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由市场与国家》读书报告

第一篇：3《自由市场与国家》读书报告

《自由市场与国家》读书报告

一、写作背景及作者简介

布坎南所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 80年代 ,其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点。首先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浪潮中二次世界大战后 ,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 ,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 ,西方各国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力量的增强 ,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也不断扩大 ,其结果是政府机构不断膨胀 ,政府资源浪费 ,国家干预陷入困境。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政府失灵以及政府行为分析时的“经济人”假说 ,并以此来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提倡新自由主义。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egill Buehanan)，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布坎南相继任教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讲授经济学。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期间，他和沃伦.特纳于1957年创建了具有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杰斐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开始致力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1963年和戈登·图洛克一起创立并领导公共选择研究协会，1969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成为全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基地。布坎南还先后担任过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主席、西部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职务，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学者。

围绕公共选择这一领域布坎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其代表有:《赞同的计算》(1962年，与图洛克合著)，《公共选择理论》(1972年，与托利森合著)，《赤字中的民主》(197了年，与瓦格纳合著)，《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的政治应用》(1984年，与托利森合编)，《自由、市场和国家》(1986年)等。在公共选择这寸崭新的研究领域中，布坎南进行了深入、系统、多方面的探讨，他的开创性研究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布坎南被称作“公共选择学派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二、主要内容分析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创造性工作的产物，但布坎南的创造性工作并不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操入发掘与大量吸收前人经济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和一些基本命题，直接来白一些被布坎南视为先驱者的早期经济学家，布坎南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思想渊源。

(1)斯密的经济理论。斯密关于市场自发秩序的原理及由此得出的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义的论断，对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形成启发很大。布坎南认为，经济自发秩序的原理是政治经济学唯一确切的原理，对于市场运行过程的理解是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充要条件。如果这些基本原理被忽视，那么，永葆个人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的这个基本原理已被人们遗忘了一百多年之久，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就是要回到声典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去。布坎南明确指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活动的运行所提供的洞察与亚当、斯密原来对市场运行所提供的洞察是相吻合的。”

(2)威克赛尔的经济思想。在促使布坎南把政治决策分析结合到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方面，活动于19世纪后期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赛尔的经济思想起了直接的作用。布坎南对威克赛示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视为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渊源。布坎南明确指出:“没有威克赛尔的影响，我的这次获奖是不可能的。我的许多贡献，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和财政理论领域的那些贡献，都可以看作是威克赛尔命题多样化的复述、发挥和扩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威克赛尔无愧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先驱者的称号，因为我们在他1896年的著作中发展了这个理诊赖以建立的三个基本要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3)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理论。1956年和1959年布坎南两度以研究学者身份赴意大利研修，其间他接触了许多有关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公共财政字派的学术资料。公共财政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麦奇维里曾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运行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麦奇维里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集团，并且明确提出统治阶级的行为是自私的，他们以社会名义作出的公共决策只是着眼于本集团的最大利益。就公共财政政策而言，统治阶级的决策目标仅是选择那些使被统治阶级的抵制最小化的财政政策，而并不以真正的公共利益为转移。布坎南正是在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抛弃了国家是一个慈善君主的浪漫看法，对政治活动特别是政府行为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政府的崇拜者变为政府的批判者，并最终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这正是公共选择学派最响亮、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公共选择学派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此。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

基本出发点是经济人假设的推广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是指: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 ,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 ,即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假设引入分析之中 ,将其运用到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公共选择学派以“有理性的经济人”来分析政治市场交换中产生的各种弊端。在分析过程中 ,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1）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 ,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 2 ,因为个体是组成群体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了集体行为。这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条件。

(2)经济人假定的分析在政治学中再现。经济学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于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这就是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的特征。

(3)政治学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交易特征分析。布坎南认为经济学中的基本命题不是“选择”(如消费者选择最有利的消费组合、生产者选择最大利润的生产组合之类)而是“交换”,即不同经济个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政治活动领域也一样,重要的命题并不是社团、党派与国家 ,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之间或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三）本书的理论观点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考察个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出发点。布坎南指出，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向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经济学早已定义的“经济人”。布坎南认为，经济人的假设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也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是遵守趋利避害、舍小利求大利的行为准则。每一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决策时，都以个人的成本一收益的计算为基础，不仅注重自己从公共决策行动中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自己所要花费的成本。没有理由认为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差别，他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而行事的。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一个选民总是愿意投票赞成那些顶计能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愿投票赞成有可能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的甚至损害的政治家。

布坎南着重指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利为目的。他们像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权力、地位、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也可能有促进公共利益的某些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很容易被其它更有诱惑力的愿望所压倒。布坎南强调指出，人们并不会因为占据了局长或部长位置，追求自利的本性就会改变。不管是在哪一级公共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官员们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或心理上的)的决策。尽管大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政 3 洽家和官员们的的确确具有“经济人”的基本性质。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布坎南对当代西方政体下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

首先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不少人都虔诚地认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由他们组成的政府也理所当然地按照公共利益原则行动。布坎南指出，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认识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那些行使公共选择权的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并不是“经济的阉人”，在参与公共选择中，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具有自利的动机。由于任何政府机构都是由人组成，政府行为也由人去完成，而组成政府的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性质，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因而没有理由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也会犯错误，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的私利。布坎南的结论是，在西方现行民主政体下，政府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公众和社会利益。“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常常是使之恶化。”布坎南“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

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布坎南的观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的效率。其原因在于：(l)缺乏竞争。(2)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提供超出公众实际需要的超额服务，导致公共服务的过剩生产，而这种过剩生产公共服务的倾向又是与政府官员追求个人威信与政绩的意愿相联系。(3)对政府官员行动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山于监督往往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工作的质量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热情(对于监督者来说这并不违背经济人的行为准则)。

在布坎南看来，以追求最大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的政治家们，决策的着眼点不是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因此一项政策的宣传效果是第一位的，它是否具有实际效益则是无关紧要的。对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言，决策的舆论(宣传)效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因为正是前者决定了他们个人目标能否实现。因此，政府很愿意做表面文章，哗众取宠。

通过上述对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布坎南得出了“政府失败”的必然结论: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纯洁无私和正确无误的天性。政府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出决策的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同样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我们应当用这样一种现实的认识来修正以往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不真实的假设上:政府可以代表社会，它公正无私地行动，以其更有远见的干顶纠正市场的缺陷，而这种干预又不会带来新的严重问题。人们必 4 须从这种虚构中彻底解放出来。公共选择理论并不是反对一切国家干预，但必须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如果讲市场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经济机制、那么国家干预也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8]相反过多的国家干预只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生活的内在自然秩序，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因此，困扰当前美国社会的严重间题，与其说是“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所以必须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尽量发挥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公共选择学派的结论是，凡有可能决策应转交私营部门。”

布坎南的“政府失败”论，最集中地指向不对战后美国政府决策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凯恩斯主义。在布坎南看来，当前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出现的严重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公共部门规模的无限增长，都可以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创造的干预偏向。凯恩斯主义摧毁了信奉已久的预算平衡原则，从而拆掉了一个限制政府无限增长的节制闸门，滋长了政府挥霍无度的倾向。因此，凯恩斯主义在政治上可以看作是长期内危害民主政体生存的巨大灾难。布坎南对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最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政府失败论”的分析，使布坎南得出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结论: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制度的失败;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不在经济方面，而在制度结构方面。因此，美国当前的紧迫任务是进行一场制度结构改革，重新构造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地制约政府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或者说是公共选择制度，以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干预的无限度增长，消除不断膨胀的“政府怪物”对民主社会的危害。这就是布坎南的“制度约束论”，它实际上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行动纲领，也是布坎南极力倡导公共选择理论的目的之所在。

三、基于理论基础下的现实思考

我国政府改革的模式取向是由原来的政治型、管治型政府模式转变为民主型、服务型政府模式。当前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的有关政策失误的因素仍然存在，科学决策和决策的有效实施还困难重重,政府干预引起的寻租活动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函数，不同模式的政府行为也不可能在时间上截然分开，很容易出现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简单地移植到市场经济体制中去。

决策主体素质不高制约了决策民主化的扩展。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不少决策者素质都亟需提高。有些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搞实际的调查研究, 直接拍板；有些决策者缺乏虚心学习的精神，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专家智囊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而自己本身又缺乏关于现代决策的科学知识，这些制约了民 5 主决策的进程。

决策的程序环节不够严谨，政策缺乏可行性论证。决策过程中可行性论证的缺失尤为突出, 形象决策、政绩决策比比皆是。往往有很多的决策只重视政治效应而忽略经济效应，只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只看到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只重视定性分析而忽略定量分析等。

决策易受某些利益集团影响而损伤了公众利益。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受眼前利益或者其他因素影响而使民主决策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有的利益集团可能还拥有不正当的政治权势，他们利用这种权势影响政策的议案与选民的投票行为，从而使政府做出不利于公众的决策。

决策监督体制滞后削弱决策民主化的效力。我国民主决策监督不力的现象仍相当严重，即在许多形式的决策监督中，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制保障和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使许多形式的监督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第二篇：《国家的比较》读书报告

《国家的比较》读书报告

进入国家理论单元的学习，试读马太·杜甘所著《国家的比较》，使我从比较的角度了解了比较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更是通过具体的国家比较实例，认识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国家的比较》一书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和那什么比较？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进行的是为什么比较和如何比较，向我们系统介绍比较方法的概念和理论知识，它阐述了比较方法在解释社会现象中的重要性并突出阐释二分法、类型学和模型这三种研究方法的用处；第二部分则是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例的介绍，来论述国家之间拿什么比较，具体分析了六个层面，即政体合法性、移民国家社会分层、超级大城市、挑选政治领导人、议会议员以及精英更替与政体变迁之间的关系。

第一部分 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

（一）为什么比较

为什么比较？通过比较来避免种族中心主义、通过比较来发现社会学规则。何为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就是将从自身文化发展出来的价值和理论应用于其他团体和人群；其以意识判定群体优劣，再以群体优劣意识判定个人特性。种族中心主义多意味着曲解与偏见，例如二战时期德国德意志民族对犹太民族的残杀与迫害、日本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奴役与侮辱，这都是因为种族不同，谁优谁劣问题而导致的民族大屠杀，这都是反人类反道德的事情。那么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就是要指出和谴责种族中心主义，通过比较让我们意识到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是为了解释这种差异，让人们认识并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从而互相尊重、互相借鉴学习取得自身进步而非用来衡量谁优谁劣进行清洗这一惨无人道的问题，通过比较这种方式减轻种族中心主义的错误。

通过比较，同时也促进了比较研究自身的进步。当我们的社会学家在进行比较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在这一种族看来很普遍寻常的事情在另一个种族看来却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甚至不知其为何物，这在社会学家看来就是一种错误的想象，也正是通过研究这一系列“错误”，使得我们获得了对于此种问题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也就是掌握了规律获得了学科进步与发展。正如文中所说“一个人必须探索自己的极限，这样才能超越它”。

何为社会学？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但是当社会学家们对此进行研究时，总是很难解决社会体系如何在相互冲突的影响下调整自身、难以检验群体如何形成或冲突如何成熟，所以要通过比较来克服这些问题从而进一步探寻社会学规律。

在“通过比较来发现社会学规则”这一章节的最后，作者提到量化分析，我很赞成他的观点，即量化分析并不能全面地体现出我们的研究对象。量化分析方法是个好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硬数据”来评测研究对象，尤其是政治现象。如果我们运用量化分析，那确实是可以在严格意义上得出结论但却缺少了人们的主观意识，也就限制了研究者的理解和感知能力，容易被数据牵着鼻子走，做不到全面地主客观地分析问题，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采取多种分析方法才能对研究对象分析的全面透彻，结论才能有说服力与可信度。

（二）如何比较

如何比较，在这里作者便提出了比较研究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这两章中，作者提出“功能等价物”的概念，也就是：首先，不同的结构可能发挥同样的功能；其次，同样的结构也可能发挥不同的功能。作者也正是用“功能等价物”这一概念来解释来考察并解读复杂的政治系统问题，以便更好地把握真实世界的多样性。作者认为对“功能等价物”的探索，弥补了角色和功能在分析上的“分裂”，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是通过不同的组织来完成的，相似的或相当的机构在不同的国家也可能执行不同的任务。譬如，法国总统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发挥了作为国家代表的象征功能、最高元首的执行功能、占大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领袖的党派功能三个功能。而在英国实现这三项功能的有两个人：发挥象征功能的国王以及发挥其他两个功能的首相。在意大利，这三项功能则被分配到三个人身上：共和国总统（象征功能）、内阁总理（执行功能）和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总书记（党派功能）。所以，一旦比较学家弄清了发挥这些功能的人，他就能以这些人为突破口从而抓住自己希望研究的领域。所以我认为，对于“功能等价物”的概念，也是比较研究方法的一种。

同时，我认为“功能等价物”的概念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参照物”，在诸多政治想象中，首先要找到一个参照物，才能进行较好的比较，例如比较德国和奥地利就比比较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容易，因为德国与奥地利都是西欧国家并且是邻国，而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一个为亚洲国家一个为北美洲，所以两种研究对象的“参照物”就是邻国，正因为邻国关系，使得德国与奥地利差异小好比较，而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则是差异大难比较。

第二部分 那什么比较：一些具体实例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通过一些具体实例对比较研究进行举例分析，这一部分相对于第一部分的概念理论可能更有趣味，读起来不让人乏味，同时在阅读过程中，可以说更多的也是对世界史知识的一个补充认识，研究一个国家，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那就无从谈起。

在政治合法性性章节中，作者论述到传统型统治的衰落，其中提及到1945年在沙皇统治结束后又一个帝国完结，也就是日本。当日本战败后，日本裕仁天皇成为“国家及人民统一的象征”，他自己也称其为“不是神，而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发动这场不义之战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逃过了历史的惩罚？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庇护他？为什么国际法庭检察官宣布对裕仁天皇不采取任何行动控告其为战犯？这样一种做法等于是放过了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等于是帮助了这位罪魁祸首逃脱罪名，等于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放任逐流。作为当时日本乃至整个大和民族的领袖，就应该得到历史的惩罚与社会的唾骂，所以纵观当前日本右翼份子频繁破坏社会秩序，公然宣传开战思想，与当时对裕仁天皇的不作为也可以说是对军国主义思想的不完全绞杀有着不可避免的责任，这是值得我们反思与改正的。

同样在政治合法性这一章中，作者还谈到政治体制合法性丧失的问题。他将政治体制丧失的主要原因概括为革命运动、军事失利、冰消作用和高度腐败现象。对于冰消作用和高度腐败现象我是认同的，尤其是高度腐败现象，这与现在的大趋势是相合的，如果我们的政治精英开始腐败，那必将使民众失望，政治体制必会崩溃并瓦解，所以谨防高度腐败现象是十分必要也是迫在眉睫的。但是将革命运动和军事失利区别开来进行探讨是否不妥？因为我认为革命运动大多是伴随着军事行动共同进行的，如果只靠单纯地革命而不依靠军事力量又如何成功呢？俄国十月革命是靠武装力量取得胜利，国共两党的斗争最终也是依靠军事战争而分出胜负等等都是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革命运动。所以，应该将二者联系与区分的看而不能单一进行区分。

但是在对合法性的研究中，作者也提及到我们必须要将政体的合法性与政府的信任要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当大多数人都说他们不再信任或很少信任政府处理失业问题的方式时，人们并不是在表达对政体本身的不信任，而仅仅是表达对当前决策者的不信任。所以我们怀疑的是政府而不是政体，在我们国家大家都不曾质疑***，只是在推翻上一个政权而建立新的政权，我想这也不仅使政治性的，也是有文化性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帝制社会，所以在中国，可能一套政治系统比两套政治系统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在1945年之后，中国人曾经试图选择过多党民主制，然而最终两大政党都从根本上没有接受，于是中国必须在两大政党中选择一个来做统治党，最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再看到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探讨到的比较视野中的精英、危机和政体问题。作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危机这一问题，认为政治危机是导致精英和政体变迁的核心事件，正因为有了政治危机，才会出现精英更替，也就导致了政体变迁，所以政治危机是“因”，政体变迁是“果”。在分析政治危机时，作者将其特点一一介绍，再次向我们阐明何为政治危机，危机往往是影响国家政体的，而我们总将一些政府负面新闻看作是危机，其实根本不是，因为没有触动政体。

所以，不管是政治体质的合法性还是政治危机，都应将政体和政府区别看待，通过对这两部分的学习，最大的收获便是如此。对于整本书，尤其是作者对各理论的举例分析，即明白了概念，也是对世界史知识的补充，使我受益匪浅。

第三篇：国家与革命 读后感读书报告

一、阅读篇名

《国家与革命》

二、简要背景

这本书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1917年8-9月）写的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十月革命也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联合贫困农民所共同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对农民和工人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和压迫，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公平，资产阶级内部的黑暗与勾结，各种矛盾激增，推动了阶级斗争的爆发，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无产阶级革命条件变得越发成熟。我们都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必须要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国家问题，事实上有很多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随之诞生，比较系统的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著作。

三、主要内容

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这部分内容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基本概念，谈到这个学说被人忽略忘记或者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歪曲误解的各方面。书中引用了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的分析时的一段话，很清晰明了的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笔者理解如果阶级的矛盾可以由外部条件可以解决，国家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只有当矛盾激化到没有办法解决的程度，国家就油然产生，作为一种力量，把这种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歪曲，即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认为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以及“考茨基主义”对结论的抹杀。随之列宁提到了国家的那个 “力量”，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拥有监狱等的特殊武装队伍。但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随着问题的提出以及解决，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伴随来的是考茨基反动的再一次抹杀。为了清楚的表明目前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把戏的本质，列宁讲到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任何国家的消亡都是通过“自行消亡”。

第二章：讲述1848——1851年的经验，首先研究了革命前夕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引用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语，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即“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需要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实际事情变化进程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列宁接着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革命时的一段论述，来说明马克思这时已明确作出了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但以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

第三章：阐述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的分析。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做过分析，从其中的摘录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上一节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即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马克思写到“公社不应该是议会式，而应该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变化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努力从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马克思主张集中制，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虫”的观点却被机会主义者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列宁继续引用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进行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歪曲的批判。坚信的认为公社是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第四章：恩格斯的补充说明。恩格斯不止一次的谈到公社经验的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与结论，所以列宁在这里单独列了一章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首先提到“住宅问题”引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的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扭曲，从而值得提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格达纲领草案，并特别谈到国家问题，发现了一个重要论断：“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虽然倍倍尔同意恩格斯的批判，但在《我们的目的》这本小册子中有一些关于国家的完全不正确的议论，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仍顽固地重复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议论，由此就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主义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这一章节的最后提到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是民主的消亡。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其产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国家的消亡也必定存在其经济基础，那么问题是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第五章：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列宁先对比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写过的两封信，引出了两者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但是对于国家和国家消亡的看法是一致的，继而谈到马克思是如何提出问题的，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解答这些问题只能依靠确切证明了的科学材料，也就是下文所要阐述的内容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马克思没有陷入空想，冷静的考察分析，把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的共产主义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这时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真正消亡必须要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即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回避躲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现象，列宁在这部分主要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的。总结上述分析，《国家与革命》既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先后顺序的考察，也是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历史先后顺序的考察，这种论述方式非常清晰的向读者展示了这些革命家如何通过分析历史革命经验来形成、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在《国家与革命》的这些章节中，列宁所阐述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包含对歪曲、抹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严厉批判，同时也是列宁在新的历史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四、典型观点

1.列宁针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极力掩盖国家阶级性的谬论，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鲜明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2.列宁独创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3.列宁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一致性。4.列宁还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发展规律，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多样性，集中说明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五、评论体会

学习《国家与革命》，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的本质，进一步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和任务的理解，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要看到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的实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还有看到，社会主义是带有旧痕迹的不完全的共产主义，因此，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搞好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还认识到国家的建立需要有正确的设想和构思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客观的、科学的历史观和国家观，借鉴历史长河的丰富经验，结合自身的国情，在实际生活中做出最积极的、最适合的国家道路的选择与开辟。

第四篇：关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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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革 命书报告专业：姓名：学号： 手机号：《 家 》

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布尔什维克党创立者、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理论。被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广泛认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国家与革命》是一篇系统阐述国家与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最卓越的经典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历史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全面地总结了1848年至1917年这70多年来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总结工人运动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较完整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阐明了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还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重点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历史任务，阐明了将要诞生的新国家的实质和特征。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于1917年8月至9月写成的，1918年5月出版。列宁在《初版序言》中概述了写作本书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本书中．列宁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和职能。

首先, 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特殊的武装队伍，常备军和警察成为了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保证了这种统治阶级意志的实施；而具有特殊地位的官吏则是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代表。为了维持庞大的武装队伍、官僚机构的存在和运行，需要征收各种税费和发行国债，直接吸吮广大百姓的膏脂，使公共权力得到财政上的支撑。所以，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的强制的暴力机关。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强力工具。

如果不能清楚地解释国家的本质，那么暴力革命就无法找到它合理的依据，人民也只能处在压迫剥削中而束手无策。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暴力革命之外很难成功地推翻另一个政权。列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及时说明了什么是国家，澄清了当社时存在的各种关于国家概念的错误认识，为今后采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做好了思想上的 准备，并且成功指导了俄国人民获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革命果实。

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任务

随后，在《国家与革命》第三章中，列宁重点阐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对待国家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摧毁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国家的问题 列宁对为什么要打碎、怎样打碎旧国家机器，打碎以后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建立什么样的新国家,作了系统的论述。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1848-1851年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后得出科学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正是因为全盘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没有与无产阶级相适应的国家机器，法国大革命才失败了。

一方面，不管资产阶级采用何种所谓“民主”的制度，其本质都是对本阶级的民主而对于广大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来说，这样的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列宁号召我们不要对资产阶级民主有任何的幻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然而，又该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列宁在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验时指出，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可以实现 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

首先是军队的废除。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

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人民完全可以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

其次，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并且，列宁进一步指出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总之，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种优越的体制。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的国家政权。一方面，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首先就要大规模地扩大民主制度，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享受的民主，使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够平等地、普遍地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条件。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愈民主，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实行强力镇压，粉碎他们的反抗，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把他们排在民主之外。

列宁指出: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毛泽东也将《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认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按列宁国家理论建立了中国工农民主政权。并联合各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基础。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只有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我们才能更好的发挥民主，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新世纪的征途上，邓小平反复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业。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和

专政的统一：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依法治国之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才能有坚强的保障，我们才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第五篇：《国家与革命》读书心得

《国家与革命》读书心得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而无产阶级可以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消灭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国家的维系和建立需要暴力机关，暴力在历史中起到革命的作用。人是好斗的动物，和平解决固然可贵，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靠实力解决问题更现实。

对于两个不相熟的国人来说，最大的联系莫过于国家了。

对于我们来说，国家并非由我们建立，我们对国家做贡献就需要去了解她。国家由祖辈建立，总会有时代特点的事物需要改变，从而更有利于时代的发展。

新青年需要紧跟时代脚步，一方面多接触时政要闻和新鲜资讯，另一方面需要学习新的更多的知识。充实的全面的人才能更好地在竞争社会生存。最重要的是身边事做起，从小事做起。何为爱国?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即为爱国者，奉献于国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捡起路边的一片垃圾，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或是不去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坏事，便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一个人在社会立足的根本是个人的实力，可在世界上，我们的立身基础是社会，是我们的祖国。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衰落，国人会受尽欺凌，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弱国无外交，弱国的人民也会备受屈辱。

为国者亦是为己，祖辈为国家，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你我“命已被革”，机会得之不易。只有努力学习，积极进取，方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养育自己的国家。

书中说，国家最终会消失，但同宗同源的华夏子民永远是一国人，为同一目标努力——建设祖先通过暴力革命，用血用命换来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