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对民事诉讼中送达难的分析及思
对民事诉讼中送达难的分析及思考
马旭升
在民事诉讼中,送达难一直以来是困扰案件正常审理的重要原因,尽管为解决民事诉讼中的送达难问题,最高法院曾出台适用邮寄送达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关司法解释,但是目前在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拒不到庭、拒不签收法律文书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导致法律文书无法及时送达,影响了案件的及时公正审理,并严重影响司法权威。下面笔者结合基层工作实践就民事诉讼中送达难现象浅作 分析,略述管见,望能与大家共同探讨。
民事诉讼中产生送达难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笔者根据基层审判实践经验认为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事人法制意识淡漠,导致诉讼行为不积极。尽管我国目前各类法律制度、特别是诉讼法律制度已形成相对完善的体系,但是我国毕竟经过了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步晚,法制建设历史与西方国家相比较短,“依法治国,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社会法制意识还处于宣传教育期,公民思想中还未形成崇尚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依然在社会意识中起着重要的影响,法治理念在社会公众意识中并未牢固形成,因此在民事诉讼中经常出现当事人消极诉讼的情形,这在农村显得尤为突出。
第二、社会法制宣传力度不够,当事人对法律的认识不足,对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送达行为存在认识误区。目前在我国农村法制宣传方面确实存在重宣传的形式,轻宣传效果;重宣传日的集中宣传,轻经常性普法宣传教育;在宣传渠道方面以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及新闻媒体专题宣传为主,没有形成全社会、全方位系统全面法制宣传的大格局;在法制宣传教育重视程度方面明显不够,存在重工作绩效,轻法制宣传。社会单位中或没有建立职工法制学校,或建立后并未发挥应有的功能;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并未设置科学的体系,多数学校无设置法制教育课程,即使部分学校使聘有法制辅导员,但是每年真正邀请法制辅导员到校给学生讲法制课的很少,并不能做到对青少年学生的经常性普法教育。由于社会法制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加上我国法制建设起步晚、时间短,社会群众对法律的认识较少,或认识非常片面,群众不懂法,更不会依法办事。体现在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方面,当事人以为送达是法院的事,自己拒不接收法律文书法院没办法,认识不到接受法院送达既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义务,更重要的是在程序上接受送达,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也是一种保障。笔者在基层法庭曾碰到这样一位当事人,开始通过电话通知其到庭应诉,该当事人说道:你们就不用通知我,通知我也不去,啥材料我也不会接。后法庭费尽周折找到当事人单位留置送达法律文书,到开庭是该当事人亦未到庭,在法院判决后,该当事人不服判决,来到法院说道:因为我不懂来法,开庭时我没来,但我有证据我现在要交给你们。另外,笔者在基层审判实践中经常听到当事人说的一句话是:没打过官司,谁懂来。从以上当事人的话语中,可以反映出我们普法宣传教育的欠缺及社会群众对法律的无知。
第三、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相比,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和相对滞后性导致在审判实践中法律的可操作性受限,适应不了新情况的变化,这在程序法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该部诉讼法中关于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等送达方式做了相关规定,后虽经历次修改,但涉及送达方面的修改甚少,为解决民事诉讼中的送达难问题,最高法院曾出台了关于适用邮寄送达方面的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相继采用送达地址确认书制度,以解决民事诉讼中的送达难问题。可以说最高法院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为解决民事诉讼中送达难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基层民事审判实践中,由于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十分突出,人员流动性大,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变化性大,人员居住地不固定,一方面送达地址不容易确定,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当事人拒不配合等情况的存在,也因为找不到当事人,因此根本填写不了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无法出具指定代收人授权书,最终导致无法适用邮寄、留置、向代收人送达等送达方式;虽然在《最高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规定:当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人民法院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但是对于法院告知的应采用方式规定并明确,如果要求法院采用书面告知方式,那么因当事人拒不到庭而根本无法告知,也就无法适用该条司法解释;如果采用电话、传真等现代通讯方式告知,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又不符合传统司法实践,因此法院便不能采用。另外,也由于法律文书无法依法送达,导致民诉法规定拘传的措施也基本上成为形同虚设,适用率很低。相反,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的可操作性受限,致使审判人员在民事诉讼中送达时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法院的审判压力,同时在当事人思想中形成只要不与法院照头、不签收法律文书法院也没办法的错误观念,而故意躲避法院的传唤,导致民事诉讼中送达更加困难,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性。
第四、由于原告对诉权的行使不当,加重了被告对参与诉讼活动的抵触情绪。笔者在审判实践中遇这样一个案例,当地某镇有六家宅基地相连,在小城镇建设中,这六家按照乡政府统一规划进行建房,建房中六家经中间人介绍,均委托一个包工头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其中一个民工从架子上摔下而受伤,因赔偿问题引起诉争,原告起诉时以合伙建房为由将六家房主及包工头列为共同被告。法院受理该案后,在通知六家房主应诉过程中,大部分房主十分不理解,也拒不配合,并讲到:我们不是合伙建房,也不认识原
告,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告人家,人家就得跟着他到法院爬堂台,对于这事法院不用通知我,通知我也不去。尽管以上这些当事人的说法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如果原告行使诉权不当,势必会增加被告的抵触情绪,特别是在目前我国法律制度中,关于因原告行使诉权不当导致增加被告的诉累如何进行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被告存在抵触情形也是在所难免。
由于以上多方面的原因存在,导致民事诉讼中送达十分困难,特别是在基层民事审判中表现更为突出,这严重影响着司法效率与司法权威。尽管从根本上解决民事诉讼中送达难问题,不仅依赖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也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就业制度进行深刻变革,广大农民工进城务工,现代通讯异常发达,人员流动性大情形下,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民事诉讼送达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解决民事诉讼中送达难问题,提高社会法律意识是关键。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推进,要不断完善法制宣传机制,将法制宣传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在全社会形成人人是法制宣传员,采取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方法,将法制宣传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个类普法学校的学习的平台作用,完善普法学校的教学与学习制度,加强对普法学校的管理与人员配置,建立健全普法学校的考核与考试制度。要通过社会法制宣传,使社会群众知法,进而才能守法,做到依法办事。与此同时,要充分树立起司法权威,通过公正的司法活动,加强司法宣传,让社会群众相信社会法律的正义与权威性,在全社会树立起司法权威的不可撼动性,进而逐步培养社会群众的法治意识,让社会群众崇尚法律,树立法律至上意识,最后社会法制意识提高了,社会群众便能依法行使自己诉讼去权利,依法参与诉讼活动,民事诉讼中的送达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次,应当不断健全完善民事诉讼程序法中送达制度,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为司法实践提供可依法律依据,在完善民事诉讼送达制度方面即要保证该项制度的严肃性,由要使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因为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目前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通讯时代,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已进入寻常百姓生活,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扩大以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的适用范围,确认通过电话、电传、电子邮件等传唤方式,突破传统的书面传票传唤方式,具体操作方面可以采用先领导审批,两个以上审判人员在场,以录音等形式固定通知过程及结果。另一方面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关于拘传的相关规定,对于两次传唤的方式,不仅限于传票传唤,还应当适用与以现代通讯方式向当事人的传唤,即使采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可以委托当事人所在村委、单位代为通知,只要当事人所在村委、单位能够证明确已通知到当事人,且经两次通知而拒不到庭,即可以适用拘传措施。
另外,确立诉讼诚信制度,严把立案关,强化立案法官的诉讼释明权。在立案阶段立案法官要充分向当事人说明诉讼诚信的原则,要求当事人签署诉讼诚信保证书,告知滥用诉权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在立案是应当提供原、被告与该案存在利害关系的初步证据,立案法官应严格审查原告的起诉材料,审查材料中所列原、被告与案件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如果发现被告明显不适格,立案法官要向当事人充分释法,争取当事人能够在立案前予以纠正,减少当事人对诉权的滥用。对于原告起诉书中被告住址不明确的要严格审查,限期补充,愈期原告不能补充完整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你好哦啊,
第二篇:破解民事送达难调查报告
破解民事“送达难”的实践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1-2-9 9:06:38 三门县人民法院课题组
送达工作是诉讼程序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中间环节,送达周期过长将直接导致案件审理期限的延长。随着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解决送达难问题显得更加紧迫。近年来,三门法院就提高送达效率保障审判工作的高效运转进行了不断地探索,2008年7月成立司法警察送达中队,专门负责民商案件送达工作。通过近两年来的探索与努力,“送达难”问题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一、三门法院破解送达难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一)实践探索
1.改革送达机制
(1)将送达工作归口法警大队,成立送达中队。2008年以前,三门法院曾经尝试由立案庭集中送达和分散到各庭室自行送达等模式,但效果不明显,有些案件的送达周期长达3个多月。送达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审判效率,因此有必要将送达工作作为提高审判效率的重要一环,积极探索提高送达效率的做法。当时,三门法院有司法警察15名,但每年刑事案件仅为300件左右,如果仅让法警行使刑事审判保障这一职能,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警力的闲置。根据实际情况,为实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人员,该院于2008年7月将法警大队分成警务、执行、送达三个中队,送达中队专门负责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的送达工作。送达中队配备5名工作人员,由司法警察大队1名副队长担任送达中队中队长,另4人分成两组,每组由1名驾驶员和1名填发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员组成,分别送达民一庭和民二庭的案件,并固定二辆警车专门用于送达。
(2)建立合理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送达中队的工作人员虽然责任心都很强,但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长此以往,也极可能消减他们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反之,有效合理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则能进一步激发送达人员的积极性,取得更好的送达成绩。
一是每月考核通报。将送达组分成两组,分别负责民一庭和民二庭案件的送达,并且每月将各组的送达周期、当天送达率予以张贴通报,使各组在相互比较中共同提高送达效率。院长在全院干警大会上及每月的中层干部会议上对送达情况进行通报,每次当他们取得好成绩时,都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使送达人员在精神上得到极大鼓舞。
二是在福利待遇及考勤方面相对倾斜。给送达人员每月发放100元误餐补贴,给送达的驾驶员发放兼职驾驶员补贴。取消对送达人员的上下班考勤。该院的考勤制度要求每位干警包括院领导上下班均要打卡,政治处每周都要进行通报,迟到早退的均要被扣除奖金。院领导考虑到送达人员送达时间的特殊性,不要求对他们进行上下班的考勤,使他们能有充分的自主权,更有效地安排送达时间。
三是以制度促使业务庭室对送达工作积极配合。该院的《岗位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对各业务庭室的审判效率进行量化考核,审判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评先评优和奖金的发放。因送达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审判周期,民一庭、民二庭自然会对送达工作积极配合。案件承办人员会尽量提高庭审质量,尽量一次开庭结案,并努力做到当庭宣判,当庭送达裁判文书,不能当庭送达的,则当庭确定领取裁判文书的日期或自行邮寄送达裁判文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确定宣判日期后,若到期不领取裁判文书的,宣判日期视为送达日期。对于需要二次开庭的,则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后马上确定二次开庭日期,并当场送达开庭传票。业务庭的积极配合有效减轻了送达的压力,提高了送达效率。
2.创新送达方式方法
(1)明确送达流程。送达人员在送达前仔细研究当事人的起诉状及相关卷宗材料,全面掌握当事人情况。能够电话联系的,通过电话通知其前来领取法律文书,对于不愿前来领取的被告,耐心地做好说服工作,或问知具体送达地点后采取邮寄送达;无联系电话但居住地址明确且在家的,联系村委会、驻村干部等,让村干部通知被告来法院领取或直接上门送达。
(2)发挥法院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因很多当事人在法院的案件不止一个,而经过法院处理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里面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送达人员在接到案件之后,往往先查一下信息管理系统,如果该名当事人曾有案件在法院,对当事人的具体住址和联系方式能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更快、更准确地找到被送达人。
(3)加强与原告的沟通,认真查实被告住址。对于被告住址不准确的,主动与原告联系了解情况;对诉状上被告地址不明确或范围太大的,通知原告到庭确认送达路线,仍难以明确的,由原告带路配合送达。
(4)集中分片,统筹送达。将同期所受理的案件按照居住范围进行归类,采取集中送达,以提高送达效率。
(5)送达过程中以理服人。针对部分当事人因不懂法律,对送达不配合或抵触的情况,对他们晓之以法,以理以情耐心说服。在思想工作实在做不通的情况下采用留置送达。根据实际需要,送达人员送达时改着便装,将警车停在村外或较远的地方,做到不当众要求当事人签收,取得当事人的理解和配合,完成送达任务。送达人员是第一个接触案件当事人的人,送达人员的素质好坏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形象。在送达时有的案件当事人往往对起诉人或者法院有意见,在送达人员面前或发牢骚或抱怨,此时送达人员做到耐心倾听当事人的心声,并适时做好解释工作,缓解当事人的矛盾和怨气,使其心甘情愿地来法院参加案件诉讼,并树立了法院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6)灵活安排送达时间。对因工作性质无法正常送达或故意躲避送达的被送达人,安排专人,实行午间、夜间、节假日送达。农村当事人为了生计,大部分是早出晚归,上班时间送达,见面率较低。针对这部分当事人的特点,送达人员采用打“时间差”、灵活安排出发时间,错开他们外出时间,提高见面率。有些案件,当时没有找到当事人,但经了解,当事人或其成年同住家属确实需回家吃饭,送达人员就来个“守株待兔”,既避免了送达人员再次的车马劳顿又节约了法院有限的办公经费。
(7)巧借社会外援力量。一是巧借村干部力量。三门县城市化建设规模尚小,涉诉当事人大多为农村群众,因此在原告无法提供被告联系方式的情况下,送达前先联系农村村民委员会干部,确定当事人的去向。送达人员每人均带有村干部联系电话的小册子,随时方便联系村干部。村干部一般对所在村村民的基本情况较为了解,在与村干部联系时,得知被告外出打工等地址不详的,则在外出送达之前先制作好公告,送达时只要做好相关笔录即可当场在村里张贴公告,既可避免找村干部调查取证难,又可避免调查清楚被告下落后又要回法院制作公告,再往返张贴公告的麻烦,提高了送达效率,又节省了审判资源。原有仅依靠法院力量,有的案件要往返五、六次之多才完成送达,借用村干部力量后,绝大部分的案件均一次性送达完毕。二是巧借金融机构的力量。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当前整个社会经济不是很景气的情况下,三门法院受理了很多金融借款合同案件。这一批案件在起诉到法院前,绝大部分案件都经过金融机构自行催讨过,他们往往掌握着当事人的很多信息,比如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有无外出情况等等。他们在催讨无果或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才起诉至法院。送达人员送达前先和金融机构取得联系,向他们询问被送达人的具体情况,必要时让他们带路,从而提高送达的效率。
(8)充分发挥送达地址确认书的作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是指当事人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填写并确认送达地址的一种诉讼文书。它既是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重要依据,也是当事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由当事人自己申报或确认送达地址,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既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事人为促进诉讼应当承担的义务。因此,三门法院在案件审理或者向当事人送达的过程中,尽量让当事人签署该文件。当事人签署后,按照当事人确认的邮寄地址进行送达,如果无法查找到该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拒收,则视为当事人自己放弃了权利,都将产生视为送达的效果,为法院的后续送达节约不少的资源。
(二)取得的成效
三门法院通过成立送达中队,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断创新送达方式和方法,在破解送达难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前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自2008年7月成立送达中队以来,至2008年12月底,半年时间内共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2300多人次,平均送达周期为3.83天。自2009年3月份开始,当天送达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此后这个数据不断刷新。2010年1月至5月,送达效率进一步提高,为民商事审判效率的提高奠定基础。2009年、2010年的送达情况具体见下表:
时间 送达案件
数(件)送达 人次
(人)当天送达案件数(件)当天送 达率
(%)平均送达周期(天)
2009年 933 2793 518 55.5% 1.63 2010年1-5月 363 580 337 92.84% 0.09
注:当天送达按0天计算。
二、民事送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门法院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对破解民事送达难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所采取的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送达难”问题。民事送达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多的困难。
(一)制度不完善
1.留置送达的要求过于繁琐,实际操作困难。在直接送达时,当事人拒收的,根据民诉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见证。但是,在实际送达中,有的基层组织或单位人员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也不愿意来,来了也不愿意见证,所以,留置送达实际操作中严格依法的难度较大。
2.委托送达难。送达难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受托法院也存在送达难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委托送达的期限和法律责任,出现了受托法院久拖不送的情形。
3.邮寄送达不完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虽然方便了送达,但因该司法解释未赋予邮政机关送达人地位,所以无法对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进行留置送达。另外,邮政机关在对待送达上,也存在敷衍了事的情况,有时可能还影响了送达的效率。
(二)制度以外的问题
1.直接送达困难。因职业变化、拆迁、搬迁等导致的地址更迭现象频发,致使起诉时原告按照要求提供的被告户籍证明或工商登记证明上所载的地址有时与被告实际居住或经营地不一致。
2.当事人主观因素逃避诉讼拖累法院送达工作。由于部分当事人明知无法履行合同,参加诉讼也必然面临败诉的结果,因此就通过不接受司法文书、离开经常居住地、注册地等方式,恶意逃避法律责任。
3.社会支持配合不够,又苦无强制措施。个别当事人单位不配合法院送达工作,不愿提供当事人有效的地址、电话。
4.制作公告送达笔录难。对于城镇居民,多数左邻右舍互不相识,他们无法证明当事人外出且无法寻找的事实,而城镇居委会对于城镇居民的情况不像农村村委会对农村居民那样了解,他们无法也不愿意证明当事人外出且无法寻找的事实。送达人员往往只能在数次送达后在案卷中记明经过再采取公告送达。
5.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原告“一诉了之”,认为送达是法院一方的事情,与其无关,不积极寻找被告,也不积极配合法院送达;有的被告在送达法律文书时,拒绝接受,以为未接受法律文书即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三、破解“送达难”的立法完善建议
要从根本上解决“送达难”问题,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确送达的主体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送达的主体,司法实践中,一般由书记员或法官送达。针对“送达难”的现状,笔者建议,法院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都可以成为送达主体。同时赋予邮政机关送达人地位,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124条中规定,“送达,由法院书记官交执达员或邮政机关行之。由邮政机关行送达者,以邮差为送达人。”
(二)确立新型送达方式的效力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成熟,应明确电子邮件、互联网等电子手段送达诉讼文书的效力。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53-1条也规定“诉讼文书,得以电信传真或其它科技设备传送之。”
(三)改革委托送达
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受委托法院应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送达,没有完成的,应在指定期间内告知委托法院原因。二审法院的诉讼文书应直接送达,或交邮政机关邮寄送达,尽量减少由一审法院委托送达,因为二审案件的当事人对一审案件的法官可能存在对立情绪和猜疑心理。
(四)严格转交送达
及时把诉讼文书转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是《民事诉讼法》第81条、82条所规定的机关和单位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因此,这些机关和单位应严肃认真,及时承担转交诉讼文书的义务,确保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拖延时日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规定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填补送达的法律漏洞
在《民事诉讼法》中,一些相关的规定值得完善。一是取消留置送达需要基层组织、单位见证的规定,加快送达进度。台湾的“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应受送达人拒绝收领而无法律上理由者,应将文书置于送达处所,以为送达。”可以作为参考。二是应当规定指定代收人、法定代收人制度。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变更住址,或外出的,必须向法院指定其代收人。未指定的,法院将诉讼文书交付邮寄即使被退回也视为送达。三是规定送达推定制度。对当事人提出上诉、承认收到诉讼文书等情形应当视为收到原诉讼文书。
课题组成员:郑东、马永飞、叶信闪、陈亚利
二O一O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三篇:话说“送达难”
话说“送达难”
话说“送达难”2007-12-15 21:23:48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话说“送达难”话说“送达难”(2)近年来,“送达难”也是困扰审判实务的难题之一,但与执行难相比,并不为公众注目。或许它不直接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得失,只给法院添点麻烦;或许它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没有太多“同感”来帮衬响应;或许它属于事务性工作问题,缺少理论深度和广度可供阐述论证,总之,关于它的议论,多局限于法院内部,尤其是在基层人员之间,他们都急切希望给予解决。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方式将诉讼文书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8-84条规定了五种送达方式,分别是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五种
送达方式,有着各自的适用条件和对象,这里不一一列述,将它们与英美德日等国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比较,在种类上毫不逊色,在适用对象和条件设置上也相差不大,那么所谓“送达难”,难在哪里?以笔者之见,送达难,难在时事变迁上。自1991年我国制定民事诉讼法后,经历了12年的翻天覆地变化,物是人非,今非昔比。在当时情形下,若需查找或联系一个人大致可去两个地方,一是住所,二是工作单位,非此及彼,十有八九准能完成送达任务。但是,现在不同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代表着变化,流动人口、自由职业、下岗外出、驻外务工、城市拆迁、地址更迭等等新情况不断涌现,无家可归者有之,有房不住者有之,一家数处居所者也有之……,过去那两个寻人的连结点已显得力不从心,蠢笨不灵了。送达难,还难在诚信缺失上。虽然我国是个缺乏诉讼传统的国家,但晚近一段时期“依靠组织解决”还算是时尚,执法者也曾风光一阵,而如今,这
都被世弊种种、缺少诚信的现况丢得不知去向。对于个别当事人的不配合,法院送达员起先还能实施留置送达,到后来门都进不去了,如何实施留置?而且,现在的防盗门做得密不漏逢,连纸张都塞不进去。真苦了送达员!为了赶在当事人在家时送达,有时要起早摊黑,加班加点,而对那些出于逃债目的而躲避送达的人士,更象是抓贼一样神出鬼没,玩起了儿时的迷藏游戏。孰不知,在法国,有法律规定“每日6时之前、21时之后不得进行任何执送员送达。星期天、节假日或者停工休息日,亦同”。回顾往昔,执法者还从未落得这般体面。送达的目的,是赋予受送达人了解诉讼文书内容的机会。这一定义,具有权利的整个含义,因此,送达对当事人而言是项诉讼权利,为他们所享有,并可为他们所抛弃,如拒绝受送达或将送达的文书扔掉撒掉;但对法院而言,送达则是义务。甩开这抽象的“权利义务说”不论,送达的实质是让当事人知晓相关诉讼事
项,至于当事人拒绝知道或装作不知道,都无关紧要,所以,只要法院能证明已实施了通知行为,并且这一通知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推知为当事人所知晓,即完成送达状态。有一事例,讲某人家中漏水祸及楼下引发赔偿纠纷,后经当地组织和所在单位劝说调解无效,楼下被迫起诉,法院第一次送达时讨他个不知情、无提防之巧,从此以后,门都敲不开,逼急了法院只好将传票放大加印数张,从其门前贴到楼幢旁、再贴到小区大门口,这一贴真管用!此仁君准时出庭。回想现行送达方式,少些什么?多些什么?值得研究推敲。现行各种送达方式中,存在问题较多的主要有三种:一是留置送达,法律对其在实施方式上的限制不合时宜,如“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到场、说明情况”,既费事,也难以找到情愿协助的组织和单位;而且留置地点仅限于住所,制约了实施机会,对一些不知其住址或单位但能偶遇的受送达人是否可以实施留置送达,留
置在何处?二是公告送达,其所需期间太长,一个简单案件审理至少须经历4个月后才能发生效力,既占时间,又不经济。三是邮寄送达,将其退居直接送达之后,浪费了邮局等现成的社会资源;事实上,现在广为流行的法院专递,在有些地方如城市的实行效果非常好,大约能完成80%以上的送达量,即是对原有法律设计的纠正。但这些问题,仍有待新一轮修法时进一步明确和改进。现实生活中,没有谁会在家专注等待被人起诉而接受送达,他们还有工作和社交等活动,平日早出晚归、无人在家,尚不能说是不配合送达,但法院送达员亦不能折返往复无数,或守在其家门口等候送达;而对哪些有意躲避送达的当事人,则更需要采取特殊办法加以规制。笔者以为,在现行法律条件下,可作如下说明和对策:
1、扩展使用邮寄送达方式,利用邮政网络等资源优势,把大量的地址明确、当事人配合的送达工作交给邮局办理,这样一则可以减轻法院的
送达负担,二则可以使法院集中精力对付那些不配合送达的人。
2、对当事人拒绝签收,或已确定其住所但拒不开门,或已确定其住所但行踪不定的,均可采取留置送达措施。留置诉讼文书,只要有邻居、居委会干部或小区门卫愿意证明并签名佐证即可;特殊情况下,由二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实施也可。
3、无法实施上述留置措施,可择重要的诉讼文书(如传票)张贴于其住所醒目处,剩余文书放置于其信箱内。
4、对被告下落不明,或其住所变更无法查清,或在外地工作居住又无通信地址和其他联系方式的,话说“送达难”
第四篇:浅谈我国民事送达制度
浅谈我国民事送达制度
摘要
送达是民事诉讼中一项基础性的诉讼制度,也是我国人民法院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它贯彻于诉讼活动的始终,是程序与程序之间的桥梁,程序法与实体法联接的纽带,是实现诉讼程序、完成实体法任务的渠道。因此,确立科学合理的送达机制,对于保证诉讼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的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民事送达制度设计的疏漏、程序的繁琐等痼疾日渐凸显,日益加重了审判程序的工作量,制约并严重滞后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如何科学的规划我国民事送达制度,如何才能确保实务操作严格按照制度设计的规定去运作,亟需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学理上和实践中进行缜密的论证并最终做出理性的选择。本文作者分析了国内民事送达制度概况、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原因,然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和完善方案,以改良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的立法规定,使之达到相对理想的境地。
关键词:民事诉讼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进一步改革,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司法效率和程序公正理念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送达是贯穿于民事诉讼进程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诉讼行为,是各种诉讼行为相互联系的基本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受社会环境条件及立法观念的限制,存在诸多缺陷。在民事送达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立法的疏漏、送达方式的陈旧、落后以及送达程序的不规范等问题。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实践中操作的混乱,己经让“民事送达难”成为了法院的“两大难”之一。
近些年,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地址确认制度”和“司法专递”等新的送达方式,对民事诉讼送达进行了完善,但是送达理论还是不够完善,许多建议仍然缺乏可行性,新问题层出不穷,如何适应这些变化仍有待法学工作者们进一步探索。
笔者将从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入手,探讨我国民事送达制度在实践中所遭遇的问题及其成因,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送达制度提出一些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我国民事送达制度概述
(一)送达制度的概念及其特点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给他人。如果我们试图完全否弃概念,那么整个法律大厦就将化为灰烬。”①因此研究送达制度从概念入手,很有现实意义。因为在我国,无论是立法界、司法界还是学界对待他都不够重视,对待送达这种诉讼制度缺乏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上的高度;对待“送达难”给司法实践造成的巨大困扰缺乏深切体会和关怀。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送达通常被界定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此概念有如下四个特点:
1、送达的主体法定。我国人民法院被界定为唯一的送达主体。“送达是人民法院所为的一种诉讼行为。只有人民法院才能成为送达2 行为的主体。”○
2、送达的对象法定。限定为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和诉讼代理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等。
3、送达的内容法定。送达的内容是诉讼文书,送达的诉讼文书种类繁多,大致包括四个门类:a、当事人提交的书状类;b、法院的一般性诉讼文书;c、法院的决定、命令;d、裁判文书:调解书、裁定书、判决书等。
4、送达的方式和程序法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几种送达方式,分别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各送达方式的硬性规定表明,实施送达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要件进行,否则不能被视为合法送达,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二)送达制度的分类
送达涉及的层面相当广泛,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以下不同的分类。(1)以送达机关的类型为标准,可分为公安机关的送达、检察机关的送达、人民法院的送达和行政机关的送达。(2)以送达的地域为划分标准,可分为域内送达和域外送达;域内、域外送达一般是以国界为划分标推,即国内送达为域内,国界外的送达为域外。(3)人民法院的送达以审判程序所处的不同阶段为划分标准,又可分为审判送达、执行送达。其四,若依照送达的方式为标准,便可将送达分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其
五、以审判工作的性质为划分标准,可分为刑事案件送达、民(商)事案件送达、行政案件送达、林业案件送达、执行案件送达等。囿于篇幅所限,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我国大陆民事诉讼审判阶段的送达。
(三)送达制度的效力
送达的效力,是指法院依法将诉讼文书送达给受送达人后所产生的相应的法律效果。送达的效力因诉讼文书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送达的效力一般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送达后,判决书、调解书开始生效。如,二审判决书,一审、二审的调解书送达后,立即发生效力。
2、送达后,相关诉讼期间开始计算。如,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其答辩期间将于次日计算;一审判决书送达后,当事人的上诉期间自次日起开始计算等。
3、送达后,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协助义务人当即享有相关权利,承担法定义务。如,原告起诉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到庭的,依照撤诉处理;被告经传票传唤,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对于有些必须到庭的被告,还可以强制其到庭。
4、送达后,有关诉讼法律关系随之产生或者消灭。如,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后,标志着人民法院与被告产生了诉讼上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了二审判决后,标志着人民法院与当事人诉讼上的法律关系消灭。
(四)送达的的价值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制度与一般程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行为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一项制度有其内在的价值、目的和原则,从而外化为具体的各项措施,从理念到措施各方面都是一个有机体。民事送达就具有这样的内在属性,送达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性设计,它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诉讼的进程,在约束人民法院的行为的同时保障了当事人参与原则的实现。它是同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民事保全制度、诉讼代理制度、执行制度等相并列的制度。
民事诉讼“送达难”、“执行难”,己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近年来,在我国民事诉讼司法改革如火如茶进行之时,民事其他各项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进,但是遗憾的是,送达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均成无人待见,鲜人问津。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大多围绕如何改进六种送达方式这些表面的问题而论述,但是,在实务界,送达真的就如同理论界这么寂静吗?不是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送达事务挤占了基层法院约40%的审判资源,这促使法院急迫地寻求解决“送达难”的妙药良方,以收减压、提速之功效。种种处于摸索阶段的改革方案亟需民事诉讼法学者们在学理上进行填密的论证并作出理性的选择。笔者将送达归结为一项制度,理由有三:
1、送达对法院的诉讼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如前文所述,送达的主体是法院,法院的一系列送达行为要受其约束,送达不但要求法院按法定方式和程序来送达诉讼文书,而且要通过送达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除此之外还要兼顾诉讼的效率和成本。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必须按照法定的六种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任何超越或者简化的方式都是不合法的,当事人有权接受法院的告知,法院也有义务就程序性事项给与告知,这是民事裁判结果正当性的前提。
另外,民事送达不但要保证当事人的知情权,而且于法院自身应当兼顾效率和成本。民事或经济案件,直接牵扯到当事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要求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要有较高的效率。高效率的诉讼需要审判活动的高效率,送达作为基本诉讼活动的程序之一,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效率。所以,送达不仅仅是将文书送交当事人,还要在程序正当的基础上,选择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2、送达保障当事人参与原则的实现
诉讼参与原则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对民事审判的基本方式产生一定影响的重要因素。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而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与程序并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之主张和证据的机会。送达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当事人以诉讼主体的身份参加诉讼活动,使得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双方的程序和实体权利。合理的送达,使得当事人能够了解信息,及时参与诉讼,从而保障了当事人参与原则的实现,使得之后的民事裁判也具有了正当性。因此,送达是诉讼参与的必然要求。
3、送达保障诉讼程序的有效进行
送达可在民事诉讼众多环节中发挥作用并显示出其独特的功能。比如,它将立案、答辩、民事保全、开庭、判决、上诉、再审、乃至执行等各阶段联系起来,有效保障了各项程序的进行。这也说明,在正当程序的构建中,送达制度如果缺失的话,必然导致联系、沟通各方的手段残缺,环环相扣的诉讼程序在运作中也会因此遭受制度上的阻滞。民事程序一旦启动,就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环扣一环,层层推进,依法定的次序进行下去,其中送达就像一条链子,将各个程序,各个阶段连接起来,从而使得诉讼按照程序进行下去,保障了程序的有效进行。
二、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现状
(一)立法方面
1、送达立法粗疏
《民事诉讼法》对于送达的规定仅仅只有8个条文,虽然《民诉意见》和《简易程序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对送达进行了解释和补充,但是,这些条文却没有实质上弥补送达规定简单、粗疏的弊病,而且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2、送达细节缺失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地址规定的比较狭窄,一般以当事人的居住地为送达地,《简易程序规则》相对区分和扩大了送达的地址范围,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送达的地址还是比较狭窄,这也是为什么送达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关于送达的时间和期限,我国《民诉法》没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民诉法》只在开庭审理、判决阶段对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以及判决书的送达期限作了规定,对于其他文书的送达,法院应当按照什么期限来送达,却没有规定。这对于当事人的可期待性和对法院送达的监督来讲,无疑是一个盲区。关于送达的期限,我们也只是规定了文书送交到当事人手中生效的时间,而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多长时间内将文书送达出去,这样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导致了文书送达迟延,甚至影响了当事人的实体权益。
3、送达方式僵化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规定了六种法定方式,这几种方式当中,有的使用条件苛刻,导致送达不能,如留置送达中邀请有关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在场;有的期限过长,如公告送达期限为60日。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往往会造成送达不能和送达迟延。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6种方式己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有的安全快捷、提高诉讼效率的送达方式却没有被立法所采纳,比如诉讼代理人代收文书、电子送达等。原有的关于送达方式的规定,无疑己经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4、送达责任不健全
在送达中,相关责任人有三种,第一种是送达人、第二种是受送达人、第三种是相关协助义务人。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应该对这三类人的权责予以明确,对于法院方的送达人,应当规定严格按照法定方式送达,对于违规违序、送达不能,终使送达无效而影响诉讼者,给予警告、记过等行政责任;对于严重违反程序,造成重大后果者,给予开除或使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送达人员的积极性,规范送达行为,而且还可以提高对送达的重视,避免实践中的违法、违规送达;对于接受送达人阻碍送达的违法行为,可以告知其丧失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的预期不利后果,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以采取罚款的经济措施或者拘留的强制措施,保证正常送达;对于相关协助人,可以考虑运用对于受送达人的相关措施。
(二)司法方面
1、法院方面的问题(1)送达模式职权化
民事诉讼的模式是指以一定的国情为背景,在一定的民事诉讼价值观的支配下,为实现一定的民事诉讼的目的,通过在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分配诉讼权利与义务而形成的法院与当事人之间不同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可以说,民事诉讼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关系问题。
我国1982年《民诉法》确立的是一种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1991年颁布的《民诉法》弱化了民事诉讼中法院的职权干预,强化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是,由于法院长期的“官本位”的思想和做法,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职权行为的范围仍然很广,这使法院工作负担并未减轻,人民法院与当事人诉讼法律关系出现偏失,造成了人民法院在送达中效率低下、吃力不讨好的局面。
(2)送达人员轻视送达结果
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理念,使得法院及其人员轻视送达及其后果的重要性,对于送达责任心不强,再加上没有法律的约束,往往造成违法送达,多次送达,使得送达不能,从而影响诉讼效率。实践中,尤其是域外的婚姻案件,送达人员不进行实质调查,就轻信一方之言,或者在一方提供的虚假地址送达不能后,就草率公告送达,从而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权利,引起了上诉或者申诉的后果,对当事人权利产生极大的危害,降低了诉讼的效率,并且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
(3)送达司法资源有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事纠纷的数量和难度大大增加,而法院的财政和编制却没有相应快速增长,这无形中加大了法院的工作量。法院在人、财、物方面的相对匾乏,往往造成了不能按时合法、合理送达;或者法院为了效率,牺牲了诉讼的价值,进行违法操作,“送达难”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突出。
2、当事人方面的问题(1)受送达人拒绝接收送达
同原告一样,许多被告对法律也并不了解,有些以为签送达回证就是对原告所述的承认,从而拒签法律文书,甚至有的被告认为法院送达诉讼文书是找自己的麻烦,损害自己的名誉,因此对法院的送达人员产生抵触和对立情绪。对此,笔者认为,送达人员应多做解释,告知被告接受送达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损害其合法权益。
(2)受送达人地址难以确立
司法实践中,被告往往不愿意将自己的地址告诉法院,或者直接给法院一个假的地址,这就导致送达人员送达无门,往往影响了送达的效率,拖延诉讼。《简易程序规定》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应当说,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很强,明确了当事人按诚实信用原则提供自己送达地址的义务,原告有对被告送达地址进行证明的义务,符合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因为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造成无法送达的,其后果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所以,如果将此项规定运用在普通程序当中,可能会大大提高送达的准确性,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3、其他协助义务人的问题
我国《民诉法》第79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员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视为送达。”但是,在实践中,有关人员不愿意去做见证人,认为做见证人会得罪人,更不用说签名和盖章了。从立法上看,基层组织和所在单位的代表也没有见证义务。有的即使到场了,也拒绝合作,法律也没有相关的制裁措施,使得法律规定流于形式,人为造成送达不能。
(三)社会方面
1、厌诉观念流行
从古至今,中国的老百姓都将涉诉、涉狱看成是耻辱的事情,长达2000年的传统思想延续到了现在,导致中国人普遍不爱打官司,在现代熟人社会中更不愿撕破脸皮对簿公堂,厌诉观念流行。所以当法院送达文书时,怕人知道或者看见,对诉讼产生强烈的逆反和抵触情绪,不去配合送达人员工作,百般逃避、阻碍接受诉讼文书,甚至产生过激行为,而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行使权利的方式,这种观念不光出现在当事人中间,有的协助义务人、单位也普遍有这样的观念,导致了“送达难”问题的产生。
2、法律意识淡薄
由于传统思想的存在,以调解为主的方式盛行,老百姓对法律如何规定知之甚少。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作为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人认为拒收法律文书就可以不受法律的惩罚,有的人寄希望于法院寻找被告,没有认识到被告下落不明会导致案件审理时间过长,或者判决无法执行等风险。最后错失良机,丧失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机会。这些思想以及行为的出现,其实是对法律不了解,缺乏法律意识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导致了在送达中出现很多人为干扰因素,影响了送达的效率。
3、户籍制度落后
由于我国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城镇化建设加快,人口流动性加强,户籍制度也随之改革,国家已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逐步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实现由户的43但是,目前户籍制度管理向口的管理的转变,实现人口动态管理。○还是比较落后,人口流动和不同城市房屋的购置使得人们居无定所,加大了送达的难度。
三、送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民事送达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环节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送达制度一直处于民事司法改革理论研究的边缘状态,寥寥的论述也大多围绕着送达方式作千篇一律式的“技术性”描述,民事诉讼送达制度依旧停留在注释法学层面,被关注的仍是如何适用各种送达方式等表面化问题。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法》颁布了十九年的今天,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己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送达制度势在必行。同时,司法实务界对送达问题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寻求解决“送达难”的对策。
(一)转变立法指导思想
立法指导思想就是指立法所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或者基本原则。一个正确、科学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构建先进民事诉讼法的前提要件。我国《民诉法》制定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时期,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从主导法律构建和功能设置的基本指导思想上看,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观念,即把民事诉讼法看作是完成国家任务和特定社会治理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不仅与现代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特征不相吻合,而且与世界民事司法审判民主化进程,以及基于程序正
义、公正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现行《民诉法》关于送达的指导思想也相应地应延续了这种“工具”主义的模式,视送达为一种技术性的安排,法院强调职权主义,而没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和知情权。这种忽视程序价值的职权主义模式导致了送达立法指导思想的偏差,不利于构建先进、合理的送达制度,所以转变立法指导思想,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程序性权利,才能从源头上改革和完善民事送达制度。笔者认为,现代民事诉讼的理念,就是保障诉权、程序公正、程序本位、处分原则、辩论原则、程序选择权等一些基本的理念或者基本的诉讼规律。我国民事诉讼法长期以来强调法院的职权,以国家本位为主体,忽视当事人权益的保障,强调程序工具主义,把诉讼程序视为实现实体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只强调程序在保障实体法实施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不承认程序本身具有独立于实体法的价值和内在品质的思想认识和观念。这是计划经济的残留思想。构建先进的民事送达制度,就要摒弃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就是要对当事人送达主体地位、资格的尊重,以及立法上有关当事人诉讼程序保障和诉讼程序权利授予上的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保护了对方当事人的知情权乃至是实体权利,有利于人民法院的顺利工作,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法制正义、自由、秩序价值的实现。因此,以人权保障为我国民事送达制度修改和完善的基本指导思想,无疑是实现中国民事诉讼现代化的需要。
(二)改革现有的送达方式
1、直接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的,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这是民诉讼法对于直接送达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直接送达因为上述规定,而造成了如下几个问题:一是送达地点规定比较单一,立法规定住所地是送达地,在现实中,范围过窄。二是对签收人的范围规定狭窄,我国民诉法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规定了公民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法人和组织负责收件的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代理人为法定的签收人。看似较大的代收人范围还是满足不了实践的需要,不利于直接送达的实现。三是“公民”的称呼不尽科学。鉴于直接送达上述的问题,结合过往立法例,笔者认为应当在这几方面改进直接送达的规定。
(1)放宽送达的地点
关于送达地点,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送达地点规定过窄,仅以受送达人住所地为送达地。这不自觉造成了在除了住所地之外的场所,见到受送达人而不能直接送达的尴尬局面。在此,笔者认为,以送达的目的为出发点,扩大送达地点。除了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工作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事务所都应该成为送达地点。
(2)扩大代收人的范围
如上所述,貌似宽泛的代收人范围仍然满足不了司法实践的需要。何谓“同住成年家属”?何谓“可以送交代理人签收”?法律含糊的托词造成了司法实践的不便。笔者认为,关于有辨别能力的同住家属,不应限于同住和成年。家属不一定要求同住,只要符合“方便送达”标准即可,家属也不必成年,只要其符合“适智”标准,对代收事项具有足够辨别能力即可。
2、留置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诉法第79条、《民诉意见》第82条、《简易程序若干规定》第11条对留置送达做出了规定和细化。从司法实践来看,现行留置送达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留置场所过于局限;二是见证人不愿见证和签字。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弱化见证人制度也是一个趋势。笔者认为,留置送达的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扩大留置场所范围
我国民诉法规定,受送达人不接收诉讼文书的,可将其留在受送达人住所,视为送达。如同上述关于直接送达的地址,我国留置送达的地址过于狭窄。笔者认为,应当将留置送达地点范围扩展至直接送达场所。当事人拒绝接受文书的,送达人可以直接留置文书,并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视为送达。
(2)取消见证人制度
在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基层组织和单位对其成员的影响力较强,人口流动性也不大,两者相互依赖,关系良好,民风相对纯朴,基层组织和单位也能配合见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基层组织和有关单位对其成员的控制性减弱,他们不愿意去做见证人,认为做见证人会得罪人。从立法上看,基层组织和所在单位的代表也没有见证义务。有的即使到场了,也拒绝合作,我们也没有相关的制裁措施。
另外,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拒绝接受送达时采取的措施,邀请见证人也实非必要,所以,笔者建议取消见证人制度。
3、邮寄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诉法》第80条和《民诉意见》第85条对邮寄送达作出了基本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对邮寄送达作出了细致的规定。笔者认为,目前的立法还存在一些缺陷,完善邮寄送达,还需厘清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l)适用邮寄送达给予当事人选择权
我国《民诉法》第80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实践中,法院经常为了省事和节省成本,首先不进行直接送达,而直接选用了邮寄送达的方式。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如果当事人对于直接送达没有意见,法院可以直接送达,直接送达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如果当事人要求法院直接邮寄送达诉讼文书,法院应当邮寄送达,当然,如果是因为当事人自己的原因送达不能时,后果自负。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是尊重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表现,同时也可以节省法院的人财物力。
(2)明确邮寄送达主体的地位及权责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7日出台了《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完善了邮寄送达。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大大分流了许多送达工作,对解决送达难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为了便于邮递送达和司法专递的有效执行,促使邮政机构增强责任意识,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对于邮递人员的选任己经加大了法律专业的背景要求。这无疑是个很好的开始。
4、委托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诉法》第80条,《民诉意见》第86条对委托送达作出了规定。委托送达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一是委托书和诉讼文书及送达回执送出后杳无音讯。二是超期现象严重,受委托法院本身也是送达事务缠身,根本没有精力解决自身送达存在的问题,何况委托送达,受托法院不能按时送达收件人并送回送达回执,导致审理工作不能如期进行,使有的案件的审理一拖再拖,严重影响了诉讼的效率。三是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之间来来去去,浪费时间,实质上影响了诉讼效率。究其原因: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二是法院之间关于委托的费用没有明确,导致受托法院额外的支出;三是法院司法资源短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委托送达的目的就是让异地的受送达人能够收到诉讼文书。随着目前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日益发达,一国之内,甚至国与国之间的距离问题已不是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采用邮寄送达或者其他先进的电子送达方式使受送达人知悉诉讼事项,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取消委托送达,用替代方式进行异地送达。
5、公告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诉法》第84条、《民诉意见》第88、89、90对公告送达作出了规定。由于三个法条规定过于原则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极多问题。
一是公告送达被滥用。《民诉法》第84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这是我国关于公告送达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往往被滥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一方当事人为了达到诉讼目的,恶意促成公告送达。
二是公告送达生效时间过长。《民诉法》84条规定:“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笔者认为,60日的公告期限过长,原因一方面是过长的期限影响诉讼效率;另一方面是公告送达不在于期限长短,而是公告的刊物是否合适、恰当;还有,公告送达属于拟制送达,对于真正的下落不明人来说,期限的长短没有实际意义。从国外立法来看,各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告送达制度所确定的公告送达生效时间都比较短。比如德国和日本规定为两周,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20天。
笔者建议我国公告送达应当注意诉讼效率和灵活性,将公告时间缩短为两周为宜。
三是公告送达刊物垄断。《民诉法》规定,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员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公告发布的媒体垄断是制约公告送达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实践中,绝大多数的送达公告通过大众媒体发布。但是,几乎所有法院的送达公告又选择在《人民法院报》发布。这种垄断,造成公告送达收费高、服务差、时效低,严重阻碍了公告送达方式产生应有的效果。
对于上述几个问题的出现,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公告送达进行完善:(l)严格界定下落不明和穷尽其他送达方式 公告送达的前提或者实质条件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采取其他方式无法进行送达。认定下落不明不能够以受送达人是否在住所地作为单一的衡量标准。现代社会,人员流动性大,受送达人除了住所,还有可能有好几处居所,将不在住所视为下落不明,不尽合理。另一方面,考虑是否历经受送达人亲朋好友之后,仍然无法联系到受送达人,才能视之为下落不明。
最后,考虑法院是否进行了直接送达或者邮寄送达而不能。所以,为了防止公告送达的滥用,有必要明确什么是下落不明,还要穷尽其他送达方式方式,先行联系当事人。只有在上述方式下还无法联系上受送达人时,才可以公告送达。
(2)缩短送达的期限
笔者认为公告送达的价值集中体现为程序正义和保障受送达人诉讼信息获知权。德国和日本规定公告送达期限为为两周,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20天。结合外国和台湾地区立法例,笔者认为应当缩短公告送达期限,以20日为宜,20日之后,视为送达。
(3)强化原告的举证责任、法院的审查责任
受送达人是否下落不明主要由原告举证。“如原告提供了对方住址等基本信息,仍然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当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院才一可以依法公告送达。”。
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对公告送达审查机制不严格,为了结案率或者与原告勾结,在没有确定被告是否下落不明,更未穷尽其他送达方式之前,直接采用公告送达,严重地侵害了被告的利益。所以,应当加强法院对采用公告送达的审查力度,如果法院相关人员违规、违法操作、造成了案件错误,可以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三)增设新型送达方式
如上文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6种送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立法有必要设立一些安全快捷、提高诉讼效率的送达方式,比如简易送达、电子送达、当事人选择送达方式等。
1、增设电话送达方式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20011年11月23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今年10月通信业运营状况。数据显示,我国电话用户累计达到11.15亿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7.3亿户,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首次突破1亿户。我国目前城乡电话的普及率可见一斑。用电话通知当事人有关诉讼事项,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但缺点是没有书面的送达证明。实践中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电话录音,可以完整记录通话内容,可以和其他诉讼材料一起归档。二是电话记录,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内容包括通知人、受话人、拨出电话和受话电话的号码、通话时间、通话内容等,由两个以上的证明人签字。另外,笔者认为,为了确认对方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要询问被通知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年龄、职务等基本情况,以便确认其身份,然后再告之其诉讼文书的内容,并说明送达的法律效力以及该电话的通话内容已作了录音的情况。以便维护受送达人的法律权利。
2、增设电子送达方式 当今世界已迈入“电子化”、“网络化”时代,已由居有定所、安居乐业的时代迈入人口快速流动的时代。这既使送达面临挑战,也给送达制度的“升级”提供了契机。我国《民诉法》没有规定电子送达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38条指出:加快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和通信建设,统一网络应用软件,这是为现代科技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结合提出的初步构想。
现代通讯手段为迅捷地送达诉讼文书提供了技术手段,充分利用这些手段非但不会限制程序保障,反而能提高程序的效率,但这些送达手段的运用必须经受送达人确认或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确己知悉。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5号《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认可了这些送达方式,但仅限于基层人民法院在简易程序中适用,因此,司法解释应考虑把这些方式推广适用到所有的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
(1)电子邮件送达
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对电子邮件送达持肯定态度,现在美国国内、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电子邮件送达是有效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上网发布执行公告,福建省泉州市中级法院网上开设执行工作网站,这些都为法院利用互联网送达诉讼文书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如上文所摘引的数据显示,我国截至2011年11月底互联网用户己突破一亿大关。11年累计新增互联网宽带用户1800.8万户。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正如电话用户的飞速发展一样,互联网用户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与日俱增。
电子邮件送达同样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而且现在一般的基层法院都基本上实现了网络的普及并建立了法院的官方网站。确立这一送达方式的建立也已有了硬件的基础,学界所争论的问题是,电子邮件送达难以确定受送达人是否签收、送达的安全性问题。这也是笔者所担心的问题。但是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方法的问题。考虑到邮件送达的普及率,通过电子邮件送达最好事先征得受送达人的同意,同时为了确认受送达人收到诉讼文书,事后由受送达人确认或者出具证明,或者在电子邮件发出后,注意存档并书面说明。当技术达到可以使接收邮件的计算机在收到邮件后能够自动发出“功能性回执”的水平时,将该回执存档作为送达证明。同时,57另外,利用密钥技术保证诉讼文书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笔者认为,为了确保受送达人收到且阅读了邮件,我们可以结合电话询问是否接收送达和了解了文书内容,将电子邮件送达的不确定性和安全性降到最低。
(2)网络公告送达
所谓网络公告送达方式就是在法院官方网站上以公告送达的方式来张贴送达内容。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公告送达还主要局限于张贴和报纸,网络还不是法定的公告送达方式。互联网络的出现,为法院拓宽公告的覆盖面,提高公告作用创造了条件。与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不同的是,互联网使人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保持同步、即时、紧密的联系,它大大拓宽信息的传播面,也使得法院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网上公告提供了便利。这种网上公告的出现,使得原来只能局限于法院所在地的公告可以借助互联网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亿多,而且每年以上千万的速度
增加,采取网络公告送达已成为可能。但是如同公告送达一样,网络公告的使用要严格限制,笔者认为,网络公告应当和公告送达相互结合适用,这样不仅扩大了公告送达的范围,节省了法院成本,而且更加有利于受送达人,使其了解文书的机率大大增加。所以,网络公告送达已是不可或缺的方式。
结
语
送达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不论从条文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都与其民事诉讼制度的地位不符。立法如此,司法实践中,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并形成了“送达难”的怪现象。伴随04年我国《民事诉讼法》解决了“执行难”问题之后,笔者认为,下一步,“送达难”问题的解决己是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本文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试图对我国民事送达存在的问题以及成因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并从多个方面对我国送达制度的体系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完善的建议,说是建议,无非拾人牙慧而已,囿于笔者学识浅显,文章语言随意性较大,有的观点还不够成熟,文章着实存在不少问题,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斧正。
第五篇:离婚案件送达难
离婚案件送达难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论文提要:近年来,离婚案件数量大幅上升,离婚纠纷案件是人民法庭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民事案件,离婚案件因具有身份上的特殊性,双方到庭诉讼与案件事实的查明、认定密切相关。然而当事人大量外出务工,居无定所,人员流动性大,基层法院在办理离婚案件时“送达难”问题尤为突出,造成因送达不到而影响案件的审理,为此,分析其成因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离婚案件 送达难 成因 对策
城乡一体化发展迅速,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增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造成当事人实际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按户籍地址无法送达。离婚案件中相当一部分当事人系外来务工人员,其流动性大,且租住地经常发生变动,发生离婚纠纷后难以联系其本人。离婚案件当事人长期分居,一方长期离家,工作居住在外,致使原告方无法准确提供被告的联系地址。部分当事人法制意识薄弱,家庭责任感不强,对离婚纠纷采取放任消极的态度,采取各种方法回避送达。对此,在送达副本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或者被告下落不明的,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应诉材料。公告送达是诉讼法规定的一种送达方式,是在无法向诉讼相对方送达应诉材料时使审理程序合法化的保障,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公告传递诉讼信息,让下落不明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当事人及时参加到诉讼中来行使自己的权利。
尽管离婚案件中一部分被告接收了法院依法送达的应诉材料,但仍以各种借口拒绝出庭。这些当事人绝大多数因不同意离婚而拒绝出庭。他们大多数文化层次不高,法律知识 匮乏,担心出庭应诉会导致离婚,不能正确衡量积极应诉与消极应诉的利弊,甚至错误地认为不出庭应诉会使原告达不到诉讼目的。由于我国法律对拒绝出庭的消极应诉行为并未进行规制,致使该行为因不能受到惩治而增多。
不愿意出庭的成因和离婚原因还与离婚原因有关,外出打工,出现婚外情,外出务工家庭大概分三种类型,单一外出型、双方外出型、轮流外出型。这三种情况无论哪一种夫妻二人都难以有相聚的机会,长期的分居生活,难以培养起真正的夫妻感情,这种不牢固的婚姻能否经得起外界环境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一些青年留恋外面的生活条件,不思返乡,天长日久,产生婚外情。或者夫妻一方长期外出打工不归,对家庭、孩子不管不问而引起另一方提出离婚。草率结婚,缺乏婚姻基础,因为婚前缺乏了解,双方相处时间短,婚姻基础差,视婚姻为儿戏,在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草率登记结婚。此类婚姻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夫妻双方大都是经人介绍相识的,少部分属于自由恋爱。由于违法犯罪而导致离婚,这类离婚案件男女一方或双方有的法律意识不强,有的道德品质败坏,违反婚姻法,如同居生活、无效婚姻、重婚而造成原、被告双方离婚。或者是一方因犯罪被判刑,另一方起诉离婚。另外农村还有少量包办、买卖婚姻现象,夫妻间没有真正的感情基础。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而离婚,这类离婚案件有增无减。一方经常打骂虐待另一方,另一方因不堪忍受而提出离婚,特别是在农村,受封建思想、文化差异的制约,夫权思想仍很严重,不少人无视妇女的独立人格,动辄对妻子辱骂殴打,肆意虐待,女方长期饱偿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最终导致婚姻破裂。基于上述原因,离 2 婚双方对彼此没有感情,无论哪方提出离婚,都不愿再见面,更别说应诉了。
虽然缺席审理和公告送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在部分法院存在这样的审判实践,但离婚纠纷案件事关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一方不出庭,对于双方感情是否破裂、夫妻共同财产等问题难以查清,同时使调解程序无法进行,不利于案结事了。故谨慎的做法应在送达离婚纠纷案件应诉材料时详细告知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出庭应诉的法律后果,尽量在双方当事人均出庭的情况下进行调解或判决,慎用缺席审理和公告送达。
但是在送达的过程中,诉讼当事人总是不接受送达的法律文书并以各种方式拒绝,即便送达人员在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也拒绝接收,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法律应当对留臵送达、公告送达进行具体规定,适当放宽留臵条件,严格规范公告送达,探索新型送达方式。
2013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正式开始施行。其中,修订后的民诉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规定了新的送达方式:一是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二是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我们所要注意的是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送达具体情形,法律没有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当规定,当事人或者其同住的成年人拒绝签收,此时,法院工作人员可以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形下,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把诉 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而不必有见证人在场。因为此时已经有拍照、录像作为证据,若还要求见证人在场,此种送达方式失去了其应有之意。但是不能将此种送达方式滥用,不能因为送达时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不在其住所而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留臵送达。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手段越来越丰富,采用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不失为一种便捷方法,但法律要求经受送达人同意才能采取此种规定,而现实生活中,受送达人往往不会同意,因此,笔者认为只要能够确认受送达人经常使用此种联系方式,就可以不经受送达人的同意进行送达,这样将大大减少法院的工作量,提高司法审判效率。比如说,现在QQ、微信等聊天工具的普及,如果经查实,被送达经常利用该聊天工具和其他人联系,就应认定被送达人能够接受送达文书,而不必要经被送达人同意。
另外,对于将立案的离婚案件,应严格审理立案材料,重点审查本院的管辖权及被告户籍登记材料,以便于立案后进行送达。立案时,立案人员应与当事人积极沟通,主动询问被告的居住情况,一旦发现被告下落不明或无法联系等情况,应耐心对当事人进行解释,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让其补充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材料或与被告取得联系后再行起诉。防止立案后,因送达难或无法送达致使案件搁臵,延长案件审理周期。加强审判机关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与协作。人民法庭应与辖区内相关行政部门及地方基层组织建立长期有效的协作互动关系,加强沟通联系,借助人熟地熟的优势直接送达相关材料。同时,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公民 的法制意识。必要时通过做被告家属的思想工作,间接敦促被告配合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