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阅读《福利国家的矛盾》的读书报告

第一篇：关于阅读《福利国家的矛盾》的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关于阅读《福利国家的矛盾》的读书报告

《福利国家的矛盾》这本书由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所著。克劳斯·奥菲1940年3月16日出生于得过柏林，1965—1969年，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并于1968年以《成功原则与产业劳动》的论文获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来曾经任比勒费尔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之后任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政策专业教授。同时，他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在当代英美的学术界，他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被誉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成员，曾师从当代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所做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曾启发了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当代西方学术巨擎。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一些章节与福利没太大关系，我就只写关于社会福利一些章节的读书报告，另外它是一篇一篇的论文，下面我也就以各篇论文分开写。第一篇是“现代福利国家的矛盾”，二战之后，福利国家作为社会矛盾的政治解决方式而被赞誉和广泛的效仿。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剧烈消退，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得到强有力复兴。他们批判：福利国家没有有效的调和市场社会所产生的冲突，实际上加剧了冲突。其中的原因是福利国家强加于资本之上的管理和税收负担抑制了资本的投资动力，另外，福利国家所认可的要求、权利邮寄工人和工会所拥有的集体权力，抑制了工人工作的动力。在经济衰退的时候，福利不能倒退，而且还要不断的提高，经济和政治的负荷无法承受。作者认为“与其说福利国家是提供各种收入、服务等社会福利措施——它们作为公民权利的的体现——的独立和自主的源泉，不说它本身就高度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持续的利润。”以前上课的时候郑老师就说过“要把中国建成福利国家”。我当时心里就想，要不要把中国建成福利国家，当然我心里的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几十年的经济波动剩下的真正称为福利国家的也就北欧几个了，稍作了解就是知道，这些国家，资源丰富，人口少，可以轻松的提供巨大的财富维持整个福利支出。而对于一个拥有将近14亿人口的中国，要想成为像北欧一样的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实在是太大，我个人并不赞同。我认为，社会福利的健全是为工人提供生存生活的保障，以让其在工作时无后顾之忧，而不是让其产生依赖。另外作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然而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简直是毁灭性的”。这些我们可以结合历史来理解，虽然当面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重新把英国带入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但英国的没落并没有扭转。另外现在的希腊债务危机中，希腊的债务已经无法承受，政府想削减福利开支，于是各种罢工游行兴起，削减福利就像割肉流血。论文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左派对福利国家的批判我就不写了，提一点就是他们认为资本家用福利收买了工人。矛盾总是会存在的，要么进步，要么变迁。

下一篇与福利有关的论文是“竞争性政党民主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首先他对“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完全依赖阶级权利”和“阶级权力与民主政治的权力之间是完全独立的”的两个观点进行了分析。本文中提到的一个罗伯特·米歇尔的一个观点“‘寡头统治的铁律’将无情地成为组织发展趋势的历史必然性”，我认为这句话更好的解释了当代世界无论什么养的政体，都是少数人在统治，这是事实，无关于形态。作者说到，大众竞争性政党是慢慢发展而来的，但我认为，大众性政党到现在都还未形成。论文最后作者提到了凯恩斯福利国家及其崩溃，其实福利国家崩溃的原因还是当时经济的衰退，这是福利国家的特性所决定的，政府在市场配置中并不能使之达到最优，更不能说服工人安心的工作。作者在自己的结论中提到“经济停滞会破坏集体行动者相互合作的关系基础。”“未经制度性调解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在不断增多，它们无法通过政党或其他代表途径而得到疏解，而其根源也无法通过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而得到有效消除”。进一步说就是福利国家根本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福利国家的全面建立意味着政府功能的全面扩张，福利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调节，但这些旨在维护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福利国家措施，却越来越导致其悖谬性的后果。破坏了市场机制，减少了工人的动力。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依赖于福利国家，但资本主义又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所以，在这次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表明政府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我也觉得这也绕过了福利国家的矛盾，中国走上的是自己的特色的发展道路，福利国家模式并不适应

中国。

最后一篇是“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未来的反思”。这篇是作者与戴维·赫尔德、约翰·基恩的对话。开头写了谈论中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对系统论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得过的一个理论传统，美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贫乏和扭曲，他认为系统论是一套非常有用的概念工具，它与系统管理者们的设想的方式相一致。他认为福利资本主义不具有市场无意识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特征。“福利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矛盾性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套非商品化的维持体系对于把劳动力当做商品来使用的经济系统而言是必要的”。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劳动力商品形式的维持必然依赖于一套飞商品化的维持体系，这种旨在维持和促进劳动力商品形式的维持体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通过劳动市场上的交换形式来发挥作用。福利是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慈善的原因建立起来的，相反，福利制度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条件。我个人认为，劳动力商品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地方，必须有一套非商品化的维持体系，这样劳动力在可以理解为是商品化的。另外资本主义对那些接受福利的人采取了压制，只有那些“有资格的人”才被认为是合法的福利接受者。国家社会主义政体是及其压制性的，苏联人民对其近代历史一无所知。“系统越是复杂，它越变得脆弱”这个我只能部分赞成。简单的系统可能就只有一个支撑点，一个点倒塌整个系统就倒塌，当然，复杂的系统点多了，点上出问题的概率也就大，导致连锁反应，最终系统倒塌，可是也许有几个点能坚强的支撑。所以我只能部分赞成。他们针对一些观点相互交换看法，也许并没有对错。

读了这本书，有很大的困难，其中有许多我不懂的内容，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我都不行，以后必须研读许多经典著作，以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

总的来说，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资本主义依赖于福利国家，但又能与福利国家制度共存。其中我有许多思考，福利国家是属于资本主义吗？还是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就像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是方法。哪如果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那么是否和社会主义共存？读书之后我发现，此书基本上是围绕工人工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处理，也许这些管理是执政者应对的主要任务，它关系着政权的稳定，也意味着许多我们看到的热点问题是其矛盾的转嫁。最近闭幕的三中全会被寄予厚望，其中说到的就是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市场机

制关乎着民营经济，收入分配关乎着社会公平，政权稳定。我个人认为，中国人民总体上来说还不文明，以在劳动经济学课上易老师所说，还没有真正启蒙。许多政策的改变必须得渐进，过激烈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文化大革命。等我们人民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现在所争议的一些不能给的那时能得到。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必然的趋势，出于什么目的我也不清楚，有为了人民的进步，为了人民的福祉那就好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将来一定会很完善，但不会像福利国家。

第二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报告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报告

王汉威 151220108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贝尔对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发达资本主义背后的文化危机的深刻阐释。

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研究而知名。他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他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从而把大众传媒与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他对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对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60年代的美国，已然是世界霸主，经济飞速发展，同时在政治上也意欲称霸，发动越战，担忧社会主义主义的阵营的壮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即文化角度，嬉皮士文化的崛起席卷整个美国，垮掉的一代竟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在作者贝尔眼中即是大众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造成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危机”和“对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侵蚀”。60年代的文化情绪近乎疯狂而不可理解，将种种与人类普遍价值观相悖的东西视作对自身的解放，在表现自我中丧失自我，反认识、反理性的文化形式层出不穷。这不禁让人想起一战之后美国柯立芝繁荣下的迷惘的一代，人们纸醉金迷的同时确是对人性深深的失望，正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末尾，“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直至回到往昔岁月。”表现了当时人们在经济发达的空虚下对人性的追求。此时经济与文化间的矛盾已初露端倪。而到了60年代，这种精神危机进一步爆发，此时的人们已不是单纯的失望，而是自我的丧失，这种“往昔岁月”在他们眼中则成为原始欲望的宣泄，追求感官的刺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领域间的断裂，即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文化的发展趋势难以与经济相匹配，这种压力加之政治因素，诸如反战愿望、无政府主义流行，终于造就了许多人口中“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的畸形儿。更为重要的是，这并非是小部分人的游戏，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不断扩散，甚至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审美观，造成艺术解体等许多后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长久以来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时，人们还是陷入了信仰的缺失。

在各个领域断裂过程中，文化、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运动节奏，在时间长短上也迥然有别。贝尔在考察动荡时期的美国后，认为是都市社会、国家政治体系、公社制社会和后工业化世界带来了美国的变革。其中，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为资源，以知识集约为技术从根基上开始塑造所有的现代经济体制。重视教育、重视技术决策的作用、重视技术群体和新的精英层之间的冲突，这都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困境。

而解决信仰缺失，看似简单，就是重塑人们的宗教信仰，发挥自古以来宗教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事实上，贝尔也看到了这种方案的实际性，宗教信仰是人类在长久过程中缓慢构建的，一旦流失，便很难在重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在依靠重建宗教信仰的方法渺茫的情况下，贝尔又提出了公共家庭的构想。后工业化时代文化的症结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享乐主义，即无度的欲求。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涉及到国家财政学，应把需求与欲求明确区别开来，但这并不容易做到，需要在政治上做出种种努力：构建大众哲学，建立与公共家庭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自由与平等的问题上按照每个人所赢得的成就予以分配，按照适应于每个领域的权力和特权予以分配。划分公众与私人，同时坚持政治自由主义原则。

贝尔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正和完善，某种程度上未能触及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但依旧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类似的文化矛盾并非仅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衍生品，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相当的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私有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让我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势必会造成私人利益和国家公众利益的矛盾。而这种利益的矛盾和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很可能会对个人价值观造成扭曲，以及全社会都会变得浮躁起来。而我国公众的信仰缺失在近几年体现尤为明显。在文革对于共产主义的极端推崇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等的了解认知却在急转直下，同时开放的社会环境使资本主义思想大量传入，其中就包括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成分。这一现象在文化领域体现也十分明显，低俗文化泛滥，许多商家更是为了获取利益，毫无底线地满足大众需求。尽管我国文化尚未像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样丧失自我，但也不得不开始警惕。近几年我国也在价值观建设上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如何避免经济，政治，文化的断裂，不重蹈美国的覆辙，仍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三篇：《国家的比较》读书报告

《国家的比较》读书报告

进入国家理论单元的学习，试读马太·杜甘所著《国家的比较》，使我从比较的角度了解了比较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更是通过具体的国家比较实例，认识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国家的比较》一书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和那什么比较？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进行的是为什么比较和如何比较，向我们系统介绍比较方法的概念和理论知识，它阐述了比较方法在解释社会现象中的重要性并突出阐释二分法、类型学和模型这三种研究方法的用处；第二部分则是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例的介绍，来论述国家之间拿什么比较，具体分析了六个层面，即政体合法性、移民国家社会分层、超级大城市、挑选政治领导人、议会议员以及精英更替与政体变迁之间的关系。

第一部分 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

（一）为什么比较

为什么比较？通过比较来避免种族中心主义、通过比较来发现社会学规则。何为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就是将从自身文化发展出来的价值和理论应用于其他团体和人群；其以意识判定群体优劣，再以群体优劣意识判定个人特性。种族中心主义多意味着曲解与偏见，例如二战时期德国德意志民族对犹太民族的残杀与迫害、日本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奴役与侮辱，这都是因为种族不同，谁优谁劣问题而导致的民族大屠杀，这都是反人类反道德的事情。那么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就是要指出和谴责种族中心主义，通过比较让我们意识到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是为了解释这种差异，让人们认识并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从而互相尊重、互相借鉴学习取得自身进步而非用来衡量谁优谁劣进行清洗这一惨无人道的问题，通过比较这种方式减轻种族中心主义的错误。

通过比较，同时也促进了比较研究自身的进步。当我们的社会学家在进行比较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在这一种族看来很普遍寻常的事情在另一个种族看来却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甚至不知其为何物，这在社会学家看来就是一种错误的想象，也正是通过研究这一系列“错误”，使得我们获得了对于此种问题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也就是掌握了规律获得了学科进步与发展。正如文中所说“一个人必须探索自己的极限，这样才能超越它”。

何为社会学？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但是当社会学家们对此进行研究时，总是很难解决社会体系如何在相互冲突的影响下调整自身、难以检验群体如何形成或冲突如何成熟，所以要通过比较来克服这些问题从而进一步探寻社会学规律。

在“通过比较来发现社会学规则”这一章节的最后，作者提到量化分析，我很赞成他的观点，即量化分析并不能全面地体现出我们的研究对象。量化分析方法是个好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硬数据”来评测研究对象，尤其是政治现象。如果我们运用量化分析，那确实是可以在严格意义上得出结论但却缺少了人们的主观意识，也就限制了研究者的理解和感知能力，容易被数据牵着鼻子走，做不到全面地主客观地分析问题，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采取多种分析方法才能对研究对象分析的全面透彻，结论才能有说服力与可信度。

（二）如何比较

如何比较，在这里作者便提出了比较研究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这两章中，作者提出“功能等价物”的概念，也就是：首先，不同的结构可能发挥同样的功能；其次，同样的结构也可能发挥不同的功能。作者也正是用“功能等价物”这一概念来解释来考察并解读复杂的政治系统问题，以便更好地把握真实世界的多样性。作者认为对“功能等价物”的探索，弥补了角色和功能在分析上的“分裂”，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是通过不同的组织来完成的，相似的或相当的机构在不同的国家也可能执行不同的任务。譬如，法国总统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发挥了作为国家代表的象征功能、最高元首的执行功能、占大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领袖的党派功能三个功能。而在英国实现这三项功能的有两个人：发挥象征功能的国王以及发挥其他两个功能的首相。在意大利，这三项功能则被分配到三个人身上：共和国总统（象征功能）、内阁总理（执行功能）和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总书记（党派功能）。所以，一旦比较学家弄清了发挥这些功能的人，他就能以这些人为突破口从而抓住自己希望研究的领域。所以我认为，对于“功能等价物”的概念，也是比较研究方法的一种。

同时，我认为“功能等价物”的概念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参照物”，在诸多政治想象中，首先要找到一个参照物，才能进行较好的比较，例如比较德国和奥地利就比比较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容易，因为德国与奥地利都是西欧国家并且是邻国，而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一个为亚洲国家一个为北美洲，所以两种研究对象的“参照物”就是邻国，正因为邻国关系，使得德国与奥地利差异小好比较，而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则是差异大难比较。

第二部分 那什么比较：一些具体实例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通过一些具体实例对比较研究进行举例分析，这一部分相对于第一部分的概念理论可能更有趣味，读起来不让人乏味，同时在阅读过程中，可以说更多的也是对世界史知识的一个补充认识，研究一个国家，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那就无从谈起。

在政治合法性性章节中，作者论述到传统型统治的衰落，其中提及到1945年在沙皇统治结束后又一个帝国完结，也就是日本。当日本战败后，日本裕仁天皇成为“国家及人民统一的象征”，他自己也称其为“不是神，而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发动这场不义之战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逃过了历史的惩罚？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庇护他？为什么国际法庭检察官宣布对裕仁天皇不采取任何行动控告其为战犯？这样一种做法等于是放过了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等于是帮助了这位罪魁祸首逃脱罪名，等于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放任逐流。作为当时日本乃至整个大和民族的领袖，就应该得到历史的惩罚与社会的唾骂，所以纵观当前日本右翼份子频繁破坏社会秩序，公然宣传开战思想，与当时对裕仁天皇的不作为也可以说是对军国主义思想的不完全绞杀有着不可避免的责任，这是值得我们反思与改正的。

同样在政治合法性这一章中，作者还谈到政治体制合法性丧失的问题。他将政治体制丧失的主要原因概括为革命运动、军事失利、冰消作用和高度腐败现象。对于冰消作用和高度腐败现象我是认同的，尤其是高度腐败现象，这与现在的大趋势是相合的，如果我们的政治精英开始腐败，那必将使民众失望，政治体制必会崩溃并瓦解，所以谨防高度腐败现象是十分必要也是迫在眉睫的。但是将革命运动和军事失利区别开来进行探讨是否不妥？因为我认为革命运动大多是伴随着军事行动共同进行的，如果只靠单纯地革命而不依靠军事力量又如何成功呢？俄国十月革命是靠武装力量取得胜利，国共两党的斗争最终也是依靠军事战争而分出胜负等等都是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革命运动。所以，应该将二者联系与区分的看而不能单一进行区分。

但是在对合法性的研究中，作者也提及到我们必须要将政体的合法性与政府的信任要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当大多数人都说他们不再信任或很少信任政府处理失业问题的方式时，人们并不是在表达对政体本身的不信任，而仅仅是表达对当前决策者的不信任。所以我们怀疑的是政府而不是政体，在我们国家大家都不曾质疑***，只是在推翻上一个政权而建立新的政权，我想这也不仅使政治性的，也是有文化性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帝制社会，所以在中国，可能一套政治系统比两套政治系统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在1945年之后，中国人曾经试图选择过多党民主制，然而最终两大政党都从根本上没有接受，于是中国必须在两大政党中选择一个来做统治党，最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再看到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探讨到的比较视野中的精英、危机和政体问题。作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危机这一问题，认为政治危机是导致精英和政体变迁的核心事件，正因为有了政治危机，才会出现精英更替，也就导致了政体变迁，所以政治危机是“因”，政体变迁是“果”。在分析政治危机时，作者将其特点一一介绍，再次向我们阐明何为政治危机，危机往往是影响国家政体的，而我们总将一些政府负面新闻看作是危机，其实根本不是，因为没有触动政体。

所以，不管是政治体质的合法性还是政治危机，都应将政体和政府区别看待，通过对这两部分的学习，最大的收获便是如此。对于整本书，尤其是作者对各理论的举例分析，即明白了概念，也是对世界史知识的补充，使我受益匪浅。

第四篇：欧洲福利国家现状以及启示

欧洲福利国家现状以及启示

福利国家的定义：福利国家是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

欧洲福利国家产生：欧洲福利制度的起源，如果从社会政策立法来看，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中期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960，该法将对穷人的救济制度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但一般而言，学界认为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是以19世纪80年代德国稗斯麦政府颁布的《劳工疾病保险法》(1883),《事故保险法》(1884),《养老金保险法》(1889)为标志的。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快速发展，当时单一的社会救济和保险已经不能够平衡日益增长和激化的社会矛盾，欧洲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定位政府所扮演的角色、)1945年英国工党经过大选上台执政，采用了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勋爵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得以用法律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该国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因此而正式得名。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立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完整的以高福利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保障体系。

福利国家模式在欧洲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有学者将福利国家的产生归结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四个方而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工业化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福利国家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党政治为讨好选民，使得国家福利成为必需的手段;再次，福利思想的发展为福利国家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环境;最后，军事斗一争作为所有变化因素中的强大者，加速推进了福利国家的产生进程。欧洲福利国家的类型：1。保守/团体型福利国家（conservative）, 这个种类的国家有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

2。自由型福利国家（liberal），国家如下美国、英国、加拿大。3。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瑞典、丹麦。这三种类型的国家福利形态各有差异，简单来说，第三种social democratic是福利最好的，而第一种conservative次之，最后也就是最差的就是Liberal的国家了。

社会学家艾斯平·安德森(Esping Andersen)开创性地把福利国家分为以下三个类型⑤:(1)“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美国为代表)。在这种福利体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 不同程度的经济调查和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普惠式转移支付或作用有限的社 会保险计划。对于一个基于市场的社会服务制度而言，履行普遍性标准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 件: 第一，充分就业。在公民离开学校之后和退休之前，必须保证所有公民有充分的可能得 到报酬优厚的工作。

第二，高水平的工资。最低工资的水平必须足够高，以使得所有公民有能力私人购买能 够保护他们免受疾病、残疾、临时失业和养老重负的必要的退休金和保险计划。

(2)“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代表)。该制度类型的特点是，只有 当家庭保障的功能被严重削弱时，国家才开始提供相关的社会福利服务。

(3)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该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旨在“寻求相当水平的平等标准 的服务和给付，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只满足于最低需求上的平等”。这样的标准迎合了新型中产阶级的差异性品味。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基于普惠性原则，并通过高税收来追求最高水准的公平。当然，高税收也因福利给付分配的普惠性而被广为接受。

欧洲福利国家典型代表：

一、法国：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

在法国，公民从娘胎到死亡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法国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不管国籍，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可享受。笔者在法国留学时，照样享受他们的住房补贴和育儿补贴。

法国医疗保险全民享有，根据个人收入情况，公民每年仅交几百欧元的医保费，大致是一个星期的最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家庭如果只有一人工作，可将配偶及子女纳入自己的保险中，交费不变。病人每看一次医生只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所有费用在自己的保险账户上由社保机构划拨。

在法国，农民每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1欧元约合8.9元人民币），每养1头牲畜补贴300欧元，补贴农产品要求符合环保生产标准。

对无工作或低收入家庭，根据家庭人口数每月领取405.62欧元到851.81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则每增加一个孩子，每月加162.25欧元。

孩子从在娘胎里的第5个月起到满3岁，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156.31欧元的幼儿补贴。如果父母为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则每月可领取320.67欧元到484.97欧元的育儿补助。

如果雇用保姆照看小于6岁的孩子，并且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享受65.46欧元到199.78欧元的补贴。如果家庭有两个孩子，每月补助 108.86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39.47欧元。孩子长到11岁时，每月补助再追加30.62欧元，16岁时每月再追加54.43欧元。此项补助直到孩子找到工作为止。

法国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孩子每个学期开学时可领取249.07欧元的补助。从初中到大学，学生可获得每个学期54.9欧元到3456欧元的助学金。

残疾人根据残疾情况，每月可获得109.40欧元到1025.72欧元的补助。

法国一些城市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有的城市则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

二、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笔者有个朋友在英国生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婴儿车。

英国大学阶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费，大学阶段也有90%的大学生可获得政府津贴。所以，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是一路免费的。

英国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笔者采访过一名在英国的难民，他在英国享受很舒适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积约80平方米（与另一人合住），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灶、电视机等家电应有尽有，想要什么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说一下，也会免费获得，床单、毛毯定期免费换洗。英国政府每周给他发生活费，第一周是 90多英镑（1英镑约合10.5人民币元），从第二周起，每周35英镑。他照样享受与英国国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钱为他聘请翻译。

三、德国：买“伟哥”也报销，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

德国人一生下来就享受抚育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为每月184欧元，第三个孩子为每月190欧元，从第四个孩子开始，每月215欧元，这笔钱一直领到25周岁或有了固定收入为止。

对困难家庭来说，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领取的救济金只是“零花钱”，购买价值超出30.68欧元的日用品由社会福利局支付账单。

德国《图片报》的一个记者走访了一个拿救济金的家庭，男主人30岁，妻子23岁，他们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用品，从拖鞋、衬衣、小孩床，到洗衣机、电视机、炉灶都是由社会福利局付款购买的。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能领到350欧元的房租补贴、385欧元的生活费。

德国黑森州有位弗先生靠社会救济生活，每月从社会福利局领取350欧元的救济金和112欧元的养老金，社会福利局同时还要为他支付居住面积100平方米的住房的房租。弗先生由于靠服用性刺激药物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政府还必须为他每年支付购买“伟哥”的4900欧元费用。

四、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8.2%

瑞典1847年通过了《济贫法》，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瑞典把福利当作公民的基本人权作出法律上的承诺，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或高等公共保险法院申诉。

在瑞典，老婆生孩子，老公也跟着休9个月的全薪“产假”。在孩子年满16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读大学则领取教育津贴，这样，大学也和免费差不多。

在瑞典看病个人只掏6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挂号费，其他一切费用都由政府买单。

瑞典的失业保险分两部分，即基本失业保险和自愿失业保险。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领取每日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

除此之外，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第201天到300天（有未满18岁的孩子为450天）期间减为70%，超过这个期限则由工作发展保险支付。

2006年，全国有90%的工人加入了失业基金，553000人受到了失业基金的资助，平均每人得到54069瑞典克朗。失业基金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会员费只占基金的9.4%。

五、挪威：带全薪休病假，社会福利占GDP的33.2%

挪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所有公民都享受毫无差别的高品质的医疗服务，病假期间的工资与正常工资分文不差。

产妇有42周的全薪产假，生产之前的3周也是法定产假。产妇的丈夫享有4周的全薪“产假”。挪威实行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在内的所有等级的全民免费教育，不满2周岁的婴儿如果不去托儿所，可以获得最高每月3000挪威克朗（1挪威克朗约合1.1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

六、丹麦：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7.9%

丹麦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丹麦居住的人，不分国籍，只要在丹麦的领土上，就享受他们的各种福利。

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看病、住院分文不花，连住院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病房一切生活设施应有尽有，病人住院空手进去即可。

丹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如果选择私立学校，则政府按公立教育标准报销一部分学费。

孩子从生下来到18岁的牛奶费也由政府支付。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前教育也由政府买单，学生每月还可以拿到生活补贴。

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的4年里，可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90%的失业金。如果4年内还找不到工作，则领取每月约合14000人民币元的失业救济金。

欧洲福利国家现状 福利国家当前的危机

虽然已经经过很大的改良，贝弗里奇报告仍然是英国福利国家建设不可撼动的基础。贝 弗里奇报告详细描绘了如何基于向国民进行统一费率，来建设一个覆盖失业、疾病和老年的 国家保险系统。这意味着人们在工作时缴付同样数量的金额，当他们失去工作时也能和其他 人一样得到同样的回报。但是，实际操作中统一费率的原则逐渐被破坏掉了，最终在19世 妃60年代初被摒弃。⑦

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向国家支付他们总收人(低于某个工资收人最低值的人们则不适用 该规定)中的一定比例作为国民保险的缴费。保险金的多少由国民保险缴费的多少决定，其 中的大部分都用于支付当期的国民养老金，其余则支付给包括失业者、残疾人、寡妇和产假 中的妇女等。

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首先提出建设国民保险制度时的设想是，雇员向国家支 付所有保费的4/9，由雇主们补齐余下的部分。这项政策在继任的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一直得 到了很好的贯彻。⑧直到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裁减直接所得税，同时提高了雇员的 国民保险缴费时，这项原则才被废止。目前，国家不需要再向国民保险缴费，国民保险费成 了税收的一种，这个以“抵押”税而闻名的税种也是专为某个具体目的而设立的一个税种。和直接所得税不同的是，由于社会上存在认为国民保险缴费的费用最终还是将支付到劳动者 手中这样的普遍想法，国民保险税的设立使得逐步淘汰政府缴费得到了顺利的实施。国民保 险缴费率的提高并没有像其他税种那样在提高税率时遭到抵抗。这也是为什么增加国民保险 缴费和增加直接所得税比起来，人们更易于接受前者的原因。

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这种主要由雇主缴费的形式也基本被确立下来，如法国的社会保障(Secutite Sociale)主要是由雇主缴费的，以建立国民医疗保险系统、生育保险系统、最低 生活保障系统和国民养老金系统。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至少是受到稗斯麦模式和贝弗 里奇模式的共同启发。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国民保险是基于社会团结的原则，这样的国民保险制度下，风险 被分担了，并且享受福利也不再需要以付出尊严作为代价。在私人部门，国民保险可能被视 为就业上的一种补贴，也被雇主所接受。

然而，多年以后，收人审查性的福利给付逐渐增多。这在英国尤为明显，不少人因此而 声称贝弗里奇报告主宰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英国现在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最低生活保障。那 些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做安排的人在这条保障线之上能够挣得更多的钱。那些无法做到的人，可以证明他们的贫困程度确实严重，从而得到额外的政府补贴(这就是家计调查的手段)。在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时，即1979年，基本国家养老金水平仅低于平均收人的1/4。到 2002年时，基本国家养老金水平刚好超过平均收入的60000.自1979开始，在工党和保守党的交互作用下，政策开始倾向于在限定的时间段内向人 们提供帮助(瑞典的做法是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供有限的帮助)，并且把给付集中在那些遭遇

意外情况陷人贫困的可能性较大的人(他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享有一定补贴)和通过家计 调查的人们(如果他们足够贫穷)。除此以外，缴费和收益之间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英国，国民养老金的支出现在占国民保险总额超过80%的比重，但只占大约国内生 产总值的5%。面对严峻的养老危机，只有极少数欧洲国家还不需要太过优虑时，英国就是 其中之一。这是由于英国许多年来都坚持一个重要私有养老金市场，这使较低水准的国家养 老金制度的持续运转成为可能。然而，在谈论英国养老金危机的同时，其他欧洲国家面临的 问题严重得多，因为荷兰、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养老金上的财政支出都远远高于 英国。

并且，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变得更糟。意大利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国家养老金即将超过它 在当年接受的缴费，这是因为缴费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超过60岁的意大利人相当于就业人 口的42，并且在202。年将达到530a，因而短期内将必须支付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还会更 多。对此的解决之道可能并不是那么受欢迎，那就是逐渐提高退休年龄。无论如何，意大利 是欧洲拥有最低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⑩

法国总统萨科奇许诺削减国民养老金的水平(其公债已经达到67肠，5倍于198。年的 水平)。同样的，在法国，人们喜欢尽早退休，结果是在55^65年龄段很少有人仍然被雇佣 工作。

在英国，人们的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将会在今后的30年间逐渐从“岁上升到68岁。作为一种让步性的调整，给付标准将根据平均收人的增长而增长，而不是根据通货膨胀来调 整。

德国是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然而同其他国家一样，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议会 投票决定将退休年龄从“岁提高到67岁。德国当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是政府财政补 贴养老金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养老金制度有着很高的覆盖率，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 制度无力支撑更为长久的发展，因为多数德国人平均在63岁停止工作。如果他们依靠其正 常的养老金计划，在2030年以后领养老金的人中有1/3连勉强糊口的水平都无法满足。

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令人感到讶异的是，这些国家的国民相对恶劣的 健康状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例如在匈牙利，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意味着，在 2000年和2025年之间该国人口总数将减少8%。退休金给付危机的确令当地政府措手不及，但如果不是许多人在刚刚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就已经死去，或者甚至在退休年龄前死去，危 机会更严重。

西班牙是欧洲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且也是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所 以，西班牙人较他们的欧洲邻居而言，更为长寿。近十年来，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和移民数量 的显著上升缓解了当期退休老人领取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但真正的危机酝酿在接下来的几十 年期间，那时退休人员的数量急剧上升，公共养老金制度可能疲于应对基金收不抵支的窘 境。当前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主要致力于巩固当前退休金制度来应对未来的威胁，而不是作出 根本性的变革。

在丹麦，2006年福利协议法案决定将提高退休年龄(从65到67)。甚至是社会民主 党—建立欧洲最佳福利国家之一的领导者—也投了支持该法案的一票。丹麦人口结构的老化和平均寿命的上升意味着会有更多老人需要照顾服务，而可提供帮助的人却越来越少。但严格的丹麦移民法当前仍然限制外国工作者来丹麦的数量。

这一渐渐逼近的危机首要起因是人口老龄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解释的那样，欧盟的人口虽然不会增加，但老龄化程度会更高。0到205。年，本来四个工作者缴纳养老金

赌养一位老人的情况将变成两个人承担赌养一位老人的压力。老龄化归结为以下四个原因:(1)所有欧洲国家的出生率都处于低水平。

(2)战后“生育高峰(婴儿潮)”—即那些出生在1945之后的人—即将退休。

(3)预期寿命将继续增长。对此有一些应对措施。然而，每一个措施都可能带来新的间题:(1)政府可能选择增加移民的比例，但这将面对排外团体越来越强烈的抵制。(2)增加税收，然而任何政党都清楚推行这样的政治纲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增加女性的就业率。这个数字一直在稳定地增长，但在2018年以前大概即到达它 的自然极限。同样要注意的是，如果女性在工作就不能在家里照料老去的父母„„因此国家 必须支付的将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4)政府可能设法扭转人们提前退休的势头，并使人们在岗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这事 实上是许多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但这并不受欢迎。

(5)增加劳动生产率并且促进经济增长。在当前大背景下成员国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另外，经济的增长如果不做好监督和控制，可能加重环境问题的恶化)。

一、福利国家的困境 1.福利国家危机论

在西方学术界，“左派”和“右派”都使用“危机”一词来描绘和解释福利国家的发展，他们主要从三个层面来阐释危机的含义，即危机是持续不断的问题恶化后出现的一个转折点;危机是一种包括战争、国际经济问题和石油危机等的外部动荡;以及危机是一种难以调和的、长期存在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越来越深，该学派的理论家纷纷对福利国家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福利国家通过一些强制性的税收政策，给公民提供过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这一行为不仅影响了政府的能力，还限制了公民的能动性并助长了他们的懒惰性，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退步。总而言之，福利国家政策是造成相关国家经济危机的根源。潮无法抵消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增长带来的影响。2.困境的表现

（1）失业率高。据统计，“自1992年欧盟15国形成到2005年年均失业率为7.48%;而同期日、美平均分别只有3.99%和5.43%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给福利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失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高，而邻近的东欧国家劳动力成本则相对较低，这就对西欧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很大的冲击。

（2）巨额财政赤字。庞大的福利支出给福利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1990年，“欧共体12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亏空就高达7.5万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同年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5 %。这方面的负担与前面提到的失业率高有着密切的联系。失业者越多，国家要提供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也就越多。这对任何一个福利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3）民众的懒惰性和依赖性滋生，且被助长。这种现象在实行全面社会服务的北欧福利国家更为严重。由于政府对失业人员和需要抚养孩子的母亲的保障金颇为可观，降低了这类人群寻找工作的紧迫感，结果导致不愿意工作的懒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那些工作的人却需要缴纳高额的收入所得税和社会保险来供给福利开支。这就使得原本旨在保证社会公平的政策产生了“奖懒罚勤”的消极效果。

（4）仲行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福利国家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弥补由于市场失灵所形成的缺陷。换言之，就是在开放经济的环境卜，由国家承担起市场所不能承担的那些责任。既然如此，那么扩大政府职能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和措施。随着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从事相关事务的行政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人数日益增加，中央和地方的福利机构也日渐臃肿，层级复杂的机构无疑就降低了其办事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法等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增长缓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各地区都致力于提高自身的区位优势，吸引有限资源，从而奠定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竞争日趋激烈。此时，欧洲福利国家却出现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资本外移。如德国，不仅大众、奥迪这样的大企业在国外建厂，而且一大批中小企业也纷纷到国外直接投资。自身资源的流失无疑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资本外移同时导致本土工作岗位的不断丢失。十多年来，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失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德国总体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0%。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困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近年来，失业问题成为左右欧洲国家内部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德、法的国内大选，甚至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投，都受到失业问题的影响。严重的失业意味着，不仅无法发挥才智为经济社会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救助者也不断增加。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以被救济者身份要求分享社会劳动成果的人与日俱增。这样，社会保障制度而临着巨大压力，经济发展也背负着沉重负担。近些年，德国社会产值的近1/3，都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被社会福利和救济所吞噬。

失业率上升和资本外移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关联，事实上，资本外移是导致失业率上升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从理论上来说，资本在寻找投资地时考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的生产费用成本。而恰恰在劳动力成本上，欧洲福利国家遭受到严峻挑战，因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遭受质疑的福利国家体制

导致欧洲国家资本外移的，不仅是普遍偏高的劳动力成本，而且与福利国家的体制直接相关。

一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福利体制。1890-1989年百年间，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日本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生产总值的巨幅增长，但欧与美、日模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那就是社会支出偏高，社会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0%以上，像北欧的瑞典等国更是超过50%。社会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社会保险支出。从微观层而来看，以德国为例，企业在支付工资之外还必须承担每个雇员社会保险费用的50%;而在美国，雇员的社会保险费用只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二战后的欧洲，工会作为广大雇员利益的代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非常广泛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由于强势工会手中掌控偿工”王牌，工会提出的谈判方案经常能够迫使雇主协会一方就范。因此，战后以来雇员的工资和待遇一直在不间断地提高。这种不断被抬高的工资水平因其浓重的伙为”色彩，常常被批评为已经偏离了市场的轨道，与市场机制下的劳动力价值定位不相符合。相当于其劳动力成本的15%。因此仅从社会保险和整个欧盟政治局费用来看，欧洲国家的劳动力附加成本就远远高于美国。而且，欧洲的社会保障一直是失业大军的保护屏障，一些人失业后不肯降低标准就业，专靠福利制度生存。如2005年的德国，一个四口之家如果靠国家救济，每月西部可收入约1560欧元，东部约1421欧元，全德平均水平约1539欧元，高于平均最低工资收入(包括部分时间工作)的1465欧元。相比之下，美国的福利制度就没有这么优越，人们在失业后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再就业。

二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合作机制。所谓社会合作”，是由国家设置制度性框架以规范资本和劳动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合作，目的是保障劳工群体在牵涉自身权益、特别是工资和相关待遇问题时，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二战后的欧洲，工会作为广大雇员利益的代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非常广泛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由于强势工会手中掌控偿工”王牌，工会提出的谈判方案经常能够迫使雇主协会一方就范。因此，战后以来雇员的工资和待遇一直在不间断地提高。这种不断被抬高的工资水平因其浓重的伙为”色彩，常常被批评为 已经偏离了市场的轨道，与市场机制下的劳动力价备受争议的福利体制改革

近年来，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这几位战后出生的政治家，相继登上欧洲大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即致力于推动改革以改善其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然而，如何解决资本外移和高失业率问题、应对福利国家所而临的挑战，各国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引起很大的争议。就拿德国来说，一些学者认为，德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国家不能再伙为”地干预市场，而应给市场松绑”，让泊然的”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按照市场规律实现劳动力成本合理化，遏制资本转移。同时，通过福利体制的改革，杜绝那种躺在高福利上睡觉、坐享其成的不良现象。致革派”的主张尽管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案，制上动手术，必须调整人们习惯的欲洲模式”。无疑，此举引起了极大争议和广泛关注。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完备的福利制度，不仅为劳动力的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条件，而且促进了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得德国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德国工会联合会在一份公开的意见书中，依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见解，明确指出:并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合作机制损害了德国的区位竞争力;从工会联合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运作非常成功的模式，因为它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意见要求，充分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从而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合理化建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德国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德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丢弃这一特色，就意味着丢弃德国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让万千德国人受益，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引起更多国家和更多人们关注和思考，重视劳工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是追求经济和社会进步不可拆割的部分。

而对眼前的困难处境，他们也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德国应尽可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今日世界的竞争，关键要靠新技术和新创造，而德国则始终处于领先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与美、日同为世界技术大国，在西方世界由技术引导的经济增长总量中，三国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技术上的优势使德国在今天国际分工中占有非常大的优势，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德国应该致力于依靠先进技术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消极地通过降低工人工资、减少福利和降低生活水平来赢得国际竞争。

总之，欧洲福利国家为了应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已经积极展开内部体制的改革，但改革的争议和阻力是前所未有的。福利制度具有很强的刚性，在欧洲国家的现行政治框架内，增加福利备受欢迎，削减福利则很难操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欧洲福利国家究竟会如何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其结果又将如何世人正拭目以待。

三、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经验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从本质上看，欧洲国家所推行的福利制度改革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因为这些改革实际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局部调整和改良，它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看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的历史局限性，并不等于抹杀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步意义。事实上，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些思路和做法符合社会保障的一般规律，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的启发。首先，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作为国家干预收入分配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与手段，社会保障具有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等多方面的功能③。欧洲国家最初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近20年来欧洲国家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是为了重建福利制度，以继续发挥其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功能。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欧洲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都得益于福利国家制度。没有这样的“保护伞”和“保险丝”，和谐社会的发展就永远是一句空话。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北欧等的福利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400%,而我国还不到200%。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应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开支占GD1〕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其次，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应符合各国基本国情，与各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欧洲国家有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但尚不足以支持“普及型”的福利制度。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行业、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大，物质力量和人们的思想水平都比较有限，现实的做法还是应该先建立“补救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国家有限的转移支付和资源集中于救助弱势群体，为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这样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欧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期也是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结构错动、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于发生和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的时期，所以关注弱势群体对于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平稳过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次，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应注意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的动态均衡。公平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和核心目标，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则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确保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今天，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重社会公平建设，这是符合国情和广大群众心愿的，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矫枉过正，如果严重损害了效率，那公平的建设也最后会成为无本之木。这种对公平和效率动态平衡的把握是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对我们的最大启示。

第五篇：社会工作与福利国家构建

社会工作理念与福利国家构建

（沈阳师范大学 唐明香 110034）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在以不同的步伐实践着。出于人和社会的需要，社会福利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逐步发展。面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不少学者已把目光投向社会工作这一新兴的应用性科学，认为社会工作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视野和研究积淀，同时也为我们构建福利国家的蓝图指明了可能的路径。笔者在这里探讨的主要是社工工作与社会福利理论上的亲和性、构建福利国家的现实可能路径、社会工作与福利国家的链接等，笔者将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构建福利国家联系起来，希求能够为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有所帮助和启发，若如此，笔者将不胜欣慰。

关键词： 社会工作理念 社会福利 福利国家

引言

人生于万物之间具有灵性，但是又生来就是缺少安全感的，满足了低级层次的需求之后，就会有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欲望，人们为了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综合发展和需求，这就需要社会提供其需要的一定的资源，因而形成了人们共同的需求。人活在社会里却同时又逃不开这个社会的樊篱，从出生到死亡的种种历程，人都希望有人为自己买单，这就不得不使人想到“福利”一词。福利不是个人和家庭提供给自己的，因而这个“福利”就是“社会福利”，是一系列的社会设置提供给个人的一种安全状态和制度性的安排。由社会福利发展为福利社会乃是福利国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辛工程，正如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达拉姆·盖（Dharma Gain）所言：“福利国家是工业化国家为社会保护及社会保障所进行的长期

[1]1斗争的顶点”。凡事都有个时空地域的差异，这是谁也逃离不了的永恒定律，即使一种人

发明的制度也不例外。兴起于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在我国找到了适合的契机和土壤，而提供这一机会的恰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单位不再是一托式的摇篮，工资不再是死盯一个线，市场不再是僵化的„„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需求化和信息多样化的今天，人们不禁希望国家能给予更多的关切给民众，而什么又是一个国家向下看的眼睛，一种深入民间的探测器，笔者以为这双眼睛是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虽然二者在学科体系里并不是一类，一个属于社会学，一个属于经济学，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却是殊途同归，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利他主义的体现，都是为了社会大众的需求着想。

一、福利国家出现的背景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社会福利似乎离我们有点陌生且遥远，因为大家经常谈论的都是绩效工资、利润分红之类的，认为这都是根据自己的工作劳动能力而应该获得的相应报酬。其实，社会福利离我们并不遥远，社会福利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社会福利制度是构成一个国家社会政策的众多选择的结果”。纵观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史，最早施行福利政策的欧洲政府的一般做法都是济贫，即对那些已经失去生计的贫困人群给予简单的食物和救助，这种基本观念源于宗教慈善事业和活动，但是，“早期的福利政策，都是在施救与被救双方 唐明香，女，汉族，1985年生，内蒙古通辽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邮箱694649721@qq.com。

[1] [丹麦] 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商务印书管，2010年6月第1版。

不对等的情况下实施的”，随着封建主义的渐退，人权和平等成为欧洲各国民众主流的政治诉求。从政府履行社会职能、维护经济利益、维护社会公正的角度福利国家出现。而当时所谓的福利国家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公民要尽纳税的义务，并享有获得福利的权利，而政府必须承担提供福利的责任。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而已。不同的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就有差异性，福利国家的创始者与典型代表是英国，被标榜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国家是瑞典，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社会保险发源于德国，社会保障一词最早被美国使用，社会公积金制度则是新加坡创立的。各国的福利制度建设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的，但是借鉴并不是一味地“拿来主义”，而是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为我所用，才能在福利建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5

5二、我国构建福利国家的必要性

每个人都天然地有权享用一定的资源及利用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机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推进，建国初期并实行了多年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完成了从“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的整体转型，但华丽的转身背后却渐渐显示出了“不和谐”因素。为此，我国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一直在向福利国家的构建倾斜。

我们过亿的人口当中，有多少能够为自己的生老病死全程买单？又多少人在透支自己下半生的健康来养活自己以及一家人？生活中存在着我们不愿正视却又真实地存在的问题，我们周围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体弱、年老的孤独者、患病的且又无力治疗的贫苦人、有身体缺陷却又渴望被人接受和认可的人„„也许我们的一点点爱心就可以点燃他们活下去的小火苗，就可以给他们与困难抗争的勇气。而给予者的角色由谁来扮演呢？而社会工作的使命就是助人自助，社会工作者就是那些重燃火苗的使者。笔者以为在构建福利国家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而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也为这种可能提供了契机。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契机（蓝云曦、谭晓辉、周红，2010）”，并把国家、市场、社区和家庭都纳入社会福利的构建当中，以“社区内照顾”完成社会工作对社会福利的正式介入。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建立福利制度和构建福利国家，这都是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千秋大业，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

三、社会工作与构建福利国家的可能性

（一）西方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渊源

社会工作的西方价值观的基础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新发展则是个人主义、正义观、权利观念和理性观念。笔者之所以说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有亲密关系，原因就在于社会工作价值伦理渊源与社会福利的历史渊源本是同根生的。下文即是对理论源头的梳理。

第一，社会工作伦理的渊源。（1）从新教伦理精神角度讲，“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的宗教慈善事业。社会工作之所以从最初的宗教慈善、施舍怜悯的助人活动发展成以‘以人为本’的专业助人职业，通常认为是新教伦理所包含的自我负责、意志好恶、助人自助等价值观为

[3]27社会工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2）从人道主义哲学角度讲，这种源

于人文主义时期的思潮的思想提倡以人为中心，追求真善美，它直接面对社会现实，极力反对人的异化和极权主义，关注人的改变和完善，它把人当做目的而不是工具，人道主义的理念与社会工作的伦理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当然，我国古代也有同类思想，比如孔子和孟子、庄子的一些思想当中都曾体现过人道主义精神。（3）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讲，社会工作是在特[2] 丁东红：《论福利国家理论的渊源与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4月第2期。

[3]陈钟林、黄晓燕：《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定的社会福利模式下运行的一门助人专业，它深受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是带有社会福利的色彩的。社会福利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追求的，要想达成目标，这就需那位要通过社会行政使福利思想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工作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因为社会工作的目标就是协助人们改善他们的社会功能，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都表明了一个道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制度也就越发达，社会服务专业水平也就越高。可以说，“社会福利观念是社会工作价值的灵魂”。

第二，社会福利理论的历史渊源。（1）从新教教义角度讲，有组织的宗教的出现及其所支持的慈善活动的兴起为社会福利奠定了基础。新教在崇尚慈善的同时又强调劳动的价值，认为不劳动者是有罪的，同时伊利莎白济贫法成为新兴国家美国的政策，以此追求劳动和社会福利之间的有机平衡。（2）从人本主义角度讲，哲学家们驳斥了新教观点，认为公正平等的世界根植于理性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义，代表人物如洛克和卢梭。人本主义思想家的“政

[4]162府有义务向其公民提供帮助”的思想为今天的所谓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却

反对新教伦理对劳动和自立的偏爱。（3）从科学发展角度讲，大家所关注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却忽略了他的理论其实还为社会福利范式的建立作了理论借鉴。斯密的思想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石，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为了穷人的利益而向富人征税是不道德的，是对财产权自然权利的侵犯”，“公众对穷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折”，“贫困是个人的失误”。

[5]163而另一位经济学家的发现使公众对社会福利的有用性产生了怀疑，这就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超过地球生产粮食的能力”的论断，并且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发现验证了马尔萨斯的思想。（4）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讲，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也对社会福利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以反对不公平、不公正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思想。当然最早尝试将这种福利思想付诸实践的就是许多乌托邦组织的建立。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就是波兰社会福利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从社会工作理念看我国构建福利国家的可能性

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传入我国已有一段历史，经过了适应期，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者正在面临一个本土化的阶段。然而恰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是不是这正好为社会工作介入保障体系提供了一种机会呢？笔者以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构建福利国家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正缺少一批像社会工作者这样的“能走进去”又能“跳出来”的带有助人信念的奋斗者，而我国现实社会的体制变迁和转型将是构建福利国家良好的现实契机。

那么什么又是福利国家呢？“福利国家不是社会保险，不是公费医疗，也不是家庭福利

[6]或社会救济计划，福利国家也不等同于社会保障或社会政策，而是它们的汇总”。对于社

会福利的定义因时因地具有很多种。本文采用巴克对于社会福利的定义：社会福利是指“一种又由社会福利计划、社会福利津贴和社会服务构成的，帮助人们满足对维持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教育需要和健康需要的国民制度”。

而之所以说我国构建福利国家具有可能性，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角度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都具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理论层面讲，诸子各家之言对福利思想都有所体现。儒家的“和为贵”思想体现了追求社会和谐的建设理念。孔子强调现世和社会的和谐，孟子则更看重“人和”，他的社会理[4] [美]威廉姆 H·怀特科、罗纳德 C·费德里科：《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解俊杰 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5] [美]威廉姆 H·怀特科、罗纳德 C·费德里科：《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解俊杰 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6]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而道家讲究的则是阴阳和谐生万物。随着朝代的更迭虽然物是人非的伤感多于一点，但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还是代代接续。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到“兼相爱”、“交相利”“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思想，这体现了古人追求福利社会的终极目标。至于近现代的福利思想，笔者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从现实层面讲，我国既有着深厚的根基同时又有着宝贵的现实机遇。一直以来的社会政策都不曾忘记社会福利的建设。从农村合作医疗到农村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从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到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从慈善事业到非营利组织、从社会救助到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这所有的改变都预示着我国社会建设大潮的到来，而建设福利社会、福利国家又是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过多的赘述只会让本文显得啰嗦，故笔者将把笔锋转笔者最想要表达的部分——社会工作理念与福利国家的构建。笔者之所以把这两个看似关系不大的两种事物联系起来，原因就在于社会工作理念与福利国家的终极追求是同质的，都是为了给民众一个更好的生活生活需要和状态。在当下的我国，社会福利的分配机制具有多样化、覆盖全的特性，具体的还是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共同买单，而在个人和社会福利之间还缺少一种媒介，而笔者认为这种介质可以由社会工作这一助人职业来扮演。社会工作“谋求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的使命与社会福利“谋求人的共同发展”的宗旨是如出一辙的，它们都是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幸福。

四、勾连群众与福利国家间的桥梁——社会工作

在构建文明社会的今天，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尺，纵观世界各国的福利制度可以看出来，福利国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我国构建福利国家势在必行。社会福利政策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需要一个中间的行动系统，而社会工作已社会助人为己任，它从精神层面和关系层面将社会福利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在民众中付诸实践，并以实际行动去诠释什么是“社会助人、助人自助”。

改革的成果应该由全体人民共享，使每一个公民都切实地体会到社会在发展和进步，为此，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成了让民众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而社会工作就是福利制度深入基层和民众中间的铺路石。社会工作独特的价值理念、工作视角和工作方法都体现了利他主义的价值观，这正好也是社会福利的理念，这正是通过社会工作建设福利国家的可能性的一种因素。

社会工作通过优势视角和赋权取向把受助者摆在能动的和主动的位置，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和效果。社会工作具有以下的特征使得它是福利制度实践者的不二选择，一是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方式有社区、社会团体和社会个案工作等等；二是社会工作通过非直接服务的方式，即通过社会工作的实践来对给受助者提供的服务系统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有负面的，比如说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的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复杂的人际互动关系，其服务的软性特征，使得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的过程中，容易在价值观念、契约信任、服务效果、情感理性等方面产生冲突。当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冲突时，“以人为本”的专业伦理作为评判的标准，不仅社会工作的专业形象得以维持，还以在社会工作者和受助者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信任的基础上化解争端和冲突。

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很广泛，但其中之一就是公共福利服务。社会工作者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收养服务、社区建设、优抚安置等领域都可以看到社会工作者的身影。既然社会工作的辐射力可以这么广阔，又有一批专门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将社会工作的理念付诸实践，所以通过社会工作的深入开展来构建福利国家是有很大的可行性的。

五、结语

以国企为依托的且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相呼应的配套设施改革，完成了从传统社会福利到现代社会福利的转型，即实现了社会福利的社会化，调动了社会力量来来建设尚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我国构建福利国家的现实环境，同时也是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如何将具有可行性的社会设置（如社会工作者职业）融入到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中，怎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惠普型福利制度以及如何给受众以最大程度的人文关怀等，这将是未来我们需要考虑以及解决的问题。

Social Work and Welfare-country’s Construction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social worker concept of “self-help” was gradually accepted by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and as the same time, this idea also was put into the practice with the different steps.In the world, the society welfare institution was built and developed result from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erson and society.Facing the all kinds of social problem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ety reform, the scholars turn their eyes to a new and developing applied subject—social work.They hold that the social work not only riches accumulation for theory in relative field, but also does show clearly the possible way to build welfare-country for us.This paper will probe into the issue from the angle of theory intimation for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the possibility for constructing welfare-country in the level of reality, connecting social work with welfare-country.The writers would be gratified if this paper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for welfare-country.Key words：social workthe idea of social worksocial welfare welfare-country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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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威廉姆 H·怀特科、罗纳德 C·费德里科：《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解俊杰 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3] 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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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丹麦] 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商务印书管，2010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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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钟林、黄晓燕：《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9] 丁东红：《论福利国家理论的渊源与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4月第2期。

投稿人姓名：唐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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