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文字改革教训范文大全

第一篇：新疆文字改革教训

新疆文字改革教训

近日读了《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2008年8月第一次印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对其中涉及新疆民族文字改革一章印象深刻。我为那次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最终导致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功亏一篑而扼腕叹息！这也可以看出，在新疆历史上，地方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生存土壤还是比较丰富的，其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与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地方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很多时候，这种斗争甚至是隐形的，经过伪装了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曾在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和蒙古族的部分中小学里，推行过以斯拉夫文字为基础的文字改革。到1943年盛世才统治新疆后期，随着他与苏联关系的最终破裂，就不再使用斯拉夫文字进行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了。

1949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进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改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作为国家指导文字改革的最高权威机构。改革最先是从汉字的改革开始的。1955年起，国家开始大力推广汉字简化，并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同时，也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帮助各少数民族进行文字改革。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为推动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也成立了对应的“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阿不都拉·扎克洛夫任乌鲁木齐市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主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贾哈达任伊犁州的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主任。可是他们提出的文字改革方案，竟又倒回到了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的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老路上。

1957年8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青岛举行，周恩来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历史的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取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二字的意思不同”。（作者引自《周恩来选集》第259-260页）

这次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新疆派去了赛都拉·赛普拉也夫、安尼瓦尔·贾库林、帕提汗·苏克尔巴也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瓦哈甫、达夏甫、阿满土尔、维吾尔·沙依热诺、巴塔等十多位代表参加。同月，自治区党委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厦召开会议，由赛都拉·赛普拉也夫等同志传达了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的会议精神。

1958年1月，周恩来总理又在全国政协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关于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总理说：‚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习的人随时查考不断校正自己的发音，收效才大……今后我们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是科学技术等方面广泛使用的，大家使用和接触的机会很多，学过之后就吧容易忘记。因此，采用这套字母，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好处……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其中有许多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进。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汉族用汉字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鲜字母的，还有用其他字母的。这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时候，应该以什么字母为基础呢？能不能就用汉字作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呢？过去曾经有人这样试过，没有成功，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几十个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这不仅对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是个障碍，而且印刷、打字、电报设备势必各搞一套，对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极其不利。……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那就应该确定这样一个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造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可以预料，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创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将有极大的利益。‛（作者引自《周恩来选集》）

1958年4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改革讨论会。会议明确规定了帮助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原则和方针，就是必须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拉丁字母进行文字改革，有文字的民族按这个统一的方针进行改革，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按照这个原则创制文字。

由此可见，各种有关民族文字改革的会议是密集的，国家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已经逐步制定了严格的要求和原则。但是这种正确的方针政策，各省的执行的情况却并不一样。尤其是在新疆，这个政策就没有得到贯彻与执行。格尔夏在书中披露：1959年，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作出决定：撤销原来的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先后由阿不都拉·扎克洛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赛福鼎担任，赛福鼎还兼任党组书记，格尔夏担任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艾里哈木·艾合塔木任。会议决定，立即在部分维吾尔、哈萨克学校进行新文字改革的试点工作。

由于新文字改革方案是国家文委研究会帮助制定的，且经过大批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修改，新文字改革方案已经达到了科学完善的程度，所以具体实行起来很少遇到技术性问题。但是在政府部门召开的各种新文字改革的座谈会上，新文字改革问题竟遇到了宗教及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强抵触和激烈反对，推行起来极其困难。

新疆石油局原副局长吉拉诺夫就借口新疆宗教界有人反对，攻击新文字改革是“卡伯尔”（异教徒）文字；还有人提出来，维吾尔文字应该以阿拉伯文字来进行改革；还有就是赛都拉·赛甫拉也夫、扎卡洛夫等人鼓吹的坚持用斯拉夫文字来进行文字改革。各种说法、借口、意见，归结起来，就是要千方百计反对以汉语拼音为基础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

最后，各种反对新文字改革的意见，由格尔夏汇报到了自治区领导和王恩茂书记处，王恩茂书记当即指示说：对那些认识模糊的同志，要耐心的分析、解释，通过说服教育来提高认识。赛福鼎同志亲自出面去做民族宗教人士的工作。他严肃地向二道桥大清真寺主持阿不都拉热合曼等人指出：要认真执行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能以歧视的口气把不信教的人称为“卡伯尔”，更不能说新文字是“卡伯尔”文字。

自此以后，新文字的改革工作进行的就相对顺利一些。1962年，自治区党委根据维吾尔、哈萨克文字改革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及时作出决定：在全疆维吾尔、哈萨克等各级各类学校和全疆机关干部及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

与此同时，各种新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也大量出现，以适应广大学生和青年学习的需要。各种新文字的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媒体有关新文字改革的宣传报道也是铺天盖地。一时间，在全疆在内，很快形成了一股学习新文字的热潮。据初步统计，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中，会读、会写、会用新文字的人数就达到了130万人以上。由此，1964年，自治区人代会通过决议，确定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文字，为维吾尔、哈萨克民族的法定文字。应该说，这种以地方立法方式定下来的事情，是不应该随意的、轻率的予以取消或废除的！在成功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的大好形势下，自治区“文改会”根据各民族群众的迫切要求，又起草了新疆蒙古族托忒改革采用拉丁文字的方案，也为柯尔克孜族创制了拉丁文字方案。可是，这些美好的愿望正准备实施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十年“文革”，这场以文化为名议进行的革命，非但没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反而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导致了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巨大倒退。

“文革”一开始，“文改会”的工作自然瘫痪。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进程也被迫中断，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疆民族文字改革工作也濒临夭折。十年“文革”的疾风骤雨过后，一股股强大的旧的习惯势力便携着宗教、文化及习惯的名义疯狂的卷土重来，竭力围捕而来，进而要扼杀这个新文字改革的婴儿。

1982年，那种在文化领域的种种倒行逆施的恶行已经结束了六年之后，全国各行各业均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时，自治区召开的第四届人大常委会上，赛都拉·赛甫拉也夫竟又旧话重提，突然提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废除了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新文字，恢复阿拉伯字形的维吾尔、哈萨克旧文字。历史再一次以貌似客观、民主的方式对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进行了一次耍弄！而且是以人代会举手表决的方式，是以多数人赞成的方式通过的。由此可见，当时这种地方民族主义的势力是何等的强大！

作者格尔夏也愤懑的诘问，“至此，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巨大成果，被完全、彻底地取消和否定。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工作夭折了，新疆民族文化进步的列车被拉上了历史的倒车。„„这是历史的大倒退！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悲剧。它使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的人民丧失了一次与祖国人民和世界文化接轨的绝好机会„„在全国正在兴起的改革浪潮中，新疆竟出现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反对文字改革的怪事，岂不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的确，语言、文字是人们相互交流相互传递思想感情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徽记，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有机地运行，就是靠彼此相通的语言文字。彼此相通的语言文字，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减少偏见和隔阂，走向共同进步，实现共同繁荣。但是，1982年的那次人代会却使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的人们丧失了一次与祖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轨的绝好机会。

那是一次教训极为惨痛新文字的改革，我们希望在新历史的时期，在全国19省市大力援疆的形势下，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确立的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背景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可否再来一次拨乱反正，大张旗鼓的制止倒退，让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重新走上阔步前进的正确道路！

原载作者博客2011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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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其实没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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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 16:06来自良心其实没坏的评论回复(0)

 云游的孤僧 赛都拉·赛甫拉也夫竟又旧话重提，突然提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违背既定程序、不留研究讨论余地要求举手表决是强加于人的恶劣作法，也不排除背后的策划运作。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咄咄怪事！

2月21日 16:36回复(1)

 云游的孤僧

有清一代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政策是历史的进步。中国沿袭前苏联，对少数民族地区“自治区”行政划分建制目前看来有调整必要。取消自治区，恢复省级建制，各民族一律平等。就笔者见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某地聚居少数民族若干，就要欺街占道，强买强卖，动不动抽刀子，逞凶斗狠，当地警察不敢管，老百姓不敢惹——成了有特殊法权的治外之民！这些人动不动就主动挑事，不怕闹大。团结是我们主观愿望，人家不愿意与异教徒团结，所以治理思路必须调整。

2月21日 17:19回复(0)

 水源之形

新文字1964年開始推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新疆維吾爾、哈薩克新文字普遍流傳、廣泛使用，並成為民族中小學課本標準用字。1982年被廢除，恢复阿拉伯字形的维吾尔、哈萨克旧文字。這怎麼能說“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最终导致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功亏一篑”？這是什麼邏輯？從1964年到1982年，新文字使用達18年，原來不習慣的，已經習慣。而重新改為老文字，使得新疆年輕維吾爾、哈薩克人中出現一批新的文盲——因為他們是學習新文字長大的。

2月21日 17:27回复(0)

 皞羲

嘎尔夏蒙古族，书中直言曾经的杀回灭汉等口号，而包尔汉的新疆五十年则没有明言这种口号，以错误的民族政策一笔带过„„共党也真有意思，活生生的把一场种族屠杀洗成了反抗起义，这种史观，我就呵呵哒了„

2月21日 17:34来自皞羲的评论回复(0)

 非常道

要认真执行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能以歧视的口气把不信教的人称为“卡伯尔”，更不能说新文字是“卡伯尔”文字。

2月21日 17:44来自非常道的评论回复(0)

 淡如菊

车同轨，书同文。必须将汉语汉字定为国语国文，并写进宪法。立法强制推广国语国文，任何形式阻挠将负刑事责任。

2月21日 18:12回复(0)

 包卫忠

书我在京东上买了一本。看完后感觉很厚重，也很敬佩格老！新疆人都应看看。

2月21日 18:54来自包卫忠的评论回复(0)

习五一

习五一的评论举报分享回复(0)回复 @包卫忠 :👍[休闲-鲜花] 2月21日 20:52来自习五一

回复 @包卫忠 :👍今天 00:24来自习五一的评论

第二篇：俄国改革的教训

俄国改革的教训

荣敬本

2013-1-24 10:46:27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

[内容提要] 20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种不同的过渡，其间有一脉相承的教训：过渡时期将是长期复杂又曲折的；市场是向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的途径；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行政命令作风来源于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危险是“制度真空”。对此我们应该加以借鉴。

[关键词] 俄罗斯 改革 教训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1)03-0011-1

一、俄国改革的历史前提

俄国的计划体制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体制的理论来源于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等级制的大工厂，这种大工厂能像钟表一样准确地运行，每个单位和个人要像齿轮和螺丝钉一样服从等 级制的中心指挥。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俄国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俄国的经济学界也要服从中央的权威。

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经济学界可以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在这种讨论中，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价值规律是否提供确定价格的基础，价格是按照《资本论》第一卷劳动成本确定，还是按照《资本论》第三卷生产成本(包括资本成本)确定。

2.价值规律应该被理解为马克思所说节约时间的规律，价格应该被理解为由最优计划确定的。

3.把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同市场联系在一起，市场往往同自由联系在一起，同中央的权威会产生抵触。

第一种讨论可能带有学究气，第三种讨论在政治上太敏感。实际上，第二种讨论更能得到中央权威机关的支持。

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俄国的数理学派兴起了，其代表为康托洛维奇、诺沃希罗夫和涅姆钦诺夫等，他们形成了最优计划学派。他们实际上是用社会工程师的观点来设计经济体制，以克服计划体制所具有的信息和动力结构上的缺陷，但是仍可以保留中央集中的决策结构。他们认为，用数学计划方法可以维持计划体制的制度框架，用投入产出 分析法可以使中央计划保持一致，经济增长模式可以使中央长期计划更有效。经济核算制可以使企业具有激励的刺激，地区发展计划可以使中央和地方发展计划平衡。

在康托洛维奇、诺沃希罗夫和涅姆钦诺夫等看来，用最优计划方法计算出来的影子价格就可以给企业确定最优计划任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计划当局必须给企业规定各种各样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在最优计划学派看来，可以用经济参数来代替指令性的计划指标，企业通过这些经济参数可以实现中央计划当局希望它们实现的目标。

用社会工程师的观点来看待经济体制，可以避 开许多政治敏感的问题，例如市场问题、企业的产权问题、等级制的政治结构问题以及涉及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问题，等等。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年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派是阿甘别吉扬的新西伯利亚工业研究所和莫斯科的数理学派(提出150天改革计划的沙塔林就是来自数理学派)，这两个学派实际上都受到康托洛维奇等数理学派的深刻影响。

戈尔巴乔夫特别把涅姆钦诺夫在60年代发表的关于经济核算的文章作为他改革的理论指导①。

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总书记后，批判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接着“改革”的调子愈唱愈高。1988年1月1日，苏联《国营企业法》开始生效，苏联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

苏联《国营企业法》的制订显然受到上述莫斯科数理经济学派和阿甘别吉扬新西伯利亚工业研究所的影响。《国营企业法》的中心是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并推行统一的经济定额。他们设想，将由国家来确定这种统一的定额，以便把国家的集中管理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作用结合起来②，把指令性计划改为国家定货，并发展批发贸易。

在苏联《国营企业法》公布后，事情并不像苏联体制设计者们所想像得那样顺利。

当时苏联的学者用一句乌兹别克民间的谚语来评价苏联《国营企业法》：“第一个钮扣扣错了，其余的钮扣也都扣错了”。苏联改革扣错的第一个钮扣是“推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因为，在市场不发展和价格不合理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做到企业自负盈亏的。因此，就出现了第二个扣错的钮扣，“保留控制数字和现在改名为国家订货的国家任务的指令性质”。因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名为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实际上企业愿意增加自己利润，而不愿向国家上缴利润，于是绕了一个圈子，又要保留国家上缴利润等控制数字和国家订货的指令性质。于是，第三个钮扣又扣错了，物资分配部门变成了“倒爷”。在保留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同时，又要发展批发贸易，其结果是把物资分配给地区物资部门，然后由地区物资部门倒卖给企业，让这些物资分配部门的倒爷大发横财。看来，顺序应该倒过来，先发展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合理的价格，然后才能反映企业的真正盈亏，也就可以取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才会发展企业之间的批发贸易，把物资分配部门改为真正的商业机构。凡事总有一个正确的逻辑顺序，改革也是这样。第一步走错了，只能错上加错，甚至一错到底。

错就错在不是把发展市场放在首位，因而不是把价格看作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看作价格制定者观念的产物。

苏联存在的种种价格扭曲现象归根到底是由计划体制造成的，合理的价格只能通过培育和发展市场才能解决，所谓价格问题实际上就是市场问题。现在靠体制设计者来建立统一的经济定额，人为地来建立价格、制造市场只能是一种空想。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是存在着发展市场的各种机遇的。在当时苏联的报刊上已可以看到发展市场的各种建议。例如，可以首先在与消费者服务有关的部门放开市场，如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等部门可以先行一步；或者对其中某些产品可以放开，例如某些农产品或居民迫切需要的建筑装修材料，等等；也可以在某些原来商品生产较发达的地区或加盟共和国作些试验；或者也可以允许国营企业把生产的部分产品投入市场，等等。

但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设计者们并没有抓住机遇。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仍然坚持统一的经济定额，力图把中央集中的管理同商品货币关系结合起来。结果是，企业的完全经济核算是一句空话，但企业留利和职工分红的欲望增加了，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控制能力削弱了，国家的财政金融情况日渐恶化，市场上的消费品和服务未见改善，影子经济和投机倒把日益猖獗，人民没有从发展市场中得到实惠，反而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原来的养老医疗保险得不到保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苏联社会处于危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计划体制已经失去了自动进化的能力，国家陷入了激烈的政治动荡之中。

三、没有疗效的“休克疗法”

激烈政治动荡的结果是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这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彻底失败。苏联解体后，在西方人士看来，俄国和东欧国家处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俄国财政经济情况已经严重恶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欧和俄国推行休克疗法，顺序是先在波兰试验，然后在俄国推广。

休克疗法(shock thereapy)又称大爆炸式(bigbang)的改革，又称为外科手术疗法。它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其中心是通过迅速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破除计划体制，创造一个市场经济。

他们认为，转轨过程是无缝的织物(seamlessweb)，必须一下子完成结构改革，不能没有有效的价格体系，要建立有效的价格体系不能不消除过度的需求，只有消除过度的需求，才能实现真正的结构调整，关闭那些缺乏合理基础的企业，出售国有资产，放开私营经济，建立破产制度，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他们提出的迅速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是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使本国通货可兑换，尽快放开价格，实行自由贸易，并实行私有化。

对于有人担心这种紧缩政策会影响经济增长，并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他们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重工业可能会下降，但是，服务业、住房和轻工业会加快发展，同时，在实行自由贸易后，外资会大量流入，人民生活水平会大大提高。

控制货币、放开价格，在联邦德国和日本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曾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隐性通货膨胀。遏制过度的需求，控制奖金和工资的过度增长，这无疑是在改革中应当注意的。但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和价格理论，能否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创造一个市场经济呢?

最早实行休克疗法的是波兰，其结果是经济严重衰退，国营部门工业生产下降25%，这是普遍衰退，而不是结构调整。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失业率高达25%，私营部门和国营部门的比例相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多发行货币，又引起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全面放开外贸、降低关税，使本国货币贬值，这无疑雪上加霜，进一步造成经济衰退，使 国内工业失去保护，而外国投资风险在关税降低的情况下大大增加。波兰经济学家波兹南斯基当时就指出，休克疗法没有疗效③。

俄罗斯并没有吸取波兰休克疗法失败的教训，其中有各种原因。从客观上说，俄罗斯财力已经空虚，实际上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因此，从相信数理学派设计的全面经济核算，一下子又转到相信西方经济学的巫术④，以为用这种巫术就可以建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发达社会主义跳到发达资本主义。

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指出：“如果政府没有保证建立起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就会出 现一种既非计划又非市场的状态，即出现一种体制性的真空。„„俄罗斯七大亨——俄罗斯的七个实业、金融、媒体帝国的首脑——把他们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政治影响，作为‘影子政府’在发挥着作用。变革的代价则由社会的大多数人来承担。„„极端的例子就是现在俄罗斯盛行的大范围的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对于缺乏财力的俄罗斯政府来说，它没有能阻止其幼稚的市场经济被笼罩在非正常的黑市经济之下。因此，俄罗斯的‘市场’是以利润私有化而损失社会化(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政治上无法维持的方式)的方式运行的。”⑤ 据科勒德克估计，俄罗斯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90年的52.2%。而反映现今社会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则大大增加了。

四、俄罗斯的私有化错在哪里?

在休克疗法没有收到实效时，想通过快速私有化来拯救休克疗法的失败，具体战略是：

1.第一步把国营企业改造成公司形式，把企业的产权集中在所有者指定的董事会手中。开始董事将由政府任命，随着私有化进程，再由私人所有者任命，为减少原企业经理和工人的阻力，可以从国际咨询公司等有经验的专家中挑选董事。

2.第二步是在每一个主要工业企业中扶植至少一个非财政投资者，这个投资者大概拥有20%的股份，这样能创造企业所有者的稳定核心。这个投资集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外国的，也可以是混合的，这个集团在公司董事会中可以有较多的代表，使这个集团在3-5年内能掌握这个企业。

3.第三步是让金融机构在公司监督和管理中发挥更多作用，让商业银行参股，并派代表参加董事会。新建立的养老金基金也可以参股，并派出代表参加董事会。一旦养老金基金会注册登记，可以同国际咨询机构建立合同联系。

他们认为，可以在几年内加快完成大企业私有化过程。在开始阶段，100%股票属于国家，然后可以按以下五部分加以分配。第一，把10%股票免费送给本企业职工。

第二，把5%股票以半价卖给本企业职工，再把5%股票留给企业经理和董事会成员。

第三，把20%股票用来建立新的私人养老金制度，以支付将来职工的退休金。

第四，把10%股票用于国营银行和保险公司资本化，商业银行也成为股份公司。

第五，把10%股票在全国成年人中分配，以显示其公平。分配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分配给投资托拉斯，由投资基金会分发给每个成年人，然后由投资基金会对这部分产权进行监督。另一种把股权认购书直接分配给每个公民，再向投资基金会购买 股权。

以上五个部分加在一起约占60%多，这时，国家还掌握35%股权。一年后，董事会可以改选，由商业银行、养老基金会和投资基金会派出董事。这时，国家可以考虑把自己的股权用招标办法出售给核心投资集团的问题了。

这种设计表面上看非常完美，经济学家理想中的企业制度一下子搬到东欧和俄罗斯来了。私有化的这种设计，同宏观紧缩的休克疗法一样，先在波兰试行，然后到俄罗斯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历史的巨大讽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靠统一的经济定额、间接的行政控制，出现了科尔奈所说的天真的社会主义改革家。而现在有人仍想可以通 过合理地瓜分国家资产，实现“人民资本主义”，涌现出一批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家。

政府和某些经济学家高唱着幻歌，而企业经理和工人是非常实际的，他们不愿意获得一张空头的自由交换的股权，而宁愿关心自己的企业，不致陷入失业和贫困。同时，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大多数是亏损企业，欠了银行许多债务，股权实际上变成了负债权，而国家实现紧缩计划，又不肯免除这些债务，势必造成企业产权“真空”。其结果是：

1.企业经理不知道未来的所有者是谁，就采取放弃企业的政策，以谋取私利，或者准备低价卖给自己的朋友。2.工人也不知道未来的所有者是谁，他们只关心不致失业，保证自己的收入，在通货膨胀和经济滑坡的情况下，他们同企业经理结成同盟，使国有资产任意消耗。

3.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所有者可能更坏，看到原来的一些共产党人不断受到查询，他们赶快把资产转移，也不可能安心经营。

4.这种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外国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他们收取了企业资产25%的咨询费用⑥。在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大大增加了。

以上情况是波兹南斯基教授根据波兰最初试验情况得出的结论。这种计划在俄罗斯推广时，能否吸取些教训呢?看来俄罗斯私有化的消极后果比波兰还要严重。

俄罗斯从波兰吸取的教训是，波兰私有化速度还不够快，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投资控制集团。因此，把俄罗斯最大的公司以大规模腐败的方式出售给了一小撮同政府有关系的人。这些人通过与政府的亲密交易或直接从政府窃取数以亿计的财富，然后用这笔财富以令人吃惊的低价从政府购进主要企业。极力促进私有化的改革者对出售主要企业过程中出现的腐败感到遗憾，但仍声称任何私人所有者都好于国家所有权⑦。

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公司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大量的内部 人自我交易。外部人通过股票获得公司控股权，并将驱逐好的所有者。这些不诚实的所有者的目的不是使公司价值增值，而是榨干公司的价值。

第二，恶化经营环境。这种内部人交易必然造成政府腐败，有组织的犯罪，规避法律被认为是正常的商业文化等等。在这种恶劣的经营环境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重组或改进企业的治理结构的。

第三，损害未来的改革。自我交易的肮脏的私有化在恶性循环中还会加重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因为新的所有者(有的已经与黑手党有联系)会将其财富用于贿赂法官和政府官员。腐败的官员和公司内部人开始联手抵抗未来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作者都曾经是俄国推进私有化的顾问，在事实面前他们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他们甚至提出了俄国某些大公司必须再实现国有化和再实现私有化的任务。

五、俄罗斯过渡时期的教训

整个20世纪，表面上看，俄罗斯经历了两种过渡，一种过渡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另一种过渡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如果把俄罗斯两种过渡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1.如何认识过渡时期。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苏联曾转向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 上次代表大会(指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完全一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决定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这种一致表明，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以不同观点来估计形势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惟一办法，这就是新经济政策。”⑧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有三项主要内容：(1)同农民建立等价交换的市场关系；(2)国营企业同私营企业进行竞赛，包括建立合营公司，既有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参加，也有共产党员参加，这种公司是一种可以正常开展市场竞争的形式；(3)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管理下的能满足人民和农民需要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有国家管理的市场体制。

但是，以后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退却，而改为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态势。实际上，改变了新经济政策的以上三个方面：(1)同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2)消灭任何私有经济，让国有企业垄断；(3)实行国家统一管理的计划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压制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是造成苏联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建立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全面最终的胜利。

因此，表面上看苏联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从体制上看是一种倒退。

正是这种过渡时期的理论造成了苏联体制的僵化。因为任何发展私有经济、开展市场竞赛、同农民实行等价交换等等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如果把这种过渡同新经济政策相比，那么，并没有进步，反而是倒退。首先，这种过渡从来不注意同农产品实行等价交换，同农民的结合，而是把一切资本集中在中心城市。其次，既不注意发展私人经济，又不注意发展国营经济同私人经济的竞争，而只把国营经济私有化为少数寡头垄断的经济。第三，在以上两个前提下，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管理的竞争性市场体制。

从俄罗斯的经验教训来看，过渡时期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过渡时期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过社会主义的风云变幻，从俄国的国情来看，列宁当年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惟一正确的选择，今天仍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仍然要把建立有国家管理的发达的市场体制作为自己的改革目标，作为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的目标。

2.向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的途径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市场本身。

俄罗斯除了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弄错了外，对过渡时期的手段也弄错了。在俄罗斯所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剥夺私人资本，强制推行国家工业化，低价收购农产品，要农民向国家缴纳贡赋，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所谓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俄罗斯所谓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推行休克疗法，并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目标似乎是发达的市场体制，但是仍然采用行政命令手段，企图用行政命令来制造一个市场，来创造一批私有企业，实际上是重蹈历史覆辙，只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竞争性市场体制之所以比行政命令体制好，就在于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市场化的改革中也是要靠市场，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各人将为自己的经济活动创造合适的经济框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偏好，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思想愈多。形式愈多，成功机会就愈多，社会的组织极其复杂，单靠国家来建立一种制度，搞一刀切，必然损害经济的发展。

3.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行政命令作风来源于它的政治体制。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从政治体制上重新恢复了以党治国的体制，即通过党从上而下任命干部的体制，或者叫做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体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在俄语中原义是职务系列，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苏联干部体制的特点就是任命制，实际上各级干部是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任命的。最近公布的档案资料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体制的弊端。

“实行一长负责制的做法逐渐蜕化成个人对部下的一贯正确„„不管愿意不愿意，一贯正确的做法必然逐级下传。我在选择自己的助手时历来是 一贯正确的，既然我对某人给予充分的个人信任并承认他有能力办好某事，那末我选出的人也同样具有‘第二级’一贯正确的属性和不接受任何批评(除我本人的批评外)的特权。一贯正确的第二级同样也会派生出第三级，第三级又会派生出第四级，以此类推，一直派生到一贯正确的通讯员和门卫，如果上司对我的工作满意，别人与我有何相干?这就是根据唯一的、无所不知和一贯正确的上帝的方式和面孔进行管理的官僚主义的主要本质。对于任何善于钻营或和了解机密的精明人来说，经过长期验证的一条捷径就是，‘巴结’、‘讨好’和‘骗取’一长制领导人的信任，然后千方百计地坚信自己的保护人是一贯正确的，一刻也不忘记和强调自己本人对他的忠心和为他献身的准备，只有如此，才无愧于上级的信任。如果这种做法做得极其巧妙，灵活和连贯，那么这位精明人即使作出让不精明的人受到枪决或至少被关进监狱的事也会消遥法外。”⑨

这种政治体制对俄国的改革，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干部体制下，很难出现敢于改革又善于改革、有创新能力的政治家，而容易出现听从上级命令的行政技术官僚和见长于权力斗争，把不精明的人送去枪决和关进监狱而自己可以逍遥法外的人。对技术官僚来说，很容易接受那些数理经济学或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体制的改革看作是社会工程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改革无非是按照某种设计的蓝图进行施工而已。而那些长于权力斗争者正好利用改革的口号来争夺资源，谋取权力。

4.改革的最大危险是“制度真空”。

在俄罗斯激进的改革中，其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以党治国的体制走向了它的反面，苏共解体了。但是，实际出现的结果是制度真空，这种制度真空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在政治方面，在共产党领导被否定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势力纷纷争夺政治权力。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可能致力于发展经济，扩大市场。相反，往往把经济上的许诺作为政治竞争的手段(例如把实现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时间长短作为盅惑人心的宣传手段)，这样，只能进一步导致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的混乱。

在经济方面，原有的公有制被否定，纷纷争夺公有产权，盗窃国家资产，导致腐败犯罪现象激增。

在思想文化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被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道德被一概抹杀，使人们变得精神空虚，变得自私和贪婪，这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都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

这里使人们想起了现代政党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伯克在200年以前的观点。伯克鉴于法国大革 命后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出现的制度真空，强调政党在治理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以党治国并不是人治，而是法治。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确立了行政命令的计划体制后，一直是靠номенкратура体制来管理国家，实际上是人治，而非民主和法治。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始终没有解决民主和法治的问题，最终导致自身的解体，造成制度的真空，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改革中的最大教训。

注释：

①参见Sutela.P.1991： Econom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SovietUnionr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②参见阿甘别吉扬主编《经济体制的改革》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页。

③参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5期。

④参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⑤科勒德克《从休克失败到后华盛顿共识》，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⑥参见波兹南斯基《波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载《波兰的稳定化和私有化》第32-33页。

⑦参见《俄罗斯的私有化和公司治理：错在哪里?》，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6期。

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3页。

⑨参见俄《历史档案》1992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所。

第三篇：《改革的教训》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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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教训》读后感

——党员固定活动日

总书记说过，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改革的教训》是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下应运而生的一本好书。原先只是把这本书当成“党员固定活动日”的一项任务，细读下去，不但填补了历史知识的缺憾，而且从中收获感悟挺多。

一、“慢慢来，比较快”

正史上提及隋炀帝，多数人都会说：昏君、暴君。这样的骂名，从一千多年前的隋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真正读懂历史的人，才知道，隋炀帝是中国古代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最著名便是科举制度的产生，是隋炀帝时期开创的。而最终隋炀帝功败垂成，并非“被政绩工程拖垮的王朝”，而是三征高句丽，疲累天下，引发了农民起义，给了既得利益集团可乘之机（关陇贵族集团）。

无论跑多快，总有跑不过去的东西。隋炀帝是那个时代的“闪电侠”，他不愿意停下来等一等他的国家和人民，于是就跑输了命运，他不懂“慢慢来，比较快”。

现实工作中，这句“慢慢来，比较快”同样适用。在铸轧生产运行上，不是想快就能像冷轧机一样从0提到600m/min，给定的速度，变化幅度最大只有0.5m/min好调整；立板条件不满足，温度达不到，强行出板，只有失败重头再来，与其花上两小时去再准备，不如花30min等待条件满足。所以对于铸轧来讲，只有慢工细活、细水长流、点滴积累，方能“比较快”。

对于日常工作、工艺技术等，需要“专注”，盯住一件事情推进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或一个问题攻关，也许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只要沉下心去钻研、摸透之后，才会“比较快”。蜻蜓点水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不能在时间分配、工作投入程度方面沿“T”型纵深发展，只会有“慢慢来”，不会有“比较快”。这与《活法》中的“有意注意”，有着相同的启示，所以“专注”很重要。

二、颜回“不贰过”

孔子有个得意门生叫颜回，别人很纳闷，这么多弟子中为何偏偏喜欢这个看起来傻乎乎的颜回呢？孔子的回答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颜回“不贰过”。所谓不贰过，就是不犯同样的错误。《改革地教训》其实就是一本错题集，为的是给今天我们国家的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不犯同样的错误。书中还列举了两个进城的故事，给人启迪。一是李自成进城，大顺政权迅速走向灭亡。二是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进城，1949年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时，毛以“进京赶考”说警示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说的就是李自成不汲取过去的教训，结果重蹈覆辙；毛泽东重视历史教训，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同样，“不贰过”适用于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安全生产方面，往往是吃了一次亏，还会再吃第二次，比如说铸轧溢铝事件；往往是听说了有安全事故发生，只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听过的人，也就当听听故事，所以同样的事情依然会有人以身试验，比如铸轧点火爆燃事件。“聪明的人从别人的事故中借鉴经验，愚蠢的人用自己的鲜血换取教训”，这样的话，我们听过不止一遍。如何吸取经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验、落实纠正预防措施，做到“不贰过”，始终是安全生产人的长久命题。

三、“一张蓝图抓到底”

历朝之所以会一朝不如一朝，走向衰败，正是因为一任一张“蓝图”，好的没有继承，政策没有落地，异声突起，执行力较差。这让我想起铝业李总抓安全生产时提过的“三个一”：一致行动、一个声音、一律从严。用在车间、部门、项目管理上，同样适用。只有上下齐心、一个声音、一致行动、久久为功，才能从负走向正！

四、正视不良作风

“一阵风”的忧虑、“抓小事”的异议、“走着瞧”的心态，不仅仅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大命题中，同样存在于我们每个党员、每个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中。搞活动、办事情不能前紧后松、虎头蛇尾，坚持不懈，把不起眼的工作都能坚忍不拔的去做，这种“持续的力量”才是事业成功的基石。鲁迅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中曾这样描述：

即便艰难，也还要做

愈艰难，就愈要做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冷笑家的赞成

是在见了成功之后。

用这段话，来反驳“走着瞧”的心态，再好不过了。而我们工作中的“冷笑家”，又何尝不是在“见了成功之后”才“赞成”的呢？ 类似的启示不胜枚举，时间仓促，不再一一列举。

宋盼 20170921 12:02结

第四篇：晚清军事改革的教训和启示

晚清军事改革的教训和启示

甲午战争爆发前，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晚清政府启动了以自强为宗旨、以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改革。这次不彻底的改革没有挽救晚清沉沦的命运，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标志而宣告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晚清军事改革教训惨痛，发人深省，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事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晚清军改取得一定成效

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开启了军事改革的大幕，意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打造“利炮坚船”和“利器精兵”，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这场军事改革在开阔军事视野、推行军事教育、培育军事人才、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借鉴西方军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历史作用不容完全抹杀。

军事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将近代西方枪炮和舰船技术引入中国，购买和制造了一些近代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洋务派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兵工厂。经过积极的引进和仿制，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军火器的技术差距缩短到10年左右。中国的舰船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接近西方水准。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主体武装力量已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火器化。以1888年北洋水师的正式成军为主要标志，晚清军事改革在海军建设方面达到了顶峰。

晚清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育多兵种军事人才，并聘请了英法专家担任军事智囊。在开明督抚大臣的努力下，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逐步建立起来。同时，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90余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北洋海军主力舰只的管带均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其中部分还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同时，清政府还设立了崭新的近代海军军种制度，并对陆军兵种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兼采英德等国海军制度优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军种制度确立的里程碑，代表了甲午战争前晚清军事制度改革的最高成就。

“只变事不变法”流于表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军事传统和保守战略思维的大国里，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洋务派能取得这些成就实属不易。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经不起真枪实弹的实战检验。

晚清军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军事改革没有触及军队战斗力提高的本质，盲目崇拜西方军事技术，在战争制胜根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模糊认识。军事改革仅仅停留在更新装备和改善教育训练的低层次上，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晚清改革者“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也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

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军事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多少建树。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把军事改革局限于技术层面，缺乏对战略层面军事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晚清军事制度十分混乱，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装备新式枪炮的军队仍旧维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依照旧军制，用陈旧的陆战思维方式指挥和管理新式海军，导致清军的整体战斗力在走下坡路。

军事改革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始终没有建立独立可控的国防工业。晚清改革30余年，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仍然薄弱，始终未能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直到甲午战争前，清军还不能装备国产的系列枪炮，导致引进的枪炮、弹药型号繁杂，维修和使用极其不便，严重制约了清军战斗力。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耗费巨资修建的9家舰船修造厂，相互之间不能配套成龙，导致了北洋海军维修保障能力低下，无法对战时受损的舰艇进行及时修复。火炮弹药等基本物资保障严重短缺，舰载火炮种类、型号没有统一标准，杂乱无比。

晚清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突破军事制度这个“瓶颈”。在旧体制的边缘实施改良修补只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成效，但难以应对真正的战争。

北洋海军“来远”号巡洋舰。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鹰”号鱼雷艇在内的日军舰艇偷袭威海港，日军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就击沉了包括“来远”号在内的三艘北洋海军舰艇。(资料图片)北洋海军“来远”号巡洋舰。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鹰”号鱼雷艇在内的日军舰艇偷袭威海港，日军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就击沉了包括“来远”号在内的三艘北洋海军舰艇。

日军改革彻底剑指清廷

甲午战争前，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不相上下；但从军事改革的角度观察，中国却落后于日本不止一个时代。日本的军事改革起步于明治维新时期，虽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标明确，总体筹划得当，改革措施坚决，取得显著成效，变革的速度和力度远胜于当时的清朝，形成的近代化战斗力直接体现在甲午战争中。

日本的军事改革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日本高举“脱亚入欧”大旗，倡导“文明开化”，强调知识的力量并不亚于武器的威力。日本效仿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皇权一系”的天皇集权国家，实行“武国”政策，形成了东西复合的军国主义。

日本大力引进西方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发展军事工业，打造近代化兵工厂。日本海军装备发展完全以清朝海军为参照系，着重提升舰队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总体实力实际上已超越吨位相当的北洋舰队。

日军全面模仿西方军队，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海军则师从英军。日本陆海军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观念，从思想观念、作战理论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完全吸取了西方进攻性、掠夺性、殖民性的军事理论精髓。

日本还大力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体制。1872年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分立。1883年把军队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实现了中央对军权的统一。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立起完善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

清军改革失败被动挨打

晚清军事改革没有进行周密筹划，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过程不连贯，结局很凄惨。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晚清政府缺乏对当时安全环境的准确评估、对安全威胁的应有警觉和对作战对手的清晰判断。清朝君臣们对“天朝”之外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充耳不闻，对世界性的军事变革趋势视而不见，军事改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宏观视野和内在动力。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的对手指向，单纯把军备建设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危机意识严重不足，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略决战茫然无知。

晚清统治阶层思想观念保守落后。洋务派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用夏变夷”等指导思想，企图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器”进行嫁接，通过修补改良的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导致了军事改革的畸形发展。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成为晚清军事改革的严重障碍，直接导致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积重难返。

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指导思想和通盘规划。洋务运动一度搞得有声有色，但由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在政治上层和国家战略层面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枢，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统一规划和全盘设计。清朝的海军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海军开建的10余年间沿海各省各自为政，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直到1885年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已晚于日本设立海军省13年。北洋水师更被视为李鸿章个人武装和政治资本，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和发展。

晚清的军事改革没有充足的资源保障。清政府起初虽有改革意愿，但陋病积习和战略短视导致对军事改革投入逐渐减少，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持久动力，其中以挪用海防经费大兴土木最具典型性。军事改革后劲不足，犹如强弩之末。

军事改革没有建立新式战略理论和学术体系，治标不治本。洋务派虽然也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作战理论和学术思想，但从根本上仍陶醉于中国古典兵学形成的虚幻谋略优势之中，对于近代海权思想、海战理论等缺乏系统的研究和了解。

战略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军事改革的进程和结局。内敛自持型的陆地文明与扩张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击，其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困难重重。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战略指导上奉行处处设防、各自为守的消极防御思想，对军事改革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加剧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抓住机遇深化军事改革

从历史脉络来说，我们今天仍处在“富国强兵”历史坐标的延长线上。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仍是我们今天军事改革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必须牢牢抓住军事改革的历史机遇。当今世界主要大国普遍进入军事战略全面调整期、军事变革持续深化期、高新武器快速发展期，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的博弈日趋激烈。在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克服“和平麻痹症”和消极守成思想，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必须着眼战争形态的加速演变。甲午战争给军事改革设立了一个警示性路标：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个国家的军事缺陷和战略软肋，最能验证一次军事改革的成败利钝。未来战争形态正沿着信息化方向加速演进，军事改革必须聚焦战争演变规律，剑指未来战争，把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作为核心指向。

必须准确破解战斗力生成模式和战争制胜机理。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筹划，加速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和渗透于军事改革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着力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体系软硬件的配套改革与完善。军事改革必须实施学术理论创新、核心装备技术研发、组织运行模式和法规制度建设等综合配套工程，力争实现军事力量体系各要素的有机结合。

第五篇：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原有的金融体制是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干预成分过重，是其主要特征。70年代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放宽金融管制，减少政府干预，依靠市场机制优化资源的有效分配，是这场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滞后问题提出的金融改革理论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此理论为指导，先后进行了金融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各国采取了较为稳妥务实的方式，金融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表现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相促进的良好势头。本文将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亚洲发展中国家原有金融制度的特点

二战以后，亚洲发展中国家先后将发展生产、实现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亚洲国家也遇到国内资金短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当时许多国家对外国金融机构仍然持有偏见，认为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银行体系难以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另一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则坚信市场机制的功能极其有限，不能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调配所需资金，只有依靠政府的作用，才能实现有限资金的有效分配。因此各国原有金融制度是一种以落后的生产力为基础，并且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府主导型金融制度。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

1．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低。所谓经济的货币化，是指一定时期内货币交易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它代表了一国货币体系的发达程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货币化程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准。例如，在1970年，M z(现金十活期存款十准货币)对GNP的比率，马来西来是33％，菲律宾是21．2％，泰国是30．6％，印尼是9．9％。第二，金融资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高。在80年代初，金融机构资产(中央银行资产除外)对GDP的比率，印尼是o．3％(1982年)，泰国是o．48％(1980年)，印度是0．39％(1981年)。这种比率较发达国家要低得多。‘

2．金融工具种类单调，缺乏竞争机制。在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非银行性的金融机构处于附属的地位，各种证券市场则处于刚刚起步或尚未发展的阶段，外资金融机构难以进入本国市场。例如，1977年，在东盟几个国家中，最大的4家商业银行占国内全部储蓄的比例，印尼为73。1％，马来西亚为50．3％，菲律宾为39．8％，泰国为64．6％，新加坡为20．6％。在这情况下，金融机构无法在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动员国内储蓄资金供经济发展之需求的功能。

3．在金融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国家干预成份过大，表现在：第一，国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所有权。70年代初，孟加拉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部分或全部的金融资产均为国家所有。第二，利率相汇率受到严格控制。各国金融当局硬性规定最高存贷款利率，致使利率不能真正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实际利率(即名

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经常为负数。钉住世界主要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是许多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本国汇率的波动幅度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第三，银行的贷款方向受到约束，银行必须将贷款的一定比例投向国家指定的部门。在印度，政府规定的贷款项目通常占到全部贷款金额的50％以上。

应该看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在50、60年代各国经济起步阶段，在扩大本国资本积累，筹措有限资金投入国家重点产业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国家金融机构占垄断地位的金融体制的消极作用愈来愈明显。它缺乏竞争和效率，使银行的贷款行为受到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的影响和支配，不能有效地反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造成价格扭曲现象，致使资源配置不合理、金融市场抑制等问题的出现。

二、金融抑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体系中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干预成份过重，是造成亚洲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重要原因，它对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

首先，造成金融市场分化，加剧发展资金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恶化。亚洲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分化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物资本或耐用消费品市场与金融资产市场的分化。由于金融体系不发达，国内金融中介欠缺，国内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居民无法进行各种储蓄形式的选择。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损失，或者为了保证能随时取得消费物品，他们多以现金、黄金或其他消费的形式保存剩余产品。二是正规的与非正规的金融市场并存，造成金融市场的二元化。由于以国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正规金融市场的实际利率经常为负值，导致贷款需求过盛。这样，无法从这些正规金融市场获得贷款的投资者只得从“黑市”上获取贷款，从而助长了非正规市场的出现和扩大。三是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的分化。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正规的银行多设于城市，而且商业银行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商业银行从本质上说对短期的商业投资较感兴趣，而对农村地区的贷款，尤其是周期长的生产性贷款则很少问律。70年代期间，在印尼，银行信贷主要集中在爪哇地区，马来西亚主要集中在吉隆坡，菲律宾在大马尼拉。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孟买、加尔各答、新德里和马德拉斯这四个最大城市的 ’信贷资金占国内银行信贷总量的85％。这种信贷流向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资金短缺，造成农村与城市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四是短期金融贷款和长期金融贷款的分化。由于利率受到限制，存款利率低，存款者不愿将手中的余款作为长期存款，投资者只能从短期资本市场上筹得大部分所需资金。例如，70年代期间，泰国约有1／4的商业资金是从个人手中或非正规资本市场上的信贷合作者手中筹措的。

第二，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如前所述，50、60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在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增长、保证国家重点建设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政府干预式的信贷分配制度也是造成资金分配失调，投资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在贷款利率受到限制。贷款收益很低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更多地倾向于只考虑借款人的信誉、政治背景等非经济因素，而对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则考虑得甚少。许多银行投资效益低下，一些国有金融机构更是困难重重，负债累累。80年代末，印度多数国有银行无力偿付的债务约占全部资产的4％，尼泊尔、巴基斯坦的主要几家国有银行的亏损额超过其业务总额的30％以上。

最后，汇率管制影响经济长期稳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各国相应地采取了多种严格的汇率管制措施，这同样产生了许多问题。一是高估本国货币汇率，人为地扭曲了汇率的真实价值。当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相差甚远时，将导致大量资金外逃、外汇短缺等问题的出现，最终迫使本国货币不断地贬值。7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的经常项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赤字，其中印尼1978年经常项目赤字达14．13亿美元，菲律宾1979年时达14。95亿美元，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1980年时，经常项目赤字也分别达到1。78亿19．2亿和7．04亿美元。为了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许多国家只得采取本国货币贬值的汇率政策。菲律宾1983—1985年两次大幅度货币贬值，每次贬值超过20％。印尼在1976—1986年期间，共有三次货币贬值，平均每次贬值幅度达30％以上。二是稳定本国汇率代价太大，使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从属于对外经济目标。80年代以后，美国实行高利率政策，致使美元不断升值。为了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一定比价，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也不同程度地随之升值，使得出口竞争力大幅下降。1980年以后、东盟几个主要国家的贸易项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赤字，其中1981新加坡外贸赤字61。23亿美元，菲律宾22．24亿美元，泰国20．29亿美元。1985年时，马来西亚、菲律宾国内经济还出现了负增长。

三、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制度的改革及其成效

受严格管理的金融体系在60、70年代曾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施工业化政策的重要工具。但到了70年代后期，这一方法日益成为阻滞金融部门成长，妨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于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国家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行金融体制改革。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股改革之风也波及到南亚以及越南、蒙古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场金融改革的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资金从非正规的金融市场吸纳到正规的金融市场，健全金融机构；二是依靠市场机制，实现资金的有效分配。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实行利率自由化，放宽汇率管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别于70年代中期和后期解除了对存贷利率的管制；80年代初，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也先后撤消了对利率的管制；我国台湾在整个80年代多次减少对各种存款利率的限制，并于1989年完全取消利率管制；韩国、泰国则通过调整利率、放宽利率上下波动的幅度，放松了对利率的管制。

利率自由化产生的经济效果十分明显。实际利率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金融黑市的发展，增强居民的储蓄意愿，从而促进银行经营范围的扩大和筹措资本能力的提高，保障国内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1970一1989年，各国和地区的国内投资规模普遍扩大，平均每年的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明显提高，其中新加坡为43％，马来西亚为30．7％，韩国为30．7％，分别高于60年代的22．3％，16．1％和19．2％。

80年代起，各国汇率安排日趋灵活，至80年代下半期，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尼泊尔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韩国和斯里兰卡则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管制的放松，大大增添了外汇市场的活力，不但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也有利于外资进入本国市场，促进整体经济的成长。

2．培育资本市场，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60一70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体系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80年

代中期以后，各国和地区开始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不断出现，资本市场日益壮大，其中证券市场的发展尤为迅速。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促进了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和货币体系的现代化。到1990年，中国台湾、韩国的金融部门(包括不动产和交易业务)对GDP比重分别从1980年的6．1％和4％上升到1990年的10．8％和5％；同期印度、巴基斯坦的比重也分别从2．4％和2．1％上升到4．1％的3％。1990年，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的M：(包括非银行金融资产，尤其是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与GDP的比率分别已从1970年的66．3％和38．7％上长到106．2％和128。6％。

3．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减少对外国经营的限制。70年代以来，银行业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亚洲发展中国家顺应这一发展趋势，逐步废除金融管制，准许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1992年，香港、新加坡的外资银行(不包括分支机构)分别达到162和84家，成为亚洲地区外资银行的两个重要据点。1992年台湾地区的外资银行数也扩大到33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的银行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外国金融机构可参与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以及离岸金融等方面的业务。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既弥补了国内投资资金的不足，又带来了西方国家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成为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只是各自的具体情况不同，有的发展速度较快，有的则刚刚起步。可以肯定，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场金融改革的浪潮将会进一步加大。

四、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综观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过程，其间不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在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同时。不能因此而忽视政府的调控作用，应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进一步加强政府运用包括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调整信贷价格在内的货币政策来间接调节经济运行节奏，确保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发展。在这方面，东盟几个国家做得较好。1981—1986年期间，面对膨胀的压力、除个别国家外，东盟各国运用货币政策，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实行严格控制，有效地抑制了国内通货膨胀率。马来西亚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胀率从1980年的6．7％下降到1985年的1％以内。在控制贷款利率方面，泰国较为成功。1980一1981年泰国面临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问题，金融当局及时地调高了银行利率，改变了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的趋势。1982年底、国内经济稳定有所恢复。金融当局又于1982年第四季度到1983年第一季度，连续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降幅达3％，从而使国内经济迅速恢复高速增长的势头。

第二，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针，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可能引起的混乱。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进行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并末像某些拉美国家那样、实行一步到位的做法，而是借鉴了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伴随金融自由化而出现金融危机的教训，为降低风险程度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改革措施，从而保证了金融改革的顺利实施。例如，在外汇管制方面，并非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实行浮动汇率制，而是经过

不断的调整、重复，最后才逐步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新加坡在1975止固定汇率，实行有管理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1978年完全解除汇率管制，但仍采用灵活的调整汇率政策，不断调节新元伪外汇汇串。在利率方面，1979年泰国政府废除工业贷款利率上限，1983年又重新引入贷款利率限制，并设立双轨贷款利率，对不同的部门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1992年6月，取消放款利率最高限；从而实现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台湾地区的利率放松过程在整个80年代也经历了几个不断反复的阶段，最后才在1989年全面取消利率管制。

第三，在放松金融管制的同时，应相应地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在将银行体系从严格的经济管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如果缺少有效的金融管理和银行监督，可能导致一些产业集团利用银行的私有化和国际化而获得对一些银行的控股权，并利用它们向集团所在的企业发放过度的贷款，从而助长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也有可能使一些金融机构因不适应金融秩序的变革而陷入困境。80年代上半期菲律宾的两家主要政府银行��菲律宾国家银行和菲律宾发展银行就因丧失清偿能力而被迫向中央银行求助，引起了金融界的一阵混乱。因此，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利用法律和法规的手段，加强对金融业管理和监管显得十分必要。

第四，金融体制的改革不是孤立地进行的一项改革，它是在整个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尤其是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进行的。尽管金融改革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并非金融改革走得越快，就一定能导致经济增长越快。相反，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才是金融改革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因此，要保证金融改革的成功，还必须在其他领域，包括财政体制、贸易体制和对外经济政策方面作出相应的配套改革，以避免因单方面放松金融管制而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总之，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改革关系密切，两者必须同步进行，否则金融部门发展过度，以致与贸易、生产领域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必然成为经济和金融动荡的根源。这一点已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实践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