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读书报告[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读书报告

回望历史，发现社会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读书报告

一．导语：真理的预见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方面，时代在飞速发展，人类正在创造着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问题却一次次地颠覆了我们对和平世界的认知——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残酷严峻的金融危机，纷争不断的国际形势，还有民不聊生的第三世界„„如果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令人困惑，那么，卡尔·波兰尼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清晰的线索，使我们从一个客观、全面、实证的角度，重新理解这些社会现象。

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全书探讨并分析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世界文明的“大转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19世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旧工业文明的衰落和20世纪以保护主义、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新工业文明的建立。本书的主题极具前瞻性，因为直至今日，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比较与探索还在激烈地进行；作者的见解又极具创造性——他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提醒人们，如果盲目地深信“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我们的社会很可能落入一场巨大的灾难。

现在，许多问题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现象印证了这位思想巨人的预见。因此，对这一部经典著作的回顾也就尤为必要，它带给我们的思路和启示，或许将会帮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二．主题与中心：“建立在乌托邦之上的错误”

全书主题即“发现社会”，作者认为，社会是比经济和市场更为广阔、也更为核心的关注对象。作者的核心论点可以用书中的一句话概括：“19世纪文明的解体，是因为社会为了使自己不被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作为所毁灭而采取的那些措施”1。基于这一核心论点，作者展开了实证的论述，具体回答了为什么自由市场是一个乌托邦，经济与社会的嵌入式关系，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为什么不能成为商品、以及为什么20世纪的工业社会产生了如此强大的破坏性张力等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规范性建议与展望。

全书用三篇、二十一章来阐述这一主题，其结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为导言部分，作者对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国际动荡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在欧洲，一段长期的相对和平繁荣时期（1815-1914）会突然让位于一场尾随着经济崩溃的世界大战；第二篇是全书论证的核心部分，作者运用详细的论证试图阐述几个主要观点，诸如“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未真正存在过”、“政府干预是保护社会的一种必要”，以及“市场建立过程所导致的社会变迁会引发巨大的灾难”等等。第三篇是结语，作者否定了“自由市场”所谓的“自由”，却又满怀乐观精神地为我们指明了新的自由，引用文中原话就是：“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2

三．主要观点

12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同上书，第220页。

（一）自由市场是一个乌托邦

卡尔·波兰尼在开篇就提出了这一创见：自由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因为它的理论假设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主观论断。回顾人类发展史，就会发现自由市场理论并不能完全自洽。

1.“经济制度浸没在更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

作者首先反驳了自由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市场是调节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通过第三章到第五章对工业革命前的历史回顾，作者发现，当时西欧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只有“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与此对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分别为“对称”、“辐辏”和“自给自足”。在这个框架中，财物的生产和分配是通过社会上的行为规则来支配的，而非亚当·斯密所谓的“逐利动机”。因此，作者在这一部分的结论便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着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3 2.“虚拟商品”

接着，作者在第六章中提出了“虚拟商品”这一概念，用来概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生产要素。如果市场要自发调节社会生产与分配，那么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就必须成为商品，因为它们是工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然而，经过对三者的属性进行分析后，作者发现它们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商品。

作者认为，首先，劳动力“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商品特殊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4；其次，土地的商品化使得“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都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事物和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5；最后，货币的供给不定将会周期性地肃清或扼杀商业企业。总体而言，这三者当中没有哪一个可以承受“自由市场”所造成的破坏性改造。这就进一步论证了自由市场的不可能性。

然而，自由市场的扩张还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这意味着，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将不得不作出努力，阻止自身的“商品化”趋势。这就引出了作者接下来关于“社会双向运动”的讨论。

（二）社会双向运动

作者至此已经总结并剖析了19世纪以前的历史，此时，市场正在扩展至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各种政策和措施所织成的网络又在抑制着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有关的市场活动。用作者的话概括，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原则”之间的交锋。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是英国先后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最初，在圈地运动的过程中，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了农民份地及公有地，这就导致了农民被迫卷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开启了商品化的过程。随后，作者又针对“劳动人民”这一群体对市场体系进行了分阶段解读。

第一阶段是斯品汉姆兰时期（1795-1834年），斯品汉姆兰法令的颁布虽然旨在保护底 34同上书，第58页。同上书，第63页。5同上书，第63页。层人民的基本生活，但实际上它削弱了劳动者的正常工作与生活，并引发了“大众的赤贫化”6。“这一暧昧的博爱主义行动阻止了劳动者将自己构造成一个经济阶级，并由此剥夺了他们避开经济磨盘里被注定命运的唯一手段。”7第二个阶段（1834-1844年），济贫法修正案的颁布又带来了新的困境：斯品汉姆兰法令被撤销，那些应该受到救济的人便成为了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中的牺牲品。而第三个阶段（1834-1870），作者认为，使问题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加深入”。书中写道：“如果说斯品汉姆兰法令曾经阻止了工人阶级的出现，那么现在，穷苦的劳动者则是在无情机制的压力下被结合成了这样一个阶级。”

（三）危害社会的破坏性张力

第二篇第二卷为“自我保护的社会”，作者在这一部分具体分析了三个虚拟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自我保护运动”，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后果。在前文，作者已经用大幅篇章描述了它们与自由市场不兼容的特性；在这一部分，作者则是具体地分析了三者分别产生的“破坏性张力”——“失业”、“阶级紧张”和“汇兑压力”。

这样，作者就解释了在1914年之后产生的空前的社会动荡与转型——“当最后一个使它（单一制国家）苟延残喘的制度——金本位制——解体时，积蓄在各国内部的紧张压力才8会释放出来”。作者认为，是自由市场以及自由主义信条将原有的人类社会文明付之一炬，并且，这些制度唯一的目的仅仅在于让物质福利自发增长。

（四）新的起点，新的自由

在文章的最后一篇，作者不仅总结了政府、市场、社会变迁的一些普遍规律，还将过去在文末，卡尔·波兰尼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在放弃市场、顺应现实的基础上，的历史提升到道德与信仰的层面进行了探讨。

追寻公正和自由。作者坚信：“顺应，一直都是人类的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这也就意味着，作者在揭穿了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神话之后，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与功利主义“结果论”完全不同的“目的论”意识形态——“只要我们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9

这样的呼吁是振奋人心的。当今世界有太多的人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视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先进文化；然而，这些价值观却往往忽视了遭受不公正待遇、身处困境的人们，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一己私利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这本书所带给我们的启发有着非常大的价值，它替我们解开了自由主义施加的精神枷锁，并提供了一个更加鼓舞人心、凸显人性庄严与社会关怀的价值观念——我们应该为了寻找到一种伟大而永恒、保障社会的良好运转、维护人民的充分自由、坚持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而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四．论证方式与论据

67同上书，第72页。同上书，第86页。8同上书，第186页。9同上书，第220页。全书不仅论证方式多样化，论据来源也涉猎广泛，文中不止一次地引用了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本书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证方法有两个：追溯历史和类比。这二者都是基于实证分析的思维模式，分别从纵向与横向对历史的发展进行了反思与分析。

（一）追溯历史

由于全书围绕着“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展开，所以追溯历史发展脉络便成为全书最为重要的论证手段。

卡尔·波兰尼回顾历史的切入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正如作者所言，“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工业革命是英国的事件，市场经济、自由贸易、金本位制都是英国发明的”。因此，第二篇第一卷的论证全部基于英国的历史事件。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令颁布——济贫法修正案颁布——随后保护主义兴起——大转型最终到来，这是该书第二篇的总体论证思路和线索。除了对历史现实的陈述，作者也运用了具体的数据和具体事例来深入分析其中的动机、成因、运作过程以及导致的社会后果。

具体而言，在第四章，作者否定了自由经济中关于人们“牟利”和“交换”的假设，并提出了“互惠”，“再分配”和“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结构，所运用的论据都是早期原始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模式：西美拉尼西亚共同体中互惠互助的制度保证了社会连结；伯格达玛族的男人都被预期将收获的大部分猎物贡献给共同体所需；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人们的贸易并不涉及利润……这些历史事实从社会中的人类行为出发，极具说服力地驳倒了自由市场的假设。

本书作为社会科学专著，作者通过追溯历史并反思得出结论是一个最为可靠的论证方式，它是理论与实证的有机结合，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类比

作者在探寻历史发展脉络的时候，多次用到了“类比”的论证方法。

在第十三章，作者大量运用类比的论证手法，阐述了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劳工阶级的生活状况。作者通过非洲的一个土著部落——南非的卡菲尔人，一个高贵的蛮族——与白人文明接触后产生的“文化贬值”现象，描述了英国劳工在心理和文化上的惨重代价；通过印度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悲剧——由印度村庄共同体的消灭引发的大规模饥荒，证实了“社会的破坏”对民众的影响远远大于“经济上的剥削”；通过1887年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强制土地分配事件，说明了人口增长也可能是“文化退化”的表现。

通过对类似事件的横向比较，我们不仅仅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出其中共性，也可以将问题进行简化，从而更直接地发现问题的关键。

五．意义与反思

用“大转型”来形容当今世界，仍然非常合适。对于世界而言，卡尔·波兰尼运用前瞻性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视角和宝贵的建议；而对于中国，它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社会、文化都在飞速发展，这与当时的转型国家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作者多次地申明：“我们必须摒弃一些19世纪的偏见”10。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面对资本主义的冲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我们更应该摒弃偏见，客观、冷静地看待问题、追求真理与社会发展。从本书的观点可以看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积极的——我们没有盲目迷信自由经济、资本主义的神话，而是选择了一条关注社会、发展社会的正确道路。政府将职能定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就体现了我们对社会本身而不仅仅的经济的重视。作者在文末乐观地声称：“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11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更要把握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能实现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的真正的自由。

然而，乐观之余我们也应保持警惕。书中的警言“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12时刻都有可能上演——只要我们屈从于“牟利”的自由经济，只要我们忘记了社会这个更重要的实体，只要我们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稍有偏差，都可能造成难以预见的消极后果。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时代，中国更应该引起注意，坚持我们的长远目标不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保护我们的社会不受任何经济制度的破坏。

当然，本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作者提出了“虚拟商品”的概念，却并没有对它进行清晰的界定——比如器官能不能买卖；再比如，作者一直在反对自由市场，并强调“社会”这一概念，但是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制度来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转？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探索中寻求真理。

六．结语

这是一部渊博而深刻的政治经济学专著，作者不仅为我们拨开了历史迷雾，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维方式和角度。我最大的收获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摒弃掉一些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问题，实事求是地寻找客观的真理，从而更好地塑造我们的明天。

正如作者所说，“权宜之中也可能包含了伟大而永久的制度的萌芽。”为了这样一个美好而崇高目标努力，就是人类社会的希望之所在。

1011同上书，第38页。同上书，第217页。12同上书，第63页。

第二篇：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你越功利，世界对你越神秘

——读《学术与政治》有感

读完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让我对韦伯的生平以及其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在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的伟大学者，也被他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所深深折服

我认为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汲汲追求名利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权利感的时代，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无疑就是当头一棒，向那些热衷于追名逐利者泼了一盆刺骨的冷水，韦伯的这两个演讲，都是旨在辅导学生认识“精神工作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当时的主办者挑选了这位“未来有可能担任教职”的有名学者和评论家，因为当时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职业问题，也包括在这个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时期，精神工作的意义。不过，似乎是故意的，韦伯让他们的期待落空。举个例子来说，他关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一开始便说明，大家不要期待他会对时下的问题有所评论。尤有甚者，两个演讲的形式与内容似乎都显示讲者意在贬低时下问题的重要性。韦伯没有做戏剧化的表演，而是谨慎的陈述出长篇的分析。他没有对时下问题做诊断，而是跳过这些问题，在思想史及社会史的领域中，进行牵涉多方的探讨，他不鼓励政治上的积极行为，而是在自己的身边，布下一片消极不可为的气氛。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道：学术乃是一条疯狂的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想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不仅需要天赋，灵感，热情，还需要机运。韦伯说：“当年轻的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做些建议是，我几乎没有办法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的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我们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在这里韦伯提到一种在大学校园中“凡才当道”的现象。让我们害怕的但是有不可否认的就是无论大学的构成方式如何变化，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可能变本加厉的就是机遇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有名无实的讲师，乃至于一名辅导员，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升为正教授，甚至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靠运气。这一点非人为的因素无疑给了那些试图以学术作为志业的年轻人神秘感，当然，我认为虽然机运确实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绝对因素。在我看来，要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热情一定是坚决条件，这种热情乃是超越一切功利与名誉的让圈外人嗤之以鼻的陶醉感，若是没有这种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那么你将永远没有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就最好放弃学术研究，去做别的事，因为凡事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学问的领域中，只有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肯为学术献身的人，才有可能，当然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韦伯早就指出官僚化体制化的学术系统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指出了此路的风险和困难

当然，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韦伯认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政治家绝不会比以学术为业更轻松，如果说学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那么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在如今这样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的时代，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克服自己身上的虚荣心，其实虚荣心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甚至是一种职业病，但是就一个学者而言，无论虚荣心表现的是多么让人讨厌，多么的强烈，但是这都不干扰他的学术工作，但是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选择以政治作为一生的志业的人一旦被虚荣心所左右，就会疯狂的追求权利所带来的快感，并且像一个暴发户似的炫耀自己的权利，虚荣的陶醉在权利感中，变得“飘飘然而不知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韦伯说“崇拜纯粹的权力本身乃是扭曲政治动力的最严重的方式”我们想想在当代中国，有多少立志从政的年轻人不是带着一颗功利的心去追求权利所带来的快感？如若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参与政治生活，那么我们最后成为的不是职业政治家而是权力政治家。总而言之，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利，这权利或者是手段，为了其他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者是自私的；或则，这权利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利带来的声望感。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的最后写道

“政治是一件并施热情与判断力，去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硬，是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没有机会去完成。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世界，而仍然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淡然的说：“即使如此，但是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否则的话，他其实应该首先去培育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单纯，直接的博爱。至于其他，他们应该踏实的去进行他们的日常活动。”

不得不说韦伯怀疑主义的论调确实让人沮丧，但是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确实有恶的存在的事实。神议论中有一个古老的难题所要问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据说无所不能而有慈爱的力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创造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无理性的世界，充满着无辜的苦难，没有报应的不公。无法补救的愚蠢？所以说全能与仁慈两者中必定缺一；要不然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必定还存在完全另外的一套补偿和报应的原则，甚至一套始终不容许我们解释近身的原则。这原则究竟是什么，我们无法解释，当我们意识到前路坎坷时，我们还能够一口咬定当初的自己真的不是因为满足那颗功利心而走上学术与政治的道路吗？当我们知道这恶的存在的事实时，我们扪心自问，自己究竟还可以继续坚持自己所谓的志业吗？当我们看清这个世界后我们还可以坦然的拥抱这个世界吗？我想激发读者与听众去思考这些问题应该就是韦伯”泼冷水“的目的之一。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残缺而且神秘的，那么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正如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的最后说的那样“只凭等待与企盼，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该坦然走向另一条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在人间事务方面还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

人类的行动是发乎意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完全局限在物质条件的控制下，人并不单纯的只因物质的刺激而行动，所以，你若是越功利，那么世界就对你越神秘；你若是越平实，世界就对你越温柔。所以无论我们将来是从事学术工作还是从事政治事业，或是从事任何一种严肃的事业，我认为韦伯所提出的这些个人品质都是至关重要的——激情，责任感，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清醒，眼光等，一直很喜欢一句话“那些把世界变成地狱的人，恰好就是那些一直以来都真诚并且勤恳的想要将其变成天堂的人”如果我们内心真正的信念是为了得到权利感或虚荣心而改变世界，而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俯瞰世界，那么我想我们最后得到的大概就只会是世界打在我们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王娇林

2017年12月24号

第三篇：《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闫心语

以学术为业

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的人在不断丰富的知识、思想和问题冲击中，变得忙碌，变得焦躁不安，人类再也不会达到古代社会的人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和对自身生存条件的了解，人们越是力图了解得更多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大的未知的领域，太多的未知总是令人恐慌。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地正确，比起这句我更欣赏的是在《庄子﹒养生主》中的一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来说，人类是有着掌握这些知识的能力的，但就具体的某一个时代来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自然科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后，人们的理性不断地膨胀，就像哈耶克笔下的自负，认为没有理性所不能及的，总是力图追逐掌握知识的宽度，而不是知识的深度，不过在现代社会这也实属正常，时间都放在了解新的知识，新的领域，还有多少人满怀热情，十年如一日地思考着一个为之着迷的问题？这是我看完“以学术为业”之后，对现在生活的一个思考。韦伯的这本书恰恰可以给处于狂热的迷恋于理性的人们一记警示，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是时候停下来歇歇了。上了大学之后，一直很疑惑为什么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书都是以前的人，姑且说成古人写的，并且也不太支持我们去看现代人所写的书，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并不是现代人的智力不及前人，而是现代做学问的人太“忙”了。韦伯在演讲中提到，“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期而至的”，想法不会出现在匆忙之间。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以前，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是看《学术与政治》之前，我都认为科学与宗教总是如水与火般，是相互对立的。但在看过《学术与政治》后，却对其产生了很多的疑惑：科学就是理性，宗教就是非理性，由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就把两者放在对峙的位置，这种习惯使然的结果，我们应不应该去追问其原由，去思考有何不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到底是什么？

在此之前看过丹·布朗写的《天使与魔鬼》，看完之后，科学在我心里的神圣印象开始了瓦解。科学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但它也可以带来无法估计的灾难，“自鸿蒙之处，教会就与上帝的敌人进行着斗争。但我们都无一例外地挺了过来。但是，过去的魔鬼，只是指责与憎恶„„这些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敌人。可是，撒旦是狡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抛弃了凶暴的面具，重新换了衣服面孔„„一副理性的面容。你倒是说呀，科勒先生！教会如何才能宣布那些培养了我们的逻辑思维的事物的罪过！我们如何才能反对那已成为我们社会根基的事物！每次教会提高嗓门做出提醒，你们就反过来大叫，说我们无知、偏执、专制！你们把科技创造的奇迹神圣化。让我们明白科学的到来是要把我们从疾病、饥饿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看看科学——看看这位不断床在出奇迹、无所不能且乐善好施的新上帝吧！它无视武器制造与混乱局势！不管人们严重的孤独感和没完没了的危机。这就是科学。1”这段话很是让我震惊，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在笔记本上写过这样一段话：“祛魅时代下的中国人的信仰该何处安放？„„科学在否定并试图摧毁人类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它本身是否考虑过重新建立一个人类的心灵的栖息场所。”，“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除魅过程，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进步„„文明人的生活已被嵌入进步的无限之中”，在现在的社会，所有以前的固定的意义和价值已面目全非，人们只能在不断的知识的刷新中追求这种意义和价值，但这个过程又是没有终结的，因此人们的这种追求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现了许多的邪教组织，如最近出现的“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相关部门理所当然的打击了这些邪教组织，但每当此类的邪教出现的时候，仅仅这样做就行了吗？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公众、媒体，仅仅停留在打击或者报道案件本身，而对频繁出现邪教组织的原因却置若罔闻，我认为这是极其不正确的。就上边“全能神”例子而言，为什么在国家如此大的力度不断宣传邪教组织的特征以及危害的现实下，还是会有那么多的人去信仰？我想，信仰的危机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在看“以学术为业”第三小节和第四小节的时候，突然就蹦发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仍然回到前边那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韦伯的回答是：“科学是不涉及终极关怀的。”他在书中举一个医学科学的例子，“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说明：医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可能减少痛苦„„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 1 选自《天使与魔鬼》 丹·布朗 第十八章 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处于自身目的的偏见。”科学所告诉的只是怎样做，告诉的是方法，至于我们是否应当这样做，科学给不出这样的答案，它也不能这样做。科学的意义是在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意义。科学是人类不断追求终极关怀的道路上的工具，而它本身并不是终极关怀，“科学是通向自然之路”。所以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给科学与宗教贴的互相对立的标签是不合适的，宗教是涉及人的终极关怀的，而科学则不是。韦伯在这一部分引用了斯瓦姆默丹一句话：“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我不敢想哪位科学家会这样说一句：“我通过计算光速，向你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于大众来说科学可能是和上帝同样的存在，而对于科学家来说我就不能以我的角度去贸然揣测科学家们本人对其事业的定位。我认为现今用科学去否定宗教是不对的，因为二者是不同的，它们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并且在教育中，科学也不能先入为主，它只要做好对自己学科的诚实就好。学术就是学术，需要与价值判断拉开距离。教师不应是领袖

这是使我最受触动的一点，因为我是一名师范生。

读完这一部分，我把这段文字的很多语句都摘抄在了我的日记本上，因为我感觉这是现在很多教师所缺少的，也是每位教师应该努力靠拢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未来我站在讲台上我能始终秉持这一点。

“教授感到他有做年轻人顾问的职责，并享有他们的信任，他可以由此证明自己同年轻人私交不错。如果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他喜欢的什么地方。但是，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让他来炫耀自己信仰的勇气，这未免太容易些了。”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小学和中学的教师必须秉持的。人在小的时候最容易接受一种价值观，因此，这时教师就更加应该做到这一点。美国中学的生物课本上在引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就在引文的后边注了这样一句话：仅供参考。这样的话，就给了学生继续充分了解知识的机会，而不是塞给他们现成的一个观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避免千人一面的社会出现，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发展得很快，但文学、思想等却没有什么新的贡献，由国家统一施行的义务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个个相似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中，文化最灿烂的时候，大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分裂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大家才能各持己见，不会担心被同化掉。

以政治为业

在这篇演讲中，韦伯首先为我们明晰了几个概念——政治：从广义上来说，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从狭义上说，以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为例，政治就是指争取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国家：以政治为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它所特有的手段是暴力的使用，并且享有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接着，说明了支配权的三种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制型。韦伯认为在这三种类型中，只有魅力型是以“天职”为追求的，人们对他所表现出的效忠，也是因为他的个人素质。

“对支配的经营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这要求人的行为服从那些声称拥有正当权力的主人。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一些在既定情况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因此，支配的经营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在这儿，我想说一下，韦伯在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幕僚和行政工具。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以政治为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这项事业使得生命更加具有意义；靠政治生存的人，仅仅是把他当作是收入的来源。显然，对于前者而言，要想从内心出发，把政治作为事业，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前提条件的，这就导致了“财阀统治”的出现；而后者把政治当作收入的来源，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出现，它把国家作为一个面包篮子，通过控制从而获得对官职的分配权。官吏和职业政治家

在这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做官了，就是从事政治了，但韦伯告诉我们官吏只是官吏，他并不是立场鲜明的政治家。

“政治发展成为一种经营，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政治的这一发展，决定了公共官员分为两类„„一方是行政官吏，一方是政治官吏。”官吏是政治经营的工具。真正的官吏，无论是行政官吏，还是政治官吏，从职责（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方面来看，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韦伯认为这一点是维系统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他应当（无示好恶）地领导他的部门。因此，他应明确地不去做政治家——即领袖及其追随者——总要做和必须做的事，即从事战斗。”我认为，这一点是很值得现代人思考的。如果每个官吏都渴望着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渗入自己的想法，那么这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先不论“政治领袖”所下达的这个任务的对与错，如果一个国家中这种官吏数量很多的话，那么其统治秩序便会岌岌可危。这让我想起了刚刚淡出人们视线的“***事件”。***在仕途呼风唤雨的过程中，始终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形象，对于一些时事他也总是采取鲜明的立场，如他曾在记者的采访中这样说过：“现在有些人，一讲党的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就说‘左’了。”、“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事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仅不过时，而且正当时，重庆正处在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他这样立场鲜明、充满激情的话语，使得他作为官员的职责，转换成了人格的魅力，在很多时候，重庆人对他的崇拜是基于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他作为官员应有的专业素质。用韦伯的话说，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然超出了一个官吏的职责范围。当一个政治家对一件事情采取立场的时候，他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承担个人责任，他无法、也不可以转嫁这一责任。而一名官员，如果渴望着政治家那样的个人魅力，那么就如韦伯所言，只会是个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因为对官员的内在约束只有他本身的道德素质。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在韦伯看来是典型的“靠”政治吃饭的人，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儿所说的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指的是政党政治所直接牵涉的那一部分。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是现在，是政治家们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职业政治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

新闻工作的道路，是充满着艰辛的。“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他所面对的特殊困难，是他内心向他发出的要求。”和政治相关的媒体，他们更多的时候扮演的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或者他必须迅速而令人信服地就这事或那事发表“意见”，在这儿，我认为他们所发表的“意见”更多的时候不是出自他们本人自己的意愿，如此一来的话，新闻工作者是经常要忍受内心挣扎的痛苦的，要么顺从自己的意愿而失去工作，要么发表“令人”满意的意见，就像前一句所提到的“所面对的特殊的困难”。

在我国，据我所知，没有一家私营的出版社，它们都是“靠”政治吃饭，这样一来它们就很难做到不受政党的影响，甚至成为政党的喉舌。因此，在未来我希望新闻机构可以出现由私人承办的。在这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只有允许各种价值判断的存在，使人们去了解、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思想，从而保持头脑的清明的是很重要的。相反，如果屏蔽掉其他价值判断，仅仅塞给人们某一种价值是不妥当的，是逃避这种价值多样化现实的怯弱的表现。在现代多样化的时代，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就已被我们所接受的价值或者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价值去否定，这也就是韦伯的“价值无涉”，同时我认为，也是价值的宽容。

第四篇：经济与基础,政治与包容——《论十大关系》读书报告

经济与基础，政治与包容

——《论十大关系》读书报告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总有许多历史性的转折点，《论十大关系》的发表算一个。尤其是在社会建设方面，它标志着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我国的社会建设不再是苏联模式的重复。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的一批领导人开始把建设自己的中国这一想法付诸现实。中国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均始于《论十大关系》中的方针与政策。

那么《论十大关系》是怎么提出来的呢？1956年初，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五计划给了中国宝贵的3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经济建设的缺陷已有所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套指导中国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便被迫切需求。1955年2月，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找了34个中央部委同志谈话，再和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于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论十大关系》主要指导经济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不外乎“基础”二字，政治建设则可用“包容”来总括。十大关系就是：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九）是非关系；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前四个是关于经济建设的，后六个则与政治建设有关。

下面我们来看看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

首先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毛泽东说“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这说明当时的中国领导高层对作为基础的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辩证关系还是很清楚的，不被当时国际环境对中国重工业的迫切要求所困扰。《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看后者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重工业会发展得多、快且稳固。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阶层是把目光放得很长远的，他们更注重基础，农业关系到民众的温饱问题，手工业关乎日用需求，只有这些发展好了，才能承载起一个更大更稳的重工业王国。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就没有重工业的万丈高楼！

然后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是基础，它们发展的好，内地工业方有发展的希望。内地工业想从一穷二白起步，是十分艰难的，而有了较发达的沿海工业的支援，便容易多了。所以，发展工业不能急于求成，沿海工业的发展不能忽视。用《论十大关系》中的话说就是，新的侵华战争和世界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要利用战前的时间在沿海投资办厂，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认为原子弹就要从我们头上掉下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毛泽东他们也知道沿海工业基础的重要性，不会因为紧张的国际形势而忽视这一点。

其次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

经济建设。经济是国防建设的基础，这点毋庸置疑！

最后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对国家来说，生产单位是基础，要给单位放权，让他们有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工人调整工资，保障他们的生活。对国家和合作社来说，农民是基础，不能像苏联的义务交售制那样害惨农民，要低税收，合理收购农产品，供应工业品时薄利多销。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后者是基础，都必须兼顾。《论十大关系》中一句话很精辟，“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对啊，不管基础，又想上层建筑高大，哪有这样的道理？

不难看出，基础性是贯穿毛泽东经济建设论述的始终的。根深才会叶茂，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对基础的强调，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漂亮的一步。

接下来再看看政治工作中的包容性。第五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包容地方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注意地方的利益，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第六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汉族要包容少数民族，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第七点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共产党要包容民主党派和一切善意地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民主人士，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即使是骂，只要有理就接受，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第八点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包容反革命分子，机关、学校、部队里面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第九点是非关系上，包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第十点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包容世界各个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批判地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党在政治建设上的包容性，正体现了其逐渐成熟的过程，也是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起点上值得赞叹的一点。

无论是经济建设中的注重基础还是政治工作中的包容性，都脱离不了一个基本方针：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很可惜，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始终贯彻到底，“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度让中国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错误的轨道。但不管怎么说，《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等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尝试，很多思想到现在依然具有指导性作用。

第五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读书报告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读书报告

要求：

1、在指定书目中选取感兴趣的一本著作阅读并写出读书报告；

2、读书报告字数在1500字以上，引用格式规范；

3、提交时间：2014.5.7提交；

指定参考阅读书目：

1、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

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3、弗拉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4、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又热又平又挤》

5、约瑟夫·奈：《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

6、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7、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8、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

9、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10、王逸舟：《创造性介入》

11、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

12、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苏联专家在中国》；

13、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会成功》

14、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

15、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

16、拉吉·帕特尔：《粮食战争》

17、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18、巴里.布赞：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19、[美]罗纳德·芬德利，凯文·奥罗克：《强权与富足》，20、阎学通：《历史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