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模式之比较及利弊分析（★）

第一篇：公车改革模式之比较及利弊分析

公车改革模式之比较及利弊、原因分析

今年以来，杭州市和遼阳市的公车改革再次刺激了公众的神经，成为媒体特别是网络议论的热点、焦点之一。其实，“公车改革势在必行”可以说已成共识，大家争论的焦点并非“要不要进行公车改革”，而是“应该如何进行公车改革”。其中争议最大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化“车改”模式和补贴标准是否合理上面。

目前，各地进行“车改”的主要做法，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货币化”改革模式，即取消公车（执法执勤车除外），向全体或部分工作人员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二是“半货币化”改革模式，即保留部分公车，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门统一管理，向各级工作人员发给数额不等的乘车卡，实行公车有偿使用，以年度进行结算，超支自负，节余结转下年使用；也有的地方按节余额的３０％－５０％以现金形式奖励本人。三是“加强管理”改革模式，即各单位继续保留公车，取消事实上的“领导专车”，通过健全并严格执行各种使用、管理公车的规章制度，达到克服公车私用、浪费及舞弊行为的目的。严格来说，加强公车管理并不属于用车制度改革，但相对于原来的管理模式，也算是一种改革或改进。

以上三种“车改”模式各有长短。本来，针对现行公务用车制度及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切实加强管理，杜绝公车私用、铺张浪费及贪污舞弊行为，是行政管理和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但从多年的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参见《为什么说“公车改革势在必行”》一文）。究其原因，一是没有触动现行的公务用车制度，未能从根本上克服源于供给制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二是公车私用、铺张浪费已成常态，可以说见怪不怪、积重难返，非有特殊的决心、特殊的手段难以见效。三是我国现阶段法制化水平不高，“禁止公车私用”仅是廉洁自律的一项要求或号召，并未真正成为一条具有阻遏作用的“高压线”。试问，如能真的做到像意大利那样，对墨西拿市市长因一次公车私用便告上法庭并判处6个月监禁，那么还有人敢公车私用么？四是领导干部普遍对公车私用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不足，未能做到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公车管理部门对此也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便毫不足怪了。五是传统的管理方法有些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难以长期坚持下去。如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公车私用，规定下班后公车必须停放在单位停车场。对于小城市来说，做到这一点不会有太大的难度。但在大城市，由于居住分散，路途较远，加上交通拥堵，从住地到办公地点，乘车往往需要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若以一小时车程为例：下午6时散会，司机送领导回家后，把车开回单位停放，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家，总共需要3个小时。司机回到家里，已是晚上9时左右。第二天上午为了保证领导8时到达会场，司机必须在清晨5时前离家前往单位取车。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规定很难长期坚持下去，而且对司机来说，也不够公平。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希望通过加强管理而不进行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要达到克服公务用车上各种弊病的目的，的确难度很大，而且行政管理成本很高。因此，除个别地方和特殊单位外，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

就全国而言，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目前普遍采取货币化的“车改”模式。现实的选择说明这一模式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其一，货币化改革的方向符合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要求，把原来公务用车上的暗补变成明补，更加公开透明，便于监督。其二，货币化“车改”模式虽然没有先例可循，但是前些年进行的货币化“房改”及通讯工具改革，还是提供了可贵的改革经验。其三，货币化“车革”模式顺应了经济较发达地区小汽车进入家庭的发展潮流，减轻了公车改革的阻力。对于当地生活水平达到每百户小汽车拥有量２０－３０辆，多数公务员具有购车欲望而经济上仍有一定压力的地区来说，“货币化”改革模式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通过“民办公助”解决公务交通工具，即私人买车，公私兼用，公家发给适当的交通补贴，使许多公务员拥有自己一辆车。既方便了工作，又提升了家庭生活质量，受到了多数家庭的欢迎。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通过“车改”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解决了公车私用等老大难问题，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四，货币化“车改”模式相对其他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行政管理成本较低；同时由于“车改”后取消了公车，等于釜底抽薪，比较彻底，不易反复。但是，货币化“车改”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对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目前还缺乏进行货币化“车改”的思想准备和物质支撑，短期内无法广泛推行。二是“车改”后补贴范围和标准的确定，如何做到公平合理、科学准确，实属不易。补贴范围过窄、标准过低不能满足公务需求，范围过宽、标准过高则成了新的福利，二者均对“车改”的成败产生严重影响。三是鉴于全国尚未对公车改革进行统一部署，“车改”试点单位多属自发行为，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边试边行。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争取单位员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车改”的支持，地方政府和单位领导在制定“车改”方案和补贴标准时，容易出现政策“赎买”的倾向。如果上级监督不力或群众监督失效，货币化改革确实有沦为福利化的危险。典型例子就是区委领导“车改”后每年补贴标准高达80000元，成为全国之最，招来大江南北一片骂声，而且令公车改革蒙羞，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而“半货币化”改革模式，是在总结了上述两种模式的利弊得失之后，扬长避短提出来的。相比货币化“车改”模式，其特点是保留了部分公车和司机；而且交通补贴只定数额不发现金，避免了“变相加薪”之嫌。因此对社会各界的冲击较小，有利于平稳过渡。而与“加强管理”模式相比，则加强了政府集中监管的力度，克服了原先各单位对公车实行分散、独立管理的局限性，有利于减少监管的阻力和成本，提高公车使用的效率。其缺点是改革不够彻底，同时监管的成本较高，执行中存在走样变味的风险。此外，有的地方为了鼓励节约，对节余额按30-50%的比例以现金形式奖励本人，笔者亦认为不妥。既然“车补”额度是按公务需要的原则确定的，节余部分按理应该上交或结转下一年度使用。而按比例以现金形式奖励本人，显然有违专款专用的原则，并且背离了“半货币化”改革的初衷。

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情况和条件不同，很难笼统说哪种“车改”模式就是最佳选择。关键是要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革。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我认为当前普遍采取“半货币化”改革模式比较可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宜过于超前强推货币化改革模式。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货币化改革的环境和条件比较成熟，也要注意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精心处理好改革中的各个细节，务必使“车改”做到“有利于工作、有利于节约、有利于廉政、有利于稳定”（参见《衡量公车改革成败的标准是什么》一文）。为了加强对公车改革的指导和监督，一般而言，应以地级市为单位，统一制定“车改”方案，并报省政府备案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二篇：申论热点之公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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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考试热点天天读：公车改革

【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3月底，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同时，要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

(2)广东公车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东莞市沙田镇。该镇从1993年起取消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改发交通补贴。

在2003年开始的大规模车改中，东莞仍领跑在前。2004年年底，东莞完成了市直党政机关车改；2005年10月前，镇街车改完成。

车改后，东莞公务员交通支出节约了一大笔。最早车改的沙田镇，车改前该镇机关每年交通费用为84万元，车改后为38万元。全市各个镇区车改前3年平均每年公务员交通费为11759.64万元，车改后每年公务交通费用测算为8875.97万元，节省了近3000万元。

在东莞公务用车的改革中，最引人关注的第一件事便是车改后公务员个人的交通补贴标准。在天涯等论坛上当时火热的帖子是《天！东莞车改科员有1000元补贴》。东莞市一局级机关公务员蔡先生告诉记者，“老百姓意见那么大，不可能不顾及的”。后来车改方案正式出台，科员的车补为800元。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这个补贴标准还算满意，“车补基本上能满足需要了”。

(3)“三水区自2004年6月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先后对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车改。”佛山三水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三水区的公车全部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当时开创了广东车改先河。

“车改前做了近一年的调研！”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调研后得出结论：“不如把公车拍卖，这样车改就一步到位了。”

2004年7月4日，佛山市三水区公车首场拍卖会如期举行，首批79辆拍卖公车共吸引了1312名竞拍人参与竞拍。“公车拍卖，那是从没见过的新鲜事。”参加过公车拍卖的私企业主黄先生回忆说，当时他看中的一辆丰田起拍价为7.2万元，最终以16万元成交，他因出价少没得到“心头好”。三水区分五批拍卖公车367辆，成交总价3738.26万元。

车改后，三水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支出分别每年至少降低700多万元和60多万元，节约率在30%以上。“车改后，没公车不下乡的情况改变了。”三水区农业局一负责人介绍说。

(4)2001年起，广州在5家单位试行公车改革，其中4家为市属国企，天河区21个街道办事处是唯一试点的政府机关单位。记者调查发现天河区的街道车改近10年，就连至今偶尔还会发牢骚的个别街道领导同志也承认车改不但省了钱也没有误事；而由于街道再无公车，被广大市民诟病的公车私用、超标配车等中国公务车的传统痼疾基本上不治而愈。

(5)公车没了，出外办公是否不方便，而且交通费还得自掏腰包，公务员们会不会为省钱干脆直接“省事”偷懒呢？记者询问目前仍在职或刚离职的9位街道正职及中层干部，都得到了正面的答复，“没听说过谁为省钱而偷懒不干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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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新城一街道科级干部A向记者直言，“没车确实不好开展工作”。他说，以该街道办事处为例，副科以上超过九成的公务员都买了车，尤其是近年来车价一直在下降，“公务员的收入稳定，福利也好，买部经济型车还是没问题”。

(6)2004年8月，广州市监察局在答复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时提到天河区车改后预计每年可节约158万元。先后在街道做主任、书记近6年的B认为自己没沾车补的光，他拿最高档2800元/月的车补，除了送送孩子上学，偶尔周末家庭旅游，绝大部分里程都是公务。“新车只保养，每月还能剩个三四百块；但是里程数过了10万公里，修车次数多了，每月有时还得倒贴点钱”；“更何况买新车是自己家拿了20多万，车辆折旧都自掏腰包”。

另一位科级干部T提到另一个问题，车改时广州93号汽油不到3元/升，现在已超过6元/升；停车费同样也翻了1倍，但是车补却10年没调整。

(7)2004年，顺德颁布了《顺德区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标志着正式拉开了车改的序幕。事实上，从2002年起，大良、勒流等镇就陆陆续续自发进行了车改，在整个珠三角地区来说算是“先行者”。顺德“车改”以后，公务员的交通补贴按级别分，最高1000多元，低的几百元。据交通部门统计，现在，顺德每百户人家中就有44户拥有私家车，体现了改革的成效。

(8)中山市从2004年10月1日启动公务用车改革，以货币化形式发放公务岗位交通补贴，正处级定额补贴最高2800元。首先进行车改的是139个市直机关单位，之后逐渐扩展到公检法以及事业单位。据统计，中山车改第一年就为政府财政“减负”2200万元，2009年中山则干脆暂停了公务用车购置。车改当年，不少公务员参与公务车拍卖，直接把单位的公车买回来作私车，如今大多数科级干部都有小车。

(9)2004年中，惠州16个市直单位和大亚湾区作为试点单位正式取消单位的公务用车，按级别给个人发放交通补贴，随后在全市全面铺开。据改革前后的统计测算，通过减少公车数量，市级机关公车从567辆减到127辆，三年内不用购买新车和每年不再新增50名司机等三项将每年节省开支2500万元。车改后，大部分公务员购车自用。一位干部说：“改革之初，被取消了专车很不适应，很不习惯。改革之后，自己购买了小汽车，一家共享，用车公私分明，用私家车上下班，节假日外出，心安理得。”

(10)国外及地区公车管理对策借鉴。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公车管理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完善的政策法规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借鉴他们这些成熟的做法及经验，对于加强我国公车管理与改革，缩减公车消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据对日本、英国、德国、瑞典、芬兰、美国、印度、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务用车管理情况分析和研究，他们一些具有共性的成功做法值得借鉴：

对公务配车和公车标准及适用范围有严格规定。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下班以后的私人活动一般乘用私家车，并且部长的配偶或伴侣通常不可以使用公车进行私人活动。香港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

对公车使用全过程实行严格的管理。公车由专人保管、维修，保证其性能良好、使用安全。每辆公车都有用车登记卡，卡内详细记录起始时间、地点、行程、油耗、计费等信息，登记卡定期上报主管部门，车辆使用完毕及时交回车库。并且严格执行因私用车的收费制度，倡导为纳税人节省开支的理念。

对公车使用情况实行科学监控。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由指挥中心对公车实行智能化的实时监控，并在每辆公车上分别安装带有“公务”和“私用”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任何人用车都必须先按下其中一个按钮，使得监控中心能及时地掌控全部用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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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私车公用。对于使用私车或公交车等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实行按行驶里程或票据给予一定补贴。

重视社会舆论对公车使用的监督。所有公车都会贴上特殊标志，便于公民对政府实施监督。法国曾有一位部长因公车私用被拍照(因公车有标志)，囿于社会舆论压力，被迫辞职。

【核心观点】

(1)我国的公车改革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公车改革探索面临“政策不明确”的难题。由于中央对公车管理制度改革缺乏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操作原则，使得长期以来公车改革只是在少数部门、少数地区自发并分散地进行。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的车改模式、适用范围、公车管理、补贴标准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给国家对公车统一监管造成了不便；对未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的地区和部门，会因为无政策可依或操作难度大而推迟或拒绝公车改革。

(2)加强公车管理与改革，应在客观地总结我国公车改革地区及部门实践经验基础上，深入分析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借鉴国外公车管理的经验，综合考虑公务活动需求、财政支出成本、行政运行效率、预防和遏制腐败、社会承受能力、节能减排降耗等因素，进一步理清改革思路，实事求是地积极稳妥推进。以逐步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制相统一的公车管理新机制。

(3)严格强化对确需保留公车的监管。严格公车编制和配置标准；对公车实行统一车牌标志，统一喷涂车体，统一标明使用单位和举报监督电话，便于社会监督。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安装GPS全球定位系统，或在公车上安装行驶记录卡。

(4)公车出行要登记时间、事由、目的地、里程，乘车人和司机要分别签字，公车用后一律入库，并定期公布用车记录；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将对公车使用的监督纳入到纪检监察工作的范围，将交通补贴经费的发放纳入审计监督范围，提高公车使用效率和监管水平。

(5)建立健全与公务员绩效考核相配套的规章制度。细化对公务员勤政廉政表现的日常考核指标，避免车改后公务人员因吝惜交通包干费而不愿意外出执行公务等现象发生。

(6)采取积极措施，鼓励“私车公用”。允许经常性私车公用人员报销一部分费用或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妥善安置好司勤人员。可通过组建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管理、企业化运行的机关出租车队的方式，为原有编制内司机提供就业岗位，为其他司机提供就业机会，避免出现新的失业群体，减少社会震动和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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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公车改革

“车改”能否“彻改”-----对公车改革实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其中光公车购置费一项就达61.69亿元，公车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谈到公车私用时就明确表示：“公车私用应该管的住，必须管得住。”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改革。这意味着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

就各地目前的情况看，目前我国公务车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 效率低，浪费惊人。针对以上问题，公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公车改革，让改革方案尽早出台，改革措施尽快实施，以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

事实上，国家关于公车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每年两会上都会有相关的提案，但进展较慢。回顾近些年各地公车改革进行的摸索和试点，不乏失败的教训：例如，一些地方曾经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消息被曝光后，这种背离公车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车改”被果断叫停。公车改革的另外一大难点是如何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尤其是公交车道俨然变成了公务车道，更是应当下大力气治理。虽然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牌照，这无疑也是公车改革的应有之意。但是相关部门更要意识到，公务车的“特权马甲”往往有很多种，尤其是民用号段中的某些“特权号段”，更容易因为官商混用导致特权泛滥、失控和“李鬼”横行，下一阶段亟待有关部门严加监管。

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 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增强了民众对政府实施公车改革的信心。

公车改革，从有意识到有提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方案最终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为例，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北京市虽然连年出台相应政策控制机动车数量政策，但实际上北京的现状仍然是“车满为患”。据此，人民网进行了调查“公车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参与了调查，其中77.9%的网友认为“改下不改上,体制冲突阻力大”此选项获得2039票；还有10.7%的网友共280人认为“未设专门机构监管”；8.4%的网友共219人认为“车补不平衡,方案难推行”；最后，有3.1%的网友表示“其他，有话要说”。网友“1”说：

1、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来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网络公布公车使用情况，公车使用无法受到监督，舆论压力不大，部门人员可暂不执行；

3、部门人员成本意识不强，似乎不知道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需要加强培训。

4、最终的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推行一个大众监督的网络平台，将公车使用纳入干部考核管理，对成本过高的部门要进行整改并向公众公布。这个公车改革就方便执行了。网友“秦岭军魂”指出：车改的前提是“精兵简政”，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目前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在此环境下，不具备进行车改的条件，车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进行车改，必先精简机构。

顺应民意是公车改革的大前提，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所要面临的两个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车改革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的转变。当前全新的车改方案正在紧张酝酿中，此次“车改”能否“彻改”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政府部门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在车改上出台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实现“车改”的“彻改”。

第四篇：公车改革

随着反对浪费的“光盘行动”的兴起，“公车消费”作为“三公消费”的其中一个焦点更是受到了市民的关注。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强公车管理，但 “公车私用”未能刹车，在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期间，公款吃喝已明显遏制，但“公车私用”却是风景依旧，不少市民在微博上随手拍举报私用的公车以及豪车。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连同其他代表委员提出，应该用整肃“舌尖上的浪费”的决心和力度，来遏制“车轮上的腐败”，中央应尽快出台公车改革制度，减少公车配制，让公车私用彻底停驶。公车三分之二被私用

“公车私用带来的浪费触目惊心，老百姓形容„车屁股底下一栋楼‟。” 全国人大代表、龙岗区布吉街道南岭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育彪告诉晶报记者，据统计，2011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1/3”：办公事占1/

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

3、司机私用占1/3。

张育彪认为，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大量的公务车上路，不仅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公务成本，也加剧了道路的拥堵。长期研究并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公车越用越豪华、数量越来越庞大时，很容易诱发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公务员群体的各种议论，对政府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开支每年至少6000亿

“什么是公车？只要是利用公共资源买的车，都属于公车，包括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和军车。”叶青表示，遏制公车浪费，立规矩、定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楚公车的概念、公车数量和费用到底有多少。

叶青说，对于公车的数量和费用，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的统计。据他初步分析，全国的公车至少在400万辆以上。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平均一辆公车一年公用的费用在10万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费用，一辆车总的费用在15-20万元之间。以15万来算，400万辆车一年的费用就是6000亿。“杭州车改显示，一辆公车一年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全国的公车改革，那最少也会省下2000多亿。这还是最保守的数据。”叶青说，在公车配备等制度中，规定只有省部级以上干部才配备专车，但各地严重违反这个规定，导致公车数量惊人，“车轮上的铺张”是一个很大的浪费。20年公车改革收效甚微

“第一次车改是出现在广东东莞沙田镇。”时任中南财大讲师的叶青，因为自己的专业背景，1993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公车改革的问题。但是从第一次车改到现在，已过去20年，成效并不明显。“有些地区出台车改方案后改革不下去，导致更大的浪费。”叶青说，持续呼吁公车改革的他，在调任副厅级官员当天，他“炒”了司机，婉拒单位专车，开始践行一个人的“叶氏车改”方案。

在叶青的印象中，目前车改最成功的地区，是2009年5月杭州的车改，也是他认为级别最高的成功车改，除省部级以上官员，全部不再配备专车，而是发车贴到市民卡中。

据张育彪代表分析，以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起点，多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治理公车私用，各地也出谋划策进行了多种尝试，但公车私用之风未能“刹车”，主要原因是政策较宽松，缺乏威慑力。私用违规成本太低

2013年伊始，网友发起的“随手拍豪华军车”行动响应者众。具有明显标志的军车、警车，一旦被私用，轻易就能被发现。而与普通车牌一样的公车，则很难受到有效的监督。北京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坊间俗称公车“私奔”)。该建议被媒体公布后，得到了许多人包括专家的认可。为此，张育彪代表建议，给公车挂上公牌并在车身上喷字标识，标明各自所属的诸如“卫生”、“环保”、“城管”等部门字样，让百姓一眼就能识别，私用者无疑将更加无处遁形。同时，公布监督电话，建议鼓励包括媒体记者、网民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公车私用开展监督，使公车私用行为无处藏身、广受监督。

“治理公车顽疾需要曝光更要惩治”，张育彪代表说，目前，公车私用违规成本太低，真正将监督落到实处，还须对公车私用加大问责力度，起到震慑作用。“如果公车私用被举报后，仅仅是补交使用费和通报批评，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用制度推动公车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给公车喷上标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车私用，“这是一种依靠舆论手段遏制公车私用的方式，但并不能根本避免公车私用现象，关键还是要建立有效制度。”

“„舌尖上的浪费‟遏制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应酬伤神又伤身，很多官员也不乐意。„车轮上的腐败‟管理起来不容易，因为公车带来的享受和好处太多，取消难度之大超乎想像。”叶青也认为，要彻底让公车浪费刹车，仅仅靠群众监督是不够的，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找专家制订相关方案，用制度来推动公车改革。“在随手拍的监督下，军车已经感受到压力，明确5月起进行改革。”

“中央有决心，基层有呼声，国内外有参考的制度也不少，为什么公车改革难以根本推进？就是堵在了这个中间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施杰说，在当前的破题阶段，中央的决心要更大一些，态度要更坚决一些，同时要更广泛地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层“两头挤压”的倒逼之势。深圳公车改革应先行

“深圳到底有多少辆公车？据我自己掌握的有30多万辆，但使用率并不高，使用率据我个人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在上月底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召开的治理交通拥堵研讨会上，持续关注深圳公车改革的深圳市政府督察处吴立民说，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启动公车改革，然而过去这么多年，迄今为止却未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在2012年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立勋就表示，自己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就公车改革问题提了5次，如今做人大代表，又提了3次。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深圳，公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与深圳的形象不太相称。

网友胡野秋表示，公车改革势在必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试验场，理应先行先试。

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张育彪 两会奏鸣曲

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最佳时机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改革呼声和氛围从未如此强烈。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时机，只有紧紧抓住、用好这一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一是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政府的换届之年，新局面的开创必须靠深化改革；二是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原有的发展模式无法再延续，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和动力需靠改革激发；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多元，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利益格局调整要用改革来破题。政府减少审批和微观经济干预

王伟(全国人大代表、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随着人力成本的快速攀升，传统加工制造业的利润愈加微薄，而现在民企能投资的领域并不多，能源、铁路、民航、石油、电力等领域难以进入。这些垄断行业改革多年，但实质性进展不大，并且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逼得一些人脱离实业，转向炒房等泡沫领域，放大了风险。

激发经济活力应从三个方面着力改革。首先，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和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次，在不涉及国家核心经济安全的领域，要让民企和国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最后，要为民企创造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第五篇：浅谈公车改革

浅谈公车改革

曾经爆出有些地方的机关干部，节假日还开着公车在街道上大摇大摆，甚至酒驾，为了避免有些机关单位的人公车私用，“高调”的进行公车改革，中办国办印发的两个公车改革文件公布，文件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距离提出公车改革过去已经好长时间了，可是有些地方是“市区改了县里没改；市直机关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一个部门内有人改了有人没改”，最终难以成功。还有的地方是“补贴标准定的不合适”改革也会失败。公车改革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公车该不该改革，该怎样改革，成为一大难题。

公车改革要因地制宜，在市政府机关，其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办公室，就算有什么事需要用车，也是很方便的，市里面交通相对便利。可以彻底的改革“公车”。但对于乡镇单位，可以保留一定的“公车”，因为有些乡镇离市区比较远，且交通不是那么便利，故如果取消全部公车，那势必会对工作照成一定的影响。有公车，也一定要严格管理：车辆外出必须登记，详细记录事由、时间、地点、行程、乘车人等信息，下班后和节假日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公车。这样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更有效率的使用“公车”，乡镇“一把手”上下班也不能使用公车，“公车”顾名思义是只有上班的时候才能使用，只能公用。然而补贴问题也不能太笼统，不能说按级别来补给，要按需补给，现在不管是公交还是出租车都有发票，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凭发票领取自己的补给，不能搞特殊。公车改革要根据当地的交通条件、地理位置等情况来进行改革，不能盲目的整改，“公车私用”要遏制，但是工作效率也不能降低。

但是随着作风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基层单位“公车私用”透视种种“私车公用”现象，确实有开私家车为公家办事，但更多的却另有隐情。比如说有的单位违规搞接待，怕公车遭举报，就堂而皇之地用起了私家车，相关费用公款埋单；有的单位领导嫌公车动用审批手续繁琐，不如用私家车随叫随到，自由方便，而且借用私家车可以逃避监管；甚至有些领导爱面子、耍花子觉得单位公车没档次，就打起了老板的豪车等等变向问题，这些“公用的私车”不在编制范围内，上级机关难以掌控，从一些“私车公用”情况看，最后基本都成了“私车私用”，其危害远比“公车私用”要严重的多，时间长了难以出现诸多问题。

应地制宜的改革“公车”，建立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公车改革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用车关系着政府形象和在老百姓心中的亲和力，普通上班人员能坐车上下班，为什么机关工作人员就不能呢？总而言之，公车改革利大于弊。各级要像治理“公车私用”一样，严查各种“另有隐情”的“私车公用”的问题，从思想教育入手，从建章立制严起，把日常管理抓实，坚决遏制这种不良现象，把“公车”改为“民车”开到群众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