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简爱文学评论
《简爱》之人性的价值
在文学史上，有许多的经典名著将要永垂不朽，但能够像《简爱》这样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灵魂，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对某些人来讲，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作品并不很多。
《简爱》它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的价值＝尊严＋爱。简爱那句著名的妇女独立宣言让人印象深刻，耐人寻味：“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这是当时大胆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简爱的一生可以说是抗争的一生，而蕴藏在背后的却是一个理性女人的成长过程。
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心地纯洁，善于思考的女性，她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磨难，但她那倔强的性格和勇于追求幸福的精神更让我震撼，简的爱情观更加深化了她的个性，她认为爱情应该建立在精神平等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取决于社会地位，财富和外貌，只有真正相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简是个不甘忍受社会压迫，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在追求个人幸福时，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纯真朴实的感情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仆人地位而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她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她对罗切斯特的财富不屑一顾，她之所以衷情于他，就是因为他能与她坦诚相见，他深深体会到简的不平凡的气质、才学、美德，把简作为自己难求的知音。罗切斯特用来对待简的那种正直又热诚的友好坦率使简深深爱上了他。
当简认为罗切斯特将要娶美丽高贵的贵族小姐英格拉姆为妻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平等独立，是人格尊严，为此她大胆的像罗切斯特表白：“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儿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象两个人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这些话，落地有声，映衬出了简的平等要求，自尊个性！最终，两人走向了幸福的婚姻殿堂！但是，当她要步入婚姻的殿堂时，她知道了罗切斯特的妻子尚在人间，她深知自己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当面临两难时，坚持平等独立，追求人生价值实现的简带着对罗切斯特的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她的行动向世人宣称：女人除追求真挚的爱情外，还有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简这个理性的决定是在一种非常强大的爱情力量的包围下，在美好富裕生活诱惑之下，坚持维护个人尊严的伟大壮举，这也正是简最具精神魅力的地方。
当简回到桑费尔德庄园时，整个庄园已变成了一片废墟。原来罗切斯特为了救放火的前妻，被烧瞎了双眼，现在孤独隐居在森林间的小木屋里。纯洁的简，毫不犹豫的选择回到罗切斯特的身边，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爱情，并且用积极的心态面对，面对生活的不幸和挫折，用实际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用行动把自己对罗切斯特的爱诠释的淋漓尽致，她们之间是纯粹的爱！
小说通过写罗切斯特两次截然不同的爱情经历，批判了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和爱情观。简爱追求独立的人格，追求男女之间精神的平等，虽历经不幸却热爱生活，为了自己的爱的信念，平等纯粹真实的爱，甚至毅然放弃渴望已久的绰手可得的爱情，并最终经历磨难后与自己爱的人实现了精神上的平等。简爱是高贵的，困窘的环境改变不了她的高贵，艰难的命运也改变不了她的高贵。简在不幸中实现了自我超越，追求自由平等，实现了人生价值。
人的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尊严加爱，小说的结局给女主人公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虽这样的结局似乎过于完美，甚至这种圆满本身标志着浮浅，但却体现了作者对这种人生价值的肯定。毕竟在当今社会，要将人的“价值＝尊严＋爱”这道公式付之实现常常离不开金钱的帮助。人们都疯狂地似乎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穷与富之间选择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会像简这样为爱情为人格抛弃所有，而且义无反顾。
《简爱》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化繁为简，是一种返朴归真，是一种追求全心付出的感觉，是一种不计得失的简化的感情，它犹如一杯冰水，净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也许这种追求尊严与爱的生活才能真正的体现人性的价值！
2010级小语文1班
学号：20100516254
姓名：李佳津
第二篇：简爱文学评论
（推荐）《简·爱》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中文摘要
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
品本身存在两面性。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叙述自我”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
其次,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读者”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
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
第三,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
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3
第二章 对书信体小说的超越与回归·····················6
第三章 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11
一、“我必须说话”——对女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13
二、“我兴致勃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体现家庭教师的本分····························································22
第四章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27
前 言
从1847年出炉后,《简·爱》就不断地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宠儿。一百五十多年来，读者也一直特别喜欢这部作品，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1893年成立了勃朗特学会，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勃朗特姐妹的家乡成立的纪念馆，每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年来的事实无疑证明《简·爱》是一部值得持续关注的作品。正如福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指出的，“事实上，仅存的珍贵得足以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品，正如它们的幸存所表明的，是那些复杂、模糊得足以允许我们进行多种阐释的作品。” 多年来《简·爱》的研究史也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作品的“复杂与模糊。”历代批评家对《简·爱》的批评意味着不同的批评视野，采用不同的解读方式，如传记式，心理分析式，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社会学式，后殖民主义分析式以及神话原型批评式等。每一种批评方式都有其解读方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文学批评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更注重从文本出发，挖掘作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结合女性主义、叙述
学来重新透视作品的意义。
《简·爱》的发表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许多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同时代的人不欢迎《简·爱》，害怕其对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有破坏作用。紧接着《简·爱》第一版的发行,《镜报》上出现一篇言辞颇为尖刻的文章,称《简·爱》“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简·爱》的思想很坏——观点很荒谬。信仰在黑暗之中被中伤——《简·爱》企图消灭我们的社会差异……”2紧跟着许多人站出来对《简·爱》严辞批判。在一篇言辞更为激进的文章里,玛格丽特·奥丽芬特把《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称作一个“新的罗马女战神”，她带来了“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3。言下之意，作品颇具叛逆性。它的叛逆性多被女性主义研究者阐发出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将《简·爱》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颂扬简·爱的自觉的“反抗的女性主义”，桑德拉·吉而伯特及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伯莎就是女主人公简·爱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不管对它是攻击还是肯定,《简·爱》的反传统性是人所共识的。在有关评论妇女写作的文章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代表了典型的19世纪中期愤怒、“受挫”的早期女性主义。她本该平静地写却有太多的愤怒4。愤怒在中国看来只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似乎无可厚非。而且愤怒也要看原因，岳飞“怒发冲冠”闻一多“拍案而起”却是正义之怒，而且获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然而基督教对这一点是很不宽容的，《圣经》里有专门的训诫“不可发怒”；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的第五层关押的是“动辄发怒”的人；从基督教教徒的眼光来看，发怒是人的恶欲念的发作，应该节制。所以勃朗特的“愤怒”也是为基督教教义
所不容，也被某些批评家“批评”。
然而，女性主义者们的研究在叙事学家们看来，过于追求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的理论范畴,忽略了文本的意义；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形式研究多是就形式论形式，企图从形式中抽象出来某种文学语言的普遍规律，忽略了意识形态。然而，无论是叙事学还是女性主义，都并非某种本质的或孤立的属性，都只能揭示问题的某一方面，当今再没有哪一种文化思潮或文学批评方法可以长久地占据绝对的中心。“一元”解体，“多元”并存，只有多层面多角度才可能揭示问题的某一个侧面。而任何文化思潮和批评方法都由社会权力关系产生，并处于社会权力之中。本文试图将女性主义和叙述学结合起来，探索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事过程作为意
识形态的表达来阅读。
本文认为，《简·爱》不仅仅如女性主义者们所阐述的那样，即作品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和主人公言词的具有叛逆性，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超越传统。同时作家又受时代环境灌注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其所处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皈依。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为其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和良好的经济收益，而这些成就的获得不仅仅在于她或者作品的“叛逆性”，也在于她能够在超越时代局限的同时又能很好的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协调；她在树立自己在文学市场上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要向既定的社会权威妥协。
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询《简·爱》叙述的叛逆与平衡：第一人称叙述，书信体小说，家庭女
教师故事以及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
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简·爱》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简·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看到的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的迷人景象，到结尾处芬丁庄园的繁荣茂盛的景象，我们都是用简·爱的眼睛看，用简·爱的感觉去感受，追随她生活的世界。5这样读者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人物的行为、心理。例如在罗切斯特离开桑菲尔德后，简·爱怅然若失，当菲尔费克斯太太收到了一封“主人写来”的信时，“我继续喝着咖啡（我们是在吃早饭）；咖啡很烫，我把脸上突然升起的一阵火一般的发热归因于它的发烫。为什么我的手会发烫，为什么我不自觉的把半杯咖啡泼在我的盘子里，我都不想去考虑。6”可读者却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她此时此刻的心境。
第一人称叙述在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小说兴起之初很多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如赛缪尔·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帕美拉》(Pamela)、《克拉丽莎》（Clarissa），卢梭的《新爱洛伊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等等。但这一点落在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身上，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将试图证明这一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广告业、出版业兴起，作家的身份和名声随之突出，出版商也借作者的声誉获得丰厚利润。这些都可以使作家成为权威人物。作者名称会印在小说的封面上，随着小说的流传作家的名字也在读者中广为人知，这样原本深居闺阁的女性在社会上也变得有名有姓了。这样成名的作家因其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毫不费力地借作品的传播继续扩大其声誉，使其每部作品都能拥有众多读者。夏洛蒂的《教师》生前没有发表，死后在她丈夫的争取下发表了，但此时出版商完全可以凭借夏洛蒂·勃朗特的名声使本来“平淡无奇”的作品获
得丰厚的利润。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第一人称叙事即使是虚构的，但因其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当时的读者还有把小说当作叙事主人公“真实”生平故事的习惯，这都使得作家不大情愿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说的封面上。在18世纪到19世纪，女性小说家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简·爱》中女主人公正如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写道的那样：“这个相貌平平、身体弱小的家庭女教师凌驾于全书之上，小说的每一页中都有她的身影。书中的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并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但他们却是这个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姑娘锐利眼光中的成像。”然而，哈里森也认为如果这部小说以“非个性的叙事形式写成，”“那就可能会失败。”而如果把作品看成是简·爱的自传，或者是夏洛蒂·勃朗特的自传，那它就是“完美的艺术。”7 另外，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在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女性叙述难免与男性叙述冲突，即使都是女性叙述者，也面临着男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和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哪一个是合法的问题。“对于她们来说，讲故事还可以，但让叙述者通过叙事把自己作为权威站在前台则是另外一回事。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习惯作者的声音由男性发出。”8而《简·爱》是一部自传性色彩很强烈的小说，叙述者把女主人公推到前台，在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维多利亚时代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而且小说中人物的某些言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确实是颇为激进的。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勃朗特是怎样与既存的社会权威之间妥协的呢？她用匿名发表小说，用柯勒·贝尔这个名字开始的写作生涯也是她通向专职作家的一个阶段，也是维多利亚文学市场上男性至上主义所需要的一个自我隐蔽的策略，勃朗特和她的女主角简·爱把“她们自己抽象为符号”（如首字母缩写“J.E.”和匿名），把真实身份隐藏在符号的背后，避开把一个具体的名字与一个女性作家联系在一起，不必遭遇性别歧视。不仅仅如作者本人所强调的，怕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因为面对一本女人写的小说而给予不公正的评价，她用一个中性的名字遮蔽了自己，没有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压力，这样也可以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本意。事实证明，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当众多读者和批评家认可作品后再看到作家本人，事情就不同了。
按照凯瑟淋·罗杰斯的说法：在文学市场中“与男性作家激烈较量的女作家”容易遭到攻击，“就好像她靠当妓女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似的。”这样，女作家也就容易在她所激烈争夺的文学市场中失去自己的地位。10不仅与男性作家公开较量的女作家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的女性气质，即使那些被文学精英阶层认可的女作家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在写作，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发表后，她的闺中密友曾问她是否是《简·爱》的作者，她断然否定了；《简·爱》在伦敦引起轰动，并获得肯定之后她才把作品放到她父亲的面前，承认她是本书的作者。从著名的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给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性写作的态度：“如今每年都有许多卷诗集出版，却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其中任何一卷如果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都会为它的作者赢得美名。因此，一个人若想在这方面扬名显迹，他就必须准备失望……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告诫每一位向我寻求鼓励和忠告的年轻人，最好不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11这封对妇女带有严重偏见的信当然严重地挫伤了她的写作热情，但她成名后对盖斯凯尔芙人追忆这段往事时坦言：“骚塞先生的信是和善的，可佩的；虽然有点儿苛刻，可于我有益。”12奥斯丁的写作也是在地下状态进行的，与她朝夕相处的侄子甚至不知道她在写作，认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没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来从事写作。“……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前者称为“叙述自我”，后者称为“经验自我。”13从《简·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叙述声音。如简·爱在反抗里德蛮横无理的行为时，简·爱完全是八九岁小孩子的口吻，属“经验自我”；但她向劳埃德先生讲述自己被关进红屋子的经历时，也用了长大成人后的分析性的口吻：“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现在想来可想不明白，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20）” 这里的叙述自我相当于“叙述者”，叙述者是由词语的节奏、措辞和语气创造的一个人。他(她)在时间和空间中无所不在，并且在那段包容一切的时间中他了解应该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叙述者是包罗万象的意识，它围绕着所有人物的心灵，从内心里了解他们，而且叙述者根据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所体现的人类本性的广泛事实来看待他们。在这部小说中二者之间虽然开始的时候是分离的，但并非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们看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两个“自我”合而为一，用叙述自我的眼光进行叙述。“简·爱这个人物的声音在小说的叙述中是逐步发展的，然而„成人叙述‟声音的简·爱——事实上是同一个声音，现在已经充分发展成熟——从开头到结尾是始终如一的。”14这里“成人叙述”相当于叙述自我，她的言语成熟老练，言辞平静却很有力度，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例如叙述者分析主人公在盖茨海德不受欢迎的原因时说：“而如今，隔了——我不愿说少年——我却看得明明白白了。我在盖茨海德，是个和大伙合不来的人；我根那儿的谁也不相象；我跟里德太太，或者根她的孩子们，或者根她宠爱的下人们，都没有一点一致的地方。……我是个异种人……我是个没用的人……。（16）”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吴尔夫认为，男性的话语是冷静，客观，独立的，15而这里的叙述自我的言辞就颇为符合这一点，不论作者是否有意这样做，但叙述自我冷静、客观、分析性的语言很容易隐藏作者的真实身份，在叙述风格上靠近男性语言的特点，她的叙述也就可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调
和。
不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叙述方式来看，《简·爱》的某些带有叛逆性的叙述，都面临遭到抨击的危险，从而失去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但无法否认这部作品即使在作品发表的历史时期，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有批评、否定的声音，但也有很多批评家赞赏她的作品，如乔·亨·刘易斯认为《简·爱》的作者“具备我们要求一个小说家具备的一切：对人物性格的洞察，以及刻画人物的才能；诗情画意；激情；生活知识。故事不单有一种奇特的、自然展开的、始终不渝的趣味，”……“它具有一切伟大文体的首要特点：它是某个人的——某一个个人的成文的语言”，“我们对它无可指摘。”16那么，这部作品还有那些方面在反叛的同时又能用适当的方
式赢得批评家们的赞同呢？
第二章 对书信体小说的超越与回归
在这样的女性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不用匿名发表作品，那么作品的表达方式可能在某些方面远离了她的本意。她要寻求公开发表作品的机会，又要与社会伦理道德——尤其是女性公开言说的局限——并行不悖，就很可能在叙述形式上有所回避。采
取怎样的叙述方式，或者说是怎样的妥协方式？
18世纪中叶很多女性小说家都采用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一个女主人公用书信体文本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的、往往也是自己的爱情故事。这种叙事模式把女性的声音导向一种自我包容或息事宁人的形式，它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削弱了女性（甚至是悠闲阶层白人女性）长久保持文学权威的潜力。……这种叙事中的声音以商讨的形式减少男权律法与启蒙政治之间的张力，缓和个人意愿和群体制约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一种虚构的权威。”17而且，这类小说多以婚姻结尾，在婚姻中女主人公自己的姓氏淹没在男性的姓氏中，她也只能以其夫的口吻发出声音。自我的主体性消失了。如果说在这类小说中女性在被追求时还是很有主见和独立性的，为了贞洁为了名誉与男性周旋，而当婚姻到来时，她们的主体性几乎消失殆尽了。如玛丽埃－让·里柯博尼（Marie－Jeanne Riccoboni）的《朱丽埃特·盖次比》（Juliett Catesby），全篇都由朱丽埃特写给女友的信组成。小说的内容是这样的：她两年前与奥赛雷订婚，但他不知什么原因娶了另外一个女孩珍妮·蒙特福特。现在他的妻子死了，他又回过头来追求朱丽埃特。开篇朱丽埃特占有道德上的优势和话语的主动权，随着奥赛雷为两年前的行为辩解：他另娶新欢是因为酒后失德诱奸了珍妮，珍妮威胁他如果不娶她就自杀。这样奥赛雷对珍妮犯了错，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娶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这是个“高尚”的行为。后来珍妮死了，他自由了，以为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朱丽埃特了。随着奥赛雷的辩解起作用，朱丽埃特也逐渐引用了奥赛雷的语言写信，她失去了对话语的控制，她的身份最后也淹没在奥赛雷的名字中，小说的结尾，“读者，他娶了我。”而《简·爱》的结尾却是“读者，是我嫁给了他，”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身份和意识，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没有湮没在简·罗切斯特的名字之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过，《简·爱》可以概括为“我爱，我恨，我痛苦”，特别凸现一个大写的“I”，她具有非常强烈的主体性和个人的自我意识。《简·爱》的叙述在个人意愿与社会既定的传统和权威之间获得了平衡，同时小说的主人公也超越了魔鬼/天使的传统的女性形象，获得了人物形象的平衡。简·爱的自我意识在西方女性文学形象中颇为突出。有人戏言，西方文学始于一个女人——海伦。因为《荷马史诗》伊始的“两大基本主题——阿珂琉斯与特洛伊便被置于男性和女性世界之中，传统必定为荷马提供了能够充分表达其品行、性格的名目和相应的属性”，而“被装点的海伦”遂成为“第一符号。”18但这里的海伦仅仅是一个美女的符号，我们不知她的个性如何，有何意愿，倾心于哪个争夺她的男性，她是否为自己的爱情做过努力等等，这些都不得而知。在西方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文学个性和社会价值判断逐渐丰富。“大致上看，她们主要是倾城倾国的„海伦型‟；狂暴残忍的„美狄亚型‟和忠贞柔顺的„珀涅罗珀型‟。这衍化出西方文学女性„性格分离化‟和社会价值判断的„男性化指标‟定律。”19而简·爱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纠葛始终没有脱离读者的视线，她个人在不断地寻求个人身份、地位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她的主体意识在起主导作用。她不会为了某个人尤其是男性的思想观念而改变自己的主观愿望。而以往的女性形象多数
脱离不了“天使”、“女巫”的两极。
“由于文学文本持一种男性的再现生活的角度,因而妇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就走向了„天使‟和„女巫‟的两极。”20这两种女性形象无疑都打上了以男性为本的社会秩序按照男性的道德规范、生存模式对女性践踏的烙印。将女性“天使”化,是由于她们作为男性的奉献者或牺牲者而存在;把女性“女巫”化是源于对她们违逆其意志的憎恶与恐惧。
夏洛蒂·勃朗特在文本中也有意无意地寻求双重心理，经常并置“两个人物，一个代表能被社会接受或者说是传统人物，另一方面把自由，有罪的自我具体化（伯莎）。”21但她“„勇敢、真诚、紧紧扣住女人的感受‟(伍尔夫语)自身的经验来写,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把欣赏主体当作倾诉的对象和知己,在故事叙述过程中她把自我完全敞开,把自己在恋爱中的兴奋、嫉妒、焦虑、绝望,甚至身体接触罗切斯特时的生理兴奋等女性隐秘的情感体验,都向读者和盘托出。”她“以这种最朴实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女性的情感与自我。在这里„叙述行为本身便是与自我经验相联系的,可以说是自我体验的完成和总结,她的生命意义的获得,也有赖于叙述行为的完成,在这种意义上,不仅叙述者,甚至叙述行为也参与了作品意义的创造‟。22这样，夏洛蒂可以把并置的“两个人物”协调起来，凸显一个女性个人真正的情感，摆脱传统的两极。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妇女们对自己的理解往往脱不出“天使/恶魔”的框框。她们唯恐自己不是人人称颂的纯洁无暇的天使。只是天使的高度实在难以维持。于是她们不能不疑惑自己心中也有个作乱的恶魔。换句话说，所有的女人都患“精神分裂症。”她们既是白雪公主，也是“邪恶”王后，既想遵从父权社会提出的理想和标准，又试图忠实于自己的真实的感悟和经验。不过，无论白雪公主们当如何定论，说简·爱这样的人物具有深刻的两面性，却是无可辩驳的。
女性只有走出了父系文化镜子里映照出的非妖女即天使的神话去寻找经验世界的真我,方能获得女性形象的再生,促成女性主体性的回归,从而获得女性存在的关键。简·爱形象塑造的成功就在于它摆脱了以往“白雪公主”式的女性通过美丽温柔而获得幸福与爱情的范式,而是通过女性的自强不息与个人奋斗而获得了爱情与幸福。简·爱的自我主体性得到充分肯定，同时也牢牢地树立起了自己的个人地位，获取了个体生命崇高的价值。
这里女性要想在社会公开的话语领地占据“权威”的一席之地，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方式与社会权威之间进行妥协。就书信体小说——这种女性可以公开发表自己声音的小说形式而言，女性却最大限度的避免与男性话语冲突。如代尔·斯本德所说，“男性和女性，公开和私下这样的二元对立之所以得以为继，就因为社会允许女性写……给自己看（例如日记），也为了相互之间传看，其形式有书信，显示才华的小文章，道德论说文，还有在家庭范围内为其他女性而作的趣闻轶事，甚至还有女性为女性而创作的小说……女性写给女性的话语必然限于私人范围，不会对男性统治秩序造成麻烦；只有当女性写给男性读者看，矛盾才由此而生。”23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这样说道：“凡明智娴雅的女性都不会写小说，„然而‟，书信不在此例。”24这里的书信体小说形式就是妥协的一种方式。对话语的私人化意味着，就在女性为了伸冤报仇可能正需要用到社会公众舆论的时候，出现了私下的解决办法。与其说女性的声音遭到拒斥，不如说她们公开的声音遭到拒绝。由于受述者不同性别造成同一个人的作品可以读出不同的意义。
女性小说既是个人经济收入的来源又是社会话语权力的显现，但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女性几乎没有公开的话语权力的时代，所以她们公开发表的小说的叙述者的声音或者叙述过程就有意无
意地表现出对社会权威的妥协和皈依。
当然，《简·爱》没有采用书信体小说的模式，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其非常相似。小说中多处用“读者啊”这个称呼，这里叙述者在某些场合下也是主人公跳出了单单与书中人物进行交流的窠臼，也与读者进行交流。“读者”这个称呼“加强了把广大受述者视为亲密朋友的意识，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行为十分相似”，这样也把小说的读者假想为书信的接收人。25而书信体小说以商讨的方式缓和了个人意愿和群体制约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简·爱》也就在社会权威与个人意愿之间获得了平衡，夏洛蒂得以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勃朗特的小说用第一人称能够与读者建立亲密的关系：从友善的开篇——我很高兴，我从不喜欢长途散步——到结尾处秘而不宣的合谋“我把这些事情藏起来，暗自在心里深思着。（369）”这些事情读者知道，而其它人不知道。随着经历进行，小说中的“我”和假象读者的位置——唯一有效的位置——就更亲密了。纵观整部小说，重要的是这种私下里亲密的信任，这种坦白的方式：这种描写仿佛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次私下里的闲谈。”26这样，小说在对书信体小说形式摒弃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它的回归，在二
者之间找到了一个良好的黄金分割点。
如在芬丁庄园，简·爱回到罗切斯特身边，他告诉简·爱曾三次呼唤她的名字，又听到了超自然的回声，读者知道她所经历的事情，她却没有回应罗彻斯特说的话，只向读者坦白了她的经
历：
“读者啊，正是在星期一夜里——接近午夜的时刻——我也听到了这个神秘的召唤：这些正是我回答它的话。我倾听着罗切斯特先生的叙述，没有泄露出什么来回答他。我觉得这种巧合太令人敬畏，太难以解释了，我简直不敢叙述和讨论这件事。如果我告诉他什么，那这个故事一定会在听的人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心因为受苦而变得容易阴郁，他不需要更阴暗的超自
然的阴影。”（369）
当作家写出“读者”二字时，她就不是在说而是在写。简·爱没告诉罗切斯特她的生活，相反倒用写作的方式“告诉”了读者，勃朗特的文本需要当作文字来阅读，读者也要参与到阅读中来。她用一种交流的模式，一种比较亲密的方式告诉了读者她沉默的原因。也许，我们可以解释成勃朗特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写作和印刷形式的分析之后所作的决策。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名声，权力并不来自对个人的认同和爱情的魅力，而是要精通印刷和信息的流程。而坦白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剂良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总是一种向权威表示谦恭的行为，一种服从„讲故事‟的命令的行为，是相对无权的被相对有权的一方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简·爱把自己置放在无权的地位，听从读者的审判，读者无形中有提高地位的感受，同时获得阅读的愉悦。
小说的结尾“读者，我嫁给了他，”这句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读者纳入到小说中去。文本的叙述进程公然与读者进行交流，在读者、文本之间创造对话。这句话所包含的情感要靠读者充分融入其中才能体会。小说的结尾处，简·爱耗尽了激情，显得很平静。“他们结婚了，不同于我们看到的第一次那样的激烈的痛苦，而是更平静更高贵。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再也不能使她苦恼不安，她所走过的双重苦难历程都无所损伤，她既非荡妇也非修女，而是一位找到了解决古老问题的方式的妇女，这个问题强烈地困扰着包括维多利亚人在内的许多其它人。”27《简·爱》这部作品超越了书信体小说的模式，又多处用“读者”这个称呼体现出对书信体小说模式的回归；书信体小说的人物用“私人的”“私下里”的方式向受述者讲述个人的情感经历，而简·爱用公开的亲密关系向读者坦白自己的生活，二者紧密联系却又不尽相同。
第三章 对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
《简·爱》用略显张扬的第一人称叙述把自己推到前台，却用一个符号遮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它没有采用书信体小说形式，却用“读者”这个称呼拉近了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距离；它属于家庭女教师的故事类型，但与夏洛蒂·勃朗特之前的这类小说有所不同，却也不能完全脱离这
类小说中人物的特点。
19世纪初期英国形成了“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小说，其中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历程融合了爱情小说和精神追求型的自传这两种小说类型。《简·爱》以幸福的婚姻结尾，女主人最终爱情、财富双丰收；其中也有班杨的《天路历程》式的精神追求的影子。夏洛蒂·勃朗特不仅是《天路历程》的热情读者，并在《简·爱》中对它多处引用。简·爱从桑菲尔德出走，冒着冷雨，忍饥挨饿，在泥泞路上跋涉三天两夜，圣约翰在天职召唤下，历经海上颠簸，热切地到遥远而酷热的印度传教，死在那儿，都象征性地再现了《天路历程》里朝圣者的经历。
《简·爱》产生之前还有玛丽·布伦顿（Mary Brunton）的《禁戒》（Discipline），玛丽·玛莎·舍伍德（Mary Martha Sherwood）的《卡洛林·莫当》（Caroline Mordaunt）等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小说。这两部小说的叙述者都是女性，但叙述者都遵循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基督教教义，以此来建构自己权威性的地位。虽然都是第一人称叙述，但是仍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两部小说的叙述者都已经多年为人妻，叙述者与她们所讲述的人物保持着明显的时间上的距离，所以她们可以占据道德优势回过头来对年轻人行使教诲的权力，叙事也成了高尚道德的授权。而简·爱不同，她悬搁了某些基督教教义，凸现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海伦·彭斯告诫“要研读新约全书，”按基督的话去做，而她明确表示爱己所爱，憎己所憎。主人公曾经激愤地为自己辩护：“谁爱责怪我就责怪我吧。”（86）尽管她对事物的理解未必正确，但她为自己的道德观念做主。主人公与叙述者之间的价值观念无甚差别，叙述者并不指责人物的行为，叙述者的价值观念与人物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如在第12章有关女性需要自由的论述中，过去时和现在时混杂，难以区分哪些是她过去的观念哪些是她当时的价值观。“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那也未免太轻率了。”（86）28根据上下文来看，这段叙述应该是主人公的看法，而主人公在当时的所思所想由叙述者来阐述应该用过去时，而这里却用了现在时，就与叙述者的评论界限模糊，二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这位成年叙述者并没有像传统的女家庭教师小说那样进行循循善诱地劝告“对人要宽容，说话要有分寸”，“言辞要平和”
等等。
而且，这位失去父母的灰姑娘式主人公拒绝扮演那种默默不语的从属角色，这也是家庭女教师的既定的特点。如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e）的小说《埃格尼丝·格蕾》（Agnes Grey）的女主人公说：“我的本分只是洗耳恭听，无需动口”，“每当内心十分痛苦的时候，脸上总是保持着平静欢快的神色”，“我觉得还是小心一些，少说为佳”29。她这样做是非常复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饥饿的四十年代”（Hungry 1840S），农业萧条，中产阶级破产，……由于更多未婚的中产阶级妇女积极争取合适的家庭教师的职位，教书更辛苦了，激烈的竞争使薪水降低，刺激雇主对寻求这项工作的妇女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例如，1851年的统计数字列出了25000名家庭教师，但同时有75000名家仆，他们的工作条件和薪水更糟糕。30获得一分工作很不容易，激烈的竞争又使雇主对家庭教师横加指责，动辄得咎，这些也都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得很充分。为了工作为了生存，家庭教师们在遭到含沙射影的斥责或者当面指责的时候多数只好保持沉默。埃格尼斯也只能在“得咎”的时候沉默，因为“她（雇主）把想说的全说了，但不想听听我的回答。”（153）
而简·爱这个孩子懂得说话的重要性（Speak I Must），拒绝沉默就是拒绝死亡，她说，“我可不是海伦彭斯”。她明确拒绝了以上帝的名义说话的圣约翰，他代表的是基督教权威对社会规范的约定，告诉他要她爱他“这绝对做不到”。圣约翰曾批评她，“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些话狂暴，不像女人说的，说的也不是事实。这泄漏出不幸的心理状态；这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这会显得不可饶恕。”（339）但简·爱就是遵从自己的原则，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一、“我必须说话”——对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
有学者指出，“作为女主角，简·爱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摒弃维多利亚时代的真理，即儿童尤其是女孩，都天生的天真无邪，而天真就是美德，好处就是坚忍的谦卑。”31但这种说法不见得准确。毫无疑问，童年时代的简·爱在某些情况下是暴力的毫不驯服的，但从孩童时代起，她就积极地寻求被人承认和与人交流的机会，她的言辞也逐渐由愤怒转为平静，逐渐地被认可。对于她来说，学会与人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盖茨海德阶段的情绪化的发泄，到劳渥德阶段独白性的自我分析，再到桑菲尔德之后的进行式的对话状态，简·爱的心声恰好戏剧性地与小说的叙述进程一致。简·爱的话语从小说伊始的带有叛逆性的，反抗性的话语逐渐转向平静的坦白的方式，这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的过于情绪化的叙述大部分是无效的，她也体会到了应该把感情收敛一些，叙述才能被承认。她渐渐地学会了交流，交流中她得以确立自我的身份，同时也享受到交流带来的乐趣。而在交流中，她又常常是倾听的一方，保持沉默，这也符合传统的基督教思想，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体系保持一致。“上帝通常只对男人说话，”32这样女人只有沉默，她也没有更多的冒犯时代的权威和通行的社会话语权力，她的作品
可以很好地流传。
有学者指出，“小说中勃朗特对叙述话语的改编来说，孩童经验与成人叙述之间的沟壑是关键。回顾往事时，红屋子镜中的“视觉空洞”（visionary hollow）的象征意义，由栗树暗示的关键进展未透露的可能性，被困灵魂沮丧的过激的感情，都表示了劳治（Lodge）所说的“个人意识的自由发展”，小说中它与宗教视点结合起来。”33也就是说人物话语成熟的过程也是人物的成长过程。
在盖茨海德，里德一家对她的“权威”界定是“疯猫”，“耗子”等等。随着简·爱说出童年时代的宣言“我必须说话（Speak I Must）”，她决心自己讲述她的故事，为她的言行辩护。她的强烈的希望被承认被重视的欲望支持着她为公平而战。所谓对与错的对立，与其说是真理与谬误之争，不如说是权力和反抗之争。她说的千真万确，但她是“邪恶的”，因此甚至是凭直觉她也知道在某些场合只能抑制个人想要表达的意愿。在盖茨海德的社会体系中，主人公肯定自己行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里展示的自我个性的两个极端，既使女人曾无节制地发泄个人情感，然而女人（女孩、妻子、母亲）意识都会最终使她顺从。女性的主体就是这样分裂。当然这种沉默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面对权威的里德一家的界定而不得不做出的姿态。在红屋子里，她从镜子里看到一个近似“女妖”的形象，那么此时她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里德一家的权威的评判就相当于这面镜子，从中看到的只能是一个“古怪小家伙”和“一个真正的幽灵”。
在她学会进行能被人信任的叙述之前，她的叙述都是无效的。她从“红屋子事件”中醒来时，“觉察到有人在摆弄我，把我扶起来，搂着我，让我坐着，从前从来没有人这样爱护地抱过我或者扶过我，我把头靠在枕头上，或者是靠在谁的胳膊上，觉得很舒服。”（11）这样一位“陌生人”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宽慰和一种令人安心的信念，深信自己得到了保护，安全了。”（11）在得到温暖庇护时，她也希望为自己正名。尽管简·爱被剥夺了合法的叙述的地位，——“所有的人都说我邪恶；”“我不说话，里德夫人替我回答”——可能导致她不信任对话，但仍然充满希望。
简·爱抓住机会告诉药剂师劳埃德先生她被扔进红房子和生病的遭遇，“这是我把自己的悲痛一吐为快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机会，”（16）她希望这位非桑菲尔德的贵人能安慰她以减轻她的痛苦。而劳埃德先生认为她有“一位仁慈的舅妈，还有表兄表姐”。（16）白茜也坚持与里德一家一致的“官方意见”，即简·爱是“摔倒了”。简·爱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可是约翰里德把我打到，我舅妈把我关在红屋子里，”而她的盟友只说“你不觉得盖茨海德府是一所非常美丽的房子吗？”“你有这么好的房子住，还不很高兴吗？”而且劳埃德认为“这孩子该换换环境，换换空气，”进学校的原因是“神经不很好。”（16）然而简·爱的决心反抗以保护自己的神经是最健康不过的神经。简·爱所说的千真万确，然而她是“邪恶的”，因为权威的里德夫人这样界定她的品质。
红屋子事件使她加深了对自己处境的认识：没有人承认她的话语，她虽然住在豪宅里，精神上却无家可归。所以当她再次拿起“津津有味地看过一遍又一遍的《格列佛游记》的时候，”却觉得一切“显得怪诞而乏味了，”属于儿童读物的《格列佛游记》却让她感到“格列佛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地方一个最孤独的流浪者。”（13）而之前《英国禽鸟史》都能使她沉浸其中。在里德一家可以痛痛快快地欢度圣诞节和新年的时候，“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20）美国著名人类主义心理学家A.H.马斯洛早在50年代指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之外，人还有归属和爱的需要（社会交往需要），这一层次的需要虽不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倒是更贴近人的需要，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没有交往没有社会性何谈人呢？满足不了这一层次的需要，她只能是一
只“疯猫”。
简·爱在盖茨海德部分的话语都是情绪化的，被关进红屋子的叙述是不成熟的和无效的，因为她的声音完全被愤怒的激情所控制，她此时专注于发泄情绪而不是交流。简·爱经常把夸张等修辞性因素融入到叙述中去，好像所有的叙述都是用来发泄情绪的。当简·爱对里德夫人宣布她将向任何人揭发她的真面目时，她的言辞完全被愤怒所控制：“你以为我没有感情，所以我没有一点爱、没有一点仁慈也行；可是我不能这样过日子；你没有一点怜悯心；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你怎么推我——粗暴地推我——把我推进红屋子，把我锁在里边，虽然我当时那么痛苦，虽然我难过得要死，大声叫喊，„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里德舅妈！‟你要我受这个惩罚，只不过因为你的坏儿子无缘无故地打了我，把我打倒。不管谁问我，我都要把这个千真万确的故事告诉她。别人以为你是个好女人，可是你坏，你狠心。你才会骗人呢！”（26）这里她都是用经验自我的眼光在叙述。但叙述自我在用回顾性视角审视往事时，显得更理智，“我知道该原谅你，因为你并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12）。两厢对比，情绪截然不同，显然后者更理智更容易赢得同盟。在劳渥德，她首先注意到了海伦·彭斯，“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敢这样和陌生人攀谈”，（36）其实是书把她拉到了海伦·彭斯的身边。简·爱告诉海伦·彭斯她的故事的时候显得“激动”、“尖刻毒辣”，她滔滔不绝的叙述并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亲密的信任关系。海伦对简·爱仇视里德一家表现出“不想再跟我多谈，而情愿和自己的思想交谈。”简·爱在同学中的自我地位还是没有确立起来。简·爱曾一度贬低海伦·彭斯的坚忍的信条，她要用自己所谓的公平原则来进行评价：“别人对你好，你也对别人好。”（43）而海伦却可以“原谅犯罪者。”（44）
布洛克尔赫斯特作为高高在上的施与者，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向她的同学宣布“避免和她在一起，不许她参加你们的游戏，不许她和你们说话。”（50）而海伦·彭斯却可以安慰简·爱“布洛克尔赫斯特又不是上帝；他甚至不是一个受尊敬的大人物；这儿的人不喜欢他……”。她在盖茨海德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似乎有望被颠覆。谭波尔小姐以友善的家长式的态度鼓励她：“犯人受到了控告，他总是允许为自己辩护的。人家责备你撒谎；在我面前，尽量为自己辩护吧。”（54）简·爱再次得到了自我辩护的机会，并在“心底里决定，一定要说得非常有分寸，”“加入的怨恨和苦恼要比平时少得多，”(54)这样的叙述颇有效，而且似乎胜利了。她得以与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共处一室还有美味的食品作为奖赏。然而事请并非如此简单。谭波尔小姐在彻底为简·爱正名之前，她需要劳埃德先生的证实，而且，接下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于谭波尔与海伦之间，而不是她与谭波尔之间。尽管她得到了期待的公平和自己的清白，但是简·爱的整个晚上都用来观察“她（谭波尔）和海伦之间的交谈。” 与小说中盖茨海德部分的激情叙述相比，在劳渥德和早期桑菲尔德部分的叙述则强调的是对那种激情的抑制。她生活在谭波尔和海伦·彭斯的影子里，少了盖茨海德阶段的愤怒和激动，显得更平静。
在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彭斯的引导下，简·爱自己也意识到“抑制和简化了一下的”话“听起来更真实可靠。”（54）这也是简·爱性格发展的过程，她的言谈的成熟也是她个人的成长过程。施洛米斯·里蒙－凯南曾说过，“叙述者含蓄的叙述比公开外露的叙述更让人信赖，因为后者很容易激起读者的不同看法。”34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勃朗特很可能让她的叙述者减少公开演说，以此来使叙述者更可信，从而树立叙述者的权威。波恩海莫认为这“标志着简·爱的叙述风格社会化了；她意识到对条理，措辞和语调要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的力量。”35在
谭波尔身上,简·爱找到了有人关心有人爱的“家”的感觉。谭波尔小姐是简·爱的保护神,是公正和仁爱的化身。在她的引导下,简·爱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完善了自身的道德情操,并在谭波尔身
上同时感受到了母爱和友情。
我们如果把人生过程中一些意义和作用作为一个价值系统,那么我们看到,简·爱在劳渥德的价值主要在奠基了构架追求和知识广博、思想之深刻、心灵之自由的理想阶梯,并纳入了她在盖茨海德的童年情结,一起步入未来。但也不能否认,在劳渥德后来的日子里,简·爱虽然为稳定系统中的一分子,却同时失去了自我个性。作者对于简·爱后来八年生活的叙述的省略,充分表现出了简·爱的某种“非存在”性质。她似乎只是在谭波尔小姐的影子里生活。这种情况一直到谭波尔小姐的离去才告结束:“我的心已经把它从谭波尔小姐那儿借来的东西抛开,或者不如说,她已经把我在她身边所感受到的气氛带走了———如今,我又恢复了我的本性,开始感到从前的情绪又在活跃起来。”（65）她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她需要行动。
从盖茨海德到离开劳渥德阶段，简·爱的过于情绪化的感觉变得逐渐清晰。过分激动的叙述无法被认可，渐渐地，她学会了交流。在劳渥德结尾的阶段，简·爱作为成人，感到应该采取行动，她就听任一个外界声音的指导。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在谭波尔小姐出嫁后，简·爱决定必须离开劳渥德，她“把窗子打开，朝外面眺望”（65），向外面的世界征求意见和灵感，学会与他人
进行交流。
简·爱的内心想法得到了外面的世界的声音的鼓舞，她寻求一次新的解放，她希望“至少赐给我新的工作吧！”（67）一个声音告诉她“你得把广告和广告费放在信封里，信封上写明《先驱报》编辑部收；你得一有机会就把信送到洛顿邮局去。回信要写给洛顿邮局J.E。信发出去以后的一个星期左右，你可以去问问是否有回信来，然后再看情况办事。”（67）简·爱可能是从谭波尔小姐那里学会了这种新的交流式的话语。这次交流表明她也懂得不仅要相信自我辩白的力量，也
要征求他人的意见。
她用上述的方式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桑菲尔德府的家庭教师。在桑菲尔德，愉快的交流是她评价朋友的标准。她想知道罗切斯特先生的“性格怎么样”，然而菲而费克斯太太“似乎完全不会概括人的性格，也不会观察或描述人或事物的特点。”（82）这使她大部分时间只能自己在城堡内徘徊。而白茜会讲故事，会说话，可以与她进行愉快的谈话，无疑是成为她可信任的人的重要原
因。
简·爱与罗切斯特最初的关系就是从愉快的交流开始的。二人的邂逅非常有意味。罗切斯特的马摔伤了，他也受了伤，简·爱非常想帮他的忙，当时二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可是罗切斯特拒绝简·爱的好意，而且看都不看她一眼，而简·爱的执着、热心不免让他心动：“天这么晚了，先生，不看到你能够骑上马，我是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荒凉的小路上的。”（90）这句话触动了罗切斯特，这才引起他对简·爱的注意，也有了谈话的兴趣。
罗切斯特回到桑菲尔德后的第一天，她在“孤独”和“不受欢迎的忧思”中度过。而二人的谈话则改变了这一点。二人首次正式见面的谈话相当愉快，对话也只有他们二人才懂，外人难以体察到他们的精彩，管家太太“似乎在纳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谈话。”（97）对于罗切斯特来说，此时的简·爱是一个智力相当的谈话对手，这在他以前的生活中是缺乏的。而精神上的对话则需
要进一步了解，这一点也相当难求。
罗切斯特问简·爱，“你认为我漂亮吗？”简·爱脱口而出，“不，先生”，这句话对罗切斯特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你这个人有点特别”是他的第一反应。简·爱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不礼貌，立刻向罗切斯特道歉并且解释一番：“先生，我说得太坦率了，请你原谅。我应该回答说关于外貌问题要作一个即兴的回答是不容易的；个人的审美力不同；美并不重要，或者诸如此类的话。”（105）罗切斯特从前的女人，如法国美女赛莉娜当面吹捧他，赞美他，背后却说他是丑八怪，这是他心中的一道伤痕。而今天他面前的一个家庭女教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过是一个高级仆人，一个相貌平平的贫民女子竟然说他不漂亮。这样就与他从前的女人拉开了距离，也抬高了简·爱在罗切斯特心目中的地位。简·爱身上的直率和真诚是他从前的女人所不具备的，也是罗切斯特长期以来寻而不可得的。而道歉又使罗切斯特体会到这个女子的教养和善解人意。这使他把她看作精神上可以平等交流的人。他后来向简·爱诉说自己在巴黎的私生活也证明他在心理对简·爱的重视。她的坦率真诚与才学胆识是她与社会抗争的资本，理智和道德力量是她赢得尊重的“水晶鞋”。
当罗切斯特想要进行交流时，“不要把椅子拉得再远了，爱小姐，就坐在我放的地方——这是说，如果你高兴的话。”在罗切斯特看来，“引你说话，更多地了解了解你，这将会使我高兴。”
（104）
简·爱向罗切斯特讲述撕毁面纱事件时，勃朗特深思熟虑地展现了简·爱卓越的讲故事的能力。此时第一人称叙述中经验自我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是根据简·爱经历事情的经过来体验事件的全过程：先是烛光和声响惊醒了主人公，接着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出现在眼前，这个可怖的女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跟随她同样感受。简·爱不仅仅能够分析事件，也能把故事同时传达给了“读者”，立刻消除了叙述话语和小说之间的距离。这样小说与叙述就完全汇合了。热奈特揭示了这种叙述中处心积虑的融合，他称之为“叙述转喻”（narrative metalepsis），尤其制造出一种“双重现在性”（double-temporality）的效果，好像叙述文与故事是同步的。当简·爱成长为叙述者，她的双重角色——主人公和叙述者——自然合而为一，用叙述自我的眼光进行叙述。她的经验自我逐渐成长为叙述自我，学会与人建立可信的交流，并充分享受交流的愉悦。而交流正是确立自我身份的关键。“自我身份的确立并不意味着能够独自完成，而在于通过与他人对话进行商榷。……我自己的身份关键在于与他人进行对话。”36
离开桑费尔德之前，简·爱与自己内心的“声音”进行争论，基于“世界上没人在乎你”的理由，她屈服了内心的建议。当她最后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不是她内心的想法，而是罗切斯特的声音，跨越千山万水对她说的话，她立刻回应。简·爱最后成为叙述者的角色就是在她学会把她的心声与“他者”们进行交流，这是一个有效叙述非常关键的技巧。
离开桑费尔德后，简·爱与圣约翰之间的交流中，她本能地把她的所思所想说出来。罗切斯特希望他们能共同生活而没有婚姻，圣约翰企图要与她结婚却没有爱。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都表
达出来，她的辨才与气度都蕴藏于对话之中了。
“到别处去找吧，不要找我，圣约翰；去找一个对你合适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找一个适合于我的目的——适合于我的职业的吧。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并非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带着人的自私感的普通的人，而是作为传教士，才希望结婚的。”
“那我就把我的精力给传教士——他需要的只是这个——而不把我自己给他；那不过是在果核外面加上果皮果壳罢了。他要它们没有用处；我就留着吧。”
“你留不住——也不应该留。你以为上帝会对半个祭品感到满意吗？他会接受一个残缺不全的牺牲吗？我拥护的是上帝的事业；我是站在他的旗帜下召你入伍的。我不能代表上帝接受一种
分割的忠诚；它必须是完整的。”
“哦！我愿意把我的心给上帝”，我说，“你不需要它。”（333－334）
圣约翰以上帝的使者自居,口口声声说去印度传教是他的天职。他还以上帝的旨意为借口强迫简·爱嫁他为妻。他以表面的大公无私掩盖了对简·爱鲜活的感情的不管不顾。他并不是因为爱简·爱而想娶她为妻,而只是认为她适合做一个传教士的妻子，是一个传教士的工具。传教士的妻子有婚姻没有爱，桑菲尔德的男主人可以给她爱却没有婚姻。“但在圣约翰的身上简·爱感受到了比罗切斯特更大的威胁。圣约翰会把简·爱全部转换成对他事业的帮助，而对罗切斯特而言，他不会使她成为他自己需要的。”与圣约翰的婚姻“会杀了她。”37
他的要求似乎存在于堂皇的情理之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在男人的话语体系里似乎无足轻重。而经过了多年学习和思考的简·爱，有了可以支配自己命运的知识和权力，她拒绝了这桩无爱的婚姻。她虽然没有美貌与财富,她却拥有着维多利亚时代那些美女们所不可比拟的独立的完美心灵。她没有圣约翰那些外在的冠冕堂皇的条件,她却拥有着比圣约翰丰富得多的情感世界。
简·爱话语的力度就蕴藏在对圣约翰的回应之中，读者此时此地也最充分最直接地体会到了简·爱应对时的力度和态度的坚决。圣约翰与先前的人物相比，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形象，有着卓越的说服他人的智慧。而简·爱经过了人生关键的几个转变之后，已经学会进行有效的叙述，使
自己的叙述被承认。
用对话来交流思想，最后界定了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理想关系。正如小说的结尾处所强调的，“我相信，我们是整天谈着话。互相交谈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活跃的，一种可以听见的思考罢了。”（372）愉快的交谈是她理想生活的标准。
通过交流她实现了自我地位的确立，在盖茨海德和劳渥德她没有交流的能力与机会，无法为自己正名。伯莎作为夹杂在“角色”中的疯女人38，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无法获得与人交流的机会，从而也无法为自己辩护。而简·爱通过交流使自己的言辞获得承认，得以确立自己的地位。然而，与罗切斯特的交流似乎不如她与黛安娜姐妹的谈话更愉快。这可能与她的生活范围有关。尽管她结婚了，但她的作品都是在闺中的岁月完成的。詹姆斯·泰勒抱怨《谢莉》的男主人公们“缺乏清晰明确的形象，给人印象不深”，她在给他的信中说：“也许你是对的。在刻画男性人物方面，我面临着不利的条件：直观和理论不总是足以代替观察和经验。我在描写妇女时，对我所涉及的领域颇有把握，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不大有把握。” 39
纵观全文，叙述的第一阶段，对里德一家和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都用粗线条加以描述，保持着一个孩童的视点。第二阶段中对菲尔费克斯太太的描述也不太完全，但由于简·爱对她的行为趋向进行及时的叙述分析，叙述也变得稍稍复杂些。她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关系因为她诚实地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叙述也比较复杂。而与圣约翰的对话正是棋逢对手。她的话语逐渐成熟，自我身份和地位也逐渐树立起来，同时作品也在个人的意愿和社会语境获得平衡。
二、“我兴致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回归女家庭教师的本分
《简·爱》的女性叙述者在讲故事的行为、故事本身或通过故事塑造的形象都违背了传统的女性形象的标准，那么她就有被读者抵制的危险，无法赢得受述者的赞同和支持，继而失去将来可能的读者，因而难以在既定的社会关系权力规范中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威。那么，《简·爱》的叙述又是如何体现出对既定的身份的皈依呢？
童年时代的简·爱确实很激愤，但她也知道自己在某些场合下只能保持沉默。不仅仅她在童年时代知道沉默，成年时期的简·爱在学会了与人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之后依然有沉默的倾向。沉默在小说的叙述中颇有意味，正如保罗在写给他的信徒迪莫西（Timoth）的信中所说：“妇女必须学会沉默，必须完全服从，我不允许她行如导师，不允许她在任何方面对男人施展权力；她必须缄默无声。……由此可见，基督教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妇女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和缄默的。”40她的沉默与她的对话交流并不矛盾，沉默是她与社会妥协的一个策略，对话同样也是，只不过对话是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的对话，是在不动摇社会既定
规范的前提下的交流。
小说伊始，“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里德，这时候都在休憩室里，正簇拥在他们的母亲周围，她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心爱的儿女都在身旁（这忽儿既不争吵，又不哭闹），看上去很是快活。”（P1）孩子们围绕这里德夫人，这一家人团团围坐的情景不禁引起外人加入其中的欲望。然而，“找个地方坐下来”，里德夫人说，“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就别多嘴。（P2）”
简·爱没有权力与里德一家享受聚会的快乐，因为她的话不讨人喜欢，不会说令人认可的话，但事实上，简·爱似乎从她沉默的孤独中找到了难以言传的乐趣：
休憩室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早餐室。我溜进了那间屋子。那儿有一个书架。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一本书，我特意挑一本图画很多的。我爬上窗口，缩起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把波纹红呢窗帘完全拉拢，我就加倍隐藏起来，仿佛坐在神龛里似的。（P2）
简·爱在读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她自己最大的满足。简·爱逐渐认识到快乐就在身边，就在膝盖上的《英国禽鸟史》。勃朗特通过简·爱似乎想要表明，女性获得快乐来自于抑制或者拒绝说
话和运用沉默的力量。
当简·爱阅读的时候，勃朗特在读书与阅历之间作了对比，这里书是一种声音的模本，从而
也代替了说话和讲故事的乐趣：
“每一张画都画出一个故事。在我这样一个理解力还不发达、感情还不健全的孩子看来，这些故事往往是很神秘的，但也总是饶有趣味的，就跟白茜有时讲的故事一样。在冬天晚上，碰上她心绪好的时候，她把熨衣桌搬到婴儿室的火炉边上来，让我们坐在周围。她熨里德太太的挑花褶边，把睡帽的边熨出褶，一边熨一边讲一些爱情和冒险的片断，来满足我们这些全神贯注、急于听故事的孩子。她这些片断都来自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3）” 简·爱在书——一本“讲”故事的书中“饶有趣味”的图画和故事中忘记了她的悲伤。她从这些图画中吸取的快乐看起来似乎来自说话的记忆：它们像白茜有时讲的某些故事一样有趣。
当简·爱把阅读的文本与白茜从“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中提取出来的叙述联系起来的时候，她的阅读证明了文本与原始声音的关联。现代出版物源于神话和抒情歌谣，似乎只是远古叙述的抄本。她读书时所能体验到的都依赖于对童年时期女佣讲的故事的回忆，她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召唤结构刚好得到呼应。而这些故事又来源于“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暗示现代文学可以回溯到更古老的抒情文学。“我膝盖上放着比维克的书，那忽儿真是快活；至少有我的快活之处。我什么也不怕，就怕别人来打扰。”她从读书中找到了快乐，而这些书也许建立在其他文本的基础上。叙述声音没有出现，只有沉默的读者对沉默的读者，绕过了叙述者。
简·爱初次见到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他称里德夫人为简·爱的恩人，简·爱此时“心里在说，„他们都把里德太太叫做我的恩人；要真是恩人的话，那恩人就是个讨厌的东西。‟（P23）”里德夫人向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介绍简·爱，说她“爱骗人”，简·爱也只能“一边思忖，一边竭力忍住
一阵啜泣，赶紧把眼泪擦掉。（P24）”
离开盖茨海德之前，简·爱的行为和言辞都是颇为激烈的，愤怒的，也多为女性主义者引用，作为她“叛逆”的一个证据，以此把她看作一个不安分的小孩。可是她把胸中不平的怒火喷向里德夫人之后，她虽然得到胜利的快感，然而又似乎有些后悔，进行反省。“我默默地反省了一个钟头（P27），”“我倒愿意去求里德太太原谅（P27）。”这里她在强调她想作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只是旁人不给她机会。她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她的本意，只是“没头没脑的话”是“激动得无法控制的话”。（P26）就简·爱的本意来说，她还是想作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小女孩，她曾经“多么小心地服从她，”“多么竭力讨好她。（P24）”童年时代的简·爱确实有暴烈的性格，但这更多的是一个被构造的“他者”形象，她渴望被承认而不可得。她拥有这种可怕的力量，却又害怕拥有。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简·爱本来也是一个文静、希望讨人喜欢的女孩，可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在沉默中度过没人关爱的童年。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环境使然。
不仅仅童年时代的简·爱是一个有沉默、内倾性格的形象，成年之后，在学会了富有成效的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她依然常常是倾听的一方，沉默的一方。“我固然谈得比较少，可是我兴致勃勃地听他（罗切斯特）谈。他的天性就是爱谈话；他喜欢向一个没有建过世面的心灵透露一点世界上的情景和风气（我不是指它的腐败情景和邪恶风气，而是指由于表现的范围广、由于具有新奇的特点才变得有趣的那一些）。”正如米歇尔所说，“男人需要女人保持沉默，目的是使她们
成为男性的听众。”41
不仅仅与男性——罗切斯特的交谈中是这样，与她的表姐妹——黛安娜姐妹的谈话也是这样。“戴安娜的神情和和说话都带有一种权威性；显然，她是有意志的。我天性喜欢屈服于她那样的权威；而且喜欢在我的良心和自尊心的允许的情况下，服从积极的意志。（282）”“晚上，一开始我能谈一会儿话，可是第一阵活跃而畅快的谈话过去以后，我就愿意做在戴安娜脚边的凳子上，把头靠在她的膝头上，轮流地听着她和玛丽说话，而她们却透彻地探讨着我刚刚接触到的题目。（287）”避免叙述者的声音公开出场是获得更多读者的更有效的方法。
“克里斯蒂娃指出，基督教文化里上帝、话语与书写构成了新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而妇女只是被书写的符号或象征。她们既被视为„莉莉芙‟（lilith）或巴比伦之妓女，又被升华为圣女或圣母，但都远离女性的真实存在。在父权制象征秩序里，妇女不仅被摒弃于知识与权力之外，而且被拒斥于言词（word）„这一唯一真实的法则之外。‟42言说正是话语权威的象征。如果说简·爱的话语还在言词“这唯一真实的法则”允许的范围内的话，那么伯莎（Bertha）则是一
个完全被排除在法则之外的女人。
罗切斯特戴着宗主国的有色眼镜把伯莎这个“疯女人”的形象涂上了帝国主义的殖民色彩，是处于文化中心的白种人对边缘的其它种族和文化的一种“异化”的表现。然而边缘人伯莎却逐渐向中心靠拢，试图争取平等的地位，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但她确实通过自己的存在消解了权威的罗切斯特的受人尊敬的绅士的形象。他与伯莎结合不能排除经济因素，他不能获得遗产继承权，顺从了其父的安排，娶了一个可以有三万英镑嫁妆的“东方”的女人；而在其父兄去世后他又获得了他们的财产，他富有得可以不在乎伯莎的嫁妆了，可以过放荡的生活了，便把她安置（keep）在暗无天日的阁楼里。在简·爱初次参观桑菲尔德时，她意外地听见了“奇怪的笑声：清楚、呆板，而且悲伤。”（84）然而一个被囚禁多年的真正的女主人却连大笑的权力都没有，还被呵斥“太闹了”。桑菲尔德的男主人有权使这里的女人保持沉默，他也可以用自己权威的话语构造出一个疯女人，而此时此地这个女人却无法说话，无处申辩。我们无法想象，与她的看管人格莱斯（Grace Poole）在阁楼上共度的十年或二十年时光对伯莎的精神健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不知她的感受，她的思想，她的状况。她低吼出的毫无意义的词句，毫无可辨别的人类的气息，只有动物的喧闹和暴力行为。在小说的世界中，我们没有更多的关于伯莎的信息；作为怪异的一类，她只存在于与知情人的关系中：罗切斯特无法掩盖的过去和简·爱的无意识的现在。43相比之下，简·爱的声音有所节制，不同于伯莎咄咄逼人的狂放不羁，伯莎拒绝采用传统的象征女人声音的话语。简·爱的坦率无忌的声音显得对社会秩序无甚威胁，才不出格，显得正常。
如果说简·爱有沉默的倾向，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部成功的小说《维莱特》中的女主人公露茜甚至完全拒绝叙述。“说得够多了”44,小说中露茜的最后一句话，表示了一种绝对沉默的叙述方式。威廉姆斯也注意到这一点，“我不止一次注意到——也许你们也都注意到了——在公众场合大声的阅读《维莱特》是多么困难。”45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捉摸不定，主人公也在很多场合下保持沉默。《维莱特》的语言不是说话，这部小说代表社会印刷业的权力。从交流、讲故事的兴奋中走出来确实存在痛苦和遗憾，因为小说写作和说话之间的联系确实是诱人的。但是放弃这种隐喻式的联系却获得职业成功的满足：“从那天起，我不再做保姆兼家庭女教师了，我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夫人给我加了薪水。”（112）露茜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沉默：在小说的读者认识到约翰博士就是她童年时熟悉的格雷厄姆·布列顿时，她早已经认出了。她解释她没有与格雷厄姆相认的原因表明露茜对于写作原则的认同，而写作是抑制说话和自我表现的。这与简·爱在冬日的午后独自沉迷于《英国禽鸟史》有异曲同工之妙。露茜也喜欢独处，享受安宁带来的快乐。
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与夏洛蒂·勃朗特的性格倾向非常接近。萨克雷的女儿用一个客人的话形容萨克雷在伦敦为勃朗特开的一个派对的情形，“那是他一生中所度过的最无趣的一个晚上”，“一个令人沮丧，沉默的夜晚。人人都期待的愉快的交流根本没有开始过。勃朗特小姐蜷缩在书房的沙发里，不时的与我们善良的家庭教师低语……最后，我的爸爸也难以改变这种局面，他悄悄地离开房间，离开了家，到他的俱乐部去了。”46勃朗特的沉默挫伤了一位男性权威对话语的期待。她似乎更倾向于用书写来表明自我身份的存在，而沉默又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对妇女的要求相一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某些场合下的沉默也是获得读者的原谅和肯定的一个策略。当然，作者本人并不等同于叙述者，但无论怎样作者的言行对于理解作品来说还是颇有用处的。历史语境中的真实作者在西方学界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真实作者与文学作品的联系是难以割断的，作者在“死亡”多年以后又“复活”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四章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
作者身上及作品中的矛盾是作品受到人们持续关注的主要原因，而作品的矛盾植根于历史语境中，所以我们不妨穿越时光返回维多利亚时代考察作者的生活条件。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她对于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欲望；但维多利亚时代，又存在某些局限，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这样，也使得作品在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
衡。
简·爱有句名言说“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的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却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那他们也未免太心地狭窄了。（86）”还有简·爱的那句著名的妇女独立的宣言：“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205）凡此种种的言论都被女性主义者以及评论家们多次评析过，以此作为作品叛逆性的重要根据。正因为女主人公的这些言论以及作品在叙述方式上的超越与反叛，这部作品在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上地位显赫，这里不再赘述。毫无疑问，《简·爱》作为经典作品的地位已然牢牢地树立起来了，任何一位写这个历史时期的英国文学的文学史家都无法绕过的作品。因为这部小说在女性文学研究中的特殊
地位，它也不断地被文学批评家阐释出新意。
作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喜爱。《简·爱》出版之后，1847年10月16日出版的头版共印刷2500册，三个月之内便销售一空，1847年12月就出了第二版……47这些读者未必都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那么无疑作品中融合了通俗小说的因素，使它既获得批评家的赞同，也赢得了众多读者。这样她既能表达个人的思考与欲望，也能与出版商之间协调，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公开发表作品也是缓解勃朗特一家贫困生活的解决之道。众所周知，勃朗特三姐妹都试着拿出她们自己的小说，这也是她们在寻找生活道路而不可得之后的不得已也是必然的选择。
首先，写作对于勃朗特姐妹来说，是解决生存之道的不二法门。众所周知，勃朗特家庭并不富裕，父亲在英国约克郡的桑顿任教职。他的酬劳只能应付一家人贫寒的生活。勃朗特有着强烈的改变个人生活状况的动机，“她不止一次谈到没有财产的未婚女子的状况：她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事情可干，社会地位地下，毫无目的地活着。穷困、厌倦、孤独，都是她常常谈到的坏事。”48这正是她自己生活的真实状况。现实生活不容许她坐以待毙，她必须寻找自己的生活出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受到一定的教育后，于1835年到罗海德（她受教育的学校）当教师。她希望借此改善家中的状况，此外，由于弟弟勃兰威尔即将开始一个艺术家的前程，有必要补充家中的经济来源。然而，这项工作的限制太多，她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堪这项重负，不得不于1838年回到家中。但是家中的经济状况是不太容易让她安处贫困的。她还当过两次家庭教师，她这两次当家庭教师的时间都不过几个月，因为她忍受不了。《简·爱》中，美丽的英格拉姆小姐滔滔不绝地对简·爱这个家庭教师倾吐的放肆的话可见家庭教师地位之一斑。家庭教师循规蹈矩的工作对于充满想象力的勃朗特姐妹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来说，除了可以自谋出路，最好的出路莫过于体面地嫁人，那是体面生活的保障。而中产阶级未婚女子总是成为婚姻市场昂贵的滞销品，考虑金钱和门第，她们不会嫁给下层男子，而同阶层未婚男子面临着经济压力，除长子外，得自谋生路，经过漫长个人奋斗获得稳定经济来源后，才娶妻生子，而这时往往年过而立。此外，他们还常在有姿色的女仆或女工中寻找妻子。49这导致两个后果：首先，一些中产阶级妇女的婚姻被耽搁，出现数量惊人的老处女，到80年代这一状况仍触目惊心。“老处女”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形象。“大量妇女从未结过婚，”汤普生说，“例如，在1881年，英格兰45到54岁的妇女，有12%从未结婚，在苏格兰，是19%。”50该数字没说明在中产阶级妇女中这种现象更突出，但因为下层妇女有更多机会接触男性，如在工厂里，在婚姻态度上也更灵活。其次，更多中产阶级妇女虽然结了婚，但一般晚婚。“1825年后，不识字的人比识字的人结婚更早，尤其是不识字的妇女。”不管怎样，50年代前，中产阶级家庭一般子女成堆（如奥斯丁家7个孩子，勃朗特家6个）。在这些家庭里谈得最多的是如何猎获富有的单身青年。女评论家阿姆斯壮则以不带浪漫成分的政治眼光，发现“奥斯丁所有小说的第一行都提到了钱”，并且，“她以一个深谙两性关系的作家自居，致力于揭示性契约的真相。”51阿姆斯壮有意在“性契约”与“社会契约”之间建立一种同构，揭示其交换关系。这成了每个待字闺中的女子最热烈的幻想和最伟大的事业。可这并不容易。例如，奥斯丁就终身未嫁，夏落蒂·勃朗特也迟至38岁才结婚。
这样，如果不能体面地嫁人，又没有可靠的经济保障，而自谋出路（家庭教师）又很难实现的情况下，写作可以说是一条通向自立之路的康庄大道。在妇女的这个“史诗时代”，大部分文学妇女的婚姻要么被耽搁，要么被延后，面临漫长无趣的闺房岁月，如果不想沉溺于庸俗消遣，阅
读和写作就成了惟一高雅的消遣。
其次，勃朗特姐妹文学才华出众。她们的父亲是才智卓越，文学修养深厚的人，尽管他热爱自己的家庭，但性格孤僻，落落寡合，孩子们经常是弄到什么读什么，包括各种报刊，他们的智力发展得很早。从1825年直到后来的5年多时间里，勃朗特一家的孩子们进行了一场持久的运用想象力的游戏。他们创造了想象中的安格里亚王国，共同精心设计了王国的战争、政治、贵族社会以及他们的世仇和爱情。这些作为文学作品是不值一提的，但它却成了勃朗特家才女们练笔的园地，为她们三姐妹成为职业作家铺平了道路。
第三，写作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18世纪末发生了一种变化，”伍尔夫回顾英国妇女写作史时说，“若让我重写历史，我将把它描述得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详尽，更有意义。这个变化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52但她把她们的写作动机阐释为谋生，并说：“用你的智力一年可挣500英镑。”53她的看法基于当时文学妇女的状况：长子继承权剥夺了其经济来源，而若婚姻又不幸被延迟或耽搁，无法通过它获得生活保障，女仆和女工又被中产阶级妇女认为是“不体面”的下层妇女职业，而写作是惟一既可足不出户、又能获得收入的体面职业。
夏洛蒂·勃朗特把她一气呵成的《简·爱》寄给出版商时，“史密斯先生就已经决定出版这本书了。不过他的出版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他们给柯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的稿酬是一百英镑，而附加条件是他今后写的小说的稿酬必须首先提供给史密斯·埃尔德出版社，如果被接受，每一本书的稿酬也是一百英镑，如果再版或把版权卖给外国公司，实际收入可达五百英镑。那本书国内出版的稿酬已达八百英镑。”54在1796年，一本平装小说的零售价大约是3先令，到《简·爱》发表的1847年，才稳定在10先令上下，不管怎样，这都相当于一个工人一星期的收入。照此计算他们一年的收入不过26英镑左右。写作的经济利益优势显而易见。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勃朗特姐妹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获得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从这一点出发，迎合众多读者的阅读趣味也是情理之中的。1847年仲夏，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格雷尼斯·格雷》由T·C·纽比出版公司出版，但夏洛蒂的第一本小说《教师》“被出版商退稿六次，……被认为过于平淡无奇而无法单独发行，但它所表明的文学前景打动了史密斯公司，埃尔德鼓励她说，若以匿名作家的身份再提交一部小说，或许可以得到关注。”55 “过于平淡无奇”的评语无疑是《教师》的事实，我们现在无从估量第一本小说没能出版对夏洛蒂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她的第二本也是最成功的小说《简·爱》中看出与第一本小说的不同。对比两部小说不难看出《简·爱》大受欢迎的原因。
《简·爱》中充满了流行元素：哥特式小说的痕迹，浪漫的爱情故事，精神追求型的自传小说以及大团圆的结局等，这些都是吸引大众读者的手段。
毫无疑问，作品中充斥着哥特式小说的因素，这使得故事情节紧张，充满了凶兆、阴谋、暗杀、通奸、重婚、乱伦、疯子、；《简·爱》具有“刺激”小说的一切成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阁楼里的疯女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图谋杀人的暴力、未果的重婚阴谋……整个作品弥漫着恐怖、神秘、暴力和性意识，这些都是很多通俗小说的卖点。
哥特小说的背景多为年代久远、部分坍毁的古堡，既体现居住者高贵身份，又表明他们所代表的一切都已接近末路。小说中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多具象征意义，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想象虚幻色彩。在《简·爱》中我们随时都会发现哥特式小说的身影。尤其是桑菲尔德庄园中的情节更不禁让人联想到哥特式小说。当简·爱第一次随菲尔费克斯太太参观时，就听到了“奇怪的笑声”，“笑声以它低沉的、音节清晰的调子重复着，最后以古怪的嘟囔结束。”（84）怪异的笑声预示着祥和的桑府后面隐藏着极不寻常的故事。就在简·爱向罗切斯特大胆地表白自己的真实感情时，暴风雨突如其来，电光猛烈地闪个不停，“果园尽头的那棵大七叶树在夜里让雷打了，劈去一半。”（209）这给即将实现的爱情梦想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在简·爱在准备结婚的前夜发生的一系列不祥之事更是充满哥特式的神秘和恐怖的气息，冲击着这本该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简·爱似乎在半梦半醒之间发现了“一个女人，又高又大；又多又黑的头发长长地顺着她的背披下来。我不知道她穿什么衣服；又白又直；可是究竟是长袍，是被单，还是裹尸布，我却说不上。（232）”看到了那张“没有血色的脸——野蛮的脸”，简·爱 “想起了丑恶的德国的鬼——吸血鬼。”（232）早晨起来，她虽然宁愿相信那是一个恶梦，宁愿相信罗切斯特的解释而不相信自己的推理和怀疑，然而，婚纱——幸福的隐喻被盗,幸福消失了。
文本中恐怖气氛的营造使得小说充满神秘气息，也引起了一定要弄清楚的欲望，欲罢不能。毫无疑问,夏洛特·勃朗特摈弃了哥特体小说的直白裸露的罪恶；激情与残忍的凶杀，而是巧妙地在文本中延用哥特体精神———焦虑与压抑，运用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阴森的红房子，暴雨，闪电，夜半尖叫，冷月，莫名其妙的失火以及各种恶梦等等，这些都是吸引读者的上策。
然而，勃朗特的哥特体与典型的哥特式小说决不是两片相同的叶子。她在小说中注入了感性，主要的感情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自由放任的、甚至肆意放纵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哥特体小说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她把反哥特式的东西带进了小说来调节阴森恐怖的气氛。如当罗切斯特太太第一次放火烧罗切斯特的恐怖事件发生后，她用几十页的篇幅来描写英格拉姆家和埃希敦两家人访问桑菲尔德府，大量喜剧手法的运用冲淡哥特体裁的紧张氛围。当罗切斯特太太野性发作，袭击了梅森时，宾客们的惊恐掺杂了喜剧色彩。大惊小怪、乱作一团的太太小姐们奔向他，抓住他的胳膊，罗切斯特命令“别把我拖倒，也别掐死我，”（167）同时“两位穿着宽大白色晨衣的富孀正在象两条满帆的船似地冲向他。”（167）一张一弛的节奏带来了阅读时紧张但不过分恐怖的享受。
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财富、爱情双丰收。叔父的财产对于简·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笔钱，她才不是罗切斯特心中一个贫穷的家庭女教师，她才能与罗切斯特平起平坐，成为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罗切斯特太太，一个威严的女主人。
不论是出于谋生的需要还是因为个人的文学才华，写作都是勃朗特人生的必由之路。而受到出版市场条件的限制，她的小说又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了市场的需要，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群。
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作品中确实体现出阴柔的女性气质。难怪即使是在女性主义阵营内部，也有很多批评家认为作品趋向于否定作品的女性主义观念。南西·阿姆斯壮、佳·查·斯皮瓦克提出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的政治和理论的新的方面。阿姆斯壮认为勃朗特的爱情小说“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受欲望支配的人物形象”,在阿姆斯壮看来,像《简·爱》那样植根于资本主义哲学背景的女性主义是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的。斯皮瓦克的观点与阿姆斯壮的不谋而合。她声称《简·爱》的女主人公所追求的“伴侣意义上的爱”以及约翰·里维斯为“社会使命”殉道都不折不扣地体现出对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体系的维护。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写作是一种荣耀而大胆的行为；作家是一个„艺术家‟，你会认为他比一般人更有权力玩世不恭。……不过别弄错：别让任何女人以为，她们可以不先屈服于女性角色的外在价值，就可以利用这种约定。女人毕竟是为男人生孩子的；她们想写多少就写多少，让她们去粉饰自己，但最重要的是，别让她们越走越远；别让她们所得到的升迁，扰及圣经所赋予她们的宿命，并让她们经由母亲角色，为和作家关系紧密的玩世不恭作风付出代价。”“……先锁上闺房，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在室内解放女人。爱情、工作、写作、当职业女性或女作家，要谨记男人是存在的，记得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的命令只有以他们为准才可以自由发挥；你的自由是奢侈的，除非你先肯定你的本质和义务。”56
朴维的观点比较客观全面，她称《简·爱》是一部充满矛盾的文本,是复杂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既对现行的社会体制提出挑战,又呈现出听天由命的一面。朴维对《简·爱》矛盾性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对理解《简·爱》究竟是反传统还是维护传统有启发意义。事实上,这部作品本身已体现出两面性:既向传统观念挑战,又戒绝激进的女性主义。勃朗特通过她的作品为女主人公在女性的传统需求与现行的社会体制的矛盾中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与和谐。57马林·威廉姆斯也认为夏洛蒂·勃朗特对女性主义“怀有很复杂的感情”58。
《简·爱》的叙述从历史语境中来看确实有超越传统之处，但是源于作家身上的矛盾，作品本身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简·爱》是矛盾的，作家也是矛盾的，正是它的矛盾与模糊性维护着我们对于这部作品的热情。夏洛蒂·勃朗特力求在女性经验的两难境地中,在既存的社会体制中,为女主人公寻求一种平衡与心灵的和谐,既让她保持独立的自我,又不否认女性的传统需求,有时甚至让她扮演在女性主义者眼里是极为传统的角色。这样一来,小说作者与她的女主人公便不断地在矛盾中挣扎,作品也不时陷入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境地。然而正是这种对矛盾的坦白剖析,以及主人公不懈的努力和挣扎,使小说中矛盾的展现让人更明白地看到并去思考女性的真正需求。女主人公的选择亦非简单的折衷,而是体现作者面对女性欲求的积极思考。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作品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显得很真实。作者的困惑和不安也
是今天大多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
人本身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是矛盾的，人物的矛盾也是人类生存本身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作家思考的体现。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站立起来了，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泛滥就会成灾。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表明这一点，面对这样的世界王子甚至失去了报仇的信心。古典主义用理性规范人的欲望，可是不仅艺术家在戴着镣铐跳舞，普通人也在理性的光辉中淹没了自己活生生的欲望。启蒙主义再次肯定了人的欲望，普通人也可以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中直面封建贵族。卢梭的《忏悔录》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但卢梭对人的理解毕竟是理想化的，超时代的。歌德比他要现实要理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寻找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正如歌德同时代的康德所验证的那样，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之间处于二律背反的永恒矛盾之中。勃朗特既希望在作品中表达个人的思考与欲望，又希望获得公开发表的权力；既想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又希望获得读者的承认。不论是作家还是作品中的人物都在不断的求索，也处在“永恒矛盾”之中，事实证明勃朗特和她的女主人公都很好的在二者之间获得了平衡。
总之，女性主义研究的两种大致对立的观点源于作者身上及作品对之的表现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在《简·爱》第二版的前言中,勃朗特毅然宣称:“传统不等于道义,伪善也不等于宗教……抨击前者不等于抹杀后者,而且法利塞人的面具应当被撕下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坚定的反传统者。而当1851年7月《威斯特敏斯特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妇女的自治权》的文章，呼吁两性之间的平等,夏洛蒂·勃朗特却不能完全接受它。她认为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向往权力，从未感受过爱的妇女”，而且这位作者“忘了世界上还有自我牺牲的爱和无私奉献这样的事”59。作品中简·爱在每次感情宣泄后，经常会出现苛刻的自我反省，或者是以其它的方式来平衡叙事。可见，作品中人物的声音不仅仅是激进的“女性意识”的表达，也可以看到她在很多场合保持沉默，体现着一个女孩应该保持的本分。然而，这两种声音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人物的话语逐渐趋于平静，体现了对维多利亚时代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
总的说来，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意味着，她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超越传统的叙述方式和女主人公激进的言辞，也由于她能够在既定的社会权威与个人的写作方式之间获得平衡。如同她用匿名发表作品，她的妥协是作品能够发表的前提，公开发表个人话语也是建
立在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认同的基础上。
Willace Martin，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166.2 Anonymous, “the last new novel”, in the mirror,1847.(2): 360-389 3 Oliphant, Margrena, Modern Novelists－Great and Small.Blachwoods Magazine,1855,(5): 180-189（此二则材料转引自Kappeler.Susanne ed.Teaching the Text,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4 Wolf，Virginia.Women and Fiction in Essayists of our Time, ed.Rlaus , C and R Faery , Hareourt: Hareourt Brace Jovanovich.1990, pp.30-62.5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 Chatto
&Windus, 1973, p.69.6 夏洛蒂·勃朗特著《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以下这部小说的引文都出自这个译本，只在文中标出页码，不再注明。
Frederic Harrison, from Kenneth Graham, English Criticism of the Novel 1865-1900,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p.129.8 Roy Pascal, The Dual Voice: Free Indirect Speech and Its Functioning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Novel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46.9 此类论述很多女性主义者已经阐发得很详尽，这里不赘述
Katherine.M Rogers, Feminin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Urbab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p.21.11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杨静远译, 三联书店, 1984年版, 前言第19页。
同上，第34页。
申丹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23页。Steven Cohen and Linda M.Shires，Telling Stories：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1988，pp.109-112.15 李娟，《转喻与隐喻——吴尔夫的叙述语言和两性共存意识》，出自《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第17页。16 Steven Cohen and Linda M.Shires，Telling Stories：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1988，pp.124－125.17(美)苏珊·S·兰瑟著，《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屈雅君主编，《新时期文学评判模式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60.22 刘晓文:《现代西方女性小说话语策略》，武汉：《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Dale Spender, Man Made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1980, p.192.24 Virginia Woolf , A Room of One‟s 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9, p.65.25(美)苏珊·S·兰瑟著，《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2，p.212.26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
Chatto &Windus ,1973, p.69.27 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 and Vellette ,ed.By Mirianm Allott,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3, p.179.28 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 The Ballantyne Press, 1927，pp.129-130.原文如下：It is in vain to say human beings ought to be satisfied with tranquility : they must have action;and they will make it if they cannot find it.Millions are condemned to a stiller doom than mine, and millions are in silent revolt against their lot.Nobody knows how many rebellions besides political rebellions of ferment in the masses of life which people earth.Women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calm generally: but women feel just as man feel;they need exercise for faculties and a field for their efforts as much as their brothers do;they suffer from too rigid a restraint, too absolute a stagnation, precisely as men would suffer;and it is narrow-minded in their more privileged fellow-creatures to say that they ought to confine themselves to make puddings and knitting stockings , to playing on the piano and embroidering bags.It is thoughtless to condemn them , or laugh at them, if they seek to do more or learn more than custom
has pronounced necessary for their sex.29 安妮·勃朗特著，《埃格尼丝·格蕾》，裘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153，14
4－145，46页
Approaches to Teaching Bronte‟s Jane Eyre，ed.by Diane Long Hoeveler and Beth Lau.& nb, New York :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3.p.43.31 Macpherson Pat, Reflecting on Jane Ey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4.32 罗婷著，《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东方出版社，2002，第58页。
Helena M.Ardholm，The Emblem and the Emblematic Habit of Mind in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Sweden：Kompendiet Press,1999,p.105.34 Shlomith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 London:
Methuen, 1983, p.103.35 Rosemarie Bodenheimer ,“Jane Eyre in Search of her Story”, in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6,1980.pp.387-482，p.391.36 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Press, 1992, p.332.37 John Maynard ,Charlotte Bronte And Sex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34.38 朱虹，《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这篇文章为伯莎正名，文章认为罗切斯特为了证明自己与简·爱结婚是正确的，有意掩盖了他为了金钱而与伯莎结合的真正用意，同时也“抹黑”了伯莎的形象。而英国现代女作家吉恩·黎斯创作的《藻海茫茫》中的伯莎倒真正反映了伯莎的悲剧的一生。其中伯莎也曾经是个“单纯”的女孩子，但因为特别喜欢罗切斯特，他却不喜欢伯莎。屡次讨好他，使他高兴却总达不到目的。伯莎不仅禁闭在桑菲尔德的阁楼里，而且也禁闭在《简·爱》情节剧公式化的角色里。
The Brontes: Their Lives, Friendships,& Correspondence, Vol.2, ed.by Thomas J.Wise & John A., Symington:Shakespeare Head Press, Oxford, 1932, p.312.40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Judith Mitchell ,The Stone and the Scorpion—the female subject of desire in the novel of Charlotte Bronte, George Eliot and Thomas Hard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p.19.42 Julia Kristeva,“About Chinese Women”, The Kristeva Reader, ed.By Toril Moi,Oxford:Black Publisers.Ltd.1986,p.140.转引自《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罗
婷著，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Macpherson Pat, Reflecting on Jane Eyre,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89，p.10.44 夏洛蒂·勃朗特著，《维莱特》，吴钧陶，西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745页，以下引文均引自这个译本，只标页码，不再注明。
Raymond Williams ,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1984,p.73.46 The Brontes: Their Lives, Friendships,& Correspondence, Vol.2, ed.by Thomas J.Wise & John A., Symington: Shakespeare Head Press, Oxford, 1932, pp.49-50.47 张耘著,《荒原上短暂的石楠花——勃朗特姐妹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杨静远编选，《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3页。
F.M.L.Thompson ,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95.50 ibid,p.52.51 Nancy Armstrong ,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42.52 Virginia Woolf ,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1931,p.97.53 ibid,p.99.54 张耘著，《荒原上短暂的石楠花——勃朗特姐妹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55(英)安德鲁·桑德斯著，《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页。
56（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湖南文艺
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197页。
Poovey Mary, Uneven Developments: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126-163.58 Williams, Merry, Women in the English Novel1800-190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p.89.59 Bronte, Charlotte, The Brontes: their Lives, friends and Correspondence ed.Wise, J and J.A Syming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57.参考书目
中文参考书目：
1、《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著，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杨静远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荒原上短暂的石楠花——勃朗特姐妹传》，张耘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4、《夏洛蒂·勃朗特传》，盖斯凯尔夫人著，祝庆英、祝文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杨静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6、《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
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赵毅衡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8、《解读叙事》，（美）J.希利斯·米勒著，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2。
10《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申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叙述学研究》，张寅德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2、《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苏）伊·谢·科恩著，佟景韩、范国恩、许宏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13、《叙述与话语符号学》，尤瑟夫·库尔泰著，怀宇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4、《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万千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5、《叙事学导论》，罗刚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6、《叙述学》，董小英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7、《小说修辞学》，（美）布斯著，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8、《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法）热奈特著，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9、《窥者之辨：形式文化学论集》，赵毅衡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20、《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陆建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1、《当代叙事学》，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2、《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张隆溪著，三联书店，1986。
23、《批评的剖析》，（加）诺思罗普· 弗莱著，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24、《性别诗学》，叶舒宪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5、《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选编，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
26、《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诺思洛普·弗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7、《多维视野中的文学美学》，季水河著，东方出版社，2002。
28、《小说的艺术》，（美）亨利·詹姆斯著，朱雯、朱乃长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9、《小说的兴起》，伊恩·P·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
30、《英国文学论集》，范存忠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
31、《二十世纪英美论稿》，程爱民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2、《永远的乌托邦――西方文学名著导读》，曹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3、《现代英国小说史》，侯维瑞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34、《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罗婷著，东方出版社，2002。
35、《基督教神秘主义研究》，王亚平著，东方出版社，2001。
36、《神话的诗学》，（苏）叶·莫·梅列金斯基著，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7、《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刘文明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8、《意义与形式——英美作家作品风格生成论》，易晓明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9、《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程锡麟 王晓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40、《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朱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1、《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英）安德鲁·桑德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英文参考书目：
1、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 , The Ballantyne Press , 1927
2、Suvendrini Perera，Reaches of Empire—The English Novel from Edgeworth to Dicke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1
3、Gaskell Elizabeth，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e，Harmondsworth:Penguin,1975
4、Raymond 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London: The
Hogarth Press,1984
5、Diane Long Hoeveler and Beth Lau ed., Approaches to Teaching Bronte‟s Jane Eyre，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ew York, 1993
6、R.J.Smith,The Gothic Bequest Medieval Institutions in British Thought 1688-186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7、Steven Cohan and Linda M.Shires, Telling Stories：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New York ：Routledge，1988
8、Willace Martin，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9、F.A.Sutherland , Victorian Novelists &Publishers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10、Macpherson Pat, Reflecting on Jane Eyre，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89
11、Helena M.Ardholm，The Emblem and the Emblematic Habit of Mind in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Goteborg Sweden，1999。
12、Adrienne E.Gavin and Christopher Routledge ed.Mystery in Children‟s Literarure—From the Rational to the Supernatural, New York：Palgrave Martines
Press,2001
13、Lamonica, Drew, We Are Three Sisters: Self and Family in the Writing of the Brontes，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3
14、Nancy Ginsburg and Roy Ginsburg ed.Psychoanalysis and Culture at the Millennium, New Heven: Yale Universe Press, 1999
15、Dale Salwak, Basingstoke, ed.Passion for Books, Hampshire: Macmillan P
第三篇：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谄媚的奢华
------电影《红高粱》的后殖民主义色彩
【摘要】：后殖民主义是90 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国际文化思潮，其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从三个方面探究了影片《 红高粱》 的后殖民特性。在张艺谋改编自莫言《红高粱》《高粱酒》的电影《红高粱》里，就保存着这种后殖民主义的特性。并近乎于谄媚的表现出民族的劣根性。
关键词：《红高粱》 张艺谋 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爱德华· 赛义德在《 东方主义》 一书中认为：在西方学人的视界中，“东方”被憧憬为一个从远古以来就洋溢着异国情调与传奇色彩的浪漫国度，而且这种憧憬是一种文化猎奇。虽然我们中国并没有真正地沦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可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却遭受着殖民化的统治。
在莫言的小说中，并没有这些在电影中表现的这些意象元素，在经过张艺谋的改编之后，凸显了我们中华民族在一些问题上的是是非非。张艺谋作的电影作品《 红高粱》首先是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轰动，特别是猎奇心理支配下的西方观众，可是在国内对于影片却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影片《 红高粱》 折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射的落后文明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但是相应地迎合了西方东方主义者的欣赏品味。可是在这其中也暗含着许多实际中并不存在的东西。
一、“伪民俗”迎合了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家莫言所描写的是在山东高密的事情，张艺谋导演有意的将这故事背景挪用到了陕北的高原之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承载的中华文化，才是最原始的的最富有激情的，也是最能够满足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猎奇心理的。可是《 红高粱》 这部影片对民俗文化的阐述却带有很强的虚构性，即“伪民俗”性。
首先，在故事的层面上将故事的发生地移植到陕北那是合情合理的，但从史实的角度出发，这未免就太牵强了。影片将地点改在了边远的宁夏地区而不是原作中的高密东北乡。很显然，这是一种错误。因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并没有深入到边远的宁夏一带。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会让东方主义者认为当年的中国非常弱小，连偏僻的内陆深处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和蹂踊。
其次，影片中我奶奶要嫁过去的十八里坡是除了烧酒作坊一家人外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村庄是如此荒凉、人丁稀少的。
再次，去十八里坡的路上经过的那片高粱地被拍摄成野生的高粱，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没有野高粱会是那么整齐壮观的，更不可能如此的生长在陕北大地上，在那片土地上，是不可能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阴”的美满的。《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最后，烧酒作坊的人崇拜酒神。但是，我爷爷的恶作剧朝高粱酒里撒了一炮尿，竟然酿成了喷香的好酒一一十八里红。如此多的“伪民俗”客观上无形地迎合了西方世界的观众，为他们呈现了一个神奇的东方国度，从而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引发了他们对东方中国“神秘”的幻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不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在给我们中国，中国认得脸上抹黑，可是对于张艺谋来说，通过这样做他成功了。
二、愚昧和落后引发了西方观众的后殖民情绪
影片刻意在视觉上营构了流动的画面，以最大的信息量来表现东方大陆传统文化的原始荒蛮与愚昧落后，供西方读者猎奇。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的那段日子里，并没有影片所展示的那般的丑陋不堪。张艺谋有意的将这段传奇刻画成如此直露的对于金钱，物质等的追求实在是有那么点差强人意。
首先，在我奶奶上花轿前后，画外音里的那段“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这些语言信息无非在向我们传达新娘必须在轿子里也规规矩矩，哭和吐等任何动作都是伤风败俗的，新娘没有一丁点的自由，花轿也是一种束缚而不是让人欢喜的地方。
其次，我奶奶在曾祖父的眼里就相当于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曾祖父用她换取了李大头给的一条老骡子。为了让老李家的名气和气派提高自己的声望，穷困的曾祖父把她嫁给了李大头，逼她做了买卖婚姻的牺牲品，并向她隐瞒了未来丈夫的情况：对方五十多岁了而且还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是个麻风病。对于这桩婚姻，曾祖父自个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的 女儿高攀了。但她仍然处在父权制和夫权制的夹缝中，她只好把自己屈服给了余占熬。这样的情节塑造使得西方猎奇者认为，中国的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语权力，仅仅缩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夫权主义的反证；她们不仅受到压迫而且通过在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养成的精神驯服来支持对她们自己的压迫即她们已经心甘情愿地适应了男性的压迫。
再次，影片多次向观众展示了我奶奶的金莲小脚的诱惑魅力，也就是展示了中国妇女在身体上所受到的夫权社会的残害。拦路抢劫者掀开轿子的帘子时，注意到的是我奶奶的那双小脚，而不是她那美貌的容颜。我爷爷和我奶奶第一次的肉体接触就是我爷爷对我奶奶伸出轿子外面的金链小脚的抚摸和凝视。缠足似乎还有另一个目的。这种刻意把女性角色塑造成被动客体，营造为男性观赏愉悦对象的做法，使得西方人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待东方，对待东方女性群体。
三、对情欲的大肆捕捉强化了西方观众的后殖民情结
在影片中张艺谋刻意的策划了几处具有商业元素的情色场面，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描写两性之间的苟合，但是在在那种大写意的视觉元素下，加上电影蒙太奇剪辑的视觉补偿，在看完这样的段落之后，自然的会在我们的意象里产生这样的错觉。这样的视觉营造，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西方人对于东方女性的视觉上的欣赏。
在迎亲的队伍里，我奶奶的三寸金莲的小脚，对于作为轿把式的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我爷爷的迷惑，甚至是对拦路抢劫的假“神枪三炮”的迷惑，这些稍微的流露着“色”，甚至是“性”的暗示，给西方观众传达了东方人含蓄的两性观念。在西方人的好奇心理的后殖民情绪中，似乎也是对于近日的老外对华人女性侵犯的始作俑者。
在我奶奶回娘家的时候，我爷爷将我奶奶捉到高粱地里并踏出了在一些影评人眼里的女性“生殖器”的造型，这无疑是对西方人的猎奇心理的苟合。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存在着生殖崇拜。在那个人口就是生产力的年代，只有人口多了才是强大了，所以会更多的重视女性，重视生殖。可是在这里的生殖崇拜，似乎有点不合乎情理。虽然我们面对的是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可是这样的背景对生殖崇拜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的联系。再者说来，这种穿越式的理念构架，除了满足西方人的欲望之外，尚不若实实在在的好。
总之，这部影片刻意营构了本土传统文化的愚昧和落后以取悦西方大众，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
参考文献
【 1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 】罗钢，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学出版社，19990 【 3 】张京媛《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第四篇：文学评论
永恒的爱情与悲剧
——读《穆斯林的葬礼》
很厚的一本书，拿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很厚的一段情，读完之后，心里沉甸甸的。
那是有关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整部小说的构思很巧妙——玉和月，互相交错，最终汇合在新月的身世上„„
玉，是父亲，韩子奇。他是故事中的主线，应该算是相当份量的人物，而我对他却始终没有太多要说的。这个男人，因玉而成为响当当的人物，也因玉而成懦弱不堪的人物，叫人是可敬还是可悲呢？他爱冰玉，却叫她一个人远赴重洋，甚至用眼泪与下跪留下女儿，只为了安慰他的爱情。他不能勇敢的与冰玉逃离现世，只能留着女儿作为一种思念，却不曾想到一个女人，没有了爱情，更要失去做母亲的资格，只身一人去漂泊，是怎样的凄凉？他是自私的吗？或许一个男人为了一样东西着了魔，就真的身不由己了。冰玉走了，他也从此不与妻子同房，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儿长大了，进入了她理想的学府。然而，命运却不会眷顾这个飘摇的家庭。新月死了，子奇垮了，还舍不得他的那些玉。三十年前的旧账翻开了，被赶走的侯掌柜终于沉冤得雪，清清白白的死了。红卫兵冲进了博雅老宅，抄出了价值连成的玉，那些商、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古玉收藏再也不是属于他的了。
他对玉器的爱，使得他和师父的大女儿璧儿的婚姻，成了理所当然。然而，这样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直到**年间，他被迫和小姨子玉儿一起去了英国，两个漂泊的灵魂在患难中产生了感情，并有了爱情的结晶——新月。爱情的来临显得那么突然，不过这终究是种不该有的感情啊。回国后的他难以面对守侯了十年的妻子，最终放弃了爱情，没有和玉儿一起去英国，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他宁可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宁可瞒着女儿的身世，守着他心爱的玉。他为了自己的玉舍弃了很多，这说不上，到底是值，还是不值。
月，是女儿，韩新月。
她出生的时候，一弯新月初升。于是，新月便成了她的名字，她的人生就真的只是一弯新月，永远停留在最初的静美。
这个女孩子，在外人看来万千宠爱于一身，她的性情也是值得这么多人爱她的。她不似哥哥那样总是一言不发，她懂得讨好亲人，包括姑妈在内。父亲将对冰玉的爱全部寄托在她身上，哥哥与姑妈都懂得她的好，只独那个名正言顺的母亲，她大概总难博得母亲的深爱。从小到大，隐隐约约，她总想母亲为何不是那个慈祥可亲的母亲呢？可是，她是懂事的孩子，她表现的无忧无虑。内心的疑惑与不安，从来不曾跟任何人提起。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有自己的理想，梦想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将来成为一个翻译文学作品的学者。当然，她做到了，在父亲与哥哥的鼓励下，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这个倔强的孩子，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就这样全力以赴了。在北大的校园，她遇到了她的爱情。
原本以为，新月这样美好的女孩，一定会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然尔，霍达给了她这样一个名字，同样也给了她这样的一个命运。她终究是这样走了，带走了父亲、哥哥的爱，带走了楚雁潮最纯洁的爱情，她就这样在花开得正好的时候，谢了……
当她的爱情来临的时候，她的生命，已经开始一点点的走向终点了。然而它来了，来的那么纯净美好，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然而和自己的老师产生感情，这又是不被允许的。不过他们不怕，什么也不怕，连死也不怕了，更何况爱情的阻挠呢？要走的人，注定是要走的，谁也留不下，这是她的宿命。她离去的时候，他那疯狂的吻，是初恋的吻，也是诀别的吻。死亡可以夺走生命，却带不走爱情。
小说写的很真实，无论是历史，宗教，手工艺，还是人的感情。虽然有关很多历史我都不太清楚，穆斯林的宗教文化我也不甚了解，但是看完这书，就是觉得，很多东西好像就那么真真切切的放在面前，大到一个葬礼，小到一块玉。
作者在后序中说，“我和主人公一起生活。每天从早到晚，又夜以继日。我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我已经舍不得和我的人物分开。当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离人间的时候，我被生死离别折磨得痛彻肺腑。”然而故事中的人，还是要离开，一个又一个，排着队似的，不紧不慢地离开。悲剧故事都不可避免的如此。
印象最深的是，韩子奇身处英国伦敦时给家里寄去的那封信。说是一封信，却也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我们还活着。你们还活着吗？”还活着吗„„在那样一个战争**年间，信竟然是这样写的，如此的问候，我心里一阵凄凉，一滴眼泪往下落。
在这本厚重的书里，可以看到两代人的凄美爱情，看到爱情中的无奈和悲哀。有时候我们确实是爱着的，但也因为爱着，才会感到无奈，做出些伤到别人也伤到自己的事。
爱情到底该是一种责任？或者说由责任萌发爱情？还是患难中的惺惺相惜？抑或是生命有了交点后所碰撞出的火花？怎么样的爱情才能不被时间遗忘，才能称得上永恒？或许正是不完美才能永恒吧！
院系：历史学院
专业：人文班（中文方向）
姓名：余爽
学号：20073810128
第五篇：文学评论
《倾城之恋》的时间政治
一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着重评述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借着力捧《金锁记》所留下的言说余地，傅雷不失大度、颇显惋惜地“刻薄”了一番《倾城之恋》：“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吸引，无伤大体的攻守战”，尽管“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如果不以傅雷苛严的、担当“悲剧角色”作标准，上述评价似乎也可反话正解。《倾城之恋》在一般读者中备受欢迎显然与这看来“轻薄”的“喜剧”聚焦和描述不无干系。就知名度和雅俗咸宜而言，《金锁记》明显不能和《倾城之恋》比肩。后者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张氏代表作，这一点连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1944年12月）①、《回顾〈倾城之恋〉》（香港《明报》1984年8月3日）的事后追述中，张爱玲表露的多是应读者之需而写的“被动”和“感激”，个人的喜好和情感并不充分。反讽的是，张爱玲最喜欢的《传奇》中的《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却知音了了②，看来大多数“张迷”并未和“祖师奶奶”③ 心有灵犀。
本文并非要细细品味《倾城之恋》中“华美”的外表或“对话”，而是以此为由头，试图将《倾城之恋》置于一种更大的对话场景中，通过揭示文本间的对话、关联和呼应，一种“文本间性”，来探讨张爱玲的言说及话语策略，并还原其写作《倾城之恋》的真实意图。
有台湾第一张迷之称的水晶先生曾以原型分析之法解读《倾城之恋》，认为就一个无足轻重、穷遗老的女儿来说，白流苏的现代艳遇和胜利不啻为复活了古已有之的“祸国殃民的美人”神话：“流苏不是正面的红颜祸水，但是她一样具有„法术‟，可以助她转危为安，自求多福。”④ 这种“神话结构”的预设和论证虽免不了故求新意的牵强，但出发点却是极为朴素的、基于对作品题目“倾城之恋”的词的联想：所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流苏的容貌尽管不及李夫人、妲己之类，年龄上也分明陷于劣势，但还算得是中等姿色以上的美丽；更重要的，白流苏确实把握住了香港陷落（倾城）的机会，收获了她渴望已久的婚姻。
水晶之后，又有论者提出了“反传奇”、“拆解„倾城‟神话”的解读⑤，虽然观点各异，甚至相互抵牾，但论证的出发点和思路却是一致的。在此不想否定“神话结构”的合理质素，事实上它也正是广义的“文本间性”的内涵之一，但却并非关键，否则张爱玲的反应也不会如此淡然了⑥。如果原型研究不想陷于横向比较间自圆其说的逻辑陶醉的话，那么问题就须更进一步，即张爱玲是在怎样的心态下触及神话这类集体无意识的？
对此问题的解答当不局限于单篇的主题或审美，而应从张爱玲的创作整体来把握。我认为《倾城之恋》中隐含着张爱玲明确的言说与文体自觉；正是《倾城之恋》的出现，标志着张氏风格的确立。对此，倒是为多数张迷不以为然的傅雷的解说，无意间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即张氏文本与左翼文学的关联。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于1944年5月在《万象》上刊出后，当年张爱玲即以《写什么》（1944年8月）、《〈传奇〉再版的话》（1944年9月）、《自己的文章》（1944年12月）等篇什予以辩驳。文中俨然把傅雷当作了标准的左翼批评家，而张的反诘也一篇比一篇深入、系统。1945年6月，时为张爱玲丈夫的胡兰成写就《张爱玲与左派》为张助阵，越发强化了上述争议的格局。傅、张二人的不同原本只是文人间趣味相左，居然发展至个人与宗派的势不两立，其间颇多值得深思之处。就张爱玲一方来说，左翼文学内涵的模糊（傅雷评判所执的悲剧审美、英雄史观与左翼文学有相通之处），它与五四新文学结合而成的话语强势，似要负主要责任；亦不能排除胡兰成的影响、煽动。在此暂不详述傅、张之间的深刻误读，单就张爱玲极力撇清她与左翼文学的瓜葛，彰显自身实为另一路数而言，左翼文学（连同五四新文学）恰恰构成了其言说的起点。这较之远山远水的神话溯源应该更贴近张爱玲的言说实际。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当张爱玲经历了创作在美国屡屡受挫的煎熬后，曾不无沉痛地反思自身与新文学的关联。“我自己因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较深，直至作品在国外受到与语言隔阂同样严重的跨国理解障碍，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才发觉中国新文学深植于我的心理背景。”⑦ 这应该算是典型的“苍凉的启示”吧。
《倾城之恋》（1943年9月）是作为一个和左翼文学对抗的文本出现的，张爱玲于此策反、用力的核心是左翼文学中的时间和历史意识。出于对科学、理性的虔诚与乐观，五四新文学奉行带有进化论色彩的、直线演进、不可逆的历史时间观，汪晖曾将这种时间意识作为现代性概念中明确、公认的核心⑧，凸显其意义重大。本文不想就现代性的问题多做展开，简单说，时间意识引发了审美和叙事领域里将传统和现代、旧和新、表面与深刻、现象与本质对立的思维模式：新文学家们否定前者，肯定后者。傅雷所谓的“彻底的悲观主义”，“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与此同调，尽管两者的思想来源并不一致，然而求深探源的科学欲望和理性的强悍却是息息相通的。也难怪张爱玲当初会有“四面楚歌”之感。新文学的历史时间意识为后来的左翼文学所继承，但主导思想已由多元的科学、民主、自由等改弦易辙为一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形式亦从张扬个性的启蒙话语变成了强调集体、阶级的革命话语。写《倾城之恋》时的张爱玲尚不能就此做出区分，张爱玲曾把五四运动比作深宏远大、蓄含阴谋的交响乐，“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自己的声音”（《谈音乐》，1944年11月），可见她在此问题上的模糊。在张爱玲潜在的抵抗意识中，是将新文学与左翼视为一体来对待的。今天看来，张氏特异独行的言说其实与五四新文学的个性主义话语有颇多共通之处。至于她继承的究竟是鲁迅抑或周作人的衣钵⑨，似乎不必过急论定。但张爱玲对市民阴暗心理的揭示，对乱世男女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的逼真刻画，确实让她的作品带上了隐性的启蒙味道而与一般的通俗文学有所区别。在与新文学关联的意义上讲，张氏文本与左翼文学确有同源之亲。只是这种关系在1943年的张爱玲那里浑然不觉。
二
历来研究《倾城之恋》者往往专注于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从神话或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引出种种洞见。相对而言，研究者们对于《倾城之恋》中的时间要素关注不够，鲜有人将时间的感悟作为《倾城之恋》的核心。其实，时间的描述虽然在篇幅上不及白、范二人的情爱，但自始至终，它都是一个有力的、不容忽视的细节枢纽。小说一开始，时间便以一种触目的姿态先行置入了故事的情境：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⑩
这里出现了两种时间的对比和错位，走板的歌唱引发了苍凉的韵致。如果说一般的故事讲述中，时间只是单纯的记述坐标，那么这里恰恰出现了“反串”：既然故事可以“拉过来又拉过去”，“不问也罢”，那么它的新鲜感和独立性便被取消了；是时间的恍惚启动了故事，对时间的感悟成为讲述的动力和故事的灵魂。反过来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不可救药的时间错位意识的展开、反复和验证。
我们能否说《倾城之恋》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寓言呢？就张爱玲的表白来看，她对故事本身的兴趣并不大，只要读者欢喜，她尽可再涂抹些光鲜的细节。重要的是人物的关系与格局，这是无法更动和借以炫人的部分。小说中，流苏自称“过了时的女人”，她的形象是和胡琴故事里的“光艳的伶人”叠合在一起的。这成为叙事的起点。当流苏带着白公馆的时间节奏、记忆入住香港的浅水湾饭店，与自小在英国长大、浪荡油滑的老留学生范柳原调情时，生命的胡琴开始拉起。柳原一心要找个道地的中国女人，流苏则出于她的“婚姻经济”严阵以待。两人的关系像极了旧时的看客和伶人。流苏的戏演得着实不易，看客愈是叫好，她的架子愈是要端足；她越是想唱得中规中矩，就越是跟不上对方的西式节拍，对方也越是不过瘾。一系列的试探、挑逗，张爱玲写得轻松裕如，摇曳生姿。自始至终，流苏的思想和智力没有任何“进步”，就像白公馆堂屋里的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在此，“误会”成为“必须”的结构，把时间的“错位”凝固下来。
在白、范二人的调情攻守中，有一个夜半电话诉衷肠的设置，在老套的“我爱你”的表白中穿插了一句古诗，假柳原之口说出：
“《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的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一段经典的时间感悟。让柳原这样一个“中文根本不行”的人突然背诵《诗经》，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与他此前玩世不恭的个性也不甚相符。李欧梵便认为“柳原的突然引用《诗经》确实谜一样难于解释。一个在国外出生在国外受教育的人……如何可能突然记起一句中国古典诗，那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而不是小说叙述和对话所用的现代白话？为什么在无数的诗行中单挑了这一句”(11)。在我看来，这表明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抒写时间感悟的冲动要远远大于对人物、故事的经营。让柳原吟诵古诗而非新诗是为了凸显一种交错迷离的时间感，与小说的开头相呼应。作者感悟时间的这根神经一直紧绷和兴奋着：一个带有西方背景的、时髦的花花公子在施行他的现代勾引术时，蓦然变现出《诗经》里的句子，这遵从的是记忆的法则而非人物写实的原则。重要的不是人物性格的完整、故事的统一，而是要藉着背诵这一动作（或曰情节契机）将往昔和传统呼唤到现场，让过去的幽灵在当下复活。
陈思和曾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柳原的引用与诗经原文相比，改了一个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变成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认为这是“张爱玲故意让范柳原改的”。“与子成说”含有彼此盟誓之意，对人生和爱情持肯定态度，而“与子相悦”则是你看我我看你，大家觉得很高兴。意思油滑了不少，由此透出张爱玲不可救药的虚无意识(12)。倘若把这虚无解析得再透彻些，我们将触及张爱玲的时间哲学：之所以不愿订立盟约（“成说”），是出于对未来的惶惑与抗绝，这也即是张思想背景里那难以言喻的“惘惘的威胁”（《〈传奇〉再版的话》）。在张爱玲眼中，遥想未来是没有意义的，像左翼作家那般构造一个指向将来的乌托邦实在既空洞又瘆人，于是她将所有的心力凝注于对当下的耽溺，用记忆的针线将过去和现在缝合、交织起来。一种鬼气阴郁的张氏叙事。葛薇龙在回望梁太太家的瞬间，感到“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便是这种叙事的极为形象化的表述。事实上，张爱玲小说中繁复的譬喻大多萦绕着时间的眩惑，那遍布imagery(13)的语言奇观不啻为一个复杂幽深、冒险刺激的时间再造工程，在可视性方面堪和现代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媲美：如：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金锁记》）
这地方整个的像一支黄色玻璃杯放大了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电影已开映多时，穿堂里空荡荡的，冷落了下来，便成了宫怨的场面，遥遥听见别殿的箫鼓。（《多少恨》）
完全可用镜头的推进、淡出和特技等将上述文字翻转成电影图像。张爱玲将粘带痛楚的时间迷惘变成了电影的“欣赏”，以此和“自我表现”过度、无病呻吟的职业文人病（《论写作》）撇清干系。用电影的手段捕捉、传达时间的梦魇，传统由之“现代化”了。这在《倾城之恋》里亦不乏其例：
一年又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各色人物，爵爷、公主、才子、佳人。(14)
现在不再倏忽即逝，它成为过去（皇陵、怯怯的眼睛）赖以改装、还魂之所，系空间化的过去。现在之中的景致（镜子）、情绪（如爱情、虚无等）、人物，亦应作如是观。由此，范柳原耿耿于怀着《诗经》的句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也是一个时间的装置，仿佛一个会行走、思想的潘多拉盒子，内里寓居着过去的幽灵。过去滋养了他，赋予他意义（一个浪荡子有了出人意表、略嫌深沉的内涵），同时又嘲弄了他及他所代表的现在。张爱玲曾坦言：“我从她（流苏）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15)这进一步印证了，范柳原形象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结果，不如说是张爱玲倒错的时间综合症的产物。传统／时尚，过去／现在在他身上纠结旋绕，彻底排挤、抹除了“未来”的字样。而将意义和安全感寄予过去而并非现在、未来，则构成了张爱玲虚无意识的核心：
时代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不得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自己的文章》）
三
孟悦曾把张爱玲充满imagery的描写称为“意象化的叙述”，认为它们的意义在于“为转型中的社会提供了„景观‟，使社会生活形态像„本文‟那样具有了„可读性‟”(16)。这固然不错，但从主观上说张的写作并不致力于给出一个如其所是、正在进行的社会图景，而是要给过去招魂。让以往的声腔、色调弥漫以至涵盖现在与未来，成为张的叙事信仰和构思专注。“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是《金锁记》的结局，亦可视为张爱玲历史观的告白。曾有研究者指出：《金锁记》“缺乏故事与历史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情节、人物性格缺乏历史的规定性，不免令人惋惜”(17)，在我看来，这正是张爱玲要达到的效果。“完不了”的过去成为历史的主宰和本质，张爱玲于此着力营造反扑、逾越左翼文学的时间 / 政治力量。
“你碰过它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季泽脸上也变了色……七巧道：“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金锁记》）
曹七巧的历史在她触碰到姜家二少那团“病肉”时已然停滞，此后的疯狂、报复与其说是外部的压抑——如家庭的罪恶，不如说是食了“病肉”后一系列的反刍和呕吐，所谓敛财成癖的“黄金枷”亦渗透着深刻的反刍逻辑。这里延续的是《倾城之恋》的时间历史观，连首尾照应的结构也如出一辙：“完不了”的故事巴巴地回望着“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而白范二人的传奇婚恋最终还是落入了胡琴的老调，“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历史在此打了个回旋，历史的演绎不是前进，而是重复。傅雷讲《金锁记》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18)，殊不知二者形同实异。在狂人“救救孩子”及“难见真的人”的内心呼喊中，不难感觉类似希望、曙色的挣扎、跃动；而狂人最终“清醒”地走出黑屋、“赴某地后补”，亦表明疯癫的“日记”实是指向将来的叙述。而《金锁记》中七巧的疯狂则是源于记忆的沉溺，历史退缩为（女性）身体的内耗而与外界无干。小说末尾有一个细节可视为上述历史感的隐喻表达：七巧“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这是经历了无数呕吐—反刍—呕吐之后的一具干尸。时间丢失了，记忆在身中盘踞。此处不存在丸尾常喜论及《狂人日记》时所讲的“自身的羞耻”（它激发了狂人和鲁迅的行动）(19)，恰恰相反，身体以自我的消磨来忠实、供奉和滋养着恐怖的记忆。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终被女性的肉体阻断，尽管是通过不自知、不识耻的自虐方式。就此意义而言，曹七巧与白流苏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二者都寄寓着张爱玲对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性时间的抵制与抗衡。《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9月，同年10月，《金锁记》完成。两部前后紧随的作品将张爱玲的记忆美学扯向深入。虽然新文学的批评家对它们一贬一褒，但就张爱玲的写作历史看，二者闪烁着一致的创作兴奋，颠覆历史的快感和犀利让它们成为精神上的“姊妹篇”。作为张氏时间哲学纯粹喻象的曹七巧，其形象构思显然建立在流苏的基础上。较之流苏，七巧在记忆中沉溺得更深、更决绝，以致有了毛骨悚然的惊慑。流苏身上潜伏的破坏时间的火药在七巧这里全面引爆，它炸毁了后者的色身和正常的性欲，余下一具表征女性历史、时间的抽象躯体：
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
上述相貌描绘泯除了性别的痕迹，一个名义上的“女人”，活似僵尸还阳，厉鬼转世。当张爱玲专心致志地经营她的时间颠覆／再造工程时，冷不防撞入了新文学的趣味“误区”：人性窥视的深刻。而这只是张爱玲时间构造中的“副产品”。七巧后来对儿女的报复、摧残，象征地说明过去（世界）的吞噬和生长能力。当长安要跟留学归来的童世舫去过一种新式的生活节奏时，七巧断了她的念想，以致她和哥哥长白驻留在鸦片烟弥漫的旧世界。两人如此轻率地放弃抵抗，让人既惋惜又狐疑。这与其说是因为七巧的强威与专横，不如说系张爱玲的时间“意愿”所致。否则她不会郑重声明：《金锁记》是她创作的“例外”，也不会执拗地改写《金锁记》：从英文的《粉泪》（Pink Tears）、《北地胭脂》（Rouge of the North），到《怨女》。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0)。《金锁记》，一部被误读的、无心插柳的“杰作”，成为张爱玲难以搁下的审美“异数”，非扭转、改写不能释其心结。由此看小说里“Long,Long Ago”的口琴吹响，就并非偶然。未来的憧憬转化为古老的挽歌被长安消化，一个凄婉与残酷交织的过去，君临现在与未来的世界。它重构了历史。
四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这是《倾城之恋》中的点睛之笔。借用柯灵的评述：“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天造地设。”(21)流苏的主体性是在和历史的对抗中彰显出来的。当张爱玲煞有介事又不置可否地在香港的陷落（历史）和流苏的幸福之间索问孰因孰果时，即是要在历史的逻辑之外，树立流苏或自我的主体价值和地位。须注意一点，“倾城”并不像作者申明的，是“都市的倾覆”，或者“倾国倾城”的现代翻版，“倾城”的实质乃是对现代性历史时间的颠覆。至于那让水晶先生赞叹不已的踢蚊香盘的动作(22)，不过是处心积虑的时间颠覆的洒脱外化。在此，张爱玲使出了她惯用的声东击西的策略，虽谈不上深沉，却颇受青睐。她太了解人性的弱点，因而提早备下“传奇”与“倾城之恋”的谈资。即使像傅雷样的读者，也曾被吊起“地老天荒情不了”的思维与期待，“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论张爱玲的小说》）便是期待落空后的感慨。而我们的今天的评说又有多少能摆脱张氏预设的“传奇”与“倾城”的轨道呢？
承接前文的论述，我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倾城之恋》中真正的主角是时间。白公馆的老钟，流苏的记忆，柳原的思古幽情，香港的战事突变……如果将这些时间的暗示和感喟归类的话，前两者可归入女性（记忆）的历史意识，香港陷落则指代左翼或新文学的历史观。柳原的设置在两类之间，构成动态的缓冲和跳板。仿佛一个双方用以争夺、加分的砝码，虽稍嫌游离，但大体是为女性的历史感服务的。从他后来与流苏相濡以沫以及主动缔结婚约来看，柳原新异、西化的时间步调已逐步和流苏趋同了。两种时间意识的胶着、抗衡构成了《倾城之恋》的结构核心，一个与传奇相距甚远的、冷调的理性主题。而流苏主体地位的确立有赖于女性历史意识的胜出，两者互为标记。
最早触动我产生上述想法的是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这也是张爱玲钟爱的影片之一。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费雯??丽的片子，张爱玲的几乎每部必看。“《乱世佳人》那部大戏，她只欣赏费雯??丽和盖博，其他的演员都不在她的眼下。”(23)张爱玲在谈及苏青时曾说：“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让我想到了„乱世佳人‟。”（《我看苏青》，1945年4月）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美国作家木心便称张爱玲是文学的“乱世佳人”(24)。因战争突发被迫从港大辍学的愤愤难平（“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25)），以及颠簸动荡的经历让张爱玲对“乱世”一词产生了复杂的倾心与认同。只是她所谓的“乱世”是作动词用的，非指淆乱世道人心，而是要旁立“文坛的异数”。这成为她看重费雯??丽和《乱世佳人》的基点。
《飘》的译者傅东华在译序中写道：“今年（指1940年）夏初，由本书拍摄成的电影《乱世佳人》（前曾译作《随风而去》）在上海上映四十余日，上海的居民大起其哄，开了外国影片映演以来未有的记录，同时本书的翻印本也成了轰动一时的读物，甚至有人采用它做英文教科书了。”(26)张爱玲是1942年夏天由香港回到上海的，一心要当畅销作家的她不大可能对《乱世佳人》的轰动熟视无睹，而且，以她对该片和费雯??丽的喜爱推测，张爱玲十之八九读过《飘》。《乱世佳人》的成功给张爱玲的创作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启示”或灵感？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倾城之恋》的故事情节是从《乱世佳人》的后半部分“平移”过来的。郝思嘉因丈夫阵亡，成了寡妇。为了给塔拉纳地税，她横刀夺爱，与妹妹的未婚夫甘扶澜成亲。白流苏以寡妇的身份出场，在陪妹妹相亲中抢了她的对象范柳原；白瑞德刚露面时“名誉坏得很”，范柳原据说是“年纪轻轻时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白瑞德被郝思嘉独特的个性吸引，称其为“带有爱尔兰脾气的南方娇小美人”，范柳原则对流苏的东方情调一见钟情。白范之间的求爱照搬了白郝之间的模式，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男主人公吐露真情时一个在醉酒中，一个在睡意蒙眬的电话里，都让女主角掂量不定；战争打响后，白瑞德、范柳原不约而同，英雄救美……无论在情节安排、人物关系上，还是性格与对话设计方面，《倾城之恋》与《乱世佳人》都呈现出明显的“对称”，“仿写”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指明这一点并非要取消或贬低《倾城之恋》的意义，而是想探讨如此写作对于张爱玲的意义，如果承认“仿写”亦是一种自我选择与定位的话。
平心而论，张爱玲对《乱世佳人》的倾心并非偶然，影片凸显的战争／历史与女性（佳人）的关联在此充当了纽带的作用。1943年，对刚经历过战争变故而断了英国留学梦的张爱玲来说，其人生行至关键的岔路，此时还有什么比描述战争中的女性（郝思嘉）命运更能吸引她的呢？思嘉的选择和成长、流苏的婚姻赌注、张爱玲的文学抉择在相通的战事背景下形成意味深长的互文。依据傅东华的译序，《乱世佳人》在上海公映后曾被人冠以“和平主义”的帽子，郝思嘉并没有在战争的洗礼中摇身变为革命女性，她保持了自私和恣性。“和平主义”意味着女性逻辑对于战争及历史规范的改写、挑战，郝思嘉、白流苏、张爱玲于此心照不宣。“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自己的文章》）这种试图以恋爱中女性的体悟，一种放恣的身体美学，来归并革命与战争的写作姿态，是颇有些“乱世佳人”的德性的。它让人想起郝思嘉的经典戏言：“战争的结局是什么？赌一个亲嘴。”
《倾城之恋》不仅写到了战争，还发了不小的议论，它与张爱玲“不写革命和战争”的文学宣言看似抵触，内里的精神并不相悖。战争／历史在此是作为一个促发俗人婚姻的道具、而非有机构成进入小说文本的。这也是《倾城之恋》与《乱世佳人》的最大不同。郝思嘉虽然讨厌战争，但战争的因子却深深镌入了她的个性。杀北佬、开木材厂、雇犯人做廉价劳动力……桩桩件件，无不惊世骇俗，令人钦佩之至。从娇滴滴的庄园少女到精明、坚毅的生意人，思嘉在战争中成长，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小说结尾落在“Tomorrow is another day”，虽涤荡不去悲剧的色彩，却敞现了一个人性拓展与开放的时空。郝思嘉以明天的希望来激励和点燃当下的生命，而流苏却是一个幽闭在过去的人物，她的智慧和个性已然定型。在流苏身上，我们感受不到战争的分量。历史被压抑在一个由女性记忆、体悟铸成的扁平单调的时间构造中，显不出期待的延续和变化。这迥异于《乱世佳人》的历史时间观，我以为才是张爱玲推出《倾城之恋》的意图所在。
历来比较《乱世佳人》与《倾城之恋》者，往往为情节、人物的“对位相似”所吸引，于不同处的发掘用心不够。一个显明、公认的结论是：《倾城之恋》以范白二人的喜剧结合改变了《乱世佳人》中白瑞德与郝思嘉的鸳鸯离散。以张爱玲的天分、抱负而言，她决不是平庸的模仿者，局限于内容层次上的改头换面未免低估了她。如果没有拿得出的、足以和《乱世佳人》比肩而立的意识，张爱玲不会冒险推出《倾城之恋》。作为中国版的《乱世佳人》，《倾城之恋》在延承前者情节构架的同时，亦改造、重写了它的精神内髓。说得直截了当些，借着《乱世佳人》的躯壳，《倾城之恋》幽幽地装入了张爱玲的历史与时间政治。然而，这亦是“乱世佳人”的典型气质，不是经由写实的层面流露出来——在勇往直前、颠倒众生方面，流苏不能和思嘉相比——而是体现在张爱玲的叙事姿态和主体意识上。就此而言，《倾城之恋》是张氏作品中少有的具棱角和“攻击性”的一篇，被流苏踢到桌子底下去的不仅是蚊香盘，还有主流的左翼革命叙事与启蒙叙事：“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一笔两面”的写法，既是符合语境的叙述铺陈，又是精妙含蓄的风格宣喻。在此，戏谑战争进而解构历史成为《倾城之恋》的着力点与主题核心。虽说张爱玲并未在“香港的陷落”和流苏的婚姻中明晰因果顺序，但玩世不恭、语带讥诮的提问本身，俨然已暗示战争和历史做了流苏的陪嫁。随着“流苏笑吟吟地站起身来”，一个“乱世佳人”式的女性叙事主体亦傲然确立；凭借对历史的讥嘲和冷漠，张爱玲打造了她“乱世佳人”的主体形象。■
【注释】
① 本文括号中标注的时间如不另加说明，均为作品写作的时间。
② 参见《〈传奇〉集评茶会记》，见《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陈子善编，8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张爱玲称《传奇》中“自己最欢喜的倒是《年青的时候》，可是很少人欢喜它。自己最不惬意的是《琉璃瓦》和《心经》，前者有点浅薄，后者则是晦涩”。
③ “祖师奶奶”的称谓出自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详见该书的序言：《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代序）》。
④ 水晶：《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见《替张爱玲补妆》，3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⑤ 艾小明：《反传奇——重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9期；刘峰杰：《拆解“倾城”的神话——张爱玲〈倾城之恋〉创作意图辨》，载《江淮论坛》1998年第5期。
⑥ 水晶：《蝉——夜访张爱玲》，见《替张爱玲补妆》，1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倾城之恋》难为你看得这样仔细，不过当年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她（张爱玲）停了停又说，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mythical elements似的。”
⑦ 高全之：《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345页，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年版。张爱玲的原文如下：“I myself am more influenced by our old novels and have never realized how much of the new literature is in my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until I am forced to theorize and explain, have encountered barriers as definite as the language barrier.”
⑧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见《汪晖自选集》，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原文如下：“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含繁复、诉讼不已的西方概念。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
⑨ 关于张爱玲与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可分别参见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刘锋杰：《想像张爱玲》，308~31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⑩ 本文所引的张爱玲小说和散文，如不另加说明，均出自《张爱玲文集》（四卷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1)李欧梵：《上海摩登》，3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3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imagery”语出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当被问及意象的功用时，张爱玲说：“我感到故事的成份不够，想用imagery来加强故事的力量。”见《替张爱玲补妆》，1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4)这是张爱玲甚为自得一段话，也是她对《倾城之恋》记忆最为恒久一部分。在《回顾〈倾城之恋〉》一文中她说道：“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今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
(15)张爱玲：《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见《张看》，陈子善编，38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16)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见《批评空间的开创》，王晓明编，34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7)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见《镜像缤纷》，金宏达主编，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18)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载《万象》月刊1944年5月。
(19)〔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257~2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撰写英文长篇Pink Tears，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屡遭退稿的《金锁记》改写之路。1967年，Rouge of the North终于在英国出版，此时张爱玲已基本放弃了英文创作。1968年，改译自Rouge of the North的《怨女》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
(21)柯灵：《遥寄张爱玲》，见《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主编，383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
(22)水晶：《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原文如下：“„将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这一姿势极其流丽潇洒！”见《替张爱玲补妆》，3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3)(25)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96~97、107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24)转引自若江：《张爱玲的“红楼情结”》，载《太湖》2003年4期。
(26)〔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译序》，1页，傅东华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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