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资监管不是替代国企改革

第一篇：加强国资监管不是替代国企改革

加强国资监管不是替代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的十字路口仍是政企之争，核心是责权利的合理划分。

在反腐大潮中，国企改革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从2014年11月底开始，中央巡视组对文化部、南方航空、中国船舶、中国联通、中国海运、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中石化等13个单位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项巡视。

此轮巡视开启之际，八家国企的纳入一度引发社会对国企腐败话题的热议。在已经公布的五家国企“问题清单”中，巡视组发现的国企通病颇多，其中尤以国企领导以权谋私的利益输送问题最为突出。

2月5日中央纪委网站集中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船舶、中国联通、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这六家单位开出的“巡视清单”，反映被巡视单位中，中国船舶、中国联通、华电集团、神华集团均在“三重一大”制度（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方面存在问题。

2014年上半年有超过40名央企负责人的腐败问题暴露，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国企监管不到位和国企高管的收入问题不断成为社会关心的热点和焦点。众多的国企贪腐和管理问题使社会和公众发问：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国企的监管体制到哪儿去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为何不能防范和杜绝腐败问题？国企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是否还需要坚持？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继续加强和完善现有国资监管体制，以维护出资人权利为核心，通过建章立制，不断完善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解决一些国企经营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有效监督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做法行得通吗？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据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国资委以《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为核心，建立了由16个规章和80余件规范性文件及各省区市国资委制定的1200多件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国有资产法规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实录》邵宁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第425页），涉及企业投资决策、重组改制、产权转（受）让、清产核资、业绩考核、薪酬分配等。在延续派出稽查特派员的工作基础上，国资委向下属央企外派监事会，覆盖管辖范围内的112家企业。据统计，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间，稽查特派员和监事会监督检查涉及资产70.32万亿元，占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资产总额的75.8%，向国务院以及国资委报送监督检查报告（稽查报告）和专项报告1622份，揭示重大事项2684件，对3239位企业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奖惩任免建议（《国有企业改革实录》邵宁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第516页）。另外，国资委主导分期分批对多家央企开展董事会试点工作。

这份亮眼的监管成绩单为何没能吓阻越演越烈的腐败和用人失察等问题的发生？难道是“牛栏关猫”吗？

另一方面，这套监管体系也使一部分国企抱怨国资委管得过多、过细，企业要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填报国资委需要的各种报表、参与被考核和各类评比工作，这导致央企总部的官僚主义现象不断加剧，有人戏称它们为“二政府”。

1月26日，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都说管得过多过细，但少有实质性内容。”国资委长期被一些非主责的细节内容所束缚，而对国企资源浪费、领导班子腐败等关键问题却几近失声。

这段话说明目前的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是该管的没管住，不该管的管了不少。据悉，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机关拥有近30个司局、300多个处室，管理旗下112家央企和业务，指导全国地方国资委的工作。

这套监管体系的问题核心是国资委在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替代了企业董事会的角色，承担了企业决策的重任（包括“三重一大”），下属企业成为一个执行机构，政企分开变成了政企不分，改革主导者变成被改革者，国资委成立的初衷是建立一道隔绝政府行政干预企业的屏障，最后却还是演变成行政干预的抓手。

糟糕的是，国资委即使替代了企业董事会的角色，却又因为是专业产权管理机构的性质，不具备了解各央企所在市场、行业和客户的能力，央企的产品或服务的幅度和跨度远超过其掌控能力，因而对下属多数央企情况了解不深不透，很多管理内容也是流于形式，看报表要情况，听汇报做决策，搞调研找典型，三重一大的决策流程很难满足企业对市场和客户的变化需要的快速反应。而央企也客观形成对国资委的重大决策依赖心态，国资委没说的话不说，没做的事情不做，这也是为什么在这轮改革中众多央企少有主动改革的，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国企高呼松绑的积极改革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外，在董事会功能上移的情况下，央企经营责任缺失的情况也很普遍。一段时期以来，国资委的薪酬管理体制导致央企负责人的收入是封顶的，高于公务员，却严重低于国内外同等规模、同等效益的企业薪酬水平。在央企主要领导收入封顶的情况下，为调动员工积极性和留住业务骨干，央企内部出现工资收入倒挂的现象，中层收入高于企业班子成员甚至“一把手”，奖惩的失调必然是企业责任的缺失，企业经营班子满足于守摊子，进取精神缺缺，也容易诱发一些企业负责人屡屡利用职权产生寻租行为，导致违法乱纪。

这就是典型的“一股独大”的国企痼疾。

最重要的是，是否需要改变这种监管体系，也就是国资委要还董事会的主要权力给企业，这里的关键是人事权下放，由股东们按照市场要求组建董事会，董事会选聘企业经营班子。但下放后如何监督管理国有企业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以党组织为核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现场监督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定位企业中的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的贯彻执行。按照这个精神和《公司法》的规范，央企党组织探索建立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做法，通过法定程序使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促进了党的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融合。

如果推行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不仅会产生与《公司法》等有关企业法律的重大冲突或修改，也会出现党组织能否承担企业经营盈亏责任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体制的倒退。

国企改革的十字路口仍是政企之争，核心是责权利的合理划分。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牟利组织，与政府机构有很大不同的是，企业收入的来源是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按照盈亏情况支付员工合理报酬，因此企业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每个员工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并根据企业效益获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当然也有经营失败企业面临破产、职工面临失业的结局。这不同于政府机构是依靠财政拨款维持运转，机构规模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如果因为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就忽视企业的自利性质，按照政府运转规则来管理企业，会把企业变成“政府头、企业身”的怪胎，不死不活维持现状或不断寻求各级政府的保护。垄断国企另作他论。

针对国企的监管问题，1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表示，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

笔者认为，现阶段国有监管体制改革应继续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落实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等16字要求来做好顶层设计，使国有资产管理进化为国有资本管理，重点把握两个方向：

在企业经营体制方面，国资委要充分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利，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下放董事会权力，不再直接任命和管理央企经营班子。股东们如何组建企业董事会、董事会如何招聘总经理是两个关键环节。

建议股东们充分运用市场力量、按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来建设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如果股东没有把握选择合格的董事，可以委托一些国内外中介机构，如猎头公司、管理咨询公司来完成董事的寻找和推荐。董事也要有任期和考核制度，原则上与经营班子同进同退。董事会在借鉴国内外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议事规则。原则上公务员或政府其他人员进入董事会和高管班子也要通过市场招聘进行，按经营管理能力高低决定是否录用，不能通过行政任命方式或具有行政级别。如是央企内部高管人员晋升为董事，也要切断与企业任职期间的利益联系，不能出现交叉任职，责任、利益不清的情况。

至于是否需要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来集中管理一些央企，把产权管理和行业战略布局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可以探讨，但要把握的一个原则是：不能让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类似机构替代国资委，成为新的“老板加婆婆”，实际变成换汤不换药，多一个管理层次。另外，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责权利的划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如何管理旗下多个央企也是一个难题。

在股东监督方面，国资委或其他国资监管机构应回归股东定位，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加强监事会建设，监事成员除了从现有公务员和央企高管队伍中选拔外，更多要从市场中招聘和选拔，使用和培养一批具有行业、业务、财务、法律复合型知识的专家队伍，并提供合理甚至较高的报酬，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督促监事会用足《公司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利用合法途径开展强力监督。另外，股东也要探索寻求利用社会、证券、媒体监督的途径和方法，建立全方位、有效的监督资源体系。

按此思路建设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可能国企的股东们会为董事、监事、高管们支付高额的薪酬，但也可能会吸引一流的经营管理人才进入高管团队，使企业运营高效和盈利最大化，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最优化，减少或杜绝寻租和输送利益等违法乱纪行为，避免国企出现有世界上最便宜的企业家，也有最昂贵的企业制度的困境。

第二篇：国资国企改革

国资国企改革“大年”即将来临

2015年国资国企改革加速度：将面临七大主要任务

刘东;王川

导语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在2014年12月31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2015年国企改革将有大进展和大动作，国资改革今年预料将会遍地开花。2014年12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新常态下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进行分析。会议要求，要“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自2013年12月底上海率先出台国资国企改革二十条意见以来，截至2015年1月4日，全国已经有上海、甘肃、山东等22省市出台了地方版本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部分省份意见虽未正式出台，但一些改革举措已在进行之中。南京、长沙等省会城市也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意见。随着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相关意见的逐步出台，2015年的国资改革将会迎来哪些进展？

本报记者 刘东

实习记者 王川 上海报道

地方改革遍地开花

彭建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前由于国家层面方案没有出台，地方国企改革突破较少，今年预料将“遍地开花”。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已经出台地方国资改革方案后发现，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主要集中在混合所有制，分类监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公司制治理结构、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方向，绝大部分省市都对国资改革设立了一个较为具体的目标。

例如，在混合所有制方面，甘肃提出到2020年国有经济中混合所有制比重达到60%左右，江西提出5年内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占国资的70%。

在国有资本范围方面，北京国资国企改革意见要求，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等领域。上海、江西、甘肃、江苏、重庆、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将国资集中在关键领域的目标设定在“80%”上。不过，在对2014年国资国企改革进展进行评价时，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改革的力度并不如预期。中国社科院微观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刘小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国资国企改革的进展仍相对比较缓慢。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出台的国资改革意见里面存在两个问题，重复性比较强，各个省的意见都差不多，在具体操作上，还是缺乏一些可操作性。

顶层设计意见将出

原定于2014年年底出台的改革意见并未能如预期出现，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认为，可以说这些总体文件由于迟迟不能出台，已经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软肋，影响到国企改革总的进程。

此前有消息称，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由财政部、发改委和国资委牵头制定，可能以“1+N”的形式发布。其中，“1”是指首先会出台一个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N”则是三四十个配套方案。这些配套方案将分阶段分批发布。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近日表示，2015年国资国企改革将面临七大主要任务，而部分方案推出的时间表或将提前至春节前。

尽管如此，被称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元年”的2014年仍取得一定成就，分析人士认为，2014年国家在把握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精准而坚定，此外，7月开始的“四项改革”试点，也为国资改革提供经验基础，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协调。

彭建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央企方面，2014年各企业积极性较高，做了调研、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待方案一出，央企动作应该比较大。此外，第一批国企改革试点工作到2015年也会有较大突破。若第一批试点进展顺利，第二批有可能扩大试点范围。

彭建国称，专项工作也会大有进展。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今年二级和三级公司会进行董事会试点等多项工作。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对2015年国企改革形势持乐观的态度，整个国资国企改革将会铺开，尤其是在混合所有制和分类改革、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进展。

“混改”新内涵

不过，目前对于国资国企改革中的一些关键领域，仍存在不少争议。

彭建国认为，目前主要有三方面存在争议，即是否先对发展较好的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经济是否该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以及是否采用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国资改革专家、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认为，要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契机，改变资本被板块化、碎片化，做到国有企业的实力加民营企业的活力来增强企业竞争力，通过引进新的投资者，自然垄断行业应该把可竞争的板块逐渐分拆，通过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民营企业去家族化，建立有效公司治理。

彭建国也认为，虽然国企上市或多或少已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这种上市大多是形式上的，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革。

2014年12月底在广州召开的首届国企改革发展前沿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认为，只有竞争性国企适合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公益性国企和自然垄断型的国企应坚持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楚序平则表示，中央企业总部最好保持国有独资，对绝大多数重要国有企业，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权。同时，混合所有制优先考虑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公众基金。

陈清泰建议称，混合所有制治理上，有五点需要考虑，过大股比的国有股权适当分散给若干持有者、所有股东都应通过股东会、董事会行使权利，确立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和战略地位。经理人由董事会选聘，董事会有权罢免。公司必须执行国家的法规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

去年七月，国资委将六家央企纳入“四项改革”试点，其中，中国医药、中国建材入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认为，应当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引入管理层中长期激励、职业经理人和员工持股机制，保障“所有者到位”，才能真正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去年七月，国资委将六家央企纳入“四项改革”试点，其中，中国医药、中国建材入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认为，应当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引入管理层中长期激励、职业经理人和员工持股机制，保障“所有者到位”，才能真正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争议分类监管

“准确分类是实现下一步国资改革的重要一步。”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表示。不过，目前分类监管仍是争议颇多的一个领域，从地方的经验来看，上海将国企划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进行监管，四川则分为竞争类和功能类两种类型，其他省市基本按照三类进行分类监管，但类别名称有所不同。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上海国资改革中，一些功能类的国有企业更愿意被划分到竞争类企业中去，因为两者受国资委监管及考核存在较大差异。从国家层面来看，分成两类还是三类监管也有不同意见，陈清泰认为，国有经济有两大功能，国有资本应该分作两类，一是政策性功能，就是作为实现政府特殊政策目标的重要资源。二是收益性功能，那就是获取财务回报用于民生和公共服务。而这两者的比例构成，应该与时俱进进行调整。

刘小玄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类监管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分类不清，在理论上没有一个合适的定义，这些分类的的具体含义到现在还没有很清晰地厘清。如果是“一锅乱粥”的话，改革很难推行下去。

彭建国则认为，分类监管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议，是因为同一央企有不同业务板块，整体上很难划分，而同一块业务因同时具备公共服务、功能性等多种属性，难以进行归类。

彭建国称，按照分类，央企主要是商业1类和2类（竞争性、功能性居多），而中储粮等承担国家政策业务的属于第3类。第3类公益类主要是指地方公共服务企业，如供热、供水。所以各央企针对分类监管，必须完善自身的功能定位，根据分裂进行监管、考核、薪酬制定、改革和结构调整。

具体来说，比如薪酬制定，商业1类要看市场，根据完成财务指标、是否实现保值增值功能来制定，而公益类则要紧盯社会功能，看其社会效益完成指标，商业2类（功能性）则两方面都要考虑。因此，在改革方面，要根据分类制定负面清单，使改革具有可操作性。

破题新常态

是否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存在争议，而此次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由于在国资委会议中并未被提及，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李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相关意见财政部负责制定，因此国资委工作会议对此并未多作提及。

彭建国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投资公司更多关注产业和实业投资，这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两类公司要做到以管理资本为主，发挥作为资本运作平台的作用，必须充分考虑到资本保值增值和流动的属性，在相关领域有退有进、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断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此外还要注意上下权利义务的边界问题。

一个新的动向是，2015年1月1日开始，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正式实施，首批涉及72家央企共200多位负责人。

此外，“新常态”的经济环境下的国资国企改革也受到关注，国资委主任张毅表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也进入爬坡过坎的阶段，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大部分央企都面临产能过剩、产销衔接不畅的巨大压力，有的企业大幅度减利甚至亏损，个别企业陷入经营危机。张毅表示，对于国有企业来讲，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做好加减乘除。

对此，彭建国建议称，国企尤其是央企改革一定要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即充当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创新驱动的领头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排头兵，国企要以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为目标，逐步规范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较普遍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以适应经济新常态。

第三篇：国资监管与国企改革发展的重庆样本

国资监管与国企改革发展的重庆样本

近十年来，重庆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发展取得了超常规进展：资产总额由2003年的1 720亿元，增至目前的1.46万亿元，翻了3番多；全国排位由第19位升至第4位；资产负债率从2003年的 97%，（加上潜亏，负债率约104%）降到目前60%左右，下降近40个百分点；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5.7亿元，增至今年末约400亿元；市国资委直管集团连续3年实现全部赢利；普通职工年均收入由1.7万元增至4.5万元；全国首创“第三财政”。与此同时，重庆创造性地发挥出国有企业的新功能、新作用，在民生建设及缩差共富中日益彰显出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走出了一条国民共进之路。本刊发表的相关文章，相信能够给读者以启发和信心。

党的“十六大”以来，重庆市的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闯出了一条独具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根据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2011年11月21日向中央媒体采访团介绍的情况，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庆特色

由于重庆市委高度信任和市政府充分授权，重庆成为全国贯彻党的“十六大”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精神最彻底、最富成效的省市。一是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二是实行工商产业、地方金融等经营性资产“一体化”管理；三是由市政府主要领导兼任市国资委党委书记。集此三大体制于一身，全国唯有重庆。这种体制，一是解决了过去多头管理、权责义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体制问题；二是促进了优秀企业家成长，增强了企业负责人的忠诚度和责任心；三是优化了企业间资源合理配置的环境，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抱团发展能力。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庆速度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创造了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庆速度。一是资产总额翻了3番多。由2003年市国资委成立时的约1 700亿元，增至目前的1.46万亿元。全国排位由第19位升至第4位。二是资产负债率下降近40个百分点。2003年，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97%，加上潜亏，负债率约104%。目前，除地方金融企业外，资产负债率保持在60%左右的公认合理范围。三是利润总额翻了6番多。由2002年的5.7亿元，增至今年末的约400亿元（预计数，其中，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收益各约200亿元）。四是市国资委直管集团连续3年实现全部赢利。普通职工年均收入由1.7万元增至4.5万元。对职工实现“零拖欠”，在册职工实现“零上访”。五是由“包袱”变“骨干”。2005年，市国资委直管企业在全国率先与财政“断奶”，甩掉多年的财政补贴帽子，并在全国首创“第三财政”，年均贡献超1 000亿元，其中，税金约200亿元；上交收益约200亿元，上缴比例全国最高；政府性投入约800亿元。

目前，重庆市国资委直管集团39户，其中，资产百亿集团15户、500亿级集团6户、千亿集团3户。分“八大投”、地方金融、工商产业三大板块，按4:3:3比例布局。其中，“八大投”已成为全国独创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地方金融企业已成为西部乃至全国同行业第一；工商产业集团一半已进入中国500强。

国企改革发展的重庆路径

路径一：新创建“八大投”，成为“五个重庆”建设的骨干。一是将国债、规费、土地、存量、税收等五个方面零散、静态资产集中注入，变为“八大投”的资本金。“五注入”体现了资源集约配置的思想。二是借助银行、债券、股市、信托、海外等“五个市场”，“四两拨千斤”，放大国有资本。“五融资”体现了市场化运作的理念。三是实行债务平衡、现金流平衡、投入产出平衡“三平衡”管理，坚持不互保、财政不担保、专项资金不挪用等“三不”原则。“三平衡”、“三不”原则，遵循了办企业的规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八大投”承担了重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路桥、供排水、农村水利、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和大剧院、文化宫等公益项目建设，成就了“重庆主城一月换张地图”的“神话”。截至今年10月，资产总额5 898亿元，年均投资额约800亿元。

路径二：新接收、新组建地方金融企业，成为建设金融中心的中坚。截至今年10月，重庆市国资委直管金融资产总额5 551亿元，所有者权益611亿元。这些金融资产来源于两个渠道。

一由接盘原民营控股、濒临倒闭的五户地方金融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资本重组”、“班子重组”三大重组改造壮大而来。“债务重组”即运用市场化手段剥离债务，降低不良资产率。“资本重组”即通过国企入股恢复国有控股地位，同时带动民间资本进入，进而优化股东结构，增强资本实力。“班子重组”即重组中选派得力干部进入企业经营管理层，完善、优化治理结构。目前，这五户金融企业中，农商行、西南证券已成功上市，农商行规模位居国内同类银行第一，西南证券、重庆银行、重庆信托位列西部同行第一，三峡银行成为扎根和服务库区的重要金融机构。

例如重庆银行重组。2003年，重庆银行背负了33.1亿元的不良贷款和6.1亿元的非信贷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为-27.1％，已被银监会亮了红牌。时任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作出重要指示：“在重庆未来的发展中，金融要先行。如果重庆银行这种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没发展好，甚至倒闭了，则无论如何都是一大败招。与其办丧事花买棺材的钱，不如重组治病，花买药的钱。”2004年初，重庆银行启动了被称作“龙虾三吃”的整体重组方案。一吃龙虾：增资扩股，扩充资本金。将重庆银行的资本金从3亿元一举扩充到15亿元。二吃龙虾：资产重组，通过债务搬家、股东缩股、市场化运作等三轮不良资产剥离，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重庆银行的不良资产减少了26.5亿元。三吃龙虾：引入战略投资者。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共同参股的股权结构。重组后的重庆银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变为资产质量优良、赢利能力良好的商业银行，各项经营指标在全国城商行中名列前茅，现已跻身全国大型城市商业银行综合排名第四位。

二由根据重庆建设金融中心需要新组建而来。包括重庆联交所、土交所、农畜所、股份转让中心、药交所、航交所，以及13家总部在重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如：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民营资本不愿涉足的担保领域，重庆国资挺身而出，先后组建了三峡担保集团、进出口担保公司等担保公司，目前已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近300多亿元。

路径三：改造传统工商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通过打“组合拳”，推动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发展新兴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一是改善负债结构，恢复融资功能。通过渝富公司的整体打包处置工商银行不良债务，使工商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10多个百分点；通过工业划拨地转出让地，近100亿出让金转增资本金，再降负债率约10个百分点；通过成功处置国企历史积案8 000多件，又降约10个百分点；这三项举措使工商企业负债率下降到60%左右的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

二是大规模推动重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共实施了57次集团层面、655次集团下属企业间的重组整合，解决了过去资产布局散、集团组织链条长、主业不突出、出血点多等重大问题，实现了资本向优势行业、资源向优秀企业、政策、资金等向优秀产品集中的“三集中”。

三是改造提升产业、工艺、技术档次和水平。目前，市国资委直管工商集团已有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8个，国家级资质245个，国际领先技术43项，国内领先技术166项。有23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52个位列国内前三。有20个单项实力国际领先、56个国内领先、74个西部领先。例如：通过“环保搬迁+收购资源”等措施，使重钢这个产量长期徘徊在300万吨左右、面临淘汰的中国最老的钢铁集团，重焕生机。其2008年开始实现环保搬迁时，首先面对的是资金问题。通过渝富周转的模式，利用重钢老区、新区的土地级差，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今，一期650万吨全流程钢生产线已全面投产，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等全部实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其次是资源问题。2009年，重钢集团以2.8亿澳元收购亚洲钢铁公司60%的股权，获得澳大利亚伊斯坦鑫山磁铁矿的开采权。该矿可开采储量2.1亿吨，初探储量14.71亿吨，选矿后的铁精矿品位68%。预计投资30亿美元，分三期建设，一期于今年11月下旬正式动工，2013年底投产，最终形成年产3 000万吨铁精矿的规模。此收购，一举突破制约重钢集团百年发展的资源瓶颈问题，年增矿石利润逼近百亿元。

路径四：“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为我所用。抓住国家外汇储备过剩、人民币升值、全球金融危机、资本资产缩水等战略机遇，成功实施了一大批海外并购项目，形成了具有重庆特色的海外并购模式。核心内容包括：

一是重点投资“五领域”，以改变内陆进出口格局为目的走出去。即以南美、非洲、东南亚、澳洲等资源富集区为重点，投资收购铁、铜、锰、铝及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国内市场急需的地下资源。以美洲、澳洲为重点，到巴西、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表资源富集区，建立农业园区，建设粮食、食用油等基础性商品生产基地。以减轻国内能源消耗压力等为重点，鼓励境外资源加工类投资，支持企业在境外对资源产品深加工。以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重点，鼓励收购拥有先进装备或技术的海外项目，收购境外优质品牌加工类企业股权，将加工基地转移至重庆。

二是推动“走出去”与“走回来”相结合。正在实施“一石三鸟”模式，即通过投资海外实施并购或独资设企业，实现“走出去”；依托海外主体，通过海外市场融资后投回重庆，完成“引进来”；通过投资重庆收到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多重效果。

三是坚持“三必须”防范风险。即重点项目，必须由市国资委主导，统筹调度和配置各种资源，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形成“抱团”态势。项目论证，必须有全面客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风险评估报告。推进项目，必须有一组国际知名的中介机构参与，包括熟悉当地情况的国际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管理团队等。

如：重庆粮食集团，投资32亿美元建境外优质粮油基地，建设“基地建设+生产资料经营+加工贸易+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链，对抢抓国际油料供应战略源头、稳定国内食用油价格、拓展和完善食用油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已有4船约26万吨优质大豆运抵回国，还有两船即将启程。到“十二五”末，预计可达1 00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465亿元、毛利42亿元。

重庆机电集团，以2 000万英磅收购英国PTG集团旗下6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获得3个百年品牌、5项世界先进技术。重庆机床相关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缩短15～20年。依托此收购，机电集团已在英国组建了技术研发和转移平台，正在移植重庆市“退城进园”的操作思路，推进这6家子公司在英国的搬迁和改造提升工作，新的研发成果将在我国国内企业无障碍使用。

中国四联集团，以2 000万美元收购美国霍尼韦尔加拿大蓝宝石工厂，为重庆市抢占世界LED产业链高端赢得了先机，此项目已在重庆开花结果。同时，四联集团几乎以零成本收购法国汤姆逊半导体实验室研发团队，使中国在解码核、解码算法等多项技术上一步实现国际领先。以此收购，四联集团国内首款高清芯片已经完成系统级测试验证，形成产能；为面向中国直播卫星市场的解码芯片提供市场；使面向物联网应用的低成本高清视频图像传感器、新一代视频编码算法可望成为国际标准。

重庆轻纺集团，以承接8 211万欧元债务，支付6 414万欧元对价，成功收购全球第四大汽车密封条企业——德国萨固密集团，一举获得6项世界先进技术、81项国际专利，年增销售收入30亿元。该公司是大众、奔驰、宝马、福特等汽车制造商的配套商。此项收购，创迄今中国对德国的最大产业收购纪录，签约仪式被纳入温家宝总理今年的访德行程，轻纺集团因此一跃成为业务横跨欧亚美三洲的跨国公司。

重庆交运集团，主导联合“五国六方”（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哈萨克斯坦、重庆），组建渝新欧国际物流平台公司，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从重庆到阿姆斯特丹只需12天，比我国沿海海运还快24天，成本相当；比欧洲同类平台同通道单箱成本低2 000美元，一举改变了过去内陆进出口全部依靠沿海口岸的格局，使重庆成为直通欧洲新的货物集结地和中欧、亚欧贸易的桥头堡。路径五：实施“整体上市”战略，推动国企机制深度转换、监管体制深刻变革。

2007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将整体上市确立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2008年，重庆机电Ｈ股在香港上市挂牌交易，成为重庆直辖后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2009年，重钢股份实现A股回归，机电股份实现H股上市，西南证券借壳成功登陆沪市。2010年，水务股份登陆A股，农商行挂牌香港联交所，商社集团、港务集团实现主营资产整体上市。目前，在省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重庆以12家位居中西部12省首位。

这些企业的上市，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推进了优质资源向优质国企集中，解决了国企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更重要的是推动国资监管从原来单一的出资人监管进入到“六位一体”的市场监管环境，即在出资人监管基础上，引入了以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的监管；引入了交易所、协会等自律机构的约束；引入了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督导；引入了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倒逼机制；也引入了各类媒体的舆论监督。

发挥国资国企作用的重庆探索 探索一：通过国有企业运作，形成了“上交税金+上交收益+帮助政府投资+减轻财政支出”的“第三财政”力量，增强了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惠及民生的底气，为公共财政转型腾出了财力空间。以“十一五”为例：一是“八大投”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公益项目2 641亿元，年均投入约为以前的50倍，５年干了靠财政投入需要50年才能干的事，使政府腾出了大量财力空间用于公共财政支出。二是国企上缴财政820亿元，包括760亿元的土地转让收益和60亿元的国资经营收益。三是国企与财政彻底“断奶”，并帮助政府承担财政性支出615亿元，包括68亿元新建基础设施产生的管理成本，547亿元一般都由政府支出的企业资本金、破产周转金、环保搬迁资金、企业结构调整和技改贴息资金等。

探索二：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介入，使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改革，推动非公、中小和微型企业发展有了新的资金来源和带动力量。为推动重庆“两翼”欠发达地区发展，重庆市委决定，由国有集团融资100亿元，以输送生产力要素的方式，帮助“两翼”17个区县和潼南县建设特色园区，取得很好效果。据这些区县预计，这100亿资金将最终带动其他投资上千亿元，形成产值上千亿元，新增税收上100亿元，带动就业上100万人。

为解决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重庆以国资主导建立了一批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其中，通过渝富公司出资，引入国家开发银行、长江三峡总公司组建的全国最大的三峡担保集团，已为库区和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325亿元。为支持非公企业发展，重庆以工商产业集团与担保公司合资组建小贷公司，专门为工商企业产业链上的非公企业提供小贷服务，收到了多重效果。一是小贷公司收贷有保障。因为手中有贷方的货款。二是非公企业欢迎。因为贷款成本低且产品销售有保障。国有小贷公司利率大大低于市场其他小贷公司。三是促进小贷市场的规范。仅中国四联集团与重庆进出口担保公司组建的“信联小贷”，就为四联集团产业链上3 400家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

探索三：通过国有资本依法合规进行市场调节，使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有了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政府通过赋予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建立土地供给的“蓄水池”，解决了10年前房地产商大量囤积土地的问题。通过国有集团承建公租房、改造危旧房，控制投资集团储备土地的投放速度和建设强度，促进了我市“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体制建设，维护了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

探索四：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托盘，使政府在打造发展硬环境、处理市场重大失误等急难问题中有了新的载体和经济支撑。如：由国资组建的西永微电园公司、江北嘴公司、保税港公司等，充当了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西永综保区、西永微电园、大学城、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等区域开放、发展平台的建设主体。采取由国有集团先出资解决矛盾，再通过集团运作、加上政府的财税减免等政策平衡资金缺口的方式，使重庆120多栋“烂尾楼”和“三金三乱”、“龙寰超市”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历史遗留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探索五：通过国有企业代表政府意图，以市场机制推动，使政府在培育、规范市场、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上有了新的方式和路子。比如：在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建设领域，西部欠发达地区因市场信号一时缺失，民营等社会资本不愿进入，往往形成“经济落后、投入不足、制约发展”的恶性循环。重庆通过“八大投”先行投入，激活市场信号，打通了这一“死结”。“十一五”，“八大投”共完成1 100公里高速公路、3 500公里高等级公路建设，竣工和新开工197公里轨道线、10座跨江大桥、867万平米文化标志性建筑和公租房建设，引入530亿元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领域。

针对在各种交易领域，往往因信息不对称、交易环节多等因素导致道德风险频发现象，重庆通过以国资主导，搭建了联交所、药交所、农畜所、招标采购集团等阳光平台，与政府意图、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共同作用，推进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如：在全国率先将涉讼资产的处置，强制进入联交所交易，推动全国涉讼资产处置的重大改革，规避了道德风险。此项改革受到了中纪委、中央政法委的高度肯定。

国企党建创新的重庆实践

重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在改革创新中全面加强，多项举措闻名全国。一是体制创新上，建立公共部门管项目、国资部门管资产、国有集团管建设的“三权分立”体制；搭建产权转让、药品交易等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的阳光操作平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重庆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体系，受到贺国强、***等中央领导和中纪委的充分肯定。二是机制创新上，建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综合考评机制，纳入企业负责人的和任期考核，与薪酬挂钩。建立国有企业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实现企业党组织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高效融入。在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创建“党组织同步设立、治理结构同步到位、工作机构同步配置、工作经费和人员同步落实、工作考核同步跟进”的“五同步”机制，在全国国有企业中推广。

三是工作方式上，首创创先争优中“一讲二评三公示”的做法，在全市推广，被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充分肯定。与清华大学合作，在全国首创“15+15”的企业领军人才培养模式，被誉为重庆国有企业的“人才摇篮”。开通全国首个电脑与手机互动的国有企业党建信息平台，率先实现了党组织、党员信息的动态管理和党员组织关系的网上转移。创建“国资大讲台”、“国资大舞台”、“国资大赛场”，逐渐成为影响西部乃至全国的重庆国有企业的党建品牌。

国企党建已成为重庆党建的一面旗帜。近5年共创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两个、“全国国有企业四好班子”6个，有38个基层党组织、281名党员受到市委表彰，131人次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等市级以上荣誉，充分体现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国企民生导向的重庆工程

按照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决定》“在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中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重庆国企正在全面实施“十大工程”。一是实施“两翼”园区帮扶工程，带动投资上千亿元，新增产值上千亿元、税收上百亿元，解决和带动就业上百万人；二是实施微型企业重点扶持工程，补贴资本金5亿元，带动就业10万人；三是实施非公企业带动工程，全面深化“国进民也进”的发展机制；四是实施公租房支撑工程，投资700亿元，完成主城120万人的保障住房建设；五是实施农村“三权”融资工程，承担300亿元以上的“三权”抵押融资任务；六是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打造工程，年均投入800亿元左右，解决和带动就业50万人以上；七是实施对口扶贫模式的创新工程，建立国有企业组团、每年重点帮扶1～3个贫困区县的机制；八是实施农畜产品与交易市场的链接工程，减少中间环节，保证农民收益，调节市场价格；九是实施促进共同富裕的标杆工程，推动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在全市率先实现共同富裕；十是实施改革遗留问题的扫尾工程，探索解决约100万曾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职工社保及部分特殊群体困难的突出矛盾。经测算，随着以上“十大工程”的顺利推进，到2015年，可以投入和带动民生投入1万亿元以上，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和存量资产收益可超1 000亿元，其中，安排用于民生的比重可达30%以上，可以解决和带动就业200万人以上，对全市缩小“圈翼”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拉动可达60%左右。

规划到2015年，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5万亿元左右，年利润600亿元以上，生产经营一线普通职工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工商企业核心指标进入国内同行业前列，每户拥有3～5项全球领先技术，4户集团营业收入突破1 000亿元，进军世界500强。

第四篇：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二十条

12月17日，上海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从国资管理、国资布局、国有企业分别确立了目标。《意见》亮点内容包括，将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等（原文见附件）。

目前上海市已成立深化国资改革的领导小组，上海主管国资的副市长周波担任组长。若干配套文件将在一月内陆续印发。

一、要点解析：

1.去行政化：“管国企”到“管国资”

1)转变国资监管体系、激发企业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转型的活力，上海将从过去管国企为主，转向以管国有资本为主。

2)优化国资监管方式方法上，则将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依法制定或参与制定公司章程，使之成为各类治理主体履职的主要依据之一。

3)要落实市场化选聘和董事会管理。将来在竞争性领域，我们只管三个岗位：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其他都放开。在有些地方，总裁也要引入市场化选聘，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政府绝不能干预。

2.启动国资运作平台，为国有股权流动、兼并重组主渠道

1)韩正明确表示，上海国有资本运作平台将在明年实质性运转，数量在1~2家。此前，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已于2010年3月成立，除进行了上海家化整体改制的市场化操作外，尚无其他动作。

2)打造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公众公司，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革，实现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利用国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核心业务资产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公众公司，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

3.将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

1)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安排和国资战略布局，完善覆盖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到2020年不低于

30%。

2)同时，国资收益原则上按照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保障各三分之一安排支出，建立国资收益资金使用评价制度。

4.优化国资布局

1)改革途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2)调整优化国资布局结构。聚焦产业链、价值链，加强横向联动与纵向整合。国资优化布局方面，将国资委系统80%以上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同时，企业集团控制管理层级，加强对三级次以下企业管控。

5.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1)推进市场化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健全企业核心骨干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符合法定条件、发展目标明确、具备再融资能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有分析称，这样的改革是要回归企业家精神，避免既是高官又拿高薪的情况。

2)国企工作人员，尤其是国企领导激励收益的获得将发生重大变化。《意见》中指出，上海国企领导人员所获部分激励收益将在正常离职后兑现，作为追索扣回的“抵押金”。此番上海市或将沿用30%的迟付比例，对于优化完善国有资本配置运营管理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学界把这种机制形象比喻为“金手铐”与“降落伞”。

6.分类监管落地，突出企业市场属性

1)实施分类管理，企业将被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逐步实现差异化管理，企业分类可动态调整。

 竞争类企业是以企业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兼顾社会效益；

 功能类企业要以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兼顾经济效益；  公共服务类企业则要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

2)与2008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内容相比有较大不同，2008年上海出台的政策内容显示，市管国有企业分为产业类企业、资本经营类企业以及金融类企业。

3)人事安排。在同日出台的《关于完善市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领导人员分类管理的若干规定》中称，将对该三类企业分类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确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 以竞争类企业为例，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会主席由市委管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由市国资委党委管理；经理班子副职成员逐步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

二、其他地区的改革动向

十八大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企分类管理、提高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等内容，可谓是全面深化企业改革的一次总部署，拉开了国企改革的新篇章，也为地方国资改革奠定了基调。在市场化的改革大旗下，各具特色的地方国资改革大戏正陆续登台。

今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以及上海、广东、海南、深圳等地方国资管理部门先后透露了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综合来看，加快推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上市，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率，仍是各地国资改革的主导路线和重要抓手。

广东：资产证券化提速

加大力度完善国资监管模式，重点是实施两个转变：一是促进监管工作以审批审核为主向优化布局和调整结构转变，二是监管职能尽快由现在的以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按照广东国资委的规划，广东将着力打造国有企业不同层次的功能平台。一是做大要素平台，以产权交易集团为载体，构建金融、产权交易、药品交易等要素整合平台；二是打造省级资本运营和融资平台，整合省属保险、期货、银行股权、产权交易等资产，着力培育省国资金融资产板块；三是根据省属大型建筑企业规模实力的现状，研究整合设计、规划、融资、建设、服务、管理等资源，创新城镇、园区建设解决方案综合服务商业态，助推城镇化发展，打造城市建设综合服务平台。

重庆：建立市场化补充机制

据悉，重庆正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整体方案，目前仍须就初稿作出修改，及递交重庆市政府批示。该方案的“顶层设计”有六个关键词——推进整体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实施混合所有制、推行职工持股、组建国资运营公司、实施战略减持。

重庆国资委将打造10家国有资本营运公司，并且希望以三至五年时间，推进20家重

点国企整体上市。另外，重庆国资委亦有意让2、3的二级企业推行混合所有制，以及让80%竞争类企业实施资本证券化。

分析人士指出，结合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指导精神，本轮重庆国企改革的核心将是推进资本重组，降低国有企业债务，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股权多元化与混合所有制、完善国企人事任免机制与推进股权激励等等。

附件：

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

(2013年12月17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党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领导，营造鼓励改革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国资国企成为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力量，现就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一)重要意义。上海国资国企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对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对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也具有积极影响。近年来，上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全力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国资监管体系基本确立，国资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国有经济实力得到增强。但是，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动力和发展活力仍需进一步增强。当前，上海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和新型发展的新挑战，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上海国资国企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抓住国家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机遇，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动上海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坚持提升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为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坚持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为着力点，以推进开放性市场化重组为途径，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促进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繁荣，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进一步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三)基本原则。要坚持科学发展。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国资国企在改革中调整提升，在开放中创新发展，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要遵循市场规律。切实把握和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和本质规律，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企业管理体制机制深度变革，增强国资监管的系统性、规范性、有效性。要深化改革创新。勇于先行先试，分类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和激励约束机制，持续激发企业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转型的活力。要承担社会责任。推动国有企业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表率。

(四)主要目标。经过3-5年的扎实推进，国资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国资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在全市经济社会中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

强，加快形成对内合作、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努力成为全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排头兵。

建成统筹协调分类监管的国资监管体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部门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行业管理等公共管理职能。国资监管机构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分类推进改革调整和管理。形成规则统一、权责明确、分类分层、规范透明的市属经营性国资监管全覆盖体系。

形成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的国资布局。将国资委系统80%以上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企业集团控制管理层级，加强对三级次以下企业管控。

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确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打造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公众公司。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革，实现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畅通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渠道，形成企业融资发展、机制创新、管理提升、价值创造、回报社会的良性发展机制。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形成2-3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的资本管理公司；5-8家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8-10家全国布局、海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的企业集团；一批技术领先、品牌知名、引领产业升级的专精特新企业。

三、加快国资与产业联动调整，优化国资布局和结构

(五)推进企业上市发展规范运营。利用国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核心业务资产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公众公司，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借鉴上市公司管理模式和运作规则，建立企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的制度体系。

(六)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坚持统筹规划，优化完善国资流动平台运营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整合，实现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服务民生等提供有力支撑。

(七)调整优化国资布局结构。聚焦产业链、价值链，深化开放性市场化双向重组联合，加快调整不符合上海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要求的产业和行业。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有一定基础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企业模式创新和业态转型，完善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领域企业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围绕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推进企业向重点区域或功能性区域集聚。

(八)健全国有资本收益保障机制。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安排和国资战略布局，完善覆盖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到2020年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国资收益原则上按照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保障各三分之一安排支出，建立国资收益资金使用评价制度。

四、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完善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

(九)明确功能定位并实施分类管理。突出企业市场属性，兼顾股权结构、产业特征、发展

阶段，逐步实现差异化管理。竞争类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兼顾社会效益，努力成为国际国内同行业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功能类企业，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兼顾经济效益；公共服务类企业，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引入社会评价。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按照市场规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对涉及跨上述分类业务的企业，因企制宜、分类分层管理。按照国资布局结构和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分类可动态调整。

(十)规范设置法人治理结构。竞争类企业，积极推进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建设，强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功能，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原则上兼任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分设。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国有多元投资企业原则上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经法定程序，兼任总经理，与党委书记分设；非多元投资企业可设1名执行董事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与党委书记分设。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或推荐监事会主席和外派监事，与企业内部监事组成监事会。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外派财务总监。

(十一)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全面推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明确责任、权利、义务，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保持合理的稳定性和必要的流动性。竞争类企业，按有关规定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考核奖惩、薪酬分配权。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加强对董事会市场化选聘经理层工作的指导，明确选人用人标准，规范管理办法，完善配套政策。完善企业领导人员发现培养、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一支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勤于思考、严于律己的企业家队伍。

(十二)完善注重长效的激励约束分配机制。坚持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收入与职工收入、企业效益、发展目标联动，行业之间和企业内部形成更加合理的分配激励关系。建立健全企业核心骨干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分配机制。符合法定条件、发展目标明确、具备再融资能力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和创新型企业，可实施科技成果入股、专利奖励等激励方案。承担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投资公司，探索市场化项目收益提成奖励。国有创投企业鼓励采用项目团队参股股权投资管理公司的方式，探索建立跟投机制。完善市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体系，符合条件的竞争类企业实施股权、现金两种类型的中长期激励，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完成重大任务后，经考核配套实施专项奖励。健全与长效激励相配套的业绩挂钩、财务审计和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五、鼓励企业立足本土融入全球，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十三)支持企业跨国经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以市场拓展、资源引入、技术提升、品牌输出为重点，支持企业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因时、因地、因企制宜开展跨国并购，建立境外科技研发、资源开发和加工贸易基地，构建符合国际市场竞争要求的管理和运营方式。增强企业在国际同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具备条件的企业要努力成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主导者。加大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鼓励企业结合实际，探索实施符合国际惯例的外派跨国经营管理人才薪酬制度。建立适应国际化经营的企业组织架构，完善境外投资决策、项目评估、过程监控、风险分担机制，严格投资经营效益考评，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

(十四)构建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的服务机制。完善境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和产业导向。

简化投资合作核准手续。为企业人员赴境外开展投资合作项目提供便利。加强外汇金融支持，鼓励国有企业积极争取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打造服务企业、联动发展平台，完善信息交流、资源配置、专业服务功能。培育跨国经营的服务主体，形成集约集群优势。境外投资合作项目，经认定可在一定期限内单列考核。

(十五)增强创新动力、实现转型发展。聚焦核心主业、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坚持专业化基础上的相关多元经营。发挥信息化在模式创新和业态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推进产业升级。加大技术研发、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和投入力度，增强企业研发能力，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对主动承接国家和本市重大专项、科技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化项目，收购创新资源和境外研发中心，服务业企业加快模式创新和业态转型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经认定可视同考核利润。

六、优化国资监管体系，提高国资监管效率

(十六)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完善市属经营性国资集中统一监管的国资管理体制，以产权为纽带，积极推进产业与金融结合，加快产业与金融等各类资本优化配置，切实履行资产收益、选择管理者和参与重大决策等出资人职责。加强对区县国资监管工作的指导。

(十七)优化国资监管方式方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依法制定或参与制定公司章程，使之成为各类治理主体履职的主要依据之一。加强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布局结构、公司治理、考核分配和风险控制等管理，构建科学合理的国资监管体系。减少审批事项，切实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实施标准化操作流程，提高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七、凝聚共识、营造氛围，形成推进改革发展的合力

(十八)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按照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的要求，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领导班子建设与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相结合，形成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体制机制；坚持职工队伍建设与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打造一支职业素养高、业务能力强、岗位业绩优的职工队伍；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培育体现企业特点、增强企业凝聚力、激发职工创造力的企业文化；坚持反腐倡廉建设与加强企业管控相结合，运用“制度加科技”方法，加强对权利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化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职务待遇、职务消费和业务消费。

(十九)完善各类配套政策措施。完善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落实国有企业自主分配权。鼓励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示范区外的国有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参照实施。创新优化国有创投企业评估管理方式。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企业予以职工培训税收优惠。探索建立符合上海特点，特许经营、定价机制与政府财政投入相配套的公共产品管理体系。完善土地资产管理的配套政策，研究以国有划拨土地采用国家作价入股的方式支持企业发展，探索企业参与土地二次开发利益分配的机制。逐步落实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政策。

(二十)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对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未规定事项，鼓励开展改革创新。积极参与国家改革创新试点，部市合作共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试验区。将改革

创新工作纳入部门绩效考核，作为个人职务晋升和奖励的依据之一。改革创新工作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有关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决策、实施，且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不作负面评价，依法免除相关责任。

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本意见精神，结合实际，抓紧制定、认真落实完善分类监管、法人治理结构、长效激励约束、培育跨国公司、优化国资布局结构等配套文件。各企业集团、委托监管单位要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实践，抓紧制定贯彻落实本意见的工作方案。各区县国资国企改革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第五篇：2012国资国企改革

国资委明年将制定深化国企改革意见

2012年12月25日 06:48 来源：东方早报

明年国务院国资委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措施。

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作出上述表示。王勇还要求，“中央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谋划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新华社昨日分析称，当前中央企业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的是，重发展轻改革倾向明显、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重点领域改革进展相对迟缓。此次国资委主要领导和中央企业“一把手”齐聚的会议，传递出两个改革新信号：一是国资委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二是将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支持力度。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管理学部原主任周绍朋昨日对早报记者称，中共十八大和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央企如何改革已经进行了总体部署，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落实。

“央企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否则难以推动。另外，有时间表也很关键，不能做一个事情没完没了。” 周绍朋说。

“逐步建立用工准入制”

谈及“推进企业改革”时，王勇当天要求央企“深化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用工准入制度”。

王勇在当天的会议上说，面对上半年经济效益大幅下滑压力，央企大力推进降本增效。许多企业下大力气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大力调减职务消费；许多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降薪，三季度以来央企人工成本各项指标增幅逐月下降。明年央企要更加节俭地过紧日子，职务消费要零增长，且必须纳入预算管理。

周绍朋告诉早报记者，目前央企在收入分配方面依然存在三个偏高现象，即：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偏高，行业内企业之间收入差距偏高，企业内部人员之间收入差距偏高。

不过，周邵朋认为，谈央企的收入分配改革，国资委可能做不了，“应该纳入国家收入分配改革的统一规划中。” “比如，央企的领导人，有的享受副部级待遇，但他又是企业领导人，他的工资应该如何设计？”周邵朋提出疑问。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消息称，由于垄断国企高管的阻挠，酝酿8年之久的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再度延期。

在周绍朋看来，央企的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和人事改革结合，“比如企业经营性人才，完全靠上级任命，还是有问题。这样搞，如何推动股权多元化？今后应该探索多样化的选拔方法。至于他们的工资，完全和非国有经济的企业领导人一样也不现实。毕竟你不是靠市场竞争产生的，而是靠上级任命。”

“限薪不是分配改革方向”

收入分配改革还不仅针对于人，尤其是对央企而言。

新华社12月14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业界普遍共识是“提低、扩中、控高”，通过改革调整现有收入分配格局，将“沙漏形”的社会两极向中间挤压，扩大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最终形成“橄榄形”的收入分配格局。

“所谓„控高‟，主要是调控部分通过行政垄断、资源垄断等获取高收益的行业偏高过高收入，调控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收入，调控社会某些群体的偏高过高收入；同时加强规范灰色收入和打击非法收入，促进遏制并扭转收入分配不合理差距。”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对新华社称，这也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目前国家电网正要求各级员工限薪，但限薪不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昨日说，作为垄断性行业，其运作体系是非社会化的，那么应该进行垄断性企业的立法，对其薪酬等进行系统规划。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改革亟须打破行业垄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部分垄断行业。同时，加大对垄断行业占有国有资源的相关税收征收，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从源头上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来源。

目前中央企业主要分布在军工、能源、通讯、交通运输等行业。央企户数已从2003年的196户减少到目前的117户。

“引进民资参与央企改组” 在24日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王勇在谈到“深化并完善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时提到，要推进有条件企业整体上市，利用多个市场，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企业改制重组。

“现在股权结构改革应该朝三个方面展开——那就是能整体上市的都要整体上市，不能整体上市的，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革，确实需要保持国有独资的，也要进行公司制改革。”周绍朋说。

祝波善则认为，公司治理的问题、央企高管的身份职务问题、垄断性国企的立法问题是当下央企改革的三个核心。

王勇在强调中央企业要继续深化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同时，还透露明年将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厂办大集体改革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支持力度。

“中央企业要抓住政策机遇，多渠道筹措资金，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加快推进。特别是厂办大集体改革任务重的企业，明年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快启动相关改革。”他说。

新华社24日报道称，目前中央企业有医院、学校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还承担着500多万离退休人员、100多万困难职工的管理和其他负担。

明年“稳增长”仍排首位

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王勇还公布了央企明年的六项主要任务。和去年一样，“确保生产经营稳定增长”仍排在首位。

受全球经济增速回落等因素影响，中央企业经济效益今年上半年出现大幅度下降，一季度利润总额同比减少335.3亿元，下降11.8%。二季度经济效益降幅呈扩大趋势，利润总额同比减少541.8亿元，下降16.1%。

不过，王勇称，“三季度业绩回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1%，自9月以来利润总额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预计全年保增长目标能实现”。

据悉，今年前11个月，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元，同比增长8.9%；实现利润总额1.1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明年的经营环境将更加复杂。”王勇要求，中央企业要着眼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突出深化改革，突出结构调整，力争取得新的突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既是对以往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总结，也是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国资委定调2013年国企改革

2012年12月25日 10:34:50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今日在此间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国资委主任王勇作重要讲话，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

会议提出，明年推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主题主线，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进一步落实“一五三”总体思路，深化企业改革，调整布局结构，强化创新驱动，提升管理水平，完善国资监管，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要求，做好明年的工作，要着眼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突出深化改革，突出结构调整，突出创新驱动，突出管理提升。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生产经营稳定增长；二是深入推进布局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深入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四是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强化企业管理，夯实科学发展基础；六是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的建设，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王勇强调，深化改革是中央企业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动力。改革是我们可以用好的最大红利。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很大变化，极大激发了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但改革仍处于过程当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难度也越来越大。一些企业存在重发展轻改革的倾向，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重点领域改革进展相对迟缓。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攻坚克难，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王勇说。同时他强调，要做好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据悉，明年国资委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在总结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基础上，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和具体措施。

王勇要求，中央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谋划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大胆探索，勇于开拓，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企业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提供强大动力。

会议还就深入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作出部署，并且提出四点要求：

一要进一步推进企业联合重组。要立足于国有资本功能和整体效率最优化，系统规划中央企业的布局。研究重点产业结构调整与联合重组方案。鼓励企业以多种形式，沿产业链、价值链调整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水平。鼓励大企业之间的联合重组，加快做强做优，培育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二要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向主业集中。

三要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推进中央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制造企业加快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不断优化企业内部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推进中央航空航运、商贸物流、旅游文化等服务企业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加强在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具备一定基础和优势板块的产业布局，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发展。

四要加快走出去步伐。

王勇最后表示，中央企业负责人要转变作风，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主动到矛盾和困难集中的地方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帮扶困难职工。要切实改进会风文风，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力戒空话套话。要厉行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遵守职务消费各项规章制度。坚决反对一切消极腐败现象，维护好自身和中央企业的良好形象。

杨雄：十分珍惜为上海人民服务机会

2012年12月27日 06:35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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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十分珍惜为上海人民服务机会

以改革破解难题，以开放凝聚优势，知实情、讲实话、做实事，着力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工作实效

带头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严格执行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以韩正同志为榜样，团结带领班子成员，恪尽职守，敢于负责，全面完成本届政府的预定目标，努力为下一届政府开局打好基础 早报讯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审议表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韩正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并表决代理市长人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韩正辞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韩正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不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韩正同志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辞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韩正辞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会议审议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决定杨雄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会议通过上述事项后，杨雄代市长同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感谢市人大常委会的信任，并表示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

杨雄表示，将十分珍惜为上海人民服务的机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的期盼作为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不断提高新形势下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坚持求真务实，把中央精神和上海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以改革破解难题，以开放凝聚优势，知实情、讲实话、做实事，着力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工作实效；坚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着力提高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认真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带头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严格执行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自觉接受人大和各个方面的监督。杨雄表示，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继承和发扬历届市政府班子的好传统，以韩正同志为榜样，团结带领班子成员，恪尽职守，敢于负责，全面完成本届政府的预定目标，努力为下一届政府开局打好基础。

刘云耕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向杨雄担任代市长表示祝贺，希望杨雄不负中央和全市人民的重托，带领市政府领导班子，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紧紧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个工作总方针，继续保持上海发展的良好势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努力为上海广大百姓办实事、谋福祉；按照“三个强化，一个调整”的要求，依法行政，转变职能，求真务实，继续保持历届市政府勤政廉政的优良作风。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各方面的工作一定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