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分质供水问题与局限
分质供水解决城市饮用水质问题局限与探讨
作者：李田 刘遂庆 来源： 发布时间: 10/14/2008 3:59:57 PM
水源污染使我国众多城镇供水水质受到影响。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饮用水水质日益关注。继80年代家用净水器走俏上海市场，1995年起，饮用纯净水在上海又蓬勃兴起。至1997年，上海已有桶装饮用水生产厂家130家，形成了一个投资总额近4亿元，日设计供水能力25万桶，实际供水量12万桶，拥有用户30余万，年产值近6亿元的新兴行业。桶装水销售成本中心，送水开支占了50%～70%，纯水销价虽高(约0.70元/L)，但企业收回投资并盈利仍非易事。管道纯净水由此应运而生。
1996年浦东锦华小区开始了敷设专用管道，向用户供应经深度处理的优质水的施工。1997年上海管道纯净水有限公司成立，公司通过入户管道，供应经反渗透工艺处理的纯净水。目前，国内其它城市也有小区分质供水工程正在施工或设计，少数城市甚至有实施城市整体分质供水的设想。有报道称“打开龙头，喝纯净水”是国外的先进经验。因此了解国外对分质供水的认识和分质供水的应用情况，对探讨通过分质供水解决当前城市供水水质欠佳问题的局限及分质供水的作用地位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分质供水概况及其分质供水的内涵
1.1 国内外分质供水的概况
分质供水在国外有着长期的应用历史。国外现有的分质供水都是以可饮用水系统为城市主体供水系统，而将低品质水、回用水或海水另设管网供应，用作园林绿化、清洗车辆、冲洗厕所、喷洒道路以及工业冷却等，称为非饮用水。非饮用水系统通常是局部或区域性的，作为主体供水系统的补充。设立非饮用水系统的着眼点在于节约水资源及降低处理费用。在这方面，国内现有分质供水系统，青岛的城市污水回用、香港行政区的海水冲厕系统，以及其它城市的分质供水实践与国外并无形式与内容上的差别。
需要探讨的是，目前成为关注热点的“分质供水”，是指另设管网应少量专供饮用(食)用的“纯净水”，而将城市供水作为“一般用水”。这同国内外现有的，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分质供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讨论这种供水方式之前，回顾美国自来水工程协会(AWWA)对分质供水的看法，不无裨益。
1.2 内涵不同的两种分质供水
鉴于水资源紧缺现象加剧及水质标准与处理费用提高，分质供水的潜在市场扩大，AWWA下属分质供水分会于1983年提交了一份《分质供水》指南(简称《指南》)，以总结国际上现有的分质供水经验，并期望以此为起点，为建立将来全美统一的分质供水规范提供基础。《指南》对有关术语的定义为：“可饮用水”是符合联邦与州政府水质标准，用于饮用、烹调与清洗的水；“非饮用水”是人类偶然消费不致造成危害，用于非饮用用途的水。而目前国内正在试行的分质供水，两个管道系统分别为饮用水与一般用水。《指南》的调查综述指出：非饮用水在户内只用于冲洗厕所。仅供饮用的管道供水在国际上末有先例。《指南》建议：在水源水质恶化或处理费用太高，有理由考虑居民生活用水分质供应时，可饮用水的设计用水定额取150L/(人.d)。笔者经光盘检索了最近8年的工程索引(Ei Compendex plus)、近10年美国政府报告(NTIS)与学位论文文摘(DAO)，末检获专供饮用的区域性管道供水系统的报道。在美国《安全饮用水法案修正案》(SDWAA)生效之后的1987年，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与在一次专题会议上分别对有关问题发表了正式的观点。认为：USEPA净水器(point-of-use device)和瓶装水只能用作改善水质的临时措施，使用净水器和瓶装水不被认为是能满足SDWAA规定的最大污染物浓度(MCLs)的方法，因为它们没能提供全部生活用水。AWWA表示由其向居民家庭提供的所有生活用水，直至用户的每一只水龙头，都是可饮用的。以上资历料表明，国外现行的分质供水与国内倍受关注的纯净水管道供应是两个概念，其内涵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有自已的国情和困难。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与要求未必适合目前的中国。那么国外的观点哪些值得参考，纯净水管道供应的局限又在何处？这值得具体分析。
生活用水的构成、水质需求与管道纯净水的局限
2.1 生活用水的构成与水质需求
国内主张实行分质供水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每人每天饮水量不过2L，城市供水中仅1%～2%供饮用。将全部生活用水都按饮用水标准处理既无必要，也不经济。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全部城市用水都处理到饮用水标准确无必要。但有理由按饮用水标准考虑的用水量远不止总用水量的1%～2%。仅就生活用水而言，不但饮用烹调，食物餐具等的洗涤，而且沐浴用水也有必要按饮用水标准考虑。对此问题，国外已有一些研究结论。
Brown等研究了皮肤对水中挥发性有机物的吸收。按成人饮水量2L/d，婴儿饮水1L/d，二者洗澡时间均为15min/d；饮用水中常见挥发性有机物的皮肤吸收与口腔摄入的比例，成人与婴儿分别为63/37及40/60。Andelaman报道了饮用水中三氯乙烯造成的户内呼吸摄入。以饮用水2L/(人.d)，淋浴耗水量40～95L(人.d)计，三氯乙烯淋浴时的呼吸摄入量是饮水摄入量的数倍。Mar-tin估计，饮用水中挥发性有机物，经口腔、皮肤与呼吸的摄入量大约各占总摄入量的三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版«饮用水水质指南»明确指出，确定水中化学物质含量的指导值，既要考虑饮用的摄入，也要考虑沐浴时的皮肤吸收和呼吸摄入。
2.2 管道优质供水方式的局限
纯净水管道供应从桶装水演化而来。其市场形象是水质至少不差于桶装水，使用方便且价格适中。上海管道纯净水有限公司对价格做了说明：水价0.30元/L，初装费2000元/户。锦华小区优质水系统的规划供水价格据悉为0.20元/L。上述售水价格决定了管道优质水所能解决的仅仅是饮用食用需求。从上面的讨论可知，经济因素造成的供应范围限制是这类供水方式的重要缺陷。城市供水系统的基本任务是为生活和生产提供水质符合标准、水量充足、水价适中的自来水。仅仅保证专供饮食用的2L～3L水的水质，不能说是比较完善的供水方式。管道纯净水市场的形成发展有其客观原因及合理性。在有限的范围内试行纯净水的管道供应，有利于为我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供水行业积累经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少量专供饮用水的管道供应方法不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发达国家，这不是可接受的做法；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末见类似的应用报道。
3 城市整体分质供水的质疑
3.1城市整体分质供水的“经济性”质疑
城市整体分质供水相对小区或局部分质供水而言，“分质供水”仍指为解决自来水水质矛盾而采取的饮用水设专门管道供应方式。
饮水水质恶化问题的迫切性，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性以及资金筹措等方面的因难，使城市分质供水也受到各级政府决策者的关注。相对住宅区分质供水，城市分质供水在技术经济方面的困难都大得多。城市整体分质供水的设想有吸引力的前提还是接受下述假设：饮用水只占城市供水量的1%～2%，需要解决的主要是这1%～2%供水量的水质问题。而如前所述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分析结论是，需达到饮用水水质的水量应不小于生活用水总量的50%。
虽然部分工业对用水水质要求不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工业，如电力(锅炉)、制药等对水质的要求高于饮用水；而食品饮料与化工印染等行业对水质的要求与生活饮用水相同或相近。降低城市供水水质，必需增加有关企业用于水处理(或预处理)的支出。据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业行业协会的报告估计，上海工业用水中对水质的要求高于和接近饮用水水质的水量，约占工业用水的百分之50%。对一个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城市，工业用水中水质要求较高的用水所占比例不会很小。况且，随着城市发展，工业用水量逐渐下降，而公共用水和生活用水量将增加。
城市公共用水由餐饮旅游、金融商贸、文教卫生等行业用水构成。公共用水中园林绿化、喷洒道路等用水所占比例很小。对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这一比例小于10%。饭店宾馆、高档写字楼对供水水质的要求高于住宅。上海众多的涉外饭店多年来一直是将城市自来水自行处理后再使用。目前上海市桶装水的重要消费对象是公司、写字楼和机关团体。城市公共用水中，需要达到饮用水水质的比例应不低于居民生活用水。公共用水用户对提高自来水水价的心理承受能力，即对提高水质的期望，无疑大大高于居民。
由上面有关生活用水的分析和此处的讨论可知，城市供水中，需要达到饮用标准的水量不是总量的1%～2%，也不是10%～20%。笔者认为，除非在可开发的饮用水资源严重短缺情况下，现代化城市的公共供水系统，如采用分质供水方式，其供水中满足饮用水水质标准的水量不应小于总供水量的50%。
在不同原水水质、处理工艺和供水规模条件下，比较传统和分质两种城市供水方式的经济性，工作量很大，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AWWA建立了一个计算模式，用于此类问题的分析和规划。文献提供了一个算例。用水人口十万的城镇(供水量约6万m3/d)，因水源污染水厂须设置颗粒活性炭吸附工艺。传统供水系统将全部供水深度处理；分质供水只深度处理供水中可饮用部分，其余仍采用传统工艺，同时另设一条管道系统。在两个系统均为新建条件下，可饮用水占总供水量的比例低于20%时，分质供水才是经济的。美国的预算定额和运行管理费用与我国不同。但该算例以及此处对城市供水水质需求的讨论，仍为城市整体分质供水经济性的剖析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2 城市整体分质供水的负面效果
对城市分质供水关注甚至寄予厚望，隐含着这样的潜意识：通过控制水源污染、改进处理技术等措施，控制自来水水质下降并提高供水水质，至少在近10～20年内是不现实的。解决城市供水水质问题确实是一项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但倘若限于目前的困难，寄希望于走“捷径”，可能在经济、社会方面造成不良后果。
实施城市分质供水可能的后果之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和操作上，均放松保护水源和改进水厂处理技术的努力，结果现有管网供水水质逐渐下降为非饮用水，而饮用水的供应量又明显小于合理的限度。其后果是各种局部深度净化设施和经营饮水业务的经济实体充斥市场，各行其是，整个城市的实际用水开支增加；而分散经营的深度处理装置得不到恰当的管理和可靠的监督。与此同时，低收入家庭的饮水卫生条件恶化。
后果之二是对末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长远的损害。城市供水系统是城市的主要设施，对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先导性影响。对生活饮用水水质提出较高的要求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片面强调“分质供水”的阶段性意义，是降低城市供水系统的服务标准与质量，有悖于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财力许可，依轻重分阶段解决城市供水水质问题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不能轻易采用城市整体分质供水的方法。城市分质供水系统建造和投资回收的期限都很长。若轻易实行，若干年后再“拨乱反正”，这一反复可能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明显危害。
4 分质供水的地位和作用
完成提高城市供水水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努力实现这一任务的目标过程中，试行各种局部分质供水，以缓解水源污染的危害，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积极举措。在新建住宅小区，特别是有优质地下水资源可资利用时，试行分质供水，是多种可供选择临时措施中有吸引力的一种。据上海市给水管理处的研究，上海地区深层地下水经简单处理即可达到EC水质标准。按商业化经营核算，供水价格不高于0.10元/L。这种水水质比纯水理想。如单井供水量增加，售水价格将下降，生活用水中使用优质水的比例可相应增加。压缩工业用地下水的开采，在城市自来水管网覆盖区限制一般用途地下水的使用，有助于这种改水措施的实施。在地下水开采受到限制的新建中高档商品住宅小区，用管道供应深度净化后的纯净水，作为满足较高消费层次人群饮水需要的临时措施，在积累经验，健全管理的基础上，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在水资源严重紧缺，不得不利用需要淡化的咸水、受严重污染的原水或进行远距离引水的场合，城市整体分质供水仍有可能是经济合理的，特别是对于新开发城区。但这种工程，需要经严格的论证和方案比较，充分考虑规划年限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水质的要求，避免3～5L(人.d)好水的穷凑合做法。在优质水资源供应量不足，需要利用低品质水和回用水的城市，还是采用非饮用水集中供应工业区与市政用水的区域性分质供水方法安全且易操作。
结束语
仅考虑满足饮用水量需求的管道分质供水，不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可接受的做法。这种分质供水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提高居民用水的安全性，是受目前经济实力限制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方法。这此方法在某些城市的生活小区试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整个城市实行是不合理的，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良后果。目前这种少量饮水单独用管道供应的做法受关注，与商业利益驱动不无关系。长远来看，改善饮用水水质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城市主体供水系统的水质。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加强水源保护，改进水厂处理工艺，改善输配水系统的技术状态，还需要改革城市供水行业的运行机制，逐步实现水价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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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3 中国房地产私募基金发展问题与局限
楼市深度调控、传统融资渠道及信托融资收紧的大环境下，开发商对于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这一新融资渠道日渐倚重，房地产基金2011年逆势迎来飞速发展。在开发商融资模式从完全债权型转向股权与债权并进这一大趋势下，房地产基金潜力和未来体量不可小觑，中外资各类房地产基金正积极布局。房地产行业的冬天尚在继续，而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春天，已不期而至。不过，无论从其发展历程，还是现阶段暴露出的问题来看，这一融资渠道的发展前景都并非一片坦途。
一．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一）发展历程
1、第一阶段：上世纪90年代—2003年
该阶段，私募参与房地产市场多以项目开发合作为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一时期到2008年，我国私募的活动主体是外资主导的。它们通过与中国本土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成立合资公司，进行住宅和商业地产的投资开发。双方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达到优势互补，实现双赢互惠。
2、第二阶段：2004-2006年
这一阶段外资投资方式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除去原有的合作投资之外，还加强了收购。收购的目标多锁定在一线城市最成熟的物业，收购形态以单栋为主，成交量小，规模有限。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2005年基金投资和收购的重点开始转变。2004年主要目标是高档住宅，如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与复地合作投资复地雅园；2005年开始收购酒店式公寓、甲级写字楼和商业地产等，而这股热潮一直延伸到了2008年。
3、第三阶段：2006-2008年
这一阶段的投资的主要特点转向大规模收购，2006年约有150支地产基金登陆中国内地，如中东的地产基金Gateway Capital；全球排名前两位的工业地产商Prologis和AMB，全球排名第一的商业地产商Simon，美国地产开发巨头Hans公司，GE Capital地产投资部等；此阶段，收购物业的体量更大、范围更广；更多以资产包的形式来收购，而非单栋的物业；同时投资范围由原来的高档住宅、甲级写字楼和商业，拓展到工业地产，延伸至中介代理领域。
（二）发展现状
从2006年7月至今，我国的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迎来了一个较快速的发展时期。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外资跟本土私募房地产基金数量以及融资量比重来看，近两年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行业格局，在行业进入突破性发展阶段，也已经悄然间完成了转变。2006年7月，建设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同年8月，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外令”使得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改变了直接收购投资的路线，转向参股房地产企业或参股房地产项目的股权投资策略。然而，有研究认为，“限外令”对控制外资投资我国房地产的作用有限。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控才是影响房地产私募基金行业调整的关键所在。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房地产私募的融资额锐减，外资迅速离场，纷纷抛售持有的项目，内资趁机接盘。随后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下，2009 至2010 年上半年，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又借势反弹。2010 年更被誉为是国内房地产基金元年。据房地产投资基金联盟资料显示，2010 年全国房地产基金公司已达100 余家。2011年，房地产市场遭遇严厉调控，房企常规的融资渠道受限。在此背景下，许多房地产开发公司、信托公司、PE 公司都纷纷设立房地产基金，私募房地产基金迎来了一波发展高峰。截至目前，国内房地产基金有近500 家。
通过对房地产私募基金在我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和现状的分析，不难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其一，房地产私募在我国发展的初期，外资基金是重要的背后推手。外资利用其自身在资金运作方面的优势，结合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多元化投资方式，展现出了成熟投资者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但以规模衡量的介入程度不高，与我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有很大的关系。其二，金融危机后，行业结构的转变，从侧面反映出调控背景下内地房企在资金面上面临的巨大压力。原有的融资渠道已不能够满足房企的资金需求，资金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短时间内被极度放大。房地产私募在近两年的快速发展，是房企“另谋出路”，而非“主动求变”的结果。在之前的很多年里，拓宽融资渠道的呼声一直不弱，但从整个行业来看，迟迟没有大的动作，企业自身在创新上的惰性可见一斑。而这种惰性的背后，是整个金融体系被银行业垄断的局面。房地产眼下的困境，其实折射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健康、不健全。
（三）发展趋势
从目前国内的环境来看，未来3-5年，私募股权房地产基金都将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增长势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作为支持。首先，从需求的角度看，民间财富的积累客观上要求有新的投资渠道来满足投资者多样的投资需求。根据央行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35万亿元。伴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投资需求也再不断积累，这一点从近几年理财产品市场的迅猛增长可以看出端倪。第二，从供给的角度出发，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水平高。目前国内房地产私募基金的目标收益率一般在20-25%。稳定的、持续的高水平收益率能够吸引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投资需求的关注，对于帮助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最后，从市场的外部环境来看，政府目前对房地产行业在资金端的控制十分严厉，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创新已经刻不容缓。房地产企业在优化资金来源结构的过程中，必定会见证房地产私募基金的进一步发展。
二、面临的问题
在房地产私募基金行业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制度和法制基础不健全、金融市场体系还不完善的大背景下，这一相对新颖的投资方式所存在的问题正日渐暴露出来，在参与的各方、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
（一）、参与者的局限性 1.1机构投资者参与受限
现阶段我国私募房地产基金的募集对象分散，可募集的资金规模十分有限。国外成熟市场的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诸如保险公司、企业年金、社保基金等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提供与私募基金的特点匹配的长线资金。同时，除上述所提及的机构投资者外，房地产私募的募集对象还包括养老基金、退休基金、捐赠基金以及银行和家族基金等，不一而足。广阔的资金来源，为其房地产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在国内，虽然近几年来机构投资者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与成熟市场相比，还存在非常巨大的差距。目前我国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还存在诸多政策性限制。新《保险法》第105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可以投资于不动产”，但同时《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不得投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不得投资设立或参股投资机构。”这些都限制了金融资本进入私募股权投资领域。
机构投资者不能参与，直接导致私募基金把资金募集的集中对象转移到高净值人群上，而高净值人群虽然在风险承受能力上相对较强，但与机构投资者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一方面，高净值人群在投资目标的选择上空间大，房地产私募基金20%左右的收益率，对其不能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加上地产行业的形势还未见明朗，高净值人群在资产配置上表现的更加谨慎。另一方面，从投资理性来说，高净值人群不能够与机构投资者相提并论，二者对风险与回报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资多为长线投资，投资体量大、时间长，唯追求稳定的长期收益的资金可以与其风险收益特征相匹配，高净值人群并不能够提供充足的长线资金，无法担当“战略投资者”的角色。
以稳盛为例，其所募集的人民币基金中，资金的40%来自于机构，60%来自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更倾向于存续期短，还本期短的项目，目前的这种投资者结构直接左右了投资目标的选择，进而造成我国房地产私募基金偏离本质的现象。名义上，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应以股权投资为主，但在实际操作中多做的是债权投资、过桥贷款。这种“明股暗债”的方式从长期来看并不可持续，房地产私募基金必将回归其本质。1.2过分依赖外部融资平台
由于融资渠道狭窄，以及基金募集的法律限制，房地产私募基金依托外部渠道，如商业银行的私人理财部、理财机构和信托公司等平台完成募资成为一种较为理想的途径。但是，这些平台自身的局限性，限制了房地产私募基金做大规模的可能。以信托为例，目前募资对象从地域上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其他个别地区富有区域的私营企业业主。同时，法律上对集合信托计划在人数、信托合同数量上的限制，基本消除了扩大融资规模的可能性。融资渠道的匮乏并不难理解。在私募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非常明确地确认之前，私募做大规模的可能性极小。同时，我国金融业由银行垄断的格局在未来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实现融资方式、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仍需时日。1.3基金管理人专业程度不高、基金治理结构混乱
毋庸赘言，管理人在基金运作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投资项目的选择，相关文件的监督核对，到项目投资的督查等等。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职业素养和操守，直接关系到现实投资人的利益，因此对管理人行为的规范化是非常需要重视的问题。但是现阶段国内还没有形成一套对管理人的管理、评估系统。具体表现在国内非常缺乏专业程度高的优秀的独立管理人，很多私募的商业计划书都经不起推敲；另一方面，我国诚信体系缺失，投资者与管理人很难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信托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工作不放心、不认可，在投资之后，仍要参与自身财产的管理以及基金的运作，正因为如此，国内基金在募集上的近亲特征很明显，总是在熟人之间运作，很少有人能放心与完全陌生的机构或个人建立合作关系。此外，有的管理人以放弃某些管理权力为代价，进而获得更多的资金。这种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在治理结构上混乱的状况，会导致管理人在行使管理权限时产生懈怠，加大了基金的操作风险。
从国外经验来看，外资的私募基金一般不会参与管理，即便是绝对控股，它们也会把项目交给一线的房地产企业，表现出对专业的尊重。反观我国，每个发起单位都想参与管理，以便日后在资源控制上形成话语权，服务于自身的目的。例如，开发商在完全获得项目的管理权时，极有可能将基金募得资金用于解决自身一些有融资问题项目的困境，而将好的项目雪藏。结果是开发商从中获利，而投资者却没有得到好的投资收益。治理结构上的混乱，不利于基金长期的发展。
（二）退出机制不够健全
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长期经营，而是要通过转让所投资企业的权益为投资者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这就必然要求市场提供退出机制。有效的退出能够使私募房基变现其投资，同时被投资房地产企业也可因为新的购买者而引入新的资金和新的战略方向。常见的退出方式有以下几种：
（1）在资本市场出售股票：这种方式针对基金对拟上市房地产公司的投资，国外的房地产私募托通过这种方式退出；
（2）房地产投资项目清算：以股东身份参与投资某房地产项目，项目建成销售后，基金根据投资比例收回投资成本并分配利润；（3）原股东承诺回购：基金在投资之初即和原股东签订协议，确定回购方式（譬如回购时间和回购价格）；
（4）企业间兼并收购：在有收购意向的第三方和被投资企业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基金实现退出；
（5）通过以上两种或多种方式组合的形式退出：譬如, 在约定期限内能够上市，则通过资本市场退出；期限内不能上市，则由原股东按照每年约定回报对基金所持有的股权进行回购。
然而，有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私募与国外IPO 为主流退出模式不同。目前，国内基金主要是投资于项目，退出形式主要是物业出售和股权转让。具体来说，有直接买地、通过自己的开发队伍或与其他开发商合作，建成后出售退出的；有以较低价格收购物业，通过对其进行重新包装，再以较高价格出售获利的；最后一种是上文提及的以股权或债权形式提供过桥融资，帮助资金短缺的房地产企业完成土地收购和提供建设资金，达到一定条件以合作方股权回购或向第三方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这与我国目前多层级的资本市场发育不够、企业市场门槛高、产权交易不活跃等因素有很大的关联。
（三）配套法律体系不健全
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还属于较新兴的投资方式。虽然修订后的公司法给私募基金的存在提供了一些空间，但无论是《证券法》、《信托法》还是《证券投资基金法》等，都没能确立私募基金明确的合法地位，没有从法律层面界定清楚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投资失利，投资者的权益在法律上的是没有强有力的保障的，只能归入普通的民事经济纠纷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来解释私募的高回报率。从普通合伙人的角度看，为了吸引投资者，私募管理人承诺高回报率，甚而约定保底条款。而为了兑现保底承诺，私募管理人参与内幕交易、非法炒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给市场秩序的稳定增添了隐患。从有限合伙人的角度看，私募没有明确的法律体系实际上增加了投资者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因而投资者会要求额外的风险溢价来做为承担风险的补偿。
（四）监管混乱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没有一个确定的主管部门，也缺乏明确完善的监管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监管责任不明确。私募触及面广，涉及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外管局、税务总局、工商管理总局等各个部门，各部门监管责任不明确，采用联席会议制度制定相关政策时造成协调和统一的难度；
（2）监管思路不开阔。目前针对创业投资基金的相关政策法规较多，但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涌入中国后大多集中在大额并购和Pre-IPO等高利润领域，与我国促进高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监管理念不符，且持续引发社会公众对于外资基金介入国家命脉行业的担心，相应的监管方式考虑不足；
（3）监管措施不系统。实践中，我国对于私募基金采取功能监管的方式，即工商行政部门负责私募基金的成立注册，涉及外资的私募基金监管由商务部门负责，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投资私募基金的由相应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审批。现有私募基金的规范，基本上是由各监管部门针对各自管辖的功能分别制定的，在募集方式、资金托管、信息披露等方面均没有统一的规定，各部门监管规则的法律效力层级较低，而且监管标准宽严有别，导致私募基金监管混乱，不利于私募基金的长远发展。
三、我国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发展的出路
本轮调控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意味着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的终结。唯向上游拓展房地产金融，多元化融资渠道；向下游丰富产品线，优化产品结构，房地产企业才能适应未来的生存环境，谋得更长远的发展。诚然，私募房地产股权投资基金在现阶段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未来其必将成为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趋势不容质疑。针对上文中提及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现阶段加强对私募基金参与者的管理
从投资者角度看，应加快放宽机构投资者的准入限制。事实上，机构投资者更广泛的参与市场活动，获益者将并不囿于私募基金。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可以引导市场理性，并且在稳定金融市场，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增强金融创新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对整个金融市场乃至国民经济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稳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在维持金融系统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境外投资者的准入，强化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同时利用外资带来的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外部资金的溢出效应。对参与私募基金的高净值人群，应强化管理，确保其资金来源与投向的合法性；加强投资教育，引导其投资需求合理化。
从基金管理人的角度看，应建立基金管理人资格审查制度。股权投资基金是高度依赖于基金管理人的经验、眼光、判断等个人素质的行业，目前我国本土基金管理人在发现价值与创造价值的能力上尚显稚嫩，包括识别优秀企业管理者和商业概念、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重组企业价值链等方面的竞争力，可考虑建立基金管理人资格审查制度，对其投资经验、相关专业资格学历进行审查，并根据其背景确立可以承接的业务性质和允许管理的资产规模。
（二）完善私募基金退出机制
首先，要构建与退出机制相关的法律制度，应尽快制定一部全国性的《产权交易法》。在规范现有的地区性产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主板市场发展的需要，并在上柜交易的资格、条件、监管等方面，体现场外交易市场的运作特点，并成立相关的交易资格认定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应尽快制定《兼并收购法》，为私募股权基金以并购方式退出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加以约束和规范。其次，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等二板市场，但由于发展时间短，诸多的不完善使得私募退出的困难依然存在，完善的多层级的资本市场，是私募股权基金实现顺利退出的重要前提。再次，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鉴于中介服务机构在私募基金退出中的重要作用，应大力培育多种私募股权投资服务公司、咨询顾问公司、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等，为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提供市场信息、决策咨询和代理谈判等服务。(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即便2007年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为私募创造了生存空间，现阶段房地产私募乃至整个私募行业面临困境的深层原因都源自私募基金合法地位的缺失。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完善配套法律的体系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通过界定各方参与者的权责关系，为私募基金在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给予法律上的解决途径，以保障各方的利益。在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证券法律制度最先进。2010年7月美国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明确规定将私募基金纳入到法律监管范畴。同时法案第四部分专门针对私募基金规定了若干具体监管规则，并首次对私募基金进行了定义。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立法模式，将私募基金纳入投资基金法的监管范畴，将私募基金的地位通过法律明确，从投资人资格、数量，私募基金发行渠道、销售宣传方式等几方面具体界定私募基金。
（四）完善监管体系
构建一个完善的私募基金监管体系，首先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监管部门，并界定它的权限范围。同时要兼顾私募基金自身的运作特点，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体系。如，由于私募基金的募集、设立、运行、退出等都和证监会的职能密切相关，因而由证监会作为主要的监管部门对私募基金进行日常监管；同时赋予财政部、人民银行、商务部等行政部门可以围绕证监会，辅助协助完成监管职能。其次，鉴于我国的基金交易市场还不够完善，许多投资者还不够理性，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可能给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带来影响的私募基金，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引导与监督，建立私募基金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待市场成熟完善后给予放松。
实际中，在2011年年底，发改委发布的《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将PE备案制推广至全国，这一通知能反映出相关监管部门的态度。此外，我国没有关于私募基金托管的强制规定，实践中只有部分私募基金采取了托管。事实上，在私募基金中引入资金托管制度，能够优化基金的治理结构，强化信托关系：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监督，可以及时发现、提示和报告基金管理人出现的违规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的履行运用和管理基金资产职责。同时托管制度也有利于监管机构监督私募基金的投资行为，有效控制基金公司滥用资金侵害投资人利益的风险。
第三篇：问题分与解决学习心得体会
《问题分析与解决》学习心得
本次学习《问题分析与解决》，共学习了2天，课程的主要内容有：
1、情景分析，2、原因分析，3、决策制定，4、计划分析。通过对思维的转变、改善行动、养成习惯，提升我们员工和队伍的素质和专业能力。培养我们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预见问题”的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预见问题”是管理人员“综合能力、领导力、决策力”的基础，通过对“什么是问题？这是谁的问题？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产生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这一思维模式的训练和面对问题应树立正确的态度。通过对如何有效解决问题的“原则、对策、措施、技巧、方法”等系统的学习，达到快速提高学员“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提升团队综合管理能力，提高工作能率。
通过本次学习，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开阔了视野，发现了不足。付老师睿智、生动的讲解，为我打开了思维的大门。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你面对问题时，没有面对问题的决心，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当今时代，知识是第一位的，思想是无限的，我们要转换思维，改善行动，养成习惯。把思想转变成行为，把行为养成习惯，行动不一定成功，不行动一定不成功。
这在我们的企业中更为重要，在工作中对我们的要求是行动，是思想的转变，思维模式的转变，从被动思维到主动思维。通过查找自身的不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与解决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的
缺点，不足；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避免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把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和工作中的损失减到最低。通过思维模式的改变，工作的方式、方法的改变，更好的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作用。通过分析解决团队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加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协作，充分发挥我们员工的智慧和能力，强化我们的队伍，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和保证我们企业的目标的实现。
第四篇：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Shh 摘要: 德治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几乎可以成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先秦儒家思想在中国德治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子强调“以德服人”,荀子主张“德主刑辅”。这些德治资源对今天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加强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它主要体现在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先秦儒家诸子的伦理思想当中。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和谐社会只有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先秦儒家思想既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其也有不足之处，我们要辩证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先秦儒家思想；意义；局限；和谐社会；道德规范
德治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施教化于民,它一方面要求道德具有崇高的地位或神圣的来源,进而使德治具有优先选择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求民具有被教化的可能,遵循着这两方面的要求,先秦德治思想确立了其哲学基础,即天人合一论和人性可塑论。天人合一论为德治的开展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人性可塑论则为德治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依据。先秦德治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真谛与本义,其基本内涵包括民本之治、仁民之治、贤人之治。这些内涵折射出的担当、人本、自我、超我以及秩序价值等内在价值历经几千年的演变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担当价值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入世观念与态度;人本价值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博爱主义、人性主义色彩;自我、超我价值体现了从个人价值到社会价值的转变过程中道德约束、自我规制的积极意义;秩序价值则体现了民众朴素而又普遍的利益保障、利益巩固的诉求。同时,先秦德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与模式,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范畴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推动或阻碍作用,这便是先秦德治思想的外在价值。全面评析先秦德治思想的外在价值,要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标准,既要看到其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又要看到其时代价值。从而通过挖掘先秦德治资源的现代性价值,充分发挥其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一、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
(1)儒学是中国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是封建正统思想，对巩固和延续封建统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2)儒学成为中华文明宝贵遗产的重要部分。其勤政爱民和任用贤才的主张、以仁为核心的
道德规范、合理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在现代社会仍有很高的价值。“和为贵”和“君子和而不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至今仍体现其独特的魅力，显示其明显价值。
(3)儒家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主体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至今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欧洲影响巨大。
(4)孔子承认致富达贵的欲望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属性，但是反对不义之财。儒家“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生财有道”的正当经营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遗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依则，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在新时代条件下，阐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助于弘扬奉公守法、文明经商，讲究商业道德，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5)儒家文化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所具有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正是现代社会大力提倡的东西,它对东亚现代化成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
(7)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再三强调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不能不说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华夏族赖以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保卫华夏文化就要坚决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这种思想甚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演化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定势。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统一与强大。
(8)诚与信”、“和为贵”、“节且俭”、“仁和爱”四种儒家道德行为规范，到现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先秦儒家思想的民本思想以及所提倡的仁政和人才管理思想大大超越了前人，对后世具有借鉴意义。
二、先秦儒家思想既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1)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概念，由于先秦儒家诸子处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局限性，有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甚至成为畸形和僵死的教条，已明显不适合现代社会。作为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式的伦理文化，先秦儒家“和谐”伦
理思想是为等级制度服务的，与社会主义社会有着质的区别，本质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和人际关系。
首先，先秦儒家“和谐”伦理思想是对等级制的历史背景的反映，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则是公平、平等与正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上，先秦儒家诸子主要致力于思考人际关系上的和谐，注重的只是经济上的均富贫以及伦理政治上的等级差异。与马克思注重于消除生产关系上的对立因素、实现经济平等与政治自由相反，没有上升到生产关系的理论层面，也就是说，先秦儒家诸子学说所立足的社会是当时那样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其最大的弊端是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先秦儒家关于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虽然包括以个人为道德行为主体的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和谐，也包括政治生活中的官民和谐，但是，这种和谐伦理思想只是内向的，要求个人被动适应，对统治阶级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在实际生活中就束缚了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积极发挥。
最后，先秦儒家“天人合一”伦理思想虽然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使人们懂得利用了自然规律，但由于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也导致了一些机械的、唯心的观念和不科学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又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2)按照当代的哲学观点来看，人的行为不仅包括道德价值，而且也包括求知、审美、创造、奉献等多种价值。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的活动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层次和领域，而且人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人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改造，亦即生产活动。而先秦儒家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应符合礼的规定，应符合道德，而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先秦儒家只强调人的行为价值作为社会群体关系调节手段的意义，而忽视了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
(3)先秦儒家主张礼为治国之本，是就其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条件而言，更有从统治阶层利益出发，为其服务的目的。尽管它的客观作用很难作绝对的评判，但从当今法制的时代来看，礼治更多的是一种人治，某种程度上它的出发点是某些社会成员的主观需要，而非科学的社会法则。
(4)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形态下儒学的统一特征。虽然儒学也有“民贵君轻”的民主主义主张，但这个民主是为了“主民”专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至上的领袖治国方略，威权主义的整体主义主张，使现代领导者在国家实践中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5)拒斥科学的思想倾向，是儒学传统的显著弊端。从荀子开始，儒家学者一向缺乏自然
科学和社会发展思想，“强本抑末”、“重农抑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传统的弘扬，迫使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工匠技术水平上。尤其导致近代现代当权者、知识阶层重政治教化、轻经济实业、轻科学技术的不正常倾向，整个社会淡薄的科学意识迟滞了现代化。
(6)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是超乎经济力量之上的一种政治强制联合，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会成为我们民族向前发展的阻力，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7)儒学的负面作用还长期地表现在德治人治对于法制规范的替代排斥方面。儒家重礼轻刑，重道德教化，轻法纪规范，以情代法，政治专断，惟我独尊，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苏晓云《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及其时价值》
2、周滨海《中外企业家》2009年11月
3、匡衡《先秦德治思想的价值之维》
4、毕业论文网《论礼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业（2）》2010年4月19
5、李群利《浅论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法律与文学”：主旨、方法与局限
胡水君
“法律与文学”被认为是近30年来出现于北美和英国的最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也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重要一支。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为西方法学及其案例教学带来了挑战，增添了活力。
“法律与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小说、散文、童话、新闻报道等）中的法律问题；法律、文学与解释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交叉研究，这主要是将文学批评与解释学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文学与正义、伦理、惩诫、压迫等的关系，这侧重于对法律、文学的背景分析；法律对民间文学等作品的保护和管制等。因之，“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们一般习惯于将“法律与文学”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小说和戏剧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文学中的法律”将文学名著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和修辞的媒介，其倡导者认为，文学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如复仇、罪、罚等；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法律小说也是律师和法官们良好的读本，它们有助于增强法律家的“法律文学感”。有人说，“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后，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观’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说，“关于法律的小说……特别是‘法律程序小说’，是通往人类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过加缪、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现代小说来分析法律，他的《语词的失败》（1984）是运用文学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来，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也向我们提供了政府专制的重要教训。他还提出了“诗伦理学”（poethics）概念，他说，“文学是我们以一种伦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种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学来理解法律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法律的诗学方法和阅读的诗伦理学”，“诗伦理学，在其关注法律交流，关注那些被视为‘他者’的人群方面，试图重新激活法律的伦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经利用卡夫卡的作品来批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审判》指出，卡夫卡描绘了现代社会中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的异化等伦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能用纯粹科学分析来说明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者在这一点上无疑太过“乐观”，太过理性了。
“作为文学的法律”将法律视为同任何其他文学故事一样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故事，其倡导者主张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法律文本、考察法律样式同法律修辞学的属性，这实质上是将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的技巧和方法适用于法律，因之，语言、文学批评手法以及解释方法的运用尤其受到了重视。诸如“讲故事”、修辞学、隐喻、寓言以及叙事等都被广泛运用到了法律领域。作为“讲故事”的书写与作为“科学”的书写针锋相对，通过讲述基于个人切身经验、虚构的故事乃至奇闻逸事，人们可以描述一种有可能获得读者认同（或者让其摸棱两可）的共同经历，让人们洞察为法律的权威性文本所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在法律话语中穿插一些没有在法律的官方故事中被提到的人群的视角，从而揭示现代法学的普遍“思想形式”。此外，法律解释也被认为是文学解释的一个特定种类，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文本的意义也得到了关注。目前，解释方法在宪法学界尤为流行，费什（S.Fish）、费斯（O.M.Fiss）、列文森（S.Levinson）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代表。解释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如下问题：法律解释能否超出作者原意？基本的文学解释方法能否被用来发现法律研究的最好解释框架？为了发现法律文本的复杂性，是否需要目的开放的道德解释准则？有法律批评家在运用解释方法时对法律文本的官方解释提出了挑战，他们鼓励读者通过质疑法律文本的权威而发现新的意义和解释，例如，费什就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共同体”所创造的，解释共同体的传统和习惯实际上对文本的意义起了作用，读者群构成了文本的权威之源，而法律的官方解释则是在“法律话语”的语境下进行的。总体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十分看重语言、修辞艺术和解释方法，并且主张老师和学生都应当对各种文学理论有所了解，以便日后在做律师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
当然，“法律与文学”的上述两种划分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格，事实上，二者都重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学理论的运用，要将二者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指出，“法律与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文学中的法律”的本质主义到“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反本质主义的转向，但严格区分二者无疑是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在怀特看来，作此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卡夫卡曾经把法律学习比作吃锯木屑，看来法律的学习远不是一件容易而有趣的事。而“法律与文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正在于使法律教学成为一种轻松而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法律与文学”的兴起也很难说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传统（律师和法官在这一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后现代思潮没有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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