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最大受益者是运营商[最终定稿]

第一篇：“实名制”最大受益者是运营商

“实名制”最大受益者是运营商

近日，广东地区一些未实名登记的中国移动用户收到了一条短信，提醒他们在指定日期前进行实名登记，否则号码将被“半停机”，即只能接听电话和接收短信，不能打出电话、发短信和上网。广州移动相关负责人也证实确有此事。

收到短信后，大量用户涌入营业厅进行补登记，甚至冒雨在营业厅外排队等待办理。不难看出，“半停机”的处理办法，让用户不敢懈怠。为何会如此强力推行实名登记？笔者认为，这不仅是为了遵从相关规定，更重要的是运营商看到了“实名制”的巨大商业价值。

其实，在2013年7月，《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和《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出台后，运营商就启动了新开卡用户的实名登记制度。不过，对于在规定发布前未进行实名登记的用户，却迟迟没采取相关措施。此次广东移动对拒不进行实名登记的用户予以“半停机”处理，反映出运营商对于全面推进“实名制”的决心。

此前，运营商不愿意推行实名登记，主要原因是KPI考核压力、用户流失风险等，而如今驱动运营商下此决心的，最大原因可能是看到了号码实名所蕴含的商业价值。

一方面，“实名制”能够提升用户体验。运营商可以通过有效的检测手段更好地管控号码资源，从源头上杜绝垃圾信息、骚扰电话等。

另一方面，大数据已成为驱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要素之一，数据资源无比珍贵，实名登记能够帮助运营商获取精准的用户数据，为其进行业务创新，实现向互联网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比如，将用户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可以梳理出不同年龄段用户的使用习惯、消费水平等，从而将用户进行细分，有针对性地推出更符合不同群体消费习惯的套餐或者增值业务。又比如，未来运营商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用户提供实名手机号的消费账单作为个人信用证明等。

可以说，“实名制”为运营商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用户，将成为运营商向移动互联网转型的一个切入点。

第二篇：安全辩论赛安全最大受益者是职工辩词

谢谢主席，各位领导、职工朋友们大家好！我方观点认为做好安全工作最大的受益者是职工。

首先，因为有了安全，我们才能以悠闲的心情漫步在田野上，看四季交替；因为有了安全，我们才能和家人温馨地共进晚餐，享天伦之乐；因为有了安全，我们才能激情澎湃地攀登人生的阶梯，品成功的喜悦。我曾经问过一位在机车上工作的老师傅，对我们的安全生产XXX天有什么感受？他说，除了一种荣耀感之外，更多的是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惠。的确，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从安全中得到的实惠显而易见。第一，安全给职工带来了家庭的幸福，——从事xx行业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的顶梁柱，企业的安全生产形势好，他们上班踏实、家中父母妻儿安心，每天下班回家，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安全带来的幸福生活。第二，安全给我们带来了经济实惠——职工们不仅能得到不少的安全奖励，年终安全帐户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xx公司连续安全生产XXX天来，职工的收入不断提高，安全给我们xx公司带来了很多效益与荣誉——企业的良性发展，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职工。

其次，忽视安全给我们职工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若我们能够心中长记“班前5分钟讲话”的精神要领，成功的避免事故，我们职工将是最大的受益者。2012年9月7日，在河北金厂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52井7米处发生了一起触电事故，操作者当场死亡。这场事故的等级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是天差地别的。对于企业来说，在这场事故中失去的是效益，是金钱。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失去的是生命，是梦想，是幸福的家庭。这些都是金钱买不来的。当把人的生命比作1时，生活就是在1后面加0，后面加的0越多，说明事业越成功，家庭越幸福。倘若人的生命不存在了，后面加再多的0还有什么意义呢？安全是幸福生活的保证，事故是人生悲剧的祸根。做好安全工作，职工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众所周知，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同样，我们xx公司实施的感恩企业，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打造安全管理长效机制等，不也正是体现了以职工的生命安全为出发点的“人本思想”嘛，前世不忘，后事之师，小心无大错，粗心铸大过，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个铁一样的真理：做好安全工作，职工是最大的受益者！

第三篇：农村社区化改革农民必须是最大受益者

农村社区化改革农民必须是最大受益者

作者：王继学

村庄撤并在中国农村的发展改革中并不少见，但山东诸城撤销辖区内所有行政村，合并建立农村社区的做法依然引起轰动。褒扬声中夹杂着指责，三年来诸城低调的农村社区化改革将会何去何从？农村村民自治在诸城是升华还是异变？（9月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山东诸城率先撤销全部行政村，小村庄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按照诸城市委书记邹庆忠的说法，“最初建农村社区，在中心村设立服务大厅，很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缺失的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由此来看，诸城的农村社区化改革的出发点，就是想让农民成为农村社区化改革的受益者。

但是，笔者注意到，在农村社区化过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后置换出了大量土地，此种做法被形象地称为“宅基地换房”。那么，在诸城农村社区化改革的工程中，谁在与民争利？让大量被置换出来的宅基地成为了一个至今难以完善处理的利益矛盾点？

事实上，并没有人反对在确保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其他方面也能在农村社区化改革中获得好处。营销学中不是有“双赢”一说吗？当然，双赢强调的是双方的利益兼顾，就是大家都有好处，至少不会变得更坏。在农村社区化改革过程中，如果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能得到改善，能够快捷方便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并从置换出来的宅基地中获得相应的补偿。而地方政府在城镇工业用地已经完全耗尽的情况下，通过撤村改社区置换土地，既获得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空间，官员也从中取得了耀眼的政绩。这本来是个政府、农民“双赢”的好机会，而不应该成为一个至今难以完善处理的利益矛盾点。

早有专家指出，不能强制农民“被城市化”，警惕村改社区后产生大量“三无”（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农民。而在诸城农村社区化改革中，一些农民就有“被城市化”的感觉。位于诸城城西的小栗园村社区居民张则明无奈地说，虽然已经被停水停电近半年时间，但他们一家依然纠结于原住宅与回迁楼之间的利益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城，随着试点的扩大和全面推行，社区服务变成了撤村改社区，社区取代村委会成为一级权力，“现在大部分社区的负责人都是街道和乡镇选派的，不知道明年是不是还让我们选举。”万里社区村民张茂德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的社区还以企业命名，原村党支部归企业党委领导。众所周知，社区的任务是服务于居民的，而企业则是把利润最大化作终极目标。如此本末倒置的权力安排，岂不让社区居民变成了为企业创造利润，任企业无情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员工？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的村改社区，怎么能避免产生大量“三无”农民？那些大量被置换出来的宅基地怎么能不成为一个至今难以完善处理的利益矛盾点？

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农村社区化改革。只是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只为GDP服务的，更不是只为极个别的企业老板服务的。任何一项改革，政府应该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去衡量，是不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报道中所举的例子，在一些纯农业区或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集中居住之后，农民种地相当不便，要跑很远。而且，拖拉机等农具、粮食的存放、禽畜的饲养都不方便等等，地方政府作为农村社区化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应该设身处地为农民考虑。总之，农村社区化改革农民必须是最大的受益者。(民主与法制时报——头条评论）

第四篇：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情况调查报告(DOC)

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情况调查报告

一、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情况调查背景

（一）行业背景

2016年4月3日，央视新闻频道以“失控的170号段”为主题，报道了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不到位，170号段成为电信诈骗重灾区的情况。

2016年4月7日，工信部相关司局紧急约谈了3家实名制落实不到位的虚拟运营商，责成他们立即进行整改。

由于多数虚拟运营商在移动转售号码实名登记工作上落实不到位，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和通讯信息诈骗等问题突出，为进一步促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工信部于2016年4月27日出台了《关于加强规范管理 促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工信部通信〔2016〕160号）。

《关于加强规范管理 促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转售企业进一步依法依规经营。针对当前突出问题，要求转售企业严格管理渠道代理商，规范使用二代身份证识别设备，健全实名登记定期自查制度，加大对责任人和代理商的处罚力度，建立常态化相应机制。要求基础电信企业承担网络运营主体责任，将转售号码纳入自身防治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和通讯信息诈骗的治理体系。要求行业协会进一步发挥作用，推进行业自律，畅通对转售企业违规行为的举报渠道。

同时，《关于加强规范管理 促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工信部和各省通信管理局将一方面加大对用户电话实名登记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强对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和通讯信息诈骗的治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将进一步为转售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对依法合规经营的企业，加大在号码资源、申请审批绿色通道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加强规范管理 促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各转售企业从4月27日起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在1个月内，对前期未实名登记、虚假登记的电话号码，完成用户身份信息补登记等工作，并将自查自纠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工信部。工信部将对自查自纠结果开展抽查，对抽查发现仍然存在问题的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随后，为切实保障正常通信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工信部联合公安部建立了涉违法犯罪电话号码快速通报关停机制，对公安机关通报的涉案号码在第一时间组织电信企业（含移动通信转售企业）进行关停。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底，工信部已组织电信企业对14万余个涉及通讯信息诈骗等犯罪的电话号码进行了快速关停。其中基础电信企业号码85189个，包括中国电信27600个,中国移动33484个，中国联通24105个；移动通信转售企业（虚拟运营商）号码60202个，包括远特通信23280个，分享通信8875个，迪信通8804个，蜗牛移动5339个，巴士在线4132个，国美移动2912个，天音通信2453个，爱施德2430个，苏宁通信556个，乐语通信232个，贵州朗玛199个，红豆集团198个，阿里通信147个，京东通信136个，小米科技115个，话机世界104个，银盛电子83个，中邮通信77个，海航通信72个，中兴视通37个，鹏博士10个，其他移动转售企业共11个。2016年5月20日、25日，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分别组织各基础电信企业集团公司和相关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各移动通信转售企业召开了两次会议，对《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规定进一步做好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的通知》）进行了专题宣贯。会议对切实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是要从贯彻落实国家法律规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大工作和整治力度，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二是要组织对现有营业支撑等系统进行改造，满足身份信息核验、老用户补登记等工作需要； 三是要制定老用户补登记工作方案，投入必要的人力、财力，确保2017年6月底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

四是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各类实名登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确保《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规定进一步做好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的通知》）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舆论背景

来自腾讯手机管家安全专家通过大数据的监测发现，“有近44%的诈骗短信来自虚拟运营商的170/171号段。” 此监测结果一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对其进行了报道。由此，在部分消费者眼中，虚拟运营商的170/171号段已经成为了电信诈骗的一个新标签。

与此同时，朋友圈流传的某地方公安发出的防诈骗技巧“六个一律”中，第六条赫然写明：所有170开头的电话一律不接。不过，这一条后来遭到了多数虚拟运营商企业的坚决反对，同时社会大众也对此看法不一。真正使用过虚拟运营商170电话卡，并体验到其优越性的消费者认为舆论不能一刀切，这样既是对国家移动转售产业的不负责，还是对正常使用170电话卡的消费者不负责。所以，后来流传的“六个一律”段子中第六条便悄然修改为了“所有陌生的170开头的电话一律不接”。尽管如此，虚拟运营商企业与多数170电话卡持有者仍然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在此期间，此起彼伏的170诈骗案层出不穷。一些地方公安的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诈骗案来自170电话，甚至部分地区新增诈骗案中这一占比可以达到八成以上。由此使得社会大众人心惶惶，对170电话为恐而避之不及。

因此，虚拟运营商遭受到了自工信部发放首批牌照以来最严重的舆论危机，甚至国家整个移动转售产业都有顷刻间土崩瓦解的可能。大众消费者开始怀疑虚拟运营商存在的合法性，抵制170卡，并且这种趋势似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部分虚拟运营商企业反映在此期间用户退网情况较以往明显严重太多。

有鉴于此，为了从源头上切断诈骗电话的泛滥情况，多数虚拟运营商开始了整治社会渠道体系，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自查自纠，《通信世界全媒体》决定在全国主要省份展开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情况调查，一方面真实调查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情况，另一方面对虚拟运营商品牌认可度展开多维度调查，意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国内移动转售环境。

本次调查，《通信世界全媒体》选择了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北京、上海、河南、河北、辽宁、福建、海南共11个省份进行调查，其中前十个省份为我国移动转售用户规模最大的前十大省。对此，《通信世界全媒体》选取了以上11个省份的省会城市进行重点调查，除此之外，还在重点省份的重点城市（深圳、苏州、无锡、青岛、保定）进行了抽样调查。在此期间，《通信世界全媒体》还对上述16个城市的普通消费者进行了《170品牌调查》，消费者涵盖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列车乘务员、学生、空姐、交警、治安人员、门卫、清洁工等。

二、我国移动转售发展环境基本情况

（一）虚拟运营商线下渠道实名制落实情况 1、170号卡销售门店占比显著增加

本次调查中，《通信世界全媒体》走进16个城市的527家线下渠道门店之中发现，共有168家门店销售170卡（含虚拟运营商自有门店），359家门店依然仅销售基础运营商号卡。

图一：527家线下渠道门店调查统计表

2、虚拟运营商自有渠道零违规率

本次调查的168家销售170卡的门店中，共有37家虚拟运营商自有门店，其中迪信通15家、话机世界13家、红豆电信7家、海航通信1家、中兴视通1家。而在上述37家虚拟运营商自有门店中，所有店面均要求在购卡前必须出示身份证。其中，23家门店配备了身份证识别仪，14家通过线上认证系统。

图二：虚拟运营商自有渠道违规调查表

3、社会渠道中，独家签约渠道数量寥寥

本次调查的168家销售170卡的门店中，共有131家虚拟运营商社会渠道门店。其中，仅有6家门店与虚拟运营商独家签约，并且全部为远特通信信时空门店，除了全部标配身份证识别仪外，门店显著位置还张贴了远特通信坚决落实实名制宣传海报。

图三：社会门店独家签约统计表

4、社会渠道门店热衷多家签约

在131家虚拟运营商社会渠道门店中，共有125家门店与两家或两家以上虚拟运营商签约合作。其中，与两家虚拟运营商签约的渠道门店有14家，与三家虚拟运营商签约的渠道门店有26家，与四家虚拟运营商签约的渠道门店有36家，与五家或五家以上虚拟运营商签约的门店有49家。

图四：社会渠道门店多家签约调查统计表

5、虚拟运营商同样热衷社会渠道

部分虚拟运营商如迪信通、红豆电信、话机世界、海航通信等除了在自有门店销售170卡外，还与大批社会渠道签约售卡。在131家虚拟运营商签约社会渠道合作门店中，销售蜗牛移动170卡的门店数量居首，为78家；销售分享通信170卡的门店有64家；销售迪信通170卡的门店有62家；销售天音移动170卡的门店有58家；销售远特通信170卡的门店有53家；销售爱施德170卡的门店有48家；销售中兴视通170卡的门店有44家；销售话机世界170卡的门店有32家；销售海航通信170卡的有29家；销售朗玛移动170卡的门店有19家；销售国美170卡的门店有17家；销售红豆电信170卡的门店有15家；销售银盛电子170卡的门店有12家；销售中邮普泰170卡的门店有11家；销售民生通讯170卡的门店有4家。

图五：社会渠道门店售卡类型统计表

6、社会渠道门店身份证识别仪配置率低

在131家与虚拟运营商签约合作的渠道门店中，仅有42家门店配置了身份证识别仪。

图六：社会渠道门店身份证识别仪配置率调查

7、多数社会渠道门店购卡前需用户出示身份证

在131家与虚拟运营商签约合作的渠道门店中，有102家渠道门店要求用户在购卡前必须出示身份证，有29家渠道门店不需要身份证亦可购买170卡。

图七：社会渠道门店购卡前需用户实名登记调查表

（二）消费者如何看待虚拟运营商业务情况调查

1、消费者开始逐步认识170卡

本次调查中，除了对虚拟运营商自有门店与社会门店进行实名制落实情况调查外，《通信世界全媒体》还在上述16个城市中访谈了827名消费者，涵盖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列车乘务员、学生、空姐、交警、治安人员、门卫、清洁工等人群。其中，359名消费者听说过170卡或虚拟运营商，468名消费者未听说过170卡或虚拟运营商。

图八：消费者对170卡的认知度调查表

2、消费者不认为170号段属于诈骗电话

在359名受访听说过170卡或虚拟运营商的消费者中，有325名消费者不认为170号段属于诈骗电话，有29名消费者表示不太清楚，有5名消费者认为170号段属于诈骗电话。

图九： 170号段是否属诈骗电话调查表 3、170号段使用率不甚理想

在359名受访听说过170卡或虚拟运营商的消费者中，仅有54名用户曾经使用或正在使用170卡，在827名总受访人群中占比极低。

图十：消费者使用170号段使用情况调查表

4、大品牌虚拟运营商社会接受程度高

在359名受访听说过170卡或虚拟运营商的消费者中，212人次听说过迪信通；168人次听说过蜗牛移动；132人次听说过海航通信；102人次听说过阿里通信；78人次听说过远特通信；65人次听说过国美极信；56人次听说过话机世界；42人次听说过苏宁互联；37人次听说过小米移动；25人次听说过其他虚拟运营商。

图十一：消费者虚商品牌认知度调查表

三、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与渠道分析

（一）虚拟运营商线下渠道分析

目前虚拟运营商线下渠道主要分为自有渠道与社会加盟渠道两种。自有渠道多数为虚拟运营商主体企业固有传统渠道，例如迪信通、话机世界等，也有部分企业是在拿到移动转售牌照后的自建渠道，例如海航通信在海口海航大厦的自有营业厅以及红豆电信在部分门店自建的自有营业厅等；而社会加盟渠道则是虚拟运营商企业为了快速占领市场，在全国寻找到的“合作伙伴”。

1、社会渠道体系（1）码号经营

多数虚拟运营商通过170号码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这一点在重点发展线下渠道的转售企业中更加明显。由此，170号码成为了虚拟运营商连接社会渠道的桥梁。虚拟运营商企业多数为转型而来的民营企业，之前并未过多涉足通信领域。而社会渠道则不然，它们已经将码号销售的能力发挥至极致。

于是就有了社会渠道在码号经营上的分门别类，例如有的渠道商从虚拟运营商处批发来整段万号段，然后进行第二轮的转售，转售过程中将整号段区分开来，分为靓号、普号、带4或带2号码，通常情况下，靓号最为抢手，普号次之，带4或带2号码通常会被用作网站注册、验证、流量卡等业务。这样也就衍生出了各种单独做靓号、单独做普号、单独做带4或带2号码的渠道商。

除此之外，有的虚拟运营商将靓号单独划分出来，专门卖给只做靓号的大型渠道商，不仅收益明显，而且用户使用ARPU值极高，一举两得。而其他号码则选择在线上销售，尽管销售量略低，但是却可以保证用户ARPU值。在本次调查过程中，集中做靓号业务的在沈阳、济南、上海等地较为普遍；而做普号业务的在郑州、济南等地较为普遍；做带4或带2号码用以网站注册、验证、流量卡等业务的在深圳、广州等地较为普遍。（2）渠道经营区域

虚拟运营商在获发移动转售试点牌照之时，都被圈定了开展试点业务范围，少则一个地市，多则上百个地市。尽管广东、浙江两地出卡量位居全国前两位，但是170号卡在当地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多数以上两地归属地的170卡除了部分在当地销售外，还被广泛销售到了全国各地，这一点正是因为多数170卡全国无漫游所致。

目前国内大型的渠道商中，以山东、河南两地为主要代表。山东、河南两地云集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大型渠道商，国内10余家虚拟运营商的号卡主要通过山东与河南两地的代理商售出，并且此两地渠道商发展而来的用户较为真实，ARPU值极高，是虚拟运营商企业争相拉拢的对象。

而在全国渠道商体系中，除了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较为强势外，东北三省、云贵川两个大区同样存在着有一定规模的渠道商。由于东北三省、云贵川两地传统运营商给予的资费稍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于是成就了虚拟运营商切入市场的大好时机。（3）渠道各级分类

虚拟运营商社会渠道体系中，主要分为国代商、省代商、地市代理商、县级代理商、乡镇级代理商。尽管工信部要求虚拟运营商签约渠道禁止擅自委托下级代理商办理电话入网手续，但是似乎在当前市场约束力并不明显。有实力的渠道商还是会通过各种资源、人脉拿到国代商资格，除了部分自销外，大部分还是会委托第三方代理商第二次转售。于是，就有了各级渠道分类的产生。

究其原因，除了代理商实力因素外，还有对国家政策的把握、虚拟运营商代理政策的关注、长期的市场因素等多方面造成。虚拟运营商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发展成千上万的一级末梢代理商，而国代商、省代商恰恰有这种人脉与资源，层层分销尽管压低了利润，但是却带来了更多竞争机会。由此，部分虚拟运营商也出现了频繁更换国代商的事件，在不断磨合与探索中，寻找到最优合作渠道商。

2、市场缺乏强有力品牌代理商

虚拟运营商选择各级代销的模式更多是一种无奈，如果在全国各地寻找一级末梢代理商，不仅管理成本巨大，而且物流成本几无解决可能。另外，当年的主流渠道商迪信通、话机世界、苏宁、国美等已经纷纷申请移动转售牌照成为虚拟运营商，优质的现有渠道商可谓凤毛麟角。目前，国内除了汇杰互联、心龙达、亚飞达等极少数有一定规模、信誉、品牌知名度的渠道商外，多数渠道商各自为战，趋利易旗。部分代理商在拿到个别虚拟运营商优质资源后，如果有其他家提供同样优厚的代理政策，代理商多数会将手中销售的170卡取而代之，粘性极低。

有鉴于此，部分渠道商纷纷抱团，在主要地市、县级市场、乡镇级市场引入“合伙人”机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增强与虚拟运营商企业在代理政策上谈判的话语权。在这一点上，汇杰互联与心龙达走在了国内前列。据悉，仅汇杰互联、心龙达、亚飞达三家大型渠道商便占据了国内170号卡销售总数的近五成份额。尽管如此，市场依旧缺乏强有力的品牌渠道商，除了社会渠道商在自有渠道门面缺乏明显LOGO显示外，大众消费者对当前的渠道体系几无所知，多数前往的门店规模较小、无连锁效应，品牌认知度极低。

（二）虚拟运营商监管渠道商力度不足

在虚拟运营商自查自纠期间，多数企业下大力气整治社会渠道。例如，迪信通便运用全国26个分公司近3000家门店的覆盖优势，动员全集团两万员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地自查自纠工作，建立了百万元奖金池，设立专业的巡查小组，对所有涉及转售业务的门店，进行不定期的明察暗访，加大检查力度，对于发现的非授权售卡渠道，未按照官方流程售卡的行为，立即处理。

海航通信则在所有社会渠道中下发授权牌，并统一配置了身份证识别仪，同期开放了7*24小时举报通道；远特通信开展了“渠道治理行动”，强化源头防范，对不使用“远盟”的签约渠道进行了解约处理；红豆电信则向代理渠道配发统一标识，要求渠道合作伙伴严格按要求实名开卡；话机世界则通过开发代理商系统实现对全国2万多家渠道的有效管理，从而确保用户入网实名制办理。

尽管如此，多数虚拟运营商的渠道门店依旧在销售无需身份证的非实名卡，一方面由于渠道商倒卖卡情况泛滥，一方面由于渠道本身并未配置身份证识别仪、联网识别设备等。可见，购卡前的身份验证并未受到各级代理商的重视，短期内改善存在一定难度。

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虚拟运营商终难辞其咎。对自身线下渠道监管力度的缺失导致了当前如此尴尬的局面。除了极少数虚拟运营商对每家渠道商、各级渠道商注册工号统一管理外，多数虚拟运营商放任渠道体系乱象横生，寄希望于管理好个别国代商就能管理好整个体系的原则，出现问题后互相推诿，不肯承担主要责任，由此导致了整个虚拟运营商渠道体系的混乱局面。

（三）实名制难落实问题根源分析

1、小本经营渠道居多

本次调查中，《通信世界全媒体》发现无配备身份证识别仪，并且不清楚如何通过APP或其他联网设备进行身份验证的渠道商，多以夫妻店、报刊亭、杂货铺等小本经营的渠道居多。这类渠道商在170号卡销售之余，多有同时销售其他商品，毕竟单纯售卡利润过薄，无法养家糊口。于是，如果需要更多成本在身份识别上进行投入，则多数会选择不作为。

2、签约多家虚拟运营商的渠道商过多

同时签约多家虚拟运营商的渠道商过多，直接导致了所属虚拟运营商在辅助其配置身份证识别仪或其他联网设备时犹豫不决。以沈阳一家销售五家虚拟运营商170卡的代理商为例，这家代理商共代售蜗牛移动、国美极信、爱施德、远特通信、分享通信五家虚拟运营商170卡，由此导致上述五家虚拟运营商在为其辅助配置身份证识别仪时考虑再三，不论是直接购买，还是选择长期出租，多数虚拟运营商会给予渠道商一定比例的补贴，但是一旦发现此家渠道同时销售多家号卡便会暂时搁置，等待其他友商辅助配置。如此一来，最终导致这家渠道商在身份验证设备配置上一拖再拖，左右为难。

3、利益驱使 在本次调查中，尽管多数渠道商会坚持“无身份证不售卡”原则，但是一旦消费者出现加价情况，则会有相当一部分渠道商受到利益驱使，即便无身份证也会售卡。由于需要身份验证识别，部分代理商会将其他人真实的身份信息输入联网核验体系，从而顺利通过虚拟运营商身份验证初审，售卡成功。

4、身份识别系统频遭黑客攻击破解

依靠开发销售办理电话“黑卡”非法软件进行牟利的犯罪团伙大行其道，他们利用该软件非法破解运营商电话卡实名登记系统,既售卖软件又贩卖非实名登记的电话卡,造成大量“黑卡”流入社会。同时，部分黑客针对虚拟运营商推出的各类联网认证系统进行一对一破解，如果转售企业不及时升级，短则数小时，长则三四天便会破解企业身份识别系统。

5、虚拟运营商经验不足

由于多数虚拟运营商为跨界开展移动转售业务，前期试点期间对实名制问题认识不足，并且在2015年期间大肆冲用户量，导致存量用户中有大批虚假用户，加之前期离网率高，码号回收周期长等因素，虚拟运营商发展用户急于心切，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对待实名制落实方面甚为消极，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但是在监管部门严查之时，前期问题短期内难以改观，只能寄希望于新增用户能够百分百实名入网。

第五篇：农业税费减免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农业税费减免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来自赤松乡的调查

（调查附记：近期本人就农业税费减免对农民增收影响问题在位于平原湖区的赤松乡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发现：农民普遍对国家在农业税费上的一系列改革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拥护，都说政策好！但问到农民在农业税费减免中受益程度如何？65%认为受了益，但受益不是很大；受益很大和没有受益各占10%；有15%的人认为不好说。对此结果笔者深感惊愕与忧虑。）

赤松乡是位于平原湖区的一个中等农业乡镇，全乡有耕地面积45479亩，总人口41635人，总户数9253户，辖21个行政村。据2004年资料，按农民的收入来源划分，其中纯农业人口4579人、1019户，分别占总人口11%和总户数的11.2%；以农业为主的人口为23940人、5322户，分别占总人口57.4%和总户数57.5%；非农业为主的人口为7124人、1584户，分别占总人口的17.2%和总户数17.3%；拥有承包土地不从事农业的人口为2248人、450户，分别占总人口的5.4%和总户数的5.5%；完全没有承包地的人口为1291人、289户，分别占总人口的3.1%和总户数的3.2%。赤松乡在2002年秋开始全乡税费改革动员，农村税费改革从此正式拉开序幕。从2002年秋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到2005年取消农业税前后三年的时间里，在以农业税费减免为主体的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人均减负超过200元，赤松乡农民亩平负担已由农村税费改革初期的315元降到100元以下，有的不足50元。算大帐这一减负力度确实令赤松乡农民倍感鼓舞，也有利于农民的增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应该说国家的这种减负力度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但说道人们的受益程度，则众说不一。调查中发现，农业税费减免对每个农民来讲他们从中所得到的实惠和所享受到的利益并不一致，有的甚至反差很大。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类型的人群中。农村种养殖（植）大户。他们是农业税取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一类型的农民户一般拥用承包土地20—30亩，有的甚至超过50亩，达到百亩以上。主要用来从事种养业，在赤松乡这一类农户占8%左右。在农村税费改革前，赤松乡亩平负担为315元左右，其中农业税收为110元左右（含特产税），按一个承包30亩田中等大户计算，每年所承担的农业负担为9450元，其中农业税收为3300元，按一般家庭4—5人算，人均负担为2100元左右，其中农业税730元。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开始分两个阶段逐步减轻，在农业税取消之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清理不合理的摊派和

减免农业税，在这一阶段，农民亩平负担一般下降为150元，其中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为72元左右（含农业税附加20元）。这样仅从农民负担减轻这一项上人均就增收1100元左右，其中从农业税减免中人均增收253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全乡统一取消农业税，农村减负进入第二阶段，人均再从农业税取消中增收520元。因此，农村种养大户在现行的分配体制下属国家农业税减免政策中的最大受益者。

而另一方面，那些只占有基本承包面积的农户，因人均承包地不到1.5亩左右，按一般家庭4—5人计算户平耕地也就8亩左右，这样的农户在赤松乡大概占到农业人口的60%左右。他们与农村种养殖（植）业大户同期相比，在第一阶段的农民减负中人均增收只有284元左右，不到种养殖大户的四分之一，其中从农业税减免中人均增收只有68元左右，不到种养殖业大户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农业税取消，他们的增收部分人均也只有120元，也只有种养业大户的四分之一左右。

再加上一些政策性补贴，如粮（畜禽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和新技术、新品种推广补贴等，大都以农民承包面积多少为依据。这些承包面积多的种养殖（植）业大户所获取的补贴自然就比那些只有基本承包土地的农户相应地要多得多。

由此可见，占农户总数60%的一般种田户与不到农户总数8%的种养业大户相比，他们所享受到农业税减免所带来好处十分有限，仅占种养大户的四分之一还不到！再加上近两年来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农业税减免给一般种田农户所带来得好处在农村不少地方基本上被农资张价因素所抵消。

拥有一定承包土地的转租户。这主要是指那些拥有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但又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将承包土地转租给他人租种，从中获取差额租金的农户。这一类型的农户也是农业税取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们之中又分两种类型：一是指在首轮土地承包时分得承包土地并经营一段时间，随着农村经营形式的变化，又离开农村或农田，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户；另一种类型是家庭经济基础比较殷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土地大抛荒时通过低价或无偿转包所取得大量抛荒地或低产田的农户。这两种类型的农户在赤松乡占3.2%。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通过转租他们手中的承包地使用权来获取土地租金。具体来讲，在农业税取消前，他们将手中的承包地以一定的价格(在农业税取消前每亩100元左右)转包给人多田少的农户或无承包地的农户租种，这些租种的农户不仅要向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土地承租金，而且还要替他们代交相应的农业税费和承担相应的劳务负担，而他们则坐享土地出租金。

而农业税取消后，土地比较效益进一步扩张，于是这些原承包土地使用权所有者一方面，收回转租出去的土地自己耕种，从中获取更大利润；另一方面，如果承租户不愿退田，则提高承租金获取更大的利润。所以，即使是农业税取消，对那些承包耕地面积不足或根本没有承包地的农户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在赤松乡的调查中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所承担的亩平负担一般仍不少于150元左右。

村集体拥有部分机动土地的农民群体。他们也是农业税取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样的村在赤松乡大概有5个村，占全乡行政村总数的20%。机动地最多的村有近千亩，最少的也有500亩左右。

在赤松乡这种机动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因种种原因，许多村的部分耕地一直以来既未纳入国家计税面积，又未分给农户承包经营，成为村集体的自留地和机动地，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讲的村集体黑市田。这些田多以种植业为主，占村机动地面积的35%左右。另一种是在上世纪末农业效益出现负增长时，农民的抛荒地由村统一开发成高标准渔池或经济果林类基地，由村集体统一发包给农户经营，其中渔池面积占机动地50%。其他占15%。

这些机动地在农业税未取消前就是村集体的一块固定又可观收入来源，最多的村一年收入近20万元，最少也不少于8—9万元。即使是农业税取消后，村集体也会利用各种借口，如低产田改造投资、或水系、电力、道路改造升级等建设投资理由向承包农户收取100—150左右不等的承包费。这些承包费一部分用作村级公益事业资金，另一部分用于村级行管费支出，从而减轻其他村的农民所承担的“一事一议”和行管支出等公益性支出负担。如该乡的戚家村，有700—800亩机动地，因每年能从机动地征收承包费15万元左右。所以该村的农户的照明、饮水基本免费，村干部工资、村庄公路和农用电网升级改造也一般不向摊派和集资。农民由此每年人均增收70元左右，户平增收300元左右。

而那些没有机动地的村，由于村级土地全部承包给了农户经营，而农业税的取消和新的农村投资管理体系尚未建立，致使集体经济来源进一步枯竭，农村无论大小事都得向农民伸手。因此，这些村不是因资金不足，放弃村级建设和改造；就是向农民伸手，从而加重农民负担。

从上述数字对比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现阶段农民享受农业税减免的实惠和利益的多少其实与农民承包面积的多少有关，农户承包的耕地面积越多，享受国家的农村税制改革的政策性实惠和利益就越多。调查中发现：农业税费减免的最大的受益者，并不完全是农村人群中的低收入者和占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而更多是农村人群中的中等以上的高收入者和人数相对较少的富裕群体。而那些在农村占大多数且急需国家农业税减免等扶持政策照顾的中低收入人群，往往囿于现行的农村土地分配不公的现实而面临被国家惠农政策所逐渐边缘化的危险。这一现状如不能及时得以改变，势必会进一步加剧农村两极分化，拉大贫富者间的鸿沟。同时，也会引发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怀疑和政策的不满，甚至会引发群体间的冲突和农村社会的动荡。因此，赤松乡的这一现象虽然不是中国农村的全部，却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如何最大限度地让大多数农民都能公平享受到国家惠农政策如农业税减免所带来的实惠和利益，是一个应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农业税减免政策本身所造成的，而问题是农业税费减免政策是建立在现行的不公平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分配格局上而造成的。一个好的政策，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实施环境，再好的政策最终也难以受益于大众，稳定于社会，凝聚于民心。这一尴尬，不仅仅是农业税减免政策会遇到，其他政策如果离开了公平环境也会同样如此。目前农村土地使用权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农村利益公平与社会稳定的突出性矛盾。因此，要想让大多数农民公平享有农业税减免带给农民的实惠和利益，首先必须解决好农村土地使用权分配不公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在稳定和完善现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机制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农村土地使用权分配不公的格局。其实，这种调整并不违背目前国家“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因为，变与不变是相对的。不变是相对宏观层面、政策层面的。即对统分结合、集体与家庭双重经营的承包政策要保持三十年不变，是指政策的连续性；变是相对微观层面、各地实际的。即不断变化的土地存量和农村常住人口，决定了农村土地的经营承包权要适时变化和调整，以体现土地作为农村的一种公共资源每个农民都应均衡享有的原则。

当然，在对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分配格局调整过程中也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对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政策的机械化、教条化理解，使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格局长期处于一种静态的、不均衡状态，从而影响农村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因为在现阶段，农村土地不仅是农民生存和致富的资本要素，而且也是国家调节农村利益分配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也防止千篇一律的对现行农村土地分配格局的大翻盘、大调整。否则，会影响农村稳定，而是应根据农村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因村制宜。

具体讲这种调整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重新分田，又叫平均土地。这主要是针对以大宗农产品种植业为主、且需要调田的人数较多、大多数农民又都同意调整的地方。

因为它不涉及到太大的投资成本（如土地使用性质改变和生产条件改善的投资）折算，也易重新化块分割，调整到户。另一种形式是不重新调整土地，只确认农户的土地使用权。这主要是针对要求调整土地的人数不是很多、且在现有的承包土地上已形成规模产业、或进行了高成本投入的土地治理改造的地方。因为重新调整土地，既易破坏现有规模产业格局，又可能因成本的折算而带来调整上的矛盾。但土地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只要是拥有农村户口的常住人口都应享有农村土地的承包权，这是农民作为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公民权力，这一权力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通过确认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以经济补偿的方式使这部分农民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