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公车改革模式与出路的调查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专科
__________行政管理______________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论文
题 目:关于公车改革模式与出路的调查报告
姓 名: 张
强
学 号:
125200145398
2专 业:
行政管理 入 学 时 间:
12秋仁怀行专3班
指导教师及职称:
李老师
所 在 电 大: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4 年 3 月 8 日
内 容 摘 要
很长时间以来, 公车消费是我国各级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公务消费和官员职务消费的重要部分, 公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有利于政府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办公,但是公车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公车私用、公车滥用等公车消费腐败问题。公车在很大的程度上相当于某些公权机关的脸面, 某些官员的架子和派头用公车来显示,这些根深蒂固的公车消费腐败一方面给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还严重影响党政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 公车消费存在着,能上不能下高不低的膨胀冲动, 一些地方公车配置屡屡超标、车轮腐败令财政不堪重负。本文从我国公车改革历史背景入手, 提出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建议和对策, 期望对当前的公车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关 键 词:公车,改革,三架马车
关于公车改革的模式与出路的调查报告
张强
公车改革是大势所趋,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呼声都越来越高,从1994 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9个年头。
一、贵阳现行公务用车制度的三大弊端
(一)公务用车费用居高不下,财政不堪重负
据报道, 贵州省政府采购2004 年的规模是1200亿元, 其中汽车采购的额度达到200亿元。到2008年政府公务车虽经前几年大量采购似仍未满足需求, 在政府采购总额中仍约占1 /4, 达500亿元, 年增长速度为15%, 远超我国GDP的增长速度。这种触目惊心的采购规模还在不断增长中。每年大量增加再加上历年积存的公务车产生的养车费用, 是一笔令人咋舌的公共开支。
(二)公车资源配置不合理, 使用效率低下
公车使用隐性浪费严重有些单位把公务用车看成是一种待遇, 不是从工作出发, 而是不管条件是否许可、车辆是否超编、有无违反规定, 都要想方设法购车, 使得有权管钱且领导胆大的单位公车就多, 无权无钱的单位公车就少, 造成部门与部门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公车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少单位领导超出有关规定低职变相配备公车, 把公车变为个人相对固定用车。各级领导干部、各种行政、管理机关使用的公务车, 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购买、使用的范围上都有明显的扩展, 已远远超过实际工作的需要, 相互攀比公务车档次成为部分人追求的目标。这种公车资源配置制度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党政机关提出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要求不相适应, 客观造成了公务员之间的不公平和新的苦乐不均。
(三)监管约束制度乏力
公车私用、滥用等违纪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公车私用实际上就是公权私用, 虽为国家三令五申严禁, 但这种现象却越演越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公车公用、私用、司机用各占1 /3, 也就是公车只有1 /3的时间用于公务, 这样的现象较为普遍, 一些机关党员干部用公车送子女上学、宴请娱乐、外出旅游, 损害了党
员干部的形象;一些领导干部攀比心理、享受心理作怪, 违规配备豪华车, 导致公车超标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司机和干部与厂商和维修厂家相互勾结, 在购车、维修、油料费、路桥费等环节弄虚作假, 营私舞弊, 造成经济违纪违法问题。
新闻媒体虽屡有追踪监督报道, 但见效甚微。公车私用屡禁不止, 使政府形象受损, 负面影响极大。
二、公车改革所需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进行任何改革,首先要明确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公车改革也不例外。公车改革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用公车,而在于如何有效地使用公车。换言之,如何在保证公务用车的现实需要的前提下,降低公务用车的成本,是公车改革的关键所在。具体来讲,公车改革要达成如下四个方面的目标:(1)要把超编超标配备公车的势头扭转过来,控制政府使用公车的总规模。(2)要杜绝公车私用、虚报费用的“公车腐败”现象,实现公车使用的“阳光操作”。(3)要解决公车使用过程中的粗放经营、养护乏力、浪费严重等问题,提高使用效率。(4)要尽力矫正原来按行政级别(而不是工作性质和工作需要)配备和使用公车的陈规陋习,使公车成为全体公务员更好地履行其职责的合意工具,而不是某些人享受特权的象征。
三、我国公车改革模式及路程
贵州公车改革十几年以来,主要有货币化改革、集中统一管理、加强管理监督三种形式的改革模式。各地车改试点大致为三类模式:一为公车货币化,二为公车集中管理,三为两者模式的结合。
公车货币化模式以广东珠三角、辽阳弓长岭区为代表,曾长期被认为是公车改革的方向。其措施是公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
公车集中管理则以昆明为代表,其措施是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全部停用,或上缴至各区组建的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或拍卖收回部分财政经费。
第三类模式则以杭州为代表,取消单位的公务车,所有公务用车集中至杭州市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单位公务用车可向中心提前预约租用,同时按级别给公务员发放车贴。不同的是,杭州车改没有采取“货币化”现金补贴的模式,而是将车贴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
为了保证货币化公车改革的顺利推行,有必要完善现在存在的一些弊 2
端,制定更加合理的具体政策来保证各个环节的实施。基于福利的宏观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了一条简单实用的决策原则:最好的政策或者措施是惠及某些个人和群体,但不会殃及任何人。因此,我国的货币化公车改革必须要充分考察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尽量减少改革阻力,合理的处理好各种矛盾冲突。
公车改革可作如下考虑:一是让公车回归“公车”性质,公车只用于公务的需要,任何与公务无关的活动都应杜绝,公车不再成为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同时取消官员上下班公车接送,此举可消除绝大部分公车私用的隐患。二是大幅度减少公车数量和公车开支,除了必要的工作专用车,其他一律拍卖,彻底解决公车量多、开支大的问题。三是实行公车补贴货币化,根据工作需要和性质,科学分类分档制定货币补贴标准,将节约下来的公车开支的一部分用于货币补贴,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公务员的公务交通开支,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推进车改的阻力。四是推行公务用车市场化和社会化,提高社会资源的整合和配置效率,鼓励公务员购买小车和私车公用,根据私车公用实际情况给予补贴,通过个人购车、市场化租车等方式解决公务活动用车;五是要妥善安置司勤人员,可以通过组建公车服务中心或分流、退休等方式安置。其实即使让司勤人员保留工资,等到退休,从总体上看,所节约的公车开支仍然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可以释放他们的能量,消除因传统模式所产生的种种腐败和浪费。
公车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构建完善的公车改革法律制度,用制度去引导改革,用法律来保障改革和确定改革的成果,走法制化之路,让权力制约贯穿改革始终,保障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政府机关公务用车的知情权、监督权,走增加民意民智的公车改革和法制化路线,是车改的治本良策。
四、公车改革加速度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
给公车改革再次加速,首先要解决“改革动力何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公车改革,势必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这样的改革要想获得持久动力,需要用好“三驾 3
马车”。具体来说就是,要有一批身体力行推动改革的领导干部,要有一群乐于为公车改革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还要激活监督公车和拥护改革的民间力量。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是公车改革的推动者和执行者,同时也是公车改革的对象。公车改革的实质,在于削减领导干部一部分既有福利,如果改革方案不能得到公车受益者的认同,这些人就有可能成为深入推进改革的阻力。给公车改革加速,需要尽可能地增进改革共识,努力减少改革阻力,甚至化改革阻力为动力。从目前来看,已有一些领导干部意识到公车改革的重要性,并率先垂范为公车改革鼓与呼。今年春节,云南某副厅级干部在微博中晒出自己的车牌号,呼吁公众监督公车私用现象,就引起不小的反响。尽管这项“微改革”举措招致不少争议,但地方官员能以开放的姿态对待监督,其实已经给其他对公车改革持观望态度的官员做出了表率,这有助于让他们意识到“支持公车改革,天塌不下来”。
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公车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杜绝“车轮上的腐败”和“车轮上的浪费”,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而不能满足于公车经费“零增长”。让开明官员推动改革,让专业学者建言改革,让民间力量监督改革,用好这“三驾马车”,能给公车改革提供一个更快的加速度。
参考文献
1、杨春.“少开一天”不是公车改革治本之策..南方日报(2012.212.第004 版)
2、袁涌波.公车改革攻坚:三种改革方案的比较及启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4.第4期)
3、北京平谷试行公车改革处级以下干部取消配车[ EB /O L].h t t p : / /
4、陈潇兵.关于市级机关公车改革的实证分析与模式选择[J].经济师,2010(7).5、柳新元.如何推动公车改革公车改革的目标及其方式选择.长江日报(2005.11.25 第015版)
第二篇:公车改革
“车改”能否“彻改”-----对公车改革实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其中光公车购置费一项就达61.69亿元,公车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谈到公车私用时就明确表示:“公车私用应该管的住,必须管得住。”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改革。这意味着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
就各地目前的情况看,目前我国公务车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 效率低,浪费惊人。针对以上问题,公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公车改革,让改革方案尽早出台,改革措施尽快实施,以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
事实上,国家关于公车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每年两会上都会有相关的提案,但进展较慢。回顾近些年各地公车改革进行的摸索和试点,不乏失败的教训:例如,一些地方曾经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消息被曝光后,这种背离公车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车改”被果断叫停。公车改革的另外一大难点是如何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尤其是公交车道俨然变成了公务车道,更是应当下大力气治理。虽然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牌照,这无疑也是公车改革的应有之意。但是相关部门更要意识到,公务车的“特权马甲”往往有很多种,尤其是民用号段中的某些“特权号段”,更容易因为官商混用导致特权泛滥、失控和“李鬼”横行,下一阶段亟待有关部门严加监管。
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 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增强了民众对政府实施公车改革的信心。
公车改革,从有意识到有提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方案最终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为例,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北京市虽然连年出台相应政策控制机动车数量政策,但实际上北京的现状仍然是“车满为患”。据此,人民网进行了调查“公车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参与了调查,其中77.9%的网友认为“改下不改上,体制冲突阻力大”此选项获得2039票;还有10.7%的网友共280人认为“未设专门机构监管”;8.4%的网友共219人认为“车补不平衡,方案难推行”;最后,有3.1%的网友表示“其他,有话要说”。网友“1”说:
1、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来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网络公布公车使用情况,公车使用无法受到监督,舆论压力不大,部门人员可暂不执行;
3、部门人员成本意识不强,似乎不知道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需要加强培训。
4、最终的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推行一个大众监督的网络平台,将公车使用纳入干部考核管理,对成本过高的部门要进行整改并向公众公布。这个公车改革就方便执行了。网友“秦岭军魂”指出:车改的前提是“精兵简政”,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目前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在此环境下,不具备进行车改的条件,车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进行车改,必先精简机构。
顺应民意是公车改革的大前提,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所要面临的两个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车改革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的转变。当前全新的车改方案正在紧张酝酿中,此次“车改”能否“彻改”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政府部门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在车改上出台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实现“车改”的“彻改”。
第三篇:公车改革
随着反对浪费的“光盘行动”的兴起,“公车消费”作为“三公消费”的其中一个焦点更是受到了市民的关注。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强公车管理,但 “公车私用”未能刹车,在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期间,公款吃喝已明显遏制,但“公车私用”却是风景依旧,不少市民在微博上随手拍举报私用的公车以及豪车。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连同其他代表委员提出,应该用整肃“舌尖上的浪费”的决心和力度,来遏制“车轮上的腐败”,中央应尽快出台公车改革制度,减少公车配制,让公车私用彻底停驶。公车三分之二被私用
“公车私用带来的浪费触目惊心,老百姓形容„车屁股底下一栋楼‟。” 全国人大代表、龙岗区布吉街道南岭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育彪告诉晶报记者,据统计,2011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1/3”:办公事占1/
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
3、司机私用占1/3。
张育彪认为,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大量的公务车上路,不仅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公务成本,也加剧了道路的拥堵。长期研究并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公车越用越豪华、数量越来越庞大时,很容易诱发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公务员群体的各种议论,对政府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开支每年至少6000亿
“什么是公车?只要是利用公共资源买的车,都属于公车,包括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和军车。”叶青表示,遏制公车浪费,立规矩、定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楚公车的概念、公车数量和费用到底有多少。
叶青说,对于公车的数量和费用,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的统计。据他初步分析,全国的公车至少在400万辆以上。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平均一辆公车一年公用的费用在10万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费用,一辆车总的费用在15-20万元之间。以15万来算,400万辆车一年的费用就是6000亿。“杭州车改显示,一辆公车一年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全国的公车改革,那最少也会省下2000多亿。这还是最保守的数据。”叶青说,在公车配备等制度中,规定只有省部级以上干部才配备专车,但各地严重违反这个规定,导致公车数量惊人,“车轮上的铺张”是一个很大的浪费。20年公车改革收效甚微
“第一次车改是出现在广东东莞沙田镇。”时任中南财大讲师的叶青,因为自己的专业背景,1993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公车改革的问题。但是从第一次车改到现在,已过去20年,成效并不明显。“有些地区出台车改方案后改革不下去,导致更大的浪费。”叶青说,持续呼吁公车改革的他,在调任副厅级官员当天,他“炒”了司机,婉拒单位专车,开始践行一个人的“叶氏车改”方案。
在叶青的印象中,目前车改最成功的地区,是2009年5月杭州的车改,也是他认为级别最高的成功车改,除省部级以上官员,全部不再配备专车,而是发车贴到市民卡中。
据张育彪代表分析,以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起点,多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治理公车私用,各地也出谋划策进行了多种尝试,但公车私用之风未能“刹车”,主要原因是政策较宽松,缺乏威慑力。私用违规成本太低
2013年伊始,网友发起的“随手拍豪华军车”行动响应者众。具有明显标志的军车、警车,一旦被私用,轻易就能被发现。而与普通车牌一样的公车,则很难受到有效的监督。北京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坊间俗称公车“私奔”)。该建议被媒体公布后,得到了许多人包括专家的认可。为此,张育彪代表建议,给公车挂上公牌并在车身上喷字标识,标明各自所属的诸如“卫生”、“环保”、“城管”等部门字样,让百姓一眼就能识别,私用者无疑将更加无处遁形。同时,公布监督电话,建议鼓励包括媒体记者、网民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公车私用开展监督,使公车私用行为无处藏身、广受监督。
“治理公车顽疾需要曝光更要惩治”,张育彪代表说,目前,公车私用违规成本太低,真正将监督落到实处,还须对公车私用加大问责力度,起到震慑作用。“如果公车私用被举报后,仅仅是补交使用费和通报批评,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用制度推动公车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给公车喷上标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车私用,“这是一种依靠舆论手段遏制公车私用的方式,但并不能根本避免公车私用现象,关键还是要建立有效制度。”
“„舌尖上的浪费‟遏制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应酬伤神又伤身,很多官员也不乐意。„车轮上的腐败‟管理起来不容易,因为公车带来的享受和好处太多,取消难度之大超乎想像。”叶青也认为,要彻底让公车浪费刹车,仅仅靠群众监督是不够的,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找专家制订相关方案,用制度来推动公车改革。“在随手拍的监督下,军车已经感受到压力,明确5月起进行改革。”
“中央有决心,基层有呼声,国内外有参考的制度也不少,为什么公车改革难以根本推进?就是堵在了这个中间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施杰说,在当前的破题阶段,中央的决心要更大一些,态度要更坚决一些,同时要更广泛地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层“两头挤压”的倒逼之势。深圳公车改革应先行
“深圳到底有多少辆公车?据我自己掌握的有30多万辆,但使用率并不高,使用率据我个人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在上月底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召开的治理交通拥堵研讨会上,持续关注深圳公车改革的深圳市政府督察处吴立民说,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启动公车改革,然而过去这么多年,迄今为止却未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在2012年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立勋就表示,自己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就公车改革问题提了5次,如今做人大代表,又提了3次。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深圳,公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与深圳的形象不太相称。
网友胡野秋表示,公车改革势在必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试验场,理应先行先试。
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张育彪 两会奏鸣曲
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最佳时机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改革呼声和氛围从未如此强烈。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时机,只有紧紧抓住、用好这一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一是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政府的换届之年,新局面的开创必须靠深化改革;二是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原有的发展模式无法再延续,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和动力需靠改革激发;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多元,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利益格局调整要用改革来破题。政府减少审批和微观经济干预
王伟(全国人大代表、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随着人力成本的快速攀升,传统加工制造业的利润愈加微薄,而现在民企能投资的领域并不多,能源、铁路、民航、石油、电力等领域难以进入。这些垄断行业改革多年,但实质性进展不大,并且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逼得一些人脱离实业,转向炒房等泡沫领域,放大了风险。
激发经济活力应从三个方面着力改革。首先,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和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次,在不涉及国家核心经济安全的领域,要让民企和国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最后,要为民企创造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第四篇:浅谈公车改革
浅谈公车改革
曾经爆出有些地方的机关干部,节假日还开着公车在街道上大摇大摆,甚至酒驾,为了避免有些机关单位的人公车私用,“高调”的进行公车改革,中办国办印发的两个公车改革文件公布,文件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距离提出公车改革过去已经好长时间了,可是有些地方是“市区改了县里没改;市直机关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一个部门内有人改了有人没改”,最终难以成功。还有的地方是“补贴标准定的不合适”改革也会失败。公车改革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公车该不该改革,该怎样改革,成为一大难题。
公车改革要因地制宜,在市政府机关,其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办公室,就算有什么事需要用车,也是很方便的,市里面交通相对便利。可以彻底的改革“公车”。但对于乡镇单位,可以保留一定的“公车”,因为有些乡镇离市区比较远,且交通不是那么便利,故如果取消全部公车,那势必会对工作照成一定的影响。有公车,也一定要严格管理:车辆外出必须登记,详细记录事由、时间、地点、行程、乘车人等信息,下班后和节假日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公车。这样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更有效率的使用“公车”,乡镇“一把手”上下班也不能使用公车,“公车”顾名思义是只有上班的时候才能使用,只能公用。然而补贴问题也不能太笼统,不能说按级别来补给,要按需补给,现在不管是公交还是出租车都有发票,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凭发票领取自己的补给,不能搞特殊。公车改革要根据当地的交通条件、地理位置等情况来进行改革,不能盲目的整改,“公车私用”要遏制,但是工作效率也不能降低。
但是随着作风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基层单位“公车私用”透视种种“私车公用”现象,确实有开私家车为公家办事,但更多的却另有隐情。比如说有的单位违规搞接待,怕公车遭举报,就堂而皇之地用起了私家车,相关费用公款埋单;有的单位领导嫌公车动用审批手续繁琐,不如用私家车随叫随到,自由方便,而且借用私家车可以逃避监管;甚至有些领导爱面子、耍花子觉得单位公车没档次,就打起了老板的豪车等等变向问题,这些“公用的私车”不在编制范围内,上级机关难以掌控,从一些“私车公用”情况看,最后基本都成了“私车私用”,其危害远比“公车私用”要严重的多,时间长了难以出现诸多问题。
应地制宜的改革“公车”,建立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公车改革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用车关系着政府形象和在老百姓心中的亲和力,普通上班人员能坐车上下班,为什么机关工作人员就不能呢?总而言之,公车改革利大于弊。各级要像治理“公车私用”一样,严查各种“另有隐情”的“私车公用”的问题,从思想教育入手,从建章立制严起,把日常管理抓实,坚决遏制这种不良现象,把“公车”改为“民车”开到群众的心坎里。
第五篇:公车改革
申论热点时评:公车改革不能“钱也拿 车照坐”
最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对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各地区各部门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这预示着,中央已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作为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果从1994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走过了17个年头。但由于该政策性文件操作不透明、内容不科学、程序不公开,几乎对公车没有起到多少实质性的约束作用。当前,堪称“史上最严格”的新一轮公务车改革已经启动,改革的效果如何有待实践的检验。笔者认为,公车改革不能完全指望政策规范,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设法治政府的背景下,公车改革亟待纳入法治轨道,“公车立法”或许是破解公车改革屡屡陷入困境的根本出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公车改革能否纳入法治轨道,也是考量政府自身是否真正践行“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指标。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笔者认为,立法机关也要从立法上给力公车改革,抓紧时间对公车改革进行立法调研,着重调研车改模式的选择、适用范围的确定、公车管理细则及货币补贴标准等关键问题,抓紧时间起草论证有关公车管理的法律法规。
近些年,各地对公车改革也进行了一些摸索和试点,但有效的不多,甚至越改越糟。例如,一些地方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还有的官员拿了补贴,公车照坐,与车改目标背道而驰。毋庸讳言,公车改革,难就难在触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在政策文件难以彻底调整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必须靠权威的法律来给力。毕竟法律才是利益调整、利益整合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工具。
实践证明,公车改革单靠部门自觉是靠不住的,单靠有关部门发发文件也是不能长久管用的,关键在于结合公车改革出台刚性的法律,实现公车管理的法治化、常态化和制度化。我们期待与“史上最严格公车改革”同时启动的还有史上最给力的“公车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