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监管与国企改革发展的重庆样本

第一篇：国资监管与国企改革发展的重庆样本

国资监管与国企改革发展的重庆样本

近十年来，重庆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发展取得了超常规进展：资产总额由2003年的1 720亿元，增至目前的1.46万亿元，翻了3番多；全国排位由第19位升至第4位；资产负债率从2003年的 97%，（加上潜亏，负债率约104%）降到目前60%左右，下降近40个百分点；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5.7亿元，增至今年末约400亿元；市国资委直管集团连续3年实现全部赢利；普通职工年均收入由1.7万元增至4.5万元；全国首创“第三财政”。与此同时，重庆创造性地发挥出国有企业的新功能、新作用，在民生建设及缩差共富中日益彰显出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走出了一条国民共进之路。本刊发表的相关文章，相信能够给读者以启发和信心。

党的“十六大”以来，重庆市的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闯出了一条独具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根据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2011年11月21日向中央媒体采访团介绍的情况，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庆特色

由于重庆市委高度信任和市政府充分授权，重庆成为全国贯彻党的“十六大”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精神最彻底、最富成效的省市。一是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二是实行工商产业、地方金融等经营性资产“一体化”管理；三是由市政府主要领导兼任市国资委党委书记。集此三大体制于一身，全国唯有重庆。这种体制，一是解决了过去多头管理、权责义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体制问题；二是促进了优秀企业家成长，增强了企业负责人的忠诚度和责任心；三是优化了企业间资源合理配置的环境，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抱团发展能力。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庆速度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创造了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庆速度。一是资产总额翻了3番多。由2003年市国资委成立时的约1 700亿元，增至目前的1.46万亿元。全国排位由第19位升至第4位。二是资产负债率下降近40个百分点。2003年，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97%，加上潜亏，负债率约104%。目前，除地方金融企业外，资产负债率保持在60%左右的公认合理范围。三是利润总额翻了6番多。由2002年的5.7亿元，增至今年末的约400亿元（预计数，其中，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收益各约200亿元）。四是市国资委直管集团连续3年实现全部赢利。普通职工年均收入由1.7万元增至4.5万元。对职工实现“零拖欠”，在册职工实现“零上访”。五是由“包袱”变“骨干”。2005年，市国资委直管企业在全国率先与财政“断奶”，甩掉多年的财政补贴帽子，并在全国首创“第三财政”，年均贡献超1 000亿元，其中，税金约200亿元；上交收益约200亿元，上缴比例全国最高；政府性投入约800亿元。

目前，重庆市国资委直管集团39户，其中，资产百亿集团15户、500亿级集团6户、千亿集团3户。分“八大投”、地方金融、工商产业三大板块，按4:3:3比例布局。其中，“八大投”已成为全国独创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地方金融企业已成为西部乃至全国同行业第一；工商产业集团一半已进入中国500强。

国企改革发展的重庆路径

路径一：新创建“八大投”，成为“五个重庆”建设的骨干。一是将国债、规费、土地、存量、税收等五个方面零散、静态资产集中注入，变为“八大投”的资本金。“五注入”体现了资源集约配置的思想。二是借助银行、债券、股市、信托、海外等“五个市场”，“四两拨千斤”，放大国有资本。“五融资”体现了市场化运作的理念。三是实行债务平衡、现金流平衡、投入产出平衡“三平衡”管理，坚持不互保、财政不担保、专项资金不挪用等“三不”原则。“三平衡”、“三不”原则，遵循了办企业的规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八大投”承担了重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路桥、供排水、农村水利、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和大剧院、文化宫等公益项目建设，成就了“重庆主城一月换张地图”的“神话”。截至今年10月，资产总额5 898亿元，年均投资额约800亿元。

路径二：新接收、新组建地方金融企业，成为建设金融中心的中坚。截至今年10月，重庆市国资委直管金融资产总额5 551亿元，所有者权益611亿元。这些金融资产来源于两个渠道。

一由接盘原民营控股、濒临倒闭的五户地方金融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资本重组”、“班子重组”三大重组改造壮大而来。“债务重组”即运用市场化手段剥离债务，降低不良资产率。“资本重组”即通过国企入股恢复国有控股地位，同时带动民间资本进入，进而优化股东结构，增强资本实力。“班子重组”即重组中选派得力干部进入企业经营管理层，完善、优化治理结构。目前，这五户金融企业中，农商行、西南证券已成功上市，农商行规模位居国内同类银行第一，西南证券、重庆银行、重庆信托位列西部同行第一，三峡银行成为扎根和服务库区的重要金融机构。

例如重庆银行重组。2003年，重庆银行背负了33.1亿元的不良贷款和6.1亿元的非信贷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为-27.1％，已被银监会亮了红牌。时任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作出重要指示：“在重庆未来的发展中，金融要先行。如果重庆银行这种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没发展好，甚至倒闭了，则无论如何都是一大败招。与其办丧事花买棺材的钱，不如重组治病，花买药的钱。”2004年初，重庆银行启动了被称作“龙虾三吃”的整体重组方案。一吃龙虾：增资扩股，扩充资本金。将重庆银行的资本金从3亿元一举扩充到15亿元。二吃龙虾：资产重组，通过债务搬家、股东缩股、市场化运作等三轮不良资产剥离，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重庆银行的不良资产减少了26.5亿元。三吃龙虾：引入战略投资者。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共同参股的股权结构。重组后的重庆银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变为资产质量优良、赢利能力良好的商业银行，各项经营指标在全国城商行中名列前茅，现已跻身全国大型城市商业银行综合排名第四位。

二由根据重庆建设金融中心需要新组建而来。包括重庆联交所、土交所、农畜所、股份转让中心、药交所、航交所，以及13家总部在重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如：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民营资本不愿涉足的担保领域，重庆国资挺身而出，先后组建了三峡担保集团、进出口担保公司等担保公司，目前已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近300多亿元。

路径三：改造传统工商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通过打“组合拳”，推动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发展新兴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一是改善负债结构，恢复融资功能。通过渝富公司的整体打包处置工商银行不良债务，使工商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10多个百分点；通过工业划拨地转出让地，近100亿出让金转增资本金，再降负债率约10个百分点；通过成功处置国企历史积案8 000多件，又降约10个百分点；这三项举措使工商企业负债率下降到60%左右的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

二是大规模推动重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共实施了57次集团层面、655次集团下属企业间的重组整合，解决了过去资产布局散、集团组织链条长、主业不突出、出血点多等重大问题，实现了资本向优势行业、资源向优秀企业、政策、资金等向优秀产品集中的“三集中”。

三是改造提升产业、工艺、技术档次和水平。目前，市国资委直管工商集团已有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8个，国家级资质245个，国际领先技术43项，国内领先技术166项。有23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52个位列国内前三。有20个单项实力国际领先、56个国内领先、74个西部领先。例如：通过“环保搬迁+收购资源”等措施，使重钢这个产量长期徘徊在300万吨左右、面临淘汰的中国最老的钢铁集团，重焕生机。其2008年开始实现环保搬迁时，首先面对的是资金问题。通过渝富周转的模式，利用重钢老区、新区的土地级差，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今，一期650万吨全流程钢生产线已全面投产，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等全部实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其次是资源问题。2009年，重钢集团以2.8亿澳元收购亚洲钢铁公司60%的股权，获得澳大利亚伊斯坦鑫山磁铁矿的开采权。该矿可开采储量2.1亿吨，初探储量14.71亿吨，选矿后的铁精矿品位68%。预计投资30亿美元，分三期建设，一期于今年11月下旬正式动工，2013年底投产，最终形成年产3 000万吨铁精矿的规模。此收购，一举突破制约重钢集团百年发展的资源瓶颈问题，年增矿石利润逼近百亿元。

路径四：“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为我所用。抓住国家外汇储备过剩、人民币升值、全球金融危机、资本资产缩水等战略机遇，成功实施了一大批海外并购项目，形成了具有重庆特色的海外并购模式。核心内容包括：

一是重点投资“五领域”，以改变内陆进出口格局为目的走出去。即以南美、非洲、东南亚、澳洲等资源富集区为重点，投资收购铁、铜、锰、铝及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国内市场急需的地下资源。以美洲、澳洲为重点，到巴西、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表资源富集区，建立农业园区，建设粮食、食用油等基础性商品生产基地。以减轻国内能源消耗压力等为重点，鼓励境外资源加工类投资，支持企业在境外对资源产品深加工。以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重点，鼓励收购拥有先进装备或技术的海外项目，收购境外优质品牌加工类企业股权，将加工基地转移至重庆。

二是推动“走出去”与“走回来”相结合。正在实施“一石三鸟”模式，即通过投资海外实施并购或独资设企业，实现“走出去”；依托海外主体，通过海外市场融资后投回重庆，完成“引进来”；通过投资重庆收到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多重效果。

三是坚持“三必须”防范风险。即重点项目，必须由市国资委主导，统筹调度和配置各种资源，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形成“抱团”态势。项目论证，必须有全面客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风险评估报告。推进项目，必须有一组国际知名的中介机构参与，包括熟悉当地情况的国际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管理团队等。

如：重庆粮食集团，投资32亿美元建境外优质粮油基地，建设“基地建设+生产资料经营+加工贸易+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链，对抢抓国际油料供应战略源头、稳定国内食用油价格、拓展和完善食用油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已有4船约26万吨优质大豆运抵回国，还有两船即将启程。到“十二五”末，预计可达1 00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465亿元、毛利42亿元。

重庆机电集团，以2 000万英磅收购英国PTG集团旗下6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获得3个百年品牌、5项世界先进技术。重庆机床相关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缩短15～20年。依托此收购，机电集团已在英国组建了技术研发和转移平台，正在移植重庆市“退城进园”的操作思路，推进这6家子公司在英国的搬迁和改造提升工作，新的研发成果将在我国国内企业无障碍使用。

中国四联集团，以2 000万美元收购美国霍尼韦尔加拿大蓝宝石工厂，为重庆市抢占世界LED产业链高端赢得了先机，此项目已在重庆开花结果。同时，四联集团几乎以零成本收购法国汤姆逊半导体实验室研发团队，使中国在解码核、解码算法等多项技术上一步实现国际领先。以此收购，四联集团国内首款高清芯片已经完成系统级测试验证，形成产能；为面向中国直播卫星市场的解码芯片提供市场；使面向物联网应用的低成本高清视频图像传感器、新一代视频编码算法可望成为国际标准。

重庆轻纺集团，以承接8 211万欧元债务，支付6 414万欧元对价，成功收购全球第四大汽车密封条企业——德国萨固密集团，一举获得6项世界先进技术、81项国际专利，年增销售收入30亿元。该公司是大众、奔驰、宝马、福特等汽车制造商的配套商。此项收购，创迄今中国对德国的最大产业收购纪录，签约仪式被纳入温家宝总理今年的访德行程，轻纺集团因此一跃成为业务横跨欧亚美三洲的跨国公司。

重庆交运集团，主导联合“五国六方”（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哈萨克斯坦、重庆），组建渝新欧国际物流平台公司，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从重庆到阿姆斯特丹只需12天，比我国沿海海运还快24天，成本相当；比欧洲同类平台同通道单箱成本低2 000美元，一举改变了过去内陆进出口全部依靠沿海口岸的格局，使重庆成为直通欧洲新的货物集结地和中欧、亚欧贸易的桥头堡。路径五：实施“整体上市”战略，推动国企机制深度转换、监管体制深刻变革。

2007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将整体上市确立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2008年，重庆机电Ｈ股在香港上市挂牌交易，成为重庆直辖后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2009年，重钢股份实现A股回归，机电股份实现H股上市，西南证券借壳成功登陆沪市。2010年，水务股份登陆A股，农商行挂牌香港联交所，商社集团、港务集团实现主营资产整体上市。目前，在省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重庆以12家位居中西部12省首位。

这些企业的上市，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推进了优质资源向优质国企集中，解决了国企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更重要的是推动国资监管从原来单一的出资人监管进入到“六位一体”的市场监管环境，即在出资人监管基础上，引入了以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的监管；引入了交易所、协会等自律机构的约束；引入了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督导；引入了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倒逼机制；也引入了各类媒体的舆论监督。

发挥国资国企作用的重庆探索 探索一：通过国有企业运作，形成了“上交税金+上交收益+帮助政府投资+减轻财政支出”的“第三财政”力量，增强了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惠及民生的底气，为公共财政转型腾出了财力空间。以“十一五”为例：一是“八大投”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公益项目2 641亿元，年均投入约为以前年度的50倍，５年干了靠财政投入需要50年才能干的事，使政府腾出了大量财力空间用于公共财政支出。二是国企上缴财政820亿元，包括760亿元的土地转让收益和60亿元的国资经营收益。三是国企与财政彻底“断奶”，并帮助政府承担财政性支出615亿元，包括68亿元新建基础设施产生的管理成本，547亿元一般都由政府支出的企业资本金、破产周转金、环保搬迁资金、企业结构调整和技改贴息资金等。

探索二：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介入，使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改革，推动非公、中小和微型企业发展有了新的资金来源和带动力量。为推动重庆“两翼”欠发达地区发展，重庆市委决定，由国有集团融资100亿元，以输送生产力要素的方式，帮助“两翼”17个区县和潼南县建设特色园区，取得很好效果。据这些区县预计，这100亿资金将最终带动其他投资上千亿元，形成产值上千亿元，新增税收上100亿元，带动就业上100万人。

为解决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重庆以国资主导建立了一批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其中，通过渝富公司出资，引入国家开发银行、长江三峡总公司组建的全国最大的三峡担保集团，已为库区和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325亿元。为支持非公企业发展，重庆以工商产业集团与担保公司合资组建小贷公司，专门为工商企业产业链上的非公企业提供小贷服务，收到了多重效果。一是小贷公司收贷有保障。因为手中有贷方的货款。二是非公企业欢迎。因为贷款成本低且产品销售有保障。国有小贷公司利率大大低于市场其他小贷公司。三是促进小贷市场的规范。仅中国四联集团与重庆进出口担保公司组建的“信联小贷”，就为四联集团产业链上3 400家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

探索三：通过国有资本依法合规进行市场调节，使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有了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政府通过赋予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建立土地供给的“蓄水池”，解决了10年前房地产商大量囤积土地的问题。通过国有集团承建公租房、改造危旧房，控制投资集团储备土地的投放速度和建设强度，促进了我市“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体制建设，维护了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

探索四：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托盘，使政府在打造发展硬环境、处理市场重大失误等急难问题中有了新的载体和经济支撑。如：由国资组建的西永微电园公司、江北嘴公司、保税港公司等，充当了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西永综保区、西永微电园、大学城、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等区域开放、发展平台的建设主体。采取由国有集团先出资解决矛盾，再通过集团运作、加上政府的财税减免等政策平衡资金缺口的方式，使重庆120多栋“烂尾楼”和“三金三乱”、“龙寰超市”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历史遗留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探索五：通过国有企业代表政府意图，以市场机制推动，使政府在培育、规范市场、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上有了新的方式和路子。比如：在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建设领域，西部欠发达地区因市场信号一时缺失，民营等社会资本不愿进入，往往形成“经济落后、投入不足、制约发展”的恶性循环。重庆通过“八大投”先行投入，激活市场信号，打通了这一“死结”。“十一五”，“八大投”共完成1 100公里高速公路、3 500公里高等级公路建设，竣工和新开工197公里轨道线、10座跨江大桥、867万平米文化标志性建筑和公租房建设，引入530亿元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领域。

针对在各种交易领域，往往因信息不对称、交易环节多等因素导致道德风险频发现象，重庆通过以国资主导，搭建了联交所、药交所、农畜所、招标采购集团等阳光平台，与政府意图、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共同作用，推进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如：在全国率先将涉讼资产的处置，强制进入联交所交易，推动全国涉讼资产处置的重大改革，规避了道德风险。此项改革受到了中纪委、中央政法委的高度肯定。

国企党建创新的重庆实践

重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在改革创新中全面加强，多项举措闻名全国。一是体制创新上，建立公共部门管项目、国资部门管资产、国有集团管建设的“三权分立”体制；搭建产权转让、药品交易等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的阳光操作平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重庆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体系，受到贺国强、***等中央领导和中纪委的充分肯定。二是机制创新上，建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综合考评机制，纳入企业负责人的年度和任期考核，与薪酬挂钩。建立国有企业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实现企业党组织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高效融入。在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创建“党组织同步设立、治理结构同步到位、工作机构同步配置、工作经费和人员同步落实、工作考核同步跟进”的“五同步”机制，在全国国有企业中推广。

三是工作方式上，首创创先争优中“一讲二评三公示”的做法，在全市推广，被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充分肯定。与清华大学合作，在全国首创“15+15”的企业领军人才培养模式，被誉为重庆国有企业的“人才摇篮”。开通全国首个电脑与手机互动的国有企业党建信息平台，率先实现了党组织、党员信息的动态管理和党员组织关系的网上转移。创建“国资大讲台”、“国资大舞台”、“国资大赛场”，逐渐成为影响西部乃至全国的重庆国有企业的党建品牌。

国企党建已成为重庆党建的一面旗帜。近5年共创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两个、“全国国有企业四好班子”6个，有38个基层党组织、281名党员受到市委表彰，131人次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等市级以上荣誉，充分体现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国企民生导向的重庆工程

按照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决定》“在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中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重庆国企正在全面实施“十大工程”。一是实施“两翼”园区帮扶工程，带动投资上千亿元，新增产值上千亿元、税收上百亿元，解决和带动就业上百万人；二是实施微型企业重点扶持工程，补贴资本金5亿元，带动就业10万人；三是实施非公企业带动工程，全面深化“国进民也进”的发展机制；四是实施公租房支撑工程，投资700亿元，完成主城120万人的保障住房建设；五是实施农村“三权”融资工程，承担300亿元以上的“三权”抵押融资任务；六是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打造工程，年均投入800亿元左右，解决和带动就业50万人以上；七是实施对口扶贫模式的创新工程，建立国有企业组团、每年重点帮扶1～3个贫困区县的机制；八是实施农畜产品与交易市场的链接工程，减少中间环节，保证农民收益，调节市场价格；九是实施促进共同富裕的标杆工程，推动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在全市率先实现共同富裕；十是实施改革遗留问题的扫尾工程，探索解决约100万曾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职工社保及部分特殊群体困难的突出矛盾。经测算，随着以上“十大工程”的顺利推进，到2015年，可以投入和带动民生投入1万亿元以上，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和存量资产收益可超1 000亿元，其中，安排用于民生的比重可达30%以上，可以解决和带动就业200万人以上，对全市缩小“圈翼”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拉动可达60%左右。

规划到2015年，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5万亿元左右，年利润600亿元以上，生产经营一线普通职工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工商企业核心指标进入国内同行业前列，每户拥有3～5项全球领先技术，4户集团营业收入突破1 000亿元，进军世界500强。

第二篇：加强国资监管不是替代国企改革

加强国资监管不是替代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的十字路口仍是政企之争，核心是责权利的合理划分。

在反腐大潮中，国企改革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从2014年11月底开始，中央巡视组对文化部、南方航空、中国船舶、中国联通、中国海运、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中石化等13个单位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项巡视。

此轮巡视开启之际，八家国企的纳入一度引发社会对国企腐败话题的热议。在已经公布的五家国企“问题清单”中，巡视组发现的国企通病颇多，其中尤以国企领导以权谋私的利益输送问题最为突出。

2月5日中央纪委网站集中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船舶、中国联通、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这六家单位开出的“巡视清单”，反映被巡视单位中，中国船舶、中国联通、华电集团、神华集团均在“三重一大”制度（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方面存在问题。

2014年上半年有超过40名央企负责人的腐败问题暴露，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国企监管不到位和国企高管的收入问题不断成为社会关心的热点和焦点。众多的国企贪腐和管理问题使社会和公众发问：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国企的监管体制到哪儿去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为何不能防范和杜绝腐败问题？国企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是否还需要坚持？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继续加强和完善现有国资监管体制，以维护出资人权利为核心，通过建章立制，不断完善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解决一些国企经营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有效监督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做法行得通吗？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据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国资委以《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为核心，建立了由16个规章和80余件规范性文件及各省区市国资委制定的1200多件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国有资产法规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实录》邵宁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第425页），涉及企业投资决策、重组改制、产权转（受）让、清产核资、业绩考核、薪酬分配等。在延续派出稽查特派员的工作基础上，国资委向下属央企外派监事会，覆盖管辖范围内的112家企业。据统计，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间，稽查特派员和监事会监督检查涉及资产70.32万亿元，占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资产总额的75.8%，向国务院以及国资委报送监督检查报告（稽查报告）和专项报告1622份，揭示重大事项2684件，对3239位企业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奖惩任免建议（《国有企业改革实录》邵宁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第516页）。另外，国资委主导分期分批对多家央企开展董事会试点工作。

这份亮眼的监管成绩单为何没能吓阻越演越烈的腐败和用人失察等问题的发生？难道是“牛栏关猫”吗？

另一方面，这套监管体系也使一部分国企抱怨国资委管得过多、过细，企业要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填报国资委需要的各种报表、参与被考核和各类评比工作，这导致央企总部的官僚主义现象不断加剧，有人戏称它们为“二政府”。

1月26日，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都说管得过多过细，但少有实质性内容。”国资委长期被一些非主责的细节内容所束缚，而对国企资源浪费、领导班子腐败等关键问题却几近失声。

这段话说明目前的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是该管的没管住，不该管的管了不少。据悉，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机关拥有近30个司局、300多个处室，管理旗下112家央企和业务，指导全国地方国资委的工作。

这套监管体系的问题核心是国资委在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替代了企业董事会的角色，承担了企业决策的重任（包括“三重一大”），下属企业成为一个执行机构，政企分开变成了政企不分，改革主导者变成被改革者，国资委成立的初衷是建立一道隔绝政府行政干预企业的屏障，最后却还是演变成行政干预的抓手。

糟糕的是，国资委即使替代了企业董事会的角色，却又因为是专业产权管理机构的性质，不具备了解各央企所在市场、行业和客户的能力，央企的产品或服务的幅度和跨度远超过其掌控能力，因而对下属多数央企情况了解不深不透，很多管理内容也是流于形式，看报表要情况，听汇报做决策，搞调研找典型，三重一大的决策流程很难满足企业对市场和客户的变化需要的快速反应。而央企也客观形成对国资委的重大决策依赖心态，国资委没说的话不说，没做的事情不做，这也是为什么在这轮改革中众多央企少有主动改革的，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国企高呼松绑的积极改革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外，在董事会功能上移的情况下，央企经营责任缺失的情况也很普遍。一段时期以来，国资委的薪酬管理体制导致央企负责人的收入是封顶的，高于公务员，却严重低于国内外同等规模、同等效益的企业薪酬水平。在央企主要领导收入封顶的情况下，为调动员工积极性和留住业务骨干，央企内部出现工资收入倒挂的现象，中层收入高于企业班子成员甚至“一把手”，奖惩的失调必然是企业责任的缺失，企业经营班子满足于守摊子，进取精神缺缺，也容易诱发一些企业负责人屡屡利用职权产生寻租行为，导致违法乱纪。

这就是典型的“一股独大”的国企痼疾。

最重要的是，是否需要改变这种监管体系，也就是国资委要还董事会的主要权力给企业，这里的关键是人事权下放，由股东们按照市场要求组建董事会，董事会选聘企业经营班子。但下放后如何监督管理国有企业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以党组织为核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现场监督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定位企业中的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的贯彻执行。按照这个精神和《公司法》的规范，央企党组织探索建立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做法，通过法定程序使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促进了党的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融合。

如果推行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不仅会产生与《公司法》等有关企业法律的重大冲突或修改，也会出现党组织能否承担企业经营盈亏责任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体制的倒退。

国企改革的十字路口仍是政企之争，核心是责权利的合理划分。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牟利组织，与政府机构有很大不同的是，企业收入的来源是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按照盈亏情况支付员工合理报酬，因此企业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每个员工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并根据企业效益获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当然也有经营失败企业面临破产、职工面临失业的结局。这不同于政府机构是依靠财政拨款维持运转，机构规模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如果因为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就忽视企业的自利性质，按照政府运转规则来管理企业，会把企业变成“政府头、企业身”的怪胎，不死不活维持现状或不断寻求各级政府的保护。垄断国企另作他论。

针对国企的监管问题，1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表示，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

笔者认为，现阶段国有监管体制改革应继续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落实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等16字要求来做好顶层设计，使国有资产管理进化为国有资本管理，重点把握两个方向：

在企业经营体制方面，国资委要充分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利，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下放董事会权力，不再直接任命和管理央企经营班子。股东们如何组建企业董事会、董事会如何招聘总经理是两个关键环节。

建议股东们充分运用市场力量、按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来建设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如果股东没有把握选择合格的董事，可以委托一些国内外中介机构，如猎头公司、管理咨询公司来完成董事的寻找和推荐。董事也要有任期和考核制度，原则上与经营班子同进同退。董事会在借鉴国内外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议事规则。原则上公务员或政府其他人员进入董事会和高管班子也要通过市场招聘进行，按经营管理能力高低决定是否录用，不能通过行政任命方式或具有行政级别。如是央企内部高管人员晋升为董事，也要切断与企业任职期间的利益联系，不能出现交叉任职，责任、利益不清的情况。

至于是否需要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来集中管理一些央企，把产权管理和行业战略布局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可以探讨，但要把握的一个原则是：不能让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类似机构替代国资委，成为新的“老板加婆婆”，实际变成换汤不换药，多一个管理层次。另外，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责权利的划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如何管理旗下多个央企也是一个难题。

在股东监督方面，国资委或其他国资监管机构应回归股东定位，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加强监事会建设，监事成员除了从现有公务员和央企高管队伍中选拔外，更多要从市场中招聘和选拔，使用和培养一批具有行业、业务、财务、法律复合型知识的专家队伍，并提供合理甚至较高的报酬，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督促监事会用足《公司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利用合法途径开展强力监督。另外，股东也要探索寻求利用社会、证券、媒体监督的途径和方法，建立全方位、有效的监督资源体系。

按此思路建设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可能国企的股东们会为董事、监事、高管们支付高额的薪酬，但也可能会吸引一流的经营管理人才进入高管团队，使企业运营高效和盈利最大化，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最优化，减少或杜绝寻租和输送利益等违法乱纪行为，避免国企出现有世界上最便宜的企业家，也有最昂贵的企业制度的困境。

第三篇：重庆国资国企改革线路图

重庆国资国企改革线路图：资本重组是核心

核心提示： 黄奇帆表示，以后将以存量国有资本吸附、撬动大量社会资本，促进国资、民资、外资相互持股、融合发展，从五个方面发力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原标题：重庆国资改革再启程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重庆国资国企改革的线路图已渐清晰。

2014年1月18日，重庆市召开国资工作会议披露信息称，该市新一轮国资改革将以存量撬动、增量引入、放开项目为主要方式，以整体上市为基本路径，以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为重点，推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发展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培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建立国资有序进退机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其中2014年的任务是：面向社会资本，推出首期总额约2000亿元的近100个开放项目；试点推动集团层面的股权多元化改革，力争2—3户取得实质性突破；推进川仪、重庆建工、重庆燃气等企业力争实现年内上市，同时编制市属国企三年上市规划；引入一批股权投资基金等民间投资主体参与国企改制上市、重组整合、对外并购。

此前刚成立的重庆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将国资国企改革列入第一批重点研究事项。

“重庆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目前尚在进一步修订完善中，预计近期出炉。”重庆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2月10日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资本重组是改革核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2013年11月26－28日，国务委员王勇赴重庆调研国资国企改革，这是全国首站。在王勇看来，多年来重庆国企在探索中发展，“有理论有实践，为全国地方国企改革竖立了旗帜、样板”。

过去十年，重庆努力推动金融类、工商产业类、基础设施投资类、国有资产管理类等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创新，通过债务处置、资产重组、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实现了健康快速发展。

来自重庆市国资委的数据：目前重庆国资产家底1.8万亿元，2013年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实现营收3709亿元，利润总额250亿元，上缴税金19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3.8%、5.3%和10.8%，实现了平稳增长。

重庆近年来推行大国资监管体制，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统一，建立功能性国企服务城市建设；同时坚持整体上市路径，不断引入央企、外企和私企，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

重庆国资此前无疑充当了先试先行的角色。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坦承，目前重庆国资多元化改革深度不够，混合所有制比重不高，治理结构还不完善，经营机制仍待转换；国资监管存在管得过多、过细和不到位的现象。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翁杰明在1月18日的国资工作会上说，重庆要坚定不移的推进国资改革，用战略性重组方式推进国企转型升级，“大胆探路，稳步前行”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总思路。

1月19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重庆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表示，2014年将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资监管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并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步伐，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黄奇帆看来，新形势下，重庆国企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就是资本的重组，就是要建立企业资本的市场化补充机制，形成生生不息的资本循环。

黄奇帆提出了国资三大改革方向，即坚定不移地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国企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国企管理的核心是资本管理。改革重点是控制债务、补充资本，具体通过企业留存利润、股票上市、私募基金、股权转让等市场化方式进行补充。

为此，重庆新一轮国资改革主要将在推动绝大多数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并积极上市、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五个方面进行突破。

发力混合所有制

重庆国资国企改革再出发，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将是重点。

混合所有制概念不算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就提到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外合资等。但在黄奇帆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企布局提出走混合所有制道路，更具有针对性，“这决定了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走向，也是整个市场化改革里面的重中之重。”

黄奇帆认为，国有企业集团的二级、三级公司目前差不多都已混合了，有的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有的上市了。但集团层面的母公司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政府容易干预，会扭曲市场信号，出现一批“准官僚”衙门，是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半生不熟”的状态，是上一轮改革留下的“尾巴”。

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不是止步于二级、三级公司层面的混合，而是国资委直属的集团公司也要混合，要在集团公司层面搞混合所有制。要害在这里，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

实证研究表明，发展混合所有制，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股权适度分散，带来的是企业绩效提高。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重庆市国资系统1505户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有713户，占比47.4%。黄奇帆表示，以后将以存量国有资本吸附、撬动大量社会资本，促进国资、民资、外资相互持股、融合发展，从五个方面发力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是国企整体上市。在黄奇帆的谋划里，重庆40个国企集团中，目前有8个已经上市，今后至少有24个可以整体上市，“争取每年做成几个，大体用五六年时间完成”；

二是把重庆部分现在合适的国企集团转化为巴菲特式、淡马锡式，或是中投式的投资公司。据重庆市国资工作会的安排，2014年将选择条件成熟的两家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或组建前述这类投资公司的试点。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重庆地产集团已被黄奇帆圈定。但两家公司首先得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公司债务要清零；二是投资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一旦转型为投资类公司，两家企业以后就只做股权投资、做战略投资者，“什么有前景就投哪儿，什么产业运作规范就投哪儿”。

黄奇帆认为，这样的投资公司表面看是独资，但投出来的结果全是混合的，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近10年来的平均资本收益率为15%，6—7年的时间所有者权益就可以翻一倍，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

其三，推动未上市国企股权多元化，把部分股权转给民营、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私募，甚至是外资；

四是把国企转让掉的一部分股权所获得的国有资本，搞一批国资委直接控制的产业投资母基金。管理团队由国资委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组织，投资方向由发改委、经信委等部门指导。母基金不直接投到产业中去，而按一定比例和各种社会资本的私募基金混合成立子基金；

五是在政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起来的领域，推动公共产品价格逐步实现市场化，为非公经济的进入创造条件，实现混合发展。按照黄奇帆的设计，5-10年后，重庆40来个国企集团将调整到约30个，有20多个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两个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还有几个国有独资的产业母基金。重庆市国资委作为20多个上市公司的股权持有者，以股东身份在董事会中发挥作用，而不是直接管资产、管经营。

“八大投”转型

在重庆的万亿国资阵营中，“八大投融资平台”（下称“八大投”）早已名声在外，包括城投集团、地产集团、高速公路投资集团、高等级公路投资集团、建投集团、交通开投集团、水务集团和水投集团。

“八大投”一直是重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推手，十年来以6000亿元的投资额承担了重庆市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而历经十年的发展，这些企业也都成为了资产规模数百亿元的大型企业。

但“八大投”也遭遇了诸如国资垄断、债务压力、政企不分的质疑。近日，黄奇帆对此给予了回应：在市场信号不足的领域，重庆通过国有企业先投先试，组建“八大投”是必要的，它绝不是要搞垄断，不肯将蛋糕分配给非公经济。而是市场信号没到位，非公经济暂时又不愿干，但事情又需要干，就只能用时间换空间，政府通过平台公司举债，把事情做起来。

黄奇帆透露，目前“八大投”实际债务3000亿元左右，“但我们干了6000亿元的事”。在他看来，这是适度举债，完全可靠“八大投”现在拥有的20万亩土地储备来偿债，“今后20年是重庆城市化重要发展期，储备地将继续发挥融资作用。凡懂得资本运作的，很容易算得清楚这个账。”

尽管如此，这次重庆国资改革仍将它们纳入深化改革的范畴，今后“八大投”将根据情况变化进行转型、调整。

一是在完成了某个领域的投资建设任务后，历史性地退出舞台，或关闭或转业，成为实体产业。这种转身早有先例。2010年底，由于费改税，重庆7000多公里的二级公路不再收费，路也基本修完，重庆高等级公路投资集团就不再从事高等级公路建设工作，重庆市政府将其变更为重庆旅游投资集团，专门从事旅游产业的投资开发。水投集团与水务股份也已实现整合，主营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大型水库建设，资产达千亿元；

二是一旦市场信号发展到了可以市场化运作阶段，就转化为混合所有制。比如重庆高速集团。重庆高速公路已建成投运2300公里，而重庆汽车保有量以每年17万辆的速度上升，目前每年收费可达100多亿元，高速集团的整体效益已显现。若是将该集团的部分股权转让给社会资本，这个投融资平台就可以转身为市场化企业；

三是转型升级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据重庆市国资工作会议的安排，重庆地产集团今后将转型为重庆基础设施领域的此类投资公司。“（转型以后）它土地照样储备，照样卖，一年卖两三万亩，除了用于政府公共支出，积累的资本也可以投资。届时，不管国内企业还是境外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营，只要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都可以进行投资。”黄奇帆说。

虽然重庆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尚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区间，但知情者称，在重庆即将出炉的国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建立市场化的国企资本补充机制，包括企业留

存利润、股票上市、私募资金、股权转让等方式。在黄奇帆看来，这样既降低了企业负债率，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也通过多元化的股份制合作完善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符合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此外，重庆对国企员工的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市场化手段会成为改革突破口。

第四篇：国资国企改革

国资国企改革“大年”即将来临

2015年国资国企改革加速度：将面临七大主要任务

刘东;王川

导语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在2014年12月31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2015年国企改革将有大进展和大动作，国资改革今年预料将会遍地开花。2014年12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新常态下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进行分析。会议要求，要“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自2013年12月底上海率先出台国资国企改革二十条意见以来，截至2015年1月4日，全国已经有上海、甘肃、山东等22省市出台了地方版本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部分省份意见虽未正式出台，但一些改革举措已在进行之中。南京、长沙等省会城市也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意见。随着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相关意见的逐步出台，2015年的国资改革将会迎来哪些进展？

本报记者 刘东

实习记者 王川 上海报道

地方改革遍地开花

彭建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前由于国家层面方案没有出台，地方国企改革突破较少，今年预料将“遍地开花”。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已经出台地方国资改革方案后发现，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主要集中在混合所有制，分类监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公司制治理结构、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方向，绝大部分省市都对国资改革设立了一个较为具体的目标。

例如，在混合所有制方面，甘肃提出到2020年国有经济中混合所有制比重达到60%左右，江西提出5年内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占国资的70%。

在国有资本范围方面，北京国资国企改革意见要求，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等领域。上海、江西、甘肃、江苏、重庆、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将国资集中在关键领域的目标设定在“80%”上。不过，在对2014年国资国企改革进展进行评价时，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改革的力度并不如预期。中国社科院微观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刘小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国资国企改革的进展仍相对比较缓慢。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出台的国资改革意见里面存在两个问题，重复性比较强，各个省的意见都差不多，在具体操作上，还是缺乏一些可操作性。

顶层设计意见将出

原定于2014年年底出台的改革意见并未能如预期出现，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认为，可以说这些总体文件由于迟迟不能出台，已经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软肋，影响到国企改革总的进程。

此前有消息称，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由财政部、发改委和国资委牵头制定，可能以“1+N”的形式发布。其中，“1”是指首先会出台一个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N”则是三四十个配套方案。这些配套方案将分阶段分批发布。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近日表示，2015年国资国企改革将面临七大主要任务，而部分方案推出的时间表或将提前至春节前。

尽管如此，被称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元年”的2014年仍取得一定成就，分析人士认为，2014年国家在把握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精准而坚定，此外，7月开始的“四项改革”试点，也为国资改革提供经验基础，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协调。

彭建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央企方面，2014年各企业积极性较高，做了调研、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待方案一出，央企动作应该比较大。此外，第一批国企改革试点工作到2015年也会有较大突破。若第一批试点进展顺利，第二批有可能扩大试点范围。

彭建国称，专项工作也会大有进展。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今年二级和三级公司会进行董事会试点等多项工作。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对2015年国企改革形势持乐观的态度，整个国资国企改革将会铺开，尤其是在混合所有制和分类改革、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进展。

“混改”新内涵

不过，目前对于国资国企改革中的一些关键领域，仍存在不少争议。

彭建国认为，目前主要有三方面存在争议，即是否先对发展较好的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经济是否该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以及是否采用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国资改革专家、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认为，要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契机，改变资本被板块化、碎片化，做到国有企业的实力加民营企业的活力来增强企业竞争力，通过引进新的投资者，自然垄断行业应该把可竞争的板块逐渐分拆，通过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民营企业去家族化，建立有效公司治理。

彭建国也认为，虽然国企上市或多或少已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这种上市大多是形式上的，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革。

2014年12月底在广州召开的首届国企改革发展前沿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认为，只有竞争性国企适合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公益性国企和自然垄断型的国企应坚持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楚序平则表示，中央企业总部最好保持国有独资，对绝大多数重要国有企业，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权。同时，混合所有制优先考虑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公众基金。

陈清泰建议称，混合所有制治理上，有五点需要考虑，过大股比的国有股权适当分散给若干持有者、所有股东都应通过股东会、董事会行使权利，确立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和战略地位。经理人由董事会选聘，董事会有权罢免。公司必须执行国家的法规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

去年七月，国资委将六家央企纳入“四项改革”试点，其中，中国医药、中国建材入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认为，应当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引入管理层中长期激励、职业经理人和员工持股机制，保障“所有者到位”，才能真正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去年七月，国资委将六家央企纳入“四项改革”试点，其中，中国医药、中国建材入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认为，应当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引入管理层中长期激励、职业经理人和员工持股机制，保障“所有者到位”，才能真正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争议分类监管

“准确分类是实现下一步国资改革的重要一步。”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表示。不过，目前分类监管仍是争议颇多的一个领域，从地方的经验来看，上海将国企划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进行监管，四川则分为竞争类和功能类两种类型，其他省市基本按照三类进行分类监管，但类别名称有所不同。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上海国资改革中，一些功能类的国有企业更愿意被划分到竞争类企业中去，因为两者受国资委监管及考核存在较大差异。从国家层面来看，分成两类还是三类监管也有不同意见，陈清泰认为，国有经济有两大功能，国有资本应该分作两类，一是政策性功能，就是作为实现政府特殊政策目标的重要资源。二是收益性功能，那就是获取财务回报用于民生和公共服务。而这两者的比例构成，应该与时俱进进行调整。

刘小玄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类监管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分类不清，在理论上没有一个合适的定义，这些分类的的具体含义到现在还没有很清晰地厘清。如果是“一锅乱粥”的话，改革很难推行下去。

彭建国则认为，分类监管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议，是因为同一央企有不同业务板块，整体上很难划分，而同一块业务因同时具备公共服务、功能性等多种属性，难以进行归类。

彭建国称，按照分类，央企主要是商业1类和2类（竞争性、功能性居多），而中储粮等承担国家政策业务的属于第3类。第3类公益类主要是指地方公共服务企业，如供热、供水。所以各央企针对分类监管，必须完善自身的功能定位，根据分裂进行监管、考核、薪酬制定、改革和结构调整。

具体来说，比如薪酬制定，商业1类要看市场，根据完成财务指标、是否实现保值增值功能来制定，而公益类则要紧盯社会功能，看其社会效益完成指标，商业2类（功能性）则两方面都要考虑。因此，在改革方面，要根据分类制定负面清单，使改革具有可操作性。

破题新常态

是否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存在争议，而此次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由于在国资委会议中并未被提及，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李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相关意见财政部负责制定，因此国资委工作会议对此并未多作提及。

彭建国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投资公司更多关注产业和实业投资，这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两类公司要做到以管理资本为主，发挥作为资本运作平台的作用，必须充分考虑到资本保值增值和流动的属性，在相关领域有退有进、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断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此外还要注意上下权利义务的边界问题。

一个新的动向是，2015年1月1日开始，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正式实施，首批涉及72家央企共200多位负责人。

此外，“新常态”的经济环境下的国资国企改革也受到关注，国资委主任张毅表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也进入爬坡过坎的阶段，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大部分央企都面临产能过剩、产销衔接不畅的巨大压力，有的企业大幅度减利甚至亏损，个别企业陷入经营危机。张毅表示，对于国有企业来讲，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做好加减乘除。

对此，彭建国建议称，国企尤其是央企改革一定要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即充当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创新驱动的领头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排头兵，国企要以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为目标，逐步规范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较普遍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以适应经济新常态。

第五篇：全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讲话稿

同志们：

刚才，夏xx同志传达了xx书记在全省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暨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刘xx副省长在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文彬副市长对我市2016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对2017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我完全赞成，请大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就抓好今年的工作再强调几点意见。

一、深刻把握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性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总书记多次深入国企调研，对国资国企改革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明确了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二是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国企改革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三是强调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四是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省委xx书记在去年11月全省国企党建和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上提出了五点总要求，一是在政治原则上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不动摇；二是在价值判断上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三是在方向路径上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四是要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五是把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此，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化对国企改革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深化改革的坚定性和自觉性，鼓足干劲，顽强拼搏，把改革发展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深刻把握当前面临的形势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对当前面临的形势已作了全面分析，总体来讲，发展环境将好于去年，但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从我市国资国企看，改革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从发展的角度讲，2017年仍是发展异常艰难的一年。一是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之中，总体仍呈现低增长、不平衡、多风险的特征。二是随着中央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系列政策的细化落实，继续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等特征。在严峻的外部环境冲击挤压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加大。三是我市经济发展形势总体契合全国全省发展态势，但在面对宏观经济下行的环境下，自身长期积累的投资不足、优势产业内生动力弱、国有企业在全市经济总量中占比小等问题依然严峻。未来，抓住机遇，做强做大做优，仍然是我市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增添动力、释放活力、增强控制力和提升影响力仍然是当前发展的主要任务。

（二）从改革的角度讲，2017年将会是国资国企改革任务较重的一年。一是中央关于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1+N”政策已陆续出台，顶层设计能否得到真正有效地贯彻落实，事关改革的最终成效。二是地方国企改革中既要做好改革政策的接续，又要体现地方特色；既要坚持问题导向，又要务求取得实效；既要整体规范推进，又要鼓励积极探索，才能保证改革的有序有效推进。三是我市国企改革整体推进效果不平衡，部分企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冲击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也有个别企业没有新举措，没有新进展。

三、深刻把握今年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重点

（一）持续推动“集团化”战略。从统计数据看，市属企业有x户，多数企业规模小、效益弱，对地方经济拉动贡献度低。重组后的国投集团、建设集团这两年有所发力，在投融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用和效果初步显现，而且还有一定的发挥空间。通过组建集团，可以更好地集中整合有限的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杠杆效应，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今年，要在加快市国投集团、市建设集团转型发展步伐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市公用事业集团、市文旅商贸集团组建步伐。

（二）加快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一是全面落实好

企业经营自主权。要在思想上破除对政府、对部门的依赖，在市场开发、市场挖掘上下狠功夫。要善于深研政策，在政策贯彻落实中寻找、发现和把握市场机遇。要大胆破除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分配中的不科学问题，建立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和内部分配机制。二是强力推动企业治理和管理现代化。依法依规经营，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根本保障。最为核心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重点是加强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职代会建设，这既是国资监管部门的职责，更要依靠企业自主创造性地推动。

（三）推动国资管理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要紧紧围绕“管资本”这一方向和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目标，加强市国资委的职能转变，各项工作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战略重心，按照“在服务中监管好，在监管中服好务”的思路，督促企业加快市场化转型步伐，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以市场化手段和方式服从、服务于出资人目标，同时对企业施予专业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全面推动“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我市“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涉及12万余户，这在全国少有、我省唯一，任务异常艰巨。去年，我们的这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一是要强化责任意识。市国资委及各相关部门、企业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这项民生工程办好办实，力争2017年底前基本完成攀煤集团“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在攀央企“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二是要加强沟通协调。分离移交工作的责任主体是企业，移交企业和接收单位要根据“三供一业”设备设施的现状，共同协商维修改造标准及项目实施方案等事项，签订分离移交协议，明确双方责任，确保工作有效衔接。资金预拨到位的项目，移交和接收企业及辖区政府协调一致后要尽快组织实施。三是要争取资金支持。中央及省在攀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预计将投入改造资金x亿左右，在中央财政安排x%的基础上，各分离移交企业应向主管部门申请x%的配套资金，企业x%的部分也应及时到位。解决资金问题，去年取得了较大进展，攀钢和十九冶供水、供电改造项目，国务院国资委已经审核，国资、财政、攀钢、十九冶等要切实加强配合，督促资金尽快到位。同时要继续协同配合做好攀煤集团“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后续资金争取问题。

四、深刻把握从严治党要求

一是抓思想认识，切实加强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是国有企业整体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需要我们不断改革创新党建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式方法，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还不宽松，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必须更加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以党建工作的改革创新推动企业的科学发展。

二是抓班子建设，打造坚强有力的“四好”领导核心。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核心体现在抓好领导班子。因此，要坚持把领导班子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努力建设善于领导企业科学发展的坚强集体。要坚持党管干部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依法用人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不断改进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机制，加大竞争性选人用人力度，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加强班子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用制度保证企业领导人员发扬民主、廉洁从业。

三是抓制度建设，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要坚持把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运行有机结合起来，继续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机制，进一步明确党组织与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关系，形成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各司其职、科学运转、有效制衡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同志们，目标已经制定，任务已经明确，关键在于狠抓落实。我们要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不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为推动我市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