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半农半牧经济形成的制度分析

第一篇：内蒙古半农半牧经济形成的制度分析

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形成与变迁的制度分析

包凤兰 达古拉

内容提要: 进入近代社会，受清政府“放垦政策”和内地农耕文化的长期影响，蒙古族传统游牧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和农业经济转变，牧区转变成半农半牧区和纯农区。本文主要分析了促成蒙古族半农半牧区形成和变迁的制度因素，试图论证制度因素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关键词:内蒙古 半农半牧区 形成与变迁

制度因素

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总是希望收益最大化。但在实际生活中，希望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以致人们常常得不到所希望的。而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制度，即制度是否对人的行为给予激励以及给予多大程度的激励。正如速水和拉坦所说“制度提供了对于别人行动的保证，并在经济关系这一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给予预期以秩序和稳定性。”[1] 内蒙古半农半牧地区的形成和变迁，与游牧业经济自身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有一定关系，但是移民政策、放垦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对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一般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一、正式制度：半农半牧区形成与变迁的主要因素

正式制度是指国家法律、政府政策条例等人们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行为规则。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形成和变迁中，长城内外各朝代的封建统治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的国家法律制度、政策条例等诸多正式制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清朝“移民实边”政策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农牧消长历史，历代统治者所推行的体制政策对于蒙古地区半农半牧区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清朝中末期实施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蒙古地区半农半牧区的形成与变迁。

清王朝建立之前很长的历史过程中，蒙古族一直是进行着传统游牧业，而其农业发展极其缓慢，农耕经济始终很难逼退游牧经济。究其原因除了传统游牧文化自身的影响力外，与蒙古族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法令有直接联系。例如，成吉思汗《大札撒》明确规定：“禁草生而镬地”、“禁止水中溺尿”、“禁民人徒手汲水时必须用某种器皿”“禁遗火而撂荒”。窝阔台汗颁布的法令中规定：“百姓 行分与它地方做营盘住，其分派之人可从各千户内选人教做”。[2] 元朝时期法律规定：“公畜够三九，不许宰杀，母畜足四九，不许宰杀，如（有人）交换母畜而无骆驼（每只）可按两头大畜。失放荒火者，罚五，奖赏发现者。并赔偿牲畜一百只。若杀野骡、野马，以马为首罚五。”[3]这些有关水资源、草资源、牲畜和野生动物等方面的规定，为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和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再例如，1320年和1337年，统治者分别以北部地区不产粮和北部边疆戈壁地区过于寒冷为由，下令禁止官田。[4] 这些法令政策在客观上打击和限制了蒙古族地区的农业发展。总而言之，蒙古族统治者实施的各种法律和政策制度，不仅保护蒙古地区传统游牧业的发展，也抑制了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

清朝初期，清政府为了稳固政权，对蒙古地区实行了“满蒙联姻”、“盟旗制度”、“设立蒙古事务的专门管理机构”、“对蒙古族封建领主封官赐爵”、“严禁蒙汉民族交往”等“恩威并用”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建立蒙旗制度后所采取的分而治之、禁止蒙汉通婚、禁止垦殖等“封禁政策”，一方面，禁止内地农耕者私自进入蒙古地区开垦草场，另一方面，禁止蒙古王公贵族招租内地耕者开垦牧场。例如，顺治十二年(1655)下令“各边口内旷土，听兵垦种，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5] 康熙八年(1669)，清帝下达内地旗人“嗣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的谕令，但无地旗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又必须解决，解决的方案是“应否以古北等口边外空地拨给耕种?”‘于是次年(1670)便将古北口、罗文峪、冷口、张家口外的土地正式拨与正黄镶黄等七旗，[6] 这说明封禁政策有了一定的改变，从此进入了局部开垦的时代。从乾隆十四年(1749)开始，再次宣布“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等旗，除现存民人外，嗣后毋许再行容留民人，多垦地亩及将地亩典给民人。”[7] 虽然忽松忽紧，但一直到鸦片战争为止，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对蒙古地区的游牧经济文化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避免了蒙古地区的大规模开垦，间接地抑制了蒙古地区半农半牧区的形成。虽有少部分内地汉民进入蒙古地区开垦种田，但规模较小，没有对蒙古地区原有的游牧经济产生剧烈冲击。

到了清朝末期，在内地因各种原因难于维持生计的农民，大规模地违禁进入蒙东地区开始垦荒种田。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蒙地禁垦，但屡禁不绝，造成了蒙古地区大片土地被开垦的既成事实。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多次的不平等条约 2 以及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国库枯竭，外债高筑，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出现“东挪西垫，寅支卯粮”，“入不敷出，万分窘迫”的情况。为了“开浚利源”，增加财政经费，清政府在诸多驻防将军、沿边各省督抚等纷纷上奏的建议下，终于解除“封禁”，实施“放垦蒙地”政策。于是，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地区就成为[8]“聚宝盆地”。

1902年，清政府派垦务大臣贻谷到内蒙古西部地区推行“放垦蒙地”政策。东北各军阀也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蒙旗各地推行招民开垦。实施这些政策制度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经济在草原地区兴起，从此内蒙古绝大部分地区均出现半农半牧区和纯农耕区，而草原牧区从此日渐衰落。

（二）民国时期的政策

中华民国成立后，蒙古地区的农业化趋势越来越加剧。在蒙东蒙中开垦地区的蒙民的经济收入中，牧业产值比重越来越小，农业产值比重越越大。农业化进程加剧的原因主要是如下几方面：其

一、随着满清统治的瓦解，清政府对农业方面的各种限制彻底被消除，因而蒙古地区蒙汉杂居现象日益普遍，蒙汉农民开垦耕种的面积也越来越扩大。其

二、伪满洲政府实行的“集村并户”政策，使蒙民传统的牧业管理和生产方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而适合于定居形式的农业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

三、清朝灭亡到进行土地革为止的时段里，土匪猖獗，社会混乱，造成蒙民的牲畜被土匪抢走抢光。失去牲畜的蒙民不得不经营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其

四、民国时期军阀在蒙古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垦殖也加剧了农业化进程。例如，191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武力强迫达尔罕王旗开垦辽河南北肥沃土地4 000多方（每方45响)，1922年又放通辽以西沃土地2 800多方，收押荒银40多万两。[9] 到民国初，随着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农业地位的不断提高，蒙古地区半农半牧经济类型正式确立，并在之后的各个时期内得到不断的深化和巩固。

（三）建国以来的农业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影响下，半农半牧经济类型又有所变化。由当地政府来划定了半农半牧区范围，从而明确了牧场和农田的界限。但由于草原和农田是随地形而连绵交错的，因而经常发生一些农牧矛盾。郡王旗人经常用粗暴的方法赶走外来牲畜，包头县人则不让牧民经过他们边界。还有一些基层组织，往往将广袤无边的草场中的小块农田尽量封闭，3 所有这些举措，均使游牧活动受到限制。牧民只能在村庄周围种地，不能在游牧路径上随便选地种植。另外，种田也要征收农业税，只有种苜蓿才不征农业税。

[10]这在一定程度限制了牧民的农牧兼营。在东蒙地区，农牧业逐步由集体统一经营，生产队中，规定一部分人农业，一部分人游牧。之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半农半牧区的农业部分不断扩大，牧业部分不断减少。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要实现饲料、粮食、蔬菜的自给，就必须开荒种地”、“深挖洞，广积粮”等政策号召下，开始了大规模的草原垦荒。20世纪60年代末，仅蒙东地区的耕地面就比建国之初增长了近32%，创造近50年历史的最高记录。而内蒙古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荒垦殖，农牧结合成为普遍的经济结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牧区曾经起三次大规模的开垦草原的浪潮，短短10年间内蒙古耕地面积增加了1500万亩。[11]

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牧区推行土地承包，建立分散经营的家庭连产承包责任制，加速了农牧交错带的变迁，很多牧区演变成半农半牧区，半农半牧区演变成纯农区。据1996年的土地管理局的资源调查和遥感宏观调查，到90年代中期，科尔沁北部的旗县由过去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全部转变成以农为主的农木林区。据当地牧民说，在承包之前，经济结构是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牧区特点，而改革开放后耕地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比重不断提高，牧业生产比重不断下降，牧民逐渐失去了牧区生活方式，转变成农民。而历史上著称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已经成为历史。在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影响下，具有移动性特点的游牧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为，草地分割的承包制违背草原畜牧业发展的规律。20世纪末，内蒙古自治区退化草场面积达23.1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可利用草地面积的35.6%，其中退化最严重的额尔多斯市20年来的草场退化面积已占该城市200万公顷近年来草地退化、沙化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自然的变化人口增长等客观原因外与制度有必然的联系。

二、非正式制度：半农半牧区形成和扩大的重要因素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本群体认可的并要求群体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的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正式制度一旦形成要求群体内成员必须遵循，其实现是靠外在的强制性 4 约束机制。而非正式制度则依靠成员的自率或者本能性意识行为来实现。

在我国历史上，长城内外是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即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两种生产方式决定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游牧经济是适应干旱、少雨、早晚温差大等草原生态环境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生产方式。游牧民族在这样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放牧经验和技术。例如，根据不同季节、不同草地特点以及不同牲畜结构和牲畜习性，进行分类经营（放牧）。就拿放养来说，羊的春季营地，牧民一般选在地势稍高、挡风雪之处，羊吃了生长在石缝中的酸性、辣性草，有利于杀菌，为秋膘打基础；羊的夏季营地，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离河水稍远的地方，羊群不燥，可增强体质；羊的冬季营地，牧民会选在地势稍高、挡风朝阳之所，以保暖保膘。这四季牧场的迁徙之中，包含着轮牧、休牧、禁牧的科学内涵[12]。游牧经济主体——蒙古族是著称于世界的马背民族。在其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其生产方式相应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例如，蒙古人将其赖以生存的草原（草）牲畜和生态视如自己的生命一样将其维持、保护和发展。因此，游牧文化充满了崇尚生态，保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价值观。长期以来，蒙古人这种文化传统作为非正式制度因素为草原牧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3]

而农耕文化则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组织单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以“男耕女织”为自然分工原则，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耕民族的满足个人温饱为核心，自耕自作，无拘无束，不协作不交换的农耕文化（也称为“小农意识”）。而对农耕民族来说，草原的意义就完全不同：草（杂草）意味着祸害庄稼，降低产量，减少收入。因此，视草如敌，一见草就将至于“死地”。也见不得草原，一见就想耕种，将其控制。久而久之，农耕者的脑中形成了排斥和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诸如“草包”、“草寇”、“草率”、“草稿”等词的用意，均体现了对草的敌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说：“此时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过来也是如此”。[14] 干旱、少雨、气温寒冷等特殊自然环境造就了北方地区的传统游牧经济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特有的游牧文化。反过来同一种生产方式（经济类型）由于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经营模式。蒙 5 古族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变迁时，因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其特点有所不同。地处中亚的西部蒙古族以绿洲灌溉农业和沙漠游牧为特色，放牧时一般分三季营地或定居游牧；俄罗斯文化圈内的喀尔玛克蒙古族和布里亚特蒙古族部分地接受了俄式农业和畜牧业，游牧业发生了集约化但保持了季节营地；在内蒙，游牧业与汉式农业的融合程度很差，蒙民或完全汉化，形成无游牧业的集约化农业村庄，或仍守着“漫撒子”式农业和游牧业的结合。[15]

虽然中原地区的农民进入蒙古草原已经历史已久，但最初农耕文化对蒙古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很小，因为蒙古民族并不喜欢农耕文化，因而他们长时间坚持着游牧文化传统。汉人进入蒙古草原初期，也并没有接受游牧经济，而是传续着传统的农耕经济。但是，移民过来的大批人口，加剧了草原人地矛盾和生态环境的变迁，使蒙古人被迫接受了农耕民族（汉族）的农耕经济。受土地面积的限制，蒙古人不能像以往那样逐水草而居，被迫选择了定居放牧，兼营农业。但是蒙古人的农业经营只是对畜牧业的补充而已，结构单一，经营粗放，保持着传统游牧业的经营特点，频繁更换耕地。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这种长期碰撞、角力的结果，中原农耕文化最终还是冲破了草原游牧文化圈的堤坝，冲向草原并淹没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人四处扩散的过程中，把中原农耕文化也带到了各地,开始影响其周围邻近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使游牧民族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最后彻底融入到了中原农耕文化体系中。[16] 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渐渐地，过去的蒙古牧民变成了现在的农民，昔日的牧区变成了今天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

三、结论

以上分析说明，制度对经济活动有直接影响，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低。从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形成和变迁看，因统治政府的错误政策，推动了农牧交错带的北迁，加速了半农半牧区的形成进程，也因中央政府的政策影响，加速了半农半牧区的扩大，影响民族文化变迁，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埋下隐患。尤其是 “以粮为纲”政策的沉痛教训，告戒我们政府制定任何政策时，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决不能搞“一刀切”。

参考文献： [1]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页。[2] 金山、陈大庆：《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则——探析蒙古族古代草原生态保护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3] 奇格浩斯：《试述古代蒙古的经济立法》，《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4] 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5]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6页，“户部·田斌”；《清史稿》卷120“食货志”。[6]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79页，“理潘院”：耕牧》。[7] 《清圣祖录》康熙八六月戊寅。[8] 珠飒：《清代内蒙古东三盟移民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7页。[9] 王淑芬：《经济篇——传统畜牧业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http://www.xiexiebang.com [10] 苏启发：《内蒙古畜牧业文献资料选编》，第二卷。1987年3月，第98～99，485页。转载于王建革：《近代蒙古族的半农半牧及其生态文化类型》，《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11] 陈建华等：《农牧交错带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对策》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12] 《正确认识游牧文明,科学治理草原》，《中华民族报》，2006年3月17日，第6版。[13] 黄健英：《北方农牧交错带变迁对蒙古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98页。[1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15] 王建革：《近代蒙古族的半农半牧及其生态文化类型》《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16] 包玉山：《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结果·反思———文化生存与文化平等的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第二篇：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句半

三句半

1今天阳光真明媚1宿舍文化人人夸 2十三经管学生会2大家齐把宿舍抓 3歌声笑声不浪费3因为宿舍是我家 4真棒~4爱惜~

1我们几个台上站2有锣没盆三句半3目的只有only one4好看~

1俺们几个话挺多2千万不要嫌啰嗦3大家抓紧来鼓掌4鼓哇

1我们几个很低调2只把实话在这唠3 我说经管就是好4必须得~

1我们经管学生会2军训起来似军队3严于律己不嫌累4真对~

1金马捧杯不容易2各部室们齐努力3共为经管争争气4给力~

1金融英语大赛好 2选手参赛真不少 3各个英才实力高 4膜拜~

1心理话剧不简单 2角色演得不一般 3生动形象又好看 4 so beauty~ 1经管参加运动会 2牛人站成一大队 3所有项目全都会 4都是浮云~ 1经管活动真不少 2样样说来时间到 3我在经管我骄傲 4没招~ 1十三经管未来路 2一切困难hold住3兄弟齐心那叫酷 4无敌~ 1说到这里算一台 2下次演出咱还来 3吃好喝好玩得好 4bye-bye~2 3 4

第三篇：半期考试分析

五年级数学半期考试分析

一、试卷分析

（一）考试内容：西师版数学五年级下册第一、四章（分数和方程）。

（二）试卷分析

1．试卷在总体上体现了《新课程标准》的评价理念，重视了对学生学习数学知识与技能的结果和过程的评价，也关注了对学生在数学思考能力、计算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发展状况的评价。突出了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与应用；注重了数学与现实的练系。

2．试卷难易适中，既重视双基的考查的全面性，也突出重点知识。考题也都是平时的常见题型，如分数意义、分数基本性质、通分、分数大小比较、解方程、解决问题等。

3、重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考查数学应用能力

试题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体现了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在考查中引导学生经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体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情感，考查学生从实际问题中抽象数学模型的能力，培养用数学、做数学的意识。

（三）考试成绩

两个班总的说来考试成绩都很不理想。首先体现在平均分上，跟年级平均分有较大距离。其次没有满分，高分人数也较少（上135的也只有几个）。最后，不及格人数较多，而且分数非常低。

（四）成绩分析

本次期中考试反应出许多问题，如两极分化较大，拔尖学生少，低差学生人数多等。通过对学生试卷的认真分析，发现以下问题：

1．有些题型平时强调得非常多（比如分数基本性质的应用），但仍然有一部分学生出错。

2．学生读题、审题的能力有待提高。

3．许多学生出现简单的计算错误，反映出大意粗心的坏毛病。

4．失分最多的是“解决问题”部分，从中可看出学生在列方程解应用题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或者不知道如何找等量关系，或者是用算术思想列方程。同时，也由此看出孩子们在解答稍微有难度的题型时逻辑混乱，无从下手。

5．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发现有些题目虽然有思路，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出来，如何写出来。

二、整改措施

（一）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不充分，导致课堂效率低是上半学期长期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此前在一班主任的配合下大力整顿课前准备。采取表扬、批评、相互监督等机制促进学生养成做好课前准备的良好习惯。

（二）作业整顿

1．课堂作业本全部换新，重述格式和书写要求。此后作业只有一个等级（A+），凡是得A+ 的，同时教师把A+有写在作业本扉页，凡是有错的就不打等级，责令学生全部重新做或者改在后面。重新做的若全对也可以得A+。

2．以前的课堂作业本作为草稿本，草稿本按照课堂作业本的格式书写。3．同桌或小班长督促完成每次作业，并在上交之前检查完成情况。

（三）激励机制

1．课堂上发言积极，表现良好的学生，给予加分，多次被老师表扬的孩子计入本周“心桥”的表扬行列，反之，计入批评行列。

2．针对以上每月得A+的情况每月一评，给予前几名学生一定的物质奖励，同时评出本月表现最好的小班，给予奖励。

三、下半学期工作计划

（一）11~12周： 方程巩固与深入

1．解方程的三种基本类型，加深难度再练，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熟练掌握。2．“方程思想”的培养，主要让学生明白未知数在参与列式时与已知数的同等地位，摆脱算术思想对列方程的阻碍。

3．加大列方程解决问题训练。

（二）13~14周：分数加减法，渐渐过渡到分数乘法

（三）15周：折线统计图

（四）16周：长正方体表面积、体积相关问题再练

1．正方体展开图的进一步认识 2．解决表面积、体积的相关问题 3．空间思维培养

（五）17~18周：小升初提高培训（小升初复习指南）。

（六）19~21周：期末总复习。

2012-4-18

第四篇：××学校半期考试分析

××学校半期考试分析（数学）

2010——2011上期，全县统一进行了期末检测。从教研室教研简报分析，我乡综合成绩达到80分的只有六年级语文一个单科，且只有80.7分；上60分的也只有三年级语、数、五年级语文及六年级数学四个单科。全乡语、数综合成绩在全县范围内比较，一年级16/25，民区列前山之后；二年级17/25，民区列于民中、前山之后；三年级12/25，汉区仅列锦川、茨达、乐跃之前，民区列第一；四年级17/25，民区列民中、南山之后；五年级14/25，汉区列锦川、老碾之前，民区列民中之后；六年级17/25，民区列民中、前山之后。从上述成绩对比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我乡教学质量全县汉区倒数第一，民区也只能在前三位置，教学成绩低下，教学质量亟待提高。

本期，我们又统一进行了全乡半期检测，而检测的结果，综合成绩较上期期末检测成绩又有较大幅度下跌。现在我们就全乡数学成绩进行简单分析，从中寻找全乡教学质量低下的原因。

全乡数学综合成绩最高的一年级，仅有50.25分，且较上期期末数学统合成绩56.8分下降了6.55分；二年级数学43.27分，较上期54.8分下降了11.53分；三年级数学50.06分，较上期62.9分下降了12.84分；四年级数学35.83分，较上期54.6分下降18.77分；五年级数学45.51分，较上期54.5分下降了8.99分；六年级数学38.78分，较上期61.3分下降了22.52分。如果用这样的成绩和上期本末全县成绩相比，那么我们在全县的位次必然会一降再降，不用和全县汉区学校相比，就是在民区恐怕也只能是倒数三、四名了。总之，××乡教学质量形势严峻！

那么，造成我乡本次半期检测成绩如此低下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先从试卷分析中找找原因看看：

1、试题较难，有部分超纲题、难度题出现，其中四年级最多，有16分是还未学习的知识。

2、低年级表现为学生弄不懂题意，很简单的题学生却不知道做什么、怎样做，以至于乱做、瞎做。

3、高年级普遍反映出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动手操作的经验不足，解决问题的题失分多，动手操作的题几乎全错。

4、部分知识点的掌握学生没有过关，表现在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得分不高。

5、学生粗心、马虎，计算不仔细，书写不细心，把一些该得的分丢了。从各年级试卷分析中反映出的问题来看，上述几条原因几乎都是历年考试中反映出的正常数据，看不出跟考试成绩低下有多大的联系，也就无法说明这次考试成绩十分不理想的原因。如果说是考题太难，从试卷分析中反映出的有一定难度来看，即便四年级超教材编排的题较多，六年级较难，教学成绩也不应该跌到如此低下；如果说是监考太严格，那么上期期末考试不也同样严格？

现在我们在从教师群体对这次半期考试反馈的信息中分析分析，也许能帮助我们寻找到这次半期考试成绩低下的原因。

1、大家对半期考试原本就没有关心在意过，各班也就没有进行过复习，更不用说用一定的时间进行系统复习了。没有复习就是随便考，随便考自然成绩就差了。

2、××乡生源状况太过复杂，学生来源太宽，生源又差，许多外来转入的彝族学生连汉语都听不明白，学生参差不齐，严重影响正常教学，即使教师再努力也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来，累死了也是白干！可见教师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信心不足，动力不足。

3、几年来××乡评职晋级无指标，大家无指望，极大地挫伤了年轻教师追求质量的信心与愿望。大家认为考好了也没有多大作用，何况累死了还不一定能出成绩。

4、高职称教师的满足心理让部分教师安于现状，对抓质量没有动力。

5、本期“双基”迎国检工作太累，学校活动又太多，老师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对教学也有一定影响。

6、部分教师存在消极怠工心理，或称为职业倦怠，出工不出力，当天和尚撞天钟。

7、许多教师认为统一考试次数过多，在全县其他学校都不考试的形势下，××学校反复考试，要求又严格，增加了老师的工作，大家心里都有反感。

从上述意见分析，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分析这次半期成绩下降的一些因素：从主观方面来说，教师厌考情绪、信心不足等导致准备不足、没有复习，打无准备的仗，是造成这次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讲，学生总体状况差，学校工作太过繁重，是造成教学工作效果不明显的因素。因此综合两个因素来考虑，这次考试成绩差只反映了我们一个阶段工作的效果不佳，并不能认定××学校的教学真正的下降到了成绩反映的程度。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要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既要应对本期后半期教学质量的提高，又要考虑到建立健全长效的提高机制。建议如下：

1、抓好后半期的教学“五认真”工作，通过“五认真”工作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

2、努力抓好期末复习工作，开好复习动员大会。要引导教师把握好教学进度，为期末复习留够充足的时间。要给三、六年级教师召开复习研讨会，研究复习方法，介绍复习经验。

3、五月份要抓紧时间完成两件事，即“双基”迎检档案和六一活动，保证六月开始让全体教师都全心投入教学、复习之中。

4、要想办法建立长效的教师心理疏导机制，提高教师的工作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5、对学生生源要建立一定的控制机制，保障学生进入班级后学习不差得太远。

6、要抓好学前班的教学管理，把教学质量的提高延伸到从学前班抓起，把好学前教学质量关，为一年级教学打好基础，该升一年级的就升学，不能升学的再读学前班。

第五篇：《纲要》专题案例分析材料半期汇总

2013-2014学年上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8专题

半期案例分析考试题

命题人：邓永奎 杨启莲 米梓嘉 胡骄键

答题要求：

1、每位同学需在以下提供的十九个案例中选取三个（其中案例3－6最多只能选一个），根据案例材料后的问题进行分析，要求每个案例分析字数在1000字左右。

2、请在答题试卷首页写清楚年级、班级、学院、专业名称及学号。

3、请写明案例序号和案例名称（如案例

一、案例七等等），进行案例分析时要求层次清楚、逻辑性强、有理有据、分析全面细致。

3、要求原创，杜绝抄袭，如重复率超过30%认定为抄袭，半期考试成绩记0分。

4、所有内容打印。请用A4纸正反两面进行书写，并且左侧装订好，避免丢失。

5、请学习委员在本学期第18周三之前收齐所有答卷，并且按学号顺序排好时交给任课教师，不能缺失任何一份。（由任课教师转交给班级主管教师）

案例一：

阅读下列材料，请你就鸦片战争之前的大清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作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试回答材料后面的问题。材料1：

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此其患岂小故哉。„„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而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折，而行赏之权乖。„„今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刘蓉《养晦堂文集》卷3，《致某官书》

夫以数十里弹丸之邑，主以豺狼之吏，而又纵百千鹰犬，螳捕而蚕食，使毒归闾里，怨归朝廷。——刘蓉《养晦堂文集》卷3，《致某官书》 材料2：

田制听民自卖，不为限制，故豪强兼并，一人而兼十数人之产，一家而兼十数家之产，田无定数，以其所入，与民为市，益附其富，而无田者半天下。——《皇朝经世文编续》卷35，吴铤：《因时十论》 材料3：

饷之及兵，十不余五，兵无以自赡，乃兼商贾，兼百工技艺，甚而诓赌窝娼，无非不为。—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2，《东南兵事策》

至于操练巡防，无不视为具文。„„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邀功。——《皇朝经世文编续》卷76 材料4：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诗歌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待死。—《检论》卷4，《清儒》，《章太炎全集》（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P473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但资之语录。——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3 古学之兴，顾氏实开启端。——汪中《国朝六儒颂》 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9，子部，杂家类，《日知录》

问题：

战前大清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文化都是什么样的情形？并根据你的扩展阅读简要分析形成此状况的原因。

案例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康熙年间，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通过寄送传教报告、书信、回忆录等，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产丰富、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中国形象，并进而形成长达百年的欧洲“中国热”。

但是，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并更加闭关锁国。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则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开始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工业上的空前发展，使英国有了更多的对外扩张要求。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政府决定以给乾隆皇帝贺寿为名派遣使节访问中国，讨论两国的贸易和建交问题，并希望缔结一项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商业联盟条约，从而得到贸易上的最优惠待遇。英国在出使人选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们考虑到中国历来轻商，且官吏傲慢、精明，所以使者必须是与商业无关、地位崇高且办事能力强的人。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出身贵族，获有神学硕士学位，做过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被英国政府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副使斯当东（George L.Staunton）是法学博士，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是各种专家，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专家及一些有经验的军官。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给乾隆皇帝的信中写道，他们派人出使中国的目的，绝非谋求扩充本国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外国财富，而只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但信中还是明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珠山（即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在北京设立洋行；得到珠山附近一个岛屿，以便储存货物；在广州附近拨出一小块土地供英商居住；英商货物由广东至澳门在内河行走时，不上税或少上税等。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朴次茅斯起航。为了向中国显示英国势力的强盛，抑制中国人的傲慢，英国政府让特使和56名使团成员乘坐装有64门炮位的“狮子”号军舰，并选了一支50人的精悍卫队。另外39名成员和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载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印度斯坦”号。马戛尔尼使团携带的礼品多是代表英国文明的天文地理仪器、钟表、乐器、车辆、兵器、船模等。

1793年8月5日，马戛尔尼使团在天津大沽上岸后，对陆上的中国进行了认真的观察。“狮子号”船上的第一大副安德逊在描述当地的炮台时说：“这地方只有一个炮台，仅仅是一个方形的塔，看样子与其说是为了保卫之用，不如说是为了装饰。它虽然是很靠近海面而且临视着江口，但是在围墙上一个大炮也没有。”

8月6日，清政府指派王文善前来处理英国使团事务。王文善雇了一些民船接待英国使节。安德逊发现，中国民船的构造形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但在航海技术方面的科学毫无进展，这些船只与100年前的船只显然是同样的。

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事先写信通知两广总督，说马戛尔尼是前来补祝乾隆皇帝80寿辰的，并带有600箱价值1.5万英镑的礼品，因而清廷方面准备充分，招待热情周到。马戛尔尼从天津到北京所乘的船和轿上都挂着“英吉利贡使”的字样。马戛尔尼虽然对此处置并不满意，但担心反对无效而碍于正事的完成，便未公开抗议。但对清廷要求他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一事，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反条件，即要求清廷派一个与他一样等级的官员在英王肖像前也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平等。这个提议被清廷拒绝。经过多次交涉，双方才勉强达成协议：马戛尔尼用谒见英王时最恭敬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即免冠鞠躬，单腿下跪。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英国人发现：“从接待大使人员的样子看，在他们的鄙陋的服装表面，和他们所乘的车辆方面，与英国迁移贫民到贫民教区的样子很相像，而和一个强大帝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尊严不称。”

8月28日，王文善向英国使团传达：皇帝期望大使前往热河相见和接受国书。在前往热河的途中，马戛尔尼等人发现到处都是贫瘠之土。9月14日，马戛尔尼佩带金刚石伯爵勋章，斯当东佩带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绶带，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清朝军机大臣和珅也一同会见。马戛尔尼单膝下跪，颔首，递交国书后向皇帝献上了黄金和精制并饰有宝石的书籍、珐琅钟表、气枪等礼品，乾隆皇帝也回赐玉如意。马戛尔尼认为，赏赐之物似乎没有多少价值。觐见没有谈实质问题，乾隆简单地询问了英王的情况，赐给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各一 3

杯“御酒”了事。

9月28日，马戛尔尼等人回到北京。马戛尔尼希望用从英国带来的礼物打动中国皇帝，因而在圆明园展示了包括当时西方改良的天文仪器、天体循环模型、英国著名企业制造的最新产品，等等。乾隆看后说：“这些东西好得足以逗乐小孩。”在与和珅就英王国书中所提的要求进行谈判时，马戛尔尼提出开放宁波、舟山附近海岛一处以囤货，割广东省城附近一处供英商居住，裁减关税，自由传教等要求。和珅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回避。随后，和珅将乾隆皇帝对英王国书的答书转交给马戛尔尼。乾隆的敕谕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乾隆最后全盘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依照中国法律，使团在中国的停留最长不超过40天。因此，马戛尔尼央求自己掏钱在北京多待几天，目的是加强英王和中国皇帝之间的“牢固的友谊”，并且英王盼望接待中国使节的回访。但和珅避免直接回答，而是将话题转到皇帝对大使健康的关心上，这使马戛尔尼得出结论：官员们极不乐意处理商业事宜。1793年10月7日，马戛尔尼一行只好离开北京。

1794年9月5日，马戛尔尼一行返回英国。该使团的一位成员这样描述他们的出使经历：“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马戛尔尼向欧洲人描述对中国的观感时说：东方巨人在蓝布袍子下露出了一双泥足。

问题：

1.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试分析其原因。

2.马戛尔尼率团使华失败是否仅仅是中英间的“礼仪之争”？

案例三：

《南京、北京、天津、马关、辛丑条约》的内容是什么？对这些内容你能想到些什么，为什么？

案例四：

有同学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深，但现在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然而，西部内陆地区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少，是我国最不发达的地区，所以，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与发展的基础。”请谈谈你的认识，为什么？

案例五：

有同学说:“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他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成了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我国台湾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他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成了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曾经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唐朝，清朝前期还是世界第一，具有雄厚的基础，然而与美国相比，就是与我国台湾地区相比差距也较大，所以，我国没有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是错误的。”请谈谈你的观点，为什么？

案例六：

通过“纲要”课上半学期的学习，对你感受、影响最深的、或者你最感兴趣的、最愿意研究的人物或事件有哪些，为什么？

案例七：马尾船政局

马尾船政局是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堂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亲身体验到西洋船坚炮利的威力，朝野上下纷纷吁求造炮制船“师夷长技”。左宗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看到，英国资本主义以火轮兵船数十艘之众，竟然牵制中国七省之兵的“可虑”之事势，提出“设造船之厂”制造火轮炮船的设想。5

[1]他认为敌之所长在火炮轮船，能制其长，即可操胜券。在顽固守旧以妥协求苟安的一批官僚的反对下，当时作为塾师的左宗棠的这一设想只能成为泡影。

1862年，左宗棠受命图浙时，才逐渐将制造火轮船的宿愿付诸实施。经过多次努力，1864年仿造了一条小火轮试行于西湖之上。在高兴之余，左宗棠以该船征询当时洋枪队首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这两位法国人说：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洋传之中土。”左宗棠知道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远不如西洋，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1864年9月，德克碑交卸了常胜军司令一职，于1865年1月奉左宗棠之命回国购买机器和雇觅洋匠。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清廷，提出大规模设厂自造轮船的主张。7月14日，清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左宗棠随即派按察史福建补用道胡雪岩主持作择地、购器、雇匠等建厂工作。

造船厂的规模和所要达到的水平如何？左宗棠有明确的计划和见解。他知道自造轮船困难极大：一无制作的器具，二无合格的师匠，三无识洋字、谙洋算和通晓洋书之人堪随洋技师学习，等等。但他还是坚定地说：“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自造的目标要做到不依靠别人就能造成船只。

左宗棠为造船厂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一是选择福州罗星塔马尾山后为厂址。那里是理想的港口：距海口50里，数百米宽的沿江两岸形势险要，易于设防；此地水清、土实，深达12丈，可停泊巨舰；此处设有海关，经费亦易筹措。二是制定五年计划和与洋人签订合同。他与日意格、德克碑签订了为期5年的规条14款的合同。日、德两人与船政局是属于一种特殊的雇佣承包关系，他们与法国政府无关，是奉左宗棠之命，受船局之托，在设厂造船中处于总包工头的地位，有总工程师的职能，但无控制局务之权。为取得其技术和使其忠诚效力，月各资千两。以5年为限，限满日、德及他们所雇工匠概不留用。

1866年10月14日，清王朝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上任前，左宗棠推荐沈葆桢为船政大臣。1867年初，沈葆桢接到清廷下达的总理船政的任命，遂于7月17日正式到任。这时，船政局筹建工作大体完成了框架，但沈葆桢也遇到很多困难。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奏折提出：经费难筹、官绅搬弄是非、工匠向洋人问学不殷等。面对这种情况，沈葆桢不畏艰难，认真督理。到1874年，一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工厂基本建成。它规模宏大，设备也齐全。一位英国人在参观船厂后说：“这个造船场和外国任何其他造船场并没有多少区别。”船政局不但能与西方一些造船厂媲美，而且大大超过了当时正拼命向西方学习的日本造船工业的水平。

值得称道的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将培养新型技术人才置于建造船厂的首要地位。船厂开工前，左宗棠在福州城内白塔寺开办艺局，半年后迁至马尾，分为前、后学堂，选拔聪颖少年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算学、造船技术等等。沈葆桢一再上奏说，船政的根本在于学堂。他认真督学，“英敏勤慎”者奖之，“玩梗钝拙”者去之。历史证明，马尾船政局附设的前、后学堂所培养的科技、水师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马尾船政局的建厂速度很快，因而造船就提上了日程。1868年1月开工造第一艘轮船，次年6月成功下水，名为“万年青”号。此船系木质暗轮，排水量为1370吨，比日本1862年仿造的蒸汽船“千代田”号138吨的排水量要大10倍。从这时到1905年，所造兵商各轮40艘，据说“欧美各国士大夫到中国游历的，都要绕道闽省，一观我国船政的成绩。”马尾船政局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外国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中国当时的军事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来说，也是距离甚远的。从造第一艘轮船到1874年造出的第15艘轮船，全为木质，这在国外已属过时的旧型式；轮机马力都较小；载重量较少；船速较慢，所装炮位不多而且不大，缺陷实在不少。当时西洋兵轮的长处恰恰与此相反，它们“全在炮位多而马力大，故能于重洋巨浪之中，纵横颠簸，履险如夷，制胜确有把握。”[6]这表明马尾船政局 6

在制造机械、装配船体等系统工程方面，还远未得到西洋之“奥妙”。这种技术落后，进展速度慢的原因，固然与中国造船工业及与之相联系的钢铁、机械制造等工业底子薄、基础差分不开，但也与洋人的刁难、洋务官僚管理上缺乏经验和资金不足等有很大关系。

1874年至90年代末，洋人因雇佣合同到期，陆续撤退，开始由中国人设计自造，导致造船质量远不如国外。为了解决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措施。沈葆桢在1875年趁日意格回国之机，在前、后学堂挑选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5名学生随同去法国参观学习。此后，先后派了3批学生去欧洲留学。马尾船政局所制之船从仿造开始转变为自主设计建造。

马尾船政局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从事军工生产乃至民用生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马尾船政局的发展与它的设备能力是不相适应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它走向衰落。其在发展中的矛盾如下：

一是其经营方式违背资本主义积累与分配的规律。马尾船政局的资金来源于闽海关的固定拨款，它与上海、天津等机器局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不是“就动拨之款，核制成之数”，而是生产不计成本，产品不作为商品出售而通过清政府调拨给各单位使用。这就决定了其发展不是依靠内部积累，而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支出。这在一定时期是有必要的，但随着造船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耗费也越来越大，而清政府的财政却日益匮乏，对船政局的支付日益减少，致使矛盾日趋尖锐。

二是封建官僚衙门式的管理与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矛盾。马尾船政局相当一部分僚属把船厂当作封建衙门，任人为亲是其在这方面的主要表现之一。尽管沈葆桢定下“虽其至亲旧交不滥收录”的任人为贤方针，但继其后者还是免不了“滥收滥委”，致使滥竽充数。如何克服上述矛盾？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官僚提出了商办的主张，以期挽救船政局的危局。1896年，清政府也曾派员办理招商事宜，但以毫无结果而作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矛盾不断激化，马尾船政局于1907年全面停产。

问题：

1．马尾船政局创立的背景和过程如何？有什么重要作用？ 2．以马尾船政局为例，分析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原因、教训。

案例八：

材料1：

同治3年4月恭亲王奕訢上奏：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P2-3 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为下手功夫。—《曾国藩 7

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89，P748 李鸿章说：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自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P25 材料2：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之一节也。— 1875年郭嵩焘《条陈海防事宜折》

淮军大将、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遗折中写道：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靖达公奏议》卷8 材料3：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2012.12.08，在广东•深圳的讲话

问题：

结合课堂学习，洋务运动的主要动作有哪些？结合材料2或你找到的其他材料，请你就洋务运动作一个评述。结合材料3请你谈谈我国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人图和吸收借鉴历史经验的。

案例九：

甲午战争中日军的情报收集

甲午战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败了，则更加严重地陷人半殖民地的深渊。一位英国学者的评论说:“远东大战的结果，使一个帝国的声誉日上，同时也使另一帝国的声 8

名扫地。”

这场战争取得如此的结局，自然取决于许多因素，而惊心动魄的间谍战，这条与公开战线相辅进行的隐蔽战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甲午战争还未打响，日本已在中国铺开了一张神秘大网，收集情报。在战时，上至清廷中枢的最高决策，海陆两军的军力分布、武器装备、攻守部署等，下至机器局每日生产的能力、各方往来的电报，日方均能意义获悉，可谓知己知彼。

如在丰岛海战中，日本著名间谍石川伍一就获知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开船日期，使得日军突袭“高升”号成功，造成清国士兵一千多人死亡。

辽东半岛战役中，日军派6名间谍秘密登陆，以进一步确定进攻方针。6人中5人被捕，仅向野坚一一人生还。向野坚一登陆后，混在民工中为清军修筑工事，在普兰店、复州、金州一带刺探军情，有一天被清军发现逮捕。为了销毁藏在鞋里的地图，他故意踩在泥水中，将鞋里的地图弄湿踏烂，然后用2个银元收买押解的士兵为他松开绑绳，深夜跳崖逃走。日军部队根据他提供的最新情报，一举攻占金州。

选择荣成湾作为登陆点以及采取包抄后路的战术，也是由间谍提出的。1888年以后，日本间谍多次到威海、荣成一带进行侦察，潜入威海驻军防区和炮台重地。进攻前夕，日军派8名间谍乘船到成山头右侧龙须岛侦察军情。1895年1月20日，日本陆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在荣成湾龙须岛成山头登陆时采取的就是“远势登陆，抄我炮台后路”的战术。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着着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多次进行破坏活动。据载：“上海吴淞口五万斤之巨炮毁于药水矣，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药皆毁于火矣。”抓获石川伍一的同时，还缴获炸药地雷8箱，石川伍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积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

此外，战争爆发后，白本的外交人员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也致力于谍报活动，譬如，“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察。’丰岛海战后，德国人满德在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就提醒说:“中国之驻倭使臣未归，倭国之驻京使臣未归，倭国之驻京使臣未返，非计也。何以故?中使在倭未能探听倭国军情，而倭人在中竞能洞悉中国军事。”

除派出大量间谍和利用外交人员在中国成功刺探情报之外，日军还破译了清政府的电报。

指导日清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曾写过一本名为《机密日清战争》的著作，这部书里充满大量国家机密，使人们终于明白日本人是如何成功赢得日清战争的。著作中揭示了一件隐藏很深的历史秘密，就是日本从开战前就已经秘密破解了清国驻日公使馆与清国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密电。日本人一直准确掌握清国出兵朝鲜和战争赔偿谈判中的机密情报。清国的战争中枢大量的最高机密电报被破解，注定了清国必然输掉这场战争。

在日本《机密日清战争》一书中，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秘书官中田敬义口述清政府密电码被破译之经过“（甲午）战争以来，其事虽迄未公开，而实有重大功劳之人，乃前外务大臣佐藤尚武君之父，佐藤爱□先生。先生时为电信课长，破译了中国的电报，这对我方战争非常有利„„.明治十九年（1886年）发生一些中国水兵在长崎骚乱事件。其时有个人叫吴大五郎，截获过中国的电报。中国是没有拼音字母的国家，所以把字典中除去不常用者外，在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明电码）使用。这是一种很小的字典，亦即对方（指中国）之电本，日本外务省存有此书。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6月22日，陆奥外相致函（清）驻日公使汪凤藻„..次日（6月23日），汪凤藻向总理衙门发出了长篇电文。佐藤电信课长认为，这个电文肯定就是昨天（陆奥致汪凤藻）之公函。经过多方研究，终于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秘密。此种密电码，中国方面此后迄未变更。于是，彼方之电文我方便能完全解读，非常方便。我方发布宣 9

战布告在8月1日，也恰因对方在同日发布。甚至在（马关）谈判之时，我方（对破译）也运用得非常方便。”

“甲午战争论功行赏之时，我奉陆奥之命作了调查，对佐藤爱□给予了特赏。别人皆未赐与年金，而佐藤„赐与年金。”

从中田敬义的谈话我们可知，日本政府是在6月23日对清方密电码破译成功。破译以后，又逆译了6月6日以来驻日公使馆往返密电。日本由此掌握了6月6日至8月4日驻日公使汪凤藻全部往返密电，计54件。由于清廷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来日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以至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22件也被全部破译，清国人的大意和愚蠢使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对朝鲜国的政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底线。日本因此在出兵朝鲜的时间上比清国更加迅速，派兵数量压倒性超过清军兵力，甚至8月1日两国发布宣战布告的时间都惊人的吻合。和谈中，日本密切关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的密电，成功突破清国割地赔款容忍的底线，最终酿成清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损失。

和日本颇有效率的谍战相比，除了破获了几起间谍案之外，中国对日本并没有开展任何真正的情报工作。

清国忽略情报收集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导致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清国国内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日本间谍和清国奸细，他们以各种身份搜集清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对于这些在清国国内活动的日本间谍，而清政府几乎没有实质而有效的对策。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没有引起清国政府重视，相反清国为炫耀本国军事实力，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1893年4月，清日战争前一年，日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亲自前往朝鲜和清国实地考察，从朝鲜釜山、仁川、汉城，再到清国芝罘、天津，用一个月时间对朝鲜和清国的军事现状进行了评估。李鸿章视川上操六为座上宾，采用炫耀自家实力打压对方的一贯做法，向潜在的敌人敞开了秘密，给川上的来访提供了各种方便。川上一行在天津参观天津机器局；走访武备学堂；观摩步兵战术操练；登上北塘炮台观看炮兵操演；还利用郊游的名义，对天津周边地形进行了观察。日本间谍明目张胆的情报活动，引起清国地方政府的注意，抓获了一些日本奸细。但是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李鸿章唯恐引起外交纠纷，态度暧昧，处置宽容，甚至以礼相待，将嫌疑者释放。

清日战争爆发后，打击日本间谍的呼声四起，忧国之士纷纷上书，向政府提出反间谍建议。清国政府为此制定了反间谍活动的相关办法，（1）照会各国公使馆，反对西方国家在租界内隐匿日本间谍。（2）各地方官衙实行保甲制，捉拿日本和清国奸细，并严惩不贷。（3）各地官府发布缉拿告示，用高额悬赏的办法展开揭发日本间谍的群众活动。（4）禁止清国国内的日本人戴假发穿清服，冒充清国人者一律按间谍治罪。清国政府大张旗鼓的反间谍行动，虽然破获了几起间谍案，斩杀了一些嫌疑人，可是清国政府吏治腐败，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且贿赂成风，敌特间谍活动仍然猖獗，反间谍战外紧内松，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资料来源：

1、宗泽亚《清日战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吕万和《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密电码是怎样被破译的》 思考：

问题：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为什么能赢得情报工作的胜利？这对于日军在甲午之战中获胜有怎样的意义？

案例十：

材料1：

1889年4月，日本在华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帝国军部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书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曾在1892年从柏林动身，独自骑马穿越西伯利亚、蒙古草原和中国东北地区，精通五国语言、闻名于世的日本“情报战之父”福岛安正说：“清国的一大致命弱点，就是公然行贿受贿，这是万恶之源。但清国人对此丝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到一兵一卒，无不如此，此为清国不治之症，如此国家根本不是日本之对手。”

而另外一位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其上报日本天皇的奏报《中国大势之倾向》，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

中国之革新虽为世人看好，以为必将雄起东方，成为一等大国，但实非如此。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就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表里洞照，内外兼察，始可说其国势所趋。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

中国官场贿赂成风，政以贿成。明太祖剥皮揎草，雍正帝则创养廉银，以期高薪养廉、杜绝聚敛，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苟且之事。其中间或有人大声呼吁，却大半以反贪腐而博其虚名，以博其虚名而图实利。

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即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宗方此论，切中要害。中国之贪腐，实与君主、共和之法统无关，与专制、民主之政体无关，与满人、汉人之族无关，而与全民贪腐之心有关。

人人皆以当官揽权为至要，挤入仕途者大贪，末入仕途者小贪。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则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国家之风气，但知指天画地，痛责当道之人，仿佛世风日下，与已无关，却不知防微杜渐，正在于‘匹夫之责’四字。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中灌水，鸡鸭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庙堂之贪，败坏法纪，匹夫之贪，败坏常纲，而匹夫犹愤愤不平于庙堂之贪。“

材料2：

甲午战争中，在进攻时，清军仍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的方法，一拥而上，且往往“从一千公尺以外的远距离开始射击”。日军则以密集火力在近距离猛烈射击，给予清军以重大杀伤。

在防守时，他们只注意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即使正面也无纵深兵力和火力配备。日军只要从侧翼出击，即可迫使清军全线崩溃。”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的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样防御自己“。

在火炮的使用方面，问题尤为严重，一是参战各部不相统属，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日军则不论火炮多寡，一律集中使用以加强火力。清军没有独立的炮兵部队，只分为步兵和骑兵，炮兵混编在步兵营内。日军兵种较齐全，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军医等。

“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士，也有人指出；“假使军事长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会„„予敌方以有用的损害。”

问题：以上材料主要指出了清国存在什么问题？

请分析宗方小太郎《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以上资料反映出清军战争中存在哪些问题？ 案例十一：多面义和团

以下为直隶怀来（今河北怀来）知县吴永（曾纪泽女婿，曾国藩孙女婿）所记义和团运动事件： 材料1：

自耶教传入中国，地方莠民，辄挂名教籍，倚外势横乡里。教士藉口保护，以袒庇为招休，动辄挺身干预。官吏但求省事，遇有民教讼案，往往屈民而右教。教民骄纵益甚。乡闾良儒，十九受鱼肉，因之衔恨刺骨，则相率...入..教以与之相抗„创”扶清灭洋“四字口号，即悬是为彼教标帜，一以号召人民，一以抵塞官府，用自别于白莲、天门诸教。缘此而从者益众，渐明目张胆，..官吏亦置若罔闻，然禁令固未弛也。迄李秉衡抚鲁，部属有以此请示者，则怫然拍案曰：”嘻，此义民也，奖且不暇，又安可复禁!“此语一播，所在游民土匪，争相与招摇勾煽，设坛立社，教中声势，一时暴长。不过数年，几遍于山东全境矣。„..该教中每纠合若干人为一团，多者或至逾万人，少亦以千百计。„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凡有正式祈祷，则神必降集其身，跳舞升坐发号令，余众膜拜奉命，即赴汤蹈火，咸俯首惕息，无敢稍抗。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隶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福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直远出郡县长官之上。

是时，鲁抚李秉衡、直督裕禄、直臬廷雍、晋抚毓贤，皆心醉其术，而毓、廷二人，溺信尤甚。畿辅大僚，已如一孔出气。内则刚毅、赵舒翘等，阿附端王载漪，极力主持，造作种种征验以耸上听，一若此等义民，真有忠忱神力，可以报仇雪耻，张我国威者。一时竟有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之诏令。以是奸民无赖，所在咸揭竿蜂起，不可收拾。

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衫彬，突在永定门外遇害。„..各使馆外人，尤大哗愤，群起向总署诘责，问我政府究竟有无保护外人能力。当局支吾应付，仍不闻有何等措置。..德使克林德行至总布胡同，突为一兵士发枪击毙。于是各使益怒不可遏，谓清廷实无保护诚意„„孰与共谋抵抗，以侥幸于万一。„„由津沽调洋兵五百余人，分布扼守；并各电本国政府设法济师。部署既定，遂照会总署，促将大沽炮台腾让，为彼屯兵地，词气甚倔强不逊。太后大恚（怒），诸王公更交口刺激之，乃复勃然变计，告庙誓师，明令挞伐，仍弛拳匪禁令，着各省督抚招集奖率，同仇敌忾。

各国军舰已连翩集大沽，„五月十九日，大沽炮台失陷，„洋军已破津沽，京师震动，拳匪溃军，益散乱无纪„七月己未，各国联军进逼京城，„遂攻破东华门，长驱入紫禁城，„.两宫„仓皇出走矣„..后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中华民族陷入更大的灾难。

——《庚子西狩丛谈》 直隶怀来（今河北怀来）知县吴永著

问题：

以上材料主要内容是什么？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经历的怎样的变化？ 这场大规模排外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案例十二：

材料1：

拳众„谓请予（我）至坛拈香。乃挈护兵六名，家丁二人，骑而行。既至坛所，„.中设香案，众吼令行礼。„.礼毕，旁一人格不令起，曰：”此县官是否二毛子，须先焚表请神示。“左立者乃取黄纸一张，就烛然之。盖彼中实以此法定神判，凡被嫌之人，均押至神前，如法勘验。如纸灰上升，可判无罪；灰不扬者即为有罪，或立致之死。其实彼辈固别有诡法，可以任意为之也。然所热纸灰竟不起，但闻众中哄然曰：”嘻!二毛子，神判定矣，当速斩。“一人曰：”吾知尔心中素不信服我等，故神降尔罚，到此处丝毫不能枉纵，不似尔等做官，可以胡涂判断也。“予曰：”断罪当以事实为凭，心中云云，安得为罪?假令我谓尔心中如何如何，试问尔将以何法自明?我今已至此，宁复畏一死?但戕杀命官，事非小可，便与谋反无异，朝廷必有极严重之法令，大则屠城，小则灭族，恐尔等担受不起耳。“众闻予言，似已心怯，右一人复作排解语曰：”师兄，他一向迷误，也须此刻可一回转过来，何妨再试一番?“左者曰：”师兄言之有理，就请再试。“右者复取一黄纸烧之，灰将烬，忽从掌上腾起，其人曰：”果然，他已明白矣!“然未及尺许，仍沉沉下坠。左者曰：”如何?毕竟他心中还是迷惑不定，拿不稳主意，如此定靠他不得，不如依法斩了为是。“两人正相持间，似有人言：”且送他上大殿„再行判断。„.众又拥予至前庭，谓将正式谈判。良久，左座一人忽面目抽掣，欠伸起立，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不知县太爷驾到，未能远迎，面前恕罪。”语甫竟，右座一人亦如法起立，曰：“吾乃吕洞宾是也。”左者即向之拱揖，曰：“师兄驾到，有失远迎，恕罪。”右者亦拱手曰：“候驾来迟，恕罪请坐。”左者复曰：“师兄在此，那有小仙坐位?”右者曰：“同是仙家一脉，不得过谦。”左者曰：“如此一旁坐下。”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几欲为之捧腹。予亟挥手示意，曰：“止，止，我先有话请教。我知钟离大仙乃是吕洞宾之老师父，岂有师父向徒弟如此卑谦之理?”钟离以手执大羽扇，指余厉声曰：“县太爷乃是凡人，那知我仙家道理!....”

——《庚子西狩丛谈》 直隶怀来（今河北怀来）知县吴永著

材料2：

怀城西北隅有一白衣庵，乃古刹也。地殊幽静，住持某僧亦颇有戒行„即闻拳匪数千人围绕该寺，将某僧捆曳而出，无可加罪，则曰：”此白莲教徒党也。“竟积薪焚之，厥状甚惨。人人咸知其冤，而莫敢一言。匪焰之凶毒如此。

十七日，匪众遂乘势暴动，以焚烧教堂为名。到处放火。前门一带，如东西荷包巷、珠宝市、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煤市街等处，繁盛市场，悉付一炬。火势延烧正阳门城楼，红光烛天，各处教堂及教士居宅，同时举火。凡教士教民家属，无少长男女，咸被屠戮，伏尸载道。匪中呼洋人为”老毛子“，教民为”二毛子“。先犹专杀教民，次则几家有西洋器具货物，或与西人稍有交往者，概加以”二毛子“之名，任意屠掠

——《庚子西狩丛谈》 直隶怀来（今河北怀来）知县吴永著

而死于义和团之手„..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按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材料3： 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问题：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义和团有哪些特点？他们为什么声称自己是汉钟离、吕洞宾大仙？从以上材料可看出义和团的局限性有哪些？

案例十三：

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大浪潮的到来，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已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危机四伏的社会使得辛亥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镜头一：

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这种不断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十年间，在中国土地上接连发生了三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前两次战争都以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中国对外赔款将近七亿两白银，比当时全国八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还多；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被日本侵占；列强还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军权。后一次战争竟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相互厮杀，居民惨遭屠戮，庐舍化为灰烬。在此期间，列强还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种种特权。中国人痛切地感到国家已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直接威胁，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心头。正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写:“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1] 作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慈禧竭力维护的是“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这时，“大清王朝”已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对清政府来说，有时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以至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急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且竟在煌煌上谕中写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2]的话，听凭列强予取予求。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的利益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民众自然也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救亡斗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镜头二：

政治骗局大失人心

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干分子，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促使清政府改革。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也是因为他对李鸿章还抱有希望。然而孙中山 14 的热切愿望换来的是李鸿章的冷遇，于是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3]才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面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做一些变革，实施所谓“新政”、“预备立宪”。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时，立宪派曾大喜过望。但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无非是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清王朝不能容忍自己专制权力的任何削弱和丧失，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请愿要求。到立宪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更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强化集权统治，成立“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为愤怒，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祸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方面。镜头三：

内部矛盾愈演愈烈

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满清入关之后，虽然极力笼络汉族官员，但骨子里是把汉人当奴才看待的。满清统治者对汉人军队的崛起充满了猜忌的心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后，权势炙手可热，实力迅速膨胀，使得皇族亲贵集团深有猛虎鼾睡于卧榻之旁的忧虑。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3岁的溥仪入继皇位，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载沣妄图回归到建立满清皇族私家军队的旧轨，他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袁回河南彰德养病，随即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主持建军事务，任命大量满族子弟出任新军中高级将领。这引起了汉族官僚、军阀的不满和怨恨，对清王朝更加离心离德。镜头四：

社会经济全面崩溃

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清政府支付赔款主要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向各省分摊，二是回过头来再向列强寻求高息借款。对于前一个办法，1904年，18名各省的督抚和将军曾联名给朝廷上疏称：“各省分派赔款为数甚巨。„„种种筹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刮，民力既不能堪，赔款仍必贻误。„„总之，无论如何筹捐，无非取之于民。当此之时，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竭力搜刮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苛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4]这份出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奏折，用了“竭泽而渔”、“民穷财尽”、“竭力搜刮”、“苛政”、“为患不堪设想”等与革命派揭露他们的语言非常相近的词句，可见经济状况恶化的严重程度。清政府的后一种办法，实际上也要通过向各省摊派来支付巨额的借款利息。革命派一语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广借外债，浪费无纪，息浮于本，积重如山。犹不知警惧，任令疆臣各自募借，其所开销复无清算，收入愈多，亏空愈大。„„循此以往，国力将敝。”[5]从1900—1911年，清政府举外债高达3.4亿两，其中铁路借款占76.86%，财政军火借款占14.66%。1903年清政府财政收入10492万两，支出13492万两，亏空3000万两，赤字比1900年以前增加一倍以上。1910年，清政府预算支出亏空达4169万两。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把大量赔款、偿外债转嫁给地方，把经济危机引向整个社会，加重田赋、厘金和盐课等旧税的税收，并且增添了五花八门的新税，这无疑是一种自掘坟墓的手段，最终把民众逼到造反的路上。镜头五：

大厦将倾民变四起

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江西道监察御史叶芾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 15

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6]民众无法生活下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彼伏此起的大规模民变多达1300余起。它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王朝的这种不满和愤怒愈加发展。这连外国人也看出来了。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就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7]“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8]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9]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金冲及、龚书铎、李文海：《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见《光明日报》2003年8月12日。

3.李文海、刘仰东：《辛亥时期的志士仁人为什么选择了革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4.金冲及：《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见《人民日报》2001年10月9日。

5.沙健孙、龚书铎、李捷《<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参考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版。

问题:

1、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有哪些具体表现？如何理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2、如何认识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案例十四：铁血十八星

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标志。武昌义旗一举，各省云起响应，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最后导致清王朝的终结。十八星旗的全称是“铁血十八星旗”，象征着宁死不屈的铁血精神，而旗面上的18颗星代表全国18个省。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日益高涨。武汉三镇扼九省通衢，工业集中，文化发达，那里的革命党人早就在孙中山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许；多“同盟会”成员和知识分子投身营伍，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做了细致扎实的工作，积聚了雄厚的革命力量。191 1年10月10日晚7时左右，在起义计划已经泄漏的危急情况下，驻武昌紫阳桥附近的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组织领导下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随即抢占楚望台军械所。不久，新军29标、30标、测绘学堂、南湖炮队、塘角辎重队等也相继起义，经过一夜苦战，终于攻破湖广总督衙门，占领武昌全城。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黎元洪成为军政府的都督。军政府设设在前湖北咨议局，门前两面十八星旗，随风飘舞。“铁血十八星旗”下站立着威风凛凛的卫兵，这一切代表着革命军政府的建立。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十八星旗在多省悬挂，清王朝大势已去。但当时主要的革命者远在海外，起义时各地多数资产阶级立宪派和旧式官僚选择了从权应变、附和命的态度。有一个江苏巡抚叫程德全的，居然爬上巡抚衙门的房顶：用竹竿挑下几片瓦，然后跑到房间赶快脱掉清朝的官服，再把巡抚衙门换上军政府的招牌，宣布自己也‘革命“了，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党！旧式人物混在革命营垒里，使革命潜藏着失败的危机。

到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八星旗被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教学疑难问题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问题：

1、武昌起义为什么那么容易取胜?

2、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为啥立即附和独立？

案例十五：孙中山早年活动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

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

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即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

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1]

推翻封建帝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

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8

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遗嘱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四分五裂状态，段祺瑞坚持召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间的重新分赃，使中国继续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孙中山则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有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

孙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遗嘱》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问题：

1、孙中山一生的主要活动反映了什么样的精神？

2、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华民族进步的历史作用？

3、孙中山的遗言体现了什么样的人格魅力？你从他身上得到哪些启发？

案例十六：“三只兔子”会北大

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经闻名遐迩。胡适曾经说过一句俏皮话：“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三只兔子”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年轻的著名教授胡适。蔡元培生于L868年1月1 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干支纪年为丁卯年；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干支纪年为乙卯年；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干支纪年为辛卯年。按十二属相来说，他们三人都是属兔的，这就是胡适戏言的由来。中国人崇拜生辰属相，“三只兔子”之说便相传成诵。

蔡元培是北大改革的领导人物，陈独秀与胡适则是其行政上和学术上的得力助手，他们三个是当时北京大学的灵。虽然当时的北大是他们共同的舞台，但于各自的起不同，步履不同，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不同。蔡元培一生致力于革命教育业，作为同盟会员，他在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要实行军国民教育、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进行全面教育培养一代“共和”新人。匕大是蔡元培最后的舞台，1917年，他入主北大后，进行了大大刀阔斧的改革，“兼容包‘“思想自由”，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各种思想流派竞相传播，使北大由声望欠佳的“官僚养成所”一跃成为当时的学术圣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进而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心。其在香港逝世后，中共中央致电，称其“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毛泽东更是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陈独秀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但也毁誉参半。他曾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起了被誉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并抓住实际创立中国共产党。可惜在国民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以致毛泽东在“七大”上评价其“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只可惜“晚年颓唐，浩叹由衷”。胡适早年，国难频仍，戊戌变法的破产、八国联军的侵略，促使热血青年出于民族自爱自强的愿望，积极寻找救国之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时风靡全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以“适之”为字。胡适正是在北大这个舞台上走入人们的视野的。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 9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曾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问题：

1、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前辈知识分子身上的优秀品质？

2、先进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是什么？

案例十七：

张熙若说：”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及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流弊，但以个人的良心为判断政治上是非之最终标准，却毫无疑义是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的最高价值。„„至少，它还有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的用处。此种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过与此种人格根本冲突的政制）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增加的。„„今日若能多多培养此种人材，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五月五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张熙若先生的《国民人格之修养》。）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所以我完全赞同张熙若先生说的”这种忠诚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治下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因为这种人格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欧洲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们现在看见苏俄的压迫个人自由思想，但我们应该想想，当日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受监禁拘囚的十万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国的先锋？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孙中山先生是。。无疑的是民治主义的信徒，又是大同主义的信徒。他一生奋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看他在民国九年一月《与海外同志书》（引见上期《独立》）里那样赞扬五四运动，那样承认”思想之转变“为革命成功的条件；我们更看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那样容纳异已思想的宽大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至少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是和五四运动走同一方向的。因为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转变”，所以他能承认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胡适:再谈“五四”运动http://reading.cersp.com/WeekReading/Classical/200703/3409.html 问题：

1、分析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表现，当代年轻人应怎样养成现代人格?

2、健全公民人格养成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是什么？

案例十八： 五四运动中军警反应

镜头一：对学生恭敬有加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只得鞠躬哈腰，央求半天。[9] 镜头2 被打无动于衷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正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正。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正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9] 镜头三：军警跪地哀求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情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的记载，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五四运动并不是一种暴力游行、纯粹反政府的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的产生，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良心已泯。[2]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AOxqcoofhLEdTenKbLC89svgFJod8BBZhjfcW5fweRSeITau_RyY4sM5vg-nOp5

问题：

1、五四运动时期，军警对学生运动的反应说明了什么？

2、分析社会包容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案例十九：五四运动之《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原载《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注：本文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拟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学学生印刷，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故又称“当日大会传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 23

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问题：

1、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历史转折的关头，学生运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2、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具有怎样精神品质？我们当代该如何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