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计划生育（大全）

第一篇：21世纪中国计划生育（大全）

21世纪中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产业论坛：李 瑛研究员谈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新技术引入与市场后监测

一、避孕药具市场后监测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生育质量、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群众对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和其它生殖保健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是保证群众生殖健康的核心技术，是针对不同人群进行个性化的优质服务的基础。要创造新的服务方式，提供新的服务内容，首先应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开发、引入和推广新技术、新产品。在生殖保健技术和产品方面，国内外都以生物医学工程为重点。我国计生技术服务网络逐步引进B超、红外热疗仪、红外乳腺诊断仪等物理诊疗技术、医用微波技术,妊娠试纸等；生殖保健药物方面：主要是研制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妇女更年期综合症及现有计划生育药具出血副反应的激素类药物及中草药,抗早孕药物米非司酮在生殖健康上的一些新用途、叶酸或含叶酸的用于预防神经管畸形的多种营养素制剂等。

我国近期上市的甾体类的抗早孕药物-----米非司酮；前列腺素类抗早孕新药-----15甲基PGF2α、磺前列酮及米索前列醇；长效皮下埋植剂---含孕激素；第二代口服避孕药-----左旋十八甲基炔诺酮；外用杀精子药物-----壬苯醇醚-9等药物，以及多类活性宫内节育器（IUD）、阴道环等。已引进的第三代口服避孕药??地索高诺酮和及正在引入的第三代口服避孕药芥士酮酊等新型避孕药具，为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和文化水平及经济能力的广大育龄群众，提供了大量不同类型可供选择的避孕药具。这些新型避孕药具的上市，也涉及到上市后的生产、销售、服务、质量监督和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中，避孕药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最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十五”期间人口与计划生育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要根据国家的人口发展目标和群众的需求，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促进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使广大育龄群众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要下大力气进一步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避免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的发生。

药物不良反应(ADRs)主要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是受医药学研究技术和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而导致的必然现象，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决定的。避孕药具与临床医疗用药一样都具有两重性，既有节制生育的正面效应，亦有引起不良反应的负面效应。这样的ADR不能通过加强药品审批、加强药品的质量检验、限制药品的使用来防止，只有依靠建立ADR监测报告制度，调查ADR的流行规律，针对不同药品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避免和降低避孕药具不良反应发生。

由此可见，要建立健全体系和制度，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服务信息的收集、报告、分析和发布作为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加强技术市场的管理和监督，维护育龄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计划生育服务水平的关键步骤；启动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推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从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指导安全使用避孕药具、保障避孕药具使用者的健康和维护避孕药具使用者的权益出发，在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网络的支撑下通过宏观的人群观察和微观的实验研究进行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的市场后监测势在必行。

二、国内外避孕药具市场后监测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ADR监测发展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已有30-40年历史。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对新产品研究开发、临床应用和市场销售都产生了良好的指导作用，有效地维护使用者的健康。1962年，第15届世界卫生大会就治疗妊娠反应的药??-反应停（Thalidomide），引起全球约20,000例海豹畸形的事故，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展药物安全与效果研究项目；美国政府通过凯法维尔－哈里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管理条例修正法，要求药品生产厂家向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报告其产品引起的可疑不良事故。FDA建立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制度，美国的药品（包括避孕药品）和医疗器具不良反应监测都在FDA管理之下。北美、欧洲和澳洲许多国家相继建立药品不良反应（ADR）或药品不良事件（ADE）自觉报告制度和计算机数据库，并在60年代中期建立国际合作体制，在WHO协调管理下共同开展监测工作。1971年，WHO总部建立不良反应资料库；1978年在瑞典乌普萨那城建立WHO药物监察国际合作中心。现在，大约5O多个国家作为成员国或联系国参加了这个国际性组织。

至今的研究表明，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是对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发展最快的领域是应用卫生经济学的原理研究药物使用的实质问题。由于社会上对医疗费用问题愈来愈重视，有些研究人员已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监测药物使用中的经济问题。研究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药品的成本，还包括用药的代价，药物不良反应的代价以及由于用了药物治疗而省去其它治疗所减少的支出等。

目前国际范围的药品不良反应市场后监测体系类型

1.自觉报告制度（Spontaneous Reporting System,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2.WHO国际药品ADRs监测项目

（WHO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Programme for Adverse Effects）3.处方-事件监测（Prescription-event Monitoring，英国）

4.波士顿药物监测合作项目（Boston Collaborative Drug Surveillance Program，美国）

5.Puget Sound团体健康合作计划（Group Health Cooperative of Puget Sound，美国）： 对健康保障组织30万病人完成计算机的医院处方联结；

6.南北加利福尼亚Kaiser长期医疗保障计划（Northern and Southern California Kaiser Permanente，美国）：已对1-2百万病人的门诊就诊和药物治疗情况建立计算机摘要报告体系

7.药物流行病学机构（Drug Epidemiology Unit）8.医院专业活动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ofessional and Hospital Activities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Survey，美国）：美国35%的医院实施计算机记录，允许医生、医院和病人可以获得必须要的数据

9.Saskatchewan健康计划（Saskatchewan Health Plan，加拿大）：建立了加拿大各省份10年具有ICD-9诊断编码的1百万门诊和住院病人计算机票据数据处理系统

10.公费医疗补助帐单数据（Medicaid billing data，美国）：已完成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包括6百万申请公费医疗补助病人的基础数据

11.Ad hoc 队列研究（Ad hoc studies，）

常规的不良反应（或不良事件）自觉报告制度与流行病学专题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药品或药具市场后监测的两种手段。自觉报告制度（SRS），是一种自觉自愿并有组织的管理制度，被许多国家广泛采用。监测报告制度简便易行、监测面广、费用很低，而且不受时间限制，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初步确定药具与所发生问题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但是具体做法不尽一致。有的国家实行全面监测，要求医药工作人员必须报告所发现的不良事故；有的国家主要在重点医院开展工作；有的国家采取处方事故登记制度或严重事故登记制度，记录并报告所发生的可疑问题（不一定与药品有肯定的因果关系，最后结论有待专家进一步评价）。

（二）我国ADR监测工作的进展

1989年我国卫生部成立药品不良反应监察中心。目前，国内已有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北京、天津、湖北、湖南、辽宁、浙江、河北、哈尔滨、福建、上海和甘肃等十几个中央和地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但是避孕药具的不良反应监测尚未包括在内（目前我国尚未建立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的监测系统，对避孕药具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掌握很不完整，更不能及时地发现问题和采取相应措施）。

1998年我国政府正式参加WHO的《国际药品监测合作计划》，我们可以经常地同WHO和已经参加这个合作计划的50多个国家进行ADR监测方面的信息交流。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并制定《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试行）》。1999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发布《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明确提出：凡生产、经营、使用药品的单位应根据《办法》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设置机构或配置人员，负责本单位药品不良反应的情况收集、报告和管理工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避孕药具生产、经营、使用的主管部门之一，也将依法实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

（三）我国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开展

自1994年国际人口发展大会和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计划生育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由过去的强调人口指标为主向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转变；由 4 过去单一的避孕节育服务向提供生殖健康全程服务转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1996年下发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科学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文件中明确提出：‘健全和完善避孕节育技术和药具不良反应和并发症报告制度，系统开展避孕节育技术和药具及生殖保健技术的长期安全性研究和评估’。

近10年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司和WHO早已将建立中国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体系列为研究重点，做了很多努力启动我国避孕药具上市后不良反应的研究。1998年在江苏举办的国际避孕药具不良反应/并发症研讨会促进了国家成立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心。1999年底国家计生委科技司在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避孕药长期应用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支持江苏省科委和江苏省计生委在江苏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建立省重点实验室《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根据1999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发布《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试行）》通知》和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决定》的精神，国家计生委制定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加强避孕药具市场管理、提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药具发放系统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医疗卫生网络的结合，从各个渠道和不同层次与国外同行进行接轨和交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避孕药具安全性评价在某些方面将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三、药物市场后监测作用

一个被批准上市的药品，绝不意味着它就是安全的，或者只有治疗作用而无副作用。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例因药品引起器官功能损害、致残致死事件，其中比较突出的如：用于妊娠反应的“反应停”引起“海豹儿”；驱虫药“左旋咪唑”导致间质性脑炎；氨基醣甙类抗生素引起后天性耳聋；解热镇痛药“氨基比林”、“非那西丁”引起血细胞减少和肾功能损害；己烯雌酚致阴道腺癌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药品不良事件足已证实一种药品的上市，恰恰应该是严密观察其安全性的开始。

药物市场后监测的作用在于：

1、收集避孕药具不良反应信息，明确使用者最关心的不良反应与并发症问题，了解药物新的功能，发现新的适应征和最佳剂量方案，推动、指导新产品的研究、申报、审批、生 5 产与推广应用。例如，最近欧洲制药厂开发出一种本意是产生一氧化氮（NO）以激活乌苷酸环化酶将GTP变为CGMP用以治疗心脏病的药，但结果出乎意料，对心脏病无效却变成了治疗阳痿的特效药。米非司酮在上市后的评价又引申出紧急避孕新用途。而1990年FDA批准NORPLANT上市，它曾被称为避孕效果达99%的一项突破，全世界600万妇女用其避孕，1991年2月－1993年12月，FDA收到不良反应报告5800份。虽大多数病情不严重，但自从1994年55,000名使用者在美国法庭提出诉讼，指控制造商韦思-艾尔斯特没有对该药的副作用（包括头痛至卵巢囊肿，植入不易取出等）作出警告后，销售急减。

2、分析不良反应严重程度和发生率，评价节育技术的效益和风险，指导合理使用，提高应用效果。英国的药物安全委员会黄卡报告制度，从1968-1984年有效观察了口服避孕药与抗生素/抗癫痫药合并用药后，妇女妊娠的情况。流行病学研究则从上述监测中发现的不良反应信号，进一步研究确证它的因果关系，并就影响因素、严重性乃至发生率作出可靠评价。英国皇家全科医师学院的与口服避孕药有关的死亡率的流行病学研究，也是有关避孕片健康效应的最大的前瞻性研究，对23,000名服避孕药妇女与相同数量未服避孕药妇女进行25年随访，结果表明口服避孕药对循环系统疾病的作用。

3、为确证并从市场清除严重损害健康的产品，提供科学依据。1992年国家计生委根据“宫内节育器换代的成本效益分析”项目的结论，做出了停止生产、使用惰性宫内节育器，代之以高效安全新型宫内节育器的决定，预计由此可在2000前避免5,500万例由于使用惰性宫内节育器的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这一决定在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的同时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应用。

四、存在问题及需求

避孕药具与治疗药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作为一类用于避孕以达到控制生育目的的特殊药物提供正常、健康育龄男女长期使用，在节制生育的同时，存在不良反应的负面效应，并可能对子代有影响。避孕药具不良反应关系到两代人的健康，关系到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已经作为重大生殖健康问题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关切。群众对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已经开始成为有别于传统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的一种新的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从促进我国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和 6 提高人口素质考虑，切实保证育龄人群及其后代的切身利益出发，避孕药具的安全性是有关计划生育国策和用药者健康权益的重大问题。

尽管避孕药具在上市前都经过严格的研究，其中包括药物化学与药物剂型研究，临床前药理和毒理研究，以及严密的临床试验研究，并需经药政部门的审批才能上市应用，但避孕药具上市后随着使用年限和使用人数的增加仍有不良反应的发生。例如：

l、我国1988-1993年在北京市11家医院进行的COC与脑血管病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认为连续使用OC（主要是复方18甲短效片）与脑血管疾病有较明显的关系； 2、1990年以后我国多种核心期刊报告栓塞性疾病和脑卒中发作与国产低剂量口服避孕药有关（主要与国产1号避孕片有关，少数为18-甲基炔诺酮）；

3、“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避孕药长期应用安全性研究》通过3年的监测研究初步发现中国最广泛使用的含炔诺酮的国产口服避孕药（OC）可能对妇女出血型脑卒中发病有重要影响，携带D等位基因同时服用OC15年以上妇女发生高血压的危险性显著增加；

4、我国目前40%以上已婚育龄妇女长期使用宫内节育器，而与使用有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如宫外孕、盆腔感染和重度贫血的情况尚不清楚。

由此可见，尽快建立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制度，通过上市后的严密监测和报告获得大量的不良反应信息，开展必要的专题流行病学调查，寻求流行规律并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客观做出该药品安全性的评定并针对各类避孕药具的不同情况采用相应的有力措施，并用特种方式告知医生和使用者，以达到指导安全用药，避免避孕药具不良反应发生，是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面对的挑战和迫切需求。

五、目标和预期结果

（一）近期目标

1、制定行之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避孕药具不良反应自觉报告制度，运行并完善国家避孕药具监测体系和信息网络；

2、用药物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对监测信息中的危险信号进行研究，对特殊不良反应发生的因果联系做出评价，为发现、确证并从市场清除严重损害健康的避孕药具提供科学依据；

3、宏观分析避孕药具对生殖健康和社会的长远影响，为制定避孕药具不良反应防治策 7 略，开展避孕方法知情选择，促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供科学依据。

（二）远期目标

逐步扩大监测点和监测内容，形成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避孕药具发放和医疗卫生网络为基础的具有先进实验技术、快速计算机数据管理能力的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和生殖健康监测中心，同时也应是重大成果开发中心，人才培养基地以及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为服务者提供信息和指导、为使用者释疑解难的信息服务中心。职能上，作为国家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在性质上，它是一个集高校、科研院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避孕药具发放网络和医疗卫生网络及生产厂家为一体的公益型服务机构。对内，它将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指导下与各有关部门协作并联网共享信息；对外，它将成为我国进行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监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窗口。

六、实施避孕药具上市后监测已具备的条件

1、目前我国已陆续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包括4个国家级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30个省级研究所、2,397个县级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38,734个乡计划生育服务站和1000,000村级服务室。这些体系的完整以及在避孕药具发放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职能上的相互配合具有中国特色，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它将成为我国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体系的支柱，也必将成为不良反应信息收集和建立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的基础。

2、目前江苏全省在不同程度上由提供计划生育综合服务向生殖健康服务转向，2/3以上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已能够利用建立的信息网络系统对村级计划生育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信息按月收集、跟踪观察、定期分析上报、及时反馈以指导工作。

3、江苏全省卫生系统和计生系统在村级已经进行两室合一的建设，日常工作中将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结合在一起；在乡镇级分管卫生工作的副乡长同时兼管计划生育工作，加强两个系统的协调和配合；在县市级由卫生系统和计划生育系统共同成立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小组对避孕节育方法引起的并发症和副反应进行鉴定和处理。

4、《避孕药长期应用安全性研究》系“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项目开展以来在 8 在两个县/市25个乡镇15万妇女中建立由卫生系统农村三级医疗网络、卫生防疫网络和计生系统三级技术服务网络联合进行脑卒中和心肌梗塞及其它副作用的监测体系，建立妇女的生育避孕信息数据库和疾病登记病因研究专题调查数据库。为开展“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

5、有一个良好的科研协作环境和较强的学科群：与南京医科大学，南京药科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有长期的协作关系，无论在实验室的硬件（仪器设备）和软件（研究人员梯队和实验技术储备）及科研工作的积累都具备了相当坚实的研究基础。

此外，要协调和处理好计生系统与卫生系统在药具管理和技术服务方面的相互关系，发挥得自的优势，更好地为育龄群众服务。

七、避孕药具上市后监测项目的实施步骤及运行

（一）实施步骤

1、通过检索和考察吸取国内外市场后监测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明确避孕药具不良反应与药品质量事故和医疗事故的本质区别，避免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可能发生的负面作用；

2、建立质量控制系统：建立相应的具体的避孕药具管理制度和法规、明确避孕药具不良反应定义，避孕药具分类编码和避孕药具不良反应分类编码并与WHO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保持一致；

3、建立数据库和数据储存、修改和反馈的管理系统；

4、进行不同层次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5、以研究项目启动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体系的运行，监测以避孕药（OC）为突破口，从OC 到 IUD再拓宽到更多的避孕措施；

6、监测范围从第一个省启动，在试点运行该报告体系，填写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表》；在完善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扩大报告内容，通过示范和培训扩大到全国的其它地区；

7、监测内容从避孕药具不良反应伸展到生殖保健产品和技术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直至发展到相关的生殖健康问题的监测。

（二）运行

自觉报告系统：个例收集-登记-因果评定-录入和上报-资料分析-危险信号

药物流行病学研究：危险信号-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评价和解释研究结果（淘汰、加强监测或继续使用）

（三）资料应用

1、利用监测数据评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项目的干预结果，可能因不断发现生殖健康的重大问题而促进改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持续开展，使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的监测成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

2、监测研究结果将为开展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提供依据，指导医生提供优质服务，指导对象选择适宜的避孕措施以预防和减少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

3、指导避孕药具不良反应防治策略的制定；

4、提出研究假设或预警信号，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5、为制药公司产品提供避孕药具药具上市后利用度信息，指导新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八、预期结果

1、技术服务人员：通过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了解药物新的功能，发现新的适应症和最佳剂量方案，提高疾病防治效益，又从监测与信息交流中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状况，合理使用药品，防止发生避孕药具严重不良反应。

2、生产厂家和市场：自觉执行药品管理法，开展避孕药具上市后监测，不仅有助于加强全国监测工作力度、维护群众利益，而且有利于提高厂家的信誉，正确制定生产决策；同时还有利于推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新产品新技术研究和市场开发。

3、管理部门：通过上市后监测宏观分析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产品和技术对健康和社会的长远影响，强化药品管理，发现并从市场清除严重损害健康的药物和器具，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指导新产品的研究、申报、审批与生产开发。

4、法制和伦理道德：通过加强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的市场后监测，保障使用者的健康，这是法制和伦理道德的要求，对于贯彻落实药品管理法也有重要意义。

随着法制观念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追求健康意识的增强，由避孕药具导致的严重不 10 良反应可能会引起诉讼和法律纠纷而对计划生育国策造成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从促进我国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切实保证育龄人群及其后代的切身利益，减少不必要的药源性损害，降低有限卫生资源的消耗和维护避孕药具使用者的权益出发，建立健全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对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新产品新技术进行上市后监测，将最大程度地提高避孕药具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接受性；将避免或减少严重不良反应造成妇女身心痛苦以及由于防治不力带来的经济损失，进一步改善生殖健康服务，增进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由此开展避孕药具知情选择，提高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质量，保障使用者健康，也维护生产厂家自身利益。既适应国家计划生育国策的需要，群众生殖健康的需求，也适应避孕药具市场的开发和管理的需求。

（注：本文为江苏省计划生育科研所李 瑛研究员在21世纪中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产业论坛的发言）S/10085

第二篇：世纪中国观后感

不屈的中国

——《世纪中国》观后感

近来观看《世纪中国》，感慨很深。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张学良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张作霖被炸死后，东三省议会于1928年7月2日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4日，张学良正式主政东北。他受命于危难之时，集国难家仇、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军政形势十分险恶。日本要他实行”自治“，扬言如蔑视日本警告，日本将自由行动；南京国民革命军则敦促他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由于张学良将军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全国各地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共和五色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宣布这一消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挫

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仅仅是形式而已。旧军阀是被消灭了，但是新军阀随之产生了。中国当时被外国占领的地方有：澳门-葡萄牙，香港-英国，台湾-日本，外蒙古。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自古以来，有国必有防，无防国不立。强烈的国防观念，既是衡量一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标志，也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防实力的重要因素，全民国防观念强，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观念就强。一般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以唤起人民抵御外患的国防意识；而在和平时期，人民最容易滋长无敌国外患的麻痹思想和苟且偷安的心理。古今中外的事实教育着人们：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走向衰落的民族；国防观念淡

漠的国家，是走向灭亡的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就一定要增强全民的忧患意识，把我们的国防建设搞好。

悲惨的历史，我们不敢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时刻铭记。为此，我们要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锻炼强壮的体魄。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第三篇：中国会计世纪名师

中国会计世纪名师:

王化成 1963年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全国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英国卡迪夫大学中国会计、财务与管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会计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等杂志特邀编审。研究方向及主讲课程为财务管理、财务分析、预算管理等。主要著作:《国际财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企业财务学》。

谢志华 1959年10月出生,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目前主要从事金融市场、企业改制、国有产权运行模式、出资者财务、所有权监督、母子激励与约束机制、预算体系与预算机制、财务管理、审计和投资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有《审计管理》、《会计报表结构分析》、《货币商品经营论》等四十多本,其中专著七本。已完成和正进行的国家、省部级和大集团公司课题十余项,主持了二十多家企业的改革设计和体制设计。

汤谷良 1962年生,普纳思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名财务学家,博士生导师,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在集团公司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政策、公司预算管理、财务体制等方面有所创建,是公司“经营者财务”学说的倡导者。现已出版《公司财务政策》、《汤博士点评中国财务案例》等专著3部,主编《预算管理的构造与运行》,合著《高级财务学》,《企业财务学》等30部财务专著,发表论文40多篇,并多次获得国内贸易部、北京市、中国会计学会、北京商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奖励。近年来,汤教授在财务咨询、策划方面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伍中信 1966年生,湖南衡阳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伍中信是我国会计学产权学派的发起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作品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产权学派的奠基之作”,“财权流”已成为我国财务学的主流观点。近年来,在《光明日报》、《会计研究》、《管理世界》、《财政研究》、《国有资产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在国家专业一级刊物发表20余篇。主要专著有:《财务治理结构论》、《产权理论与中国会计学》、《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信息、产权与社会资本分析》、《财务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资本市场机构财务运作》、《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资本经营财务概论》等。

杨雄胜 1960年2月生,南京大学会计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曾在《会计研究》、《财政研究》、《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问题》、《中外管理》、《财务与会计》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已出版《现代成本管理》、《会计学概论》、《会计咨询与服务》等十余部专著、教材。连续八年获中国会计界最高学术奖--中国会计学论文奖,曾直接参与财政部《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货币资金》、《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等五个全国性规范文件的研究、起草。

张为国 1957年1月生。任中国证监会监首席会计师,并继续兼任上海财大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评估协会常务理事、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会计研究方法、会计思想史、财务及会计与证券市场关系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会计目的与会计改革》、《当代中国会计问题研究》(英文)、《租赁会计》等。

陈毓圭 1961年生于江苏。在财政部会计司工作。主要从事财务会计改革方案设计和会计准则制定,并在联合国国际会计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担任中国代表,进行国际会计协调工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和专著。主要著作:《宏观财务与会计准则》、《宏观财务论》、《论财务会计改革》、《论改进企业报告》等。

曲晓辉 1954年生于吉林伊通。中国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和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和国际会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会计准则建设、会计国际协调、物价变动会计、集团会计与财务等领域有所建树。先后主持国家项目3项、部级重大项目2项、部级重点项目3项,其他部级及国际项目4项。出版著作《论物价变动会计》、《会计准则研究--借鉴与反思》等14部(含主编、合作);发表论文60余篇,入选国际会议论文7篇。

陈信元 1964年8月出生,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院长;《会计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编委;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主要著作:净权益会计论》、《合并会计报表》、《新中国会计思想史》、《高级财务会计》、《会计学》、《财务会计》等。

孙

铮 1957年生于上海市,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会计理论、财务理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在《会计研究》、《实务税务》(台湾)等境内外期刊杂上发表论文累计80余篇,在境内外公开出版的专著、主编、合著的书籍13本,参编的书籍21本,其中专著《论证券市场管理中的会计规范》(96年版)1998年获国家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经济学三等奖。

魏明海 1964年3月出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会计信息与投资分析、财务理论与公司治理、国际会计。出版《盈利管理研究》、《财务战略:着重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公司高管的会计责任:前世通公司CEO法庭审理分析》、《管理激励、业绩评价与会计研究》、《会计理论基本结构》、《我国会计协调测定与政策研究》等6部著作。主编《会计理论》、《比较会计概论》、《基础会计学》、《工商企业会计》、《股份公司财务管理与会计》等7部教材。在《管理世界》、《中国会计与财务评论》、《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刘

峰 1966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现为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的研究内容为: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与实施效果的验证等问题、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与监管的案例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专业化下中小企业的生存模式与成本战略。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会计理论》、《会计准则研究》、《会计准则变迁》、《市场经济下财务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等著作、教材近20部;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张先治 1957年2月生,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会计学院副院长。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企业财务管理与绩效评价。主要著作:《经济效益研究》、《企业资本经营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财务分析》、《企业重组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

刘明辉 1964年5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主任、《财经问题研究》常务副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曾在《会计研究》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共320余篇,其中60余篇被权威杂志转载,37篇论文获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团体的奖励;近年来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财政部、教育部等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6项;作为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组的资深专家,参与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第一至第六批共42个项目的研究、起草和修订工作;先后编著、主编、参编各种学术专著、教材、教学参考书及工具书共62部,其中本人独立撰著或主编共31部,个人累计著述字数约1200万字;其主要代表作有《独立审计准则研究》、《审计学概念与方法》、《公司财务理论》、《审计》、《走向21世纪的现代会计》、《企业会计设计导论》、《独立审计学》、《财务管理》、《管理咨询》等。

于增彪 1955年7月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主要研究兴趣: 管理会计、行为会计、预算及管理控制系统、成本管理、薪酬与激励制度、职业道德、管理会计与流程优化。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有《管理会计》、《行为会计基础研究: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在我国行为会计、成本控制和预算管理等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王立彦 1957年2月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科学》副主编。研究领域:会计信息与价值分析、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成本管理、环境核算和业绩等。主要著作:《官方统计与国际比较会计》、《宏观核算整体化构架研究》、《股份公司会计、财务、国际化》。

罗 飞 1952年5月生,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会计学博士后联系导师。其主要研究方向在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国际会计、财务管理等方面。公开出版各种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科研成果多次获得政府部门和各级学术团体的奖励。主要著作:《企业成本学》、《企业特种会计》、《成本会计》。

赵德武 1963年10月生,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下财务理论研究。先后独著或参著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副主编、参编教材及工具书20多部;承担完成各类课题16项;获奖项目20多项。主要代表作:《中国会计管理模式研究》、《会计计量理论研究》、《财务管理》、《财务经济行为与效率分析》。

孟 焰 1955年8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学术研究方向和兴趣: 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企业融投资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企业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中西方会计比较。迄今已在世界著名学术刊物英国《管理会计研究》和我国《会计研究》、《财政研究》、《审计研究》、《金融研究》》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独著、主编、参编了《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管理会计学》、《西方审计学》、《会计英语》等著作10余部。

薛云奎 1964年3月23日生,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和中国会计教授会秘书长。薛云奎教授从事会计与信息技术的理论研究,在财务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制定等领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多项教学与研究成果获得各种奖励。主要著作:《会计大趋势:一种系统分析方法》、《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法论研究》、《会计频道》。他提出的网络环境下的管理集成与会计频道概念,已得到国内外会计学界的普遍认同。薛云奎教授是我国会计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他致力于缩短与国际上的学科差距,注重会计学科领域的拓展和新兴学科的创建。

宋献中 1963年9月出生,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财务理论与机制、资本运营与财务战略、税收筹划等。出版《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财务理论与机制》、《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个人专著三部,出版《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译著一部,主编和编写《财务管理》、《公司理财》、《中级财务管理》、《重组财务》等教材和其它著作十余部。在《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财政研究》等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政部、中注协和省有关部门课题10余项。

耿建新 1969年出生47岁,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国研室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策年鉴》总编辑、“中国政策网”创始人。主要从事政策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地方财源建设、效益财政和政府采购研究;后勤产业化、社会化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方案及实证研究;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研究;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研究;能源安全与行业发展研究;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产业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发表论文70余篇,撰写、主编、参编著作20余部。主要著作:《现代公司会计管理》、《企业集团会计管理》、《高级会计学》。

孙菊生 1964,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20篇,代表性成果:《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目标成本规划解析》、《表外筹资会计问题研究》等。

傅 磊 1951年12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实务。在主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5部,出版教材9部。主要著作:《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回顾与思考》、《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学》等。

王建忠 1957年生,天津财经学院教授。现任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天津市审计局特约审计员,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员、秘书,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理事,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编委,天津珠算协会理事兼大学工委主任。主要著作:《会计全书》、《中国会计简史》、《中国审计简史》等。

张杰明 1954年1月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审计理论与实务。主要著作:《现代审计基础结构研究》、《当代审计学》、《当代西方审计》等。张杰明,经济学博士。历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广东省信宜市副市长、广州市审计局副局长,2003年5月就任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光远 1962年出生,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涉及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乃至经济学各相关领域。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经济评论》、《管理科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独著、合著、主编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制度基础审计学》、《现代财务结构》、《管理审计理论》、《决策会计学》等。

李若山 52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MPAcc项目中心主任、财务系主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致力于会计、审计理论及财务方面的研究。已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项教材等15本。主要著作:《审计案例》。

黄世忠1962年9月出生,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报表粉饰、财务舞弊、合并报表和国际会计等方面的教研工作,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十部、译著四部,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十余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主要著作:《长期股权投资会计与合并会计报表》、《股份制改组中的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中级财务会计学》等。

张龙平1966年2月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知名青年审计专家。曾在《会计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等全国一级刊物上发表有影响的论文数十篇,在经济科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有影响的专著二十余部。主要著作:《注册会计师审计控制系统研究》《审计》、《独立审计准则导论》等

龚清浩(1909-2001)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导,著名会计学家。主要著作:《会计辞典》。

第四篇：中国计划生育

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财务工作报告，日本的一些国际财团也资助中国计划生育。并且，日本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支持中国实行计划生育。

最近，中日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从长远来说，中国要战胜日本，其实还有一个“不战而胜”的方法，那就是让日本长期保持超低生育率。一个国家的人口如果长期保持超低生育率，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最终或是会消亡的，除非大量引进外国移民。

“现今的日本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国家总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有关推算显示，截止2055年，日本人口总数将减至9000万人，而在2105年将减少至4500万人，大约为目前1亿3000万人的三分之一，前后耗时不足100年。”显然，如果日本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那么日本终将不战而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39。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财务工作报告，日本的一些国际财团也资助中国计划生育。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08年经费收支情况报告显示,经费收入来源一项为日本家族计划国际协力财团生殖健康、家庭保健、生活改善合作项目经费4.7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3.37万元。并且，日本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支持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例如，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支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他说：“独生子女政策是为紧急避难而施行的政策。”然而，我们想反问中江要介：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多，人均自然资源也比中国少得多，为什么日本还要鼓励生育?

从目前来看，中国和日本都处于超低生育水平,从长远来看，中国和日本生育率较高的国家将拥有最终获胜的优势。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低迷，与日本生育率持续低迷导致老年化率不断升高相关联。另外，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导致日本政府把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养老金和卫生医疗而不是军费开支。一个国家军费开支的多少，是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过去，日本的军费开支一度持续上升，1987年居世界第三位，1993年则上升为世界第二位。然而，2008年日本的军费开支不增反减，与1999年相比，反而下降了1.7个百分点，为463亿美元，排在美中法英俄德之后，名列世界第七。2011年，日本国防预算支出47752亿日元，比上减少151亿日元。

第五篇：中国的计划生育

中国的计划生育

一、实施背景

人口过快增长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时间每过一分钟，地球人口净增160人，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挑战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近几年来，每年的出生人数都在2100万左右，每年净增人口1400万左右。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年人口增长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底子薄、耕地少、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人口过多的不利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许多困难，都与它有直接的关系。

二、实施方案

（1）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中确有困难的夫妇间隔几年以后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2）

（3）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由各自治区或所在省决

定。计划生育政策在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要求有所差别，即农村宽于城市，少数民族宽于汉族。

（4）倡导并协助各省（区、市）制定和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推进避孕方

法知情选择，减少妇女孕检的次数，保障公民在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方面的合法权益。

三、所进行的宣传方式

（1）各级干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在全体人民中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力。例如，江苏

省如东县的5万多名干部、党员，人人都能模范地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他们的影响下，广大群众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2）活跃于各地的计划生育协会在宣传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计划生育协会是由

热心于计划生育的各界人士组成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团体。

（3）中国除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出版、戏剧、音乐、曲艺以及各种学校进行宣

传教育外，还专门建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网络。

（4）中国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积极参加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培训和研究。中国人口

学会、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等社团也在组织人口学者、文艺工作者和各界人士参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