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13历史1班
2013070525 丁晓刚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周恩来毕业于南开中学，后就读于南开大学，早年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骨干。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直至1976年1月逝世。
周总理，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他了，直接切入主题。我主要说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建立后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很难说里面没有掺杂一些人的争权夺利。对于文革的定性，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文革中周恩来。
一、蓦然惊醒
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严重的政治批判。这件事震动了全国，由江青等一手组织策划的这篇文章发表前有意隐瞒了中央一线领导人，周恩来事先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江青后来说，他们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保密了七八个月‛。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理论界引起普遍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十一月三十日，在拖延二十天后，人民日报奉命转载把它登在‚学术研究‛内。周恩来一直将其视为学术领域的争辩，并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周恩来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杭州的毛泽东因为不满意周恩来等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一次比一次更严厉地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批改由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在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提出整个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文化大革命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全国，有学术领域波及政治领域，这时周恩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超出自己的预期。
二、参与文革
1966年学生串联期间，周恩来也参与了工作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积极维护文化大革命，树立林彪。1966年，周亲自劝说并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首先称呼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1967年，周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而杨成武则认为周实际上担任中央专案组负责人和领导者，并针对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主持专案工作。对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按官方说法，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利用各种渠道从不同的方面减少**带来的影响，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并保护了大批老干部。1968年10月14日，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被江青迫害致死，死后的孙维世浑身布满伤痕，冰冷的手铐脚镣仍紧紧地锁着她的四肢，据说头颅中还被插进一根长长的钉子。死时年仅47岁。1968年10月17日，周恩来得知孙维世死亡的消息后大惊，他不忍告诉邓颖超。这位在‚文革‛中为了维护大局，对许多事情一贯隐忍的国务院总理终于愤怒了，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挥笔批示：‚（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可江青一伙却公然违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强行将死后的孙维世定为‚反革命‛，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文化大革命时，不少古迹文物在‚破四旧‛的名义下遭受浩劫，周恩来不断设法予以保护，从而挽救了大批珍贵文物，为中华文化存续做出重大贡献，其中著名的实例有派军队进驻保护杭州灵隐寺、北京故宫、莫高窟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
1968年，北京大学有学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即1932年2月，国民党用‚伍豪‛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宣布退党的声明），毛泽东一开始沉默不语，后亲自批示这是污蔑。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周恩来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三。周恩来在会上发言高度赞扬林彪，称赞‚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周在毛泽东，林彪不赞成情况下，带头积极支持江青、叶群进入中央政治局。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以及林彪集团成员与张春桥之间激烈冲突，引起毛泽东反击。周与康生跟随毛批判陈伯达和吴法宪，进一步受到毛信任。
三、林彪事件前后
1971年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面政治斗争，并将斗争引向林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先后主持华北会议及军委座谈会，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进行批判。在毛泽东、林裂痕越来越大时，周恩来奔走中间缓和关系，提议林彪主动找毛泽东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仅周恩来知情，以保密电话随时联系毛泽东。9月12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当日夜，林彪出逃，周恩来全程主持了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并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黄，吴，李，邱。
林彪身亡后，接到电报时周恩来面露笑容说‚好了，好了‛，周恩来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左结果，但毛泽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说：‚他妈的，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周恩来先和众人一起露出久违的微笑，在只剩下纪登奎和周恩来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
四、晚年与纪念活动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1973年2月，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这时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提议江青进入常委，遭毛泽东反对。同年，毛泽东以外交工作出现修正主义倾向名义，发动对周恩来批判，组成‚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1973年11月，毛泽东指使王洪文、江青组织会议批斗周恩来，并上纲上线为‚第11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对此批评道有野心的是江青，而非周恩来。为避免不必要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1974年5月，癌细胞扩散，6月开始，周恩来被迫住院，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术；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这一年，毛与江青等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批判党内‚大儒‛，后来直接点名‚批周公‛。但毛泽东最终否定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说法，未能打倒周恩来。10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2月，周恩来抱重病前往长沙，亲自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其后他再度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是身体已经极其虚弱。国务院工作移交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处理。其后，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大范围整顿。周恩来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使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增长趋势。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后始办追悼会，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仪式[91]。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代表团，当时周恩来已经坦然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10月7日，周恩来在邓小平探望时，告诫邓须再三忍耐。1975年冬，毛泽东发动批邓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并将《水浒传》人物宋江作为反面教材，影射党内投降派。周恩来在重病之下多次高呼自己不是投降派，并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邓小平接任总理，未获回应。1976年1月7日，在弥留之际，周恩来临终遗言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976年4月5日，为中国清明节。为纪念周恩来，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但毛泽东通过毛远新传话，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直接导致邓小平第三次下台。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视为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集会并称‚四五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同年10月6日，毛泽东接班人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发动怀仁堂事变，兵不血刃，结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建国初期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迫害，退出领导集团甚至死亡。那么为什么周总理能够在**中立于不倒之地，还见缝插针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去减轻文革影响，保护了一批老干部？ 1966年11月19日下午，周恩来在一次座谈会上表达了自己对**的心态。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毫无怨言。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既强调‚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也数次提到因势利，强调善于用策略。‚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小损失，维系国家政局。周恩来在当时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考虑斗争策略和方法，采取了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坚持在重大原则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回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这是他一直没有被文革所打倒的主要原因。例如周恩来虽然参与策划并主持了二月会议，但本身没有发表意见，没有被过多的牵连；在公开场合，周恩来十分注意措辞，别人很难抓住把柄，对于‚四人帮‛和林彪他有时也不惜假以辞色，一些革命同伴例如陈毅、陶铸的他也都去了，没有置之不理。正是其高超的斗争技巧，才使其一直在文革中屹立不倒。
虽然在文革中为了自保做了很多不太好的事情，但大部分当时的人都表示理解：‚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事。但人民谅解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陈云：‚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这是文革时期周恩来参加集会。叶剑英：‚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对于周恩来的历史作用，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说的，‚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我不敢说我现在说的就是当时的真相，我只是资料搬运工，对于文革之类的资料文献一直是说法不一，譬如有关周恩来去世后，毛主席没有参加葬礼的原因，就我所了解就有好几种说法：
1、毛主席从治疗报告中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十分严重后，曾指示治疗组认真会诊，及时救治。尽管毛主席对周的健康十分挂念，可是，当时的他，也是自顾不暇。这时的毛主席已不能起立或是坐下，连一步路也走不了。只能躺着，他说话很困难，吃饭要人喂，严重时要用鼻饲。所谓鼻饲，就是把一根橡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直达食道，用橡皮管子往里进灌流食，当然只能是很稀的液体了。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2、或许毛泽东只是不让许多人看见。在总理的最后几个小时中，他曾悄悄来到医院，坐在周恩来的病榻旁。可能是由于某种令人痛楚的孤独，甚至是懊悔之感，他才最后前来同这位忠贞不渝的同事谈话。〔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35页。
3、也有一些野史指出毛泽东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有所不满的，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再加上毛泽东当时重病在身，心理状态与健康状态不好，也就懒得再去看望周恩来，参加周恩来的葬礼。
由于历史研究者所处的阶层，个人的人生经历，个人所代表的利益团体以及个人价值观的不同，我们不可能去实现对一历史事件的统一说法。我们主要是要博取诸多史料，并加以分析与考据，从中探寻尽可能真是的历史。
【参考文献】
1、《周恩来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周恩来的革命春秋》刘心武
3、《周恩来传》金冲及及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二篇：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十年浩劫，十年**，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起因：
主要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大致来自两方面
1.苏联搞“修正主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对中国背信弃义，擅自撕毁对中国协助的合同。毛泽东担心中央也出现“修正主义”，担心他的接班人（刘少奇等）也像赫鲁晓夫那样全盘否定自己
2.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完全的，尤其是思想上的。于是他觉得文革是很必要的。
简单经过：
通过批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林彪、江青等叛徒的地位不断提高。渐渐地，形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后来有形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期间形成了以中学生为骨干力量的红卫兵，使得社会进一步**。
自从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谋杀毛泽东计划）破产，叛国出逃，却在蒙古机毁人亡)后，“文革”平静下来些，但是四人帮却逐渐壮大，加紧夺取最高权力的步伐。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以叶剑英为首的老一辈领导逮捕，从此十年文革基本结束。
结果：
1.政治上长期**，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
2.经济上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3.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被严重摧残，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国民素质下降，经济、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加大。
文革破坏的部分文物：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
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9.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0.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
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1.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
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2.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13.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4.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15.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
二净。
16.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17.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18.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
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19.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
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毛泽东语录
《毛主席语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泽东主席名言警句选编本，发行量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此记忆犹深。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文革相关组织人物：
红卫兵
红卫兵——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产物，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党政机关、造成社会**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1976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
红卫兵对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千千万万人的无辜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这也是文革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极权政治幕后操控者使用的杀人机器，无数知识精英，社会名流死于它们的屠刀之下，举凡中华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夕扫地荡尽。给中华千年文明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传统文化几乎毁于一旦。但官方说另一方面，也彻底扫除了宗法社会在新中国的残余影响，为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人帮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
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是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年至此结束。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宣判。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其他：陈伯达、毛远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至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林彪
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毕业于黄埔军校，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0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中国共产党党籍。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江青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被捕脱离党组织。抗战爆发后，江青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结婚（第四任妻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77年7月，江青被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
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部长等职）
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邓小平（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
邓小平是我国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者，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风云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叶剑英
叶剑英，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刘少奇（第二任国家主席）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他的主要著作收入了《刘少奇选集》。
彭德怀
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彭德怀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国防及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始终保持坦荡的革命胸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极其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之本色，一直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尊敬、爱戴和怀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又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无端诬陷和严重迫害，被红卫兵从成都押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他身患结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在北京含冤辞世。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他与陶铸同志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亲致悼词。
贺龙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贺龙含冤而死后，毛泽东曾说过：“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多次指示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中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陈毅
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
一、新四军老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十大元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期间，与四人帮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1968年，下放石家庄。1971年1月16日，陈毅腹痛加剧，发现患有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老舍
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信仰基督教，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革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普及知识
十大元帅，指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十位军事家。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十大大将，指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了军衔制。中央军委授予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张云逸、肖劲光、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10人大将军衔
第三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沈阳市改革开放的成功开启
沈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辽宁省中部，以平原为主，山地、丘陵集中在东南部，辽河、浑河、秀水河等途经境内。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全年气温在-35℃～36℃之间。早在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重镇方城（侯城前身），隶燕辽东郡襄平县，为沈阳建城史之初，距今2600余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勤劳的沈阳人民通过辛勤与汗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沈阳中国最重要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有着“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但是在十年“文革”中，长期受到“左”顷错误的影响，沈阳的经济和社会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坚冰在这里被打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沈阳在市委领导下，认真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讨论从1978年8月开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始至1979年末基本结束，经过这场讨论，极大的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各方面工作健康发展，使沈阳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
1979年1月10日，沈阳北行农贸市场正式恢复。这是全国第一个恢复交易的城市农贸市场。1980年7月，国家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在沈阳召开了全国城市农副产品座谈会，将沈阳的成功经验推向了全国。与城市农产品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相适应，沈阳农村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专业户、重点户也应运而生。沈阳市新城子区新城子公社大王屯的苏玉兰办起了养猪场，1979年当年就达到了存栏100多头的规模，成为在改革开放早期出现的全国第一个农村养猪专业户。
自1979年1月沈阳北行农贸市场的恢复开放，当时从事个体经营的专业户还没有一个很正式的名分，但长期戴在个体经营者头上的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帽子实际已经被摘掉。沈阳市委不仅率先为个体经济正了名，而且在扩大就业渠道、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过程中，积极引导和支持城市待业青年在服务行业从事个体经营，从而使沈阳的个体经济成分不断扩大。1980年，年仅19岁的女青年李新从中学毕业后，在工商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麦香村小吃部”，成为沈阳市第一个自谋职业的青年个体经营者。
农村和城市经济多项改革的起步。中共沈阳市委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始终坚持一切从沈阳实际出发，敢于打破来自各方面的“左”的坚冰，有力推动了沈阳改革开放的艰难起步。
在市委的大力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沈阳农村全面铺开。1984年，沈阳市粮食总产量达23.25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79.5%；农村人均收入575元，比1978年增长2.2倍。得到实惠的农民深有感触地说：“落实家庭承包制，家家大屯满、小屯流，吃粮烧柴全不愁，一心一意跟党走。”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也由农村拓展到了城市。沈阳市率先探索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不仅正确处理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同时也使企业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1984年5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进行试点的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30户试点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6%。实现利润增长40.7%，上缴利税增长49.49%。沈阳市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实践，推动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1984年7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沈阳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同时也给予了沈阳一系列政策上的支持。沈阳市委、市政府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上取得了一个个重大突破。面对工业比重大，大中型企业多（当时有工业企业5326户，其中大中型企业237户），产品、技术、设备老化，经济效益较差，竞争力不足等问题，市委、市政府坚持“一手抓大、一手抓小、以大为主”和在小企业突破、在大企业深化的原则，在千方百计搞活企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试验。在这些试验中，主要是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企业破产、企业拍卖、企业兼并等等。应该说这些探索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比如，1986年8月，市政府决定宣告市防爆器械厂倒闭破产。这一消息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都播发了这一消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媒体也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对沈阳市进行的破产改革实验予以高度评价：“沈阳实行《破产规定》是一个重大试验，它为国家破产制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在为进一步搞活企业而进行的新探索中，“特厂”试验是别树一帜的。所谓“特厂”，就是比起其他企业，要求其改革更超前一些，政策更特殊一些，外部环境更宽松一些，企业效益更好一些，对国家贡献更大一些，在新旧体制摩擦中探索新体制的运行模式。例如，除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外，生产经营计划彻底放开，完全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决策；企业劳动用工计划放开，企业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行决定录用和按政策辞退员工，报劳动部门备案。为减轻企业负担，除法定的执法部门的法律监督外，其它各级、各类部门未经市“特厂”试验指导小组批准，一律不准对“特厂”派检查团、组。由于给予“特厂”一定的权利、政策和保护性措施，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科教文卫等事业改革开启。
当沈阳在经济领域进入改革开放起步阶段时，科教文卫体制的改革也开始启动。自中央于1981年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工作基本方针后，沈阳市就率先在推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方面转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科技体制方面，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进入生产领域。增强科研机构面向经济建设的动力和活力。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为科技人员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实施“星火计划”，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支持和发展民办科研机构。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起步，沈阳市教育体制改革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沈阳市坚持“一手抓精品，一手抓产业”的发展战略，逐步建立起饮食娱乐业、演出展览业、文化旅游业、文物开发业、艺术培训业、图书发行业、影视业、艺术生产经营业等各种新型文化产业。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杂技《高车踢碗》，话剧《少帅蒙难记》《榆树下的恋情》《搭错车》等，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沈阳市艺术团连续三年演出超千场，纯演出收入超百万元，《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头条以“映日荷花别样红”为题，报道了沈阳艺术团的事迹。
在改革开放初期，沈阳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党中央政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突破禁区，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领域率先打破“左”的坚冰，成功的开启了沈阳市改革开放的历程。
第四篇：文化大革命简单介绍
文化大革命这场重大政治运动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天安门事件
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
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
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3000万至8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而“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红卫兵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对于中国历史文物及伦理道德的摧残他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交通、生产为之大乱。他们在各地互相串连彼此交换经验并免费供应食宿分别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份子、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学校也为他们所占据教师成为他们批斗的对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宫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等也成为红卫兵的破坏对象。红卫兵在文革期间所造成的破坏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
5.7 人道主义灾难
文革中非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
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第五篇：文化大革命读后感
文化大革命读后感
初二24班鲍泰宇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中国发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一场内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它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结果给林彪、江青一伙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实际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九大是第一阶段。从九大到1973年8月十大为第二阶段。从十大到1976年10月为
第三阶段。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文革大革命爆发以后为什么给国家人民造成那么大灾难？毛泽东本人当然要承当主要责任，但根源不在于他个人，根子在于民主遭到很大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变成了毛的个人专制，出现了对毛极端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一种没有制约限制的权力那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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