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收费改革的“鲇鱼效应”

第一篇：研究生收费改革的“鲇鱼效应”

时评：研究生收费改革的“鲇鱼效应”

并不能说从公费改成收费，研究生学习表现就一定能得到改善，科研创新能力就一定能得到提高。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只是研究生培养机制综合改革的一环，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还需要出台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培养政策。前不久，北京市教委对外发布消息，从2014年秋季学期开始，提高研究生生活补助，从过去每月200元至240元，增加至每月500元。这则消息，让这些天纠结于“考不考研”的王哲(化名)，吃了颗定心丸。连续两年报考北京某名校的王哲屡考屡败，年初国务院作出研究生取消公费、实行收费的决定，一度让她产生放弃继续考研的想法。

自今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以来，各地各高校陆续出台落实意见或配套措施，研究生投入机制和收费政策逐渐走向明朗。这项酝酿多年的改革新政，将会产生怎样的政策效应，能否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为什么要建立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

体现成本分担原则，打破公费自费“双轨制”

2月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完善研究生投入机制改革的决定，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容：一是完善财政拨款制度，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都要建立研究生生均 综合定额拨款；二是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将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国家助学金；三是建立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取消公费、自费 “双轨制”，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

“此时推出全面的研究生收费改革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卫东教授对媒体表示，我国的研究生收费改革已经酝酿和试点了十几年的时间，其间既有理论、政策的深入研究，又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传播。有关方面对这项政策的推出非常慎重，政策的制定也相对完善。事实上，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实行本科生收费改革不久，社会上就年年流传着“读研全部要自费”的消息。2002年8月，教育部就曾下发《关于研究生教育收费的研究与建议报告(征求意见稿)》，正式提出研究生收费机制改革。“应该说，研究生教育收费是大势所趋。”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规模不断扩大，2013年招生计划更是达到60.8万人，是2001年招生总数的3.8 倍，研究生扩招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能够增加经费投入，有利于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

根据北京工业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非财政拨款研究生收费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北京5所理工科高校的调查、测算结果，2004至2006年，硕士研究生生均年培养成本为3.54 万元，博士研究生为4.72万元。2013年全国计划招收研

究生60.8万人，假设按照这个成本粗略估算，且培养成本全部由财政承担的话，财政投入将达到 数百亿元。

别敦荣表示：“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是带有竞争性、选拔性的精英教育，应当由个人承担部分成本。”卢卫东也曾表示，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研 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一样属于准公共产品，研究生教育成本最高，资源最为有限，受益者更加集中，更应当进行成本分担。“谁从研究生教育中受益，谁就应当负担 研究生教育的部分成本。”

近年来，现行的公费与自费并存的“双轨制”收费模式一直饱受质疑。由于公费生的名额有限，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如何确定自费生和公费生、其标准是否公平公正就成为考生最关心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引发尖锐的冲突。别敦荣指出，收费制度改革能够有效地调整研究生教育收费“双轨制”的现状，在全面实行收费的同时，进一步完善通过助学金和奖学金激励学生的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优化目前不尽合理的学科结构。从2006年开始，我国开始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试点，试点最初从华中科大、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南交大3所高校开始，2007年扩至17所高校，2008年扩至56所高校。2009年，教育部下发通知，将改革试点范围扩大至中央部属培养研究生的高校，改革试点在部属高校全面推开。

据了解，试点高校均已取消公费和自费的差别，统一实行收费，大部分试点高校都采取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资助优秀研究生，奖助学金一般可以冲抵全部或者部分学费。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相当于免除了学费”。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改革试点以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学费为0.8万元。学校为学术型硕士生设立基本奖学金，覆盖面为100%。

北师大文学院2011级文艺学硕士吴健告诉记者：“学术型非定向硕士生还可申请基本助学金，由各院系所分等级设立，按年度动态评定和管理。一年级平均每生每年助学金3800元。从二年级开始，根据成绩每月发放420元、360元和300元不等的助学金。”

会不会将贫寒学子挡在研究生教育门外

奖助学金“救场”，确保学生不因贫困失学

收费制度改革，会不会提高研究生入学的经济门槛，将贫寒学子挡在研究生教育门外？

这是令很多考研族，尤其是中西部考生感到担忧的问题。本来，浙江财经学院会计专业大三学生婷婷(化名)准备考上海某财经院校的研究生，得知研究生全面实现收费的消息后，她打起了“退堂鼓”。

“现在本科生工作难找，原来打算考研，是想延迟毕业，作为寻找工作的缓冲期，现在要收费了，又得多花父母不少钱。”婷婷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研 究生3年，按照每年0.8万元学费计算，共需要学费2.4万元；上海物价水平较高，每个月生活费按1000元计算，3年下来共需3.6万元。生活费加学 费，合计6万元。相反倘若工作的话，按照浙江省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550元的标准，3年下来能够赚十多万元。

“相当于读个研究生，需要十几万元的成本，再加上研究生的工作也越来越难找了，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读研的价值。”婷婷说。

婷婷的考虑代表了一部分考研族的想法，也体现出研究生收费政策的调节效应。北京师范大学大三学生胡晓比较赞成收费的政策，他说：“以前那部分因逃避工作而读研或从众读研的学生，可能会放弃考研去找工作；这样也会相对减轻考研和研究生就业的压力。”

不过，婷婷也有存在误解的地方。据了解，实行全面收费制度后，国家还建立了研究生资助制度，将奖学金调整为助学金，面向所有计划内全日制研究生，每年资助标准博士生不低于一万元，硕士生不低于6000元，这相当于冲抵了大部分学费。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全面实行研究生收费以后，国家完善了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各项政策措施，尤其是建立多元的奖助政策体系，帮助研究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研究生所获资助总体上超过其应缴纳的学费，确保研究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事实上，从目前试点的一些高校来看，研究生求学成本是“明升暗降”，很多学校采取奖助学金制度，资助优秀研究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其实自掏腰包读研究生的学生，非常非常少。大部分研究生都能拿到相当于学费全免的奖学金。”北京师范大学一名研究生告诉记者。

据了解，试点高校普遍都实行了“导师资助制”以及“助学、助研、助管”制度，让导师从课题经费中拿出一小部分资助学生，学校设立“三助”岗位，使研究生参加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同时得到部分生活补助。在同济大学，80%以上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获得“三助”岗位及其津贴。

然而，记者也查阅了有关文献，当前研究生学费及生活经费的来源主体是“家庭支出”。北京大学教 育学院鲍威副教授2010年针对试点高校展开的一项调研显示，硕士研究生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依然是“家庭支出”，占53.2%，其次是奖助免收入(包括奖学 金、助学金、学费减免、“三助”岗位收入)，另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依赖于助学贷款、校外勤工俭学收入，占到16.1%。

为此，也有学者担忧，研究生收费制度，可能将一部分有天赋、希望继续深造的优秀学子拒之门外。别敦荣告诉记者：“毕竟研究生收费不是一个小数目。事实上，此项政策推出后，已经有学生由于经济问题，正在考虑放弃考研。”

不过，卢卫东也提出：“当前优秀人才相对短缺，各校对于优秀的研究生生源还在积极争抢，加之高校研究生资助系统日益完善，如果一个西部孩子真的品学兼优、极具科研潜力，难道会有学校真的仅仅因为经济原因就将其拒之门外？我想即使是清华、北大也不会做这样的傻事。”

是否加剧普通高校与重点高校的分化

地方高校吸引力将减弱，应调整定位办出特色

很多学者认为，研究生实行全面收费改革，有可能导致普通高校与重点高校、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之间的两极分化。

别敦荣告诉记者：“早在前几年，部属高校推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改革试点时，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承担不了较高数额的学费，就会选择依然招 收公费生的非重点院校。但是全国一律取消公费生以后，非重点院校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会急剧下降。现在网络上已经出现‘我们为什么还要报考一般大学’的争 论，这可能导致非重点院校招生困难。”

记者了解到，公费确实成为部分非重点院校招揽生源的重要途径。2012年，上海理工大学对计划外学生实行补贴，实现研究生全部公费，当年的报考人数上涨了30%。在专业调剂时，申请调剂到全公费专业的人数“爆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媒体表示，部属高校、重点高校集纳了较多的国家投入和优势的办学资源，在实行收费的同时，往往有能力建立奖助学金体系，优化研究生选拔、培养机制；相比之下，普通高校、地方高校用奖助学金覆盖研究生教育的能力有限，提供的资助机会和力度都会受到影响。

对此，曾在广西教育厅学位办工作过的百色学院副院长常军胜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除去东部个别地方高校，绝大部分地方高校研究生的生均事业经费拨款金额都严重低于部属高校，地方高校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也较差。这样的经费水平，恐难以保证地方高校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

此外，地方高校也难以像部属高校那样，“建立以科研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和导师资助制”。常军胜说，他曾经看过一份调查报告，中部地区某高校 2008年硕士生导师人均只有0.34个课题，相当于每3位硕士生导师中只有一位有科研课题。这样的情况，恐难以建立有效的导师资助制，让学生有效参与到 科研中来。

“因此，对于地方高校而言，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要调整研究生教育的定位，要适度发展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常军胜说，“这样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才能充满生机活力，才能办出特色与水平。”还有学者认为，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可能会对冷门专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别敦荣提出，在“双轨制”阶段，相关部门还可以通过增加冷门学科专业的公 费

生比例，提升冷门专业的吸引力，而当这些专业取消公费以后，考生有可能失去报考动力，导致冷门愈冷的情况。“对某些学科，包括基础学科和高危艰苦行业相 关的专业，应该有所扶持，起到调节和平衡研究生学科专业结构的作用。”而在卢卫东看来，研究生学费与资助政策改革，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化研究生学科结构的好机会。“以历史专业为例，现在历史学博士点太多，而信 息时代所需的计算机科学博士点却太少。这项改革有利于淘汰那些就业率低、市场不需要而导致招生困难的专业，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生教 育学科结构规模调节机制。”

能不能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有助于增强学生积极性，但仍需配套措施跟进

研究生收费改革，被很多学者寄予厚望，认为其能够成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突破口，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熊丙奇就曾指出：“奖学金机制完全可以产生‘鲇鱼效应’，盘活研究生教育。”

熊丙奇认为，学校根据学生的求学情况，动态评定奖学金，能激励学生努力求学，而不是在学校里混日子，这样能形成学生强、学校更强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从学生的反馈来看，研究生收费的改革确实打破了以往“吃大锅饭”的格局。北京师范大学2011级文艺学硕士吴健表示：“这是一件好事，提高了我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多出成果，改革的结果是‘能者多得’。”

陈铭泉(化名)是同济大学2009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只获得了二等奖学金3000元，个人还需要负担其余7000元学费。入学后，他严 格要求自己，不仅专业课上表现突出，还发表了一些学术成果。二年级时，陈铭泉以优异的成绩和表现获得了一等奖学金一万元。“过去一考定终身的收费方式，确 实存在部分学生混日子的现象，也打击了那些刻苦学习学生的积极性。”陈铭泉深有感触地说。

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不仅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还激发了导师培养学生的责任感。鲍威副教授2009年的调研显示，在试点高校中，奖助力度对学生 学科成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奖助金体系对提升学生学业表现具有显著成效；研究生获得资助的力度对导师重视科研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反映了奖助体系中对导师课题经费出资责任的强化，有效地促进了导师对提高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视，激励了导师的科研指导责任。

华东师范大学韩映雄副教授2010年对参加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院校和未参加院校进行了对照研究，调查发现，培养机制改革对学生课堂参与意识、课外学习时间有显著影响，参加改革院校比未参加改革的院校研究生课堂参与意识强烈，学生课外学习时间也显著增加，对学业成绩更为重视。

不过，两位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显示，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对学生科研和学术能力的提升产生显著影响。韩映雄发现，参加改革院校与未参加改革院校在学生论文发表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鲍威也发现，收费制度的改革，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这一点，在作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别敦荣那里也得到了印证。他感觉，改革前后，研究生的学业表现和科研创新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改革，跟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的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别敦荣指出，并不能说从公 费改成收费，研究生学习表现就一定能得到改善，科研创新能力就一定能得到提高。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只是研究生培养机制综合改革的一环，要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还需要出台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培养政策。配套政策的缺失会影响改革的推进。

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在2012年发布的《关于改革我国研究生教育投入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报告》中也明确提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 革的根本点是科教结合，将研究生的培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与导师的科研课题相结合。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较高的美国和英国，给予学术型研究生的政府拨款主要整 合在其科研拨款体系中。

王蓉指出，目前推行的“全收费、全拨款、‘高而广’资助”的模式，尽管能够解决学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但并未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核心质量 问题——科教结合不足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当前，研究生教育在筛选、发掘、培养人才方面都遇到很多挑战，投入机制体制的改革，必须针对这些挑战提出整 体性的应对方案。

第二篇：大学生士兵带来鲇鱼效应

大学生士兵带来鲇鱼效应 官兵间良性竞争

‚90后‛战士值得期待——来自海军东海舰队某教导大队的新兵调查

2008年是‚90后‛成人的元年，这一年的征兵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巨变，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战士开始大规模迈入军营。日前，笔者在海军东海舰队某教导大队通过现场问答、召开座谈会、个别采访等形式，与‚90后‛新战士‚零距离‛接触，真实地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时代烙印。

162名新兵为大专以上毕业或在读学生，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38名

看着新兵花名册上长长的大学专业目录，东海舰队某教导队柯政委感到当这所‚海岛大学‛的校长名副其实：162名新兵为大专以上毕业或在读学生，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38名。专业分布包括理、工、农、医、文学、法学、艺术等学科门类，接近一半的入伍大学生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大

一、大二学生。

两年前，曾宪义所在的新兵连只有一个大学生战士，现在，作为新兵班长的他带的班就有两个大学生，这颇让他有点‚底气不足‛。教导队的数据显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新兵占总数的20%，初中学历的仅有7%。

入伍时有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

在校大学生携带教科书参军入伍是2008年教导队的一大特色，更有一些应届毕业大学生带着工作经历和技术特长入伍。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大多数的大学生战士在入伍时有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有45%的大学生战士有希望能提干考学、选

取士官的想法。在大学生就业存在一定困难的背景下，参军服役给应届大学生带来了多元化发展空间。同时，不少在读大学生希望服役期满返校享受转换专业、保研加分等政策优惠。他们告诉笔者：‚部队可以让我们锻炼提高成长，也可以给学业和就业增加经历和资本，就业市场上拥有当兵经历的学生还是很少的。‛

随着地方政府和高校对大学生应征入伍优抚措施的完善，现实的考量让这些‚90后‛大学生显出一些与年龄似乎不相称的成熟与自信。华南理工大学双学士毕业的新战士黎结华觉得‚90后‛们才艺更突出，思维习惯更加现实、更少束缚：‚90后大学生战士正在逐步登上军营舞台，他们拥有越来越开阔的眼界与经历。‛

‚班长的压力和责任更大了‛

面对‚90后‛大学生学识和思维层次的提高，新兵一连班长杨永芳说‚班长的压力和责任更大了‛。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这些新战士确实比他见多识广。新兵的竞争观念越来越强，个性特征越来越鲜明，同时自控能力和承受能力比较薄弱。要协调好班集体内个体成员的差异，要把准这些特长突出、思维活跃的‚90后‛新兵的脉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接受采访的班长都坦言‚今年新兵难带‛。

‚我们一样期望班长的谈心了解，班长与战士的交心直接关系到凝聚力、战斗力。‛新兵一连大学生战士邱觉非不赞同‚90后‛有泾渭分明的年龄界限。他运用所学的管理学知识解读说，新兵班长及时为他们解难释惑，处处以战友情、兄长爱激励着他们前行，这就是最人本的管理，‚这可能连班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说。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战士认可一线带兵人的素质和能力。

带着‚家伙‛入伍

文体特长突出，善于展示自我，是新兵班长对新战士的第一印象。新兵一连班长杨永芳告诉笔者：检查行李时他发现很多战士都是带着‚家伙‛入伍的，箱子里装着萨克斯、二胡、笛子、口琴……新兵资料里，国家二级运动员、二级裁判、全国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冠军、全国青少年书法特等奖等各类特长，让班长们颇感意外。班长曾宪义入伍时曾想成为汽车兵掌握驾驶技术，现在，他惊奇地发现连里四分之一的新战士会驾驶汽车。

据统计，教导队700多名新兵中，有170多名战士携带一门以上职业资格证件或者文体特长证书入伍。

‚特长兵‛的明显增多让军营文化活动更加精彩纷呈。二连指导员程黄华说，往年准备文艺节目需要提前筹备，现在不用愁了，有舞蹈、演唱、武术等各种文艺特长的战士很多。2008年12月28日的元旦慰问演出，新战士连夜准备了7个节目，使演出时间不得不延长。

‚‘90后’大学生战士的加入产生了一种‘鲇鱼效应’，现在似乎人人都有特长。‛一连连长曹均对比他当兵的情景说，‚我们那会儿文艺活动需要组织，有点特长的也很少主动上台。‛现在的新兵不一样了，敢表现，敢出头。前几天曹连长要统计谁的篮球打得好，呼啦一下上来20多人。

有人破纪录，有人中途晕倒

‚特长兵‛、‚技术兵‛明显增多的同时，不少新兵都在‚新兵日记‛中承认：虽然不算娇生惯养，但确实没吃过什么苦。新战士中，65%以上新兵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70%左右为2008年应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刚出校门就入营门;一半以上是独生子女，很多战士入伍前没有出过远门。家庭条件相对

更加优越，使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对军营一些公差勤务不太适应，甚至有的战士闹着想家、想爸妈。

文体活动热情积极，训练场上的表现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五连指导员田旭东说，新兵的体能素质相差极大。1000米摸底测试，有体育特长的遥遥领先破了纪录，同时却有两名战士中途晕倒。有的战士入伍前趴在电脑前游戏过度，给军姿矫正带来一定困难。二连连长钟乃荣说，‚90后‛战士的素质发展很不平衡，这需要我们带兵人发挥好引导作用，让他们把热情和精力投入到精武强能上而不仅仅是文体娱乐中。

调查显示，42%的‚90后‛战士表示‚乐观，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15%的表示‚非常乐观，军营是美好的‛。一连指导员林春风对此评价说，部队是武装集团，‚特长兵‛、‚技术兵‛都需要从普通一兵开始，他们的乐观心态决定了身处军营的姿态。

有些孩子气，但上进心非常强

‚军人在训练场上从来不打折扣。‛新兵小张来自北京，他没想到话出口没多久，自己就在俯卧撑训练中败下阵来，趴在地上低着头不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让班长哭笑不得。

新战士中，有近70%入伍前是在读学生或者毕业后在家待业，思想、经历比较单一。这些步入成人殿堂的‚90后‛战士虽然都抱着吃苦锻炼的准备来部队，也有敢于吃苦的勇气，但真正到吃苦受累的时候，其适应和调整能力却不够强，身体素质跟不上。

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士兵‛的曾宪义班长说，新战士孩子气比较重。他第一次带新兵就被一个战士‚整得不知所措‛。这个战士在队列中动作不规范，他在纠正的时候说了两句，哪知这个战士眼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说班长怎么不关心我脚踝扭伤

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曾宪义对战士的脾性摸得更准了：新战士是有些孩子气，但上进心非常强，都想实现当精兵的愿望。

一些战士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差距并在着手改变。曹连长的连队有个战士，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声向排长报告说：我训练跟不上，能不能休息时单独练一会儿?曹连长在讲评时表扬了这名主动训练的可爱战士，他相信这有利于培养新战士们爱军精武的意识。

营造一个既整齐划一又个性丰沛的环境

对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大学生新兵来说，他们有的曾多次接受学校的军训，对训练内容并不陌生，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锻炼提高。同样的训练课目，有的战士吃不饱，有的吃不消，集体生活有的适应快，有的适应较慢……这些都考验着班长、排长等一线带兵人团结、引领的素质和能力。

‚正是因为一些高素质新兵的涌入，才使得整个新兵队伍内部差距拉大。‛柯政委充分肯定了2008年的新兵质量。‚2008年新兵应届学生成为主体，他们在思想基础、认知水平和行为方式上呈现出整体性和较强的可塑性。虽然还带着稚嫩气息，适应较慢，但综合素质毫无疑问是提高了。‛

柯政委告诉笔者，2008年新战士刚来部队就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也有更加端正的入伍动机。新训阶段作为军旅第一站，教导队正在努力营造一个既整齐划一又个性丰沛的环境，给予‚90后‛战士更多的宽容，容忍他们的弱点，发扬他们的优点，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军人。柯政委认为：‚‘90后’战士值得期待。‛

作者：陆文强、陈顺亲来源：中国青年报

第三篇：班级管理中的“鲇鱼效应”

班级管理中的“鲇鱼效应”

河北省迁安市大崔庄镇上金山院小学 时红军 杜丽华 曾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过去挪威人出海捕沙丁鱼，当他们回到港口，往往鱼死满舱而引起鱼价大跌。于是一些聪明的渔民想出一个方法：在鱼舱里放进几条鲇鱼，鲇鱼生性好动，四处乱游，大量的沙丁鱼因见到几个“异己活跃分子”，便也加速游动，增强了机体的活动量，存活几率大大增加。这种利用鲇鱼以增大沙丁鱼活动频率、激发其活力、使其保活期得以延续的现象，被称为“鲇鱼效应”。

如果把一个班级的学生比做沙丁鱼，那么，同龄同趣、能力相差无几的一群学生在一起，只会使他们之间“相安无事”，缺乏竞争，整个班级死气沉沉，缺乏朝气和活力。只有在班级这个“船舱”中放进几条生机勃勃的“鲇鱼”，才能打破沉闷，起到一潮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为班级建设开创新局面。

这里的“鲇鱼”，指的就是对某一项或某几项活动有着强烈兴趣且思想进步、思维活跃、能力较强、学习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当然也包括起率先垂范的教师。班里的“鲇鱼”们出类拔萃的成绩，相对较广泛的兴趣爱好，较宽阔的视野，以及他们受到学校及老师的表扬和奖励等，都会在班级引起强烈反响，使大家产生必要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从而激发自尊心、自信心和上进心，进而产生强烈的竞争意识。除此之外，教师的以身作则也会引起学生的尊敬与模仿。在教育教学中“鲇鱼效应”给了我重要的启示。下面谈谈我的一些做法和感受。

一、榜样激励

榜样激励就是利用模范人物的优秀思想和良好行为来教育学生，使学生通过感染来接受榜样人物典型事迹的影响，从而自觉地模仿榜样人物的样板行为，以形成良好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的一种教育方法。古人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说的就是榜样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人总是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以确立自己的价值，这种内驱力使人们自觉地向已获得广泛认可的 “榜样”靠近。榜样不仅影响他们的思想认识，具体告诉他们应如何去做，而且熏陶他们的情感，从内心产生巨大的力量，推动他们下决心去做，促使他们形成优秀的品质。在班级管理中，恰当地树立榜样，可以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榜样对学生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可以使学生改变认识，提高自我评价的能力。在班级管理中，给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让班上学习成绩优秀、品德良好的学生，介绍学习经验；让每一个学生在我们班或我们的周围，找一个学习或奋斗的目标，确立自己努力的方向，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是有可塑性的，看到同学比自己好，会奋起直追。我班有几个男生刚上五年级时，作业书写非常不认真，于是我每天表扬那些作业认真的同学，并把这些字迹工整清楚的作业贴在墙上让同学们欣赏，还用一种鼓励的语言提示其他同学：“只要你们努力，信你们一定也能写好”一周下来，班里的作业情况就大为好转，就连写字最潦草的同学也能写出较为公正的作业了，同时，他也成为作业进步最大标兵，同学们学习的新榜样。所以，恰如其分地宣传公众性的、校内的、班内的先进人物及先进思想、先进事迹，对加强学生思想工作能取得行之有效的激励作用。

二、责任激励。

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让团体成员以不同的形式参与集体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对于提高他们的责任感、改善心理氛围，密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提高学生和工作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这些成员在班级管理中主要指班委干部。他的产生由原来的“点兵点将”和“毛遂自荐”到现在的“班干部轮流制”，后者就是责任激励的一个具体表现，它是在责任不变的前提下，经常更换责任人，给每一个学生一个展示的机会，找到自己的特长，树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如有一个学生课上不会听讲，课下打架斗殴，因此同学们都对他有偏见，不愿和他一起学习玩耍。通过“班干部轮流制”的开展，使他改头换面。他看到班里的其他临时班干部们，把班级体育活动组织得丰富多彩，于是他为了做好班干部，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不断地完善自己，终于在他任期内伴我班班级带得有声有色，学习纪律都有很大进步，令同学们刮目相看刮目相看。责任激励使班级形成了一种既富挑战性，又有一定群体压力的情景和氛围，打破了原先班级中一成不变的沉闷现象，激发了同学的士气和活力，强化了责任意识。它带来的是无尽的锐气、朝气，是必胜的信念，是永无止境的力量源泉。

三、荣誉激励。

荣誉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追求目标。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自古人们就把“知荣辱”视为高于物质需求之上的精神需求。人同此心，心存此理，教育学生时，荣誉激励是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少年儿童缺乏韧劲儿，有了进步不及时鼓励，就很难坚持下去，这就要求采用荣誉激励，只要发现学生微小的闪光点，就及时进行鼓励、表扬。这样他所发的光环越照越大，使学生把一时的进步变为永恒的进步。巧给学生封“雅号”就是荣誉激励措施的一个事例。因为给学生封“雅号”是老师对学生个性才能的一种肯定和褒扬，是开发学生潜能的具体表现，例如：各项校内外活动、竞赛及日常行为中，把画画好的同学封为“神笔小画家”；把唱歌好同学称为“金嗓子；称精通国内外大事实事的同学为“小灵通”，称课外知识渊博的同学为“小博士”，称经常助人为乐的同学为“活雷锋”；经常为班级建设出谋划策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同学奉为“智囊”等等。这样一个个小小的“雅号”既是学生进取的动力和压力，又激发学生珍惜“荣誉”，带来“一花引来百花开”的良好教育效果，并号召全体同学锲而不舍地努力，在将来的生活中将“雅号”变为现实。荣誉激励为学生提供了发现、巩固、发展自我之长，对比、寻找、克服自我之短的成长机会，学生在优秀学员的激励下，加速了自我完善的过程。

四、爱心激励。

著名教育家夏丐尊先生在《爱的教育》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教育中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情爱，就成为无水之地，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这也就是说，老师的爱心是教书育人的根本点和出发点“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作为一名学生也会从老师的行为中感到教师那颗慈母般的心，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这样，他们的道德行为在老师的爱心激励下更加规范。班主任对学生的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它不仅是语言，更是行动，在与学生交往的细微之中，处处可见班主任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与体贴：它是在学生没吃早饭时的一块面包；它是学生伤心时的一块纸巾和一句暖人心田的话语；它是学生成功时的一句真心祝福；它是学生迷失方向时的一盏指路明灯；它是学生一蹶不振时的一剂良药；它是学生骄傲自满时的一杯清脑茶……这些都可以让学生将老师的爱心变为他前进的动力，是“一曝十寒”所难以凑效的。这就是教师对学生爱的激励，她将颗颗充溢着爱的种子植入学生的心灵深处，再用爱凝成营养丰富的水肥，用心浇灌，颗颗爱心之种必将在片片沃土中生根发芽，形成生机勃勃的无限葱笼。

五、目标激励

目标对人的行为有导向和激励的功能。目标之所以能引起人的积极活动动机，除了人对其产生的需要外，主要因为它对人具有吸引力并产生积极的情感。目标的吸引力越大，其导致的动机越强。理想信念是人的行为最有力、最复杂和最高的动机。世界观、价值观决定人的动机和行为水平。一个班级制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就如同黑夜里有了光明，为集体前进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目标使每个学生的学习生活有了切实可行的标准，并在行为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实现目标的兴趣，不断反馈信息，调节、矫正自己的行为，保持良好的情绪，向个体目标奋进，从而推动整个班集体前进。因此，在班级管理中，为学生设定的目标越是切近学生的实际，越是符合学生的目前需要，就越能激发起学生的进取心和积极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应区别对待：对于基础较差的同学，应帮助他们建立正确、适当的切实可行的目标，就是我们常说的“跳一跳摘到桃子”，让他们在不断实现目标的心理优势下，继续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对比较优秀的学生，要帮助他们建立较高的、长远的目标，并他们为实现目标创造环境、提供条件。当目标一旦确定，就要定期对目标实施和完成的情况进行考核，督促学生顺利实现预定的目标。

“鲇鱼效应”在班级管理中的运用远不止这些，方法还很多，有待于我们班级工作者去不断探索研究。但不管使用哪一种激励措施，我们都要把激励措施作为一种手段来发展学生的能力，使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使我们的学生——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具有活泼向上、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鲇鱼带活了沙丁鱼，而“活跃分子”带活了班集体。而作为班级管理者的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向班集体中放入充满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鲇鱼”，建立起永远充斥着新鲜血液的积极向上的班集体，为祖国培育出合格创新人才。

第四篇：个人所得税改革效应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产生的作用，即减轻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降低基尼系数。并通过经济学原理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将使中等收入阶层收益最大，而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的结论。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标准 消费理论 改革效应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也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逐步成为各地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国家征得的75%的个人所得税却来自中低收入者，这显然与当初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国酝酿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延续了20多年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尽管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会造成短期内的个税减收，但从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仍是我国税收增长潜力最大的税种之一。再者，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将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形成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体现了国家积极鼓励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向。同时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加大了税收的征收力度。本次调整个人所得税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的作用。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 本次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将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为1600元，翻了一番，不是立足于调节收入差距，而是立足于给工薪阶层减轻税收负担，增加消费。按有关部门的计算，我国城市居民年消费支出月为1143元，将扣除费用确定为1600元，使中低收入者保证基本支出得到满足后略有结余，这是顺应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费用支出加大的合理调整。而在此之前，工薪阶层在基本生活需要未得到满足前就需缴纳所得税，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发展经济目的“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这一宗旨的。本次个税改革的取向在于减税，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将减轻，甚至根本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据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1737.05亿元，其中65%来自于工薪阶层。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至1600元后，有人估算，财政可能因此减少280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每年可减少280亿元的纳税负担，也就意味工薪阶层增加可支配收入280亿元。根据税收乘数原理，280亿元的减税可形成社会需求1120亿元。据国家税务总局预测：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全国个人所得税的减收部分占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05亿元的16%左右。

（二）加大了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目前所得税种中最能体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种。在降低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争取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所得税在调整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在征管方面研究新措施、引进新手段，是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关键。[!--empirenews.page--]本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提出了对富人进行重点征管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提出了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将以前的单项申报改为双项申报，即将原来由纳税人所在单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改为高收入者的工作单位和其本人都要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否则视为违法。条例规定，扣缴义务人都必须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这就形成了对高收入者双重申报、交叉稽核的监管制度，有利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实施条例中，高收入者也有了明确的定义：“年收入超过12万元以上的个人”。

（三）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国统一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如果对高收入地区实行高费用扣除标准，低收入地区实行低费用扣除标准，反而将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这将与个税本来的调节意义背道而驰。目前，各地实行统一的纳税标准，对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将产生很大益处，西部相当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将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该地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将会减轻，有利于鼓励消费，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在所有税种里最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收入进行二次平衡。富人和穷人是财富分配链中的两端，要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从富人那里分割一定的财富，用来补贴穷人。而在我国近十多年来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达到0.45，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0.4，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凸显与个人所得税制度失效是因果相生的。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二八定律”。而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占收入或消费总额的50%，但是，这20%的富人，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竟然只有10%。这充分说明，个税不但没有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调节”，相反，这种财富的二次分配还处于一种“倒流”状态中。长期“倒流”下，只能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社会贫富差距仍将继续加大。有人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只有通过政府的税收强制手段才是完成“调节”的最有效方式。对比中国这样的“制度失效”，新加坡的个税政策无疑可以借鉴。新加坡总理发布税务报告称，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数的93%，意即：个税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担。新加坡政府另外对市民有各种补贴，其中占人口80%的市民，其补贴和交税平衡后，都有净入账；只有那20%的富人是净出账，2003年富人的平均净出账是4.3万新币。富人承担几乎全部的个人所得税义务，政府收缴上来以后通过补贴等方式实现对穷人的再分配；富人在纳税活动中付出义务，穷人从纳税活动中获得好处——这才是一个正常有效的个税“调节”状态。中国公众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个税制度的归位中。税收制度对广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对降低基尼系数有明显的作用。[!--empirenews.page--]

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个人收入增加产生的效应

（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减收也就意味着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即期可实现的购买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消费需求的大小和强弱。宏观经济学中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第三阶段的霍尔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大量的假说。这些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1.消费理论（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消费是“完全可逆”的，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2）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即每个人都将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消费不是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3）弗里得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得曼将个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弗里得曼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的是他们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为短期可支配收入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经常变动，人们消费与短期经常变动的收入没有稳定函数关系。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的。（4）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上述消费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尤其是稳定收入的确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而本次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正是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稳定而持久的收入。2.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分析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将不断上升，预计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险、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消费的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某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全国约有2.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有所增加，消费开支绝对量也会增长，同时投资类消费比重也将随之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empirenews.page--]

三、结束语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大幅提高800元，与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富民强的发展经济的宗旨。这次个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了个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了基尼系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个税这次改革产生的良好效果，对国民经济发展必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五篇：个人所得税改革减税效应评估

个人所得税改革减税效应评估

——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

第七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词所言，个人所得税负担降低了，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此次改革更重视让普通劳动者受益，亮点纷呈。按照税务总局的总结，一是调整了税制，与国际接轨，由分类制到实行分类制和综合制相结合的税制。二是首次针对民生领域设立六项专项附加扣除的税前扣除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税制的公平性。三是优化了税率结构，大幅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四是提高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五是增设了反避税条款，有利于为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六是健全了征收管理制度，对综合所得实行“预扣预缴+汇算清缴”按年计税的征管模式。本文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税效应作如下分析。

一、减税统计分析

（一）工资薪金所得总体减税情况

如表1，工资薪金所得总体减税金额37210.85万元，减税幅度达69.05%。其中影响减税的因素主要有减除费用提高、级距效应、专项附加扣除和累计预扣法。

表1：工资薪金所得总体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户/人/万元

扣缴单位户数

纳税申报人数

税改前应纳税额

税改后应纳税额

减税金额

减税幅度

其中：减除费用提高效应减税金额

级距效应减税金额

专项附加扣除

累计预扣减税影响

19225

325444

53900.88

16690.03

37210.85

69.04%

15544.58

10195.36

3126.70

8344.20

（二）专项附加扣除减税情况

结合表1和表2，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达3126.7万元，可推知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总体减税贡献度为8.4%。从单项扣除项目来看，表3表明，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和住房贷款扣除人数占了绝大部分。结合年龄区间统计情况来看，从表4可以清晰的看出，30岁到50岁之间的年龄段，减税幅度相对更大，这是符合中年群体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房贷的生活支出结构的，同时也从统计结果上反证了个税改革减税的针对性极强。

表2：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总体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万元

不计专项附加扣除应纳税额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后应纳税额

减税金额

减税幅度

22930.12

19803.42

3126.70

13.64%

表3：分项享受政策人数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人

合计

子女教育

支出

大病医疗

支出

赡养老人

支出

住房租金

支出

住房贷款利息

支出

继续教育

支出

48754

25577

402

28944

2868

20548

3441

表4：专项附加扣除分年龄段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万元

年龄区间

不计专项附加扣除应纳税额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后应纳税额

减税幅度

21-30

2744.05

2492.76

9.16%

31-40

8744.06

7176.85

17.92%

41-50

7246.16

6221.72

14.14%

51-60

3666.07

3388.76

7.56%

（三）分行业统计工资薪金所得减税情况

从表5分行业来看，房地产和金融业等高收入行业减税幅度相对较低，分别为57.4%和67.3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收入相对较低行业减税幅度相对较高，分别达82.09%和80.86%，这也与此次个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的初衷呈正相关。

表5：分行业工资薪金所得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户/人/万元

分行业

扣缴单位户数

纳税申报人数

税改前应纳税额

税改后应纳税额

减税金额

减税幅度

合计

19225

325444

53900.88

16690.03

37210.85

69.04%

一、第一产业

676

4349

582.45

232.56

349.89

60.07%

二、第二产业

3854

116400

16145.42

5273.47

10871.95

67.34%

制造业

2165

80109

8525.11

2877.87

5647.24

66.24%

建筑业

1661

35420

7336.43

2325.10

5011.33

68.31%

三、第三产业

14732

206971

37173.01

11183.99

25989.01

69.91%

其中：金融业

1759

2040.60

665.44

1375.16

67.39%

房地产业

884

20190

5710.30

2432.70

3277.60

57.4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19

40.30

7.22

33.08

82.0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20

5403

375.46

71.88

303.58

80.86%

（四）分年龄段统计工资薪金所得减税情况

一般而言，年轻人收入相对较低，中年人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和住房等生活负担相对较高，从表6可以看到，减税幅度随年龄段的增长而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样很好的从量能负担的角度，体现了针对性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必要的生活支出逐步减少，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体现了税收的公平性，也体现了不同年龄阶段承担了不同的家庭和社会责任。

表6：分年龄段工资薪金所得减税统计

统计期：2019-01至2019-12

单位：户/人/万元

年龄段

扣缴单位户数

纳税申报人数

税改前应纳税额

税改后应纳税额

减税金额

减税幅度

合计

19225

325444

53900.88

16690.03

37210.85

69.04%

21-30

14228

97760

7633.16

1835.37

5797.79

75.96%

31-40

15705

80484

19995.88

5793.89

14201.99

71.02%

41-50

13295

77113

16088.04

5265.99

10822.05

67.27%

51-60

8633

42979

8785.24

3209.27

5575.97

63.47%

其他

5803

27108

1398.55

585.50

813.05

58.14%

（以上统计数据均来源于ITS系统2019预缴数据）

二、改革红利凸显意义重大

当前，适逢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新冠病毒”肆虐等不利因素多重叠加，而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收官的时间档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屡提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个税改革对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据国家统计年鉴，近年来，在我国居民个人总收入中，劳动性收入达56%，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纳税总额中约有65%来源于劳动性收入；另据《中国税务年鉴》，2017以年我国来自四项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共计8603亿元，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71.93％，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对劳动性收入分配进行调整，必然会对国民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此次个税改革通过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新设专项附加扣除和调整中低档税率结构，针对性的降低以劳动收入为主的、基本生活支出占比较大的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对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积极作用。西南财经大学专家首次利用基尼系数分解各项收入并衡量其基尼弹性系数的变化，研究认为在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劳动性收入受益极为明显，经估算，改革后的劳动性收入税负率只有0.127%，对比改革前估算的劳动性收入个人所得税税负率1.729%显著下降，促进了税收公平。

（二）有利于促进消费

此次个税改革减税效应明显，且更具有针对性，较大程度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显得意义非常重要。在当前国内外需求疲软的环境下，依托偌大的内陆市场扩大内需是不二选择。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低收入人群对必须消费品和一部分可选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均比高收入阶层要高。因此扩大内需不仅要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本次个税改革总体上有针对性的切实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增强了消费能力。从上述统计数据可知，全年工资薪金所得减税直接为成都市郫都区居民增加到手收入37210.85万元，这是看得见的改革红利，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提高其对必须消费品的消费能力，有助于企业降低用工成本，将资金用于缩减债务或扩大投资，有助于促进流动性活跃市场，有助于疫情结束后点燃居民的消费热情，更显其意义非凡。

（三）创新推出专附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制度，用财政部长刘昆的话来说，是这次改革的最大亮点，对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促进居民消费、改善民生和提升民众获得感等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专项附加扣除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纳税人会主动关注自己的扣除情况，可以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收参与度。与单纯的提高“起征点”相比，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纳税人的重要生活支出差异，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纳税人之间的实际税负不均衡状况。专项附加扣除六项内容，项项事关民生，直击“痛点”，助力社保制度，为百姓生活提供多一层保障。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总体上很好的体现了“公平合理、简便易行、切实减负、改善民生”的原则。

（四）提升了民众获得感

从微观层面的民众主观感受来说，个税改革减税红利释放明显，大大提高了民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我们在郫都区通过随机抽样方式做了一次个人所得税改革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涵盖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调查情况总体呈现“两高”，一是政策关注度高。由于前期宣传到位，此次个税改革的各项政策关注度最高达99%，尤其广受关注的是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而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中最受关注的又是子女教育、赡养父母和住房贷款利息。二是政策满意度高。总体上，月收入35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群体满意度和获得感相对更强，满意度达94%。这与改革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和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有很大关系。在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中，满意度、关注度和覆盖度（按实际享受扣除计）前三名都是子女教育、赡养父母和住房贷款利息（图），这与发生频率和扣除限制条件有关。

图：专项附加扣除“三度”调查统计

（五）对地方财政影响小

需要予以说明的是，目前郫都区个人所得税收入来源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虽然郫都区全年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减税金额达37210.85万元，直接减少郫都区地方财政收入9674.82万元，但是个人所得税减税对郫都区地方财政总体影响并不大。郫都区2019年全年税收收入811647万元，归属于郫都区区级收入366316万元，减税金额占比仅2.64%。

三、政策建议

（一）以服务社会民生为着眼点优化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作为一项全新的政策，专项附加扣除虽说是此次改革最大的亮点，却也是最大的难点。由于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局限，政策推行之初，在一些方面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实属在所难免。比如，当前政策规定了只有年满3岁的子女教育支出才可以税前扣除，但实际上就目前我国普遍的情形来看，3岁以前的抚养和早期教育支出金额是非常庞大的，政策并没有将这一部分考虑进来。另外当前政策的扣除标准主要是定额或者定额内据实扣除，这主要是出于目前的征管条件和征管成本考虑，而采取的简化办法，但客观上却忽略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与税收量能负担原则不相符合。同时当前政策对扣除主体的规定，基本上是以纳税人本人为主，而现实中却大量存在纳税人一方赡养双方父母等千差万别的情形。为了更加突出发挥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服务经济社会和民生的功能，我们建议，在后续的改革中，一是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扣除项目。如增加3岁以下婴幼儿抚养和早期教育支出扣除项目，有利于鼓励二胎，提高生育率，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二是优化扣除标准机制设计。在条件成熟后，研究将决定扣除标准的权限下放给各省市，各省市根据实际情况形成差异化扣除标准；各地可根据CPI的变化，动态调整可浮动的扣除标准；提高继续教育支出扣除标准，建议允许以应纳税额为限据实扣除，有利于鼓励人才更新知识提高技能，服务国家人才战略计划。三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扣除制度。可首先考虑将赡养老人的扣除范围扩大到夫妻双方的父母，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和实际。

（二）以组织收入为着重点加强高收入群体税收征管

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个人财富迅速增长，高收入、高净值群体数量不断增加，收入持续攀高，据《2019胡润财富报告》，全国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494万户，这些家庭总财富达128万亿，是GDP的1.3倍。高收入人群呈现规模不断扩大、频繁跨地域（国界）流动的趋势，其收入呈现多元化、情况复杂、隐蔽性强和税负相对偏低等四大特点。多年来，全球很多国家都有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的意向。对我国而言，规范高收入人群税收征管也是大势所趋，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消费，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一是注重激励，提高纳税遵从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纳税宣传和辅导。提高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意识。二是加强监管，严格税源监控。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大数据库，搭建跨部门税收综合治理平台，尽快按照新税法要求落实股权转让税收前置安排，限制现金交易，大力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源监控。完善税收举报制度，降低举报成本，提高举报奖励，强化纳税社会监督。三是规范程序，强化后续管理。个人所得税的各项税收优惠基本上都是备案制，对高收入人群的股权激励、投资基金和天使投资等税收优惠事项，加强后续管理，对于不符合优惠条件的，及时纠正，依法处理。四是跨国监控，打击国际避税。完善离境前税收清算制度，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验，落实高收入人群国际税源监控，防止其向境外转移财富，侵蚀我国税基。

（三）以提高征管能力为着力点推进自然人税收征管现代化

作为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重要一环，个税改革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本次个税改革实质上是税制模式的改革，是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制度的重构，必将倒逼我国税收征管能力长期、实质性的改变和提升，实现自然人税收征管现代化。一是转变观念，深入推进面向自然人的征管机制改革。要优化纳税服务，推进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要强化后续管理，提升税收征管效能；要优化税收执法方式，重视纳税人的办税体验，把预防舆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还要加快税收信息化、数字化步伐，加强大数据应用，探索区块链技术，努力构建新型税收征管体系。二是按照体制改革要求全力落实现代化税收共治模式。健全自然人涉税信息共享机制，鼓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规范发展，健全跨部门信用联合激励和惩戒机制，发挥社会综合治理的效能。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队伍税收治理能力。坚持党对税收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税务干部的政治思想学习和业务技能培训，使其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牢固树立税收法治思维。建立一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匹配的、高素质专业化的税务队伍。

参考文献

[1]刘蓉,林志建.个人所得税新政对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J].财政研究，2019,(4):63-74.[2]阚道远,王明世.推进新时代税收治理现代化[N].经济日报,2020-01-21(11).[3]段炳德.我国高收入群体税负现状与存在的问题[J].发展研究2016,(4):54-58.[4]王秀燕,董长瑞,靳卫东.个人所得税改革与居民消费:基于准实验研究[J].管理评论,2019,(2):36-48.[5]李荣荣.个人所得税家庭支出专项扣除项目研究——以教育费用支出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