”说明了研究生态公民理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第一章“走向后世界主义”，从全球化的非对称性影响出发，分析了“对话型世界主义”和“分配型世界主义”的局限，并指出了走向后世界主义的必要性。第二章“公民身份的三种类型”，分析和说明了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与后世界主义的公民理论的主要特征（表1）。第三章“生态公民”，详细阐述了多布森教授所理解的“后世界主义生态公民理论”的具体内容。第四章“自由社会的环境可持续性”，探讨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中立性是否相容的问题。第五章“公民、教育与环境”，从自由主义角度为英国政府把“生态公民教育”纳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程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和说明。

多布森所理解的生态公民是后世界主义公民的典范。生态公民理论拥有后世界主义公民理论的所有特征。首先，它强调责任而非权利，而且，这些责任不是互惠性的。因而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与自由主义公民理论和公民共和主义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迥然有别。后两者所理解的责任主要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互惠性的责任。其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不论是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都应遵循某些公共的道德规范，因为人们在私人领域的行为（如家庭的消费模式与个人的生活习惯）会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则认为，公共的道德规范只适用于公共领域，不适用于私人领域。再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美德是公民身份的核心构成要素。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只要求公民遵守法律，认为美德对于自由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它所理解的美德主要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美德，例如勇敢、正直、节制、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等。这些美德与军事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具有明显的阳刚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美德主要是公共领域的美德。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美德（如公正、关怀、同情等）既包括公共领域的美德也包括私人领域的美德；这些美德是阴柔性的，与军事活动无关。最后，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主要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则是超越了国家界限的所有人。由于其他的生态公民与我们自己并不一定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因而生态公民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公民。作为生态公民，“我们不仅对彼此是陌生的，而且对彼此的生活地点以及生活年代都是陌生的”[3］106。因此，生态公民是世界公民。

《公民与环境》一书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根据“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来理解生态公民之责任和义务的具体内容。生态足印指的是我们在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时所消耗的生态空间（ecological space）。生态空间既包括我们所消耗的物质产品的数量，也包括需要用来吸收废物的自然空间的数量。我们可以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平等分配的原则来确定每一个人或共同体可以合法享有的生态空间的总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足够的、与他人同等的生态空间。多布森认为，从全球范围的角度看，生态空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人们留下的生态足印也是有差别的，因而，生态公民所负有的生态义务也是有差别的。“只有这样一些人才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占有了生态空间，以致妨碍或损害了现在和未来的其他人追求他们的重要目标的能力。”[3］120由于一个人留下的生态足印会影响到其国界之外的其他人和未来的人们，因而，一个人对其他国家的人和未来的人都负有道德义务。多布森指出，生态公民的义务不是对称的。“如果我的生态空间超过了可持续的规模，那么，我的义务就是减少我的生态空间。要求某个在生态空间方面处于赤字状态的人也相应地减少他的生态空间，这是荒谬的。”[9］120-121同样，生态公民的义务也不是无限的。“生态公民之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乃是由于生态空间的不公平分配。一旦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得到校正，生态公民的义务也就停止了。”[10］121要具体地测算和平等地分配每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拥有生态空间的数量，虽然具有一

定的操作难度，但是生态空间的概念确实为我们确定生态公民的生态义务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科学标准。

二、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公民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的政治结构以普遍人权和全球正义为基础，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基本需要之满足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主义取向。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助手。生态文明的有机自然世界观突显作为整体之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突现关怀、责任与和谐的价值，倡导理性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

这种全新范式的文明不会自发地出现。它的出现离不开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意识的现代公民的自觉追求。具有生态文明意识且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之建设的现代公民就是生态公民。生态公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基础。只有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公民意识中加入生态公民的新元素，并在器物（技艺）、制度和观念层面系统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最终才能由理想变成现实。

作为生态文明的主体，生态公民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第一，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和国家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本质特征。拥有公民身份即意味着拥有了获得某些基本权利的资格。权利不仅为作为个体的公民提供了自主的空间，还为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提供了一道保护性的道德屏障，使得个人能够免于他人或国家的干涉或伤害。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及其合法性基础。由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基本权利的合法拥有者，因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被称为普遍人权。人权的范围是逐步扩展的。第一代人权以政治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安全权等；第二代权利以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主体，包括福利权、工作权和教育权等；第三代权利以集体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与环境权等。根据对人权扩展历程的这一理解，环境人权是第三代人权的重要内容。

环境人权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质量而逐渐被人们所认可的一项新的权利。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首次建议把“人人享有不损害其健康和福利之环境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有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次年，欧洲人权会议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也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加以确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再次确认：“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环境意识在全球范围的普遍觉醒，环境人权已经成为一项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共识，并逐渐被落实到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法以及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

作为一项全新的权利，环境人权主要由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与程序性的环境人权构成。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主要包含两项合理诉求：一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环境善物（如清洁的空气和饮用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居住环境等），二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不遭受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健康的环境恶物（环境污染、环境风险等）的伤害。程序性的环境人权主要由环境知情权（即知晓环境状况的权利）和环境参与权（即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两个部分组成。明确认可并积极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这些环境人权，是生态公民的首要特征。

第二，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不是只知向他人和国家要求权利的消极公民，也是主动承担并履行相关义务的积极公民。《人类环境宣言》在肯定人类对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环境拥有权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形式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特定义务有三类：一是遵守已经确立的环境法规，二是推动政府制定的相关环境法规，三是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主动实践生态文明的各项规范。从其性质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义务具有非契约性（不基于公民之间的利益博弈）、非相互性（对后代的义务不以后代的回报为前提）、差异性（那些对环境损害较大的人负有较多的义务）等特征。

生态公民还是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密不可分。单个地看，公民的许多行为（如高消费）既不违法也不会对环境构成伤害。但是，这些看似无害的行为累积在一起，却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公民如何约束自己的这类行为，主要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是，公民在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却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公民的消费方式对商家是否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因此，对环境保护来说，公民的消费美德以及私人领域的其他美德（如节俭）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政府的环保措施是有限的，环保法规的制定也比较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需要采取主动行为，积极参与环保事业。这种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各种民间环保活动，二是推动政府加快环保立法。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离不开美德的支撑。

在创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现代公民不仅需要具备传统公民理论所倡导的守法、宽容、正直、相互尊重、独立、勇敢等“消极美德”，还需具备现代公民理论所倡导的正义感、关怀、同情、团结、忠诚、节俭、自省等“积极美德”。生态公民的这些美德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创建的前提，也是这些制度体系得以良性运行的润滑剂。公民如果不能养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美德，生态文明即使能够建立起来也难以长久地保持下去。

第三，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大都具有全球性质。环境问题的根源具有全球性。许多国家（特别是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都是由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起的。发达国家的消费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没有国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全球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其他国家的配合与协作，单个国家的环保努力不是劳而无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形式。

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以全球意识的觉醒为前提。全球意识的核心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一种强调每一个人的平等价值、突现对每一个人的义务的价值观念。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西方传统的人类共同体观念，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都是世界主义理念的不同表现形态。(注： 具体参见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和赫尔德的《世界主义：观念、现实与不足》（赫尔得、麦克格鲁编的《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强调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平等的道德价值，强调平等地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人，强调优先满足基本需要，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伦理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边界在法律和道德上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全球公民身份的挑战。国家或民族的界限不再是权利和责任的边界。

在世界主义看来，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基于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共同体。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只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所决定的偶然事实；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这才是一个更为基本和更为重要的事实。在确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时，国家界限并无决定性的道德意义。作为整体的人类才应当是我们认同的首要对象。[4]因此，世界主义强调个人之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强调人类成员之间的价值共享、相互尊重、普遍义务、彼此关心和团结互助的重要性。它要求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负有义务的同胞来看待，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促进人类整体福利的责任。

生态公民清醒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维度。他们不再把国家或民族的边界视为权利和责任的边界，而是在世界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积极地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倡导全球民主与全球正义。具有世界主义理念的生态公民不仅关心本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积极地关心和维护其他国家之公民的环境人权，自觉地履行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积极推动本国政府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一方面直接参与各种全球环境NGO（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致力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

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是全球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不平衡、不对称的进程。政治的全球化往往落后于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给全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尚未得到全球政治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将有效地弥补全球政治的不足，并对跨国公司不关心全球环境的行为构成有效的约束。全球消费者手中的货币是引导跨国公司最重要的“选票”。强大的全球环境NGO是推动和引导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博弈力量。因此，具有世界主义理念之生态公民在全球市场和全球政治博弈中的选择和承诺将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第四，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健全的生态意识是准确的生态科学知识和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的统一。生态科学知识是生态意识的科学基础，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意识的灵魂。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人们才会有足够的道德动力去采取行动，自觉地把生态科学知识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价值观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发动机和牵引器。

整体思维和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两个重要特征。整体思维要求人们从整体主义世界观的角度来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能依赖单纯的技术路径。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创新，更需要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相应变革。环境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环境破坏问题，它与贫困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等密不可分。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构成了复杂的“问题群”。对于这些问题群，必须采取综合的治理措施。环境保护所涉及的也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只有同时调整好这三种关系，环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整体主义世界观还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部分之间保持着复杂的有机联系。人类对生态系统之整体性、变化性与复杂性的认识和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在干预自然生态系统时，必须要遵循审慎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要为后代人的选择留下足够的安全空间。

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人类依赖自然提供的空气、水、土壤和各种动植物资源而生存。现代科技虽然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直接依赖程度，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这一基本前提并没有改变。神奇而美丽的自然还能抚慰人类创伤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对于这样一个养育了人类的自然，现代公民应怀有感激和赞美之情。

尊重自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并维护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尊重自然的前提是认可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既不对自然顶礼膜拜，也不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臣民和征服对象，而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合作伙伴。尊重自然的理念与环境人权并不矛盾。人们对之享有权利的对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部分构成要素以及自然提供的部分“生态服务”。作为整体的自然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对环境人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所有者。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保护了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环境人权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总之，具有上述特征的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生态公民的培养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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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WILLKYMLICKA,WAYRENORMAN.Return of the citizen: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J］.Ethics, 1994(104):352.

［2］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条件［M］.郭台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

［3］DOBSON A.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4］辛格.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M］.应奇,杨立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71-181.

第五篇：心理学论纲

心理学论纲

在古代的印度和中国，各大宗教的思想家通过对经典的微言大义加以诠释和组织建立了一系列体大思精的形上学体系。在近代中国，这一古老的思想传统因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获得了新生。以唯识学的观念诠释儒家原典《周易》，熊氏成功地将作为东方思想之两大支柱的儒学和佛学结合在一个浑然天成的理论系统之中。概而言之，新唯识论以为

作为本心的纯白之意在沾染感性经验的客尘后即迷以逐物，由此将思绪湍飞的内宇宙混同于森然万象之外宇宙；本心一旦与经验记忆相合即生“辟”与“翕”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势用:辟势表达为发动意识行为的隐微的意向性，翕势则显示为赋予纯白之意以形质的理性阀限；只有即流行而识主宰，于迹象而证真常，方可领略本体寂而能化。静而谲变的复杂面相。冯特以来的现代心理学之主流注重观察者与观察物的分离，而传统的东方心性论只以观察者的主观内省为依归——前者主要研究普通的心理现象，后者则大量涉及特殊的宗教经验。作为东方心性论之大成，新唯识论的整个理论系统象是结合著精神分析学的人格结构学说进行现象学的心理描述——由灵明悟性所体验的本体浑然至善，不同于情欲沸腾之“伊德”，故而可为个人灵魂解脱的依据；而解释意识行为的翕辟成变论又兼摄意向之张与理性之敛，较之纯任辟势的意向性学说更为严谨周密。我将尝试以西方心理学的的形式改造新唯识论，进而以之为核心将这一独特的思想体系扩展至文科的其他分支领域。

在弗罗伊德之前，崇尚理性的西方思想界一直倾向将忆想思维的醒位视为自我的本然状态；与之不同，东方人在《易传》和《奥义书》的时代即已意识到醒位只是更为原始的熟眠位在结合经验记忆之后的异变形态。在无梦的熟睡中，“我”回到了闻见未染。思维断灭的原初状态；此时，作为本心的纯白之意因蜕去感性经验的外壳而呈现本来面目，只以无知之知证会无相之相。寂然不动的主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醒觉之后，“我”即依止外在闻见和先前意识以历时顺序熏染而成的经验结构展开思活动--清醒状态下的意动深受经验理性所含藏的翕势之牢笼。思之时犹如心灵之眼的内自我实为感性经验隐含的五识之见分在意识宇宙所投射的幻影--它认同外在的五识身，从而凭藉经验记忆计度分别种种名相及其实指。形象的感性经验属于时空之中的个体生命，而抽象的名言符号则属于包含无数跨越时空之个体的文化生命——在忆想思维的过程中，后者必以前者为依托。“我”所以能在思考时熟练地使用“房屋”这一名言是因为个人的经验记忆含有不计其数的楼房屋舍的具体印象。外在的五识身须以意志克服肉体的惰性才能站立起来，而作为五识见分之幻影的内自我亦须以相同的意志克服精神的惰性才能展开忆想思维。就寝之后，随著支撑五识身之意志的消失，伸张的辟势终于挣脱翕势的约束--当此之际，“我”犹如松弛的弹簧，开始在自动力用的牵引下进入光怪陆离的梦境。意识清醒时，主体每以情节完整的事件为记忆的单元；职此之故，在全整的经验结构解纽的梦幻中，意动的惯性总是自然而然地接著偶尔呈现的念头编织可为“我”接受的故事情节。这是当事人向自己讲述的故事，所以“我”时常作为主人公出现于形形色色的梦中——主角为第一人称的小说似乎源于相同的心理机制。梦境呈现时，辟势极度膨胀，但仍受制于先前的梦幻内容。经验记忆的抽象理路以及与当下意念密切相关的记忆片段。梦中之“我”误以先前的梦幻内容和与之相衔的脱序的记忆片段为全整的经验结构，故而总是执幻为真，将心意识变显得虚无飘渺的境相认作客观实际。一旦苏醒过来，君临全整的经验结构的主体即刻证知梦之为梦。

本心犹如蕴含丰厚的种子，由经验记忆之滋养发育成长，形成因人而异的人格气质。多血质的人翕辟二势均甚强旺——辟势始终居于主导，在与翕势和谐互动的过程持续产生敏锐而灵活的应变心智。胆计质的人则辟势强而翕势弱，意向之张与理性之敛难以协调和合。是故主体时常因外部刺激而失控，爆发短促而激烈的情绪反应。作为心理活动之理性阀限的翕势在外倾性气质中处于被动的客位，而在内倾性气质中则进据能动的主位。黏液质的人翕势强而辟势弱，理性的过度抑制造成保守闭锁的心态。表现为性格内向，对外部刺激反应迟钝。抑郁质的人一如多血质的人翕辟二势均甚强旺——只是翕势居于主导，不断引诱辟势逆向发用。反映在心理活动上则是沉郁而深刻的情绪反应。就个人心智发育而言，幼年时代辟盛于翕:此时，内心浑沛的意蕴使“我”耽于幻想，不务实际；而言谈举止则天真浪漫，无所绳检。理性的抑制力随著经验的累积日益成长，到了成年时代一变而为翕盛于辟:当此之际，“我”遇事每能深思熟，斟酌利害；而言谈举止则老成持重，不逾规矩。幼童所以长于记忆是因为纯白之意黏附感性经验与意识内容的能力较之外敷经验结构之意为强，成人所以长于理解则由于以名言为载体的抽象思维须以经验记忆所含具体印象为依托。形象的“花卉草木”乃个体生命之记忆，而抽象的“花卉

草木”则为文化生命之记忆。芸芸众生皆由语言文字之视听濡染外在的文化意蕴，而唯有人类中的天才方能经深刻的内心体验与文化生命融为一体，进而使之生发全新的意蕴。成人凭其经验理性懂得只有以意志节制童稚的冲动才能获取长远的利益。这追逐个体利益的“理性心态”在有著千百年历史的文化生命看来可能仍然无异童稚的冲动。文化生命先是以内化于心的道德观念

告诫它的成员勿妨群体福祉，如若无效则只能以代表其意志的礼法令加以节制。

我们对翕辟成变的机制已有粗略的认识，若欲深入探究内宇宙的奥秘就唯有具体分析意识层面变化密移的心所或心数。心所依其性质可分为意指对象明确型与意指对象缺如型两类——前者包括妒、谄、讹、乔(做作)、惊、惧、忧、疑、悔、喜、怒、爱、恶等十三数，后者则包括苦、烦、痴、羞、惭、哀、乐、贪、悭、谦、傲、懈怠、精进等十三数。

妒数:认同外在五识身的内自我自觉有与某公争锋的某种资格，而实际表现却不如对方，遂将自伤之感转化为怨憎意指对象的情绪。妒数翕辟二势均甚强旺。

谄数:内自我出于自利的目的思忖应如何讨好意指对象——“谄”指心态而非行为。此数呈现时主体浮上下意识表层的经验结构，是故翕势炽盛，完全牢笼了辟势。

讹数:自我思量应如何掩盖真相或歪曲事实以欺瞒意指对象，从而使自己获得利益。此数翕辟成变的机制略同谄数。

乔数: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将不可告人的动机加以掩饰以缓和内心的紧张与不安--这不可告人的动机多属违背社会公德的利己心思。乔数翕盛于辟一如谄、讹二数。

惊数:与个人经验理性相矛盾的信息突然呈现，使“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震动。此时，翕势的突发性紊乱造成辟势急剧收缩，由此生发短促而强烈的心理反应。

惧数:主体对意指对象危害自身的可能感到紧张。辟势因“我”之不安开始向内收缩，而心理反应的强度较之惊数则有所不及。

优数:主体因自身或与之相关的人事前景难侧而感抑郁不安。此数翕势较盛，压迫辟势向内收缩，而心理反应的强度较之惧数则有所不及。

疑数:“疑”常与“惑”联用，实则含义略有不同——内自我感到记忆中的特定状况或与事实不符为“疑”，而对特定状况是否属实把握不定则为“惑”。此数翕盛于辟，与思量之相相伴而生。

悔数:“我”对以往错误决策造成的后果深以为憾，但愿时光倒流，能有机会重新作出抉择。此数翕辟成变的机制略同忧数。

喜数:主体由意指对象感觉轻松快意为“喜”。当此之际，伴随辟势之伸张，内自我忽然解脱了翕势造成的凝重氛围--因伸张力度不同而又“稍喜”、“大喜”之别。

怒数:主体对意指对象宣泄强烈不满为“怒”。当此之际，辟势借助发作之势突破了理性的抑制阀限--因发作状况不同而有“愠怒”、“狂怒”之别。

爱数:指内自我将依恋之感倾注于特定的意指对象，与喜数之区别在于前者无我而后者有我。此数一旦呈现，主体即可领略辟势和缓伸张带来的难以言传的温暖之意。

恶数:指内自我对意指对象怀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拒斥心理。此数一旦呈现，主体即可领略与辟势收缩相伴生的某种近乎生理反应的不适之感。

苦数:心意未遂引发某种类似味觉之苦的抑郁情绪，其形状平缓而持久。此数之辟势因所愿为翕势否决被迫收敛，使得主体深感不适。

烦数:内自我因难忍记忆中的特定情境而不安于位。此数之翕辟二势相互讦格，由此破坏了各自稳定的性状。

痴数:内自我因精神过于专注而对外界信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数翕势甚盛，而生发者仅为经验结构的某一狭小区域。

羞数:对人际交流有恐慌感，“我”希冀能在闭锁的环境里单人独处。羞数呈现时，辟势在翕势的引诱下向内和缓收缩。

惭数:因良知的谴责而不安于位，“我”直有无地自容之感。羞。惭二数之区别在于前者对人而后者对己。惭数呈现时，辟势在翕势的刺激下逆向伸张。

哀数:念及自身不幸的际遇，内自我不由得兴起强烈的自伤之感。哀数的成因是辟势逆向伸张造成下意识深层的波动。

乐数:瞬间解脱经验理性的束缚，内自我感到了难以言说的精神上的松弛。乐数的成因是翕辟交运的紧张状态由特定的因缘忽然化为乌有。

贪。悭二数:主体对记忆中不属己有的物事执著不舍为“贪”，对为己所有的物事执著不舍则为“悭”。前者之辟势在翕势的引诱下向外伸张，后者之辟势则在翕势的压迫下向内收缩。

谦。傲二数:主体对自己的评估低于实际为“谦”，高于实际则为“傲”。前者之辟势因文化教养之裁抑向内收缩，后者之辟势则由自然本能之激发向外伸张。

懈怠。精进二数:“我”当困乏之际即随松弛的意志进入休眠，而在神旺之时则由凝聚的意志苏醒过来——这一生理特征在清醒状态下表现为一对相反相成的心所。翕势所含惫怠懒散之根性在前数中引诱异化为内在意志的辟势持续松弛，而在后数中则激发其不断增强。

最后探讨的是信仰。认知。艺术创作及审美等人类基本的精神活动的心理机制。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通常包括创教者。经典。信众三个有机层次，在经典与信众之间或者尚有作为其媒介的僧。创教者以独特的人格塑造了宗教信仰的原初形态，这意蕴浑沛的精神生命在其肉身羽化后即依托经典长存天壤，成为千千万万信众确立正信的依据。当真诚的信众由经文之指引证会创教者不死的生命时，他们开始因内心的感动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最原始的“我”融入这玄妙莫测的意蕴中，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的满足。在宗教系统中，信众并不总是被动的接收者，有时也作为能动的一方参与信仰的塑造。比如，佛教的观音和天主教的圣母在各自宗教的经典中并不突出，但因信众对于母爱的心理需要而分量陡增，一跃而为地位尊崇的主神。在信仰兴起之际，伸张的辟势煽起人们追求真知的热情——对教义的执著不可避免地导致派别的纷争和新宗的创生；而当信仰衰弱之际，凝敛的翕势则造成求同存异。不求甚解的风气——社会人心因像法的流行变得理智圆滑而无所执著。信仰源于对下意识深层本心的体验，而认知则无法脱离表层的经验结构。认知行为发生时，“我”必专注于特定的经验记忆并以名言的形式对隐含其间的问题加以思索——实质是在下意识的意蕴中寻求与之对应的所以然之理。是故认识的真伪不仅系于记忆所储相关信息的可靠程度，而且还与思维的过程中翕辟二势的强弱密切相关。炽盛的翕势使“我”思周全，由此避免了错误的出现；强旺的辟势则使“我”灵感泉涌，时能开拓全新的思路。就认知方式而言，文理两科即因学术性质的差异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鸿沟。理科的进步端赖实验观测的成果——肉眼可视空间的超越带来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信息，而翕势日新月异的更新则使得辟势不得不被动地随之发用。感性经验永远居于无可争议的裁判地位，“我”之论断未经自然或人为之“客观实际”的检验便不得认以为真。与之不同，文科所研究的是与人之类存在紧密相连的人文现象——唯有当其中的文化意蕴融入本心时，遍计所执之“我”才恍然大悟，理解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若以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处理文科问题，则人文精神必然沦为一如自然现象的死物。文科在性相上似乎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而与后者较为邻近。没有什么比艺术创作更适于表现人类的精神自由。当“我”沉浸于创作的迷狂时，辟势挥洒自如地借用经验记忆的素材变现出令记忆感到陌生的美妙意境——并未赋闲的翕势则麻醉了自己清醒的意识，只以恍惚记得的经验印象的条理帮助搭档合理布局。可以说真正的艺术创作总是一方面超越了生活的经验而在另一方面又不违生活的常理。艺术创作乃本心之外在显扬，艺术鉴赏则为本心之内在体验。主体在感知艺术作品的外观时必然驻于下意识表层的经验结构，而当生起美感之际已由它所体现的文化意蕴回到了自己无思无为的内心深处——这一过程发生于刹那之间并且一再重复，使“我”得以不断重温返朴归真的精神快感。“美”作为高尚的精神享受从不拒斥较之低级的感官享受——带来感官愉悦的未必同时带给“我”美感，但带给“我”美感的却往往同时带来感官的愉悦。唯有具备高度文化修养的灵魂才能与意蕴深厚的艺术作品发生相互之间的精神交流--此即普通所谓审美经验。（好范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