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写作中的叙事伦理

第一篇：传记文学写作中的叙事伦理

在一个个体叙事的欲望如此旺盛的时代，传记写作已成为很多人的需求。但相对于传记文学写作来说，传记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理论的力量可以规约和影响实践，在传记泛滥的今天，如何把握传主?如何规约传者与传主的关系?如何呈现传主的生平，这些是理论问题，实质上却相当深刻地影响着传记创作的实践。作为叙事艺术，成功的传记由于其文体内容与历史真实之间稳定的关联性，尤其容易影响当下人们的伦理精神，今天的传记写作却刚好忽略了这种意味，传记写作的泛滥与意义的空洞化，正成为侵蚀传记创作的重大痼疾。

在现代叙事学中，传记的叙事已经变成了一个叙事伦理问题。与理性伦理学不同的是，叙事伦理学不去言说既定的具有规范性的道德说教，其道德实践力量在于读者进入某种叙事的时空后，他(她)的生活因为叙事的力量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叙事让读者为其中的“这一个”人的个体命运动了感情，叙事语言不经意地形塑或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感觉，使他的生活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为某个叙事着迷，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乃至实践的行为。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叙事伦理。传记的叙事伦理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叙事策略，因此研究传记创作，必须重视传记的现代叙事伦理及其对社会伦理的传播影响力。

一、传主与传者的伦理关系：平等的对话与交流

一部传记是一部灵魂的历史。在写作中，传记作者既可能面对传主生命的光环，也会触及传主人性光环背面的阴影，在此传记作者常常会表现出理性的失衡。自传的作者会被传播的期待牵制自我的审慎，或者会因为传主已然是成功者的心态影响对既往史实的表述，进而虚饰自我的人生。而他传的作者更多是源于传主形象的高大伟岸，影响到对传主的认识。视角决定判断，判断改变认识。传者在表现传主的人生时，常常会生出仰视的悲哀，面对传主的伟岸身躯，不由自主地执行传统的避讳原则，使其笔下的传主失去生命的光鲜亮色，成为单一扁平的正面形象。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传主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仰视传主是叙事伦理的萎缩与异化。无论自传、他传还是别传，传者(即作者)与传主的关系都是平等的。自传作者相对于传主而言，应该是一个客观而审慎的他者。对他传，由于传主一般都是社会名流贤达，为了矫枉过正，作者对于传主甚至应是俯视的关系，因为只有当传记作家在心理上俯视传主时，他才容易把握传主独特的人格，才能有力量去穿透传主身上厚厚的甲衣，审视其真正的人格结构与人生经历。

尽管平等的写作伦理是一个浅显而明白的道理，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为尊者讳的国度，却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平等需要力量，同样需要智慧。传者与传主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部传记的成败。中国成功的传记往往多是为死者所作的，如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晗的《朱元璋大传》等。为生者所作的传记则少有成功者。虽然这里有一个中国人评价生命的标准是盖棺论定的规则约束，但是传者缺乏强烈的个性以及智慧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探寻真理，执著寻求史料，更敢于言人所不敢言，不避尊者讳的传记少之又少。特立独行的人生须有特立独行的人去书写，非常事当然需待非常人。传记文学的传主与传者的平等交流，不仅仅是一个传记写作的准则问题，更是创作者人格历练的需求。

二、史实与传实的叙事伦理：据史依实与适度修辞

传记的真实性是任何一个传记作者都不可回避且必须正视的问题。传记文学虽然力求真实，但是它的“真”是一种“纪实”，是一种对事实的叙述。而对事实的叙述不可能有本真的纯粹复现，只能是烙上了传记叙述者主体个性的“修辞”。如何在史实与修辞的虚构中找到一个恰当的精准的度，对每个传记作者都是困难的。因此，传记的写作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史的基础上，据史依实，适度修辞。

但传记写作拘泥于史实如同在传记中过于追求文学性一样是不可取的。任何传记的写作都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都不可避免地要将世俗人生理念化、精神化。这一过程是描述生命的过程，更是解释生命的过程。生命不是一个个中断的事象的叠加，每一个现象的背后，都涌动着人本精神的活动与生命活力的张扬。传记写作中的诗与修辞性都是针对这一现象而展开的。传记的叙事伦理要求传者忠于史料而不拘泥于史料，在事件细节依实据史的前提下，适度修辞是传记写作必不可少的。

当然即使优秀的传记作者常常也会面临史实与诗的两难困惑。以自传为例，理论上讲，自传的传主生平包括自我生成的事实和经验化的事实两个方面，经验化的事实是其原发性的经历，而自我生成的事实则意味着经验化的事实可能会因为认知作用，改变作者对既往所经历的经验判断，进而在叙述时虚构经验。当自传的写作意向与传者表达的主体性观念一致时，史实必会在细节上出现一些失误或虚构，这种虚构当不至于影响到对传主整体史实的颠覆为宜。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陈氏《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赵氏之《长恨歌传》‘可以见诗笔’，白氏之《长恨歌》‘可以见史才’。”后来我们据此以“史笔”、“诗笔”来划分传记。史笔是基于真实基础上的直书直议之笔；诗笔是作者在固有经验基础上的生发与创造。史笔、诗笔之说，同样也表达了传记写作中的史实与诗的辩证性。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叙事伦理对材料的调控。对于当下的普通人，传记的叙事可能是一种叙事；对于历史人物或者社会贤达巨匠，传记的叙事常常是建立在众多的既有文本材料的基础上，更可能是一种对叙事的叙事。不同的传者处理传主的方式不同，角度不一，每个传者都会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传主的生平故事，其所构成的传主的人生当然不同。但是不管他们讲述传主曾经有过的生活，还是在此基础上去阐释一种想象的生活，只有适度的修辞，才是合乎传记文学叙事伦理的表达。

三、传主人格及史料的驾驭：穿透时代、切入生命

人物传记，历来不乏素材的收集。人的一生或长或短，但每个人都不缺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可成为作品题材的内容很多，传者的文学修养与技巧便在素材选择过程中一见高下：猎奇见其品味与心性的浅陋；夸饰显现他的功利与世故；严谨反映传者秉承传记传统、直面现实人生的悟性与胆略。一本人物传记，传者在材料的选择与结构的安排上如何简要勾勒出人物的活动，同样体现着传记的叙事伦理。

传记叙事不仅讲述传主曾经有过的生活，也会讲述想像的生活。传者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属于传主的生命经纬。在过去，传记作家往往从一个固定的观点出发来刻画传主。而现代传记作家可发掘的材料太多，因此开始时并无固定的看法，一定要搜齐材料后才盖棺论定。从各方搜集的资料中，传者往往能雕凿出一个更完全的人物造像。

对传主隐私的发掘成了现代许多传记格调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毋庸讳言，传记作者有挖掘传主的隐私的权利，但却不能不负责任地、肤浅地渲染；传记作者应该冷静、客观、尖锐，却又必须是善意与宽厚的。隐私问题是一个叙事伦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传记叙事技巧的问题。隐私的曝露与否以及多大程度上的曝露，应该是与传者作传的目标及伦理指向相一致的。传者对传主的史料及隐私的驾驭，应该是建立在充分把握传主人格灵魂的基础上的。而准确把握传主的人格灵魂除了掌握传主的人生经历、细节，还应该从大时代的脉络中寻找传主的生命位置。即在穿透时代的颖悟中切入传主的生命。每一个传主都是历史中的个体，他不可能超越时代，他的思想精神与其外在行为都会烙上时代的印记。孙犁说：“写传记，应首先理解那个时代。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不管他怎样说，总受时代的影响、制约。”大而言之，任何一个传主都一样会受到时代的制约。将人物放在时代的调色板上去审视他的生命，探悉他的灵魂与人格，进而在此基础上理解传主，整饬其人生素材，这样写出的传记决不可能是格调低下的作品。

传记写作对于人类日常伦理的影响也越来越强，传记的创作正处于一个需要规范、需要理论提高的时期。由于传记创作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叙事，很多传记创作的技术问题更多呈现为叙事伦理问题。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探讨传记写作，或许能使传记创作中的一些模糊性问题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和解决途径。

第二篇：应用写作中伦理的缺失与对策

应用写作中伦理的缺失与对策

口辛建华

应用写作无论在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应用写作并不像单纯的文学创作那样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建立在人伦道德之上的一种具有规范性和束缚力的写作。应用写作在伦理上具有客观性、公正性、人道性的特点，在结构上有着规范化的模式，在语言上要求简洁精练，多用消极修辞手法，更多关注段、句、词、字及标点等。

目前，在应用写作中普遍存在着各种伦理的缺失现象，对写作者个人的思想道德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制约作用。因此，培养符合社会道德观的写作伦理在应用写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应用写作伦理缺失的只要表现

客观性是指在应用写作过程中，写作者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调查、取证、分析，掌握好言辞分寸，写出具有创意性的文章。但是，因为应用写作有固定的模式，这会使应用写作丧失自己的独到之处，缺乏新意，以致出现河南开封、漯河两地官员讲话稿雷同事件，闹出了要在开封“构建平安漯河”的天大笑话。这充分暴露了目前应用写作中存在着不尊重客观事实、缺乏实地考证、生搬硬套等系列问题。

客观性的缺失还体现在应用写作文章的假、长、空上。假，即夸大其辞、言不由衷、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在2010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对部分领导干部讲话存在长、空、假的现象提出批评。这种现象在新闻、科研、广告等领域亦较为突出。

有人为了在网上获得点击率牟取暴利，或为了某些政治目的而制造假新闻，再通过网络这个庞大的媒体到处散发、传播，扰乱人们的视听，影响人们的判断，破坏社会的稳定。如外国媒体报道的“拉萨3-14打砸抢杀事件”就是严重失实的新闻。一向被认为神圣的学术领域，写作道德的缺失也在日渐加剧。“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是针对目前学术界科技论文写作道德失范的形象概括。有的直接抄原文、抄观点、抄论据，有的直接粘贴组合成文或组成“杂揉体”。虚假广告中，征婚广告表现更为突出，女性没有不温柔、漂亮的，个个都大方、肤白、家境优；男方没有不英俊、潇洒的，个个都成熟、稳健、车房俱备。化妆品广告中，岁月轮回时光倒转、婴儿般的肌肤，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比比皆是。

长，指在应用写作中，写作者有意无意地对文章或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难怪百姓形容这样的讲话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这样的讲话汇集成书有价格无价值、有厚度无深度。

近年来，人们常用“文山会海”一词来形容政府机关文件长、会议多的现状。凡开会必发言，凡发言必长篇大论，似乎只有如此才能体现讲话者的水平。本来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事情，硬要短话长说；本来一二千字就可讲透的文稿，硬要洋洋万言。老话、空话、套话、大话、废话甚至假话比比皆是，缺少说服力和感染力。台上貌似激情飞扬、口若悬河，实则不知所云；台下看似认真、掌声不断，实则昏昏欲睡。

空，指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移花接木、大同小异、语言雷同，没有针对性，既不涉及实际工作也不回答群众关注的问题，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

不论起草何种文稿，都打开电脑搜索类似的文章，不管是否合适先套用再说；写作中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道路没有不曲折的、团结没有不紧密的、结尾没有不奋斗的。无论写作主题是什么，都采用在某某的领导下、某某的关怀下、某某的帮助下的套路，把沾边的领导和单位都挂上，到处做人情、拉关系、吹捧领导，严重违背了应用写作的基本原则。

公正性是指写作者在对待应用文施受双方的态度上，不论是对上级机关、下级机关还是弱势群体，都应保持公平、合理的态度。人道性是指应用写作者应从人道主义出发，惩恶扬善，保障人民的利益。

应用写作公正性、人道性的缺失体现在写作者对待应用文施受双方的不同态度上。施事者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占绝对优势的一方；受事者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写作者或迫于上级部门的压力，或受相关利益的驱使，起草公文时有失公允，将群众利益置于一旁，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应用写作的公正性、人道性原则。

应用写作的公正性、人道性缺失在招聘过程中表现较为突出。招聘单位对应聘者的学历、年龄有具体要求本无可厚非，但对相貌、性别、身高、工作经验等的要求则有失公正，也缺少人性化。由此，女大学生不得不去做双眼皮、隆鼻、丰胸手术；政法学院的高材生因身高达不到要求而被拒之法院门外；在校生为获得实践经验不得不从事一些发放宣传单等和自己学业毫无关系的劳动强度超大的工作，浪费了宝贵的在校学习时间。

因此，从以人为本、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政府、企业及有关部门所颁布的规章、条例、办法、制度等在力求公正的同时，应更多体现人性化的一面。

二、写作伦理缺失的危害

写作伦理道德是应用写作者在应用写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善恶观念、价值以及判断标准、行为规范等道德意识、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的总称。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浮躁、功利、实用等心态冲击着人们的心灵，造成了写作伦理的严重缺失。

假新闻误导舆论，扰乱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无视社会公德、践踏人道主义本质的行为。学术腐败现象严重污染了科学技术领域的天空，降低了科技人员的道德水平，阻碍了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不法商家为牟取暴利，在广告中任意夸大产品的作用，掩盖产品质量的不达标，把消费者带人误区，促使消费者盲目购买，从而获得巨大利润，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还使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应用写作中的假、长、空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机关的办公效率，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削减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针对伦理缺失所采取的对策

针对应用写作中存在的伦理缺失问题，我们要加强应用写作的道德建设，树立应用写作的道德新风，培养写作者的道德意识。

（一）加强应用写作者的道德教育，培养道德情感及社会责任感

应用写作道德教育，就是培养写作者正确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些写作者为了快速完成工作任务，获取眼前的经济利益，置道德、法律于不顾，以致产生了一定的“道德”问题。因此，要摒除把应用写作当作完任务或是视“抄袭”为普遍正当行为的不正确思想，树立为社会而写作、对人民负责的正确的道德观念。

文章由人而作、因情而生，文学创作需要情感，应用写作也需要情感。新闻工作者如果没有强烈的求真欲望，没有浓烈的道德情感，就无法写出反映客观事实的好新闻；政府机关写作人员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就不可能提出好的政策或建议；企事业单位的撰文者，如果没有对市场的透彻了解，缺乏对企业的热爱之情，就不可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方案与策略。培养应用写作兴趣，提升应用写作道德情感及社会责任感，再以道德情感及社会责任感来引导、规范应用写作，是进一步深化正确写作意识的必经之路。

（二）结合法律手段，抑制应用写作道德的缺失

以道德情感来引导、规范写作，是通过人为的、自觉的行为来加强应用写作道德建设、培养应用写作意识的。在道德情感失去作用的情况下，有必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即通过强制手段抑制应用写作道德的缺失。

在国家治理中，强调法治和德治同等重要，两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目前，为了遏制因道德失范而对行业造成的危害，医疗、建筑、饮食卫生等行业制定并出台了相关的道德法规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针对学术界的“抄袭之风”、“造假之风”，有关部门也应采取法律手段，严厉打击，还应用写作一片宁静的天空。

因此，呼吁相关部门对目前我国各行业中存在的不足、漏洞，及时出台相关政策、采取相关措施。各行业必须按国家的具体要求，明确本行业的行为规范，对知法犯法、知假造假者采取法律手段予以严惩。

（三）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提倡应用写作短、实、新的文风

创新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在原有思维的基础上抛开旧的，创造出新的、独特的、有价值的思维成果的思维活动。写作者要摒弃头脑中已形成的惯性思维模式，大胆运用创新思维理论，即在搜集和分析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直觉与比较、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创新思维方法，提炼与深化主题思想，大大提高应用写作的效率。

为改进会风文风，缩减成本，建设节约型社会，国务院办公厅就进一步加强审核把关、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如压缩文件篇幅和精简简报字数等。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应用写作文风要“短、实、新”。国务院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明确地表明了当前应用写作的趋势是短而精。

短，即文章内容要少而精。文章并非越长越好，特别是应用文，要还原它讲求实效、简洁明了的本质特征。

实，即尊重客观事实，做实在事。应用文要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分析问题就要客观、全面，要指出现象，更要体现本质，阐述对策要具体、实在，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讲求实事求是，而不能夸大成绩、掩饰问题，既要深入浅出，用朴实的语言阐述深刻的理论，也要有感而发，情真意切。

新，即要求主题深刻、富有新意，同时作者要能根据社会现状和政府规定做出相应的阐释。这就要求写作者勇于打破固定的写作模式，探索新的写作方法，进一步加强理论修养，及时把握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并能很好地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在思考问题上，要角度新、理念新；在解决问题上，要思路新、举措新；在写作内容上，要材料新、语言新，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

总之，应用写作中的伦理缺失问题，对国家、社会、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危害不可估量。这一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及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只要政府、企业及有关部门率先垂范，遵守写作伦理中的客观性、公正性、人道性，把树立写作新风、加强写作道德建设、强化写作者道德观念放在首位，并运用法律手段抑制应用写作道德的失范，应用写作中伦理的缺失现象一定能得到遏制。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三篇：写作 记叙文 叙事

写作 记叙文 叙事

目标要求：

掌握记叙文叙事的基本要求，做到叙事要选择典型事件，清楚具体，详略得当，曲折有致。

学生能运用所学到的方法来叙事，写出中心明确、选材合理、详略得当、叙事清楚具体、结构完整的文章。* 教法建议：

作文教学的基础和中心是教师的方法指导和学生的自主实践以及整个过程中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维持。所以，本课教学可以采用读写结合法、活动教学法、写作实践法等方法进行教学。

* 教学过程建议：

1．学生对记叙文写作并不陌生，经过小学、初中的训练。学生已掌握记叙文的基本要求如围绕中心选材、详略基本得当、叙事清楚、结构完整等。但对记叙文的较高要求如选材典型、叙事曲折有致等则未能很好掌握。所以，本课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应该是如何选择典型材料、如何选择最佳切入角度来运用材料、如何运用悬念、抑扬、伏笔、铺垫、细节描写等手法，把事情叙述得曲折有致。

2．学生作文最大的问题是无话可说。其实，学生不是缺乏生活内容，而是缺乏注意，缺乏关注生活的心态，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因此，老师在进行选材方法指导的时候要充分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做生活的有心人。

3．作文教学要凸现学生在作文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的自主参与贯穿在自主选材、领悟写法、独立构思、独立修改和评价鉴赏等各个教学环节。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调动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上。

4．要重视写法指导，让学生学会参与。根据本课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引导学生把读写活动结合起来，从阅读和“示例”中领悟如何选材、如何选择写作的切入点、如何写得具体生动、曲折有致等方法，学生领悟方法的过程也是自主探究的实践过程。

4．建议用两课时完成。5．教学基本环节和主要内容：

第一课时

一、联系生活，确定写作素材 1．启发交流，激发兴趣。2．说说议议，确定写作题目。

二、读写联系，领悟写法规律

1．启发学生从学过的课文和读过的优秀文章中去领悟写法。

2．指导学生从作文“病例”中领悟写法。选材不典型、叙事不具体、描写不生动，这是学生写记叙文中常见的通病。针对这种情况，教学时，教师可以先出示一篇典型的“病例”，然后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同时出示“病例”与修改文，让学生通过比较阅读领悟方法。

三、构思起草，完成作文初稿

1．学生口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也可以要求学生编写简单的故事，可以要求学生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可以要求学生写作一个简单的片断，让学生在写作实践中掌握叙事记叙文的要领。

2．书面写作，完成初稿。

第二课时

一、指导修改，完善作文

1．讲述一两个古今中外名家修改文章的故事，引起学生对文章修改的重视。2．让学生运用“写作指导”的内容和叙事记叙文的基本要求相互评改作文。教师可以拿一二篇作文做示范评改，再让学生相互评改，确保评改的有效性。

3．学生根据别人的评改意见和自己在评改中的新认识修改自己的习作。

二、评出优秀作文在全班展示。

相关资料

一、考场记叙文的叙事技巧

中考作文在文体上的要求大多不限制，但选择写记叙文的同学还是占大多数。从笔者多次参加中考作文的阅卷体会来看，绝大多数的记叙文叙事平淡无奇，缺乏曲折起伏，读起来总感觉没劲。

也许有同学会说，生活中的人和事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嘛，哪有什么曲折起伏？其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有一个具体的发展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在与周围人和事的相互作用下，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使得事件本身在曲折起伏中发展变化。清代的袁枚曾说，“文须错综见意，曲折生姿”、“为人贵直，作文贵曲”。由此可见，“曲”是使文章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曲折起伏、引人入胜呢？以下几种叙事技巧值得同学们借鉴：

一、制造悬念吊胃口

悬念，在古典小说里称“扣子”或“关子”，通俗地说，就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设置疑问，故意卖弄，使读者产生急切的期盼心理，然后在适当时机才揭开谜底。笔者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母亲不为儿子骄傲》：天下的母亲都会为儿女的点滴成功而欣喜，都会为儿女的某些优点而自豪。这位母亲为何不为儿子骄傲？文章从题目开始就为读者留下了悬念，行文时时牵动着读者的心，直至读到文章的结尾，疑团才豁然解开：母亲其实一直把骄傲掩藏在心底，她是以一种淡然的方式，激励儿子不断努力，警醒儿子别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

制造悬念的关键是“抑制”。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名作《麦琪的礼物》可谓这一技法运用的典范：小说叙写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圣诞节前为了给对方买到最好的圣诞礼物，各自卖掉了自己珍爱的东西。在小说中，作者只详写了主人公德拉卖头发为丈夫杰姆买表链的行为和心理过程，而把杰姆卖表为德拉买发卡的情节隐藏了起来，直到文末才一笔带出。小说将“悬念”一直“抑制”到底，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望，欲罢而不能。

二、巧用曲折掀起伏

在记叙事件的过程中，巧用曲折可以避免平铺直叙，把人物、事件写得一波三折。请看下面这篇中考佳作《难演的戏》的片段：

玩得无聊的中午，一人振臂一呼：‚我们来演出戏吧。‛应者云集，大家跃跃欲试。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在分配角色时，演‚白毛女‛的小红怕‚老杨‛弄乱了她的头发。‚老杨？太土。‛公司经理大公子王明才不当呢。穆仁智奸诈阴险，见风使舵，税务局某科长的宝贝儿子李平才不当狗腿子呢。黄世仁是反面人物，谁愿当？戏演不下去了。（至此，一起一伏。）‚我‛作为导演，力挽狂澜：‚咱们只是演演戏而己，又不是真的。王明，‘老杨’可是正面人物呀，你就干吧！李平，你就当一回‘黄世仁’吧，待会儿‘老杨’还要向你下跪呢，你想多威风！‛戏总算又启动了，可是到‚老杨‛向‚黄世仁‛下跪那会儿，王明老是跪不下去，又快散伙了。（至此，二起二伏。）但大家议论了一番，认为戏还是要演下去，角色嘛，抽签决定，这样公平。没想到这下王明成了‚黄世仁‛，李平成了‚老杨‛。演着演着，李平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爸是税务局的一个科长，专管王明他爹这号经理，我今天向他下跪，说不过去吧？‛一番争论，不欢而散，戏终于演不成了。（至此，三起三伏。）

这篇作文所写的只不过是一个游戏而已，但作者婉转曲折地叙写，突出了一个“难”字，真是妙趣横生。就在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过程中，有着耐人寻味的意蕴。如果作者三言两语，平白直露地就把这么好的材料打发了，那该多么可惜啊。

三、抑扬转换展新境

要赞扬某人，落笔却先贬抑他；要贬抑某人，落笔却先赞扬他。前者叫“欲扬先抑”，后者叫“欲抑先扬”。抑扬转换，能在记叙的过程中掀起波澜，形成跌宕起伏之势。鲁迅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可谓运用抑扬转换手法的典范：文章的字里行间涌动的是“我”对长妈妈深深的敬爱与怀念之情，但作者并没有一味地歌颂或赞美，而是将抑扬褒贬结合起来，写出对阿长的深挚感情。文章先写对阿长的“憎恶”、“讨厌”，写她“常喜欢切切察察”、睡觉时“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等，然后写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写“我”对她“伟大的神力”的“惊异”，“讨厌”之情渐渐为“特别的敬意”所取代；接下来，因她“谋害了我的隐鼠”，“我”对她的“敬意”又变成了满含怨恨的“诘问”，而正当想“复仇”时，阿长又为“我”买来渴慕已久的《山海经》，“怨恨”骤然化为“新的敬意”。这感情的曲折变化，最后自然归结为一声动情的呼唤：“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抑扬转换、错落跌宕的行文如九曲回肠的江水奔腾入海，作者对长妈妈的敬爱与怀念也得到了尽情的宣泄，读罢让人不由得潸然落泪。

有位同学写《新同桌》一文也成功地运用了欲扬先抑的写法：文章先写“我”对新转学来的同桌（农民工的孩子）的看不起，衣着也好，动作也好，神态也好，“我”都看不惯；接着写“我”遭遇挫折后，她给予“我”真诚的帮助，使“我”彻底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并对她发出由衷的感谢。文章记叙的事件并不复杂，但由于采用了欲扬先抑的写法，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四、借助误会兴波澜

这种写法以人物对某一事实的真相做出与之相反或毫不相干的错误判断作为情节基础来展开叙述，表现主题。请看下面这篇题为《误会》的小小说的情节片段：“车子终于到站了，小敏提着一大包行李走出车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差点闷死了。他正想着，见那小青年一瘸一拐的也下了车。小敏的心突然一颤：畸形的腿，难道？不会是„„正想着，小敏看见一样东西从小青年口袋里掉了出来，他连忙上前拾了起来，原来是车票。他仔细一看，一下子呆住了。怎么可能？这小青年怎么也是9号？小敏赶忙摸出自己的车票，一看，差点晕了过去，天哪，原来他的车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6号’”！

正是由于小敏认为他抢坐了9号座位（而又没开口询问），所以小敏对他冷眼相看，及至真相大白，误会才消除。小说的情节设置出人意料，给读者以极大的阅读快感。

五、妙用巧合添奇趣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没有巧合就没有故事。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就是运用巧合的典范作品。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作者就设置了许多的巧合：林教头巧遇李小二，为下文李小二知恩图报埋伏笔；陆虞侯设计陷害林冲恰被李小二的妻子听见，于是牵出林冲买刀寻仇。再写火烧草料场时，恰遇大风雪，林冲为驱寒外出卖酒。大风雪压跨了茅草屋，林冲只好躲进山神庙。于是巧遇陆虞候火烧草料场，知道事情的真相。因而便有了杀敌报仇，逼上梁山。作者连设巧合，环环相扣，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成功地塑造了林冲的形象。

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也采用了这种写法：先前被他们咒骂的于勒，因为“报复”而成了他们盼望的对象；在船上意外遇见，发现身无分文的于勒时，却又设法躲开了他。看似巧合的情节，揭示出在那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赤裸裸的人际关系，小说的结局既让人觉得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此外，运用倒叙法、对比法等，也都能掀起文章的波澜。“尺水兴波犹未尽，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正是为文之道。需要注意的是，叙事技巧的运用应该服务于主题表达或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的需要，离开这个原则为了技巧而技巧、为了曲折而曲折，往往会画蛇添足，适得其反。

(来源：《中学生》作者：李朝国)

二、记叙文“叙事”常见失误例说

叙事是记叙文根本，是骨架支撑。如果说描写是“花”，那么叙事就是“藤”，“藤”之不立，“花”将焉附？然而在学生的记叙文写作中，叙事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一、叙事有脱节或不完整

这一失误具体表现为叙事过程中突然“跨越式前进”，同时又缺少一些必要的交代，使得叙事有明显跳脱之感；或叙事结得过于仓促，“悬疑”未解，事犹未定，意有未尽。如有一篇题为《等待》的记叙文，文章重点叙述的是自己等待事先有约定却迟迟未归的母亲的过程，在前文未作任何铺垫或暗示的情况下，却作了如下收束：“我惘惘地推开家门——原来，妈妈早已到家。”读了这样的结尾，读者也定有些“惘惘”，而能够带领读者走出迷惘的方法就在于作一些补充交代，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可以释疑的细节的设置。

二、叙事过程中另生“枝节”

一篇完整的记叙文应该有一个贯通始终的“主干事件”，而八九百字的短篇更是要求作者应该握紧“主干”展开叙述，少生旁逸斜出之笔。否则，将有损于叙事的集中性、连贯性，甚至是全文的中心。如在一篇母爱主题的记叙文中，作者着意叙述的事件是：母亲思儿心切，赶了几十里路来学校看“我”。可就在这“主干”之上，却有一个不小的“枝节”：行文中间作者用一大段文字专门叙述了母亲捎来的妹妹的信，妹妹在信中鼓励“我”好好学习，而“我”也由衷感慨“有个妹妹真好！”这一旁生的“枝节”，不仅影响了“主干”的自然生长、简约精炼，而且还容易分散甚至误导观赏者关注的焦点。而驱除“枝节”干扰的根本在于：动笔前心有“主干”，过程中咬定“主干”，结束时回望“主干”。

三、叙事重心频繁转换

有一篇这样的记叙文：起笔由“自习课上的喧闹、神侃”叙起，然后转入“我和小宇之间关于足球的争执”，并由此引发“我和小宇关于文具盒的矛盾纠葛”，最后借“文具盒事件”传达友情主题。这样的记叙文实际上是前后叙述了几件彼此有牵连的事情，前者牵出后者，后者“登台上演”，前者淡出视线，一出连着一出，似乎是“好戏连连，精彩不断，跌宕起伏，相承紧密”，其实回望一下全篇便会发现，全文并没有一个中心事件，而这将最终导致全文中心不明。究其原因，一是叙事之前没有一个明确的立意，二是叙事过程中又出现了“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的失误。而解决之道便是——明确一个中心，锁定一个事件。

四、“感慨良多”，叙事淡化

叙事过程中或结束时抒发的感慨、议论太多或明显多余，也是记叙文叙事方面的“多发病症”之一。有作者直接站出来发表大段议论的，也有在人物对话中借某一人物之口“语重心长”般代言的。感慨、议论的“泛滥”不仅直接破坏了叙事的连贯性，甚至还冲淡了叙事，并最终影响了记叙文文体的鲜明性。要避免此类失误，切记一条原则：叙事、描写方是记叙文为文之“主业”，感慨、议论适时点到为止。

五、叙事过于详尽，缺乏剪裁

叙事本应详细，但凡事皆须有“度”。如果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一视同仁地细细交代一番，那么就很有可能遇上以下这些缺憾：一是篇幅过长；二是在平均用力中淹没了重点，掩埋了高潮，总体感觉平平；三是叙事“絮絮叨叨、喋喋不休”，缺乏缓急相间、疾徐有致、详略得当的“节奏感”。叙述者是埋头“笔耕不辍”，难得喘息；而阅读者则一路追随而来，也是不得轻松。

要想改变这种双方受累、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关键在于学会适当的剪裁取舍，变“事无巨细，一视同仁”为“事分重轻，厚此薄彼”，即根据预设的文章立意，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择取“最具表现力”的重要环节展开来从容叙写，至于其它相对次要的环节，则或轻轻带过，或干脆潇洒剪掉。

如有一篇亲情主题的记叙文，作者详尽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放学回家，恰遇父母“冷战”，无奈之下“我”只得到小吃摊上解决晚饭，结果食物中毒；神志恍惚之中，“我”看到父母拨打120，背“我”下楼，到医院后又为“我”忙这忙那；输液时，“我”又看到父母互相谦让、互相关怀体谅的情形；第二天醒来，父母对“我”更是关怀备至、呵护有加，父母之间也是愈加体贴关爱，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在原文中，不仅事件的四个主要阶段的情形都得到了充分展开，而且每一个小的环节也都交代得相当详细，结果“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却因为缺乏剪裁，效果并不见佳。其实，原文中有不少内容是大体相似的，比如“神志恍惚中”“输液时”“第二天醒来时”的所见所闻。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妨择取一个最具表现力的片断重点叙写，果断舍弃其它——如让“我”干脆就在神志恍惚中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除上述问题之外，有些同学在写记叙文时还习惯于“大段式叙事”，甚至从头至尾一整段，结果导致叙事“眉目”不太清晰，缺乏“节奏感”，叙事笔法也显得不够成熟。针对于此，应该学会根据事件发展过程的“自然段落”作些必要的切分，如此切分一下，文章不仅有了“眉目”，显了“节奏”，甚至还能透出些“从容叙事”的感觉，何乐而不为呢!

第四篇：《色戒》与《风声》的叙事伦理比较

《色戒》与《风声》的叙事伦理比较

《色•戒》是李安导演于2007年11月1日推出的电影作品，在内地、香港、台湾的华人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以至于影评界将2007年称为“《色•戒》年”；《风声》由华谊兄弟出品，2009年9月29日首映，在众多国庆献礼大片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部在制作和运作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商业片。这两部电影的上映时间虽然相差两年，却在很多方面具有可比之处。

刘小枫将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划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如果以此来分类的话，《风声》应属于前者，而《色•戒》属于后者。两部电影都以抗日救国的宏大叙事开场，《色•戒》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一群热血的爱国青年试图以美人计诱杀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易先生，《风声》的背景是对日抗战中期的1940年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私自与日本媾和，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大肆迫害抗日分子，中国抗战自此进入内忧外患期。在同样的背景下，两部电影的女主角王佳芝和顾晓梦都面临着必须在个人情感与政治国家之间进行抉择的艰难处境，但她们的选择却截然不同。通过对二者悲剧命运的不同处理方式展示出两部电影大相径庭的主旨：《色•戒》将个体生命置于感情和理性、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纠缠和冲突中，表现的是复杂、脆弱的人性，而《风声》则是将个体生命置于非常规的环境中，凸显的是单纯、坚定的革命信仰。

在《风声》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这部电影改编自麦家的同名作品，麦家继承了传统小说悬疑设置和人物塑造方面的元素，叙述潜伏的特务在与外界隔绝的险恶情况下如何掩护自己、如何将对组织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送出去。作者运用了真实与虚构混淆的叙事策略，“东风”“西风”和“静风”三个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述说，构成了互相呼应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使情报究竟是何人送出这一问题变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虽然小说塑造了一种“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但重心在智斗和解谜，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十分突出，而《风声》中基本上看不到敌我双方谍报人员之间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电影将更多的镜头用来表现日伪特务机关如何利用令人恐怖的酷刑来摧毁嫌疑人的意志，目的是令观众在视听上得到震撼，以此展现地下革命工作者为了理想和信仰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并塑造“老鬼”“老枪”等革命者在敌人的非人折磨面前依然意志坚强、英勇无畏的光辉形象。www.xiexiebang.com

《风声》的前半段展现的是“老鬼”顾晓梦生活化的一面：一个富家女，在酒吧里狂热地跳舞，肆意地欢笑，正是这个可以生活平静安逸的大小姐却选择成为行走在刀刃之上的地下革命者。进入裘庄这个非常规的环境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与残酷暴行，外表柔弱的她从容镇定、坚韧不屈。在被审问的时候，她被施以“绳刑”，一种专门针对女性的恐怖残忍的刑罚，虽然电影公映时对此段场景做了删节，但观众还是从她撕心裂肺的惨叫和白色衬裙下面流出的殷红鲜血知晓了她遭受的痛苦折磨。当李宁玉哭求她：“难道情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她坚定不移地用生命书写了答案，为了保全同志和组织勇敢地赴死。《风声》在塑造顾晓梦英雄一面的同时也展示了她内心存在的冲突：一是她的政治选择与家庭利益之间构成了矛盾。从她成为地下革命者的那天开始，她就站在了自己家庭的对立面，将自己置于忠孝无法两全的境地，当她的身份暴露，又使家人的安全遭到了日伪特务的威胁；二是组织利益与姐妹情谊之间构成了矛盾。她与李宁玉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建立起深厚的姐妹情谊，但为了组织利益，她却不得不违心地对之隐瞒自己的身份，还不断从李宁玉那里套取情报。在国家民族之大爱与私人感情之小爱之间不得不作出抉择时，顾晓梦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她不仅牺牲了家庭利益，牺牲了姐妹情谊，最后还牺牲了自己。“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她在电影结尾处悲壮的自白使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场域中的观众与片中人物取得了情感上的共鸣，使这部完全商业化的电影比小说具有更多主旋律的色彩。

《色•戒》虽然也设置了宏大的时代背景，却是为了讲述“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电影对王佳芝背叛国家大义的行为虽然有所批判，却对她出于人性而作出的抉择不无同情。《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小说取材于1943年中统间谍郑苹如刺杀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丁默村未遂反遭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但张爱玲将自己与胡兰成之间的爱情体验赋予其中，使小说中的乱世、家国、救亡、除奸等政治因素成为一则残酷爱情寓言的斑斓外衣，男女主人公之间在政治上的敌对关系隐喻的是男女两性之间在爱情上的冲突。通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完全失败的王佳芝，张爱玲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彻骨感悟，即对爱情的热烈渴求（色）和对爱情的深深绝望（戒）。电影《色•戒》延续了原作在政治上的暧昧模糊性质和张爱玲忠于艺术逻辑、情感逻辑的精神，其主题不再仅仅局限于男女两性问题，而是扩展到人性的层面，表现了在极端的两难处境中人性的分裂和情感的分裂，使小说中本来就不太清晰的正义与邪恶、黑与白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如果说顾晓梦是出于革命信仰、主动选择投入革命洪流的志士，王佳芝则是一个没有革命信仰、被动卷入革命漩涡的平凡女性，面对个人情感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抉择，她总是将小爱（私人感情之爱）居于大爱（国家民族之爱）之上，最终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与小说相比，电影增加了王佳芝家庭情况的叙述，母亲早逝，父亲远赴英国重组新家，并以经济情况不好为由拒绝接纳她，再加上身逢乱世，使她的心灵始终处于孤独无依的状态。“一旦一个人已变成完全孤苦伶仃地面对外面的世界，他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的孤独状态。”正因为缺乏归属感，她逐渐沦落到失去自我、附和他人的地步。王佳芝参加抗日行动并非出于深厚的革命信仰，而是因为对邝裕民青涩、隐晦的爱情，当戏剧社的其他成员热情澎湃地接受刺杀汉奸的革命任务时，王佳芝是看着邝裕民的眼睛才犹豫地伸出了自己的手。为了更好地完成色诱易先生的任务，她被迫变成“女人”，她惟一的希冀是让她倾慕的邝裕民来实施，但“组织”安排的却是嫖过妓的梁润生，反讽意味不言自明。从普通女性转变为革命者，王佳芝付出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代价，“献身革命”对于她来说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此后，她的身体便被组织以抗日爱国的名义征用，成了组织完成使命的工具。如果这个组织（包括邝裕民）能提供她所需要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她的情感和理智在方向上可能会保持一致，但恰好相反，戏剧社的其他成员没有因为她的付出而感激她，反而以嫌恶的态度疏远了她，邝裕民为了达到替哥哥复仇的目的逃避她的爱情，在她最需要保护的时候显得那么懦弱，组织的代表者老吴不仅无视她在易先生诱惑下的挣扎，甚至为了让她安心工作而将她的家书付之一炬。王佳芝一边被利用，一边被鄙视，显示出革命纯洁性的虚伪。对于王佳芝来说，易先生比革命同志给予她更多感性的关怀。从相互试探到相互折磨再到相互融合的三场床戏，表现了王佳芝对易先生由性生情的过程，一首《天涯歌女》唱后易先生的清泪更使两颗同样孤寂的心灵获得了慰藉，意外出现的名为“鸽子蛋”的六克拉钻石使她的心灵防线彻底崩溃。王佳芝逐渐产生的动摇、关键时刻的背叛可以理解为女性/人性的脆弱，也可以理解为人性力量的强大足以左右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在暗杀即将获得成功的关键时刻，她的提醒让易先生得以逃脱，使组织的行动功亏一篑。遗憾的是，王佳芝这次又是所托非人，易先生和邝裕民一样，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下令将她和其他组织成员逮捕并杀害，使王佳芝再次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www.xiexiebang.com

从《风声》和《色•戒》对暴力场面的处理上也表现出两部电影不同的叙事立场。《风声》前半段大肆渲染了日伪特务机关对嫌疑人使用的各种暴力手段，拷问折磨“老鬼”顾晓梦时粗大麻绳上的斑斑血迹、“老枪”吴志国重要穴位被插上银针后吐出的满口鲜血让观众对王田香和武田的愤恨情绪逐渐积累到极点，看够了敌人的残暴和我方的牺牲，当武田被吴志国瞬间割破喉咙、鲜血逐渐渗延开来的时候，同样是令人恐怖的暴力却在观众心中诱发了“一种趋近于崇高的乌托邦式美感”。不论导演还是观众，在对牺牲个人感情、为了政治信仰而忍受磨难和死亡的“老鬼”和“老枪”采取褒扬态度的同时，也默认了电影中以暴抗暴的逻辑。同样是处理暴力场面，《色•戒》里话剧社成员杀死特务副将的景象却难以让观众拍手称快，我们的感觉与惊慌失措夺门而出的王佳芝一样，革命是如此血腥暴力，以暴制暴的革命行动喷溅的鲜血同样触目惊心。整部电影贯穿着李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在这里，人首先具有人的属性，然后才是政治属性。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李安通过王佳芝唱《天涯歌女》时易先生的动容、易先生处决王佳芝后坐在他们曾有床笫之欢的床上黯然神伤等场景表现了易先生内心的挣扎，将一个罪恶深重、冷酷残忍的民族罪人塑造成生活在压抑和恐惧中的可怜者，因此背上了“美化汉奸”的骂名。

综上，《色•戒》更多地遵从了审美意识形态原则，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人性的深度，《风声》贯彻了政治意识形态原则，让我们震撼的则是信仰的力量。

第五篇：教育叙事写作要求

教育叙事（故事、案例、案例分析）写作要求

1.必须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亲身经历的真实的教育故事或教育案例。时间、班级、姓名等信息要尽量核实准确。

2.字数不少于800字。3.文档编排要求：

（1）标题：二号黑体字；若有副标题用三号黑体字。居中。行距：25磅。

（2）单位、署名：“漳州南太武实验小学”用小三号楷体字；署名用小三号黑体字；单位与署名之间空两格（2字符）；居中。行距：25磅。

（3）正文：小标题用四号黑体字。正文用小四宋体字。均首行缩进2字符。行距：22磅。

标题与单位署名之间空一行，行距10磅；单位署名与正文之间空一行，行距10磅。

（4）页边距：默认格式（上、下留2.54厘米，左、右留3.17厘米）

（5）页码：直接插入页码，居中。

范例：

今天你诚信了吗？

漳州南太武实验小学 潘必方

细心的同学不知是否发现，今天冉冉升起的是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今天的旗手也是我让大队部临时更换的。为什么让郭靖宇同学担任今天的旗手呢？这其中是有故事的。

在十六周星期天的下午，郭靖宇同学不小心把四（1）班的窗户玻璃打破了，1 第二天星期一的早上，郭靖宇同学就主动找到我说，玻璃是他打破的。我问当时有没有其他人看到，他说没有。我说你能主动承认自己的过失行为，说明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但损害东西是要赔偿的，叫家长找工人修好就行了。

今天，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上，我把郭靖宇同学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并且让郭靖宇同学担任旗手，意在对他诚实守信的好品格进行表扬和奖励。我为我校有这么好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想郭靖宇的老师和父母也一定为培养了这么诚实的孩子而感到无比自豪。希望其他同学向他学习，争当诚实守信的好少年。

同时，我又想起了去年初发生在六年级两位同学间的一件事。有位姓陈的同学从后面将一位姓徐的同学推倒，门牙磕在讲台上，一颗牙齿磕掉了，一颗牙齿磕松了。学校在调解时，这位陈姓家长首先不是承认自己孩子的错误，而是质问学校有没有责任，对方有没有责任。我说，学校反复强调课间不要在教室、走廊追逐打闹。事故发生在下课时间，不是课堂上，全校有八百多孩子，只有四十多位老师，老师不可能把每个孩子都看管到，你说学校有什么责任？姓徐的同学之前和你的孩子没有任何矛盾，你的孩子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后面把别人推倒，对方后脑勺又没有长眼睛，你说对方有什么责任？这位家长无话可说后，只好说反正我没有钱赔。最后我把湖北信义兄弟的故事讲给他听：

2010年2月9日，为抢在大雪封路前赶回老家给民工发工钱，武汉市黄陂区建筑商孙水林连夜从天津驾车回家，在开封县境内发生重大车祸，一家五口不幸在这次车祸中遇难。为替哥哥完成遗愿，弟弟孙东林忍着悲痛在腊月二十九那天，将33.6万元工钱发到60多名民工手上。哥哥留下的现金是26万元，因为钱不够，孙东林从银行取出自己的6.6万元，孙妈妈拿出了自己的1万元养老钱兑现了兄弟俩20年里共同信守的承诺: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每年大年三十之前，一定要结清所有工钱。

紧接着我又给他讲了拾荒老太太的故事：

2009年一个寒冬的早晨，黄石市的拾荒老太太郭冬容捡到7000元钱主动交给民警，临走前踌躇半天，不好意思地对值班民警说：“同志，我还没吃早饭呢，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元钱，我买两个馒头吃?” 郭老太太拾金不昧的事迹经媒体报导后在社会上迅速流传，广受赞誉。老太太在物质上虽然不富有，但“一颗高贵的心”却像金子一样宝贵。

贫穷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也不能成为赖账的借口，越穷越要讲信誉，2 才能慢慢建立起信誉，慢慢致富。最后这位家长终于承认全部承担责任，负责赔偿。我说，如果你讲信誉，学校比你还将信誉，学校可以从助学金中给孩子一定补助。这位家长按照协议如期赔偿了受害人，学校也从助学金中给了他补助。

这几年，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获得的集体荣誉不下十项，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都有。在这些荣誉中，“福建省诚信教育先进单位”的奖牌是我最看重的学校荣誉之一。我们学校倡导的四大文化（诚信、包容、和谐、创新）也把诚信放在首位。诚信是包容、和谐、创新的前提条件。没有诚信的包容就是一种纵容，只有讲诚信、有包容精神的社会才会和谐。在一个诚信、包容、和谐的环境下创新是很自然的事情，相反在一个尔虞我诈、求全责备、人人自危的社会，创新只能是造假和作秀。

学校第30期校刊《人文教育》以诚信为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其中转载了《半月谈》里的一段文字：

“食品领域丑闻频发引得人人自危，就是那些参与制造问题食品的人也概莫能外，因为给猪喂了瘦肉精的人，也许会在不知不觉中喝了有毒奶粉；毒奶粉生产者，也很可能会吃了抹有金黄染料的豆腐干；豆腐干加工厂的人，吃的牛肉也许是用牛肉膏变来的；牛肉膏的制造者，大口大口地吞咽着染色馒头；染色馒头的制造商可能免不了要吃地沟油；地沟油加工者，吃的猪肉里也许就含有大量瘦肉精……而那些失职的监管人员，难道就能逃脱这样的魔咒？”

在上面这个有害食品生产监管消费链中，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受害者就是害人者。这说明，在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

说了这些，还没有给讲稿起一个名字。在很多学校校园里都张贴着“今天你微笑了吗？”“今天你阅读了吗？”“今天你进步了吗？”等提示语。那么，我的讲话题目就叫“今天你诚信了吗？”

我希望同学们记住今天我讲的故事：一位好少年，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学校特意给了他一次担任旗手的机会，特意更换了一面崭新的国旗，校长特意以此为话题讲了话，并且把这个故事提炼成了一句友情提示语——

“今天你诚信了吗？”

（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26日国旗下的讲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