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学术研讨和新闻发布会重点讨论的问题

第一篇：《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学术研讨和新闻发布会重点讨论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学术研讨和新闻发布会重点讨论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学术研讨和新闻发布会5月21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今年报告的主题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及本次研讨会重点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对政府统计工作的评价

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与政府统计工作，近些年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总是对统计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问题是由经济发展提出来的，如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但受到置疑的往往首先是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这说明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政府统计工作必将受到社会更加的关注，这更加证明了统计部门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2010年以来，我国统计工作至少有两项重大改进，一是改革了原来的住房统计制度，使住房统计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住房价格和数量的变动，二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统计有大的发展，在过去同比指数的基础上，增加了环比指数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准确地估计近期价格变动的程度。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到“十一五”结束时，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和比较，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按汇率法的人均GDP或人均GNI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10年到达4000美元以上），而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一般地说，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制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和以往有所不同。在前一阶段，主要是要实现和保持加速的经济增长，主要途径有通过劳动激励、资本激励和其它生产要素的激励，刺激投资和扩大产出，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而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体制障碍、技术创新、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外部环境，将可能成为影响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从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看，一系列因素都在影响着我们在原有的扩张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首先，能源和环境条件制约着我们的经济扩张，无论从国际和国内环境来看，能源和自然资源的短缺以及价格上涨，都可能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些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次要的；第二，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需要改善居民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收入的增加又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这就有可能增加企业的经营负担或者是出现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无论哪一种结果都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长期发展和短期发展之间的均衡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复杂。第三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曾经长期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时，所出现的国际市场问题、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汇率问题、外汇占款问题，还有实现出口所需要的大量资源投入问题，都对我们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有住房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城市化问题，等等，从总体上看，我们现在经济活动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比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中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出现停滞。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四、改善就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无论是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都需要经济增长的支持。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慢于工业化进程，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重高于GDP结构30%，而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十一五期间，我国平均每年安排的新增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在900万以上，而“十二五”期间可能增加到1000万，每10年可以消化1亿农村劳动力，但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仍有接近3亿的劳动力，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五、改善国民收入以及居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从中国的宏观分配来说，无论从国民收入来看，还是从可支配收入来看，企业和政府所占的比重在增加，而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在下降，过去10年，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下降了10左右；而在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差距在扩大，表现为基尼系数在过去10年间有比较大的提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推算，从2000年的4.0左右提升到现在的4.7左右。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我国经济增长所鼓励的效率激励是相联系的，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但是在微观领域提升的效率，却可能因为宏观关系的失衡，尤其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而损失掉，处理好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均等和效率的关系，对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六、要在最终需求中，处理好出口、投资和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保持平稳较快的总量增长的情况下，最终需求的三个方面，优先顺序是什么，短期和长期的结构目标是什么，应该通过哪些政策来保证实现这些目标的实现。这不仅仅需要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一系列短期政策，还需要在深化市场化改革中解决一系列体制问题，从总体看，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重点应该从市场规模构建转为市场秩序完善；市场化进程的焦点应该从国有企业改革转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而这种改革的难点和关键集中在三大制度创新上，一是财税制度改革，包括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财税结构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包括金融市场化和央行独立性的提高；三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等。

七、住房制度的改革需要循序渐进，要把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商品房的市场化改革结合，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居民住房需求是我国现阶段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对房地产业、建筑业之外的许多部门的发展造成直接影响。但近两年来，部分城市发生的房价过度上涨实际上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宏观调控方面的因素，也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造成的体制性因素。因此，将多种手段结合起来，保持这一市场平稳合理的发展是正确的选择。

八、宏观经济政策在相应调整后，要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从我国目前的宏观失衡特点来看，既面临通胀的压力，同时也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一方面就通胀压力而言，较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时期长，在未来2-3年中将面临通胀压力。二是类型变化，需求对通胀的拉动作用继续较强外，成本上升对通胀的推动力将会逐渐加大。三是虚拟经济的活跃会提升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特别是大量过剩流动性若不能及时拉动实体经济，而是滞存于虚拟经济中。另一方面就增长动力不足而言，较为显著的特点也有三方面：一是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经验来看，我国经济要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尚需2-3年时间。二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尚未走出金融危机，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存在，甚至可能加剧。三是内需不足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克服。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不仅是总量失衡的突出表现，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经济结构原因和体制性及社会发展失衡等多方面原因，而这些总量及结构性失衡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效率低，或者说效率提升慢，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则是一个长期过程。

根据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经济政策应当相应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和变化目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现实的选择只能是“适度通胀下的有效增长”，既不应当选择高通胀高增长，也不可能再现低通胀高增长，更要防止高通胀低增长。从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来看，只要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预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可以实现。如果保持7%以上的速度就会提前实现目标。我们应该更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有效性。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方式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一方面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已实质性地进入“择机退出”；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组合方式从此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双扩张的同方向组合，重新调整为“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即财政政策在减轻扩张力度的同时，扩张方向不变，而货币政策则开始从紧。从财政政策看，力度和重点有所调整，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政策着力点来看，需要从关注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向同时关注财政政策的风险调整。货币政策则发生方向性逆转，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总量调整的要求的。三是汇率政策应该回到渐进升值的通道。由此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必须予以充分和全面的关注，既要关注人民币进入加速升值通道所产生的需求效应：包括对出口品价格的冲击及由此引发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也包括出口需求增速相对放慢可能减少的外汇占款及由此减轻的通胀压力，同时还需关注汇率变化产生的供给效应，包括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品价格的下降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应的国民经济成本的降低。四是在宏观管理方式上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供给管理的特点在于政策作用的着力点集中影响厂商和劳动者，从而改善效率状况，使经济趋于均衡。事实上，强调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在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背景下，不仅有其客观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就是要把总量管理与结构调控、宏观调控与微观行为、短期管理与长期管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等方面协调起来。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积极的供给管理相结合，从表面上看，可能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有所影响，但从长期看，却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供稿）

第二篇：中国经济增长强劲 风险可控--OECD报告

中国经济增长强劲 风险可控--OECD报告

2013年 3月 22日 星期五 17:00 BJT路透北京3月22日-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周五称，预计2013年中国经济应会增长8.5%，2014年增长还将加快。近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通胀与出口需求。若按当前投资与改革速度计算，这个10年平均经济年增速料为8%。

OECD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调查，使之成为对该国看法最乐观的主要国际机构之一。这份关于中国经济的长达161页的调查，是OECD自2010年来出具的首份这类报告。报告尤其对中国投资支出前景乐观。

报告指出，与其他处在类似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铁路和公路容量存在巨额缺口，低于标准的房地产部门也是如此，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更多获利空间。

“从回报率来看民间部门的投资比较合理，而且我们仍认为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大量需求，”OECD中国专家Richard Herd表示。

“我们对投资的看法正面，因为我们发现回报率仍非常高，”他补充道。

许多民间分析师认为，在本个10年的末端，中国经济成长率更接近5%，而不是过去30年的均值10%。

中国2013年的官方经济成长率目标是7.5%，且在2015年止的五年规划中，目标是平均增长率为7%。

2012年中国经济成长率降至13年低位7.8%，欧盟和美国这两大中国出口客户对其构成很大拖累。

“近期的OECD模拟情况显示中国在当前这个10年，可以维持逐步走低但仍在高位的经济成长，人均GDP增速可以达到8%。”该报告还称到2016年，以物价差异调整后计算，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OECD称，出口需求不振是其2013年经济增长预估中最大的潜在外部风险，而中国要维持支持经济复苏的政策组合，面临的最大国内风险是通胀上升。

第三篇：《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巴里·诺顿) 读书报告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巴里·诺顿）

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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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集中了诺顿教授和西方以及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持，全面描述和评价了中国经济，不但填补了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空白。该书中文版的出版也填补了国内出版界关于中国自 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空白。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两大变迁，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产业经济。前者是所谓的转型，后者在经济学的术语中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转型是为了改变不久前在中国延续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增长是为了改变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经济。因此，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本书首先对中国经济的资源约束、传统农业作了简单介绍，然后阐述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从传统经济中挣脱出来所作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努力，包括建立计划经济的努力，从而为读者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建立了基础。

本书的副标题是转型和增长。而转型又是为了增长，所以本书的重点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第一篇“历史遗产和资源禀赋”用两章专门讨论转型外，本书把中国的制度转型放在经济增长的大框架里论述，既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也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样的写法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

全书七篇中，除了第一篇介绍背景和第七篇结论外，第二篇以人为关注的中心，说明中国的增长模式。作者从中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政策、劳动力状况和劳动政策、经济增长对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三方面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并对此做了肯定的评价。从第三篇到第六篇，作者分别阐述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对外经济和财政金融。在这四篇中，作者一方面分析了这些部门的转型过程、转型措施，一方面说明了它们的增长和发展过程与态势。

本书的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本书对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作了全面阐述和系统介绍。这是国内读者非常需要、而国内学者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集体完成，质量又难以保证）。同时，本书从外国人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在许多问题上又能够给国内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作者简介

巴里·诺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经济学家。诺顿在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多集中在四个彼此关联的领域：经济转型、工业和技术、外贸、中国政治经济。诺顿于198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生院任苏君乐讲座教授。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是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研究员。

三、读书心得——从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探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形势与新的增长模式

“每一次，中国经济表现之优异总是超过多数乐观学者的预期。当你预计增长率是8%的时候，它会达到10%。”——巴里·诺顿

2003-2007年，中国是全球经济繁荣的组成部分，之后，中国竟然避开了2008-2009年最为糟糕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几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出色的经济表现令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比之前预期的时间表大大提前。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沉睡多年的中国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古老国家发生巨变的主要力量是什么？能获得成功，那一定做了对的事情。巴里·诺顿对中国的研究始终在回答这个问题。

巴里·诺顿认为，中国的结构变化过程与其他东亚 “奇迹”经济体经历的过程极为相似，但是，中国的结构变化首先得益于成功的经济改革规划，其次得益于一系列保增长政策。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中国结构变化的步伐较快，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时间都快于和长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经济体。“转型和增长仍然是核心驱动力。中国正在沿着一条宽广的转型道路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趋进。”

1、中国帮助世界走出危机

要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必须从繁荣的源头说起。

2004-2007年，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中国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及分享者之一。“这次全球性经济繁荣踩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脚步迅即出现，并非偶然。”诺顿教授分析说，这一时期，中国拆掉了其商品生产部门的贸易壁垒。私营部门不仅成了重要的出口商，而且享有更顺畅地获取进口商品的通道。这些政策导致出口部门生产力增长加速，中国开始以实实在在的低价向世界提供日渐增多的商品。与此同时，美国也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允许美国居民增加负债的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需求迅速增长时期。生气勃勃的美国需求和丰裕充沛的中国供给相互影响，创造出世界范围的繁荣。中国在保持对美国持续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从世界其他地方迅速增加了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对繁荣世界贸易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从日渐增长的经济一体化和红红火火的国际贸易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持续加速，2007年达到了让人惊叹的13%。但硬币总有两面，好消息背后自然隐藏着问题。尽管角度不同，中国和美国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拥有大量的外部顺差（即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包括服务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表现出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并引发了贸易战。

然而，结束这轮繁荣的并不是中国的外部贸易失衡，而是美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不可持续。早在2007年中，美国住宅市场的繁荣已明显露出颓势，由于房屋价格的下跌，金融体制其他方面的脆弱性即刻显现。终于在2008年，美国全面陷入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繁荣戛然而止。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状况都在2008年急剧恶化。

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竟能避开美国危机后倒下的 “多米诺骨牌”，通过及时部署大量有效的刺激计划，得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止住经济下滑趋势。“2008年年底中国的政策应对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应对，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都结合得非常好。”诺顿盛赞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 “中国是第一个走出危机的经济体，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为全球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中国成功地帮助世界走出了危机。”他指出，此次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出色决策，验证了“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不过，这次金融危机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少挑战，暴露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银行系统、地方政府预算等。

“上世纪90年代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最近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非常准确和成功，很好地适应了时局的变化。”诺顿对于以上两个时期的政策高度评价，但他也不忘提醒： “国际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都在继续进行之中，问题和应对都尚未结束。中国需要紧跟形势变化，调整和制定相应政策。”

2、少投资，多消费，更“均衡”

从诺顿的观点来看，迅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持续结构变化有关。

中国经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点：中国对总产出的投入比例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总产出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诺顿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意味着，这些独特的结构性特点并未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固定投资对总产出贡献在2009年超过了46%这一改革时期的纪录。政府将资源大量注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动机是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内需，可以防止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看成优先于需求的任务。政策的驱动力是期望新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可以改善生产力，提高经济活动水平，甚至创造出新的服务需求。作为结果，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系统，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更为发达。

然而，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代价。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期望转变增长模式，期望有一个更为 “均衡”的增长模式，即更少使用重工业投入和投资，更多使用技术和教育的增长模式。但至少目前来看，进展还相当有限。

由于21世纪头10年的投资都在持续增长，所以居民消费比重实质上在下降。他解释说，虽然绝对意义上的居民消费增长迅速——大大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比重——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快，经常超过居民消费增长2到3个百分点。因此，居民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在稳步下降。数据显示，2009年，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这一数字大大低于类似美国等由消费驱动的经济体。可以比较一下，21世纪头10年初期，这类经济体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的极端水平，而在1945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消费在这类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在60%以上。

中国虽然不需要让消费达到类似美国那样的高水平，但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实质性增长确实可以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多样化，也更有意义。此外，消费也是最终需求最稳定的来源，因为消费受到人的需求和习惯的驱动，无论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收入如何波动，居民也会本能地平滑自己的消费。与此相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如果未来预期让人失望，私人投资理论上就可能下降至零。虽然中国在2009年很快提升了投资水平，但诺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投资的绝对依赖肯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经济另一大失衡指标就是21世纪头10年一直在发展的大额外部顺差。诺顿分析，事实上，2009年年中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已经减少。因此在2009年，净出口已经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2010年初，顺差还在继续减少。但是，这种减少多半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增长模式全面重新调整的结果。国外需求的强劲复苏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紧缩，都会很快引发顺差再次膨胀。他表示：中国的增长模式依然很 “不平衡”，未来的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由投资和出口增长决定。

3、劳动力不再取之不竭

过去几年，中国在快速积累物质资本的同时，也在快速地积累着人力资本。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专和大学毕业生也还只有100万之众，但截至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00万。小学入学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意味着，教育金字塔的底部正在强化。

这种变化与依赖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走到尽头有着密切的联系。诺顿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中非同寻常的快速转型引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快速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接近于发展的末期。”

的的确确，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多年来，中国一直依赖于农村劳动储备，随着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差不多无限量供给的农民工愿意进入城市工作。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与此同时，在外出打工人员离开以后，农业生产还能继续维持。但现在，这一阶段已经走到尽头。不少调查都表明，所有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已外出，至少在中国中东部交通条件较好的那些村庄是这样。为了从更遥远的乡村吸引农民外出打工，城里的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我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工资已开始大幅上涨，有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始于2006-2007年。然而，这一过程却因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下滑而中断，当时，许多城市工人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但由于中国在2009年下半年的快速复苏，对劳动力的需求又重新提振。因此，珠三角出口加工区的工资上涨压力较之前更为明显。在浙江和苏南地区也明显具有相同压力。

4、中国走到了 “转折点” 对很多观察者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诺顿说，1954年，阿瑟·刘易斯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过剩”的经济概念，上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这一思想作了详尽阐述，他们强调，成功的发展可以通过 “转折点”来推动经济，过了这一转折点，工资将大幅上涨，收入不平等现象会减少。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正在经历转折点，接下来或将出现社会和经济的急速变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确信他们所谓的 “转折点”真的能带来这种激烈而突兀的变化。

理论上，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变可以以一种平稳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然而，其他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要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超快增长阶段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1950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4%，但1973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过6%；韩国的增长模式也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严重困难。在诺顿看来，如果要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国向前发展的增长潜力似乎更大。他的理由是：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劳动密集型增长阶段末期时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基于国内市场继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没有理由重蹈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经历过的增长率暴跌的覆辙。但诺顿也提醒，这种经历可以成为一种警示，即从一种增长模式向另一种增长模式的转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理论上较为平稳的经济变化也常常会受到现实中不可预期事件的扰乱。“中国现在正在进入转型时期，驾驭好这一转型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绝不亚于1978年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进入后危机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以前那种低成本消耗的路线了，诺顿说： “我相信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相信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将快速增长，同时，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复杂程度也会升级。”

5、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潜力

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手段去指导，而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制订这种政策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当今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环境影响了中国政策的选择。

世界经济也正在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几年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弥补了持续软弱的经济。积极的货币扩张能够使世界经济避免潜在的经济不景气。迄今，低利率已经支持了资产的名义价值。同时，全球生产能力（尤其在中国）的巨大累加，已经同生产力的改进一起对商品价格施加连续的压力。

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开始改变。美国经济正平稳地恢复，尤其当目前商业投资的势头能够继续。作为响应，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步调整短期利率，由扩张性政策转为中性政策。所谓中性政策是指既不刺激也不限制经济增长。一个约为二十五年的平稳降低原材料价格的时期看起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商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正在上涨。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正在逐步适应这些变化着的情况。比如说，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对可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了警觉性，而不再是仅仅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多种因素的融合，这些建立在高投资率之上的因素相互加强从而使生产力在许多经济部门快速增长。

外商持续向中国注资。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地区旧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新的方式取代，而中国的公司正在学会如何在这种新的方式下与世界其他公司相互交流和影响。在电子业，中国企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组装和生产，它已经开始作为产品的设计者和开发者而参与全球的生产网络。

中国的知识基础和人力资源能力也快速上升。大学生毕业数量逐年递增，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也猛增。信息和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传向世界各地，中国成为这个传播进程中的主要受益者。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增长机会，这个机会至少会从现在延续到2015年。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到底能增长多快。

6、驾驭新增长模式

中国已经设计出一个增长模式转变的规划，这一规划不仅仅是出于对静态 “平衡”问题的考虑，更是希望借助于已累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促成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技术密集型模式的转变。

这是一个艰难的政策挑战。

自21世纪头10年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围绕 “转变增长模式”的目标前进。这一目标是想通过增加知识投入以及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收益而提高增长的质量，这就有可能减缓资本和物质投入的增长，并相应减少污染排放。这样做的净收益将是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诺顿用两大主要政策概括这种努力：一是鼓励 “自主创新”，一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

鼓励自主创新是受欢迎的政策，随着中国脱离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中国显然要从事更高技术的活动并实质上要有持续的生产率增长。中国的政策就是通过鼓励和补贴研发、支持采用中国制定的技术标准以及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推进这种转变。2009年和2010年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都表明，政府明显加强了这方面的力度。

与此同时，一段时期以来，降低中国能源消耗的紧迫感一直不断加强，比如，节能目标写入了十一五规划。不过，诺顿直言不讳，由于较高水平的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类似钢材和水泥这类能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所以投资率的上升一直在拖这种努力的后腿。他总体的判断是，中国仍然会向有较高技术并更有益于消费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道路前进。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成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国际化开放经济体。而民营企业的兴起，使中国变得更多样化，更具市场导向且生活更富裕。但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如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方面仍然具有独特性。“中国漫长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一条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

尽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今天面临的是很早就预料到的经济变化，但这个变化来得早了一点，速度也快于外部观察者的预期。因此，虽然中国克服了一些局限性，却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今天，中国站到了大国的门口，即将跨入中等收入生活水平国家的行列。为迎接这一挑战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继续适应各种制度，构建自己的能力，并对急剧变化的环境灵活作出反应。我想或许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需要找到新的指挥棒。”

第四篇：案例分析重点讨论问题

集思广益的结果，欢迎指正和补充。

根据最新情况：四种题型：单选、多选、简答2题、案例分析3题 单选、多选 以课本为主，（ppt出自课本，内容大致跟课本一样）简答、案例分析来自下面的重点讨论问题

重点章节：搜索引擎、网络经纪、直销、商店、分类信息、无线服务模式 案例分析模式：商业、经营、管理（前三个重点）资本、技术 具体每章节的讨论问题：

搜索引擎

网络经纪

网络直销

网上商店

网络营销

网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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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解放思想大讨论着力解决五个重点问题

着力解决五个重点问题 把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落到实处

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莱山质监分局紧密联系实际，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认真学习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张江汀书记的讲话，并以市委提出的重点解放四个方面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五个方面问题，扎实有效地抓好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一是着力解决全员观念淡化问题。有效克服感情淡薄，漠视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态度生硬，“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切实解决讲人情不讲原则、讲关系不讲工作、讲利益不讲法理、讲实惠不讲道德，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问题。

二是着力解决大局意识不强的问题。有效防止缺乏大局观念，遇事首先考虑部门和小团体利益；切实解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只要权利不要责任，只要管理不要服务，只要利益不要义务的问题。

三是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有效克服只追究形式，忽视实际效果的不良倾响；认真解决不深入调查研究、下基层走马观花、主观武断、作风飘浮、效率低下的问题；切实解决工作缺乏责任心和紧迫感、精神萎靡不振、拈轻怕重、畏难发愁的问题。

四是着力解决廉洁意识不强的问题。有效克服党性观念薄弱，放松道德修养，个人主义膨胀和追求享乐腐化的问题；切实解决心浮气躁、攀比待遇、争夺利益，廉洁从政标准不高、自我约束不严的问题。

五是着力解决工作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有效克服机关作风松驰、纪律不严、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迟到早退、出工不出力，混日子、熬时间的问题；切实解决机关制度不完善，工作标准不明确，责任落实不到位，考核措施不规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