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武器发展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建国以来武器发展的调查报告

题目： 关于建国以来中国武器发展状况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学 院

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届 别

2013级

学 号

201351010218

姓 名

＿ 姜悦

关于建国以来中国武器发展状况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社会实践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不断地在进行着富国强民的道路。随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发展。中国已有一个弱国变成一个强国大国。通过调查希望人们加深对中国军事的理解。从而增强自己的名族自信和自豪感。

社会实践时间：

2013年3月2日

社会实践地点：

培黎广场附近

社会实践对象：

当代大学生

社会实践内容：

经过解放后60多年的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作为国家实力标志之一的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是体现其实力的重要方面。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军队装备的巨大进步同样令世界瞩目。回顾1949年以后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它成为中国国家实力增长的一个缩影。

第一阶段、1949年----1953年中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的军队武器装备主要靠在战场缴获，这些武器品类繁多，各种枪炮有110多种，82种口径，产自20多个国家，这些武器大都陈旧落后，为摆脱弹药装备困境，中国开始了部分的仿制。1950年10月，我国仿制苏联7.62mm冲锋枪获得成功，并迅速装备部队。

1955年初，中国先后从苏联进口了各种枪支80余支（挺)，火炮1.1万余门，坦克装甲车3000多辆，飞机5000多架，我国用这些进口的和部分自产的武器装备了106个陆军师，28个航空兵师，9支舰艇支队,第一次使我军实现全军武器的标准化，系列化。

第二阶段、1953年末----1953年末

1953年8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底，我国先后建成和扩建了79个兵工厂，建立起配套国防工业基础，使仿制任务取得很大的成功。

从1954年开始，我国先后仿制成功了歼—5歼击机；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59式坦克和以5字开头的各式火炮；各种小型舰艇和潜艇，1059导弹等等，在常规武器装备水平第一次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1957年11月，中国自行研制的安—2飞机取得成功并投入使用。

第三阶段、1963年初----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武器装备走向了完全自研的道路，对56式自动步枪刺刀及枪托进行改进；56式冲锋枪刺刀和机匣进行改进；对57式重机枪，54式，56式高射机枪等在结构上做一定的改进，使其性能有所改善和得到提升。

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

中国从法国引进了“海豚”直升机，现在成功国产化为直9系列直升机，从美国购进“黑鹰”直升机，从法国引进“海响尾蛇”防空导弹，加速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步伐，歼—8系列战斗机的研制成功在战略武器方面也有发展，1981年，中国洲际导弹开始在战略导弹部队服役，1982年第一艘夏级弹道导弹潜艇服役，使我国国防稳步发展。

第五阶段、1989年以来

我国轻武器走向一个新的高度：96式.98式.99式主战坦克的装备使我国在主战坦克上走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在军舰上,继“旅沪”级后“旅洋级”驱逐舰开始装备人民海军，“江卫”级护卫舰的装备使我国护卫舰水平达到西方80年代标准，“江凯”级护卫舰的装备使我国赶上了世界发展水平，十五年跨越两代，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母舰“辽宁舰”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胡锦涛向海军接舰部队授予军旗，举行了交接入列仪式，将辽宁舰正式交付予解放军海军，标志着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平台正式服役，使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常规威慑力和核威慑能力大增，真正成为一个战略性军种。在空军上，歼—10在2006年正式列装部队，歼--10的出现，是我国技术人员18年艰辛的结晶，歼-11为第四代战斗机，由沈阳飞机公司建立生产线，俄罗斯供应主要零件与系统后建立生产与组装能力，更向世界证明我国也能设计世界一流都战斗机。战略武器方面，093级.094级战略核潜艇，宋级常规潜艇，射程达18000公里的巨浪3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神舟十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天地往返运输系统首次应用性太空飞行拉开序幕，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展现了中国豪情万丈的航天梦，开启了新的时代意义，加快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

总结

通过50年的发展，我国兵器工业初步形成了包括航母，坦克，军用车辆，发动机，火炮枪械，火箭战术导弹，炮弹，枪弹，手榴弹，地雷，爆破器材，火药，炸药，防化器材，水中兵器，航空炸弹光学电子仪器，雷达,火控系统c3系统等产品专业配套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科研体系，奏响了新的一轮发展时期。

第二篇：建国以来科技发展的完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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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

2、“两弹元勋”——邓稼先

★3、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意义：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4、1966年，装有核导弹头的导弹发射成功，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

★5、1970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6、1999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2003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杨利伟）；2005年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聂海胜、费俊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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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国际农学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是袁隆平。他于1973年在世界上首次育成籼型杂交水稻。这种水稻被称为“东方魔稻”。

第18课：（《科学技术的成就

（二）》；p94~96）1、1986年3月3日，四位老科学家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并附上《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科技的思路。四位科学家的建议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1986年3月5日，邓小平亲自批示：此事宜速解决，不可拖延。因为四位科学家的建议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因此这项计划被称为“863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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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列入863计划的首批高技术领域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七个领域。1996年又将海洋高技术列为计划的第八个领域。3、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高度的信息化时代，以因特网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正改变着世界，引起经济核社会的深刻变化。

一、科技战略的发展

1、建国初

①建立科研机构：1949年设立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

②制定中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发展原子能、火箭、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为重点。

2、文革期间：中国科技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3、文革后

①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重新得到肯定和重视。

②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开始，推进了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制定863计划、星火计划和火炬计划，提高了我国科技综合竞争实力。

③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标志我国科技发展进入新阶段。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主要成就

1、“两弹一星”（指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开发研制。（科学家：邓稼先、钱学森）――目的：打破美苏等对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的垄断。

①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意义：加强了中国国防能力；为和平利用核能打下基础。后来先后建成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

②1964年自行设计制造中近程导弹实验成功。

③1960年，中国自己设计研制的第一枚火箭在酒泉发射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进入航天时代。

2、航天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①1992年，中国政府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载人飞船正式列入国家研制计划。这是中国在世纪之际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工程。

②2003年10月15日“神舟”5号飞船载人（杨利伟）航天飞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3、袁隆平研究培育出高产杂交水稻(南优2号)——第二次绿色革命，第五大发明――他2001年获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杂交水稻之父）。

意义：提高了中国的水稻产量，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有助于解决未来世界性饥饿问题，为世界农业科技作出重大贡献。

4、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1983年研制成功“银河1号”

5、生物技术的发展： 1965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世界上第一个蛋白质的全合成――开辟人工合成蛋白时代。

一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学科建设较为全面的国家之一，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应用开发及产业化方面，形成了包括国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和各类企业在内的、比较合理的、多层次的科技力量布局。科技投入大幅度增长，科研条件和科技基础设施不断改善。2008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达到1.52%。目前我国整体科技发展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一些科研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是形成了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190万人年，居世界第二位，造就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形成了雄厚的科研力量和丰厚的人才储备。

三是科学研究水平大幅度提升。我国在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哥德巴赫猜想、高温超导、纳米材料、量子通讯、生命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在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第三代移动通信等前沿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2008年我国SCI论文数位居世界第3位，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位。

四是突破了一批重大工程科技难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两弹一星”工程这一重大科技成就。进入新世纪，我们又在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进展。在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中，攻克了一系列科技难关，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小到大，迅猛发展，2008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0.2%，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商品出口总额的29.1%。分布在全国各地的56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充分发挥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其平均万元GDP能耗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一大批充满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

六是科技惠民成效显著。农业科技创新取得重要成果，育成并推广农作物新品种8000多个，特别是杂交水稻等新品种的培育和大面积推广应用、粮食丰产等重大农业科技工程的实施，使全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5%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在重大疾病、新药创制、重大传染病防控的科技创新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为应对SARS、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七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推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科技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学科布局进一步优化，科技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成效显著，科技在促进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了一大批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日益广泛，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技知识，广大群众的科技素质不断提高。

八是国际科技合作呈现新局面。我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其中9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0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民间科技交流十分活跃。我国科技工作者参加了近千个国际学术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积极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计划等一批国际大科学工程，开展中医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等以我为主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国际创新园、联合研究中心和科技合作示范基地。积极开展对外科技援助，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走出去”。

6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满怀强烈的报国之志，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己任，科学求实，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拼搏奉献，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也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七大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当前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科技工作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新科技革命孕育和兴起的重要机遇，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任务，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第三篇：浅谈建国以来政协理论发展历程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其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挥各民主党派人士作用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发展，关系到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

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有一系列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为人民政协理论的不断丰富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毛泽东：定位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

1949年9月21日至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人民政协正式成立了。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承担起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会议上宣告：“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毛泽东高度概括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他结合中国的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统战学说，带领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夺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战线”[①]“为了使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继续下去，而且在组织上形成起来，‘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②]这个组织是“人民实现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③]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不同于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也不同于列宁的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这个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团结的形式和协商的机关。”[④]

以毛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着马列主义政党合作的思路，认真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纲领，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载体体现了这一基本纲领的基本精神，开辟了新型的政党合作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党长期合作的重要机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党派的协商机关。因为这个新组织在人大召开前是‘政策大本营的司令部’，它策划精来选举，它经常是个参谋机关，其职权将退位检疫机关。”[⑥]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也是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由此可见，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机构。

二、邓小平对人民政协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1957年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使人民政协的宗旨、地位和作用受到了严重冲击，人民政协的工作受到严重削弱，给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党的统一战线及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人民政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就名存实亡了。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开创精神，积极支持了和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号召全党“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深刻的变化。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人民政协的地位、性质、任务、职能、方针、基本政策和活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政协必须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要求，并就人民政协的宗旨、性质、政治基础，基本方针等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重要批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邓小平新时期人民政协的理论体系，开创了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邓小平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及其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这是邓小平对人民政协的高度概括。邓小平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⑦]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⑧]邓小平提出人民政协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指出了人民政协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有着重要作用。邓小平在1980年9月27日全国

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准备的文件上批示：“在修改章程中，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政协可以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无权对政府进行质询和监督。它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⑨]邓小平又提出，政协对政府实施“监督”权，有其固定含义。政协不应该有类似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而不是指政协不应该有民主监督的权力。邓小平所强调的是，政协不能向国家权力机关发展，不能向“两院制”倾斜。邓小平的论述绝不是对毛邓东、周恩来思想观点的简单重申，而是富裕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新的现实意义。他一方面强调了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新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为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他重新明确了人民政协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非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和地位，漷清了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散布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两院制”等迷雾，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了方向。1982年，在邓小平推动下，人民政协的性质、作用被庄严载入宪法，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开展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保障。他还指示要制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深入发展。

第二，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政协的基本任务。为了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就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辞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⑩]“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1]号召人民政协要“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团结前进”[12]从此，人民政协即以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为自己的总任务和奋斗目标积极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对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各项具体任务作了明确阐述。他主要阐述了人民政协六个方面的具体工作任务：一是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三是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听取和反映群众意见；四是加强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维护稳定，增强团结；五是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六是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国际朋友的友好往来。

第三，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政协职能与作用的理论。在人民政协成立之初及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把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概括为“政治协商”，并指出了协商的内容主要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国际问题、全国人大以及地方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和人民政协各级组成人员名单，还有政协内部与党派之间的合作问题等。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虽然在实践上存在，但毛泽东等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理论概括。邓小平担任全国第九届政协主席以后明确赋予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13]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有明确提出了人民政协“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14]邓小平还号召人民政协要广泛联系各界认识，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和监督的作用。根据邓小平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思想和要求，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协章程，第一次把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与作用正式规范性地确定了下来。章程规定，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三、江泽民对人民政协理论发展的贡献

八十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工作。推动了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一，将团结和民主正式确定为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并对这两大主题做了深入而具体的阐述，这是江泽民对人民政协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邓小平说过，人民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江泽民将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发展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江泽民在1991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指出：“人民政协工作涉及范围很大，但主题是两个，就是团结和民主。这两个方面工作做好了，政协工作就做出了成效。”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新概括，是我们党对人民政协的任务和作用在认识上的新发展。江泽民在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是人民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这两大主题应继续贯穿人民政协的全部工作中。实现紧密团结，发展民主才更有计处；发扬广泛民主，加强团结才更有力量。”[15]这就阐明了两大主题的实质和极端重要性，指出了人民政协贯穿始终的中心任务。

江泽民把团结和民主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主题提出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抓住了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就抓住了政协工作的根本。

第二，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深刻内涵，是江泽民对人民政协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在政治生活中正确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西方民主的重要标志。为此，毛泽东、邓小平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而江泽民对党对人民政协怎样领导作了深化。

首先，江泽民强调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是一项基本原则。他指出，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确保党在政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的一项根本原则。其次，他强调档对人民政协的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和重大人事安排的领导。再次，指出政协党组是同级党委的派出机构，同级党委要为政协配备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政协党组要代表同级党委在政协党员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人民政协要始终同党保持高度一致，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协顺利地贯彻落实。最后，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人民政协的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人民政协依照宪法和人民政协章程更好地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活动。要支持人民政协机关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政协委员履行职责服务。

第三，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做出了新的概括。人民政协的性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把人民政协性质高度概括为统一战线组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将人民政协性质概括为两层内涵：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江泽民在坚持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发扬民主性质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人民政协“是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这一属性是人民政协性质的核心内容，是人民政协同其他统一战线组织的根本区别。江泽民的这一界定把人民政协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1995年1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政协《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的《通知》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将人民政协性质发展为以上三层内涵，是对人民政协性质认识的深化，是对人民政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对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新的科学界定。人民政协的地位是指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种所处的位置。根据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情况，江泽民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了进一步的科学界定。1990年3月，江泽民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对政协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说：“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与人大、政府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在我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多党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要通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进行决策，由人民政府执行实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集中体现了我国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政协要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团体配合协作，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奋斗。” 1999年9月，他在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使统一战线组织与人民民主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12月，江泽民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是坚持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然要求，”从此，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进一步确立。

四、胡锦涛在新世纪新阶段对人民政协理论作了新的探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的许多新变化，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同时，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对人民政协理论作了新的探索，深刻阐明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工作准则。特别是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是人民政协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颁发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些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也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胡锦涛指出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组织构成、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是紧密相连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他讲明了人民政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关系，指出了人民政协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历史任务。2.明确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第一次把人民政协提升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3.系统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人民政协工作，发挥人民政协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发挥政协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根据形式的发展以及新世纪新阶段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新要求，对人民政协的任务做出了新的规范和表述：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奋斗。5.提出了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体现，是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明去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形式权力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的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政协理论，也推动了人民政协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第四篇：武器材料发展与人类战争

武器材料发展与人类战争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武器材料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武器的材料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败，但是在战争中，他还有一个作用——决定着战争的伤亡比。

武器材料由最开始的石木武器，到青铜武器，再到铁武器，之后的热武器等等。武器材料的发展速度往往决定着一个名族的发展，但往往也决定着一个名族的兴衰和灭亡。

在我们华夏名族，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期，石斧、石刀、石锄、石锛、石镰、石镞、骨耜、穿孔斧和多孔石斧等工具出现了。到了夏朝，青铜器出现了，一直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至于铁器，最开始是商朝出现，是用天外陨铁打造而成的，中国大约在西周晚期，即公元前8世纪已经出现人造的铁器；到春秋末战国初，早期铁器已有一定的发展；并被推广应用于农业、手工业和兵器制造业等部门中；战国中期，各诸侯国都设有冶铁基地，委任官员管理，由工师、冶尹等官员主持冶炼和制造事宜，保证了兵器制造业的发展；秦汉时期的钢铁冶炼和铸造技术又有进一步的提高，淬火技术、退火技术、铸铁脱碳钢技术得到了普遍的推广，钢铁兵器的制造技术和质量也随之得到提高，在之后数千年中，铁器一直是作为武器的主要材料，只不过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发展，铁器的品质越来越好，武器也随之越来越好。

相比较于中国而言，在元朝以前，西方的武器材料的发展是慢于中国的，在蒙古骑兵横扫欧亚的时期，蒙古人劫掠了不少西域的工匠铁匠为他们打造武器，就是凭借着这些武器，蒙古铁骑横扫了整个欧洲。但是在那之后，欧洲的武器在材料上的发展却远超中国，尤其是在火器的发展上，但也正是由于武器材料的发展加速，使得战争的伤亡加大，阿兹特克文明就是在这个时期小时的。

在世界璀璨的历史中，有无数的文明消失，但作为唯一一个存活下来的文明古国，中国所经历的战争比其他文明更为惨烈，但是华夏名族仍然没有消失，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武器材料的发展上。中国的武器整体来说是发展较慢的，华夏名族经历的几次最大危机都是在武器的材料比较原始的时期，如战国末期七国乱战，之后的暴秦，这个时期的武器仍然以青铜器为主，之后则是在五胡乱华时期，汉人被杀至只剩400万人少了一半以上，这个时期虽然是铁器时期，可这个时期的铁器却是由于锻造技术的原因以生铁为主，在之后中国人口减少较多的是隋朝，由于隋炀帝的胡乱征伐高丽，仅仅3次征伐就死伤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和民夫，之后的隋末诸侯乱战死伤也是十分惨重，但同样，这个时期的铁器仍然不是十分先进，即使是到唐朝初期，华夏名族都还没有成熟的打造较好铁质武器的技术和方法。在之后相对比较大的危机就是近代的抗日战争了，中国死伤达到了3千多万，若是放在古代任何时期，华夏就已经被灭族了，但是有人口的暴涨，在当时4亿的人口基础上，这个伤亡虽然惨重，却没可能是中国覆灭。

相比于中国，欧美的一些国家在武器材料的发展上过快，使之材料的发展速度与人口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由于材料的先进，战场上的伤亡就会增加，武器材料越先进，死伤的比率就会越大，而国家的人口跟不上战争的损失，国家就会出现青壮不足的情形，一旦不足兵力上就会出现缺失，国家的劳动力也同样会缺乏，国家的实力不进反退，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国家企图通过征伐其他国家来掠夺资源人口，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要打仗就得有先进的武器，武器好了，人口跟不上，人口跟不上就继续战争抢夺，终有一天这个循环会出问题，一旦这个循环某一环出一点小问题，这个绷紧的国家就会崩溃，从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再看看近代吧，近代战争，热武器逐渐代替了冷兵器，但是往往一场战役下来，就是数以十万计的死伤，但是即便如此，各个国家仍没有出现像古代那样灭亡的文明的情形，这就是由于人口问题，热武器的出现是战争的死伤变得是原来冷兵器时期的数倍甚至数十上百倍，但是基于庞大的人口，以及快速的人口繁衍速度，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往往在十几几十年就恢复了，所以在近代各个大国都不会出现完全被灭亡的情况。

当然也不是绝对，二战时期的日本就是个很好的反例，所谓的穷兵黩武就是形容当时的日本，为了战争，国家的青壮死伤比例之巨大，使这个战败国差点崩溃，在后期，日本无论在国内外都是十分的绷紧的，日本的投降可以说是保留住了这个名族的最后的生机，也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国现在是鼓励生育的，为的是什么，就是在未来的高科技战争中，有足够预备兵源可以供其对外开战而不再出现二战后期的兵源不足的情况。随着武器材料的发展，战争的惨烈程度将超乎我们的想像，石制武器打击敌人往往都是相当于钝器砸伤，即使是尖刺刺中对手，其损伤也没那么大；青铜武器一剑刺中敌人，但由于武器材料的问题，这名敌军的伤势可能不会太严重仍有很大几率存活；铁制武器这比较严重，由于冶炼的技术不够先进，铁制武器十分容易出现铁锈，这样的武器一旦上到人，这个人一般不会死于被伤，而回死于伤口的感染，所以往往在古代铁制武器击伤的人8成以上都会由于破伤风而死。至于火器就更不用说了，杀伤是冷兵器的无数倍。所以武器材料决定的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负，它还可能掌控一个国家的生死。

第五篇：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范文模版）

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科学的输入和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向大众普及科学、重塑国民素质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赛先生大张旗鼓地请进了中国，很快中国社会上就掀起了一场传播、普及科学的浪潮，并使科学取得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爱国志士深知赛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着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欲救中国于萎糜不振之中，惟有力倡科学化”，“现在中国多不知科学为何物，最要先输入科学思想。” 科学家顾毓琇先生也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 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及有识之士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科学》杂志自1915年创刊至1950年共发行32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综合性科技期刊。1934年，在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杂志上首次出现了以小品文形式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文以其短小、生动、活泼的文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期的《科学大众》、《科学的中国》、《科学画报》、《通信自然科学》等均是向广大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的阵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写的杂文《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说道：“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 因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也翻译撰写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以促进国人认识科学，达到“改造精神”的目的。教育家陶行知在30年代初提倡科学下嫁运动，意即把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并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创立了向儿童系统普及科学知识的机构──自然科学园。在这一时期，董纯才、贾祖璋、温济泽、顾均正、竺可桢、高士其等均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组织、社会团体都纷纷加入到了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的行列。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普及事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2-1 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 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 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西藏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文爱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2-2 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中宣部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大跃进，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着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 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 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 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文革”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 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文革”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着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 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着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周恩来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文革”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2-4 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着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 “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 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 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 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着，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 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着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 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 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 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 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中宣部、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着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注释文献 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科学技术），台北锦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99页。顾毓琇，“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夏季号（第2卷，第2期），第422页。

叶永烈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转引自艾华，“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1期，第5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转引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8页。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1950年8月22日科代会议第四次大会修正通过，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480—481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2页。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9页。同上，第38页。

丁西林，关于科普会务的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618页。

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中宣部的请示报告（1958年3月4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23页。

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3--744页。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总结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6--749页。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79页。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874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3月30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4、985页。

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全国科普座谈会简报第14期，这里转引自中国科普作协，成都科普学研究小组，科普学文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涂元季，“我是赞成科普学的”──钱学森谈科学普及，中国科学报（科普周刊），1997年5月16日，第3版；另参见涂元季，钱学森的科普观（下），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科普创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

1992年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调查数据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科学技术黄皮书，第1号，1992年），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版。

钱学森，9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作报告（1991年5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27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2版；中共中央中宣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协报，1996年9月5日。

******，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

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科普着作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7日，第1版。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张开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128页。

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科学，1993年第2期。卞毓麟，“科学宣传”六议，科学，1995年第1期，第23--26页。

侯青云，如何全面认识“科普”词义的内涵？中国科协报，1997年8月28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