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到“民工荒 等系列文章范文

第一篇：“民工潮”到“民工荒 等系列文章范文

“民工潮”到“民工荒 等系列文章

点击:1117 发布日期：2004-9-9 22:32:13 联系信箱： mail@qzyz.com content：

“民工潮”到“民工荒”，说明了什么

●记者 项开来（新华网 20040906）

自１９８９年第一次民工潮的出现，２０多年来，民工潮已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常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民工潮折射出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的社会流动轨迹，折射出传统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迈进的历程。但从２００３年起，一种被媒体称之为民工荒的现象却开始在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进入２００４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蔓延，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同叫缺工。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进入下半年，在一些一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江西、湖南等地都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由民工潮而民工荒，在这一重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一转变说明了什么？

无论是民工潮还是民工荒，都是劳动力资源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的背后，既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也有社会规律在起作用。农民工现象是中国工业化的产物，大量进城农民工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而且，不断升级的工业化需要有着更高技术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队伍。但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农民工和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间有着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２０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农民工始终无法转化为产业工人。一方面，工业化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但另一方面，体制障碍却让农民工无法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民工荒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的农民工体制问题。

４０岁现象与农民工体制

什么叫农民工，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按这个定义，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在２亿人以上，但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是指他们中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那部分，２００３年这个数字大约在９９００万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分析认为，农民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以青壮年人口为主。在全国的抽样调查，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３８．３８岁，在农民工群体中，４０岁以下的占６０％。

二是男性多于女性。

三是文化程度较高。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水平，与全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相比，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出。

四是拥有一定的经验和阅历。

由此可见，农民工是农村人口中各方面条件较好的群体，是农业人口中的精英。但就是这些精英，在城市打工就业却遭遇到了不公平、公正的待遇。和城里的正式工人相比，他们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他们获得的收入远比后者低，更不能享受城镇低保以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记者在东南沿海地区调查了解到，当地农民工的工资一般在６００－８００元／月，每天工作时间都在１０小时以上，基本没有节假日。可以说，他们的报酬极其低下，与其劳动价值严重不相对等。

农民工群体中４０岁以上十分少见，我们称之为４０岁现象。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善浪就指出，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是以最廉价的代价得到了农业人口中的最优秀群体，而当他们到了４０岁左右时，体能、脑力均出现下降，他们又被无情地推回农村，４０岁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这种掠夺性的使用不仅是对农民工个人的透支，也是对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透支，其中的欠帐要在未来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用之而不养之，使农村无法成为普通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另外，经过２０多年的流动，目前每年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数量已趋于稳定，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无限供给。

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应该看到，减少农民，让进城的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是中国走上富强的必由之路。但现有的制度设置和社会结构格局却使农民无法直接变成工人，干的是工人的活，但却不是工人，农民工只能是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农民工的称呼正反映出了这种过渡性。

农民工职业身份状态的过渡性，决定了它的存在是个阶段性现象，民工荒的出现，正说明这个过渡性走到了临界点。

农民工体制是新二元社会结构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城乡差别明显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结构正逐渐弱化。但随着经济发达城镇吸附越来越多的外来劳动力，一些城镇外来务工者数量已超过本地人口，但两者之间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差别明显，逐渐形成截然分明的两大社会群体。专家认为，这种新二元社会结构就是农民工体制，这是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在非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以农民为主的务工者到沿海寻找就业机会。东莞市户籍人口仅有１５３万，但外来务工者超过６００万人，深圳市外来务工者超过８００万人。专家估算，仅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外来务工者的数量就超过４０００万人，比福建或浙江一个省的人口还要多。这些外来务工者，主要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城镇。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最大特征是以城乡为界，差别明显。新二元社会结构下，外来务工者和本地居民处于混居状态，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反差明显：

一是外来务工者群体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甚至和社会离心倾向明显。记者在调查时发现，除了厦门、宁波等少数城市在探索让外来务工者参与社区民主管理外，这一群体在异地很少能够谈得上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民主生活。公安等部门对这一群体的管理还是停留在不出事就行。许多外来务工者告诉记者，他们最难忍受的还有当地社会看不起他们。

外来务工者这一群体出于自我保护和精神安慰的需要，往往采取聚集居住、打工的方式，如四川万县仅在深圳龙岗区打工的就有几十万人。重庆开县在晋江市打工的有９万多人，其中又有６万多人集中在陈埭镇。在义乌苏溪镇蒋宅村居住的安徽定远县人就有５０００多人，他们除了工作关系外，很少和当地人来往。

二、经济地位低下，成为沿海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外来务工者的工资收入呈现下降趋势。民工荒后人民才惊奇地发现，在各地ＧＤＰ快速增长的同时，民工工资却１０年不变。在沿海一些地方，还在事实上形成用工上的新双轨制，深圳市雇佣一名外来工的月薪平均６００元，而雇佣同一工种的本地工人，月工资要在２０００元左右。

此外，这些外来务工者群体并没有被纳入地方上的三条保障线内。也有一些地方想在外来务工者中推行社会养老保险，但有关部门以影响地方投资环境为由坚决反对。

新二元社会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郑东亮、戴平等专家认为，至十五末，我国农村新产生的劳动力保守估计是３.９亿人，这些人的一部分将进入城镇务工，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保障和精神保障，加上收入趋低，这些外来务工者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这就难分离出一批技术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而随着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的转移，我国需要一批成熟的技术工人，这仅靠城镇居民是远远不够的。

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难在何处

民工荒最深刻的警示是：不可能依靠农民工来长久支撑中国的工业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产业工人队伍，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是一句空话。由农民工变成工人，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要求。但在今天，现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结构格局迫使农民无法直接变成工人，而只能进入农民工这种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虽然进城进厂，但在社会认知中却仍是农民，与城镇正式工人比，他们的工作累、重，但收入却悬殊甚远，还不能享受城镇低保以及其它社会保障，普遍没有医疗及养老保险，工作在城市却无法生活在城市。

阻碍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有几大因素：

制度机制：农民工本身是个制度产物，农民当了工人，还不算真正的工人，只能是农民工，这是现行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造成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职工的各种政策待遇，在制度上阻碍着农民工向城镇工人流动。

年龄和性别机制：年龄和性别一直左右着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如果年轻时不能改善其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脑力的衰退，他们又被推到农村。而女性农民工受婚姻关系的影响，会更早的离开城市，重回农村。企业对农民工的年龄都有一定的限制，一位私企老板告诉记者，４０岁以下的农民工一般不会考虑，当他们由年轻变老时，企业会以各种理由辞退他们。另外，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的身体快速衰退，到了一定年龄他们会因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劳动而主动选择离开。

经济机制：以现有的农民工工资水平，节衣缩食有所节余，但无法支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福利待遇上有巨大差别，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子女上学还要交高额赞助费。以一对夫妻两人均进城打工为例，月收入大约在１６００元，但考虑到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他们仍无法像城里人一样在城市中生活下去。

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类非公有制企业已成为当地吸收就业的主要力量，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雇用的是农民工，农民工事实上成为当地工人队伍中的主体。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民工，各类企业需要农民工，廉价劳动力也被视为一个地方的发展优势；但另一方面，城市又不让他们住下去，政府也不对他们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这不能不是一种矛盾。

廉价劳动力支撑不起中国制造

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所谓的民工荒是个伪命题，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在福建、广东等一些缺工严重的地区，当地的地方官员也极力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并不缺工，我们缺少的是技术工，普遍劳工仍是供过于求。

据报道，广东劳动力市场仍是供大于求，就业难与个别企业招工难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时并存。记者在福建沿海一些地方采访时，当地的官员也认为，缺工是结构性的，而且只是那些管理不规范、不善待民工的小企业。记者调查也发现，当地企业确实普遍存在技术工短缺的问题，招技术工远比招普通工难。同时，一些条件好、管理规范的企业还是门庭若市，吸引了大批求职的农民工，并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但现实的情况却是，管理不规范、劳动条件差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而它们恰恰是最大的用工者。以其提供的低廉的劳动待遇、恶劣的劳动环境，根本无法留住有一定技能的熟练技工。即使有再多的技工，这些企业也无法吸引到他们。

中国经济尽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缺少熟练技术工人。与国际上制造业大国相比，中国的工人技术构成非常低；在一些制造业大国，高级工人占３０－３５％，中级工人占５０％，初级工人只占１５－２０％。而在中国，高级工人只占５％，中级工人占３０－３５％，初级工人所占比例高达６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改革开放已进行了２０多年，沿海一些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但为什么还会出现技术工人的大量短缺，这本身就是农民工体制派生出的一个问题。我国现在的农民工体制既不能激励农民工学习技能，又不能促使企业重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企业方面，最大程度压低用于农民工身上的各种支出，以控制成本，提高效益，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提高的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低水平的劳动。在政府方面，缺少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机制，一些政府甚至还通过收暂住费等各种费用，从农民工身上获得利益。大量年轻的农民工，在被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后，在４０岁左右，又被迫回到农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张丽宾认为，出现民工荒的沿海发达地区，实际上陷入了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其实，这是目前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过分倚重廉价劳动力，而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少有作为。企业发展需要技术工，需要工人，但大量的农民工却无法变成真正的工人，所以技工荒也就顺理成章。技工荒其实是民工荒的另一面，技工荒掩盖不了民工荒的现实。

民工荒的出现，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体制问题。日益提升的工业化进程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但现有的农民工体制却制约了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这一矛盾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矛盾?民工荒的暴发表明这一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了的地步。解决民工荒可以有许多权宜之计，但从根本来说，就是让农民工进城，真正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虽然这一过程极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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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民工荒”折射中国经济四大变化

新华网广州９月８日电（记者蔡国兆、车晓蕙、赵东辉）

“珠水流金镕日月，客囊万千下广东”，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千上万外来民工南下广东。今年夏天珠三角令人意外地出现了大面积用工短缺。深圳市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秋声说，人不知到哪里去了，几乎每个台资厂都在喊缺工，普遍缺工在３０％至４０％左右，一些企业生产线开工不足，订单也不敢接了。

记者近日走访珠三角部分城市发现，此次“民工荒”反映和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一些深刻的变化。

“跑远不如就近”——全方位开发和区域经济的崛起

“由于在家乡也能找到工作，现在很多民工不愿来广东。”今年以来，东莞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宁康多次随政府赴内地招工，但每次招到的工人都比预料的要少得多。

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东部发达地区企业、资本西进渐成气候，长三角、环渤海、泛珠三角经济圈初步形成，珠三角首次大面积用工短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各地对产业工人需求猛增，广东从吸纳全国劳动力的“就业洼地”变成了“平地”。

过去湖北、安徽、江西到广东打工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去长三角的人数，现在已经基本持平。据有关部门统计，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东莞市职介中心每年发布到外省招工的信息约２万人，实际到劳动部门安置的约１万人。而自２０００年开始这一数字逐渐减少，２００２年发布招工信息约４万人，实际到位仅８０００人。

与此同时，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潮使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加快发展，就业机会增多，不少农民工认为在薪金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原地就业既熟悉当地情况、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又可节省外出打工的出行成本，于是“跑远不如就近”成为许多民工的共识。以广东省内的劳务输出大市河源为例，近年来吸引外资持续增长，工业发展迅速，今年春节后举行招聘会就有５６００多名当地青年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今年初广州一家劳务中介公司锡安广场赴湖北招工，只招到了需求量的２０％。

“工人挑老板”——第二代民工登上经济舞台

“上个星期，我去东城镇的一家电子厂工作。那个企业地方偏，车间乱，每月薪水只有５００元左右。”２２岁的丁玉珍，在东莞市高埗镇劳动力市场已经找了３次工作，但她嫌介绍的企业不好，这次还是只做了一天就走掉了。

而在这个市的塘厦镇，一家名为“鸿利”的手袋厂由于待遇比较低，不断有工人辞职。企业用工最多时曾经达到２００多人，但现在只剩下７０多人。由于招不到人，这家工厂不敢再接大的订单。这种“工人挑老板”的现象，近年来在珠三角频繁出现。一些企业主开始抱怨：现在的打工者不像以前那样吃苦耐劳了。

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认为，中国的第二代民工正在形成并登上经济舞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长，提高了人口的素质。区别于普遍文化水准不高、“有工就打”的第一代民工，第二代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保护、自我价值承认意识不断加强，对一些企业的侵权行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目前珠三角地区大量的打工者年龄在１８岁至２５岁之间、普遍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这是第二代民工。他们在寻找工作上有三个明显的特点：敢于挑肥拣瘦；敢于频繁跳槽；敢于为待遇同企业主“叫板”。

低劳动成本不再成为主要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

面对大面积的用工短缺，上月底广东省职介中心对佛山、中山、深圳等地的３０６家进行调查。其中有１２８家企业反映有技工缺口，缺口数为１.８万人；有１６６家企业反映招用普通工比较困难，需求总数为８.７万人。招用普通操作工比较难的工种主要集中在制衣、制鞋、电子、玩具、家具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技工主要缺高级工以上的模具、数控机床、汽车涂装、电子测试等技术人才。

广州市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宝颖说，现在劳动力市场呈“哑铃型”缺工的特点：即两头需求大，中间基本饱和。一方面，有一定经验的高级技术工人缺乏，很多企业开出了较高的工酬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大量手工操作、繁重体力劳动的岗位需求量也很大。体力型工人的缺乏与珠三角薪酬状况、外省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密切相关，而技术性工人的供给不足，则是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传统产业转移的结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珠三角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低劳动成本为主要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开始发生改变，旧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实现技术升级或者向内地省份转移。２００３年，广东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１５２．１，比２００２年提高１０．８点。其中全员劳动生产率８．４２万元／人·年，增长１４．２％。与此同时，广东的技术市场出现了良性发展的态势，２００３年广东全年签订各类技术合同１．１９万份，比上年增长４４．３％。

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介绍，珠三角企业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大大提高，特别是劳动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按照“十五”计划，到２００５年广东对技能工人的需求总量为５０２．４万人，而目前只有３６５万人，缺口达１３０万人。

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市场力量为农民工落实“待遇”

部分企业工人每月加班１５０小时以上；不少企业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工人频频遭遇职业病的危害……珠三角部分企业的劳动用工状况，一直以来为社会各界所普遍关注，各级政府也力图通过法律法规、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但大都收效甚微。在这场“民工荒”中，政府行政力量一直致力于改善却未能明显改善的民工待遇问题，正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发生变化。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查材料认为，全国２４个城市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每月为６６０元，长三角６城市比平均数要高８．５％，深圳高５．４％，而东莞却低了１６．８％。这份材料认为，多年来外来工总体工资水平一直徘徊不前，成为东莞陷入“招工难”的一大主因。而在深圳市，月工资７００元以下的企业招工很困难，１０００元左右的基本可以保持正常用工，１２００元以上的则能招到比较充足的工人。

“民工荒”在珠三角企业中造成了巨大反响，一些企业已在调整工资以吸引劳动力，广东省也在着手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一些基层干部还提出，政府要加大在工业园区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为民工营造一个具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

东莞虎门镇的台资企业老板陈战锋认为，在劳动力的“短缺市场”中，应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增强员工对于企业的依赖感和归宿感，以一定的代价获取比较稳定的用工储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经历了这场“民工荒”，珠三角的不少企业主已经开始注意企业用工环境这个问题。

“这是市场法则作用的结果，”广东省社科院人口与社会所所长郑梓桢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行政力量一直对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珠三角的„民工荒‟中，市场力量涉足原先由政府政策和行政力量掌控的领域，并表现出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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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劳动环境不改善 “工荒”现象难根除

新华网福州９月８日电（记者 张国俊）

从２００３年起，“工荒”现象在福建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进入２００４年，蔓延到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２００４年下半年，江西、山东等劳务输出地的内地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是什么原因导致“越闹越荒”呢？答案是肯定的：劳动环境的恶劣是直接原因。如果劳动环境不改善，“工荒”现象就永远存在。

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因此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然而，就在当前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务工的情况下，东南沿海地区却出现持续长久的“工荒”，这一问题的出现值得深思。

很显然，长期以来沿海部分先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以最低的人力成本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很多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完成了“原始积累”，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了民营企业最大的竞争优势。但是，那种以牺牲农民工利益来维持企业发展的行为注定不能长久。

“工荒”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农民工开始向廉价劳动力说“不”；说明了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开始告别长期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说明了企业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发展的定势已面临挑战。

“工荒”现象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劳务用工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

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２００４年一季度福建省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福州、泉州、莆田等市劳动力市场均呈现求大于供的状况，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停产或开工不足。以泉州地区为例，目前晋江市有大小企业近１３０００家，石狮也有５０００多家，两地的外来务工人数达１００万人左右。晋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分析，目前晋江的大多数企业普遍存在开工不足现象，缺工数起码在１／４以上。

最近，记者来到晋江市陈埭镇劳动保障事务所采访，在短短的一个上午，就遇见七八拨二三百名外来工前来投诉。记者随意抽阅了３本民工投诉登记册发现：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３日－－１９日，民工投诉工资被欠３３起；７月２６日－－２８日，民工投诉工资被欠２９起；３月１２日－－５月９日，民工投诉工伤事故３１起。有这么多的投诉，说明这里的用工环境亟待改善。

“善待员工是企业解决„工荒‟问题的最好办法。老板是人，外来工也是人。老板要想留住工人为你企业服务，就应把工人当人看，把工人当自家人看，了解工人的想法，关心工人的生活，押身份证，押工资，就算你留下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办了多年企业的晋江华星彩印厂老板柳大约深有感触地说。

福建柒牌集团总经理洪肇奕一番话更令人深思：“我们福建柒牌集团经过２５年的发展，目前拥有员工３０００多人，是晋江市很有实力的企业。虽然过去我们企业也押过工人身份证、扣过工人工资，但这都是短期行为。我深深感到，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工人是企业最大的财富，善待工人就是善待企业自己。”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要改善用工环境，当务之急就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执行国家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劳动监管力度，大力打击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只有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用工环境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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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民工荒”的警示：善待民工就是善待企业自己

新华网广州９月７日电（记者赵东辉）

近段时间，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用工短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它传递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信息，而且向企业昭示了一个理念：善待民工就是善待企业自己；吸引民工，也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环节。

曾几何时，南下的“民工潮”如兵临城下，给珠三角地区带来了压力，企业门口排起求职的长龙，找不到工作的民工辗转反侧于各厂家之间。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手段，吸引外资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但在这中间，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劳动力，没有人会认为劳动力有问题，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的。

由于长期供过于求，不少民工的收入偏低，生活环境恶劣，权益受侵害又求而无助，尽管各地政府作出了诸多改善的努力，但效果和作用一直难遂人意。

如今，民工竟然出现了短缺，不仅仅是技工，而且包括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简单操作工人。这的确让一些企业措手不及，一些企业因人手短缺不敢接大的定单，一些靠招收季节工生存的企业甚至面临关门的危险。

东南沿海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是全球制造业布局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个考验。它表明，企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把低成本的劳动力当成赚钱的工具，而应该将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加以培养、开发、利用。“民工荒”将以强大的市场力量，改变和改善民工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工作生存环境。

“民工荒”呼唤企业通过改善待遇吸引员工。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大多数民工提高了要求，甚至在求职过程中由过去的“被挑”转为“挑企业”，一些企业由于工资低、环境差招不够工人，只有改善员工待遇，民工短缺的难题才能得到缓解。

“民工荒”提醒企业通过人性化的管理留住民工。现在，更多的企业老板认识到，要吸引民工，人性化、人情味的管理是关键，企业不光要用工资，还要用感情和文化来留人，要让员工有家的感觉，有归属感和归宿感，要营造富于吸引力的企业文化。

“民工荒”还呼唤企业和政府改变用工模式。过去，一些企业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往往在招工时，只招收熟手不招生手。严峻的现实，要求企业和政府重视员工的教育培训。企业要在员工培训上加大投入，地方政府应组织技工学校和就业中心深入到用工单位，采取 “订单式”、引导性培训等办法，解决企业的用工“瓶颈”。

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用工短缺现象还将继续发挥它的市场调节作用。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善待民工！

第二篇：用科学发展观破解返乡民工潮难题

用科学发展观破解返乡民工潮难题

中共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落脚点定位在“解决发展中突出问题贯穿始终”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县区活动领导小组重视解决大批农民工回流问题，把其作为关注民生的当务之急抓紧抓好。因此，活动初期，全市参学单位齐抓共管，“加减乘除”并用，初见成效。

在方案制定时，突出政府扶持 “加法”内涵。按照市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关于“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的”的要求，各县区针对农民工问题，各尽所能，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市政府提出，凡不违背国家大政方针，绝大多数群众拥护的、鼓励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的规定，皆予支持。四县四区采取“政策扶持+创业指导”的方法给返乡农民提供就业便利。首先是建立促进农民创业的政策体系，实施小额贷款和财政贴息、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培训补贴等政策，对农民在创业上的工商登记、土地使用、用电用水、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东海县规定，凡是在规定的地块里发展高效农业的，每亩奖励现金5000元，该县双店乡北沟村村民单华强建设12个温室大棚种植百合，每个棚子增收5万元/年，共增收75万元，带动了周围一大批返乡农民种植花卉林果、创汇蔬菜等高效农作物，收入远远好于出境打工。其次是建立促进农民创业的服务体系，县区全部建立了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依托创业培训，提供创业项目开发、开业指导、创业孵化、跟踪扶持等一条龙创业服务。推广农民创业指导园、创业一条街做法，为农民创业提供孵化基地，鼓励更多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擅经营、会管理的农民返乡创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前期调研时，实施疏散返乡人流的“减法”举措，减小返乡农民的 “家乡拥堵”压力，推出“解压”一揽子工程。疏散任务落实到人，参学的县区长为第一责任人，乡镇长为第一执行人，村委会主任为第一落实人，县及乡镇村人大代表为第一监督人，此项工作成绩列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考核，成绩突出给予表彰，名列孙山者，给予学习不合格“黄牌警告”，限期整改。

市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推出“就业岗位进千村”活动，各部门争先恐后，制定帮助农民工再就业规划，把“返乡潮”的调研过程作为解决问题的过程，主要做法为“三渠并开”：首先是开通就近安排、就地就业渠道。市劳动局鼓励本地企业优先吸纳返乡农民工就地转移。对企业新吸纳返乡农民工达到一定规模并提供岗位培训的，招用返乡农民工达50人以上的，安排专门的招工代办员，提供全程服务。年内，对招用返乡农民工数量较多、用工规范、待遇稳定的企业各级政府予以表彰奖励。其次是开通扩大交流、友好对接渠道。相关部门建立劳务输送基地，立足挂钩市、融合长三角、联系沿海线。联合南北劳动力挂钩城市开好劳务对接招聘会，加强区域协作，实现劳务信息适时传递、适时发布，在2008年已经建立10家劳务合作基地的基础上，今年扩大到20家，并建立日常信息交流、劳务合作常态化工作机制。年内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5万人，南北挂钩1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率60%以上。第三是开通城乡平等的劳动就业渠道。建立城乡平等的劳动就业制度，使城镇公共就业体系向农村延伸，乡镇劳动保障机构对农村劳动力开展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结合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市级机关工委深化早先开展的“双联双推”活动，市级机关86家党组织深入社区（村）调查研究，以结对共建、结对帮扶、党员志愿者（义工）行动等形式，定期走访与返乡农民工密切相关的家庭400余户，举办25场政策宣传活动及培训，发放物品、材料18万份，免费培训社区下岗失业人员3万余人次，其中农民工6000余人次，并为下岗职工、“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380余人推荐家政、销售等岗位。

督导组在督导活动早期进展情况时，提出农民工返乡再就业信息援助要有一传十十传百的众人加码的“乘法”思维，要求参学单位和个人以强烈的责任心和加倍提供就业信息的理念搞好信息服务，建成快捷、宽泛、顺达的信息网络。

全市各单位按照督导要求，做到了 “一传两送”：“一传”，各级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及时传送。市县劳动局和人事局发挥职能作用，牵头各级人力资源市场，把及时向镇村劳动保障服务网络传递信息作为硬指标、新任务，周一至周五全天候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岗位信息、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录用备案等一条龙就业服务，及时把信息发布到全市的1431个行政村。“两送”，即镇村劳动保障服务网络及时把信息送到返乡农民工手里，将每一期招聘讯息张贴到农民的家门口，让农民第一时间掌握就业信息；用工企业组织招聘小分队，开展“送岗位进乡镇”活动，定期不定期进镇进村，提供用工服务，既满足企业用工短平快的需求，又解决农民进城求职不便、信息掌握不灵的被动情况。

在评选十佳创新载体时，强调解除返乡农民工岗前岗后困难“除法”创意。把解除他们眼前急难作为“真学真用真实践，建设科学发展新港城”学习实践活动的总载体中的一个检索码，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在为农民排忧解难上。

按照全市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载体创新要求，各县区着力解决农民工上岗前后，技术不懂、新的岗位不适应、生产销售流通环节不畅等问题形成的困难症结，全市采取“切两刀”的方法解除病症。第一“刀”是使用分类别、减免培训费用的方法培训。加大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实施百万农民培训工程、农民教育培训工程和农村人才工程，乡镇组织，定点实施，帮助农村劳动力掌握1——2项实用技术，年内培训劳动力20万人。开展“培训菜单进万家”活动，把培训机构、培训项目、培训补贴标准、农民培训补助政策等信息印在一张“菜单”上，通过招聘会、乡镇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印发到农民手中，供农民根据自身培训愿望就近就地选择参加培训，提升农民工职业素质，为农民工进城就业特别是就地转移就业扫清障碍，增强就业成功率和就业稳定性和抵御失业风险能力。目前，全市已累计发放农民培训菜单2万多份、发放培训券1万多张，减免农民培训费用100多万元。第二“刀”是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壮大经纪人队伍，解决销售难题。扎实推动农民专业合作、土地股份合作社区股份合作等“三大合作”发展。目前, 全市成立了水晶、板栗、草莓、优质畜禽、海淡水养殖等专业经纪人协会分会近300个。共有经纪人10万人，持证2819人，其中农民经纪人18872人，充分发挥绝大多数经纪人科技理念新、联络能量大等优势，把解决返乡农民工产销问题交给他们，通过传、帮、带，引导更多的农民闯市场、搞流通，带动和帮助返乡农民重新走上致富道路。农村经纪业中已有注册商标500多件，经纪人在外地设立窗口700多个，承担全市70%以上的农副产品流通任务,经纪业务年成交额达140多亿元。

“加减乘除”的科学运用，有效地化解了返乡潮压力，探索出了一条农民工就业在危机中寻找转机和出路的新途径，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今年，连云港市累计返乡农民工14.98万人，目前半数以上人有了新的就业岗位。

第三篇：农民评点“民工潮”——关于818名外出就业农民的问卷调查

农民评点“民工潮”——关于818名外出就业农民的问卷调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

内容提要：本文以一次问卷调查为基础，试图描述外出就业农民对于当前民工流动的个人观察和主观感受。问卷分析表明，这些农民的形势判断和预期迥异于政府和研究界，当前的研究有必要密切关注民工群体的内部结构变化。

关键词：农村/民工/就业调查

本次调查进行于1999年5月，侧重农民的社会态度特别是政策态度测量，较多使用了主观指标，属于被访者的感受性评价。问卷内容分三个部分：外出打工形势和政府管理、农村社会形势特别是政策落实、农村基层组织特别是干部形象。本文专门讨论“民工潮”态势，是问卷资料初步分析的第一部分。

被调查者属于民工群体的中下层，他们从对本人和家乡情况的观察出发，不仅提出对于当前民工潮发展势头的评估，而且直陈对于异乡生活就业的感受。分析发现，农民的外出就业冲动持续高涨，但就业环境近两年有所恶化，外出者的内心焦虑有所增加。外出者中潜在着一个游民化倾向明显的人群，需要重视并继续关注。

一、抽样方法和样本特征

为了保证被调查者既比较熟悉农村情况，又了解民工生活，使访谈内容有较好的丰富性，问卷设计规定：被调查者年龄必须在20周岁（1978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以上，1997年和1998年在村里居住时间分别超过两个月以上，外出打工时间也各在两个月以上。调查地点是北京的火车站，包括北京站和北京西站。这是外出农民短暂逗留比较集中的地方。根据候车民工一般喜好在车站广场集体聚集、席地而坐且相近成“群”的特性，抽样方法采用按“群”抽取。一般10人以上群体任意抽取2位，10人以下群体任意抽取1位。这种抽样方法虽然仍然属于非概率抽样，但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随机性。课题组组织了15名大学生调查员，历时6天（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各3天），共访谈873名民工，获得有效问卷818份。因为抽样本身的非随机特点，数据分析结论只适用于样本群体本身。样本的户籍所在地分布在22个省、434个县、436个乡、779个村。818位调查对象中河南人数最多，达到174人，占总数的21%；其次是四川人，占17%；再次是安徽人，占14%；人数较多的省份还有江苏、山东、湖北、河北、陕西、重庆、江西、辽宁、湖南等地。样本的人口特征。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占89%，女性仅占11%；从年龄构成看，45岁以下的民工约占总数的92%，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72%；从婚姻状况看，75%已婚，已婚者中85%已经自立门户；从文化程度看，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民工占到87%，高中文化民工占10.8%，其余为大专文化及以上。与以往的若干次民工调查的样本群体比较，本次调查样本的主要特点是：年龄略大，已婚者比例明显较高，生活阅历相对丰富。样本的就业部门分布。49.3%从事建筑业，21.3%在商业服务领域工作，11.6%从事装修业，其

余人多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部门工作。从就业形式来说，56%的调查对象是雇工，24%的民工暂时无职业，10%的人是个体户，9.5%的人是散工，工作不稳定。因为调查员是依据衣着等外在表现选择抽样对象，这种样本结构与这样的抽样方法有密切关系。样本中的绝大多数是普通村民。42人是党员，占5%.57人曾经担任村组干部，约占总数7%.其中有24人当过村民组长，10人当过两委（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委员，7人当过村委会主任，3人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另外13人担任过其他职务，如会计、民兵连长、团支书等等。这些村干部现从事的行业结构与抽样总体结构无明显差异。有83人的直系亲属是现任的村主要干部（村书记或村主任），占10%，其中父母是村干部的有54名，兄弟是村干部的有28人，姐妹是村干部的仅有1人。95%的调查对象家中有承包地，约5%的民工家里已没有承包地。仍有承包地的民工中，90%的人出外打工之后由家中其他人耕种；8.6%的人将承包地转给他人租种，很少有人撂荒。

整体而言，这是一批与农业仍然有密切关系的农村人口，在农村外出就业农民中属于中等和中等偏下地位的一部分，从事最艰苦的工作，是一群通常意义上的民工。

二、近两年农民外出的组织方式变化

这是一个有较长外出经验的民工群体。1990年以前即开始外出打工者，约占样本总数的30%；1990至1995年间开始外出者，占40.6%；1996年开始外出者占9%；1997年开始外出的有95人，占11.6%；1998年开始外出的有54人，占6.6%；还有20人记不清首次外出打工的确切年份。

“第一次外出怎样找到工作？”其中628位被调查者的工作是由老乡或亲友介绍的，占调查总数的76.8%；144人是靠自己闯出来的，占17.6%；38人是通过职业介绍所或参加人才交流会找到的，占4.6%；7人是通过看招聘广告找到了工作，占总数的0.9%；也有1人因为没找到工作而返回家乡。这一结果再次证明绝大多数打工者外出时都有一定的目标，并不是“盲流”。

“目前工作以何种方式找到？”在818位调查对象中，有612位现在已有工作，约占总数的75%；412人现在的工作是老乡亲友介绍的，占50%；149人是自己找的，占18%；24人通过职业介绍所或参加人才交流会找的工作；7人是看招聘广告找到的；有18人是个体户，自我就业。目前，找寻工作方式的排序与第一次找工作一致，但是靠老乡亲友介绍的比例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说明地缘亲缘关系对打工者帮助的重要性在下降，此时需要更多的打工者开拓社会化的就业渠道。其它方式则变化不大。

“家乡农民外出打工组织方式有无变化？”27%的调查对象认为，与前两年相比，其家乡今年打工者外出方式中经正式渠道（如工厂招工、劳动部门或正式的职业中介组织等等）的比例增加；17%的人认为该比重在下降；约21%的人认为这两年变化不大；19%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判断正式渠道在家乡的运作情况；更有约16%的人说家乡没有这种正式渠道。这一结果说明正式渠道的运作范围及影响力仍然有限，起码在农民看来，媒体和有关政府部门十年来致力推动的有组织外出、“有序化流动”并无显著进展。农民流动的基本方式依然是依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社会网络来启动和展开。

三、近两年农民外出的规模数量变化

“与1998年相比，1999年（今年）你家乡外出打工人数有何变化？”。75%的调查对象认为增加，10%的人认为比去年减少，还有12%的被调查者认为变化不大。3%的人表示，由于在家时间较短，无法作出比较。对于样本数量前三位的省份——河南、安徽、四川来说，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今年出外打工人数比去年增加。约72%的安徽人，76%的河南人，80%的四川人认为今年家乡打工人数比去年增加；10.5%的安徽人，11.5%的河南人和5.6%的四川人认为今年家乡打工人数比去年减少；约15%的安徽人，10.3%的河南人，11.3%的四川人认为变化不大。这一分省变化结果与抽样总体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省份之间有些许差别，具体来看，四川人中认为逐年增加的比例最高，认为减少的比例最低。

“与1997年相比，1998年（去年）家乡外出打工的人数有何变化？”。75%的调查对象认为增加，8%认为减少，14%的人感觉变化不大，3%的人因在家时间短而对家乡状况不够了解，表示无法判断。在三个样本大省中，78%的安徽人，78.7%的河南人，77.5%的四川人认为打工人数增加；3.5%的安徽人，6.3%的河南人和3.5%的四川人认为减少；约16.7%的安徽人，12.1%的河南人，15.5%的四川人认为变化不大。这一分省变化结果与抽样总体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省份之间略有差别，认为外出人数增加的调查对象来自河南的比重最高，其次是安徽，再次是四川。从样本分析来看，最近三年大部分调查对象家乡外出打工人数在增加。

“你是否知道现在城市有较多的下岗职工？”。有756位调查对象回答知道，占样本总数的92.4%，7.6%不知道。“您认为城市下岗人员增加，对农民外出打工有何影响？”认为影响很大者占17.2%；认为影响较大者占17.8%；认为影响不大者占31.2%，认为没影响者占25.4%；8.3%的人说不清楚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因为其中多数打工者并不知晓城市有下岗问题，谈不上如何影响。

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对于“城市下岗人员增加对农民外出打工的影响”的回答有一定差别。就影响指数来比较，最大的是交通运输业、其次是工业、商业服务业，之后依次是农业、干杂活、建筑、装修业。我们认为，前三位行业的资本、技术含量较高，收入比较高，职业的社会地位也较高，是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时最有可能优先选择的岗位，因而是城乡两种劳动力直接竞争较多的领域；而建筑装修业的从业人员很辛苦、社会地位低、收入不高，长期以来都是外地打工者占据优势，本地人即使下岗没工作也不愿干，因此城市职工下岗对其就业构不成威胁，影响较小。

研究者的困惑。最近两年，由于宏观经济方面需求不足，城市下岗就业形势的空前严峻，在政府部门和研究界，关于外出农民规模的基本判断是“下降”，有人士甚至认为是明显下降（下降幅度超过20%以上）。我个人的判断是基本稳定或有所下降，不会是大幅度下降。由于缺乏宏观的统计数据，很难有准确判断。

尽管统计部门现在有一些数字统计，但无法与前几年的数字进行比较，所以得不出有说服力的估计。现在的问题是，本次调查的农民为什么大多数认为自己家乡的外出人员比往年增加。可能的解释是，这些被调查的农民主要来自中部经济不发达的传统农区，受这两年农业减收、当地非农产业发展减缓等因素的影响，在这类地方，每年外出寻找工作或试图外出寻找工作的人员数量并不见少，甚至有所增加。或者说，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农民的外出冲动和要求依然很强烈，甚至比前两年更强烈，因而在心理上给这些农民外出者越来越多的感受。我个人觉得，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断定农民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回答的是他们身处其中的情况，或者是那些与他们比邻而居的人的情况。

对于未来三五年家乡外出规模变化的趋势预测。58.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几年外出打工人数会增加；18.7%的人预计会减少；9%的人认为变化不大；另有13.6%回答“说不清楚”。从样本量超过100的三个打工大省——安徽、河南、四川来看，62.3%的安徽人，52.3%的河南人，64.8%的四川人认为未来几年外出打工人数会增加，其中四川人对形势估计得最为乐观；19.3%的安徽人，23.6%的河南人和9.9%的四川人认为未来家乡打工人数会减少，河南人的估计最悲观；约7.9%的安徽人，10.3%的河南人，8.5%的四川人认为变化不大，省际之间差别不大；10.5%的安徽人，13.8%的河南人，16.9%的四川人“说不清楚”。回答说不清楚的人中，多数人的倾向性判断是，要看未来的经济形势，如果形势好，钱容易挣，出来的人会增加，否则会减少。

开放部分的访谈显示，在谈到做出未来预测的依据是，预测会增加者较多看到了家乡农村发展障碍，主要理由是农民负担太重，种地收入不好或者土地越来越少，当地没有工业等等，几乎没有人回答说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将加快，因而会带动更多人外出就业。这些普通民工绝大多数不可能从宏观上来观察经济和就业形势，这是不难理解的。预测会减少者则较多看到了城市方面的工作环境不好，找工作越来越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对于未来几年的预测与对过去几年的判断加以比较，我们发现，认为未来几年外出人数将增加者的比例平均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多的是河南人，达到26个百分点，突显了河南人对未来的担忧；安徽人和四川人的下降幅度接近平均值。同时，预期未来外出人数会减少者比判断过去三年家乡打工人数减少者数量上升，最多的是河南人，增加了将近12个百分点。预期与过去三年差不多者变化不大；但对未来变化状况说不清楚的人却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这也再次说明打工者对未来的预期并不明朗，不确定，不甚乐观。这可能主要是当前城市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对于外出农民的预期心理造成了直接影响。

四、对城市生活和政府管理的感受评价

“你对目前工作是否满意？”在当前有工作的人中，50%表示满意，25%不满意，其余25%说不清楚“是否满意”。分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稍高。60%的女性对现在的工作满意。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找到合适工作造成的。

从行业排序情况看，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满意度最高，达到50%；其次是交通运输业，达到47.6%；再次是装修业的从业人员，为36.8%；接着是建筑业，31%的从业人员对工作表示满意；以下依次是农业、工业、干杂活的，干杂活的人对其工作的认同程度最低，工作不稳定、收入低是重要原因。政府对外地民工的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公安部门的暂住户口管理；劳动部门的流动就业证卡管理，即出省打工需要在家乡的劳动部门办理外出就业登记卡，在流入地劳动部门办理流动就业证；计划生育部门的婚育证管理及定期婚检制度，指的是未婚育龄妇女外出打工需办理未婚证，已婚妇女应办理“计划生育证”。部分城市实行的外来劳动力准许进入的行业工种限制，如上海、北京市几年前就公布在一些行业限制使用外地工。对城市管理的感受。与前两年相比，72%的调查对象感到城市政府对外来打工者的管理严了；6%左右的人感觉松了；14%的人认为差不多；还有8%的人说不清楚。不同职业的打工者对此有不同的反映。认为“管理比两年前严了”的人中，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最高，达到78%；其次是装修业和交通运输业人员；工人的比例最低。认为“松了”的人中工人的比例最高。这是由不同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行业限制的合理性评价。48.5%人知道城市对于外来人口找工作有行业工种的限制，51.5%不知道。21.6%人认为合理；40.8%认为不合理；19.1%表示说不清楚，18.4%不肯回答这个问题。“与前两年相比，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有何变化？”70%认为变严了，8%认为松了，8%左右感觉一样；118人不清楚，多为未婚或已婚单独出来打工者。整体来看，城市对于外来打工者的管理“重收费，轻服务”，打工者除交费外，很难再获得这些部门提供的服务，例如就业指导、体检之类；只要打工者不违法违纪，以后就很少再同这些管理部门发生联系；不同城市的收费标准也有较大差距，某些地方收费偏高。这也是不少打工者明知道管理部门要求办理以上证件，但除非求职、租房或其它必需，轻易不愿办理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前两年相比，城市市民对打工者的态度有何变化”？30%认为变好了；25%人认为变坏了；30%的认为变化不大；15%的人说不清楚，因为一些市民对他们不错，另一些则态度恶劣，无法作出整体判断。性别比较。认为城市市民对打工者的态度比两年前变好了的男性与女性调查对象的比重大致相当，在30%左右；而“认为态度变坏了”的人中女性比男性高出15个百分点，可能由于女性比男性更敏感更在意城市人的反映；31%的男性和20%的女性认为态度没有变化；14%的男性和12%的女性说不清楚。“与前两年相比，城市工商管理人员对外来打工者的态度有何变化”？认为变好者占23.6%；认为变差的占37.7%，；认为变化不大的人数与认为变好的人数相当；另有15%的人说不清楚，主要由于职业关系或其它因素未与工商管理部门打过交道。从满意度测量来看，不论是对于城市管理部门，还是对于市民，受访民工的满意程度都没有提高，感受不满意者明显多于满意者，认为城市态度趋于恶化者多于认为城市态度趋于改善者，说明近几年外来民工和城市的关系并没有明显好转，甚至有所恶化，城市和民工之间的社会紧张仍然比较显著。“与前两年相比，外出挣钱的感觉怎样？”。91%认为外出挣钱越来越难；只有3.3%的人认为钱越来越好挣；约4%的人认为变化不大；不足2%的打工者说不清楚，出来时间不长无法比较或是感觉钱有时好挣，有时难挣，没法定论。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认为在城市赚钱最难。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和干杂活的人中没有一位认为钱好挣了，其它行业人员的认同比例在平均值周围波动。

联系到前面这些农民关于未来几年的流动趋势预测，在90%以上的被访者认为外出工作钱越来越难赚的情况下，仍然有58.7%和9%的被访者认为未来两三年家乡外出打工人数会增加和变化不大，而只有18.7%的人预计会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尤其是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和就业形势的严峻，大批农民实际上是迫于农村内部的压力选择外出谋生。从人口学的“推拉”理论来看，在这种情形下的农民外出，主要不是来自乡村外部的“拉”力，而是来自乡村本身的“推”力。如果农村外部的就业增长对于这种农村内部的就业推力缺乏适当接应，推与拉之间过度失衡，可能会有相当部分农村人口被抛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之外。“如果来到城市1个月没找到工作，你准备怎么办”。44.9%的人打算回老家，34.5%的人选择继续找，9.5%的人准备到别的城市去闯闯，还有11.1%的人声称没有想过这一问题。如果把样本分为五个年龄段（20－25岁、26－35岁、36－45岁、46－55岁和56岁以上），随着年龄段的增长，选择回老家的打工者的比重从50%上升到66.7%，继续找工作的人的比例则从24.7%下降至11%，打算去别的城市找工作的打工者的比例从10.7%降到5.2%.“如果没有工作被城市管理部门送上火车，你会怎么办？”。41%准备自己“在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出来”，25%的人“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22%的人“趁此机会回家不再回来”，约9%的人“中途想法返回”，其余人等或是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或先回家再作打算。在外出打工的农民中，特别是那些地位较低的民工中，有过被收容遣送经历的人并非个别。受访农民对于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的回答，又提出了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在90%以上的被访者认为外出工作钱越来越难赚的情况下，仍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即便一个月找不到工作仍然要继续找。更值得重视的是，有10％的人不仅不会主动回家，而且即便被政府管理人员遣送上了返乡的火车仍然要设法中途回来，包括不惜在必要时跳火车。从正面来看，这是一群有着坚定不移的外出就业意愿的农民，从负面来看，这也是一个有着明显的“游民化”倾向的群体，如果他们不能被吸收到正当的就业潮流中去，其中一些人很可能成为不务正业的游民，成为社会上一支不稳定力量。

第四篇：应对返乡民工潮和进一步做好社会治安维稳工作探析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化和蔓延，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也随之日渐显现并呈日益加剧之势，目前我国出口减少，消费降低，经济减速，衰退迹象明显，使得一些创新能力不强，管理水平不高，产业层次较低，附加值水平不高，或不符合产业升级政策要求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纷纷关闭，在我国长珠闽等沿海部分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表现尤为突出，纷纷倒闭或停产，造成大量民工失业返乡，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1000万民工返乡，有150万大学生就业困难。我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又是农业大县，外出至长珠闽等地务工就业的人员超过22万余人，受此影响返乡民工接近20%。2009年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失业返乡人员将有增无减，据有关部门统计明年有2400万人就业压力，其中有大学生就有700万，有1100万人就业困难，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达800万，另其他方面人员有300万。如何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这些浩浩荡荡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和思想稳定工作是政府及有关部门刻不容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事关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大事，是事关农民工民生问题的一件大事，也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

一、农民工返乡后的基本流向与职业取向

根椐笔者了解，目前返乡民工主要有四种打算：一是部分年青民工暂时回家，待经济回暖后再次外出务工；二是部分年龄较大的民工，准备安心在家务农，不打算再次外出；三是在外务工时积累了一定资金和技术的人员，准备回乡创业。四是部分青壮农民工返乡后在小城镇滞留待业。有的择机再就业，有的沦为无业游民，甚至进行违法犯罪。五是有的长期在外从事违法犯罪的人员也有一部分陆续返乡，在家乡继续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二、返乡民工的构成及心里分析

据调查和分析，我县返乡民工在外工作年限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一二十年不等，他们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蓝领”与“白领”并存。二是技工与普工并存。三是“中管”（中级管理人员）与“班管”（班组长）并存。四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五是“老板”与“雇工”并存。六是高学历与低学历并存。七是城市户和农业户并存。八是“沿江”与“沿海”并存。九是务工时间长短并存。从上述九大特点，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县返乡农民工群体庞大，是一个具有一定素质、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较为丰富的城市产业工人群体。从心理角度分析，较长的工作阅历，已经使这部分人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接受并适应了现代生活理念。他们对城市、对早已习惯的“上班”模式，已经产生了较强的心里依赖。现在，要让他们重新回乡，或务农，或创业，或待业，除缺乏必需的心理准备外，也有相当强的抵触情绪。回乡农民工中，除年龄大于50岁、身体状况欠佳的人准备回乡养老或养病外，大多数人还是寄希望于经济形势回暖准备择机再行就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想在本地谋业。毫无疑问，这种把就业寄托在当地的心里期望，一方面可以为当地企业挑选必需的各种用工缓解招工难题，同时也使得本地民工就业压力骤然上升和就业矛盾凸显，也使得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复杂和严峻。

三、返乡民工潮的利弊分析

返乡民工潮给当地劳动就业和社会治安方面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城市返乡失业人员增加过快过大，登记失业率上升；二是返乡农民工将大面积涌入城镇，将使劳动就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这种压力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压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是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新的难题。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但实际情况是只有立业才能安居，只有立业才能立足，试想没有工作，没有必要的生活保障，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人的心态、思想均会受到很大影响，势必给社会治安的稳定带来很大的隐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此次返乡民工潮带来的冲击，与企业改制形成的下岗潮存在很大不同，其中有弊，也有利。一是大批民工返乡，可缓解当地企业的招用工压力，破解“用工荒”难题；二是大批具有现代企业管理才能的中高级人才将满足当地企业的人才需求，有效改善本地企业“一才难揽”的尴尬局面，对于改善经营，扩大就业起到积极作用；三是企业技工、熟练工紧缺现状将得到改善，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企业技工靠当地技校培训“等米下锅”的现象；四是返乡民工多年工作经验带来的人脉资源网络，将大大拓展企业的营销购销方向，降低相应的成本；四是回乡中的“中产阶级”，将成为创业促就业的骨干队伍，他们可利用资金、市场伙伴、经营经验，与本地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优惠扶持政策紧密结合，积极自主创业、创办经济实体，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扩展，迎来新一轮的就业高潮。当前劳动就业和社会治安尽管面临很大的压力困难，但如果措施得力，因势利导，也可将民工返乡潮转换成为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稳压器。

四、政府有关部门

要及早谋划切实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和社会稳定工作

根据返乡民工的结构，心里状态以及利弊因素，政府有关部门要“放大优势，疏导劣势”，重点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切实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和培训工作，扩大民工再就业渠道

1、摸清情况，积极应对。各乡镇要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要深入基层，全面摸查，掌握返

乡农民工数量和基本情况，基本动向进行动态监测，实行定期汇报制度，为县委政府决策提供翔实的依据。政府有关部门要结合商城的县情尽快制定出台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服务工作的意见，确定应对措施，提出明确要求，落实工作责任。要尽快召开各乡镇、部门负责人会议，对返乡农民工就业服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各级各部门做好返乡民工就业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做到早谋划、早安排、早作为，在全县迅速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农民工就业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要适时组织召开返乡农民工座谈会，倾听返乡农民工在培训、就业、创业方面的需求，以此开展有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服务。

2、加强培训，储备技能。要把因金融风暴而引发的农民工返乡潮看着是培训农民工、提升农民工素质的契机，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通过强化培训促进劳务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高商城农民工的劳务输出竞争力。县政府要将劳务扶贫、阳光工程、科技培训、品牌培训等培训项目和培训资金进行整合，根据招商引资、项目建设需求、农业产业经营需求以及沿海企业新的用工需求，统筹安排，集中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将明年的培训项目提前到今年实施，以确保对有意愿参加培训的返乡农民工一个不漏地进行培训，储备技能，促进就业。在实施培训项目过程中，首先要加强农民工的就业观教育，帮助返乡农民工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因地制宜找工作；其次要针对市场需求调整职业技能培训结构，特别是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技能培训，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不断增强培训的实效性，努力提高培训后就业率；三是要加大政府投入，扩大免费培训范围，足额落实培训补贴，鼓励和引导社会培训机构参与民工培训，形成社会“大培训”格局，扩大培训规模；四是劳动、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全县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严把培训补贴支付关口，努力提高培训质量。

3、优化服务，实施帮扶。首先是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妥善解决好长期外出民工返乡后的基本生产、生活等问题；其次是要着力解决好返乡民工的参保、就医等问题与返乡民工子女的就学、就医等问题。切实解决农民工土地流转承包中存在的土地山林权属等问题，确保耕者有其田。三是要优化服务手段，为失业返乡民工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帮扶。及时把返乡民工纳入就业援助、免费职介、免费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发动各级各部门力量开展全方位的就业帮扶；积极通过劳动力市场、“政府公众网”、县有线电视台、手机短信等途径，及时为返乡民工提供用工信息；多方筹集岗位，不定期召开专场招聘会，为返乡民工搭建寻岗平台；加强与劳务输出合作协议地区的密切联系，开展有组织的省外劳务输出，努力稳定输出规模；建立绿色服务通道，对有创业意向的返乡农民工积极开展免费创业培训，向他们推荐创业项目，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实行“一条龙”跟踪服务，县要设立专项扶持基金，为回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一人创业成功，带动多人就业。各有关职能部门都要按照一切为发展经济服务，一切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努力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缩短办事时间。同时对于本县引进企业也要开展调查，对企业经营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对于一些经营有困难的企业，要制定应对措施，进行必要的政策帮护或是政策干预。不能坐等倒闭后把包袱留给政府才来出面处置，而应该变被动为主动，使企业能渡过难关，共渡时艰，确保社会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

4、扩大“内需”，就地转移。我们应该紧紧把握扩大内需、产业调整等有利条件，革新思路，广辟渠道，开发岗位，大幅度提高县内就业容量，帮助大部分返乡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利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契机，加大扩商引资力度，通过简化审批程序，优化投资环境，落实和增加优惠政策等措施将一些竟争力较强，符合国家政策，能够经抵御金融风暴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创新型及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引进来，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就业机会，拉动县域经济的增长。二是抓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通过改种改制、生猪填槽和小家禽增养工作，全力推进茶叶、疏菜、林业等特色产业发展，拓宽就业门路，让返乡民工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实现就业；三是进一步活跃商贸流通，抓住中国·世界桂花园等大型企业项目落户商城的有力时机，积极拓展旅游业、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吸纳一批返乡民工就业。

（二）积极做好维稳工作，提高预防打击和控制犯法犯罪的效能

1、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努力化解不安定因素。公安机关和各基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要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社会治安动态，对因山林、水土、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劳资或是因邻里口角造成的各种矛盾纠纷及时进行排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妥善处置，防止因矛盾激化而酿成重大恶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如我县公安机关在“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中，注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于近期妥善处理了2起因劳资纠纷引发的案事件，受到了县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2、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监控，防止发生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事件发生。公安机关要加强对重点人口、两劳释放人员、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员以及其他高危人群的重点管控，加强对返乡民工中无业人员的调查掌控，加强对有犯罪劣迹的人员调查和动态管理、加强对情绪波动较大的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帮助，防止他们铤而走险，实施违行犯罪活动。

3、加强应急机制建设，不断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各乡镇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应急处突机制的建设，制定各种工作预案，防止突发性事件发生，一旦发生了突发事件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控制事态，防止事态恶化或蔓延，加强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的能力。要建立预警机制，做好各种警情的前瞻性分析和研究，及时采取针对性较强的措施，努力转危为机。

4、切实做好打击、预防和控制犯罪工作，努力遏制犯罪势头。公安机关要认真研究各个时期的犯罪规律和动态，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开展治安巡防，加大防控密度和强度，扩大覆盖面。积极组织开展各种破案攻坚活动，增强打击犯罪的时效性和针对性。积极开展社会治安整治活动，切实打击黑恶犯罪。尤其是对于那些涉枪涉爆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违法犯罪人员决不能姑息迁就，一定要做到除恶务尽。要按照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决不让他们形成气候。要按照发现得早、控制得住，打击有力的要求，不断创新公安工作方法，增强做好维稳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努力提高公安机关打击和预防控制犯罪的效能，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5、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政府有关部门要把保障民生放到重要位置，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要及时作出回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与民争利事情发生，对于国家建设确需要征地拆迁的，要尽可能做好过细的思想疏导工作，尽可能把赔付和补偿落实到位，要注意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做好群众情绪稳定工作，化解矛盾，防止过激行为，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

6、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机制和预警机制。有关部门对关系国计民生和群众利益的相关政策和涉及民生问题要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开，定期或适时进行新闻发布。公安机关要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向社会通报各个时期的重要警情，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切实掌握社会动态，对各个阶段社会治安情况和动态，要及时作出前瞻性的研判，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于未然。并向社会和公众进行预警，以便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强防范，以确保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

第五篇：应对返乡民工潮和进一步做好社会治安维稳工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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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返乡民工潮和进一步做好社会治安维稳工作探析2010-06-29 18:25:58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应对返乡民工潮和进一步做好社会治安维稳工作探析应对返乡民工潮和进一步做好社会治安维稳工作探析(2)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化和蔓延，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也随之日渐显现并呈日益加剧之势，目前我国出口减少，消费降低，经济减速，衰退迹象明显，使得一些创新能力不强，管理水平不高，产业层次较低，附加值水平不高，或不符合产业升级政策要求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纷纷关闭，在我国长珠闽等沿海部分以出

口为主的中小企业表现尤为突出，纷纷倒闭或停产，造成大量民工失业返乡，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1000万民工返乡，有150万大学生就业困难。我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又是农业大县，外出至长珠闽等地务工就业的人员超过22万余人，受此影响返乡民工接近20%。2009年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失业返乡人员将有增无减，据有关部门统计明年有2400万人就业压力，其中有大学生就有700万，有1100万人就业困难，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达800万，另其他方面人员有300万。如何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这些浩浩荡荡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和思想稳定工作是政府及有关部门刻不容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事关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大事，是事关农民工民生问题的一件大事，也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

一、农民工返乡后的基本流向与职业取向

根椐笔者了解，目前返乡民工主要有四

种打算：一是部分年青民工暂时回家，待经济回暖后再次外出务工；二是部分年龄较大的民工，准备安心在家务农，不打算再次外出；三是在外务工时积累了一定资金和技术的人员，准备回乡创业。四是部分青壮农民工返乡后在小城镇滞留待业。有的择机再就业，有的沦为无业游民，甚至进行违法犯罪。五是有的长期在外从事违法犯罪的人员也有一部分陆续返乡，在家乡继续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二、返乡民工的构成及心里分析

据调查和分析，我县返乡民工在外工作年限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一二十年不等，他们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蓝领”与“白领”并存。二是技工与普工并存。三是“中管”（中级管理人员）与“班管”（班组长）并存。四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五是“老板”与“雇工”并存。六是高学历与低学历并存。七是城市户和农业户并存。八是“沿江”与“沿

海”并存。九是务工时间长短并存。从上述九大特点，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县返乡农民工群体庞大，是一个具有一定素质、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较为丰富的城市产业工人群体。从心理角度分析，较长的工作阅历，已经使这部分人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接受并适应了现代生活理念。他们对城市、对早已习惯的“上班”模式，已经产生了较强的心里依赖。现在，要让他们重新回乡，或务农，或创业，或待业，除缺乏必需的心理准备外，也有相当强的抵触情绪。回乡农民工中，除年龄大于50岁、身体状况欠佳的人准备回乡养老或养病外，大多数人还是寄希望于经济形势回暖准备择机再行就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想在本地谋业。毫无疑问，这种把就业寄托在当地的心里期望，一方面可以为当地企业挑选必需的各种用工缓解招工难题，同时也使得本地民工就业压力骤然上升和就业矛盾凸显，也使得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复杂和严峻。

三、返乡民工潮的利弊分析

返乡民工潮给当地劳动就业和社会治安方面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城市返乡失业人员增加过快过大，登记失业率上升；二是返乡农民工将大面积涌入城镇，将使劳动就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这种压力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压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是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新的难题。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但实际情况是只有立业才能安居，只有立业才能立足，试想没有工作，没有必要的生活保障，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人的心态、思想均会受到很大影响，势必给社会治安的稳定带来很大的隐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此次返乡民工潮带来的冲击，与企业改制形成的下岗潮存在很大不同，其中有弊，也有利。一是大批民工返乡，可缓解当地企业的招用工压力，破解“用工荒”难题；二是大批具有现代企业管理才能的中高级人才将满足当地企业的人

才需求，有效改善本地企业“一才难揽”的尴尬局面，对于改善经营，扩大就业起到积极作用；三是企业技工、熟练工紧缺现状将得到改善，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企业技工靠当地技校培训“等米下锅”的现象；四是返乡民工多年工作经验带来的人脉资源网络，将大大拓展企业的营销购销方向，降低相应的成本；四是回乡中的“中产阶级”，将成为创业促就业的骨干队伍，他们可利用资金、市场伙伴、经营经验，与本地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优惠扶持政策紧密结合，积极自主创业、创办经济实体，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扩展，迎来新一轮的就业高潮。当前劳动就业和社会治安尽管面临很大的压力困难，但如果措施得力，因势利导，也可将民工返乡潮转换成为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稳压器。

四、政府有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