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巴里·诺顿) 读书报告

第一篇：《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巴里·诺顿) 读书报告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巴里·诺顿）

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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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集中了诺顿教授和西方以及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持，全面描述和评价了中国经济，不但填补了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空白。该书中文版的出版也填补了国内出版界关于中国自 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空白。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两大变迁，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产业经济。前者是所谓的转型，后者在经济学的术语中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转型是为了改变不久前在中国延续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增长是为了改变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经济。因此，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本书首先对中国经济的资源约束、传统农业作了简单介绍，然后阐述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从传统经济中挣脱出来所作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努力，包括建立计划经济的努力，从而为读者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建立了基础。

本书的副标题是转型和增长。而转型又是为了增长，所以本书的重点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第一篇“历史遗产和资源禀赋”用两章专门讨论转型外，本书把中国的制度转型放在经济增长的大框架里论述，既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也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样的写法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

全书七篇中，除了第一篇介绍背景和第七篇结论外，第二篇以人为关注的中心，说明中国的增长模式。作者从中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政策、劳动力状况和劳动政策、经济增长对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三方面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并对此做了肯定的评价。从第三篇到第六篇，作者分别阐述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对外经济和财政金融。在这四篇中，作者一方面分析了这些部门的转型过程、转型措施，一方面说明了它们的增长和发展过程与态势。

本书的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本书对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作了全面阐述和系统介绍。这是国内读者非常需要、而国内学者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集体完成，质量又难以保证）。同时，本书从外国人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在许多问题上又能够给国内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作者简介

巴里·诺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经济学家。诺顿在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多集中在四个彼此关联的领域：经济转型、工业和技术、外贸、中国政治经济。诺顿于198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生院任苏君乐讲座教授。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是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研究员。

三、读书心得——从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探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形势与新的增长模式

“每一次，中国经济表现之优异总是超过多数乐观学者的预期。当你预计增长率是8%的时候，它会达到10%。”——巴里·诺顿

2003-2007年，中国是全球经济繁荣的组成部分，之后，中国竟然避开了2008-2009年最为糟糕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几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出色的经济表现令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比之前预期的时间表大大提前。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沉睡多年的中国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古老国家发生巨变的主要力量是什么？能获得成功，那一定做了对的事情。巴里·诺顿对中国的研究始终在回答这个问题。

巴里·诺顿认为，中国的结构变化过程与其他东亚 “奇迹”经济体经历的过程极为相似，但是，中国的结构变化首先得益于成功的经济改革规划，其次得益于一系列保增长政策。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中国结构变化的步伐较快，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时间都快于和长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经济体。“转型和增长仍然是核心驱动力。中国正在沿着一条宽广的转型道路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趋进。”

1、中国帮助世界走出危机

要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必须从繁荣的源头说起。

2004-2007年，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中国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及分享者之一。“这次全球性经济繁荣踩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脚步迅即出现，并非偶然。”诺顿教授分析说，这一时期，中国拆掉了其商品生产部门的贸易壁垒。私营部门不仅成了重要的出口商，而且享有更顺畅地获取进口商品的通道。这些政策导致出口部门生产力增长加速，中国开始以实实在在的低价向世界提供日渐增多的商品。与此同时，美国也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允许美国居民增加负债的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需求迅速增长时期。生气勃勃的美国需求和丰裕充沛的中国供给相互影响，创造出世界范围的繁荣。中国在保持对美国持续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从世界其他地方迅速增加了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对繁荣世界贸易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从日渐增长的经济一体化和红红火火的国际贸易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持续加速，2007年达到了让人惊叹的13%。但硬币总有两面，好消息背后自然隐藏着问题。尽管角度不同，中国和美国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拥有大量的外部顺差（即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包括服务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表现出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并引发了贸易战。

然而，结束这轮繁荣的并不是中国的外部贸易失衡，而是美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不可持续。早在2007年中，美国住宅市场的繁荣已明显露出颓势，由于房屋价格的下跌，金融体制其他方面的脆弱性即刻显现。终于在2008年，美国全面陷入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繁荣戛然而止。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状况都在2008年急剧恶化。

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竟能避开美国危机后倒下的 “多米诺骨牌”，通过及时部署大量有效的刺激计划，得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止住经济下滑趋势。“2008年年底中国的政策应对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应对，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都结合得非常好。”诺顿盛赞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 “中国是第一个走出危机的经济体，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为全球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中国成功地帮助世界走出了危机。”他指出，此次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出色决策，验证了“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不过，这次金融危机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少挑战，暴露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银行系统、地方政府预算等。

“上世纪90年代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最近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非常准确和成功，很好地适应了时局的变化。”诺顿对于以上两个时期的政策高度评价，但他也不忘提醒： “国际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都在继续进行之中，问题和应对都尚未结束。中国需要紧跟形势变化，调整和制定相应政策。”

2、少投资，多消费，更“均衡”

从诺顿的观点来看，迅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持续结构变化有关。

中国经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点：中国对总产出的投入比例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总产出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诺顿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意味着，这些独特的结构性特点并未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固定投资对总产出贡献在2009年超过了46%这一改革时期的纪录。政府将资源大量注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动机是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内需，可以防止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看成优先于需求的任务。政策的驱动力是期望新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可以改善生产力，提高经济活动水平，甚至创造出新的服务需求。作为结果，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系统，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更为发达。

然而，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代价。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期望转变增长模式，期望有一个更为 “均衡”的增长模式，即更少使用重工业投入和投资，更多使用技术和教育的增长模式。但至少目前来看，进展还相当有限。

由于21世纪头10年的投资都在持续增长，所以居民消费比重实质上在下降。他解释说，虽然绝对意义上的居民消费增长迅速——大大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比重——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快，经常超过居民消费增长2到3个百分点。因此，居民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在稳步下降。数据显示，2009年，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这一数字大大低于类似美国等由消费驱动的经济体。可以比较一下，21世纪头10年初期，这类经济体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的极端水平，而在1945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消费在这类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在60%以上。

中国虽然不需要让消费达到类似美国那样的高水平，但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实质性增长确实可以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多样化，也更有意义。此外，消费也是最终需求最稳定的来源，因为消费受到人的需求和习惯的驱动，无论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收入如何波动，居民也会本能地平滑自己的消费。与此相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如果未来预期让人失望，私人投资理论上就可能下降至零。虽然中国在2009年很快提升了投资水平，但诺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投资的绝对依赖肯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经济另一大失衡指标就是21世纪头10年一直在发展的大额外部顺差。诺顿分析，事实上，2009年年中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已经减少。因此在2009年，净出口已经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2010年初，顺差还在继续减少。但是，这种减少多半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增长模式全面重新调整的结果。国外需求的强劲复苏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紧缩，都会很快引发顺差再次膨胀。他表示：中国的增长模式依然很 “不平衡”，未来的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由投资和出口增长决定。

3、劳动力不再取之不竭

过去几年，中国在快速积累物质资本的同时，也在快速地积累着人力资本。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专和大学毕业生也还只有100万之众，但截至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00万。小学入学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意味着，教育金字塔的底部正在强化。

这种变化与依赖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走到尽头有着密切的联系。诺顿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中非同寻常的快速转型引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快速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接近于发展的末期。”

的的确确，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多年来，中国一直依赖于农村劳动储备，随着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差不多无限量供给的农民工愿意进入城市工作。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与此同时，在外出打工人员离开以后，农业生产还能继续维持。但现在，这一阶段已经走到尽头。不少调查都表明，所有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已外出，至少在中国中东部交通条件较好的那些村庄是这样。为了从更遥远的乡村吸引农民外出打工，城里的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我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工资已开始大幅上涨，有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始于2006-2007年。然而，这一过程却因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下滑而中断，当时，许多城市工人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但由于中国在2009年下半年的快速复苏，对劳动力的需求又重新提振。因此，珠三角出口加工区的工资上涨压力较之前更为明显。在浙江和苏南地区也明显具有相同压力。

4、中国走到了 “转折点” 对很多观察者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诺顿说，1954年，阿瑟·刘易斯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过剩”的经济概念，上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这一思想作了详尽阐述，他们强调，成功的发展可以通过 “转折点”来推动经济，过了这一转折点，工资将大幅上涨，收入不平等现象会减少。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正在经历转折点，接下来或将出现社会和经济的急速变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确信他们所谓的 “转折点”真的能带来这种激烈而突兀的变化。

理论上，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变可以以一种平稳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然而，其他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要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超快增长阶段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1950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4%，但1973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过6%；韩国的增长模式也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严重困难。在诺顿看来，如果要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国向前发展的增长潜力似乎更大。他的理由是：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劳动密集型增长阶段末期时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基于国内市场继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没有理由重蹈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经历过的增长率暴跌的覆辙。但诺顿也提醒，这种经历可以成为一种警示，即从一种增长模式向另一种增长模式的转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理论上较为平稳的经济变化也常常会受到现实中不可预期事件的扰乱。“中国现在正在进入转型时期，驾驭好这一转型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绝不亚于1978年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进入后危机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以前那种低成本消耗的路线了，诺顿说： “我相信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相信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将快速增长，同时，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复杂程度也会升级。”

5、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潜力

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手段去指导，而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制订这种政策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当今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环境影响了中国政策的选择。

世界经济也正在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几年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弥补了持续软弱的经济。积极的货币扩张能够使世界经济避免潜在的经济不景气。迄今，低利率已经支持了资产的名义价值。同时，全球生产能力（尤其在中国）的巨大累加，已经同生产力的改进一起对商品价格施加连续的压力。

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开始改变。美国经济正平稳地恢复，尤其当目前商业投资的势头能够继续。作为响应，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步调整短期利率，由扩张性政策转为中性政策。所谓中性政策是指既不刺激也不限制经济增长。一个约为二十五年的平稳降低原材料价格的时期看起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商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正在上涨。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正在逐步适应这些变化着的情况。比如说，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对可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了警觉性，而不再是仅仅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多种因素的融合，这些建立在高投资率之上的因素相互加强从而使生产力在许多经济部门快速增长。

外商持续向中国注资。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地区旧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新的方式取代，而中国的公司正在学会如何在这种新的方式下与世界其他公司相互交流和影响。在电子业，中国企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组装和生产，它已经开始作为产品的设计者和开发者而参与全球的生产网络。

中国的知识基础和人力资源能力也快速上升。大学生毕业数量逐年递增，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也猛增。信息和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传向世界各地，中国成为这个传播进程中的主要受益者。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增长机会，这个机会至少会从现在延续到2015年。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到底能增长多快。

6、驾驭新增长模式

中国已经设计出一个增长模式转变的规划，这一规划不仅仅是出于对静态 “平衡”问题的考虑，更是希望借助于已累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促成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技术密集型模式的转变。

这是一个艰难的政策挑战。

自21世纪头10年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围绕 “转变增长模式”的目标前进。这一目标是想通过增加知识投入以及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收益而提高增长的质量，这就有可能减缓资本和物质投入的增长，并相应减少污染排放。这样做的净收益将是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诺顿用两大主要政策概括这种努力：一是鼓励 “自主创新”，一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

鼓励自主创新是受欢迎的政策，随着中国脱离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中国显然要从事更高技术的活动并实质上要有持续的生产率增长。中国的政策就是通过鼓励和补贴研发、支持采用中国制定的技术标准以及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推进这种转变。2009年和2010年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都表明，政府明显加强了这方面的力度。

与此同时，一段时期以来，降低中国能源消耗的紧迫感一直不断加强，比如，节能目标写入了十一五规划。不过，诺顿直言不讳，由于较高水平的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类似钢材和水泥这类能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所以投资率的上升一直在拖这种努力的后腿。他总体的判断是，中国仍然会向有较高技术并更有益于消费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道路前进。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成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国际化开放经济体。而民营企业的兴起，使中国变得更多样化，更具市场导向且生活更富裕。但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如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方面仍然具有独特性。“中国漫长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一条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

尽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今天面临的是很早就预料到的经济变化，但这个变化来得早了一点，速度也快于外部观察者的预期。因此，虽然中国克服了一些局限性，却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今天，中国站到了大国的门口，即将跨入中等收入生活水平国家的行列。为迎接这一挑战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继续适应各种制度，构建自己的能力，并对急剧变化的环境灵活作出反应。我想或许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需要找到新的指挥棒。”

第二篇：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新闻作者：管理员新闻来源： 日期：2012-03-19浏览次数： 1586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今天在此间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由以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消费为主，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前30年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趋势会出现很多新的特点，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平稳过渡。

刘鹤分析指出：“首先是工业化将出现新的特点。”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市场条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传统制造业受到土地、水、能源、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和弹性会加大。展望未来，中国工业化特点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有较大提升。制造业内部将会出现以生产适度集中和专业分工深化为特征的供应链调整，绿色低碳增长模式将受到鼓励，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满足内需的生产能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城市化趋势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刘鹤说。到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6.8亿，城市化比重从1978年19%左右上升为2011年的50.5%，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但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可能达到60%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化格局和形态将出现新变化，最主要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会形成若干新的中心城市。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以及伴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中独生子女比重上升，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将大幅提升，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和形成的消费需求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全球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刘鹤认为，未来中国会继续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国际化的内容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国际收支走向基本平衡，这将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变化相互适应。一方面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出口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将根据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实现从出口引资大国向市场进口投资大国转化，将为世界经济平衡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公平方向发展。”

刘鹤说，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仍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深化。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进程中，信息技术的渗透扩散和应用将对中国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经验，全球对中国经济都极为关注。”刘鹤说。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会遇到很多风险、困难和挑战，但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大趋势将为中国和世界创造巨大需求潜力和庞大市场空间，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第三篇：中国经济转型方向与困难

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与困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发展新阶段，在继续推进这“五化”的基础上，着力实现人本、绿色、创新、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显著标志。对此，应做深入研究。

更加重视以人为本：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核心价值

继续推进由“物本”向“人本”转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也形成了过于追求GDP增长的“物本”发展理念和体制惯性。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从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主的生存型阶段，转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的发展型阶段。如果说在生存型阶段着重追求GDP指标具有合理性，那么，在发展型阶段就应更加重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绿色革命和创新革命：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战略标志

推动绿色发展。当前国际上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国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这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必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绿色增长问题，而是一个包括绿色增长、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城市、绿色消费、绿色文化等的完整的发展体系。第一，向科学技术要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积极研发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绿色技术。这既是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技术竞争的需要，也是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战略举措。第二，向产业结构调整要绿色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途径。一是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注重发展低碳的第三产业；二是调整第二产业结构，瞄准耗能污染较重的产业，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第三，向政策法规要绿色发展。通过政府“有形之手”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包括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引导和推动绿色发展，比如可以开征环境税。

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提升。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应把握三个方面：制高点在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应创造支持创新的政策法制环境，构建战略性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平台。

内外、产业、区域、城乡四大协调：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结构特征

内外结构：由出口导向向消费主导、内外联动转型提升。

产业结构：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型提升。

区域结构：由板块崛起向区域协调转型提升。于发展空间布局相对均衡。

城乡结构：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发展转型提升。

去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多年来首次上升，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渐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消费的作用增强。不过，要让消费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实施讨论已久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中国需克服三大困难。

一、城市户口体系改革。目前的户口体系使民工难以在城市安家，变为常住居民和消费者。

二、上调企业能源与水资源利用费，这将有助于降低工业投资冲动。

三、金融体系改革。中国消费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是，虽然家庭储蓄规模庞大，但家庭从储蓄中获得的利息却少得可怜。这是因为，政府为提高银行利润，对存款利率设置了上限。同时，中国投资渠道太过狭窄，消费信贷极不发达，这使得居民既不能从自己的储蓄中获利，也不能从过剩的社会资金中融得消费能力。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

2012年GDP增长目标自2005年以来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的预期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定为7.5%。温总理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在关注GDP增长目标下调的同时，还特别指出，要全面做好2012年的工作，必须坚持突出主题、贯穿主线、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段讲话关键词 “稳增长”备受关注。可以看出

回顾历史，自1978年至2011年的34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达到9.8%，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环境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根据相关资料提供的信息，以往中国GDP增长中，至少有80%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只重经济，忽视环境，过度追求产值，不仅使环境和资源承担过重负荷，同时也使得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重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在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从“保增长”转变到“稳增长”就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

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也暗示出中央决策层坚持科学发展的坚定决心，其象征意义更加值得关注。以往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可能将真正开始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保八”、“保九”这样的表述也将被“绿色GDP”、“科学GDP”所代替。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粗放型增长之后，科学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项。2012年GDP增长目标的向下微调正是反映了最高决策层的这种战略转变理念。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有可能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但是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政策走向一直牵动着全球神经。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加之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速近3年来首度跌至8%以下区间，外媒普遍对中国今年下半年经济感到悲观。中国高层这次会议也特别提到，要增强忧患意识，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不少市民对中国经济状况与未来发展持担忧状态。

其实，对经济增速下滑无须过于恐慌，要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足够的耐心与信心。由于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强劲势头，外界因此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抱有莫名恐慌情绪。其实，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或较长期的低迷之中，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已属不易。更何况经济增长也有周期性，如同当年日、韩高速增长过后一样，势必要面临一段时期的盘整。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所言，“我们应该允许中国经济有一个软着陆”。其次，中国的调控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转换频率不能太快，力度不能过猛，防止通胀、通缩急转。

中国的作用更多是保持亚洲经济的稳定，这就需要用稳定的政策来实现“稳增长”。而对世界来说，也需要用稳定的心态看待中国，既不要因为亮丽的经济数据将其视作全球经济的“救世主”，也无须因为经济增速稍稍放缓，就大呼“衰退”，而应该关注蕴藏在数字背后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深层次改革。

而且经济增长的核心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的是提高人们福祉的目标，包括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环境等等。知道目前的下滑一定程度上与调控相关，经济增长可以因为调控而下行，必然也能因为调控而上行。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充足，短期风险不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比如城市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按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至少还可

以持续20年；比如在中国巨大的地区经济差距及其背后的地理区位、资源环境、人口资源差异背后，产业梯度转移将持续产生巨大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优化效应；比如随着社会保障的逐渐完善及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教育、科技资源和成果，为未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此外，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控的空间还很大，因此而释放的经济效率可以很高，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消费的进一步推动；比如垄断行业改革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促进；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逐步实施既增加需求，又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水平；比如通过加大对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民生工程领域的投资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回暖等等。

在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正确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地改善措施。我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缺乏投资需求导致的经济下滑，并非简单的产能过剩，而是生产过剩。因此，无须继续加大政策宽松度，重点应更多地还应放在改革方面。

生产过剩是由于分配不均造成的。一方面生产能力大量积累；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太低，缺乏购买力，二者相叠加导致了大量生产能力的过剩。即巨大的投资需求没能与最终消费形成良性循环；而传统的投资和外贸出口形成的循环又被金融危机打断，这就导致目前中国经济的每个循环都不畅通的局面。鉴于此，中国接下来要做的，并非通过降低利息或者放松银根扩大投资，而应更多地通过改革的办法，包括减税、调整收入分配、落实社会保障措施等各种政策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信心。只有真正把消费刺激起来，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继续扩大投资只能进一步增加供给能力，使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严重。

总之，大家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的目标，客观的看待中国经济现今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且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同时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有耐心的的。也应该明白在当前国际经济与政治局势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已经将经济工作重心从之前的“保增长”转变到“稳增长”上来，这种宏观战略转变对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五篇：中国经济增长强劲 风险可控--OECD报告

中国经济增长强劲 风险可控--OECD报告

2013年 3月 22日 星期五 17:00 BJT路透北京3月22日-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周五称，预计2013年中国经济应会增长8.5%，2014年增长还将加快。近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通胀与出口需求。若按当前投资与改革速度计算，这个10年平均经济年增速料为8%。

OECD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调查，使之成为对该国看法最乐观的主要国际机构之一。这份关于中国经济的长达161页的调查，是OECD自2010年来出具的首份这类报告。报告尤其对中国投资支出前景乐观。

报告指出，与其他处在类似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铁路和公路容量存在巨额缺口，低于标准的房地产部门也是如此，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更多获利空间。

“从回报率来看民间部门的投资比较合理，而且我们仍认为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大量需求，”OECD中国专家Richard Herd表示。

“我们对投资的看法正面，因为我们发现回报率仍非常高，”他补充道。

许多民间分析师认为，在本个10年的末端，中国经济成长率更接近5%，而不是过去30年的均值10%。

中国2013年的官方经济成长率目标是7.5%，且在2015年止的五年规划中，目标是平均增长率为7%。

2012年中国经济成长率降至13年低位7.8%，欧盟和美国这两大中国出口客户对其构成很大拖累。

“近期的OECD模拟情况显示中国在当前这个10年，可以维持逐步走低但仍在高位的经济成长，人均GDP增速可以达到8%。”该报告还称到2016年，以物价差异调整后计算，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OECD称，出口需求不振是其2013年经济增长预估中最大的潜在外部风险，而中国要维持支持经济复苏的政策组合，面临的最大国内风险是通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