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和金融改革

第一篇：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和金融改革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和金融改革

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成立，是中华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由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建立。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统一全国财政，从而奠定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格局。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财政

金融

政策

改革

正文

一、财政改革

1、关税自主：

“关税自主”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一项重大的外交与财税政策改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该年5月、8月两次发表取消不平等条约宣言，制定了《国定进口关税条例》，决定于当年9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等开始与英美等诸列强驻华公使展开了以“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外交谈判。从1928—1929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与美、英、西、荷、德、意、法等11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或者《友好通商条约》。在新条约中，欧美列强在保留其“最惠国待遇”和继续把持对中国海关行政权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同意取消各列强在华关税特权，实行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所议定的七级附加税税率标准（其中，最高一级进口商品税率至1932年增到50%，1933年增至80%）。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曾基本上实现了中国国家的“关税自主”这一客观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1）、通过实行“关税自主”，中国政府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进口税和减免出口税，这对于鼓励和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和支持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无疑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2）、通过“关税自主”和独立自主地制定关税税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当时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在这其中，最明显的改变是各类棉布进口数量的大大减少。（3）、关税自主政策的实行，大大地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税收入。据有关统计资料记载：通过关税自主，中国关税收入从1913年的1697万元，至1928年增长到17914万元和1929年的27554万元。关税收入在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从1913年的21%，至1928年上升到41%和1929年的51%，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稳定财政的重要手段之一。

2、盐税改革：

盐税一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项重要税收来源。但自袁世凯善后大借款以盐税作为担保之后，外国债权人在中国设立的稽核机关——盐务稽核所，就一直把持着对中国盐税的管理。宋子文决心改变这个现状，1928年，财政部将改进盐务稽核所的工作，不在承认稽核所偿还外债的权利，此项工作另行指定特殊机关负责，收税职权也从盐务稽核所手中收回，改用关税收入以作偿还。从此，盐税的征收、保管及使用权又重新惠到中国政府的手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重新设立了盐务稽核所。1929年8月稽核所恢复收税职权，在各区的稽核家馆开始陆续恢复。盐务稽核总分所直隶于财政部，改变了帝国主义控制我国盐税主权的局面。由于稽核所旧有人员办盐的经验十分丰富，新稽核所任用了一批原稽核所的旧有人员，选择业绩较好的，尽量做到量才任用。

这时的盐务管理体制中，并行着两套平行的系统。中央设置盐务署和稽核总所，二者都隶属于财政部；在各个产盐区，设立盐运使，运副及稽核分所；各销盐区，设立榷运局和稽核处或税收局，又分别隶属于盐务上及稽核总所。这样，盐务一项分为行政和稽核两大部分。“行政机关主管场盐运销，及缉私事宜，稽核机关主管征收盐税，秤放盐斤，及编造报告事宜。”在1930年，南京政府对盐务管理体制进行又一次改革，即将缉私权、盐务行政权归稽核机关兼管，使盐务稽核所职权获得扩张。

1931年5月又颁布了《盐法》，对盐税征收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将稽核所和盐务署的职权划清。

3、裁厘改革：

厘金市地方政府在主要的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过往的商人征收的货物通行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开始于1953年的扬州，使清朝官员雷以缄在扬州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征收的，以后逐步通行于全国。到民国初年，厘金关卡新增达735处之多，税率由值百抽一到值百抽五不一。厘金的存在严重损害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这是统一财政的需要。厘金制度下的税率带有随意性，没有区分货物的性质；另一方面，在厘金制度下，洋货纳关税、子口税后就不需要交纳厘金，是不合理的，厘金一天不废除，统一财政就成为一句空话。

其次，就是为了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厘金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国内的商品流通，增加了工商业者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国内商品的竞争力，使工商业发展极为艰难，因此国内资本家废厘金的呼声极为强烈。

1928年7月，财政部设立了裁厘委员会。同年12月，宋子文召开五省裁厘会议，决议裁厘要点10项，即以财政部名义公布，另呈国民政府备案。到1931年1月1日，财政部明令废止厘金及子口税，并从即日实施。厘金明令废除后，地方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了，为了弥补地方的损失，宋子文决定开征营业税和地方提供财政补贴为解决办法，以减少裁厘的阻力。

政府在裁厘的同时，也创办了统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所谓统税就是“一物一税”为原则的新税，货物在进行一次性征税后，该工业品便可在全国流通不再征收额外捐税。统税实际上是一种产品出厂（或出产）税。最早实行这项新税制的是卷烟行业。

财政部为了严格管理同说的课征工作，还确定一下几项原则： 1.统税是国家税，地方不得重征和截税；

2.征收统税的货物，因该以便于课征的大宗消费品味限，并须用法令明确规定； 3.已征统税的货物，若遇有重征，应予以退税，确保一物征一税制度的建立； 4.对货物征收统税全国采用统一税率； 5.中外商人待遇一律相同。

至此中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统税体系始告完成。统税因制度比较健全，又避免了厘金的诸多弊端，应当说是进步合理的，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统税收入越来越增加，成了政府第三大税源。统税的不断增加，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断发展的。

4、外债整理：

这是晚清民国经济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重大财经问题。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当时的中央政府面对内支外绌的财政困境，即以广借、滥借外债为其解决财政困难的灵丹妙药。其中，仅北洋政府即举借外债高达99110万元，并由此形成了滥借外债—拖欠债务或无力还债—因缺少诚信而致使外国银行团不敢再大规模借款给中国政府—因借不到外债而中央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债务危机链条。这一做法，不但极大地恶化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而且也使中国的国际信用和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恢复国际信用和争取列强对其的政治支持，承认了晚清和北洋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义务，并于1929年成立了“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以整理债务，还决定每年从关税项下拨款500万元作为偿还外债的基金。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债整理”，如何处理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不仅是一个中外经济关系问题，而且也是其争取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和支持的国际政治问题。因为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就无法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正式承认，更别指望得到新的外国借款来缓解其经济和财政困难。所以，在主观上，南京国民政府是把整理与清偿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作为获得列强承认的重要政治手段来考虑的。这就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偿还内债方面的债信极差，但它在偿还旧外债、恢复外债债信方面的确是很认真和很努力的，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各国间相互赖债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因而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和偿还外债的努力显得很突出。它对于提高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务信用，促成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举借外债高潮的到来，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促进作用。

1927—1937年这10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继续举借外债。在1927—1937年的这10年间，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北洋政府滥借外债，导致中国之国际偿债公信能力减弱和中央政府债务危机的教训。

从总体上看，1927—1937年间的国民政府举借外债，一方面，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它也起到了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建设提供资金，引进现代技术，促进中国发展现代化和增强国力的积极作用。所举借的外债还有相当部分是用于了经济建设之中。抗战前10年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举借外债，共修筑铁路3793公里。其中，仅1936年初至1937年7月间即筑路达2030公里，是前8年的6。5倍。不仅促进了当时中国的铁路建设，而且为其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争取外援开辟了一条新路。

二、金融改革

1、统一货币：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作为流通于市场的唯一货币形式。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国民政府加速了金融控制，增加了统治力量。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将所属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内迁的民族工业，也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还强制一批所需工厂内迁，对发展大后方的经济及抗战，都有重要作用。但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并没有实现其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民族工业也没有得到扶植。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导致国民经济迅速崩溃，后期经济败坏。

1948 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并实行限价政策，但毫无成效。仅仅9个月，金圆券如同法币一样，成为废纸。1949年2月，迁至广州的国民政府又决定以银圆券取代金圆券，但同样以失败告终。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经营、控制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成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遏制、破坏作用，并最终促使国民政府的覆灭。

2、整理纸币发行：

“纸币发行之原则，系为代替现币之用；而现币之铸造权系专属于政府，则纸币之发行权自应限于国家银行，其余各银行均不得印发纸币。”但是，当时中国发行纸币的银行多如牛毛，并不能一下子把纸币的发行权收归国家银行所有。因此，政府对不同的纸币发行机构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中央银行，以法律的形式把纸币的发行权规定到其职权范围内；对其他的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一面调查这些银行的发行数额与相应的发行准备情况，禁止滥发，一面取消一些不具备发行条件银行的发行权；对于各地的钱庄、商号，则明令禁止他们发行纸币，政府对纸币发行的整理，为1935年法币政策实施后国家银行垄断纸币的发行创造了条件。

3、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币制改革举措。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实施这一改革，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币制极为混乱，在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既有银两、制钱、外国银元、本国银元、铜元等金属货币，又有钱庄、票号、外国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据当时甘末尔顾问报告说：“中国的币制是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后坏的制度。”因此，币制改革刻不容缓。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均决议废两改元，应从速实行，以期币统一，但遭到了长期从事银两兑换并从中牟利的钱庄业的反对，而新式银行家一派则积极赞同。1932年，财政部以币值混乱，应先从统一银币下手，以确立银本位的基础，便决定于1933年3月10日起先从上海施行废两改元。1933年，国民政府鉴于统一币制，巩固金融，当以废两改元为先决条件，遂下令从该年4月6日起，全国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同时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鼓励铸造新币。废两改元是中国近代财政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币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废两改元前，中国没有明确的银本位币制。废两改元后，实行以元为计量单元的银本位币制，其实质是统一货币单位，以建立银本位币制。废两改元的实施，初步改变了中国近代币制混乱的状态，不但为1935年取消银本位币制，推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基础，而且促进了当时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三、改革的成效与个人评价

1927——1937年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加上“关税自主”后关税的提高，“币制改革”后国内货币混乱状态的改善和1935年开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使得这10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及工农业生产在内战、自然灾害、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下缓慢而艰难地有所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倒如，在工业方面，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8。4%，工业品总产值从1927年的67。01亿元，至1936年增长到122。74亿元。增加了83。2%。交通方面，公路通车里程由北伐前的1千余公里增长到1935年底的9。6万公里；铁路由8千公里增长至1。3万公里。农业方面，虽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增产。至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的价值达法币56亿元，比1933——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番薯、小麦、高梁等农作物的产量均达到1931年以来的最高产量。

另外，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控制全国经济命脉以巩固其政治统治，先后建立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有银行和“二局”（即“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以垄断控制国家金融业，建立了“资源委员会”等工业建设机构。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机构建设，固然有垄断全国金融、工业等经济命脉以牟取暴利的问题，但它们同时也有效地集中了全国的经济资源，为即将发生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财富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十年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实际上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有不少弱点和局限。首先：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发展很不全面，经济建设的速度过于缓慢。中国仍是一个粗放的农业国，工业经济仍是“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并存”的局面。抗战前十年中工业产值不过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0%左右。其次：是经济建设的殖民地性质，这表现在对外国资金、技术和市场的全面依赖上。无论在工业、农业、交通、财政建设等方面都呈现出十足的殖民地性质。此外，在十年经济建设中，官僚资本趁机产生并逐渐发展膨胀起来，阻碍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二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组织经费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组织经费探析

摘 要：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经费政策为背景，以国立暨南大学等高校为个案分析了该时期学生组织经费的来源、分配和使用，并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组织经费的特点。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组织；经费

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治大环境的稳定。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晋系、桂系、滇系等军阀，北洋政府陷入派系纷争阶段。直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东北军阀首领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高等教育发展上，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管理经验，制订了教育宗旨，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法规，使得高等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各高校的学生活动越来越丰富，学生组织数目也日渐增多。那么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高等学校的学生组织经费境况是如何的呢？这就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经费政策背景

在清末，由于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加之帝国主义的掠夺，高等学堂的经费时常不能得到保障。例如《申报》1912年4月20日载：“外间传言京师大学堂将以大学堂名义会同学部直接与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六万金作为开学费用已得袁大总统之批准。”①由此可见，连学校的开学费都尚需贷款，要想使学生组织经费得到保障就更难了。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深知封建专制教育的毒害，认为教育对一个人的智力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办好教育才能健全人民的人格。他曾要求政府重视教育，多拨经费。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理念亦有较大影响。1931年5月，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关于教育方针政策的条文中，对于教育方面的经费和奖励作了详细规定，其中第52、53和56条曰“中央及地方宽筹教育上必须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私立学校成绩优良者，国家应予以奖励或补助”；“全国公私立学校，应设置免费及奖金学额，以奖进品学并优，无力升学之学生”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11月，国民党迁都重庆。次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包含了该时期教育总纲。大会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仍坚持以“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来维持正常教育秩序③。《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对教育经费的规定：“对于中央及地方之教育经费，一方面应有整个之筹集与整理方法，并设法逐年增加；一方面务使用得其当，毋使虚糜。”④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高等教育在极端困难的大环境下，仍然得到了发展，学生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两倍，家住敌占区而没有经济来源的专科以上学生还可以申请贷金，后来一律可以享受公费待遇，这样的学生每年大概有5到7万人。⑤

由此可见，相对于清末，南京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搜刮，教育方针政策上比较重视教育经费，高等教育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即使在抗战艰难时期，也对教育经费有较强的政策支持。这样的教育经费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费的正常拨发，高校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得到了重要保障，同时也催生了高校学生组织的发展。下面主要探讨学生组织经费。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生组织经费概况

学生组织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学生的校园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育人作用。而经费是保障一个组织良好运转的重要因素之一，下面主要围绕学生组织的“经费来源、经费分配和经费使用”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经费来源

从民国初年始，高等院校的学生组织日趋完善，学生组织主要由学生自治会和各种学生团体组成，学生团体种类多样，有学术性质的也有联络感情性质的。学生组织要正常运作，必须有经费保障。学生组织经费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学校拨款、学生缴纳会费和社会捐助。1949年，国立暨南大学“1949级级友会理事会”为印制毕业纪念册，学校财务委员会拨款进行了补助，此外各“系会”也获得了补助。⑥从私立大同大学学生会账单上，可看到校方多次进行了补助。⑦大夏大学“第一次地理论文竞赛”奖品则为社会捐助。“本校文学院毕业同学巴黎大学博士朱伯奇君，为奖励本校同学研究地理起见，特捐助地理奖金五十元，请教务处主办征集论文……”⑧ 国立交通大学则在新生入学时即收缴学生会会费，见表1。

表1 1936年国立交通大学学生每学期应缴各费列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藏，《1936年国立交通大学学生每学期应缴各费列表》，卷宗号Y8-1-317，第16-17页。

（二）经费分配

1930年国立同济大学支出经费表，显示当年全校支出俸给费、办公费、购置费、学术研究费以及特别费等总计878490元，其中大学生联合会费为1200元⑨，由此可计算出学生组织费用占总支出经费比例约为0.137%。1944年“国立暨南大学岁出预算分配表”，经计算可知当年全校支出俸给费、办公费、购置费、学术研究费以及特别费等总计3743598元，而学生组织活动费为26124元，占总支出经费比例约为0.69%。B10这两个表中的学生组织经费的上级目录都是学术研究费，虽然不是同一所大学在相同年份的数据，但可以大体推知，从1930年至1944年，高等学校的学生组织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增加了。

从暨南大学学生课外活动调查表（1933上学期）（表2）可以窥探出学生组织经费的大体概貌。

表2 暨南大学学生课外活动调查表（二十二上学期）

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藏，暨南大学学生课外活动调查表（二十二上学期），卷宗号Q240-1-622，第2392-2394页。

表2中，该学期学生组织共有会员人数2232人，经费共计1253元。学生自治会作为培养学生自治能力的最大学生组织，拥有最多的人数和经费，分别为865人和435元，其经费占所有学生组织经费的34.7%。由此可知，学生自治会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最大。

学生组织可分为三类：研究学术类（如中山文化研究会、经济研究会、会计学会、艺术研究会等），锻炼学生能力类（如学生自治会、演说会等）和联络感情类（包括同学会、级友会以及华侨会）。三种类别的学生组织经费分别为341元、735元和177元。它们的比例情况见图1。学生组织经费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锻炼学生能力、研究学术和联络感情。

图1 暨南大学1933不同类别学生组织经费比例图

（三）经费使用

从“大同大学学生会及各项福利行政事务帐”B11的个案可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组织经费用途主要为：文体活动用品、车费、笔墨等文具用品、场地租赁费等。学生组织经费的管理则一般由学生会会计室负责账务记录，预算决算由学生会执行委员会议决。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组织经费的特点

从经费来源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生组织经费逐渐呈现了“政府拨款、社会捐助和学生缴费”的多渠道筹措途径。但社会捐助的来源仍占很小比重，例如1930年中央大学决算表B12显示，当年收入总额为2029848元，捐助款为4879元，政府拨款为1920000元，这两项占总额的比重分别约为0.24%和94.6%，而1931年该校的决算表中没有捐助款的项目；1932年国立四川大学收入总额为455480元，捐助款为37000元，政府拨款为377500元B13，这两项占总额的比重分别约为0.81%和82.9%。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在利用社会捐助款项的力度不够大，经费来源主要依赖政府拨款，学生组织经费依靠社会捐助的情况可想而知。同时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局限性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体系的不完善性，还未能充分加强与学生家长、公司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感情联络，从而不能最大程度筹集这部分经费来源，以更好为学生组织的发展服务。

此外，从国立暨南大学三类学生组织经费的比重大小分析中，可以推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组织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侧重点。首先注重以“锻炼能力类组织”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其次以“研究学术类组织”帮助学生研讨和学习专业知识，提高学生课余学习的深度和促进同学间的学术交流，“联络感情类组织”则增强了同学之间的互动交往。由于学生在校期间，课堂学习占用了学生大量时间，课余时间理应更多地培养其他方面能力，因此三类经费的分配权重还是比较合乎逻辑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组织经费，基本上保障了学生组织的自我运转，是锻炼学生自治能力的重要支撑，从而使得学生团体组织成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前的重要平台。

注释：

①《申报》，1912年4月20日。

②《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三章第20页。

③《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二章第8页。

④《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二章第9页。

⑤《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二章第11页。

⑥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240-1-149，第130-138页。

⑦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241-1-644。

⑧大夏周报，1939年第16卷，第3期。

⑨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Y8-1-305，第1-5页。

B10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240-1-81，第405-408页。

B11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241-1-644。

B12《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一部分，《学校教育概况》，第34页。

B1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一部分，育概况》，第37页。

（责任编辑 刘第红）

《学校教

第三篇：浅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宁夏初等教育政策的特点

浅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宁夏初等教育政策的特点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宁夏地区教育也揭开了近代化的序幕，新式教育开始蓬勃发展。1929年，宁夏从甘肃省分离出来独立建省后，南京国民政府和宁夏地方政府制定推行了一系列初等教育政策以促进本省初等教育的恢复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该时期宁夏初等教育政策呈现出的特点，以求为当今宁夏初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历史借鉴。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宁夏；初等教育；教育政策

一、初等教育政策的政治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宁夏省的初等教育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究其根本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独裁统治。马鸿逵政府为了控制教育，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争夺教育厅长任命权，在短短17年间，更换了10任教育厅长[1]。把教育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使教育与政治联系紧密。通过党化教育和训导教育加强对师生的身心控制，以防止“赤化”。对小学教职员进行的多次培训中，侧重于军事训练和思想指导，以培养教职员的忠于党国的意识，同时清查共产党员。如银川学堂巷小学教师温宝玺在1936年的暑期训练团中以宣传抗日，有共产党嫌疑的罪名被捕入狱[2]。宁夏省还指导教员与学生接近，匡正其思想、言论，用各种暗法警觉学生使其养成民族意识和爱国观念。学校利用一些政治活动，如纪念周、开朝会、背诵总理遗嘱、讲解三民主义要义等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3]。

这一时期宁夏省初等教育政策突出的特点是教育与政治密切联系，教育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师生的身心控制，以维护国民党***和马鸿逵当局在地方的独裁统治。

二、初等教育政策的实用性

宁夏省的初等教育政策都是依照国家的教育政策法规并结合本地初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其目的也是为了改变当地初等教育落后的现实，以求教育的发展进步，因此具有很大的实用性。

建省前宁夏除了宁夏县和宁朔县设有劝导所外，其余各县的教育行政均无专门机构管理。因此，建省后宁夏开始积极完善教育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除在各县设立教育局外，还建立视导室，以加强对教育的管理。针对本省小学萧条的状况，宁夏省通过推行义务教育政策、国民教育政策及边疆教育政策扩大办学规模，兴办各种民族小学和普通小学。此外，教育厅在各县设置中心小学，在省垣设立实验小学进行试点实验。宁夏省立模范小学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学校采用“新学制复兴教科书”，特别是为学生布置假期作业和发成绩通知单，这是宁夏教育史上的先例[4]。针对教育经费管理混乱的情况，宁夏省设立“宁夏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将各县教育经费的来源进行整理，并且实行财政统收统支，使宁夏教育经费的收支纳入正轨。针对师资不足问题，宁夏省积极提高教师的薪资待遇以吸引师资，稳定师源，并且通过一系列进修培训，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这一系列初等教育政策是针对宁夏初等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制定实施的，其实用性毋庸置疑。

三、初等教育政策的民族性

宁夏地处内陆边疆，是回、蒙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宁夏地区针对少数民族初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制定边疆教育政策以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这是边疆地区教育独有的特点。

30年代中期，宁夏省遵照国民党中央推行的边疆教育计划大纲，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始兴办民族小学。宁夏省在派遣边疆教育指导员赴各县回族聚居区考察后，在金积、灵武、平罗等县先后设立了多所回民小学。在蒙古族居住地区，阿拉善旗设立有定远营小学、四坝小学、磴口小学；额济纳旗设有完全小学。在教育经费方面，中央和宁夏省每年都设有边疆教育补助，以改善民族小学的设施，充实师资，编印蒙藏回文教科图书。同时，一些回族进步人士集资筹办多所云亭小学，也为民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宁夏地区推行的初等教育政策，既激励了本地区普通小学和民族小学的发展进步，又促进了国民教育与民族教育的和谐发展。

四、初等教育政策的不均衡性

该时期宁夏省推行实施的初等教育政策，在地域方面存在着不均衡。省垣及周边地区、较大县城教育政策待遇比偏远县区优越的多。

从教育体制政策来讲，宁夏省教育厅在恢复教育局后，在各县设置督学1人，督导学务。然而盐池、同心、磴口三县，因辖区狭小，仅设教育科员1人承办教务。在划分视导区后，宁夏省向各县派遣督学，大县各派督学或视导员1人，小县每两县仅派1人。此外，待遇的不均衡性在教育经费政策和教师政策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宁夏省规定省款按照各县人口进行分配：宁夏20%、中卫（包括中宁）20%、平罗16%、金积10%、灵武10%、盐池5%、豫旺5%、磴口2%[5]。从所占比例可以看出，宁夏省的教育投入明显偏向省垣及周边县城，远远多于盐池、豫旺、磴口等偏远县区。在教师待遇方面，省垣小学的教师待遇高于县城教师，并且教育厅规定省垣中心学校不准聘用代用教员[6]，可见省垣小学教师的素质也比一般的县城要优异的多。（作者单位：宁夏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宁夏省政府教育厅编.宁夏省教育概况[M].银川：宁夏省印书局，1940.15.[2]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夏文史资料（第12期）[C].1984.108.[3]政协盐池县委员会编.盐池文史资料选编：盐州纪事（下）[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725.[4]马文明主编.银川文史集粹[Ml.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287-290.[5]宁夏省政府秘书处编.宁夏省政府公报[G].银川：宁夏省政府秘书处印，1935.45.[6]宁夏省政府秘书处编.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M].银川：宁夏省政府秘书处印，1942.124-125.

第四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事留德生派遣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事留德生派遣

20世纪20―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活动经历了兴起、高潮、衰落的发展历程。军事留德生起初以学习陆军为主，嗣后拓展到学习海军、空军等兵种，但人数不多，地位不重要。军事留德生的派遣，对我国军事人才建设、军事技术进步及军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生的派遣背景

当时学习西方的制度、科技、文化等蔚然成风。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样式的政权统治，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目?酥髡牛?特别是改造旧军队、建设现代军队之急需。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政权极不稳定，危机重重：国内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严重挑战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中国共产党力量逐渐增强，严重威胁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日本侵华野心日益暴露，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蒋介石的首要目标是排挤异己势力，维护自身独裁统治，进而在他领导下抵御日本侵略。为此，需要建立一支武装先进、由他直接控制的中央军，训练和培养军事人才与干部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德国处于世界军事、科技、教育的中心，军事留德生的派遣是出于对德国先进军事教育、军事科技尊崇的结果。早在1912年，留学日本的蒋介石曾努力学习德语，为留学德国、进修军事作准备。后来，他在《军事》杂志上著文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制度，认为中国在军事方面应向德国学习。1913年、1918年，蒋介石曾经两次准备赴德学习军事，后来还派儿子蒋纬国赴德学习军事。蒋介石认为：“中国应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育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7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蒋介石统一全国后，遂将德国作为军事学习的榜样。

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决定了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着眼点转向德国。首先，中德交往有渊源。早在晚清时期，中德有过成功的军事合作。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也对德国俾斯麦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印象深刻，对德国的军事教育和技术更是推崇有加，甚至说：“德国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是我们的典范。”（刘宗：《孙中山与德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7年第1期）孙中山采取过一系列联德行动，这些联德尝试与努力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其次，中苏交恶与中日交恶，南京国民政府积极争取强国军事援助、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着眼点遂从日本、苏联转向德国。

20世纪30年代，德国成为中国军事留学生的首选国。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陆军留日人数自然逐渐减少。从1932年至1936年，日本士官学校招收中国留学生118名，除1933年只招收18名外，其他各年每年均只有20多名。二是蒋介石大量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强化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军事留德生的数量随之增加。三是1934年希特勒任国家元首，大肆扩军备战，成立各种军事学校，应允中国政府之请，大量接受中国军事留学生。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留学生还是海军留学生，都把德国视为留学主要目的地。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马克大幅贬值，留德费用大为降低，加上《中德协定》的签订，中德两国敌对状态结束，两国关系处于平等地位，遂产生第一次留德高潮。

二、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生的派遣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留德生派遣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军事留德生派遣活动达到高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军事留德活动再次式微，20世纪40年代基本结束。

1.最初选派军官赴德步兵学校受训

1928年，德国军事专家鲍尔出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3月，蒋介石派陈仪率团随鲍尔赴德国考察。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遣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军事代表团随鲍尔出访德国。受此推动，中德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为了适应从德国引进大批武器装备和军工设备的需要，提高军队装备水平和武器自给能力，南京国民政府除聘请军事顾问到军校和兵科学校任教外，还挑选“品学兼优”的军事和技术人员赴德深造。

1928年，张治中代表团访问德国国防部时，获许2名中国军官到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受训（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此举为嗣后更多中国军官赴德军校学习奠定了基础。1929年4月，蒋介石准备从中央军校第六期3200名毕业生中，选拔100名派往英、德、美等国学习军事。这批选拔的学员于1930年5月先后出国，其中蒋铁雄、柴钊、杨中平、萧劲、杨厚彩、郑瑞、岳制量、田鄂云、徐焕?N、林馥生、李忠侬、楼迪善、欧阳杰等13人留学德国。考虑到德国只肯接收中国军事生5名，当时已有徐培根、桂永清、彭克定3人在德国就学，故原准备赴德之军事留学生，大部转至意大利、瑞士、奥地利等国学习。桂永清是这一时期赴德学习的著名军官之一，他于1929年4月抵达德国，入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受训，由法肯豪森将军负责指导。1932年，桂永清回国参加淞沪抗战，后受命组建教导队，希特勒上台后，桂永清在中德关系发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2.大量学习德军军事理论与技术

这一时期，陆军留德生大多以现役军官身份进入德国各兵科和参谋大学深造。在奥地利学习的中国军事生转到德国学习，在部队学习半年后，分别进入步、炮、工兵、战车等学校。1934年，蒋介石派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期毕业的邱清泉、贺光谦、周嘉、周鸿恩、谭承概、洪士奇及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黄正成等赴德国学习军事。邱清泉、贺光谦进入德国参谋学院（即陆军大学）学习，其余人进入步兵学校、炮兵学校等学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经留德陆军大学的人员还有徐培根、周嘉彬、杨彬。1937年，邱清泉回国后任教育总队参谋长，后官至兵团司令。1935年，据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统计，德国的中国军事留学生有30多人。从1929年至1939年，留德人员计699人，理工科留德生占四分之三以上，所学专业大多与国防军事有关（元青：《民国时期中国留德生与中德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赴德国学习制造的军事留学生，多数前往克虏伯工厂实习，以增加实践经验。部分留德人员回国后投身兵工领域，或赴德国学习前本身就是兵工制造业的技术员，他们至少有45人以上。这些人虽与留德军事生有所区别，但对军需品的研制和生产技能的提高发挥着积极作用。毕业于柏林大学的有俞大维、郑家俊、赵学颜。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的有杨继曾、毛毅可、江杓、刘东?Q、赵英、顾敬心、周自新、龚祖同、魏寿困、齐熨。曾就读于亚琛工科大学的有丘玉池、戴礼智、魏寿昌。胡?G、庄权、丁天雄、赵达、汪浏、郦?液瘛⑼跏乐小⒅熳忧濉⒄庞翎啊⑴俗媾唷⑥蹬嗾攴直鸨弦涤诤号蹈Τ枪ひ荡笱А⑷隹搜饭ひ荡笱А⒗潮任?大学、明兴大学、启尔大学、达尔姆城工业大学、耶纳光学专门学校。从事弹道学研究的俞大维、赵学颜、罗泽霈、熊鸾翥是我国近现代军事弹道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从事军用光学仪器制造研究的周自新、龚祖同、金广路、薜培贞，从事冶金学习的丘玉池、魏寿昌、戴礼智，则成为军用光学和军用特殊钢材制造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除吴钦烈、朱子清、张郁岚从事军用化学研究，其余人所学专业基本都是机械。不少人留德期间，曾师从著名专家教授。弹道研究所的罗泽霈随世界著名弹道学专家兰兹教授，学习兵工弹道技术。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子清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维也维兰德教授共同研究有机化学。材料试验处冶金组组长丘玉池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是德国著名冶金学家W.埃林德。赴德学习军事技术的兵工制造业技术员中的杰出代表有龚祖同、江杓、周自新、金广路。1936年，龚祖同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为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推荐人才，选购设备等。江杓回国后在兵工署任要职，1935年4月赴德国验收火炮时，学习重炮设计原理，对重炮设计提出了宝贵建议。周自新留学期间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光学器材维修厂，得到俞大维赏识，回国后全权负责光学器材厂的筹建工作。1937年，他命金广路、薜培贞等人赴德学习精密检测技术。受其影响，1939年的中国成功试制出首架军用望远镜。

3.日益拓展到海军、空军等领域

1929年至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共派出10余批约100人出国学习。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海军沿革》资料载，这10批海军留学生，1937年赴德12人，1938年为8人，共计20人。据高光佑回忆，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与王荣??及武汉来的航海轮机班军官7人，受命从香港赴德学习海军，与先期在德海军人员分门学习。此时在德国学习海军的军事留学生有32人，计监造室4人，航海军官14人，轮机军官4人，航海学生10人。除海军部外，这一时期军政部还派遣过一批海军学生到德国学习鱼雷快艇。但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军留德活动的影响不如陆军留德活动影响大，更无法与晚清时期相比。

空军留德生起步也较早。冯玉祥最早向德国派出航空留学生。1929年3月，冯玉祥所派赴德留学的27人中，有十一二人申请学习飞行训练，八九人要求学习飞机制造，四五人希望受训飞机修理，4人选择学医，后来也转向军事训练。德国国防部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后来冯玉祥失势，这批学员归驻柏林的中国公使馆管理，应视为南京国民政府最早的航空留学生。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军校选拔留学预备班，其中留德13人中的徐焕?N、李忠依、林馥生3人赴德后改学民用航空，后来转到意大利空军学校学习。1934年，中央航校选派了分别赴美、德留学的人员。总的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航空留德生人数、影响都比较小，主要原因是美国、意大利两国的空军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空军受凡尔赛条约限制，无法与美国、意大利等国媲美，南京国民政府更愿意派人赴美国、意大利学习航空。

三、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生派遣的影响

军事留德生的派遣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实践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军事留德生群体人数虽少，但学习内容比较丰富，除了学习传统的陆海军种外，还要学习空军这一新兴军种。即使是传统的陆海军种，由于时代的发展，也增添了不少新内容，如潜水艇、新式鱼雷、坦克车等，这就为军事留学生学习新内容提供了必要，也为全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能。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留德生在兵工机构中地位举足轻重，他们几乎垄断了从兵工署长到下设业务机构的行政领导职务。1932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新建的理化研究所、??用化学研究所、白水桥精密研究所、航空兵器技术研究所、弹道研究所五大军事研究机构，其所长几乎全为留德人员垄断。在一些新建兵工厂内，最高行政职务基本上也由他们担任。庄任是以生产炮弹为主的株洲炮厂厂长，江杓、丁天雄等任以生产大炮为主的第50兵工厂厂长，周自强任以生产军用光学仪器的制造厂厂长，吴钦烈任生产军用化学武器及防化武器的巩县分厂厂长。具有德国背景的同济大学毕业生李式白、金广路、王国章等人被派往德国工厂学习考察，承担向德商订购、验收机器等重任。军事留德生、第三任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订立了各兵工厂对外招标签合约的‘黑皮书’（black book），这是他到德国毛瑟兵工厂参加，学会了他们以计算成本作为招标签约依据的方法。以此方法，保证了所需军品的品质规格，也规范了交货的时间及数量。尤其用于杜绝采购军火、贿赂公行的流弊”。（李元平：《俞大维传》第37页，台湾日报社1993年版）将先进军事技术与企业科学管理方法一起引进，更加有利于增强军事科技实力。

2.推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

1928年起，留德科技精英为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做出了重大贡献。1933年以后，军政部辖下的重要研发机构和重点兵工厂，不少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由此可见，包括军事留德生在内的留德生对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技术的巨大影响。1925年至1933年间，留德军事科技人才开始受到重用，兵工署遂成为留德生的一大据点。“在1933至1945年间，以俞大维为核心的一群留德科技专才，对中国的军火现代化确实发挥甚大功效。凭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与德国的联系，他们不单引进德国的军事技术，并具体投入生产，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发展都有极大贡献”。（麦劲生：《留德科技精英、兵工署和南京政府的军事现代化》，《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促进了军事工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大力整建军工企业，以提高军火自给能力。蒋介石明确要求：新兵工计划中之制炮厂、炮弹厂、炼钢厂、动力厂、氮气厂、军用化学厂，务于民国二十五年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的上海、汉阳、金陵、巩县、济南等大型兵工厂中的汉阳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进行整修，并与德国积极尝试合办了一些新的兵工厂，突出成果有株洲兵工厂和军用光学仪器厂。南京国民政府整建军事工业取得的成绩与具有德国教育背景的国内军事工业人才的推动密不可分。1933年初，俞大维接替化工界前辈洪中，升任兵工署长。他毕业于柏林大学，主攻弹道学，对德国武器装备有一定研究。毕业后，曾在柏林中国商业处任职，有机会结识了许多留德中国学生，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他任兵工署长后，就能够从留德生中选择一些人到兵工部门任要职，在他周围逐渐形成具有德国教育背景的人主导兵工署的局面。这种经历使他们在规划军工建设时，能够将在德国学到的军事技术运用到军事工业建设中，成为军事工业发展的一种推动因素。

抗战爆发前成立的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白水桥精密研究所、航空兵器技术研究所、弹道研究所，肩?着重要使命，各研究所都聚集了一批留德人员。如弹道研究所是1936年应物理大师叶企孙考察德国归来后的建议设立的。该所从德国购置的设备新颖完美，“国内固无其匹，海外亦属少见”。该所筹备工作主持人俞大维，协助者庄权、丁天雄、汪浏等人分别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德国撒克逊工业大学、德国勃来劳司工科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该所一些重要领导岗位由留德人担任。俞大维、于天雄、汪源担任过所长。汪源曾留学德国，获机械工程师学位，任所长前曾担任该所弹道处长。弹道处第一组弹道内组长罗泽曾留学德国，获内弹道博士学位。所内科技骨干熊鸾翥，于1934年赴德深造，1937年获弹道学博士学位。

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军事留德生对中国军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军事留德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开阔了中国军人的眼界，增进了对世界军事现状及发展趋势的了解，更新了中国军人的知识结构，改善了军事留学生的军事素质，形成了一批日后活跃在民国甚至新中国军事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对中国军队建设产生了诸多影响。与此同时，军事留德活动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即旧中国军事留学缺乏自身的军事理论、军事制度与武器装备支撑，在向谁学、学什么、怎么做等基本问题上，没有自主性，只能主要依着德国军事发展路子进行学习、简单模仿，因而就谈不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

（作者系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政治理论与军队政工教研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彭安玉

第五篇：第12课 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第12课 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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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管理

知识点1 黄埔军校的创建

创建：________年，国民党在________创办军校，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领导：________兼任军校总理，________为校长，________任政治部主任，廖仲恺为党代表，恽代英等人任教官。

办学方针：实行____________和政治教育并重的办学方针。作用：为________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知识点2 北伐的胜利进军 时间：________年5月。

目的：为打倒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把________革命推向全国。领导：总司令________。

组织政府：________国民政府。对象：________、孙传芳、张作霖。

方针：先集中主力于________战场，扫除吴佩孚的势力，然后挥师东进，歼灭孙传芳的兵力，最后消灭张作霖的军队，统一全国。

战场：西路指向湖北、湖南；中路指向________；东路指向福建、浙江。

结果：北伐军出师不到半年，便从珠江流域打到________流域，威震全国。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________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知识点3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成立：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__________。

“宁汉合流”：汪精卫发动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迁往________，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仍用“国民政府”之名，史称“宁汉合流”。

“东北易帜”：1928年底，张学良冲破日本的阻挠，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________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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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过关

知识点1 黄埔军校的创建

1．某中学历史兴趣小组准备参观“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是()A．武汉 B．广州 C．上海 D．南京

2．有一名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在晚年多次提及建校初期的四位领导人，其中回忆不包括()．．．

A B C D 3．“大家到这所学校来，不仅要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要知道要向什么人放。”这说明此校最大的特点是()A．国共合作后建立的革命军校 B．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 C．设备先进的近代化学校 D．培养将军的摇篮 知识点2 北伐的胜利进军 4．“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这首慷慨激昂的《国民革命歌》唱响于()A．辛亥革命时期 B．北伐战争时期 C．抗日战争时期 D．解放战争时期 5．下列关于北伐战争的表述错误的是()．．A．北伐彻底推翻了北洋军阀在全国的统治

B．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派系 C．湖南、湖北是北伐的主战场 D．北伐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

6．“吴孙张三系军阀，汀贺桥两役决胜。”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时，率领第四军独立团奋勇冲锋，连克汀泗桥、贺胜桥，为攻克武昌城立下汗马功劳的北伐将领是()A．蒋介石 B．李宗仁 C．叶挺 D．彭德怀

知识点3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7．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汪精卫发动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A．宁汉合流 B．蒋汪合流 C．国民合流 D．民国合流

8．标志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南北的事件是()A．宁汉合流

B．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 C．东北易帜

D．北伐部队占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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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提升

9．小明同学到广州某地参观时，看到了以下场景和图片，你知道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吗()

黄埔军校旧址 黄埔军校政治 国民革命军出

部主任周恩来

师前誓师大会

A．发动反蒋起义 B．北伐推翻清政府 C．第一次国共合作 D．第二次国共合作

10．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全国”为根本目的的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有()①北伐战争是正义战争，反帝反封建符合中国人民的心愿 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齐心协力推翻军阀统治 ③北伐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了模范作用 ④工农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热情支援 A．②③④ B．①③ C．①②③④ D．①②④

1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1926年《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 仇敌„„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1)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材料中“卖国军阀”指的是哪几派军阀势力？

(3)这次北伐取得了哪些成果？北伐的目的最终是否实现？为什么？

(4)在北伐战争中涌现出哪些著名的将领？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学习到哪些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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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击中考

12．(河池中考)穿越时空，见证历史！假如你穿越到1924年，可能看到孙中山、蒋介石与周恩来正在商量筹建()A．京师同文馆 B．京师大学堂 C．北京大学 D．黄埔军校

13．(广东中考)1924年5月，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说：“要从今天起，重新做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思想上的革命军。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两年后，该校师生积极投身的“救国救民的事业”是()A．五四运动 B．北伐战争 C．抗日战争 D．解放战争

参考答案

第12课 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知识管理

1．1924 广州黄埔 孙中山 蒋介石 周恩来 军事训练 国民 2.1926 国民 蒋介石 广州 吴佩孚 两湖 江西 长江 武汉 3.国民政府 南京 南北

基础过关

1．B 2.B 3.B 4.B 5.A 6.C 7.A 8.C 能力提升 9．C 10.C 11.(1)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2)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3)成果：北伐军出师不到半年，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声势震动全国。目的：没有实现，因为就在北伐胜利进军时，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突然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导致国民革命运动最终失败。(4)叶挺等；学习他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言之有理即可)直击中考 12．D 1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