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三

第一篇：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三

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三

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基础，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这些年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但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问题依然存在；经营性国有资产没有实现集中统一监管，政出多门、监管规则不一致、资源配置分散；出资人职责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还不到位，存在较大的交叉重叠，等等。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在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可根据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产权结构国有企业的特点，探索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和方法，整合监管资源，提升监管合力。

（一）近年来，国资国企结合发展现状与愿景目标，综观行业位置及市场环境，整合资源，建立健全协同监督机制，强化过程监督的整体效果，不断完善国资监管，促进了企业稳健持续发展。一是完善国资监管体系。深圳国资委整合监事和财务总监管理、审计监督、国有资产稽查以及综合监管服务等职能，明确外派监事和财务总监职责权限，改进调查研究、监督检查以及工作报告的内容、方式和手段，探索建立指导监督、合力监督、成果运用、考核激励等机制。强化国资委、集团监事会及所属企业监事会的业务指导关系，引导各级监事会与本企业财务总监、审计、纪检监察等开展联合监督。各项措施丰富了国资监管手段，拓宽了监管渠道，引领了企业协同发展。二是提升出资人监管能力。混合所有制下，国有资产的经营战略规划、资源组织调度、考核与评价以及预算管理等难度加大，需要发挥监督资源各自专长，健全工作网络，完善出资人之间、出资人与监事会、监事会与企业内部等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对混合经济及跨地区、跨国境国有资产流动与运营的监管。比如，云南在推动国企改革中借助社会审计中介等社会力量，提高专业监管水平，探索监事会主席兼党建督察员、特邀纪检监察员的“一岗三责”监督方式，实行监事会直接参与企业改制重组、业绩考核、党风建设等工作，提高了出资人监管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三是服务国企稳健发展。如果国企监督资源缺乏统筹配置，将难以适应混合所有制对效率的要求。上海国企建立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监事会牵头，纪委、审计、风险、工会等部门或岗位共同参加，以定期或不定期临时会议形式协同合作；或在集团组建监督工作委员会，由监事会牵头，企业内部监督部门负责人参加，定期共商监督事宜。在实施专项检查时，监事

会制定方案，企业内部监督资源共同参与现场检查、研究检查结果。由此，各方信息和智慧得以综合，企业经营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得以提升。

（二）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增强国资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及时性。在混合所有制下，要解决监督资源各行其是、监督成果重复无效等问题，须系统设计监督整合方式、监督职能定位、配套保障制度等，提高监督的有序性和耦合性。整合国企监督的关键在于，通过联动贯彻国资监管等意图，正确处理监督原则性和灵活性、监督程序与监督效率、监督与服务、监督与被监督等4个关系，布局“一个网络”、推动“五个融入”、突出“七个重点”，建立健全监督联动体系，从而促进国有资产安全高效运营。第一，监督联动网络布局要加强顶层设计。一是结合分类监管，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国企科学健康发展为核心，探索建立多种监事会牵头的国企监督联动模式，促使内外部监督目标趋同，形成协同合力。二是纵向延伸监督链条，加强国资委对集团监事会、集团监事会对所属企业监事会的对下指导和对上反馈，确保对重要子企业经营管理和重要资产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横向强化监督指导与协同，加强监事会与财务总监在重大决策监督、财务监督、审计监督等方面的协作，监事会、财务总监与企业纪检监察、内审、风控、工会等部门的沟通，监事会与国资委相关业务处室的配合，落实监督合作措施。

第二，监督联动制度机制要紧密结合实际。一是融入国资监管制度，充分考虑各类国资国企监督资源，明确其在国资监管中的职责权限及出具独立意见要求。二是融入国资监管任务，重大事项报告内容以问题揭露为导向，反映出资人关注的异常数据，在全面掌握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作出评价。三是融入公司章程，以公司章程、议事规则修订为契机，融入公司治理，落实监督资源职权。四是融入企业监督机制建设，将企业内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内部通气会等有效监督协同形式，以制度形式固化。五是融入责任追究机制，对确实监督失察的须追究相关监督人的责任，包括追溯以往履职责任。

第三，监督联动的内容要突出重点。一是分类监督，对履职平台、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金融投资产业等竞争性企业，赋予不同的发展定位和重点，强化差异化监督检查。二是投资活动，关注投资决策程序是否规范、投资项目管理是否完善等，促进企业提高投资效益。三是财务活动，重视企业特别是下属企业的会计核算、资金安全和资金平衡

，防控大额资金支付风险。四是产权转让及资产管理，关注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公允、股权稀释对国有资本的影响、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五是薪酬执行，关注企业薪酬预算执行与公平分配、高管考核与薪酬挂钩等，促进规范国企收入分配秩序。六是高管履职，一旦企业高管出问题，倒查追究责任，发现监事履职不到位的，一并追究责任。七是制度落实，持续关注企业投资监管、招标采购、资产租赁等制度落实。

第二篇：国资改革步伐加快,重点关注广东国资国企改革

国资改革步伐加快 重点关注广东国资国企改革

编者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194家上市公司涉及国资改革。其中，化工、商贸百货、房地产三大行业成“重地”。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国资改革题材覆盖面广，且更多涉及蓝筹股群体，对整体市场撬动作用明显，无疑成为二级市场投资者重点关注的板块。其中，笔者最关注的当属广东国资国企改革带来的巨大的市场机会。

一、广东2017年混合制企业占比将超六成

据新华社报道，新华社记者8月5日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专题调研座谈会上了解到，下一步广东省将通过强化制度引领、分类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广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周兴挺透露，广东省将举行全省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全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项目招商推介会以及科技创新意见会，再次吹响广东国企改革的号角，激活企业的积极性和市场关注度，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安排，下一步广东省将通过制度设计，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全省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和《深化省属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并制定具体方案以及实施细则，系统推进广东省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按照计划，今年广东省将推进40至50家企业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培养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带动提升省属企业活力，并在明年抓一两个集团层面的企业作为改革试点。

此外，广东省还将组建持股平台，以持股平台为抓手，集聚和盘活存量资本，广泛吸纳各类资本，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并准备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吴军建议，应吸收外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国有企业可以借助外资参股，更好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

二、市场化改革催生并购重组潮

广东是我国的国资重镇之一，广东国资委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力争到2015年末，国资证券化率突破60%。不过，目前广东国资证券化率仍游走在20%之下。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5月底，在广东省产权交易所挂牌的混合所有制项目金额为1256.75亿元，成交金额仅为4.32亿元；而广东国资体量已超过4万亿元，可见广东国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有着巨大的空间。

根据广东省国资委网站信息显示，目前直属于广东省国资委的国有企业共有21家，按照主要经营范围看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广新、广晟、广业、广弘(现已并入商贸控股集团)4家上一轮国企改革时成立的国有控股集团，这些集团的资产多为经营性资产，旗下上市公司资源相对丰富；第二类是机场集团、水电集团、粤电集团、交通集团、粤海集团、航运集团6家以公共事业和基建为主的国有企业；第三类是旅游控股集团、建工集团等11家目前尚未拥有上市公司的国有集团。

广东省国资委“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底资产证券化率突破60%，而目前只有20%左右。安信证券分析师认为，广东国资证券化步伐亟待提速，其中商业竞争类企业具有很大整合空间。

近年来，广东省一直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涌现了诸如顺德美的集团、惠州TCL、珠海

格力集团、广州海格通信、粤电力、宏达爆破、省广股份等成功案例，这些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让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发生“化学反应”，激发了企业活力，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一位广东省属企业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东省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也已制定成型，近期有可能就会下发。广东国资委将挑选旗下40至50家公司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试点，分别进行薪酬体制改革、股权激励、员工持股等方面的试验，从而尝试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接，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员工持股方式、出资人管理事项清单等改革举措。

金证互通董事总经理陈斌表示，国资改革最大特点是行业整合，包括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一平台整合、优质资产注入、整体上市、成立新平台整合优质资产lP0上市等多种形式。对二级市场投资者而言，同一控股股东旗下存在行业整合可能、总市值规模不大、业绩较差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先期改革对象，值得重点关注。

三、投资策略和建议：

广东国资委则希望通过5年的努力，让上市公司成为国有企业的基本组织形式，其中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由现在的20%上升到60%，主营业务完全实现整体上市，并明确提出“国有股权出让不设下限”，并计划到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80%，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有企业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上市公司国资改革投资主题投资参考，与挖掘新兴产业和成长股思路不同，国资改革概念股属于资产重组板块，投资的标的往往是业绩比较糟糕和资产质量比较差的，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1）国资改革先试先行的区域，比如，深圳、广东、上海、重庆、北京等；（2）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国资）的实力；（3）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和战略投资者的实力；（4）上市公司参与国资改革的实质性进展；（5）重点在总市值低于50亿元的国资上市公司中；（6）国资改革也是概念性炒作，一些浑水摸鱼的公司也可能成牛股，可参与但需要设置止损计划。

目前，格力集团转让49%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深纺织A的控股股东深圳纺织集团拟转让公司部分股权、广晟有色拟增发49%的股份等都是广东国企改革的先行者。而依据改革受益先后顺序、估值安全边际、标的弹性大小等，我们认为广东国企改革有四类机会可关注：1，改革最先受益者(星湖科技、风华高科、广弘控股等)；2，存在安全边际的国企改革品种(广东鸿图、超声电子、粤水电)；3，整体上市带来重估的机会(广百股份、东方宾馆、广州浪奇)；4，引入战略投资人或实行股权激励的品种(珠江钢琴、深圳燃气等)。

广东国资改革相关概念股：星湖科技、广弘控股、格力地产、粤水电、佛塑科技、广东明珠、风华高科、省广股份、中金岭南、广晟有色等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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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加强国资监管不是替代国企改革

加强国资监管不是替代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的十字路口仍是政企之争，核心是责权利的合理划分。

在反腐大潮中，国企改革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从2014年11月底开始，中央巡视组对文化部、南方航空、中国船舶、中国联通、中国海运、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中石化等13个单位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项巡视。

此轮巡视开启之际，八家国企的纳入一度引发社会对国企腐败话题的热议。在已经公布的五家国企“问题清单”中，巡视组发现的国企通病颇多，其中尤以国企领导以权谋私的利益输送问题最为突出。

2月5日中央纪委网站集中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船舶、中国联通、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这六家单位开出的“巡视清单”，反映被巡视单位中，中国船舶、中国联通、华电集团、神华集团均在“三重一大”制度（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方面存在问题。

2014年上半年有超过40名央企负责人的腐败问题暴露，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国企监管不到位和国企高管的收入问题不断成为社会关心的热点和焦点。众多的国企贪腐和管理问题使社会和公众发问：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国企的监管体制到哪儿去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为何不能防范和杜绝腐败问题？国企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是否还需要坚持？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继续加强和完善现有国资监管体制，以维护出资人权利为核心，通过建章立制，不断完善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解决一些国企经营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有效监督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做法行得通吗？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据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国资委以《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为核心，建立了由16个规章和80余件规范性文件及各省区市国资委制定的1200多件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国有资产法规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实录》邵宁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第425页），涉及企业投资决策、重组改制、产权转（受）让、清产核资、业绩考核、薪酬分配等。在延续派出稽查特派员的工作基础上，国资委向下属央企外派监事会，覆盖管辖范围内的112家企业。据统计，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间，稽查特派员和监事会监督检查涉及资产70.32万亿元，占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资产总额的75.8%，向国务院以及国资委报送监督检查报告（稽查报告）和专项报告1622份，揭示重大事项2684件，对3239位企业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奖惩任免建议（《国有企业改革实录》邵宁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第516页）。另外，国资委主导分期分批对多家央企开展董事会试点工作。

这份亮眼的监管成绩单为何没能吓阻越演越烈的腐败和用人失察等问题的发生？难道是“牛栏关猫”吗？

另一方面，这套监管体系也使一部分国企抱怨国资委管得过多、过细，企业要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填报国资委需要的各种报表、参与被考核和各类评比工作，这导致央企总部的官僚主义现象不断加剧，有人戏称它们为“二政府”。

1月26日，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都说管得过多过细，但少有实质性内容。”国资委长期被一些非主责的细节内容所束缚，而对国企资源浪费、领导班子腐败等关键问题却几近失声。

这段话说明目前的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是该管的没管住，不该管的管了不少。据悉，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机关拥有近30个司局、300多个处室，管理旗下112家央企和业务，指导全国地方国资委的工作。

这套监管体系的问题核心是国资委在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替代了企业董事会的角色，承担了企业决策的重任（包括“三重一大”），下属企业成为一个执行机构，政企分开变成了政企不分，改革主导者变成被改革者，国资委成立的初衷是建立一道隔绝政府行政干预企业的屏障，最后却还是演变成行政干预的抓手。

糟糕的是，国资委即使替代了企业董事会的角色，却又因为是专业产权管理机构的性质，不具备了解各央企所在市场、行业和客户的能力，央企的产品或服务的幅度和跨度远超过其掌控能力，因而对下属多数央企情况了解不深不透，很多管理内容也是流于形式，看报表要情况，听汇报做决策，搞调研找典型，三重一大的决策流程很难满足企业对市场和客户的变化需要的快速反应。而央企也客观形成对国资委的重大决策依赖心态，国资委没说的话不说，没做的事情不做，这也是为什么在这轮改革中众多央企少有主动改革的，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国企高呼松绑的积极改革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外，在董事会功能上移的情况下，央企经营责任缺失的情况也很普遍。一段时期以来，国资委的薪酬管理体制导致央企负责人的收入是封顶的，高于公务员，却严重低于国内外同等规模、同等效益的企业薪酬水平。在央企主要领导收入封顶的情况下，为调动员工积极性和留住业务骨干，央企内部出现工资收入倒挂的现象，中层收入高于企业班子成员甚至“一把手”，奖惩的失调必然是企业责任的缺失，企业经营班子满足于守摊子，进取精神缺缺，也容易诱发一些企业负责人屡屡利用职权产生寻租行为，导致违法乱纪。

这就是典型的“一股独大”的国企痼疾。

最重要的是，是否需要改变这种监管体系，也就是国资委要还董事会的主要权力给企业，这里的关键是人事权下放，由股东们按照市场要求组建董事会，董事会选聘企业经营班子。但下放后如何监督管理国有企业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以党组织为核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现场监督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定位企业中的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的贯彻执行。按照这个精神和《公司法》的规范，央企党组织探索建立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做法，通过法定程序使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促进了党的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融合。

如果推行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不仅会产生与《公司法》等有关企业法律的重大冲突或修改，也会出现党组织能否承担企业经营盈亏责任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体制的倒退。

国企改革的十字路口仍是政企之争，核心是责权利的合理划分。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牟利组织，与政府机构有很大不同的是，企业收入的来源是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按照盈亏情况支付员工合理报酬，因此企业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每个员工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并根据企业效益获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当然也有经营失败企业面临破产、职工面临失业的结局。这不同于政府机构是依靠财政拨款维持运转，机构规模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如果因为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就忽视企业的自利性质，按照政府运转规则来管理企业，会把企业变成“政府头、企业身”的怪胎，不死不活维持现状或不断寻求各级政府的保护。垄断国企另作他论。

针对国企的监管问题，1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表示，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

笔者认为，现阶段国有监管体制改革应继续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落实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等16字要求来做好顶层设计，使国有资产管理进化为国有资本管理，重点把握两个方向：

在企业经营体制方面，国资委要充分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利，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下放董事会权力，不再直接任命和管理央企经营班子。股东们如何组建企业董事会、董事会如何招聘总经理是两个关键环节。

建议股东们充分运用市场力量、按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来建设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如果股东没有把握选择合格的董事，可以委托一些国内外中介机构，如猎头公司、管理咨询公司来完成董事的寻找和推荐。董事也要有任期和考核制度，原则上与经营班子同进同退。董事会在借鉴国内外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议事规则。原则上公务员或政府其他人员进入董事会和高管班子也要通过市场招聘进行，按经营管理能力高低决定是否录用，不能通过行政任命方式或具有行政级别。如是央企内部高管人员晋升为董事，也要切断与企业任职期间的利益联系，不能出现交叉任职，责任、利益不清的情况。

至于是否需要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来集中管理一些央企，把产权管理和行业战略布局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可以探讨，但要把握的一个原则是：不能让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类似机构替代国资委，成为新的“老板加婆婆”，实际变成换汤不换药，多一个管理层次。另外，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责权利的划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如何管理旗下多个央企也是一个难题。

在股东监督方面，国资委或其他国资监管机构应回归股东定位，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加强监事会建设，监事成员除了从现有公务员和央企高管队伍中选拔外，更多要从市场中招聘和选拔，使用和培养一批具有行业、业务、财务、法律复合型知识的专家队伍，并提供合理甚至较高的报酬，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督促监事会用足《公司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利用合法途径开展强力监督。另外，股东也要探索寻求利用社会、证券、媒体监督的途径和方法，建立全方位、有效的监督资源体系。

按此思路建设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可能国企的股东们会为董事、监事、高管们支付高额的薪酬，但也可能会吸引一流的经营管理人才进入高管团队，使企业运营高效和盈利最大化，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最优化，减少或杜绝寻租和输送利益等违法乱纪行为，避免国企出现有世界上最便宜的企业家，也有最昂贵的企业制度的困境。

第四篇：加快国企改革和制度创新步伐

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发挥着支柱、中坚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国有企业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呈现出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新气象。从今天开始，本报将陆续推出十个国有企业典型的报道。他们是：东风汽车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邮电局、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河南安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TCL集团有限公司。这十家企业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突出代表。他们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努力实现制度创新，不断增强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成绩显著。这些企业的实践，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进一步增强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要像这些企业那样：一是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些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找到了符合自身特点的企业资产组织形式，转换了机制，增强了活力。二是加快股份制改革步伐，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这些企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通过规范上市、合资等多种途径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调整和优化了产权结构。并将产权多元化与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吸引了大批人才。三是加快企业内部改革步伐，彻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些企业通过深化用工、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做到了员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分配能高能低。建立起了与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相适应的基本工资制度和分配方式，积极探索出一套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措施和办法。四是主辅分离，做强主业。这些企业积极推进辅业产权制度改革，稳步实施主辅分离，摒弃“大而全、小而全”，科学确定主营业务，围绕主业配置资源，使主业不断发展壮大，增强了市场竞争力。这些方面的改革创新对国有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需要积极推进，大胆探索，稳步实施。国企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前仍处于攻坚破难阶段，面临着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企业社会负担沉重、结构不合理等。而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将要逐步兑现，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规模和数量还将增加。这些公司在规模、技术、资金、品牌等方面具有优势。国内民营企业也迅速崛起。民营企业用工少、机制活、成本低、负担小，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面对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的双重竞争，国有企业必须增强改革创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今年是实现“十五”计划的关键一年，做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工作，对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部署和要求，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和制度创新，国有企业就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第五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八大报告第4部分】

■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胡锦涛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三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四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 1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五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胡锦涛说，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请继续阅读A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