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法治建设检查 推动法治社区建设

第一篇：迎接法治建设检查 推动法治社区建设

迎接法治建设检查 推动法治社区建设

12月21日下午，福州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丁萍一行莅临铺前社区检查指导法治建设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台江区政府洪朱丹副区长、台江区司法局吴燕娇局长、潘榕副局长以及洋中街道司法所左为东所长陪同。

检查指导详情

检查组一行实地察看了社区法治宣传栏、法治标语、法治学校等硬件设施。

检查组一行听取了铺前社区关于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的情况汇报。

与会领导与社区工作人员还共同探讨了法治进社区以及法治核心价值观沉淀等工作重点，为社区下一步民主法治工作拓宽了工作思路。

丁萍副局长对铺前社区的省级'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社区继续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扩大法治宣传氛围，培养居民法治信仰，提升居民法治意识，推动法治社区建设。

第二篇：社区法治建设论文

社区法治建设论文--社区法治初探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内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我国社区是广大群众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区，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部位，其建设和发展与法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社区法治也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几年来我们石景山区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引发如下思考:

一、社区建设呼唤法治，法治是社区健康、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是“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规范社会行为需要法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居民的管理，一般是通过单位实现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减少对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和依赖关系，开始走向市场，改变了企业办社会、学校办社会、机关办社会的错位现象，广大职工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个人的生活与社会需求将主要通过社区得以满足，社区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各种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迅速发展，变成真正的无主管企业，同时，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外来人员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依靠单位、户口等行政管理日益困难，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强制性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各类组织、社区管理者、居民及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法律关系，需要法律来明确有关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依法规范社会行为。

二是维护社区稳定，保障人们权益不受侵犯需要法治。有法律的维系，社区才能稳定。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民稳则社区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法律需求不断增强，居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呼声日高，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北京人对法律帮助的需求比例为38.3%，而在职职工、离退人员、辞停人员、下岗职工对社区法律服务的需求率分别为44.3%、30.5%、27.6%、48.9%，我们对八角街道社区搞了两次法律需求抽样调查，被调查对象有居委会干部、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外来人员等，据统计，有60%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需要法律服务，并认为应在居住的小区搞一些集中咨询或专题讲座等。随。

区法律服务工作，根据居民需求，提供就近便利服务；利用双休日，参加社区“助残日”、“环保日”等义务咨询；举办专题法制讲座，到法制课堂授课等；信息网络，由社区服务信息网络中心法律分中心、法律事务中心电脑数据库、社区分中心电脑、触摸屏组成。它是一放射状网络，甚至可同居民家中电脑联接。

居民若遇到法律问题，可以选择上网查找法律事务中心的服务信息、联系服务单位，或者拨打法律事务中心的电话或社区服务中心（分中心）的电话获取法律帮助，使群众享受到了“足不出户”的服务。另外，也可以就近向法律服务志愿者、调解员咨询，或到社区服务中心的“一门式”服务中法律咨询窗口，免费解答法律咨询；法律事务中心专人值班，接待来访及电话咨询。

三网一体的“社区法律服务网络”，使社区内基本做到了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法律服务人员，哪里就有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去年1-11月，我区法律服务机构为社区提供法律咨询6000人次，其中免费法律咨询3000余人次，代书441份，诉讼代理400余件，非诉代理110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420余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仅八角社区法律事务中心6个月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170余件，开展大型义务法律咨询3次，指导非诉调解94件，较好地满足了社区成员的法律需求。

（二）依托载体，规范引导社区成员行为，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一是以社区法律事务中心为载体，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在全区各个街道依托司法所建立起社区法律事务中心，以提高社区成员法律素质为核心，从法制宣传教育切入，在社区内设置法制宣传橱窗、法律信箱、法律书架和法律法规自由索取点，营造社区法治氛围，规范社区成员行为。主要抓好五个方面：一抓领导干部学法，发挥示范作用，特别注重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学习，促进依法行政；二抓普法骨干培训，发挥带动作用；三抓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在社区中小学建立法制副校长制度，定期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四抓流动人口的法制教育，开办流动人口法制夜校；五对居民开展“送法进楼门进家庭”活动。

二是挖掘利用社区法律资源，组建一支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志愿者，如“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夕阳红志愿者”等，引导其自觉参与社区建设。全区现有千余名法律服务志愿者活跃在各个社区，分别担任法制宣传员、义务调解员等四大员，通过市民法制学校、法制讲师团等形式不定期应居民需求授课和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广大居民切实感受到法律就在自己身边。居民们普遍反映，法律服务进社区给他们带来了“依法自治”的理念，小区是我家，管理靠大家。

三是依托社区法律服务载体，为老、弱、贫、残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印制法律援助爱心卡2万份，发放到社区居民手中，编制社区法律服务指南，利用石景山有线电视台《法制聚焦》栏目，为您提个醒等方式，使法律援助这一多数人比较陌生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建立法律援助网络，由区法律援助中心协调各法律服务机构、工青妇老残和街道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负责全区性的重大法律援助事项如代理案件等工作。在社区通过电脑联网和触摸屏，把法律援助的内容、要求传送给社区的居民。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待法律援助咨询853人次，同比增长85%，提供法律援助案件77件，同比增长150%。自上而下的工作网络也初步形成，法律援助不再是少数刑事案件被告人的“专利”，而被更多的群众知晓和需要，作为一种社会救济手段，它正走近千家万户，受到社区群众的欢迎。

2、社区调解是社区法治的重要内容

几年来，我区建立健全了居、街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途径，初步形成依法化解社区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确保社区稳定。实行“政法结合，多方参与，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奠定“大调解”的格局。

一是上下联动，初步建成五级矛盾调解网络（基层社情信息网）。畅通了信息渠道。由下至上分别是调解员--调解小组—居委会调解委员会--街道社区法律事务中心和司法调解中心—区司法局，一是调解员、信息员，负责排查民间纠纷的苗头和隐患。二是调解小组，排查、搜集一个或几个楼门的一般民间纠纷及民情信息；三是调解委员会，指导、调解辖区内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人身、财产权益等纠纷；四是以两个“中心”为规划、组织、协调、管理社区内涉法事务和重大矛盾指挥协调系统，坚持“以法为准，以民为本，面向社区，服务群众”的服务宗旨。其中，社区法律事务中心负责管理社区内法律事务和法律服务工作，包括协助管委会完善社区管理制度、受理居民的涉法求助、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开展便民利民服务等；社区司法调解中心协调社区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治理活动，收集、分析和研究有关动态、提供信息、提出对策，协调社区成员单位处理重大矛盾、疑难纠纷，同时受理民间纠纷求助。社情民意通过楼门信息员、居委会、“中心”逐级及时上报到司法局基层科，重大社会矛盾必须立即上报，司法局对掌握的社区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以“148”专递的形式向区领导汇报和同有关部门沟通，并提出解决对策。据悉，今年排查出的7件重大矛盾，均获解决。

二是左右联动，如金顶街实行矛盾调处成员单位互动的机制。他们根据矛盾纠纷的性质、类型等，明确划分各成员的职责，实行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制，做到谁的任务、谁的职责、谁的矛盾、谁调解。如社区管委会负责协调、组织“两个中心”的日常工作，对矛盾纠纷的接待登记、协调、督办、上报等，城管科负责接待调处因环境、环保、绿化或水、电、气、热、道路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司法所负责接待和调解涉法矛盾纠纷，对调解人员进行培训，开展民间纠纷排查，对符合法律援助的对象实行优惠或无偿法律服务等。要求各成员切实负起责任来，不得无故拖延、推诿，而使矛盾纠纷激化或扩大态势，否则，将追究该部门领导的责任。按照此种运行机制，我们开展重点时期矛盾纠纷排查，有效化解社区矛盾纠纷820余起。

3、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民主法治的具体体现

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目标，在社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一直是我区探索的目标。一是落实《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居委会换届选举实现居民自治；二是通过鲁谷社区体制改革，建立大社区的理念，保证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探索“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新型社区管理机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和社会化职能的归位；三是通过建立健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等制度的建立来体现民主自治；四是通过居民的广泛参与，管理社区事务，决定重大事项，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实现基层民主自治。2003年10月北京首个街道级群众性自治组织鲁谷社区委员会经社区代表会议投票选举产生，它标志着我区社区民主自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三篇：法治建设

意义

也许与湖湘与生俱来的灵秀地气有关，近年来，湖南总是在全国率先走出先声夺人的一步，创造一项项引人注目的成绩，“填补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空白”、“建设法治政府的‘湖南模式’”„„如今，《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审议通过，更是让湖南在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创新的这个节点更加光芒四射，让“法治湖南”的名片大放异彩。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湖南将“法治湖南”提升到法规层面，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文件里，显然是把“法律”当成必须的社会管理“信仰”，无疑对湖南来说意义重大。

纲要的出台是保障湖南科学发展得以践行的稳固基石。

周强多次强调，建设法治湖南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湖南的具体实践，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的需要，是省委根据新形势，立足新起点，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作出的重大决策。他还提出“抓法治就是抓发展，就是抓科学发展”的口号，为此，湖南积极打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来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但是无疑这会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地去推动。《纲要》作为法治湖南建设的行动纲领，会要求湖南按设定的目标持之一恒的走好、走下去，那么它对于湖南的科学发展之路就像投下了“定盘石”。这个《纲要》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推动湖南尽快的走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进程，提高整个湖南的法治化水平，让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在湖南生根、开出奇葩、结出硕果。

纲要的出台是保障人民“四项权益”得以彰显的重要条件。

法治是政治的重要内容。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将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发展趋势。法治湖南的进程，人民群众应当是积极的建言者与参与者。为此，省委书记周强在湖南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大力推进‘法治湖南’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保障湖南人民的四权，是“法治湖南”建设问民意、聚民力、合民心的重要保证。《纲要》的出台，显然有利于更好维护、实现、发展人民群众参与“法治湖南”建设的各项权利，为社会各阶层成员都能自由的表达自身权益诉求提供了条件与法律支持。由此也就有利于拓展法治建设的内生动力，让人民群众成为“法治湖南”建设的重要推力。从而实现上下相得益彰，形成整体建设的合力。纲要的出台是保障法治政府“湖南样本”更加出彩的得力推手。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控制模式必然是法治而非人治。只有实行“法治”才能更好的限制权力，约束权力，让权力在合法合理的轨道上运行。五年来，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起点，湖南开启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破冰之旅，之后，《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作为我国首部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省级政府规章出台。几个规章的出台，打造了一条依法行政逻辑链条，像是在干部头上戴上“紧箍咒”，开启了一场行政机关“作茧自缚”式的革命，并由此打造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湖南模式”。《纲要》的出台，会让政府更能“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会提高政府按程序办事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会让服务老百姓不仅成为广大干部的一种自觉意识，而且成为一种法定义务。由此，会推动法治政府这个“湖南样本”更加出彩出新。[

第四篇：浅谈法治建设

浅谈法治建设

——如何加强基层法治建设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为我国的法治进程指明了方向。2010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已有十三年，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法治建设相比，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加快建设，努力推进法治化进程。

一、内涵与外延

(一)内涵：法制工作是围绕党的执政方针，按照国家职能定位，在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范围内指导、监督、协调本单位的行政执法活动，实现制度化、程序化、系统化。

(二)外延：法制工作是将行政执法理念和行政管理目标具体化的重要环节，从主观上看，它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服务于人民，源于历史又调整现实的哲学范畴；从客观上看，社会进程的客观状态(人类的普遍认知)要求调整和维护社会关系的职能部门“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基层法制工作是最基础的规范和最根本的运作，它服从于国家职能的定位，指导于基层的实践。窃以为“中规中矩”理应成为现在基层法制工作的核心指导。

二、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民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基层群众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民主法制意识欠缺，法治观念淡薄。有的人在自身合法权利被侵害时，不能正确反映诉求，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权，要么浑然不知，以“法盲”形态出现;要么畏于权势，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而不顾，“以暴制暴”，导致违法犯罪。有的农民法律知识缺乏，无视法律，排斥法律权威，崇尚“无讼有德”、“权大于法”，喜欢采取越级上访、聚众闹事、围堵政府机关来解决问题。个别公职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知法犯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仍然存在。

(二)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速度较快，截止2010年，已颁布法律236部、行政法规690个、地方性法规8600个，基本建成法律体系。但部分法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一些法律、法规的逻辑结构不严密，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法律体系不健全,没有及时进行立、改、废活动，造成一些法律、法规的内容相互抵触，影响法律的整体和谐。在法律之间，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还没有完全配套，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出现了“断层”和“缺项”。如按照简易程序罚款，1996年《行政处罚法》规定数额为50元，而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为200元。

(三)实施法治不够彻底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其实际权力并未完全到位，立法机关在行使立法权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权力资源和程序保障。根据宪法规定，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接受其监督。但实践中，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干预太大，因而导致一部分法律带有明显行政部门利益的色彩，使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可行性受到影响。由于财权、人事权都掌握在党政部门手中，司法机关相对独立性程度较低，抗干扰能力较差。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依然存在，造成法治化进程缓慢。执法者与管理相对人缺乏交流沟通，互相戒备排斥，甚至对立、对抗;个别执法者方式简单粗暴;有的甚至吃、拿、卡、要，收受贿赂;办“关系案、人情案”，执法不文明、不规范，未能体现法律的权威。

(四)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存在“官从政法、民从私约”传统习惯。一些基层干部“重人治、轻法治”。强调人治而藐视法治，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习惯用人治来管理，忽视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错误认为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工作就越来越难做。或者口说法治，实为人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部分领导“重经济建设、轻法治建设”。没有摆正二者的辨证关系,认为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认为经济建设是硬指标，是大事，法治建设工作是软任务，可有可无，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一些执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认为主要结果正确，就不管过程是否合法。程序意识淡薄，忽视行政权力的规范运作。

(五)社会治安形势趋于复杂

社会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增多。纠纷的主体、案件的形式、潜在的问题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复杂化。因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纠纷有增无减，上访行为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治安案件和侵财类刑事案件频发，赌博、伤害类案件时有发生。农民犯罪率较高，例如，2006年，河南章丘长清区法院判处刑罚的308名罪犯中，农民274人，占罪犯总数的89%，且多为故意伤害、盗窃、抢劫、交通肇事等类型犯罪;社会黑恶势力猖狂，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和谐稳定。

(六)基层自治难以落实

现行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缺陷，使基层自治制度难以落实。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法治成为薄弱环节。

建设法治国家，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农民。然而部分村民自治组织不健全，自治机制缺乏活力，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不到位，村民自治流于形式。两委关系不明确。村委会议事、决策的民主程度不高，群众很少参与，缺乏公开透明;农民选举意识差，出现“贿选”、“家族控选”现象。村民自治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因村财管理、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宅基地建房等矛盾纠纷增多，征地补偿范围窄，计算方法不科学。涉农行政执法的不规范，涉农维权的艰难。影响人们对法律权威的看法和对民主法治建设的信心。

三、措施

(一)确立中枢地位，理顺职能关系

从工作部署到内部日常监督考评，都应该将法制机构作为中枢环节，各项职能工作的职责、任务、程序、时限首先应该从这里发散，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产生的情况都应归结到法制机构，该解决的解决，该向决策系统提供的要上报。基层法制工作的职能应该是指导、协调、监督，依此细化、定位具体的工作职

责：

对内职责：1.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把关；2.本局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的核审及听证，简易程序处罚案件的备案监督；3.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及复议案件的应对；

4.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及行政赔偿事务的办理；5.行政执法检查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6.法制员的指导和培训；7.法制工作情况的统计；8.本局领导及上级法制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对外职责：法制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是内部行政执法活动的中枢，又是执法活动衔接外部环境的门户。包含以下具体工作：1.与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如与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卫生监督、文化稽查等部门的协作，在职能定位上的把关，在协作方式上的指导。2.与司法部门的协作配合，如行为人构成犯罪，需移送公安或检查院；当事人阻碍、抗拒执法行为，交公安治安处罚；相对人不履行受处罚义务的，交法院强制执行。3.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让政府充分了解工商职能、职责，正确安排、指挥工商部门的工作，在与其它部门发生意见分歧时，能及时作好协调，理顺工作关系。

其他工作应从法制机构剥离出去，如：职工培训，组织主体应是人事机构，即使是法律培训，法制机构也只安排培训内容。

由是观之，法制机构从职能、任务、作用等方面，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工作量大，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能熟练掌握和应用法律知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目前各地的法制机构普遍存在人员数量、素质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现象，应尽快充实高素质人才，以发挥法制机构应有的作用，提高队伍的监管水平，保证部门执法质量。

(二)建立和完善规范执法活动的各项制度

按照登记、收费、办案分类确定工作职责、任务、流程、时限及考核标准——“立规立矩”，特别要加强对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细化和完善，将过错责任追究落实到每一个岗位和个人，不能只纠正错案，不惩戒责任人，只追究单位责任，不追究个人责任，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指南，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思想，熟练掌握各项执法技能，从而达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执法境界。

(三)规范案件审查，细化处罚尺度，提高执法办案质量

要解决审案仅停留在形式上的问题，实现实质性的审查。一方面，必须进一步明确划分法制机构与办案机构的职责。法制机构应超脱于相对人与办案机构之间，避免办案机构因主观情绪造成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及不适当的行政处罚，在办案监督方面，应当履行以下职责：1.制作统一规范的办案文书；2.对强制措施审查、把关，即法制机构认可后方能实施强制措施；3.对处罚种类及幅度予以确认(重大案件由集体研究决定)；4.制发《处罚决定书》。

办案机构应该在法制机构指导、监督下，按照办案程序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形成完整的案件材料，并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提出处罚建议，提交法制机构核审，只对办案程序、案情清晰、证据合法、有效、真实、完整几个方面负责，不形成最终的处罚决定。这样从根本上实现办、审分离。

另一方面，对案件处罚幅度的确认或调整方面，应尽快细化处罚幅度和等次标准，避免办案过程中的主观性、情感化。等次标准的确定不是凭空的，而应从办案实践中加以总结、提炼，根据案件性质、情节确定处罚尺度；从轻掌握处罚应有起点数，并在法定幅度高限的20%内，一般处罚在法定幅度高限的20%—60%内，从重处罚在60%至高限，减轻处罚在低限以下。只有确立合理的等次标准，并以此调整不适当的处罚建议，案件核审才能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体现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从而提高办案质量。

(四)强化法制工作的监督职能

法制监督的最恰当方式就是按照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及标准进行严格考评，一是对各类执法行为进行不定期检查，予以记载，并作为依据；二是半年一次定期考评，局对所考评，各所对每个岗位及个人考评，并根据考评结果落实奖惩，作为干部提升、晋级、调换岗位、待岗的重要依据。

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法制工作的中枢地位，落实职能、职责，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规范案件核审，强化监督，就一定能建设好基层法制，提高行政执法质量，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

第五篇：建设民主法治社区工作汇报

前洲社区建设

三A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汇报

“五五普法”以来，社区两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为指导，从推进社区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出发，深入开展三A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创建工作，充分发挥了基础人民调解组织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着力保障了社会公平正义。

前洲社区地处前洲街道集镇中心，于2009年村居合并而成，2005年在农村城市化建设中办理失地农民保障，现有面积2.6平方公里，20个居民小组，户籍人口1172户，5189人，辖区内新洲家园安居房，新城苑，财富中心等公寓房常住人口10000多人，外来人口3600多人，中共党员159名，居民代表84名，工商企业108家，2010年完成工商销售收入8.8亿元，上交税金4420万元，净资产4325万元。居民社保、医保、失地农民保障、社区统筹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先后荣获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省卫生村、省民主管理示范村、省基层先进老年协会、市民主法治示范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管理民主示范村、社会治安安全村、健康促进示范村、绿色家园示范村、区计生先进村、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等荣誉称号。

围绕开展民主法治社区创建，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组织领导

为保证创建工作顺利开展，社区成立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社区居委主任为副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按创建工作标准要求完善社区创建工作体系，制定创建三A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规划，依法成立以丁学仁为主任，唐秋明为副主任，杜云云、沈毅、刘伟为委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把加强社区三A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纳入社区党总支、居委会工作计划，作为推进社区经济、社会、新农村建设科学、和谐发展的一项制度、措施与目标来抓。

二、推进队伍建设

调委会下设20个调解小组，每个小组由居民小组长作为调解员。调委会坚持人民调解员聘任条件，各组调解员为人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有一定的法律政策水平和调解能力，遵守国家法律、调解纪律和职业道德，无违法违纪现象发生。每年组织人民调解员参加业务素质培训两次，并聘请唐渭明、唐霞萍为行风监督员，对调委会人员进行监督。

三、完善基础建设

社区建立50平方米的调委会办公室，有独立的调解室，电脑、电话、照相机、办公桌椅、文件资料柜、交通工具等硬件设施配备齐全。调委会悬挂统一规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标牌，调解室统一悬挂司法部制作的人民调解标识，并刻制统一规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办公室环境整洁，各项制度上墙，在经济上，社区设立专项费用，保 证调委会工作的顺利展开。

四、抓好制度建设

调委会分工明确，调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委员统筹全面工作，下设20个调解小组包干20个自然村落、商品房、安居房小区，每月开展一次调委会工作例会，把重大疑难纠纷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加强调委会人员的业务能力，建立健全纠纷排查制度、纠纷登记统计制度、重大矛盾纠纷报告和预防激化制度、回访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以及公示制度，聘请专职人员进行台帐、宗卷的整理登记，《基础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台帐》和调解卷宗登记要素齐全，登记及时、规范。

2011年，社区民事纠纷受理率100%，调解成功率98%以上，突发重大矛盾纠纷、刑事案件、安全事故信息应立即汇报，凡接信息后的相关人员在10-15分钟到达现场，开展调查疏导工作，避免矛盾事故的扩大，并及时报警处理。涉及政策、法规性问题要提交社区综治委、调解委、社区二委会分析会商，提出方案后实施调解，提高矛盾调处的成功率，为民排忧解难，维护社会正义、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在此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三A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创建必将极大地促进富安、洁美、文明、和谐新农村建设。

前洲社区居委 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