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改革效应研究（5篇）

第一篇：个人所得税改革效应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产生的作用，即减轻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降低基尼系数。并通过经济学原理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将使中等收入阶层收益最大，而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的结论。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标准 消费理论 改革效应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也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逐步成为各地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国家征得的75%的个人所得税却来自中低收入者，这显然与当初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国酝酿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延续了20多年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尽管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会造成短期内的个税减收，但从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仍是我国税收增长潜力最大的税种之一。再者，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将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形成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体现了国家积极鼓励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向。同时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加大了税收的征收力度。本次调整个人所得税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的作用。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 本次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将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为1600元，翻了一番，不是立足于调节收入差距，而是立足于给工薪阶层减轻税收负担，增加消费。按有关部门的计算，我国城市居民年消费支出月为1143元，将扣除费用确定为1600元，使中低收入者保证基本支出得到满足后略有结余，这是顺应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费用支出加大的合理调整。而在此之前，工薪阶层在基本生活需要未得到满足前就需缴纳所得税，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发展经济目的“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这一宗旨的。本次个税改革的取向在于减税，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将减轻，甚至根本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据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1737.05亿元，其中65%来自于工薪阶层。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至1600元后，有人估算，财政可能因此减少280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每年可减少280亿元的纳税负担，也就意味工薪阶层增加可支配收入280亿元。根据税收乘数原理，280亿元的减税可形成社会需求1120亿元。据国家税务总局预测：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全国个人所得税的减收部分占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05亿元的16%左右。

（二）加大了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目前所得税种中最能体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种。在降低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争取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所得税在调整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在征管方面研究新措施、引进新手段，是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关键。[!--empirenews.page--]本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提出了对富人进行重点征管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提出了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将以前的单项申报改为双项申报，即将原来由纳税人所在单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改为高收入者的工作单位和其本人都要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否则视为违法。条例规定，扣缴义务人都必须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这就形成了对高收入者双重申报、交叉稽核的监管制度，有利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实施条例中，高收入者也有了明确的定义：“年收入超过12万元以上的个人”。

（三）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国统一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如果对高收入地区实行高费用扣除标准，低收入地区实行低费用扣除标准，反而将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这将与个税本来的调节意义背道而驰。目前，各地实行统一的纳税标准，对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将产生很大益处，西部相当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将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该地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将会减轻，有利于鼓励消费，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在所有税种里最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收入进行二次平衡。富人和穷人是财富分配链中的两端，要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从富人那里分割一定的财富，用来补贴穷人。而在我国近十多年来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达到0.45，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0.4，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凸显与个人所得税制度失效是因果相生的。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二八定律”。而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占收入或消费总额的50%，但是，这20%的富人，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竟然只有10%。这充分说明，个税不但没有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调节”，相反，这种财富的二次分配还处于一种“倒流”状态中。长期“倒流”下，只能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社会贫富差距仍将继续加大。有人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只有通过政府的税收强制手段才是完成“调节”的最有效方式。对比中国这样的“制度失效”，新加坡的个税政策无疑可以借鉴。新加坡总理发布税务报告称，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数的93%，意即：个税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担。新加坡政府另外对市民有各种补贴，其中占人口80%的市民，其补贴和交税平衡后，都有净入账；只有那20%的富人是净出账，2003年富人的平均净出账是4.3万新币。富人承担几乎全部的个人所得税义务，政府收缴上来以后通过补贴等方式实现对穷人的再分配；富人在纳税活动中付出义务，穷人从纳税活动中获得好处——这才是一个正常有效的个税“调节”状态。中国公众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个税制度的归位中。税收制度对广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对降低基尼系数有明显的作用。[!--empirenews.page--]

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个人收入增加产生的效应

（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减收也就意味着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即期可实现的购买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消费需求的大小和强弱。宏观经济学中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第三阶段的霍尔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大量的假说。这些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1.消费理论（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消费是“完全可逆”的，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2）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即每个人都将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消费不是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3）弗里得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得曼将个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弗里得曼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的是他们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为短期可支配收入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经常变动，人们消费与短期经常变动的收入没有稳定函数关系。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的。（4）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上述消费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尤其是稳定收入的确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而本次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正是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稳定而持久的收入。2.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分析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将不断上升，预计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险、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消费的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某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全国约有2.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有所增加，消费开支绝对量也会增长，同时投资类消费比重也将随之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empirenews.page--]

三、结束语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大幅提高800元，与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富民强的发展经济的宗旨。这次个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了个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了基尼系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个税这次改革产生的良好效果，对国民经济发展必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篇：个人所得税改革减税效应评估

个人所得税改革减税效应评估

——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

第七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词所言，个人所得税负担降低了，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此次改革更重视让普通劳动者受益，亮点纷呈。按照税务总局的总结，一是调整了税制，与国际接轨，由分类制到实行分类制和综合制相结合的税制。二是首次针对民生领域设立六项专项附加扣除的税前扣除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税制的公平性。三是优化了税率结构，大幅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四是提高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五是增设了反避税条款，有利于为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六是健全了征收管理制度，对综合所得实行“预扣预缴+汇算清缴”按年计税的征管模式。本文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税效应作如下分析。

一、减税统计分析

（一）工资薪金所得总体减税情况

如表1，工资薪金所得总体减税金额37210.85万元，减税幅度达69.05%。其中影响减税的因素主要有减除费用提高、级距效应、专项附加扣除和累计预扣法。

表1：工资薪金所得总体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户/人/万元

扣缴单位户数

纳税申报人数

税改前应纳税额

税改后应纳税额

减税金额

减税幅度

其中：减除费用提高效应减税金额

级距效应减税金额

专项附加扣除

累计预扣减税影响

19225

325444

53900.88

16690.03

37210.85

69.04%

15544.58

10195.36

3126.70

8344.20

（二）专项附加扣除减税情况

结合表1和表2，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达3126.7万元，可推知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总体减税贡献度为8.4%。从单项扣除项目来看，表3表明，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和住房贷款扣除人数占了绝大部分。结合年龄区间统计情况来看，从表4可以清晰的看出，30岁到50岁之间的年龄段，减税幅度相对更大，这是符合中年群体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房贷的生活支出结构的，同时也从统计结果上反证了个税改革减税的针对性极强。

表2：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总体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万元

不计专项附加扣除应纳税额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后应纳税额

减税金额

减税幅度

22930.12

19803.42

3126.70

13.64%

表3：分项享受政策人数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人

合计

子女教育

支出

大病医疗

支出

赡养老人

支出

住房租金

支出

住房贷款利息

支出

继续教育

支出

48754

25577

402

28944

2868

20548

3441

表4：专项附加扣除分年龄段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万元

年龄区间

不计专项附加扣除应纳税额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后应纳税额

减税幅度

21-30

2744.05

2492.76

9.16%

31-40

8744.06

7176.85

17.92%

41-50

7246.16

6221.72

14.14%

51-60

3666.07

3388.76

7.56%

（三）分行业统计工资薪金所得减税情况

从表5分行业来看，房地产和金融业等高收入行业减税幅度相对较低，分别为57.4%和67.3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收入相对较低行业减税幅度相对较高，分别达82.09%和80.86%，这也与此次个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的初衷呈正相关。

表5：分行业工资薪金所得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户/人/万元

分行业

扣缴单位户数

纳税申报人数

税改前应纳税额

税改后应纳税额

减税金额

减税幅度

合计

19225

325444

53900.88

16690.03

37210.85

69.04%

一、第一产业

676

4349

582.45

232.56

349.89

60.07%

二、第二产业

3854

116400

16145.42

5273.47

10871.95

67.34%

制造业

2165

80109

8525.11

2877.87

5647.24

66.24%

建筑业

1661

35420

7336.43

2325.10

5011.33

68.31%

三、第三产业

14732

206971

37173.01

11183.99

25989.01

69.91%

其中：金融业

1759

2040.60

665.44

1375.16

67.39%

房地产业

884

20190

5710.30

2432.70

3277.60

57.4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19

40.30

7.22

33.08

82.0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20

5403

375.46

71.88

303.58

80.86%

（四）分年龄段统计工资薪金所得减税情况

一般而言，年轻人收入相对较低，中年人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和住房等生活负担相对较高，从表6可以看到，减税幅度随年龄段的增长而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样很好的从量能负担的角度，体现了针对性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必要的生活支出逐步减少，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体现了税收的公平性，也体现了不同年龄阶段承担了不同的家庭和社会责任。

表6：分年龄段工资薪金所得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户/人/万元

年龄段

扣缴单位户数

纳税申报人数

税改前应纳税额

税改后应纳税额

减税金额

减税幅度

合计

19225

325444

53900.88

16690.03

37210.85

69.04%

21-30

14228

97760

7633.16

1835.37

5797.79

75.96%

31-40

15705

80484

19995.88

5793.89

14201.99

71.02%

41-50

13295

77113

16088.04

5265.99

10822.05

67.27%

51-60

8633

42979

8785.24

3209.27

5575.97

63.47%

其他

5803

27108

1398.55

585.50

813.05

58.14%

（以上统计数据均来源于ITS系统2019预缴数据）

二、改革红利凸显意义重大

当前，适逢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新冠病毒”肆虐等不利因素多重叠加，而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收官的时间档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屡提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个税改革对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据国家统计年鉴，近年来，在我国居民个人总收入中，劳动性收入达56%，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纳税总额中约有65%来源于劳动性收入；另据《中国税务年鉴》，2017以年我国来自四项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共计8603亿元，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71.93％，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对劳动性收入分配进行调整，必然会对国民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此次个税改革通过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新设专项附加扣除和调整中低档税率结构，针对性的降低以劳动收入为主的、基本生活支出占比较大的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对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积极作用。西南财经大学专家首次利用基尼系数分解各项收入并衡量其基尼弹性系数的变化，研究认为在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劳动性收入受益极为明显，经估算，改革后的劳动性收入税负率只有0.127%，对比改革前估算的劳动性收入个人所得税税负率1.729%显著下降，促进了税收公平。

（二）有利于促进消费

此次个税改革减税效应明显，且更具有针对性，较大程度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显得意义非常重要。在当前国内外需求疲软的环境下，依托偌大的内陆市场扩大内需是不二选择。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低收入人群对必须消费品和一部分可选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均比高收入阶层要高。因此扩大内需不仅要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本次个税改革总体上有针对性的切实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增强了消费能力。从上述统计数据可知，全年工资薪金所得减税直接为成都市郫都区居民增加到手收入37210.85万元，这是看得见的改革红利，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提高其对必须消费品的消费能力，有助于企业降低用工成本，将资金用于缩减债务或扩大投资，有助于促进流动性活跃市场，有助于疫情结束后点燃居民的消费热情，更显其意义非凡。

（三）创新推出专附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制度，用财政部长刘昆的话来说，是这次改革的最大亮点，对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促进居民消费、改善民生和提升民众获得感等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专项附加扣除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纳税人会主动关注自己的扣除情况，可以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收参与度。与单纯的提高“起征点”相比，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纳税人的重要生活支出差异，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纳税人之间的实际税负不均衡状况。专项附加扣除六项内容，项项事关民生，直击“痛点”，助力社保制度，为百姓生活提供多一层保障。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总体上很好的体现了“公平合理、简便易行、切实减负、改善民生”的原则。

（四）提升了民众获得感

从微观层面的民众主观感受来说，个税改革减税红利释放明显，大大提高了民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我们在郫都区通过随机抽样方式做了一次个人所得税改革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涵盖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调查情况总体呈现“两高”，一是政策关注度高。由于前期宣传到位，此次个税改革的各项政策关注度最高达99%，尤其广受关注的是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而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中最受关注的又是子女教育、赡养父母和住房贷款利息。二是政策满意度高。总体上，月收入35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群体满意度和获得感相对更强，满意度达94%。这与改革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和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有很大关系。在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中，满意度、关注度和覆盖度（按实际享受扣除计）前三名都是子女教育、赡养父母和住房贷款利息（图），这与发生频率和扣除限制条件有关。

图：专项附加扣除“三度”调查统计

（五）对地方财政影响小

需要予以说明的是，目前郫都区个人所得税收入来源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虽然郫都区全年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减税金额达37210.85万元，直接减少郫都区地方财政收入9674.82万元，但是个人所得税减税对郫都区地方财政总体影响并不大。郫都区2019年全年税收收入811647万元，归属于郫都区区级收入366316万元，减税金额占比仅2.64%。

三、政策建议

（一）以服务社会民生为着眼点优化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作为一项全新的政策，专项附加扣除虽说是此次改革最大的亮点，却也是最大的难点。由于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局限，政策推行之初，在一些方面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实属在所难免。比如，当前政策规定了只有年满3岁的子女教育支出才可以税前扣除，但实际上就目前我国普遍的情形来看，3岁以前的抚养和早期教育支出金额是非常庞大的，政策并没有将这一部分考虑进来。另外当前政策的扣除标准主要是定额或者定额内据实扣除，这主要是出于目前的征管条件和征管成本考虑，而采取的简化办法，但客观上却忽略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与税收量能负担原则不相符合。同时当前政策对扣除主体的规定，基本上是以纳税人本人为主，而现实中却大量存在纳税人一方赡养双方父母等千差万别的情形。为了更加突出发挥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服务经济社会和民生的功能，我们建议，在后续的改革中，一是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扣除项目。如增加3岁以下婴幼儿抚养和早期教育支出扣除项目，有利于鼓励二胎，提高生育率，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二是优化扣除标准机制设计。在条件成熟后，研究将决定扣除标准的权限下放给各省市，各省市根据实际情况形成差异化扣除标准；各地可根据CPI的变化，动态调整可浮动的扣除标准；提高继续教育支出扣除标准，建议允许以应纳税额为限据实扣除，有利于鼓励人才更新知识提高技能，服务国家人才战略计划。三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扣除制度。可首先考虑将赡养老人的扣除范围扩大到夫妻双方的父母，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和实际。

（二）以组织收入为着重点加强高收入群体税收征管

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个人财富迅速增长，高收入、高净值群体数量不断增加，收入持续攀高，据《2019胡润财富报告》，全国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494万户，这些家庭总财富达128万亿，是GDP的1.3倍。高收入人群呈现规模不断扩大、频繁跨地域（国界）流动的趋势，其收入呈现多元化、情况复杂、隐蔽性强和税负相对偏低等四大特点。多年来，全球很多国家都有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的意向。对我国而言，规范高收入人群税收征管也是大势所趋，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消费，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一是注重激励，提高纳税遵从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纳税宣传和辅导。提高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意识。二是加强监管，严格税源监控。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大数据库，搭建跨部门税收综合治理平台，尽快按照新税法要求落实股权转让税收前置安排，限制现金交易，大力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源监控。完善税收举报制度，降低举报成本，提高举报奖励，强化纳税社会监督。三是规范程序，强化后续管理。个人所得税的各项税收优惠基本上都是备案制，对高收入人群的股权激励、投资基金和天使投资等税收优惠事项，加强后续管理，对于不符合优惠条件的，及时纠正，依法处理。四是跨国监控，打击国际避税。完善离境前税收清算制度，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验，落实高收入人群国际税源监控，防止其向境外转移财富，侵蚀我国税基。

（三）以提高征管能力为着力点推进自然人税收征管现代化

作为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重要一环，个税改革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本次个税改革实质上是税制模式的改革，是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制度的重构，必将倒逼我国税收征管能力长期、实质性的改变和提升，实现自然人税收征管现代化。一是转变观念，深入推进面向自然人的征管机制改革。要优化纳税服务，推进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要强化后续管理，提升税收征管效能；要优化税收执法方式，重视纳税人的办税体验，把预防舆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还要加快税收信息化、数字化步伐，加强大数据应用，探索区块链技术，努力构建新型税收征管体系。二是按照体制改革要求全力落实现代化税收共治模式。健全自然人涉税信息共享机制，鼓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规范发展，健全跨部门信用联合激励和惩戒机制，发挥社会综合治理的效能。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队伍税收治理能力。坚持党对税收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税务干部的政治思想学习和业务技能培训，使其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牢固树立税收法治思维。建立一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匹配的、高素质专业化的税务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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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

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

从2011年1月1日开始，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开始实行，大学毕业生创业每年最高可免税8000元。这是持续推进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有关“社会公平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讨论日益深入。

在“十二五”期间，税制改革的重头戏即将上演。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依法征税、和谐征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继续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积极推进税制改革，更好地发挥税收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节收入分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在去年11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文细化了“十二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其中强调，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财富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一、国外个人所得税的发展

个人所得税是针对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它于1799年在英国创立，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并成为大多数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

（一）美国。美国于1862年开始征收所得税，当时是为了满足南北战争军费的需要。1913年美国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开始实行综合税制。美国个人所得税的特点：一是具有灵活、及时和直接的特点；二是具有大量的不予计征的应税所得项目；三是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并逐步降低边际税率；四是实行税收指数化以消除通货膨胀对实际应税额的影响。

（二）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国家，英国于1799年开征所得税，其原因是由于英法交战导致财政困境。1909

年，英国改革个人所得税，使实行了上百年的分类税制逐步转向综合所得税制并沿用至今。主要包括两种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法：一是源泉扣缴，主要用于对工资、薪金和利息所得的征税；二是查实征收，主要用于对其他各项所得的征税。

（三）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税制建设从照搬西方国家的税制模式到根据国情不断修订补充直至实施单一税率税制，使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快速增长。俄罗斯现行的《俄联邦税法典》于2001年起实行，是包括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多种税种的改革法规，也是俄罗斯税收制度的法律基础。

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史看，个人所得税的产生原因主要是战争需要，经历了从临时税到固定税的发展了历程。基本趋势都是在减少税率档次、堵塞税法漏洞等方面改革税收模式，从分类所得税发展到综合所得税。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基本内容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于1980年制定，1981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此后经过多次修订，起征点提高到2000元，即对每月工资、薪金所得，超过2000元部分征缴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采用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对工薪所得实行9级超额累进税率，从最低5%到最高45%。按照9级超额累进税率，需要缴税的第一级为500元，即工资收入扣除2000元起征额后的收入，对应5%的税率；第二级为2000元，对应10%的税率，以此类推到5000元、20000元，税率分别为15%、20%。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采用幅度为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的分项所得采用20%的比例税率。

（一）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凡在我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或无住所但在境内居住一年以上的个人，就其从我国境内外取得的全部所得纳税。凡在我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并在境内居住一年以下的个人，就其从我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纳税。

（二）个人所得税的特点：一是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将各种所得

分为若干类别，对各种不同来源和性质的所得采取不同的税率和计税方法征税。二是实行源泉征收和个人申报纳税相结合的征收方法。三是以个人为纳税单位。

（三）个人所得税的作用：个人所得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公平税”，其主要作用是调整社会分配结构，维护社会公平。由于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个税”还承担着一个重要的特殊职能，就是调整个人（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究其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的以下优点：一是调控收入分配，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扩大聚财渠道，增加财政收入。三是调节经济发展。但个人所得税也有缺点，主要包括：一是对人们的所得征税后会减少投资和储蓄，导致减少社会需求，长期下去对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二是个人所得税征收计算复杂，容易出现逃税、避税等问题出现。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税制模式不合理

当前国际上对税制模式的选择主要有三种：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和混合税制。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该模式的优点是规定明确、征管方便，既可以控制税源，又可以节约征收成本。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人才流动日趋频繁，跨国所得不断增多，国内居民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分类所得税制对不同来源所得用不同的征收标准和方法，已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从而造成税负不公，我国现行的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已不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税率结构不合理

我国的9级税率设计过于复杂，管理成本过高。除了前4个税率档次使用较为普遍外，后5个档次只是为不足10%的高收入者设臵的，而45%的最高税率可以说是形同虚设。从实际操作看，多档次、高税率难以实现其既定目标，因为税率越高，被征税对象偷税漏税的动机越强，导致现实中能运用这么高税率的实例相对罕见，倒是低税率涉及的低级距运用广泛。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物价指数不断提高，工

资水平也在提高，税负的级距低，实际是使本来应该享受低税负的人群执行了较高的税负。

（三）扣费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为计征单位的，费用扣除额的设臵没有考虑家庭负担因素，对于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计算方法过于简单，没有准确全面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制定费用扣除标准的初衷在于维护低收入者的利益，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工薪阶层，这与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愿望相悖。有统计显示，在我国个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约3亿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三分之二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在美国，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社会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

四、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对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财富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改革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一）建立合理的税制结构模式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及国际交往能力的发展，从长远看，建立综合所得税模式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目标。具体来讲，可在原有的分类税制的基础上，逐步推进，采用分类综合税制，即对个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先按不同税率征收，年终再汇算清缴。

（二）规范扣除范围和标准

与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目前我国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主要负担群体，个人所得税改革应考虑扣除范围和扣除标准的合理性。一方面，要在制度上对取得有关收入相应发生的必要成本费用做出合理的扣除安排。另一方面，要在保障纳税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结合纳税人消费支出和生活成本大幅提高的现状以及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在体制上对纳税人的生计费用做出合理的扣除标准。另外，应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在充分考虑纳税人婚姻、年龄、健康以及抚养子女、赡养

老人等情况的前提下，对纳税人合理的家庭相关费用支出设臵科学的附加扣除。

（三）优化税率结构

当前世界不少国家都下调了个人所得税累进级数和边际税率，减少级距和边际税率已然成为世界税率改革的趋势。我国个税实行的是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45%，而国际上多为4-5级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级数应当优化，一方面要符合所得分布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要符合公平负担的要求。同时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可以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吸引国际资金和人才，提高纳税家庭工作、投资和纳税的积极性。

（四）加强征管机制的建立

一是大力推进自行申报制度，增强公民纳税意识，培养公民自觉纳税习惯。二是提高税务管理能力。一方面要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和税务征收队伍的素质建设；另一方面要对税款用途增加透明度，提高税金的使用效益。三是堵塞税收漏洞，加强税源监管，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实现银行与税务部门计算机联网，提高公民个人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四是完善税法，增强税法的公平性。

五、综述

一方面是由于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在今年能否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变得更为可期。尤其近来随着物价上涨，在一些生活成本较高的大城市，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甚至已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如何建立更加科学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备受期盼。然而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个复杂和系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工程，肩负着既要保证财政需要又要创造和谐社会的职责。如何正视这种公众期待背后的正当理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态度。

第四篇：个人所得税改革

个人所得税改革新视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决定》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民众都在关注改革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影响。

决定中提出“要完善税收制度，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的解读是，未来将把工薪、股息财产所得和其他收入综合在一起征税，这将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在17日举办的“朗润·格政”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论坛中，林双林教授指出，《决定》对个人所得税的新提法是个税改革具体化的体现。

我国现行的个税制度是一种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即对纳税人的各项收入进行分类，采取“分别征收、各个清缴”的征管方式取得个税收入。

对此，林双林的评价是，当前的征税体制比较简单容易，征税成本也低，但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调解收入分配的作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体制改革意味着今后我国的税收体制更加合理。个人所得税除了为政府筹措财政收入，其主要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

“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即把工薪、股息财产所得和其他收入综合在一块征税，形式上类似于日本实行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模式。对于综合征收的部分，应把所有收入进行加总制定统一的税率，而分类的部分则单独制定税率，如日本在利息征收上制定了单独的15%税率。”林双林说，个人所得税征收在实施调整后也要注意信息申报和退税等问题。

《决定》还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

对此，林双林解释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企业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20％左右，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8％。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月基础养老金为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20％，月个人账户养老金为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额的1/120。

林双林指出，我国当前不同收入程度的居民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差别比较大，是缴得多领得多。这样导致的实际结果是，收入高的最后拿到的养老金多，收入低的拿到的养老金少，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美国，收入比较高的教授退休后，一年可领取3万美元的基础养老金，而普通收入群体可能领取的是两万美元的养老金，差距较小。

尽管每个人的贡献有所差别，但在基本养老金的发放上应逐渐缩小差距，以此调节收入分配。当前各地社会统筹账户的使用情况不一，有些地方政府尚有盈余，而东北、上海地区已经出现了空缺，如果实行全国统一的账户管理，用有盈余的账户对空缺账户进行补给，将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可持续。

第五篇：个人所得税改革之我见

个人所得税是现代政府组织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较晚，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基础上形成的。由于税制模式，费用扣除，税收优惠和税收征管存在问题，加上经济全球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居民收入多元化的出现，使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日益暴露出功能缺陷，及时予以改革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我国目前已着手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修改主要涉及两项内容：一是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二是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对此两项内容，笔者作为一个单位的会计，也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实际操作者，阐述一下个人观点。

一，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提高此数字标准，不作其他相应改革，国家税收势必因此减少很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表示，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1600元后，近七成工薪阶层将不纳税，一年国家将减少税收收入280亿。这是因为目前税制只管住了工薪阶层而真正的高收入者交税的却不多，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中45%档的税收接近为零，而一般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的主要群体，占个人所得税征收总额的70%以上。该数字标准改革仅对工薪所得部分改革，效果应为从绝对数上减少了国家税收收入。

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征管手段落后，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的情况下，采用国际上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综合税制较困难，可以采用一种过渡形式，即先将现行税目中的劳务报酬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合并为一种综合所得，统一征税。综上所述三点，笔者认为，在提高费用扣除标准的同时，将劳务报酬所得税目取消，并入工资，薪金所得，即可方便扣缴义务人实际操作，又可使税收真正调节社会贫富，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减少国家税源流失。

二，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

如果你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他就自行申报，那还要法律干什么。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确以下两点：

首先，什么是高收入者？我认为这一点必须是由法律给予明确定义的。要想明确这一点，什么是收入得先确定。收入应该是包括所有渠道得到的利益，除了正常的工资，薪金所得，还应包括地位或职位带来的一切经常所得金钱，物质，股票，甚至期权。如A，B两人月工资均为3000元，A可利用其职位每月报销一些费用，B则除工资外没任何收入，若A，B两人算成同样收入肯定不合理。若单从雇佣者的工资收入，我看已很难定义高收入者。如果主体不能明确，该条又如何执行？一定要让高收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是高收入者。故法律必须明确规定一个标准。目前，有人认为在目前社会贫富不均衡，各地区收入水平有差异的情况下，统一确定高收入者的标准，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目前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不是也已统一调至1600元/人月，之前不是也有人认为统一一个标准不合理吗？个人所得税改革既然不可能一步到位，那么就可暂时采用一个相对易于操作的方法，即统一一个标准，圈定一个“富人”圈，征收才有对象可言。

其次，如何让高收入者自行纳税。目前现行社会，真正认为“纳税光荣”的，我看没有几个。相当部分的人，自己的所得没达到征税范围时，认为别人“纳税光荣”，一旦自己的收入真正要纳税时，心里多少有些不快，这种不快必然导致想方设法去逃税。目前收入越高者，逃税的越多，相反只有工资收入者反而没法逃税因为收入来源单一，且单位都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故有前面提到的说法：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只管住了收入不是很高的工薪阶层，高收入者则纳税的不多。交了税的心里不甘，不交税的也没受到什么惩罚，这样势必有更多的人不愿意交税，又何谈自行申报。总之，高收入者多纳税，少收入者少纳税，让个人所得税真正起到调节社会贫富的作用，同时又兼顾公平合理和可操作性，保证国家稳定的税源收入，应该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大方向。

个人所得税改革之我见责任编辑：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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