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党际民主发展的历程及其展望

第一篇：建国以来党际民主发展的历程及其展望

建国以来党际民主发展的历程及其展望

【摘要】党际民主是民主原则和精神实质在党际关系中的反映，它包括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以及外国政党的关系民主化两方面的内容。建国以来我国党际民主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党际民主发展走上了一条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科学道路。继续推进我国党际民主的发展应当要在继续发展党际实体民主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党际程序民主；在继续推进党际高层民主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党际基层民主的建设与发展，构建二者有机衔接的良性互动共进机制；充分认识党际民主在我党坚持和推进民主执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将党际民主提升到我党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

【关键词】党际民主民主党派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前景展望

一 党际民主的内涵及其表现

“党际民主”这个概念首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高放先生提出的，高放教授提出“党际民主”主要是是为了倡议发展党际民主、提高民主党派地位和作用。高放教授在提出党际民主这个概念时特指中国共产党与八大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关系。笔者认为，党际民主不应该紧紧只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关系，随着我们党在国际范围内交往的不断扩大，党际的现实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重新界定党际民主的内涵。党际民主是民主原则和精神实质在党际关系中的反映，它由具体的政党制度规范并保障实现。由于，我国政党格局的现实是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与其他民主党派参政，以政治协商的途径来共同治理国家，各民主党派主要是和执政党进行广泛和深入的交流与互动，而民主党派之间交流与互动则是非常少的，甚至可以说民主党派之间除了政协会议期间碰面以外，基本上是处于隔绝状态的。因此，在我国，“党际民主实质上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八个民主党派和一切外国政党的关系时所采取的民主策略，是指我们党由此而具有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1]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整套民主化的运作机制”，其反映与实现则集中体现在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化形式以及我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所遵循的“四项原则”之中。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党际民主的范围具体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它是指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关系的民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外国政党关系的民主。

（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民主化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党发展党际民主的主要制度性的载体，也是党际民主实现的现实平台。在我国，执政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政协这一具体机构，在协商之中有好的实现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实现党际民主的制度性搭建所体现的党际之间的民主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这种制度构架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参政的各民主党派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关系，共产党与八大民主党派之间是合作的友好关系，八大民主党派也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都是执政党的友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体现的是合作关系，而合作的前提是双方关系的民主与平等。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党内外进行友好的协商，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第二，在这种制度构架中，执政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是权利平等的主体，不存在游离于权力之

外的特殊体。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活动准则，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就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参政各民主党派在法律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二者只有执政、参政的区别，没有“贵贱、优劣”之分。第三，在政治上，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积极引导各民主党派为建设社会主义献策献力。同时，各民主党派又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处理党内事务上享有自主权，执政党的领导并不能直接代替民主党派行使管理其内部事务。各民主党派有自己的独立权，可以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的开展各自的活动，在内部事务做到了“当家作主”。第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政治合作所遵从的基本方针，其本身就体现了民主的精神与实质。第五，执政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具体合作之中必须始终体现与贯穿着民主精神，在民主的原则上展开党际之间的具体合作。

（二）中国共产党和外国政党关系的民主化

党际民主的另一方面重要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一切外国政党关系的民主化。在建国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在发展对外党际关系时往往自缚手脚，在党际交往关系上则坚持“敌、友、我”的意识形态标准，划分界限，标清立场与阵营，往往只是和所谓的“友党”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对所谓的“敌党”则是心存芥蒂。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党紧紧同无产阶级政党包括苏联政党在内发展所谓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在与苏共发展党际关系时，由于“有求于人”，加之苏共长期以社会主义中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自居，在处理与他国共产党关系中渐渐形成的“大党主义”，导致我们党长期与之处于不对等的关系之中，这样而形成党际关系是严重违背民主精神和原则的。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我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的经验与教训，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处理对外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依据这样一套的民主的原则，我们进一步扩大了我党的对外交往范围，党际交往的范围由局限于所谓“友党”，扩展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切愿意与我们党发展友好关系的执政党、在野党和反对党，从而为我们党发展与外国党派民主、平等、和谐的交往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也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党对外党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体现于我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指导原则之中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这种政党关系中，各国政党不论是大党、小党，历史长短，执政与否，都应该完全平等，没有尊卑上下之分。中国共产党与各外国政党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前提便是双方地位的完全平等，所有党际事务的处理所遵循是合作、友好协商的原则，这本身就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实质。第二，在这种政党关系中，共产党和各外国党派都是完全独立的主体，都具有处理本党派事务的自主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保证各党派作为民主主体的地位。第三，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交往的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本身就是民主的原则。各党派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完全两个党之间在民主对等的地位上所确定的，并不屈从任何外来的压力与干扰，各党派之间交往活动也始终贯彻着民主精神与民主原则。

二 建国以来我国党际民主关系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民主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关系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形式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在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与专政、筹建新政权上都与各民主党派保持着友好的合作，之间的交流也是一直没有中断过。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际民主的发展，针对建国后党内外对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必要性的怀疑，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

[2]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此后，中共八大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

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基本上确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给党际之间的民主关系提供了制度保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在认识上有过反复，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后，又错误地把民主党派当作资产阶级政党，从而使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关系一度陷入了极其不民主的境地。文化大革命使多党合作制度遭到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破坏，民主党派被视为反动党团，民主党派成员成了专制对象。民主党派各级组织无法正常工作，1966年8月30日全国政协被迫停止办公，多党合作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党际民主也完全被荒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民主党派

[3]也已经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他们原来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人们，绝大多数也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劳动者，还有一部分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此外，还有一大批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人也将中国多党合作提升到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加以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多党合作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开始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进程。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成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方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再次予以强调。多党合作制度恢复正常，党际民主也逐渐得到认同和重视，工作步入正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把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1989年底，中共中央经与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后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明确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原则、具体内容和形式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多党合作进入相对成熟和规范阶段。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首次载人宪法，明确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法律地位，使多党合作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真正的走上了制度化轨道。2005年2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2007年十七大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的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位。同年11月，国务院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政党制度。200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共事。建立健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工作机制，组织他们围绕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开展协商议政，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之间民主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之间的民主关系集中体现在我党与外国政党交往的四项原则之中。在建国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在发展对外党际关系时自缚手脚，在党际交往关系上则坚持“敌、友、我”的意识形态标准，划分界限，标清立场与阵营，往往只是和所谓的“友党”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对所谓的“敌党”则是心存芥蒂。我们的党际交往仅仅局限于“友党”，主要是与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党际关系，排斥所谓的“反动党”、“资产阶级政党”。而在与苏共发展党际关系时，由于“有求于人”，加之苏共长期以社会主义中心，无产阶级革命

领导者自居，在处理与他国共产党关系中渐渐形成的“大党主义”，导致我们党长期与之处于不对等的关系之中，这样而形成党际关系是严重违背民主精神和原则的。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重大变化重新调整了党际交往的指导思想，超越意识形态的干扰，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发展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同各国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并将其写入了党章。此后的中共每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都给予强调。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纪党际交往的指导方针，即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我们党“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是对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为我党发展党际民主关系打开了广阔的天地。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按照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办事，陆续恢复了与多数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并且同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民族民主政党以及其他一些有影响的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开创了党际交往的新局面。在与外国党派的交流与合作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着四项基本原则，真正的与各党派进行平等友好的协商与对话，从而真正的实现了党际之间关系的民主化。我党本着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与民主协商的精神，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建构和谐世界等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与各友好党派进行了平等互利条件下的友好合作，不但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也大大促增进了党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促进了党际关系的民主化的发展。目前，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国际交往最为广泛、最为深入的执政党之一，迄今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交往格局。

三 党际民主发展的前景展望

由于我们在与外国政党交往和合作之中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民主原则，且在实际的落实中也一直坚守与践行这一原则，党际民主的发展基本上处于成型状态。所以本文主要是针对我党和八大民主党派之间民主关系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致力方略：继续推进党际实体民主“深化、精化”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其实现平台的搭建，保持党际民主在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上的协调与互动发展

民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不仅仅包括民主制度等具体的设定与规划，更重要在于这种含蕴民主精神与实质的制度得到切实的落实与践行，从而使民主的精神与实质发挥实际的现实功效。由此，我们可以把民主划分为两大部分：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前者是指民主在制度层面上的具体规划，后者则是由民主制度所保障的并具体落实于实践层面中所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和顺序等具体的过程。党际民主当然也包括党际实体民主和党际程序民主。党际实体民主，主要是指党际民主在制度层面上的设定与规划。目前，我党在发展党际实体民主上已经迈出坚实而有力的步伐。正如前面所说的，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党际民主发展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良性发展轨迹，从而构建起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党际监督（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间的相互监督）等党际民主运行机制。而党际程序民主，则是把关于党际实体民主的制度性规定具体落实为实践中所遵循的方式、步骤和顺序等具体的过程。就我国党际民主发展的现实境况来看，我党的党际民主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主要“瓶颈”就是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发展脱节的问题，这就成为今后我党加强建设和发展的着力点。我们知道，党际程序民主作为党际实体民主具体落实所遵循的方式、步骤和顺序等具体的过程，其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党际民主的发展与实现程度，离开了程序民主的具体落实，党际民主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成为“假、大、空”的抽象构架，长此以往，也必然会导致党际民主在实体层面上“失信”，人们甚至会怀疑党际民主的科学性与真实性。因此，必须在发展党际实体民主的同时，更加注重党际程序民主的发展，使得党际民主能够在实际中切实的表现出来，真正的使党际民主从制度层面上落实到实践的具体过程之中，使其现实化。由此可以得出，继续推进党际民主的发展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下足功夫：一是要深化、精华党际实体民主发展，作为民主在制度层面上的设定与规划，党际实体民主的发展必须进一步构建其制度“细化性、合理性”的构架，优化制度设计，保证民主在制度设计层面上的合理性与全面性。一是要高度重视党际程序民主的建设与发展，为党际实体民主的实现提供具体平台。党际民主是我党保持自我生命力、长期执政的源泉所系，党际程序民主可以说是党际民主的源泉所系，因为没有规范化、法治化的程序作保证，以制度为基本载体的实体民主就难以实现其预期效益。

(二)致强方略：继续推进党际高层民主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党际基层民主的建设与发展，构建二者有机衔接的良性互动共进机制

鉴于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党际民主的性质和特点，发展党际民主，主要应围绕充分体现和实现参政党的政党功能，发挥参政党的作用这一中心来展开。前面我们将党际民主具体划分为党际实体民主和党际程序民主，根据党际民主的具体层次结构，我们还可以将党际民主划分为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两大部分。各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的形式直接参与国家重大事务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民主即是党际高层民主，由于高层民主自身的突出地位及其重要作用决定了推进高层民主的发展是发展党际民主的关键。但是，高层民主的重要作用也决定了推进高层民主建设具有重大的风险性，高层民主总揽全局，高层民主的点滴失误导致的后果可能就是整个党际民主的系统混乱，甚至是社会整体的**，前苏联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令人记忆犹新，苏联在解体之后，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政党，由于缺乏核心，各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与损失。因而推进高层民主必须要做到“三思而后行”，谨慎行事。基层民主是民主党派在参与、管理、决策本党以及地方性事务、基层事务等方面的民主。相对于高层民主，基层民主更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其效果易于显现，基层民主的直接现实性能够弥补高层民主的间接性所带来的“模糊化”倾向，易于得到社会认同和支持，实行起来的难度也相对较小。因此，基层民主作为高层民主的基础和保证，它的实现程度直接体现和反映党际民主的发展程度。推进党际民主的发展必须结合党际基层民主与高层民主两个方面，以基层民主为实验，有步骤、有目的的推进民主逐步发展，切不可操之过急，贸然推进高层民主的变革与发展。目前我国党际民主主要局限于党际高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坚持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党际交往在基层之间还是比较欠缺，往往是流于形式，缺少实质性的沟通与合作，党际之间的基层组织之间的民主关系也往往是有名无实。

基于党际民主发展的现实境况，目前应该积极推进党际基层民主的发展，自下而上式的以基层民主推进高层民主。针对党际基层民主的发展，我党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足功夫：第一，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的实现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第二，充分调动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支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开展活动，鼓励他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第三，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立座谈会制度，发挥他们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鼓励他们为本单位的发展献计献策。第四，按照民主党派的特点，积极支持和帮助他们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搞好政治学习。第五，对民主党派成员的组织生活要给予保证，提供方便条件。第六，中共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要与民主党派人士广交朋友，坦诚相见、真诚合作。

（三）致思方向：发展党际民主，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仅是我党执政智慧的重要来源，更是我党坚持和推进民主执政的重要环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党际民主的制度化形式。“在这种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一种合作性的、协商性的党际民主关系，执政党

和参政党之间不存在西方那种轮流执政的关系，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不以平等地竞争执

[4]政权为目的。”发展这种合作性的、协商性的党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重要

环节。一方面，发展党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民主执政的一个重要制度化途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一个合法的制度化途径，使各民主党派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能够通过参政党进行利益与意志的表达，通过制度化的有序政治参与，维护和实现他们的合法权益以及他们当家作主的愿望。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人民民主发展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在我国，八大党派作为各阶级社会利益的代表，他们参政的实际程度直接关系到其所代表社会阶层利益的实现程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并将长期执政下去，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能否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各阶层利益是否有被反映、被考虑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执政过程之中，而不同的利益群体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使得国家在政策方针的执行过程中充分实现自身的利益，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具体民主制度来保障落实。中国共产党与八大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关系，并不仅仅为党执政出谋划策提供了智慧来源，更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与保障各民主党派所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乃至政界，对党际民主有点漠视的倾向，大多比较侧重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似乎只有党内民主的发展才和人民民主息息相关。为此，必须对党际民主的发展给予高度的重视。另一方面，发展党际民主，尤其是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是改进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方式的重要一环。在我国，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直接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在政治层面上发挥作用，有利于改进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方式，参政党通过其成员在人大、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中担任职务，表达他们各自所联系人民群众的意愿，既有利于改善共产党执政的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权力制约，也有利于加强对执政党权力运行的监督。参政党通过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有利于选好人，用好人，有利于执政党决策建议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实现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战略路径选择。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7400多万人的集体，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要成为一个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就必须扎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智力资源之中。民主党派自成立以来便以追求民主为目标，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监督经验和一定的政治监督能力，其党派成员大多也具有较高的监督能力。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较高的科学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敏锐性，吸容与借鉴他们的主张与意见既可以充分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可以借鉴和利用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理性精神与文化知识，使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得到必要的监督，使社会发展运转更加良性合理。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际民主，采纳群言，充分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书林.党内民主研究中的几个前沿性问题[J].攀登, 2009，（1）：38-43.[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6.[4]卢文华.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00.

第二篇：近代民主历程和展望

论题：昨天 今天 明天——中国民主的历程及展望

一 民主内容和价值民主的内容

民主，最初的意思是人民的统治，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是一种公民自治的体制:公民大会拥有无上权力，权力范围包括城邦的所有公共事务；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立法与司法活动；官员通过直接选举、抽签和轮流等多种方法产生；官员与普通公民一样不享有任何特权等。

何为民主？ 民主包括民主竞选，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地方自治五个方面。下面八项标准，代表了当今西方主流思潮对民主的定义，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1）、建立和参加组织的自由；（2）、表达的自由；（3）、投票的权利；（4）、获得公职的权利；（5）、政治领袖为了获取支持而进行竞争的权利；（6）、获得信息的不同渠道；（7）、自由和公正的选举；（8）、使政府政策依赖于投票及其他表达偏好的方式的制度。

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保护个人及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它不只是不存在压迫性的政府，相反，涉及到诸如代表机构和法律体系这样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它也要求公民持有特定的态度、价值和信仰——也就是说，一种适宜的政治文化。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不论属于何种文化，为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在制度设计与安排上都应遵循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自由、公正、带有竞争性的选举，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军事力量服从文人权威，政府受公众监督，政府决策一定程度上受公众制约，以及适宜的利益表达与信息沟通的渠道。

2民主的价值

（1）、民主是自由，平等的保障机制，目的是保护人权，没有民主权力，即使有再好的衣食住行人类的人格也是不完整的。专制社会人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各级官僚都有大小不等的特权，民众地位低，自由平等没有保障，因此到处充满了矛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若有了民主，百姓也不会压着新的三座大山而无可奈何。民主社会打破了森严的等级，实现民主使权力受到了公民的制约，人人享有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选举与被选举的自由。

（2）、民主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民主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思想智慧创造力等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民主是最大的生产力，创造力，竞争力。专制国家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人们没有独立的思想，不能发挥创造性和聪明智慧，社会没有发展进步的动力，所以没有民主的国家是缺乏创造力的国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现在看来，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好的制度，就不会有高端的科技，制度非常重要。

（3）、民主是腐败的克星。若没民主则腐败从生，民主制度是制约腐败的唯一手段，民主使维护人性尊严的绝对保证，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义的唯一道路。

（4）、民主能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因为不从在实质性的制约，专制下当权者人性的丑恶肆意释放，败坏社会道德。而民主政治能充分体现人权，人性，博爱，宽容，实现人人平等相处，公平竞争，使人诚实正直坦荡勇敢务实等，提高人的素质和全体国民的道德文化水平。

（5）、民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专制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导致国家动荡，靠暴力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导致政治暴力，而民主国家，权利互相制衡，利用军队国家化维护国家统一，利用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实现民主意志。民主国家的稳定建立在公民享有各种权利的基础上。

我们认识到民主是一种普遍适合的制度，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价值，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

二 中国民主的历程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戊戌变法是民主化的首次尝试，辛亥革命推翻民主专制，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新中国成立使民主运动不断发展。现在我就从思想方面谈下民主进程。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以鸦片、廉价的商品和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开始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与商品倾销地。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鸦片的输入，在经济上、政治上造成了灾难性恶果。中国人民要求禁烟的强烈呼声在统治阵营中引起了反响。其中，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决心。随着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识之士，觉察到空谈义理，无法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从而拉开了近代民主思想产生的序幕。

近代民主思想正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酝酿和产生的，但又不等于反帝反封的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酝酿阶段：

甲午战争前后，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酝酿阶段。“鸦片战争使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英美等国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议会制度、总统禅让等。他们的思想深处，滋生着对民主制度的欣慕和对专制制度的不满之情。随后，魏源、梁廷楠、冯桂芬、洪仁玕等人纷纷向中国介绍英美的民主制度，开始考虑如何以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的问题。

2、产生阶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戊戌变法时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阶段。这一时期，中西政制的优劣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胆地提出了变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的要求。郑观应最早提出这一要求，他在《易言》中写道：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稍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戊戌以前出现的种种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议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近代民主，民主理论的核心“主权在民”、“以法律限制权力”等等，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介绍的西方近代新思想，同当时西方传教士偶尔传译的民主理念也相去甚远。

要从强大的专制主义传统中走出来，要摆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中国人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学习和启蒙：不仅包括理论的移值，还需要实践的教育，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展民主、教育民众，推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走向成熟。

3、发展和成熟阶段：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亦即民主理论的早期实践阶段。这一时期民主实践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理论的发展与成熟。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将先前开设议院的议论作为政治口号正式提了出来，同时传播了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严复的《辟韩》，郑观应的《原君》，都剥去了帝王神圣的涂彩，把帝王从天上赶回了人间。这时的维新志士们坚决地要求废专制，开议院，兴民权，他们把拯救民族危亡的热忱，对民主制度的向往，集中地通过民权宣传表达出来；他们猛烈地批判君为臣纲的谬说，把君臣、君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们坚决地表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中国之政“当以兴民权为真际”。维新派开设议院的要求，与七八十年代郑、王德要求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推动了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是一场面对整个传统体制所提出的全面改革要求，是民主思潮高涨的产物。其有关召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已突破了专制主义的传统，虽然流产，但是，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次尝试。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清政府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全失，革命思潮随之高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获得了较大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孙中山，最早系统宣传这一方案的是邹容。这个方案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明确规定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民主性质，确立了人民的主权地位以及各种具体的民主权利，还提出了通过国民革命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方法。在作者看来，这些都说明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获得了大的发展，并“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本成熟”。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民主实践，从戊戌变法到民国的建立，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所有这些，都引导我们从更深层次的文化状况与现实条件中去寻找原因。

4、转变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启蒙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明确提出“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新文化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了弘扬，推动了中国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社会主义民主开始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又翻开了新的一章。”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他们逐步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颂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组织人民，将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民主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综观整个五四时期民主的宣传与启蒙运动，我们应该看到，五四时期的民主论者，很少有人纯粹出于追求自由而要求民主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乃出于救亡和富强的目的而鼓吹民主。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不过是用来启迪民智、使人觉醒的方略而已,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现实”意义远不如其伦理意义来得重要。换言之, 鼓吹民主、自由, 并不是因为民主、自由思想在“五四”时期获得学理上和实践上的广泛认同, 而是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启蒙变革的工具理性予以运用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民主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真正地实践过，更谈不上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了！因此，经历了五四运动的中国并没有从此走上民主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

反思

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自产生、发展、成熟以来，到五四前夕，民主已经成为国人心中的理想追求，已经不是一般人敢于轻易非难的观念了。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党派和人物，不管他们是否真正想实现民主政治，很少敢于公开否定民主的价值；相应的，专制政治和独裁者总是受到人们普遍的批评，所有这些都是民主的胜利。但是，从戊戌变法起，为什么中国在实现民主性的政治变革时，要经过如此多的艰难曲折呢？为什么中国近代经历了如此大张旗鼓的民主启蒙运动，依然未能使民主在中国扎下根来呢？其原因无疑是复杂的，除了中国近代民主理论的若干不足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中国古代没有近代西方民主传统。中国有几千年专制主义的传统，尽管有诸如“敬德保民”论、“重民”论、甚至“无君论”等思想观念，多少有益于对专制主义限制与批判。然而，长久的专制主义，要人们接受西方的近代民主观念十分困难。

其次，我们还应该从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去理解民主在近代的遭遇。在西方，民主的理论和政治制度有若干历史前提。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宗教改革是关键的一环。宗教改革无意中为后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民主理论在中国最初基本上是西方舶来品，民主观念的传播主要依靠理性的方式，即依靠理论家、思

想家的宣传和阐述。这对于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有效的，但是旧中国是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农业国，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人民不可能通过阅读文献来转变观念。总之，通过宗教改革所获得的价值观念，比人们通过单纯理智的方式获得某个概念，其扎根人心的力量要大得多、普遍得多。而恰恰这一点是中国文化先天不曾具备的。

第三，中国国内的专制力量往往压倒民主力量。综观整个近代中国，专制独裁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然而取而代之的却不是民主，而是另一股专制力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走上宪政民主奠定了基础；最后却被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所取代，袁世凯死去数年之后，北京政府依然是只能勉强维持假共和的局面，“国家在名义上已经变为共和，但是，执政的人物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人物，执政的思想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脑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样式。”此后国民政府发动北伐，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迟迟不肯实行宪政民主，反而代之以军人独裁„„赶走了狼，又来了老虎，这是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真实写照。

最后，中国近代的国际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处于列强侵略、瓜分威胁之下的近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统一和富强。战乱频繁绝不是民主改革的最好时机。西方国家的民主改革，大多发生在没有外部威胁的和平环境下。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是在美国人的刺刀保护之下实现的。中国在19—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缺少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一点多少会对民主的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

今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民主建设白皮书》指出：“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人民争取和发展民主的道路是不同的”，中国人应该走自己的民主道路。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古代没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近代也未建立起像样的民主国家。对于我们这个封建历史漫长、缺乏民主传统、吃透专制苦头的国度来说，民主是个迷人的字眼，也是近百年来力追不舍的目标，但我们并不像夸父追日，而是在不断地接近它、发展它。” 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实际上已经历了一场革命。革命对于破坏旧秩序有难以替代的意义。但事实上，民主是需要有秩序的渐变和积累。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使人们得以学习民主政治的运作，养成民主的习惯，进而培养民主的心理。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政治民主化将是不可改变的趋势。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当代中国的民主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的独特文化、近现代以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以及特有的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社会自己的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推动当代中国民主化的发展。

三 中国民主的展望

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的不断提高，但付出的代价是贫富差距的加大，腐败的猖獗，对弱势群体缺乏保护机制。我们当认识到国情：腐败空气严重，贫富差距悬殊，经济发展成本大，思想垄断空气严重，道德空气败坏。这些是实现民主的绊脚石，因此，我们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加强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为己争民权。人生而平等，都有追求自由民主的权利。谦让的同时注意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然后，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落实到实处。不断完善中国的立法制度，立法权利属于人民，选举制度应该得以不断加强和改进，让人民自己选代表。从社会角度出发，不断学习和引进世界各国先进的社会制度。稳妥坚定的加强民主监督制度，对整个管理制度造成外在的压力。在当今民主大潮的推动下，中国应该积极融入社会世界变革中。对于民主，我们应该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一种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着想的立场，民主是历史的永恒追求，每个人的使命重托，回顾历史，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我们一定能做的更好。

第三篇：浅谈建国以来政协理论发展历程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其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挥各民主党派人士作用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发展，关系到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

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有一系列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为人民政协理论的不断丰富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毛泽东：定位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

1949年9月21日至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人民政协正式成立了。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承担起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会议上宣告：“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毛泽东高度概括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他结合中国的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统战学说，带领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夺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战线”[①]“为了使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继续下去，而且在组织上形成起来，‘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②]这个组织是“人民实现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③]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不同于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也不同于列宁的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这个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团结的形式和协商的机关。”[④]

以毛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着马列主义政党合作的思路，认真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纲领，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载体体现了这一基本纲领的基本精神，开辟了新型的政党合作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党长期合作的重要机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党派的协商机关。因为这个新组织在人大召开前是‘政策大本营的司令部’，它策划精来选举，它经常是个参谋机关，其职权将退位检疫机关。”[⑥]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也是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由此可见，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机构。

二、邓小平对人民政协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1957年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使人民政协的宗旨、地位和作用受到了严重冲击，人民政协的工作受到严重削弱，给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党的统一战线及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人民政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就名存实亡了。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开创精神，积极支持了和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号召全党“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深刻的变化。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人民政协的地位、性质、任务、职能、方针、基本政策和活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政协必须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要求，并就人民政协的宗旨、性质、政治基础，基本方针等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重要批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邓小平新时期人民政协的理论体系，开创了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邓小平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及其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这是邓小平对人民政协的高度概括。邓小平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⑦]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⑧]邓小平提出人民政协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指出了人民政协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有着重要作用。邓小平在1980年9月27日全国

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准备的文件上批示：“在修改章程中，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政协可以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无权对政府进行质询和监督。它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⑨]邓小平又提出，政协对政府实施“监督”权，有其固定含义。政协不应该有类似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而不是指政协不应该有民主监督的权力。邓小平所强调的是，政协不能向国家权力机关发展，不能向“两院制”倾斜。邓小平的论述绝不是对毛邓东、周恩来思想观点的简单重申，而是富裕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新的现实意义。他一方面强调了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新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为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他重新明确了人民政协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非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和地位，漷清了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散布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两院制”等迷雾，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了方向。1982年，在邓小平推动下，人民政协的性质、作用被庄严载入宪法，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开展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保障。他还指示要制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深入发展。

第二，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政协的基本任务。为了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就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辞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⑩]“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1]号召人民政协要“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团结前进”[12]从此，人民政协即以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为自己的总任务和奋斗目标积极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对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各项具体任务作了明确阐述。他主要阐述了人民政协六个方面的具体工作任务：一是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三是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听取和反映群众意见；四是加强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维护稳定，增强团结；五是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六是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国际朋友的友好往来。

第三，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政协职能与作用的理论。在人民政协成立之初及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把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概括为“政治协商”，并指出了协商的内容主要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国际问题、全国人大以及地方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和人民政协各级组成人员名单，还有政协内部与党派之间的合作问题等。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虽然在实践上存在，但毛泽东等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理论概括。邓小平担任全国第九届政协主席以后明确赋予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13]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有明确提出了人民政协“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14]邓小平还号召人民政协要广泛联系各界认识，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和监督的作用。根据邓小平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思想和要求，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协章程，第一次把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与作用正式规范性地确定了下来。章程规定，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三、江泽民对人民政协理论发展的贡献

八十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工作。推动了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一，将团结和民主正式确定为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并对这两大主题做了深入而具体的阐述，这是江泽民对人民政协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邓小平说过，人民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江泽民将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发展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江泽民在1991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指出：“人民政协工作涉及范围很大，但主题是两个，就是团结和民主。这两个方面工作做好了，政协工作就做出了成效。”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新概括，是我们党对人民政协的任务和作用在认识上的新发展。江泽民在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是人民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这两大主题应继续贯穿人民政协的全部工作中。实现紧密团结，发展民主才更有计处；发扬广泛民主，加强团结才更有力量。”[15]这就阐明了两大主题的实质和极端重要性，指出了人民政协贯穿始终的中心任务。

江泽民把团结和民主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主题提出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抓住了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就抓住了政协工作的根本。

第二，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深刻内涵，是江泽民对人民政协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在政治生活中正确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西方民主的重要标志。为此，毛泽东、邓小平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而江泽民对党对人民政协怎样领导作了深化。

首先，江泽民强调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是一项基本原则。他指出，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确保党在政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的一项根本原则。其次，他强调档对人民政协的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和重大人事安排的领导。再次，指出政协党组是同级党委的派出机构，同级党委要为政协配备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政协党组要代表同级党委在政协党员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人民政协要始终同党保持高度一致，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协顺利地贯彻落实。最后，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人民政协的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人民政协依照宪法和人民政协章程更好地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活动。要支持人民政协机关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政协委员履行职责服务。

第三，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做出了新的概括。人民政协的性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把人民政协性质高度概括为统一战线组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将人民政协性质概括为两层内涵：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江泽民在坚持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发扬民主性质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人民政协“是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这一属性是人民政协性质的核心内容，是人民政协同其他统一战线组织的根本区别。江泽民的这一界定把人民政协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1995年1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政协《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的《通知》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将人民政协性质发展为以上三层内涵，是对人民政协性质认识的深化，是对人民政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对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新的科学界定。人民政协的地位是指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种所处的位置。根据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情况，江泽民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了进一步的科学界定。1990年3月，江泽民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对政协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说：“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与人大、政府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在我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多党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要通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进行决策，由人民政府执行实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集中体现了我国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政协要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团体配合协作，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奋斗。” 1999年9月，他在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使统一战线组织与人民民主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12月，江泽民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是坚持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然要求，”从此，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进一步确立。

四、胡锦涛在新世纪新阶段对人民政协理论作了新的探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的许多新变化，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同时，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对人民政协理论作了新的探索，深刻阐明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工作准则。特别是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是人民政协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颁发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些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也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胡锦涛指出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组织构成、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是紧密相连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他讲明了人民政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关系，指出了人民政协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历史任务。2.明确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第一次把人民政协提升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3.系统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人民政协工作，发挥人民政协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发挥政协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根据形式的发展以及新世纪新阶段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新要求，对人民政协的任务做出了新的规范和表述：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奋斗。5.提出了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体现，是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明去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形式权力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的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政协理论，也推动了人民政协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第四篇：冶金工业发展历程及未来展望

冶金工业发展历程及未来展望

夏洛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冶金工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回顾了汉冶萍公司的兴衰成败,改革开放前钢铁工业发展的曲折历程 ,改革开放后的稳步发展及十四大以后钢铁工业的新调整 ,分析了入世后 ,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冶金工业 钢铁工业 发展 调整 中图分类号：TF-9

Review and Forecasting of Metallurgi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Li Yang(Hebei unite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ight industry,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Metallurgical industr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conomy, to mainta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mainta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This paper reviews the rise and fall of Hanyeping Co,the origin of China's moder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d proceeds to review the twisters and turns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development be-fore the Liberation,the steady growth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and the readjust-ment after the 1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The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fter its entry into WTO have been analyzed,too.Key words:metallurgical industry;iron and steel industry;development;readjustment 引言

本学期选修课，我选择了钢铁冶金概论，因为这与我学习的冶金专业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这些天的学习，在老师的耐心讲解下，我对冶金专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结合冶金专业，我也有一定的见解，钢铁生产的性质和生产设备对冶金企业有一定的影响，从利益的角

度讲，熟悉冶金发展情况既可以满足就业需要，又可以给员工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本文从冶金工程简介，冶金工业发展历程，加入

WTO后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情况作了浅析。

1冶金工业简介

1.1冶金技术的来源

很久很久以前，茫茫宇宙中诞生了地球。宇宙好比是一个高温冶炼炉，将还原的金属向中间聚集，沉在地球的中心形成地核（Fe,Ni金属熔体），然后金属的表面形成硫化物层（熔硫），再在表面形成氧化物层（渣），最后在金属熔体及渣的外表面包围一层大气层（相当于温度压力气氛），于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形成了。随后上帝在地球上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类。上帝对人类真是太偏爱了，他不仅给与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物质，同时他让人类学会了思考和利用工具，于是人类成为了主宰世界万物命运的主人（仅指地球）。从古代陶术中发展而来，首先是冶铜，铜的熔点相对较低，随着陶术的发展，陶术需要的温度越来越高，达到铜的熔点温度，而在陶术制作过程中，在一些有铜矿的地方制作陶术，铜自然成了附生物质而被发现。古人也慢慢掌握铜冶炼方法。

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如何从大自然获取自身需要的物质。从石器时代到随后的青铜器时代，再到近代钢铁冶炼的大规模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就融合了冶金的发展。

1.2冶金的应用及冶金工具

随着物理化学在冶金中成功应用，冶金从工艺走向科学，于是有了大学里的冶金工程专业。

冶金工业是指对金属矿物的勘探、开采、精选、冶炼、以及轧制成材的工业部门，包括黑色冶金工业和有色冶金工业两大类，是重要的原材料工业部门，为国民经济个部门提供金属材料，也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冶金的过程中，大型破碎机的使用极为重要。冶炼出上等的有色金属需选择优质的破碎机。冶金工业发展历程

2.1、建国前的历史回顾

中国近代钢铁工业起源于 1890 年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建的第一个近代钢铁厂 — — — 汉阳铁厂 ,后来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改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它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 , 采用近代技术共生产铁矿石 1 400 多万 t , 生铁 240 多万 t , 钢 60 多万 t ,拥有 3 万名钢铁和采掘工人 , 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汉冶萍公司从 1890 年(光绪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汉冶铁厂起 , 至 1948 年(民国37 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成汉冶萍公司资产清理委员会接收公司总事务时止 ,历时 58 年。.2、改革开放前的曲折历程

2.2.1 依靠群众 ,迅速恢复生产 旧中国钢的年产量 , 最高时未突破 100 万 t。解放初期勉强能够修复生产的只有 7 座高炉、12座平炉、22 座小电炉。但是全国钢铁职工以鞍钢炼铁厂老工人孟泰为榜样,发扬主人翁精神,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及技术革新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短短 3 年时间,钢铁工业就全面恢复了生产。

2.2.2 克服国内外困难 ,经过调整 ,继续前进

1958 年开始了 “ 大跃进” ,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原苏联的背信弃义 ,一度给钢铁工业和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1960 年冬党中央适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钢铁工业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重大的战略转变,首先转到为国民经济,特别是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轨道上来。

2.3、改革开放后的稳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4 年,是我国冶金工业持续、稳定发展的 14 年。冶金战线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 “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使我国钢铁工业在建国以来所创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3.1 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速度

钢产量由 1978 年的 3178 万 t , 增长到 1992年的近8093 万 t ,平均增钢 340 万 t。工业总产值由1978 年的266.39 亿元 , 增加到1992 年的2230.9 亿元,平均每年增加 140.32 亿元。1978年全行业实现

利税 50 亿元 , 1992 增加到约 280亿元 ,增长近4.6 倍。

2.3.2 企业组织结构初步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 , 一批现有钢铁企业通过及时改造和扩建增加了生产能力,使我国年产 100 万 t钢以上的企业由 12 家增加到 17 家;年产 50～100 万 t 钢的企业由 2 家增加到 21 家。到 1992年,年产 50 万 t 以上钢铁企业的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 80%左右;年产 100 万 t 以上钢铁企业的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 65%左右。

2.3.3 工艺技术结构发生变化 1978～1992 年,氧气转炉钢从 34.4%上升到 60.7%以上;工艺技术落后的平炉钢由 35%下降到 17%;连铸比从 3.5%上升到 30%;连铸钢生产能力由 1978 年的 350 万 t ,上升到 1992 年的近3000 万 t。14 年来淘汰了一批平炉、侧吹转炉和落后轧机,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大型高炉、中小型氧气顶吹转炉、连铸机、中厚板轧机、无缝管轧机、高速线材轧机及大中型矿山。

2.3.4 产品结构初步改善 ,产品质量得到提高

供需矛盾突出的板、管、带材产量,从 1978 年的 710 万 t , 上

升到 1992 年的 2501.6 万 t , 占钢材总量的比率由 32%上升到 37.37%。产品质量水平有所提高,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生产的钢材,达到总量的 60% 左右,产品质量水平有所提高。加入WTO后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冶金工业在工艺水平、平均技术装备水平、钢铁产品质量、产品生产专业化、劳动生产率、技术经济指标和钢铁企业集中度等方面都比较低下或滞后，再加上“入世”后对我国钢铁企业带来的诸如钢铁贸易、高质量和附加值产品、特钢企业和短缺品种的不利影响。在我国钢铁企业所处的现状和加入WTO后对我国钢铁企业带来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我国钢铁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与世界钢铁企业强国进行竞争并取得竞争优势，实现钢铁强国的目标，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1）加快调整资源配置，优化企业结构。面临我国钢铁企业的困境和“入世”后对钢铁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钢铁企业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通过国有资产战略重组，组建大型、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以提高产业集中度；引导企业在联合、兼并的基础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专业化分工；搞好钢铁企业的结构调整，搞好关系到全行业发展的技改项目，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努力增强国际市场需要的或国内长期依赖进口的以及高附加产品的质量和数量。

（2）走品种、质量效益型的发展

道路。国际钢铁市场的竞争主要包括品种、质量、成本和交货期等方面的竞争。而目前这方面的竞争对我国钢铁企业而言都是弱项，特别是品种质量和数量的竞争，与西方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因此，今后我国钢铁企业在品种方面的重点应放在发展冷轧薄板、镀锌板和涂镀层板、不锈钢薄板、冷轧硅钢片、热轧薄板等目前进口数量较大的关键钢材品种，严格控制大中型材、焊管、热轧窄带钢、镀锡板等品种。

（3）促进科技进步，提升企业技术设备和工艺水平。面对“入世”后的挑战，我国钢铁企业必须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要简历促进科技进步的运行机制和考核指标体系，使得企业新增效益中科技进步的因素逐步扩大；其次推广先进成熟技术，优化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工艺技术设备逐步实现大型化、连续化和自动化；再次要推行“清洁生产”，投资向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方向倾斜。结束语

本文从目前我国钢铁企业的现状发展，结合已加入WTO后我国钢铁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论述今后我国钢铁企业的发展方向：调整资源配置和优化企业结合，促进科技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向集中化，专业化和联合化方向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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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变革历程及展望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变革历程及发展趋势

【摘要】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银行的主体，其改革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全局。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历程看，国有商业银行实施全面改革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具有诸多显著特点。商业银行金融活动全球化、组织机构虚拟化、业务经营全能化是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关键词】商业银行；变革历程；发展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变革历程

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银行业的主体，中国商业银行的体制创新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或阶段。1979～1993年是中国商业银行的诞生和成长期，在这个时期，与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商品和市场转化相适应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基本形成；1994～1997年是中国现代化的商业银行实质性建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通过将金融管理任务、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剥离，为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创造了条件；1997年～2003年是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体系实现了分离，不良贷款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政府控制银行和银行财政化经营机制开始扭转；2003年至今是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革并上市实施产权多元化，市场化经营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

（一）1979-1993年：基本建成多元化金融业组织体系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银行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既承担了“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集中管理和分配资金，又从事“商业银行”活动，办理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集现金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于一体。这种银行体制承袭了前苏联的银行体制模式，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着手改革原有的银行体制。由于当时整个社会处在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始阶段，我国金融体制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单一银行体制不再适应经济改革开放对金融业的需求，经济和社会呼吁银行体系的多元化和金融业大发展；二是，刚刚诞生的专业银行带有的强烈政府行政色彩与放开搞活的改革要求不相适应，改革要求银行自身走出政府行政序列进入市场；三是，经济改革呼唤金融市场的成立，金融市场建设亟待“零”的突破。在此期间，针对上述问题，我国改革发展采取了相应措施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促成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萌芽和银行间竞争的发端。

1979年2月，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1979年3月，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同年3月、8月又先后批准建立了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3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金融事业。同月，已开展基建和拨改贷业务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脱离财政部，正式归入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金融体系。1984年1月，组建专门从事信贷和储蓄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自此，经历了四年的时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从人民银行的母体中分立出来，中国金融业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与4家专业银行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体系的分立是我国银行业在组织体系上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次革命在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上实现了政商分离。

此后至1994年，历经近10年时间，我国又成立了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12家[1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与12家中小商业银行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等多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遍及全国各地的城乡信用社。在最高峰时期，全国有近800家信托公司，3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上万家农村信用社。包括北方、海通、申银、万国等著名大中型证券公司和一大批地方证券公司纷纷出现。在这10年间，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总数达到历史最高峰。一个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比较健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基本形成。

（二）1993-1997年：建立商业银行的阶段

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把中国的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1994年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国有银行改革“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按照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更新经营管理制度；第二步，将有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 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三步，将符合条件的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开上市。

1994年政府对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将金融管理任务、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剥离，为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创造了条件。（1）国家开发银行成立，接过了中国建设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的政策性业务，而中国建设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2）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接过了进出口方面的政策性业务，另国家外汇的管理职责由外汇管理局统一承担，中国银行也转变为商业银行；（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接过了中国农业银行在农业金融方面的政策性业务，另1996年全国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中国农业银行也转变为商业银行。至此，三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分家，分别成为两个不同的系统。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从而明确了4家专业银行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

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股份制银行在这一阶段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从1992年到1996年，先后增添了这些新生力量：由光大集团创办的光大银行，由上海地方金融力量创办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由首钢等北京企业力量创办的华夏银行，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建的民生银行。其中民生银行是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时，为整肃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中央金融主管部门决定以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当时全国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一部分关闭或停业整顿，剩下2000多家组建为11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也实质上从具有草根意味的合作金融组织，逐步转化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和地方金融机构的代表。

（三）1997-2003年: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阶段

强烈触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这根敏感神经，并使其加速提上日程的莫过于来自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教训以及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截至1996年6月底，我国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本币贷款余额为3.4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8400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75%，有的银行实际上已是资不抵债。全国城市信用社亏损面占20%，农村信用社亏损面

[2]占44.7%，不少农村合作基金会纷纷倒闭,人寿保险也存在到期不能足额给付的隐患。

为应对这次金融危机，1997年11月，国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此后实施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一）成立金融工作委员会，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组织关系实行垂直领导，改革四家银行干部任免制度，试图解决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业务问题。

（二）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提高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抵御风险能力。中央政府于1998 年发行 2700 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 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约 1.4万亿元左右。

（三）全面推行资产质量五级分类制度以取代原来的“一逾二呆”分类方法，同时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审慎会计原则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

（四）国务院向四大银行派驻监事会，强化监督制约机制，这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国有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问题，并开始着手改进。

上述的改革措施充实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改善了财务状况，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四家银行的历史包袱。随着宏观经济保持稳步增长势头，四家银行在2000年第四季度出现了不良贷款总额和比例“双降”的良好局面。但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计划经济的烙印太深，历史包袱积重难返，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效的资本金补充、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没有形成，随着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大，风险资产相应增加，[3]资本充足率进一步下降，不良资产再次反弹。按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统计，2002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21350亿元，不良贷款率25.12%。伴随着资产规模的高速扩张，四家银行面对的是盈利水平的低下，2003年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为-0.2%，而国际前100家银行平均水平为1%；平均股本回报率(ROE)为-0.5%，而国际前100家银行平均为13%。在此状况下，1998年充实的资本金已基本消耗殆尽，单独依靠银行自身的经营来化解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几乎没有可能。按照审慎会计原则计算，四家银行2003年底的资本充足率均为负数，最高的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也仅为-2.02%，外界因此有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早已“技术上破产”这一论断。这样的局面与改革预期存在较大的差距，银行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银行，进一步的改革势所难免。

（四）2003年至今：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的综合改革阶段

中国入世后，必须抢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前基本解决国有商业银行问题，使之具有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入世后当务之急。2003年9月，中央和国务院原则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汇报》，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银行，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补充资本金，进一步加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程。国家根据产权明晰的原则，于2003年12月16日依《公司法》设立了中央汇金公司，由其运用国家外汇储备向试点银行注资，并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汇金公司的成立是国有商业银行业改革的一个重大创新，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存在的产权主体虚位局面由此得到根本性改变。此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试点银行的改革工作按照改革总体方案，根据“一行一策”的原则稳步开展。

根据改革方案，三家试点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基本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实行财务重组。即在国家帮助下消化历史存留的不良资产包袱，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彻底改善财务状况。财务重组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第二步：完善公司治理。即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参照国际先进银行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有银行的具体国情、行情，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建立起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第三步：公开上市。即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公开上市，使国有银行成为公众化的银行。上市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实现市场化转轨改制的重要路径。

2010年7月，伴随着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敲响钟声，4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并完成A+H上市的目标顺利实现。截至2013年底[4]，四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超过11.5%，不良贷款率下降到1.5%以下，税后利润总额超过8000亿元。目前来看，这场以产权改革为特征、以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为目的的新一轮改革已基本实现了改革的初衷，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在这一阶段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管理理念，不断改进办事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快理念、技术、产品的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了自身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此外，在股改过程中，银行的治理架构不断细化清晰，各部门有了更为明确的分工和职责。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各司其职又相互制衡。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使得银行的经营管理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银行的经营效率大幅度的提高。在另一个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充分学习其带来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使银行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应对危机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与此同时，结合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国有银行不断开拓新的业务渠道，加强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需求有效协调统一，不断满足了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和业务需求。从银行资金的角度来看，由于股票发行和上市工作的基本完成，银行从资本交易市场筹得大量的资金，建立起市场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财务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也给银行的经营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银行抗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这些都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

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历史贡献与影响

国有商业银行成功地实现了改制转型。具体表现为四点：一是提高了资本充足率。2013年工、农、中、建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1.5%以上。二是彻底解决了资产质量的历史包袱，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下降。至2013年末，工、农、中、建行的不良贷款率都控制在1.5%以内。三是效益明显改善，竞争力明显增强。2013年末，工、农、中、建行的净利润分别为2629.7亿、1662.1亿、1637.4亿和2151.2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平均增长10%以上。上市后，按市值计算工、农、中、建行均进入国际前十大银行，其中工商银行已经排名第一位。四是国家注资取得明显收益。可以说，中国商业银行的体制变革对整个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促成了中国金融体制向现代金融制度转型。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所进行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探索带来了中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内部经营管理体制与内控机制的重大变化，从而引起中国银行体制乃至整个金融体制的变革，并积极促进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型。

国有商业银行的成功上市还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性转折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银行绩优股板块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为稳定的基础板块，促进了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由价格投机型向价值投资型转化，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成熟。二是上市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转轨与经营转型并举，资本市场成为银行营运资本、扩展业务、获取收益的新平台。在促进自身资产多元化、为自身创造多种经营收入的同时，也将促进和繁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三、现存的困难和问题

在看到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商业银行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在向现代金融制度迈进和缩小与国外发展比较健全的商业银行体制之间的差距过程中，还有不少障碍要消除，还有不少瓶颈要疏通。

第一，商业银行之间发展不均衡，银行业市场结构呈现比较明显的垄断特征，市场竞争还不太充分。在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体系中，尽管有100多家中资银行，但能跻身于世界[5]1000家大银行的只有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极少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无论是资本规模还是资产规模都普遍弱小。显然，这种非均衡的银行体系结构不利于我国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就我国进入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银行数量而言，不仅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无法相比，而且不能与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甚至比我国的香港和台湾还少。商业银行之间发展不均衡，使我国银行业市场上的垄断一直难以动摇，尽管近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长使得高度垄断的格局有所改观，但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资产方面仍占据国内银行业市场90%左右的份额，存款和贷款一直在70%以上。这说明，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具有比较明显的垄断特征，市场竞争不够充分。

第二，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商业银行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相对较弱。从1000家大银行排名看，我国银行业在税前利润、利润增长率、资本收益率、资产收益率等反映经营效益的指标排名中都属于相对较低水平。在国内需求不足仍未明显缓解、金融开放步伐加快、商业银行的国内外同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中国的银行业亟需更深刻的变革。

第三，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目前仍处于传统金融业务阶段，未能完全实现向现代金融业务的转变。在世界银行业综合化经营趋势不断强化的助推下，目前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已经实现了从传统金融业务向融存款、贷款、投资、证券、保险业务一体化发展的现代金融业务的转移。与之相比，基于历史原因和体制约束，我国银行业从传统金融业务向现代金融业务的转变可能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我国银行业与世界银行业的发展距离，不利于我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然，在商业银行发展前沿——网上银行发展方面，我国银行业与世界银行业的差距不太大。招商银行的网上银行不仅在国内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某些方面即使在国际银行业也处于领先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不能实现战略扩展，那么我国的网上银行发展可能只会在低层次水平上徘徊。

总体而言，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比较，我国银行业整体上呈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大而不强”，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强不大”的发展格局，并存在着许多抑制我国银行业综合竞争能力提高的问题。面对世界银行业的巨大变革并基于我国即将加入WTO这一客观现实，迅速缩小与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差距，加快中国银行业全面融入国际金融社会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重心。

三、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展望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金融自由化国际浪潮的推动下，银行业正朝着以金融品牌为主导、以全面服务为内涵、以互联网络为依托、以物理网络为基础的综合化、全球化、电子化、集团化、虚拟化的全能服务机构的方向发展。同时也面临着现代信息技术、客户需求多样化、金融风险控制、管理效率、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挑战。中国正在向世界敞开开放的大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关口已经在望，中国的商业银行必须放眼全球，认清未来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谋求更大发展而整理思路：

（一）重组商业银行体系，实现均衡发展

重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实现我国银行业的均衡发展，是矫正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非均衡结构态势，造就更多国际化大银行，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制度转轨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体系重组的基点应定位于金融改革、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三位一体”基础上的金融制度变迁，其根本目标是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和配置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持金融稳定和良性发展。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及未来趋势看，商业银行体系的重组必须实行“改革主体，发展两翼”战略。“改革主体”是指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解决发展的体制约束和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同时，要在系统内进行机构撤并重组，实现减员增效。“发展两翼”是指大力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战略选择和既定目标下的努力程度，而且从根本上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的现实途径是通过上市和资本运作，实现低成本规模迅速扩张。

（二）推动并购重组，提高国际竞争力

目前我国银行业呈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大而不强”，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强不大”的发展格局，不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银行业并购浪潮启示我们：提高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现实而有效的途径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内引入购并重组机制。根据国际经验，银行并购的指的是市场化的“效率性”购并，而不是命令式的“行政性”购并。我国银行业实施“效率性”银行购并重组应在政策上把握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近期应侧重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的购并重组，以国内市场为主，购并对象主要是其所要涉足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或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购并对象，进行购并活动。其二，银行业的购并重组不能就银行购并自身而进行购并，要根据世界银行业综合化全能经营这一发展趋势，积极探索银行的集团化发展道路。其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正确定位政府在银行购并重组中的功能角色。其四，健全法律法规，确保银行购并重组在法制基础有序进行。

（三）实施多元化经营，积极应对国外竞争

正确把握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政策内涵和国际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发展大势，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要求，逐步放松以至解除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分业经营限制。

出于分散银行经营风险、规范银行银行运作的初衷，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但面对世界银行业的综合化发展的潮流，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平等竞争的要求，这一制度已经显露出其不适应性。尽管政策界已承认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原则，但至尽尚难看到废除这一原则的“时间表”。我们必须以发展的观点来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不能为分业而分业，现在实行的分业，必须为向将来的全能经营创造条件。在最终解除分业限制之间的过渡期间，可以试行混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方式，成立以大银行为主体的金融集团控股公司。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银行、证券、保险和资产管理领域开展分业经营，并对其下属金融性子公司实施统一管理。

（四）建立健全融资渠道，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建立健全商业银行资本供给机制，多渠道筹集商业银行资本金，在实现资本结构合理化基础上确保商业银行的资本有稳定广泛的供给，不断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商业银行资本供给机制包括外部供给机制和内部供给机制。内部供给机制的核心是关于留存收益的诸多安排。外部供给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普通股和优先证券发行的诸多安排。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政策条件以及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内部供给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现实有效的途径是发挥外部供给机制的作用，目前较为可性的方式途径可考虑：一是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扩股增资机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商业银行上市；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三是扩大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规模。

（五）加快电子化建设，加速网上银行发展

随着网络经济的到来和互联网的普及，传统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面对网络经济引发的银行业的激烈竞争和动荡，网络经济时代的银行家应该具有更加敏锐的目光和超前的思维，必须彻底改变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以及战略导向，以适应电子商务的需求、推动网络经济的发展。在业务体系上，银行业必须积极创新，完善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品种，提供“金融超市”式的服务。面对资本性和技术性“脱媒”的压力，银行业必须重新构造业务体系，要以网络为业务发展平台，以银行业务为核心，构筑辐射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服务领域的“金融超市”，为“E-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全方位服务。在经营方式上，银行业应该把传统营销渠道和网络营销渠道紧密结合起来，走 “多渠道并存”的道路。一方面，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银行销售人员与客户之间面对面式的互动交流必不可少，而擅长于高效率、大批量地处理标准化业务的网络银行也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发展“多渠道”营销方式，不仅可以利用网络化新服务手段维护原有客户资源，还有助于提高网络银行的发展起点。在经营理念上，银行业必须实现由“产品中心主义”向“客户中心主义”的转变。传统商业银行经营理念的核心是“以量胜出”和“产品驱动”，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随着客户对银行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和期望越来越高，迫使商业银行必须从客户需求出发，充分体现“以质胜出”和“客户驱动”，为客户提供“量身度造”的个性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在战略导向上，银行业必须整合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争取成为网络经济的金融门户。网络经济对金融服务业提出了整合和协同的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将以建立金融门户的形式共享资源、提升效率。网上金融门户是多家金融机构网上服务的结合，与各类金融机构交易系统之间存在直接连接。其建立和经营是各类金融服务机构间关系从冲突到协同的过程，对于中国金融业向综合化、全能化转型具有特别的意义。

（六）正视入世机遇与挑战，加强与外资银行的竞合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商业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乃大势所趋，国内商业银行将迎来全面竞争时代。在大力改革经营体制的同时，国内银行必须在技术、人才、服务、产品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迎头赶上，逐步缩小与国际银行业的差距，在竞争中壮大规模、扩展势力。在战略上重视外资银行，并积极了解、学习其先进经验，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也是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我国银行业与外资银行之间既有竞争，还有相当多的相互补充、相互合作的机会，我们既可以与其展开股权形式的合作，设立中外合资银行，也可以开展业务上的合作，诸如参与银团贷款、项目贷款、债券投资等。

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和中国入世，为中国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正在显露，银行资产质量面临新的考验。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不可避免的规律性表现。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我国已经经历了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在高速稳定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如发展不均衡以及环境污染和过高能耗等不可承受之矛盾，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逐步积累起来。近来，国际外部环境的恶化加剧了中国经济波动的风险。特别是爆发于2007年第三季度的美国次贷危机，把全世界带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悬崖边，至今仍处在缓慢复苏阶段，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支撑有限。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做出重大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转向扩张，扩大内需再度成为经济工作的主导方针。今后几年，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面临较多困难，国内商业银行将经历重大的经济波动风险的考验并将面临资产质量恶化的可能。

第二，中国商业银行将经历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双重夹击，利差将收窄。目前除本币存贷款利率维持管制利率外，利率市场化在我国已经在较大范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走势就是银行存贷利差收窄，我国将由目前3%左右的净利差向发达经济体2%以内的净利差靠拢，这将对那些以传统存贷款为主体的商业银行形成严重的生存威胁。利率风险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今后面对的最主要的经营风险。与此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将得到进一步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将会有更快的发展。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于银行业的局面将得到改善。可以预计，下一步资本市场的恢复性发展将进一步增加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金融脱媒现象将更加剧烈和明显。金融脱媒将从两个方面削弱银行的生存能力：一是日益活跃的直接融资将加速分流银行的存款，迫使银行提高存款利率，使银行在存款减少的同时增大成本支出；二是直接融资将加速分流银行的贷款客户，有竞争力的优质客户更倾向于直接入市筹融资，从而减少甚至放弃贷款，迫使银行降低贷款利息来吸引客户，使银行在贷款减少的同时利息收入总量和水平下降。

第三，全面开放为中资银行带来极大挑战。我国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呈全面和加速之势，外资金融机构密集抢滩，而且更加注重通过资本融合成为国内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快捷地获取金融服务网络和客户资源。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正在快速演变为不同中外资金融机构联盟体之间的竞争，对中资银行形成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在次贷问题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间接负面影响不可小觑。除了我国经济下滑有可能带来的银行资产质量和银行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外，国内银行众多国际战略投资者已经深陷次贷危机的泥潭，由此带来的突发性风险也是需要我们预先有所考虑和应对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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