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改革几点观点

第一篇：教材改革几点观点

教材改革观念变革与教材开发

●作为教材的主体部分的学校教科书，在我国仍是依据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编制的，但在课堂中将不再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教科书和教材的选用制度的逐步变革，也将给未来教科书的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学校和教师对教科书的选择，最终将使教科书的发展摆脱桎梏，真正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形成多种有特色的教材体系。

●编制系列教材是教材的发展趋势，必须发挥文字、音像、网络等不同教学媒体的综合作用。单独的一本教科书，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学校教学的要求，还应当包括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设计出来用于呈现、解释和提供资料与技能训练的必不可少的练习册、操作材料、图表、识字卡和其他包括电子音像读物在内的材料。

●教材应最大程度地满足教师的专业创造，满足教师的教学创新，引导而不是禁锢、规范而不是限制教师利用教材对教学进行建构和创造，是教材编制不容忽视的问题。教材编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教师提供“法定”文件，让教师屈从于教材的要，求，而是定位在为教师的教学服务；为教师精；心打造和提供可资利用的课程资源。

我国现有的学校教材体系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如何使教材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如何使教材更加有利于学生良好个性的发展?需要我们建立新的教材观。教材改革的理念或观念，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种实践行动指南。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教材改革应有利于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主动探索知识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应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地进行教学。教材内容的选择应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体现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需求；教材内容的组织应多样、生动，有利于学生探究，并提出观察、实验、操作、调查、讨论的建议。作为教材的主体部分的学校教科书，在我国仍然是依据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编制的。但随着现代大课程与教学观的建立，文字教材将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在课堂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教科书和教材的选用制度的逐步变革，也将给未来教科书的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学校和教师对教科书的选择，最终将使教科书的发展摆脱桎梏，真正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形成多种有特色的教材体系。

对新教材的理解和把握，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认识，从而指导对教材的开发、选择和使用。

教材改革的整体观：

走向整合

*关键字：整合、人性化、系列化

建立综合化的、整体的、整合的或统整的课程，是新课程改革的价值追求，也是教材改革的重要目标。如何在教材设计和编制中贯彻整合的理念和要求，是教材改革摆脱以往那种巨大的物性化的学科惯性，而走向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性化设计的关键。

学科教材的改革也要纳人中小学教材改革的整体中加以考虑，树立学科教材改革的整体观。学科教材改革首先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看到学科教材在教材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科教材设计需要更多地研究学科规律和适应各学科的普遍规律的相互关系，研究和把握学科之间知识、技能的迁移和横向联系，研究和把握知识的局部和知识的整体之间的关系，切实增强教材的整体性，注重学科内的综合和学科间的整合，防止学科分化过细、彼此孤立隔离、内容重复和脱节。学科教材的设计，也要在把握21世纪社会对人才的素质需求的前提下，研究本学科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教材的整合，既要克服学科本位的狭隘的倾向，但也要防止学科教材非学科化的倾向，不能否认学科体系的作用和魅力。学科教材的改革，只有考虑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并把自身的改革放到更大范围中去考虑，才能在整合中获得平衡。

新教材的系列化设计是教材整合的具体体现。以人教版教材为例，教材设计的方向是力图发挥义务教育新教材学科齐全的优势，加强不同学科教材设计之间的相互联系，聚合不同品种和类型教材的不同特点，使教材在系列化的基础上形成合力。

首先，注意各学科教材的相互关联和配合。只有把各学科教材有机地协调起来，才能达到使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的。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必须有整体的考虑。因此，每一门学科教材的编写，都要注意处理好本学科不同年级之间的纵向联系、同年级不同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既要加强本学科各年级教材有计划的统一安排，又要注意各学科教学内容之间的分工与配合，考虑各学科教材配合起来以后的总体效果。

其次，编制系列教材是教材的发展趋势，必须发挥文字、音像、网络等不同教学媒体的综合作用。因为，教科书并非惟一的教学媒体，也不总是最佳的媒体。单独的一本教科书，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学校教学的要求。一套完整的教材，不仅应当包括课本，而且还应当包括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设计出来用于呈现、解释和提供资料与技能训练的必不可少的练习册、操作材料、图表、识字卡和其他包括电子音像读物在内的材料。

教材改革的学生观：

改善学习

*关键宇：学材、主动、建构、体验、发现

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是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心任务，这实际上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培养日标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从过去强调接受、继承的学习观和教学观，转变为强调主动探究、积极体验和发现的学习观和教学观。基础教育的教材改革和建设，也要因此而转向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方向。

对教材设计者和教师而言，学生不再是教材的被动的受体，而是对教材进行能动的实践创造的主体；教材不再是只追求对教育经验的完美的预设，而是要为学生留有发展的余地，使教材编制过程本身延伸到课堂和学生的学习之中。以往教材的设计，对学生因素考虑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学科的教材受到难度和深度等限制，仅仅是教师“教”的材料，离开教师的帮助，学生对教材的学习和理解常常产生不可逾越的困难。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主要媒介，教材要成为“学材”，需要去掉生硬和冷冰冰的面孔，增加对学生的亲和力。教材要提供丰富的与学生生活背景有关的素材，从学生的已有经验和兴趣出发并体现这种已有经验和兴趣，让学生亲身体验探索、思考和研究的过程；要积极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从学科角度对某些日常生活、生产和其他学科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要有利于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过程，在学习活动的设计上提倡主动的、建构的、体验的、发现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从而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教材改革的教师观：

改进教学策略

*关键字：教学法、创新、专业

教材是教师和学生进行教学活动的材料和主要媒体，教材设计的类型、教材的组织方式与教学策略和方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根据我国的国情，一套好的教材设计，往往需要把教学策略和方法即教材实施的方法包括在教材设计之中。一般来讲，这些具体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最好要渗透到教材的组织排列上。关注教师教学的新教材，必须重视对现代教科书的教学法功能的研究。

教科书所具有的教育功能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教科书是绝大多数学生获得知识的最重要的源泉，是教育内容的集中体现。课程标准的制订者强调提高学生所学的种种科学知识的理论水平，这种努力必须以教科书的形式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教科书又是一种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它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范围之内的各种基础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进行创造性独立思考的能力，了解所学的学科，寻找并找到本学科所必需的信息。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教科书还应当针对具体教学内容，体现好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助于教师完善教学过程。新教材的编写应重视从教科书的设计和编排上引导教学策略方法的改革，帮助和促进教师运用启发式教学。教材最大程度地满足教师的专业创造，满足教师的教学创新，引导而不是禁锢、规范而不是限制教师利用教材对教学进行建构和创造，是教材编制不容忽视的问题。教材编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教师提供“法定”文件，让教师屈从于教材的要求，而是定位在为教师的教学服务，为教师精心打造和提供可资利用的课程资源。教材无论编制得多么出色，它依然只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被加工和重新创造的对象，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需要加以利用的课程资源，尽管它是一种主要的资源。

同样教材的呈现方式也因考虑教的需要和创造而改变，为此，必须研究教材的呈现方式，改变那种将所有事实和原理全部直接呈现的方法，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要给教学留有余地。教材不是教师的“圣经”，而是教师要去加工和创造的东西，教材设计要有意识地引导教师能动地乃至个性化地解读教材。教材改革的技术观：

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关键宇：信息技术、动感、交互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

中小学教材是课程的主要承载体，是组织学校教学工作的主要媒体。对教材的概念，早已不是局限于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范围，而是指以文字教材为主体，包括音像与电子教材以及网络上经过加工和组织的信息。教材从一种被认为是静态的信息，开始逐步包含动态的交互的信息。文字教材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不可能承载全部的教学任务，教材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大地扩展了。对于教材改革来说，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正在持续地改变着人们的基本思想方式和获取知识的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21世纪个人所要获取的知识，从广义上讲可能将必须通过信息技术才能得到。因而，信息技术对现行纸质媒体教材占主流地位的挑战更是直接的和可预见的。充分考虑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发展的教材设计，有利于加速和改善学生对世界的理解，激发学习兴趣，增加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使教学形式更加活泼，提高学习效率。这种与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材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乃至改变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巨大的挑战。在班级授课制的情况下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和个别化教学，一直是教育先哲们和当代教育实践者们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和学校都是50人左右甚至人数更多的大班教学的情形下，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交互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似乎又带给因材施教和个性发展以新的希望。

可以预见，信息技术发展对教育和课程将带来的变化，教材设计也必将做出重大的改变，教材建设将逐步摆脱单纯纸质媒介的状况，发展出多样化的教材形式，教材的触角将迅速延伸到多媒体和网络，动感的、交互的多媒体教材将成为教材开发的新领域。计算机本身已不单纯是一门课程或技能，而是与所有课程有关的课程工具。信息技术将使教材发生巨大的变革，融文字、声音、动画为一体的电子教科书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使学生如身临其境，加速和改善学生对世界的理解，激发学习兴趣；现代信息技术将改变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增加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使教学形式更加活泼，提高学习效率。用多媒体制作的教学节目，可以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和个别化教学；多媒体计算机通过联网能够进行远距离教育和教学，可以使学校教育进入家庭之中。

第二篇：高考改革观点述评_3

高考改革观点述评

张亚群 巨玉霞

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加快了我国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步伐。国家出台了“3+X”高考方案、远程录取、春季高考、完善保送生制度、分省命题和高校自主招生等改革举措，并初见成效。教育与考试理论研究者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为高考改革提供决策参考。由于高考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大且专业性强，不同社会阶层、学术视角和不同认识程度的人，对于高考改革的看法往往不一，有的议论不免存在偏颇之处。本文就一些流行观点略作评析，以求教于专家。

一、高考的性质与改革导向

由国家举办统一考试，依据考试成绩、考生档案及个人志愿，由高校择优录取学生，这是我国高校招收新生的基本特色。高考具有选拔性质，尤其是重点高校及热门专业的人学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它常被某些人贬称为“一考定终身”。其实，用“一考定终身”形容当今高考并不确切。如果说计划经济年代大学生包分配，高考有“一考定终身”的色彩，现在学生的终身并非“一考”所能决定的。随着高考年龄限制的取消、保送生制度的完善、春季高考和高校自主招生的试行以及成人高考、自学考试、专升本、考研等途径的拓展，考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或深造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即使考人理想的学校、专业，若只是混文凭，缺少真才实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求职竞争中仍然面临危机。高考为广大考生提供了相 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并非“一考”或“一卷”决定一个人的终生命运。

有人认为现行高考“认分不认人”，“使我们错失许多综合素质一流的可造之材”;主张学美国高校招生模式，以“三合一”方案替代现在的入学方案，既看高考考分，又看高中平时成绩，还看社会活动、学术活动、文体活动、公益义工、工作经历等。美国高校招生模式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不可能盲目照搬。同样是高考录取，若要参考中学成绩和社会活动，在美国行得通，中国一旦实行却要走样，这在现实中并非少见。其根源在于，教育和招生考试并非独立于世的，它不可避免受到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有鉴于此，我国高考改革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照搬，只能走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与招生改革之路。

在高考改革导向上，我们应把握社会文化国情和时代发展两大要素。刘海峰教授指出:“教育决策要和文化背景相结合，大学招考改革应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制约，才能使改革不致引发更大的社会和教育问题。川蟠慰元教授认为:随着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人学机会的增 加，高考的功能从选拔性考试走向适应性考试，高考不再是高校单向选择新生，而是高校与考生之间双向互动的选择。这里的“适应性考试”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适应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选择合适的新生;二是适应考生的需求，为考生提供准确而详尽的、能鉴别个人在知识、能力、素质上的个别差异的手段和方法，使考生能够更好地选择合适的高校与专业。’，黝番悬元教授还指出，适应性考试功能观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对高考选择性功能的否定与抛弃。“国外的研究型大学，人学要求十分严格(如美国)，有的专业型高校，社会地位高，毕业出路好(如法国)，竞争很激烈，入学标准也很高。”“在中国，即使高考录取率达到100%，高校招生仍需要通过人学考试。”但此时高考的选拔功能，只是作为高校的局部功能，融人了高考的适应性功能。

如何建立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相适应的高考模式，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潘憋元教授、刘海峰教授都提出，针对高等教育多样化，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分类型考试。现在的高等教育有研究型、专业型和职业型三种基本类型，高考至少可以按这几种类型分别进行统一考试;考试内容进一步多样化，使学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选择考试科目，当然，也应充分考虑考试成绩的可比性以及考试成本。二是全国统考加高校单考。从适应性功能出发，高考改革要提高命题的科学性，考试内容既要考知识，更要考能力，包括记忆力、判断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应用知识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还要测素质、测性向，作为高校与考生双向选择的依据。朱永新教授提出，应将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和民办大学进行分类，独立考试;改变单一的分数决定的方法，把综合评价列人招生评价体系;实行“基础课资格考十相关专业课高校考”制度，前者考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由全国统考(或高校联考)，考试分为多次考试，后者由各高校自定与专业的相关课1一2门。

二、高校有主招生与国家统一考试

高校自主招生是高考改革中又一热点问题。有人以国外某些大学或民国时期国内高校为例，主张废除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改由高校自主命题，自行招考;有的则把高校招生自主权比喻为私营企业的原料采购权，声称“要把高等学校原料采购权还给学校”，提出“让一百所大学率先放开自主考试”，自己选择考试时间，半天可以考完。类似的观点不一而足。

由高校自行考试选拔新生，实际上混淆了高校招生目的与手段的界限。高考的目的是为高等院校选拔、输送高质量的新生，高校实行自主办学、自主招生，并非都要自行举办招生考试。将高校招生自主权等同于私营企业的“原料采购权”，显然是武断之论。首先，高校不是企业，高校办学不能等同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高校办学是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具有社会公益性质，高校招收的学生并非为学校举办者和管理者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采购、处置。自主招生权所体现的高校意志是与国家意志、社会意志协调、统一的。其次，高校自主招生是学校和考生双向选择的活动。考生不是任凭高校采购的“原料”，他(她)有主体独立性和对高校的选择权，高校在行使招生自主权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考生意志的制约。近年来，不少被高校录取的考生主动放弃所获得的升学机会，而报考其他院校，就是有力的例证。第三，高校招生考试不仅是高校自身行为，而且是涉及国家和大众利益，必然要顾及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远非像私营企业老板采购原料那样自由、简单。

对于顾海兵教授的另外一些“高论”，我们也不能苟同。如顾教授说:日本与韩国的“统一高考与我们的统一高考具有本质区别，因为各大学还要另外组织考试”，事实上，统一高考在中日韩招生中只有权重之别，并无性质差异，尤其是在韩国。韩国主要采取统一的“大学修学考试”，约占2/3的大学招生主要依据此项考试成绩及学校生活记录簿;只有少部分大学在此基础上举办单独考试，并不像顾教授信口所说的“各大学还要另外组织考试”。顾教授还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肯定的是世界高校招生的趋势(规律)就是人学方式的多元化、选拔方式的多样化，这就类似企业采购原料绝不会仅仅看价格，一元化的统一高考模式当然与此相悖的。”“用某一个俄国考察团赞赏我国的高考制度就认为多数俄国人或很多外国考察团赞赏我国的高考制度也是不客观的。”上述

结论出于想当然，所作比喻也是不伦不类。

对高考改革实际及考试理论稍有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当今各国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大学统一人学考试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原来实行高校统一考试的国家或地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而逐步实行人学方式多元化，其中统一考试多元中的一元仍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俄国考察团赞赏我国的高考制度并非如顾教授所言属于个别或偶然现象。2003年底，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长尼康德诺夫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华高等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上，不仅明确指出俄罗斯借鉴中国的统一高考制度，而且还详细介绍了俄国统一招

考的情况。另据报道，2005年，俄联邦进行国家统一考试的地区将达77个，一百多万毕业生参加考试。这是顾教授无法否认的事实。国外统一招考的事例不胜枚举。一贯以中学毕业统一考试作为高校人学依据的英国，近来拟实行高校人学统考。两个主要的国际评估机构正合力推动一种帮助大学识别所有申请者的潜能和相对优势的全国统一考试，因为全国统一的人学考试可以使学生不必为报考不同的专业而参加过多的考试。2005年秋天，英国将实行统一考试试点，如果成功将全面推广。

废除统一高考论者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目前的高考制度“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既然已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应废除全国统一招考;有的甚至还闹出“大陆统一考制是模仿前苏联的结果，带有一点‘洋’味”之类的笑话。殊不知，统一高考并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是选拔性考试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高级形式，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同样实行大规模统一招生考试。以发展市场经济来否定统一高考，显然存在片面性。

高校单独招考与统一招考各有其适应范围。高校单独招考的重要特点是标准多元、灵活性大，有利于选拔不同特长的人才。但这种考试成本高，高校与考生的经济负担加重;同时它需要高度的社会诚信和法治作为保障。而由专业化的考试机构实施统一招生考试，尽管存在偏重共性测量等不足之处，但在较大范围内为各校提供了衡量考生文化水准和能力的标准尺度，具有可比性;可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提高人学选拔的效率与信度，减少因经济因素和招生舞弊所衍生的考试不公平现象。统一高考尽管存在某些负面影响，但通过改革是能够扬长避短、逐步完善的。

三、高考反舞葬问题

高考担负着择优选才的重要功能，防范考试作弊，维护高校招生的公平与公正，历来为考试管理部门和社会大众所关注。利用高科技手段组织“集体作弊”，成为当今威胁大规模教育考试安全的一大隐患。有的论者从考试作弊成本的角度，分析2004年河南镇平县高考舞弊案的特点和起因，认为正是现行全国统一的标准试题和考试制度，使得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大面积作弊有机可乘。“越是统一、越是标准化的试题，其社会化、大面积作弊的成本就越低。”为此，这位论者提出解决高考作弊的根本办法:一是“减少客观题，增加主观题”;二是“真正实现各高校自主命题、自由招生”，这样会“作弊减少而诚信升值”。

顾海兵教授认为，高校单独组织考试、录取总体上不可能带来腐败，因为，“1950年之前的中国高校都可以单独组织考试、录取也没有腐败成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校都可以单独组织考试、录取也没有腐败成风，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高校单独组织考试、录取就一定腐败成风?我相信，只要民主办学(如招生权要由招办转到院系)、阳光操作，高校或院系单独组织、考试录取，或委托作为第三方的考试中心组织考试是不会带来大面积腐败的。

黄全愈认为:“招生中的‘走后门’现象，其实同招生体系中没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认人，的推荐系统有一定关联。没有‘认人’制度化的渠道，这就给‘走后门’一类民间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推荐系统，钻了空子。”

上述几种说法虽有差异，但矛头都指向现行统一高考制度。高校自主招考能否防止大面积招生舞弊?高考录取参考中学成绩、平时社会活动及推荐材料，其真实性如何保证?这些关系到千百万考生利益和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的大事，仅靠唱高调式的推测和个人的“相信”

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它需要科学的论证、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以及强有力的社会监督。老百姓最相信的是眼见为实。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在特别重视人情和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高考招生不是没有正式的、合法的推荐系统，不是不“认人”，而是太“认人”、“人”大于“法”。取消统一考试或改行“三合一”高考录取方案，在缺乏完善的法制和社会诚信保障的条件下，只会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者大开方便之门，使弱势阶层中的刻苦向学者、真才实学者望权、望钱、望关系而兴叹。“文革”中推荐上大学，前几年保送生制度的异化，当今艺术类高校或专业单独招考引发的种种弊端就是例证。

至于以解放前的高校招生模式作为当今高校单独

招考的依据，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以偏概全。其一，那时的高校及考生数量少，高校单独招考易于操作;其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已开始向统一招考演化与过渡;其三，正如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应书增所言:“有人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高校招生来说今天的事，实际上两个时代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抽去前提条件盲目相比的。”

高考反舞弊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并不是将统一高考改为高校自主招考或“三合一”招生方案就万事大吉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尽完善、法治有待加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匾乏的条件下，高考作弊有其发生的必然性。防范和杜绝高考招生考试舞弊，需要综合治理。其保障机制在于，诚信教育与心理预防是先导;立法惩弊及以法治考、以法治招是关键;完善考

试制度是保证;治理社会环境是根本。利用高科技作弊之所以能畅行无阻，关键在于考场管理环节失职。只要监考者切实履行自己的监考职责，场外作弊者则无法将答案传人考场。反之，若监考者放任作弊，高考即使完全改为分省命题、高校自主命题，集体舞弊不是照样发生吗? 在防范大规模考试作弊方面，国外经验值得反思。美国的“教育测验服务社”(ErrS)，既承办全美大学入学统一考试(SAT)，也在海外各国各地区举办TOEFL、GRE等大规模教育考试。这类考试服务机构同样担负着保证每份考卷安全、准确发送到各考点的繁重工作，也面临着各种高科技作弊的挑战，但迄今并未因防范集体作弊而废止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原因很简单，大规模统一考试有着高校单独考试不可替代的功用，不会为了防止大面积、低成本的作弊行为的发生而取消统一考试。与高校单独招考相比，统一招考更利于防治招生腐败。这也是长期实行高校单独招考的俄罗斯高校，近年来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反而大力推动国家统一招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高考对蔽础教育的影响

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对于学校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古今考试发展的共性特征。当今高考对于基础教育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促使学校、家庭、社会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形成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又引发片面追求升学率，加重学生的学业和心理负

担，忽视德育、体育等问题。我国已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大众化程度还不高、也不均衡，不同地区及城乡之间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总体而言，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仍是社会稀缺资源，选拔性考试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减少大规模选拔性教育考试对中小学的负面影响，是当今高考改革的重要目标。

为了矫正高考对于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力推动素质教育，对于改善中小学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是，片面追求升学率，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等问题仍相当突出。为此，有人提出废除统一高考，改行高校单独考试、中学推荐人学等选拔方式。也有论者指出，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用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出题考试和统一标准答案，限定学生只能按一种思维模式来思考，扼杀了儿童的一切灵性和好奇心，束缚了人的创新精神。对此，我们应有理性的、全面的认识。

首先，应正视选拔性教育考试的负面影响，全面认识其产生的根源。高考竞争激烈除了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直接相关，还与高考的社会功能分不开。从教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考试问题是社会问题，高考竞争实质上是社会地位的竞争。高考的负面影响还有深层的文化根 源，“升学主义”与高校招生考试竞争激烈，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一个共同的现象与问题。对于高考竞争，只能采取措施，尽力将其控制在适度、有序的范围内，而不能消灭竞争。即使改为各校单独招考，也难免激烈竞争与“应试”教育。若索性废除考试，改用推荐，这种竞争则演变为权力、金钱、关系等其他方面的竞争。相比之下，以知识、能力为竞争的标准，采用公开考试的方式进行选拔，更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

其次，进行配套改革，努力减少高考的负面影响。考试竞争过于激烈，不利于基础教育的正常发展，必须积极进行综合治理。一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缓解高教供需矛盾。在高等教育毛人学率稳步提升的情形下，高考竞争虽然存在，但在专科及一般本科院校层次，升学竞争性己降低;竞争激烈的只是报考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这是与社会总体环境及大学生社会地位的变迁密不可分的。二要对用人制度、工资分配等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避免单一的用人评价标准，使各层次、各岗位的人才都能各尽其用，获得合理报酬和应有的社会地位。

第三，在高考改革各环节中，考试内容与形式的改革是关键，不断完善考试评价标准。考试内容与评价标准的改进，关系到对中学教育教学的积极导向，关系到人才选拔的质量与效应，关系到高校创新性人才的培养，而考试时间的变更仅涉及考试的操作性问题。当今

高考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反映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高考注重综合能力考察，也是与教育改革趋向相一致的。

高考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兼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高考改革既应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也应从国情出发，立足本国实际;既要有利于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要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同时还须遵循考试自身的发展规律。多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少一些空泛而偏激的责难，把握改革的正确导向，切实促进多样化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第三篇：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

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

2004年4月1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以及来自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杂志社等部门和机构的20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村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中心主任王景新主持。会议围绕“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这一主题，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1）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形势、面临的问题以及改革思路；（2）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3）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发生、发展的趋势以及法律和政策问题。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反思

1、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都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组织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中改院跟踪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立法研究的过程，自1997至2003年进行了6年的土地问题研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个观点，首先是由中改院提出来的，被中央制定政策时所采纳，并成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宗旨。《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了，各方面的评价很高，但从2003年3月1日开始执行至今，一年零一个月的实践看，其效果并不理想。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认为，把“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这两个议题放在一起讨论非常好，土地制度和农民组织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它们往往互为因果，发生的变革也紧密相联。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不引入农民组织建设是没有出路的。他指出，《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以后，土地承包关系到底是稳定还是不断变革，要深入调查研究，因为它最终涉及到整个体制问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现在看，农村由土地引起的经济纠纷、社会纠纷，包括农民同基层政权组织的矛盾，都与土地关系直接地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紧迫性，比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更严峻，更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认为，土地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土地的生存或保障、收入、就业等三大功能是始终存在的。目前在农民收入多元化的情况下，土地收入依然占60％；农村劳动力尽管有1亿流动大军，有1.3亿在乡镇企业，但是仍有1.7亿在经营土地，还有3000万从事畜牧业、渔业生产的也要依靠土地。现在我们谈土地问题依然不过时。土地问题任何时候都是热点、重点和难点。“中改院这么多年，孜孜不倦地抓住这个问题做文章，抓住了核心”。

农业部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朱守银认为，政府和各利益群体对农村土地可以随便征、随便要、随便使用，证明农村土地产权的外部性很强。都来争夺农民土地利益，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只有“无主”财产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2、《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了，农村土地问题及其矛盾纠纷却越来越严重，事实已经表明了农村土地制度设计的矛盾。

迟福林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了，相关法律规定也出来了，但近年出现的农村土地问题却越来越多。原因就是近几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没有彻底打破，使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同时，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不合理，已经成为一切矛盾的重要根源。王景新认为，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现代化进程中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有基层干部对现行法律和政策理解的偏差而执行不力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农村土地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韩俊认为，集体所有制内涵着一种矛盾和冲突。集体是什么，边界不清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其实已经很深入，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表明整个体制还存在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副部长徐小青谈到，所谓集体所有，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就是村干部所有。村干部说了算，什么法律，什么土地管理制度，他可以不管不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确实需要我们反思。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学教授任大鹏认为，尽管从宪法开始就明确土地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但我们始终把集体所有看作是一种类似国家所有的方式，所以才有了先征用、再出让等。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用途管制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限制农民的一种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严瑞珍教授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历史上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它是否适应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否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还有没有必要完全地、一

第四篇：材料观点

稳定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一个“正立的三角形”,而我国现在的物流系统可以理解为一个“梯形”,并且这种“梯形”的组织结构间的联系是“松散”的,这种松散的“梯形”结

构,是我国内地物流系统发展不稳定和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多头领导”实际上就是“无头领导”。系统的协调是指在系统分解的基础上,全面处理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调节和控制。大系统只有在系统的动态过程中达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协调,才能出现整体上的步调一致,充分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以实现系统整体的最优化。而 “多头领导”的系统无法达到整体上的步调一致,从而也就无法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系统整体的最优化也就无从实现。

3、这种“各自为政”的物流系统,不利于组织吏大范围的物流业务的联合。

物流从狭义概念上来理解,是指商品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运输、储存保管、包装、装卸、配送、加工、情报等活动组成的整体业务活动。商品离开生产领域后,能否顺利地通过流通领域,进入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流活动所涉及的各部门、各企业及各业务环节之间 衔接的好坏。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流通范围的扩大,物流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部门、从事物流业务所花的时间、商品在空间转移的距离却会大大增加,因此,就应不断地发展物流业务的联合,组织更大范围的物流协作。而在我国现行的物流体制下,组织物流联合,加强更大范围的物流协作,则由于缺乏组织上的保证而难以实现。

4、现行的物流系统,由于没有一个综合管理部门,因此无法统一各种技术和管理标准,提高物流整体效率和效益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在整个物流活动中,应贯彻统一的、标准化的各种技术规则和管理法规,这样才能提高物流整体的效率和效益。物流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加强物流联合,组织更大范围的物流业务协作来实现的,如组织联合运输、中转运输、集装箱的“门到门”运输等。而现行的分散的物流管理体制,由于缺乏长远的、整体的观念,使各部门,各企业普遍存在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只顾本企业物流效益的提高而不注意物流宏观效益的提高,这对于制定、推行、实施统一的物流技术规范和管理法规无疑是有弊无利的。

5、不重视建立合理的物流网络,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行物流系统在运行上存在的问题。

物流网络是整个物流系统的框架。这种结构把物流作为一个系统来思考,它最基本的就是网络。物流网络就是相当于运输论、交通论中所说的线与点组合的系统。而我国现行的物流系统是由“分散的”、“各成体系”的“小系统”组成的,这种状况必然造成物流网络中点 与点的重复设置,线与线的杂乱交叉。由这种物流网络所组成的物流系统,在运行上,必然造成货物在空间上的不合理流动,在时间上的更多延误。这在我国目前物流基础设施不足、交通运输紧张的状况下,不仅会浪费运能、运力,而且也必然会造成各种物流设施在使用上 的忙闲不均。

以上所述我国现行物流系统的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遍存在着重生产、轻流通、重商流、轻物流的错误思想,人们对于建立合理的物流系统结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宏观上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比较 成熟的总体规划。笔者认为,建立我国合理的物流系统结构应在尽快形成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物流宏观规划的基础上,结合考虑我国现行物流体制的现状,以改造和加强现有物流企业、适当新建少量物流网点的原则,本着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以提高物流系统综合效益为主的目的,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将物流业建设发展成为具有比较合理的结构、比较高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基本适合国民经济发展的经营服务型的行业。为此,提出以下一些 粗浅的设想:

1、应以我国主要的交通枢纽所在地、物资集散地和各经济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作为物流网络中的点;以全国主要的连接以上地区的铁路、公路、内河和沿海主要运输线作为物流网络中的线,构成我国内地物流系统结构的总框架。

2、在全国范围内,以各个经济区域内的交通枢纽所在地的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物流基地,作为我国物流系统结构的第一个层次。该层次上的物流企业应配备大型的、先进的,配套的物流设施和设备,并拥有一大批高质量的物流专业管理人才,主要负责组织我国内地各经济区间的物资和大宗商品的物流活动。对于沿海开放城市和主要外贸进出口集散地的物流企业,除承担组织经济区间的物资、外贸商品交流外,重点负责组织国内外进出口商品交流。

3、在各经济区域内,以配合第一层次上各物流基地活动为目的,在区内的各中、小城市建立若干个物流中心,构成物流系统结构的第二个层次。该层次上的各物流中心主要是组织区内的物资和大宗货物,并与其它经济区联系。

4、在经济区内的各地、市、县,根据需要建立大量的、规模不一的配送中心,作为整个物流系统结构的基本单位。这些配送中心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当地各购销企业,组织货源,满足各企业和消费者日常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作为一种以提高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为主的经营服务型的小型物流企业。

要实现以上设想,应在提高全民对物流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基础上,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以保证其实现。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1、国家应成立一个物流综合管理部门,以便在行政上能实现对物流大系统的统一管理。这样,可以克服分散管理所带来的物流业在发展上的种种弊端,并可通过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管理法规和各种技术规范,以保证物流整体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2、在物流系统网络和各个层次的物流企业的建设上,应以我国现有的交通运输状况和各部门的各种类型的物流企业和单位为基础,通过技术经济分析,尽可能发展、完善现有的各“商物分离”型的专营物流企业,作为物流系统结构的前两个层次,即物流基地和物流中心。对于各“商物合一”型的,应通过改造,发展成为各种专业的配送中心。这样,既可减少在改革、调整中的不必要的浪费,又可发展专业的物流企业,对于改善现有的“商物合一”型的物流单位只讲服务、不讲效益的现象和逐步将其建设成为独立核算的、自负盈亏的物流业务经营者也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3、尽快在物流业运用和推广各种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物流业的管理水平和培养大量的物流专业人才,这将是我国物流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能否适应商品流通和社会再生产高速发展的根本。

第五篇：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专家观点摘要[定稿]

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专家观点摘要

2004年4月1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以及来自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社会

体制比较》杂志社等部门和机构的20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村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主持。会议围绕“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现将专家主要观点摘要如下（按发言先后顺序排列）：

王景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村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年来做农村调查，我们感觉到“三农”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似乎都与土地制度和农民组织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我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它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要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有两个问题是明确需要解决的：一是在集体成员共有的条件下，如何解决“稳定”与“调整”的关系；二是共同共有的产权的排他性很差。

我认为，可以采用农民集体成员“按份共有”的形式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具体有三点，一是以“起点公平”的原则和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一定时限（比如第二轮承包起始）的集体成员平均分配承包；二是把“30年不变”拓展为“长期不变”，实行承包农户“永佃”；严格实行“生不增、死不减”政策和“不得调整土地”的法律规定，切断新增人口与土地的联系；三是用相关法律将农民“长期不变的土地使用权”界定和规范为“农民私有财产权”，纳入私有财产保护范畴，从根本上屏蔽外来侵权。

关于农民组织的发展。我认为，现有的农民组织建设可分为四类进行研究：一是村民委员会、党支部这样的正式组织；二是现在正在发展中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三是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四是农村的功能性组织，它们并不一定具备完整的组织结构或形态，但却很有动员力。

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一是关于土地制度问题。现在的土地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经营体制问题和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前者从农村土地承包内部看，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即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到底是什么权利，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个什么概念。这使得农村土地问题和组织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体制的问题。而后者，我们的土地法律是世界上最好最严的，基本上涉及耕地的事都由国务院审批。但执行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在实际中每一级政府都能对土地进行审批。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政策和法律文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营造执法落实的环境。

二是关于农民组织问题。我认为，我国农村不是没组织，而是组织程度极高，但那个“组织”是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因此它的性质和功能都偏向于内向型管理，是政府行政体制延续的组织。现在农村需要的是外向型、经营型的组织。这对于立法机关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我觉得现在时机逐渐成熟，特别是这次的税费改革将对此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任大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学教授）：

关于土地制度创新问题。首先还是一个老话题——地是谁的，谁有权去创新。按照“承包”这个词，肯定就要有发包的。但承包法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而从承包权的物权属性上考虑；二是承包权的体系问题。从法律意义上讲，它有一个权利关系，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承包权是成员权或身份权，或者分出一个层次，把承包权作为一个前提，把流转、经营、使用的权利成为承包权中的一种关系；三是土地管理法中的矛盾。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控制耕地的使用。讲到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用途管制制度，在现在看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能够体现土地的产权属性，因此在法律关系上就使用不顺了。

关于农民组织创新问题。第一，合作社的性质。在现实里有很多所谓的合作类型都称为合作经济，但经济学角度与法律角度存在着冲突：经济学家强调是一种合作经济，而不是一种组织形态，但立法机关仍然把它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来认识；第二，关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性质，涉及到该法是程序法，还是其他，即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还是“农民合作经济的组织法”，或统称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这个断句怎么断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组织法认定条件环境，它涉及内在机构设计、对外关系、责任关系等，而另一方面的功能就是程序法，比如登记、解散、清算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