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浅析孔子的幸福观

第一篇：从《论语》浅析孔子的幸福观

从《论语》浅析孔子的幸福观

——基于对《论语·学而》篇首章的解读

【摘要 】 基于对《论语·学而》篇首章的分析解读，从《论语》和孔子的思想探究孔子的幸福观。《论语》首章虽只有三句，却从三个角度三个层面揭示了孔子的幸福：活得高兴，活得快乐，心中没有怨气，就是真幸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一切事皆能做到“悦”、“乐”、“不愠”便可获得真幸福，这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积极意义。

【关键词】 孔子 幸福 悦 乐 不愠

一

《论语·学而》篇第一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对这段话的理解有多种表述，最常见最盛行的是：学习而又能按时复习，不也很高兴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你，心中没有怨恨，不也很君子吗？由于古文大多都言简意赅，《论语》中无具体的谈话背景。客观的说，这样理解有其道理。

仔细斟酌，原文这三句并不难懂，且读来朗朗上口、意蕴深长，可将其直译成现代白话文后，反倒觉得没味了，很浅显，很平淡。那么，被后世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被朱子评价为：“天不生仲尼，1 万古长如夜”的孔子，在《论语》一开篇就讲道这三句话，不能不思之再三。

这段话中，关键在于对其中重要字词的理解，如“悦”“乐”“不愠”等。其实，这段话从三个层面贯穿了一个主题，向我们揭示了孔子的幸福观。那么，幸福究竟是什么？人怎样活着才能够幸福呢？

二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学”一直就在人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的距离太近，关系太密切，反而最容易被忽视。“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左传·昭公十八年》)。仅八个字，讲清了学的目的是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且不学的后果就是走向衰落或者走回去。朱子说“学之言效也”，“效”后知后觉者效法先知先觉之谓。从个体的发展角度，“学”主要靠后天的勤奋努力，如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说，是一个“假借”于物的过程，将客观世界的外部能量吸收转化为自身的能量的一种历练。学习应该是兼容并包的，不偏不倚，各方面都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习”繁体字为“習”，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数鸟飞也。”朱子引二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其中”。“习”为“思绎”至于“浃洽”，此解并无不当，但做实习、实践理解我以为更为妥帖，若稍作引申，“习”理解为“用”亦可。古人讲“经世致用”学的目的就在于用，人的价值正体现于“用”。按孔子所的话将：“参天地之化育”。“用”的天地很宽，舞台跟大，2 其关键就在于把握时机。“学而时习之”“时”做时机解最为恰当。孔子教人“见机而作”，“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系传》）抓住了变的端倪也就抓住了用的时机。

“学而优则仕”古代社会只有“入仕”一途才被算作是学有所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功成名就，光耀门楣，何人不悦？而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况且，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下，分工日益精细。学了什么，懂得什么，然后才会去做什么内行才能更好的把握规律，才能顺利高效地做其所做之事，才能逐步走向成功，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得到喜悦，获得幸福。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郑玄注曰：“同门为朋，同志为友。”“旧注常说‘朋’是同学，因此是来研讨学问，切磋修养；在古希腊，‘朋友’ 也是关于哲学、智慧的研讨者。其实，何必拘泥于此？”（李泽厚《论语今读》）。此处，难点在于一个“远”字。远本是相对于近而言，我以为，“远”字单从距离上理解，有些肤浅，主要应当从心里距离来理解，“有朋自远方来”实际就是人与人之间心里距离的拉近，指要人际交往更加密切。孔子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志同道合之人心理上默契，同心同德自然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也给人一种满足，一种享受。但交友须慎重，“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因而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懂得慎重交往，又懂得与他人拉近心理距离，广积人脉，必然可获得事 业上的成功。如果与人交往常有“相见甚欢”“相见恨晚”之感，如何能不让人感到快乐呢？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一词在《论语》中颇为常见，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等等。“君子”与“小人”相对称，至今通用。“君子”本指“有位之人”即“士”和“大夫”。《论语》一书常对“士大夫”提出道德规范或要求，“君子”多指有道德品质的人。此句，重点是对“不愠”的理解。“愠，怒，怨责于人。知我者，朋友也；不知我者，路人也。朋友知我，则相偕以进德，故乐；不知我者，亦不妨我之进德，且于人所不知，我既自知之，则安于其在我，故不愠。”（丁纪《论语读诠》）。“不愠”即心中没有怒气，没有怨恨。孔子在《论语·学而》篇讲：“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他人或社会对自己的价值没有认清，没有肯定实为常事。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若能“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以平常心处之，坦然淡定，自然对所受的误解、委屈能够释怀。在此，孔子将“不愠”（即对自我情绪的调控）提升到道德修养的高度，既作为道德高尚的标准，也作为理想人格的追求。“人不知而不愠”不仅是做到情绪稳定平和，4 更是一种道德涵养。一个人胸襟广阔，常常心情舒畅，必然能体验到生活的乐趣。

三

孔子毕竟不是耶稣，《论语》并非《圣经》；孔子不是柏拉图，《论语》也不是《理想国》。《论语》是靠理性、哲学而不是靠奇迹、信仰来引导人们，它基于“仁”“义”“礼”“忠”“恕”等哲学命题，把要阐述的思想、道理直接诉诸于情感，使其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范”、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的渗透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之中了。

《道德经》第44章讲: “名与身熟亲？身与货熟多？得与之熟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之。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用深邃的目光提出一个世人皆醉无人醒的问题。他的答案是：知足，知止。这与孔子所说：“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相近。“《论语》之首章，似随意列举学习，与朋友交，君子不愠人之不己知三事，而此三事，实是人生一切事情„„”（丁纪《论语读诠》）。古人习惯于开篇明义，《论语》首章即引导或要求人们，于人生一切事皆应做到悦、乐、不愠，应效法君子，成为朱子所谓“成德”之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三句并非逻辑上互不关联，而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描绘出一幅人生的美好画卷，这幅画将理性、情感、情绪三个角度，三 5 个层面紧密联系起来，以揭示孔子的幸福观。其实，《论语》开篇就告诉人们：只要活得高兴，活得快乐，心中没有怨气，就是真幸福。

孔子提出人应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而今，我们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四有”新人。其实，最根本的要培养懂得幸福生活并能够幸福生活的人。基于此，我想若能从先哲经典中取其精华，获得智慧，从中受益，对于当前“幸福指数”的讨论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不无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 论语今读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3 [2] 丁纪 论语读诠 成都：巴蜀书社 2005.11 [3] 张居正 论语别裁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4 6

第二篇：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

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

三千年前，以弟子三千著称的孔子，开创私学，成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认识到只有通过改造人才能改造社会，因此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教学活动，从事平民教育的实践，从事培养人、改造人的事业，使教育的性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中国后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切使他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所以，孔子的教学方法，既包括教的方面，亦包括学的方面。

第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很多时候，孔子只是提出问题，并不作答，也不要求弟子回答，只是让他们自己去领会。如：‚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

有时候，孔子对弟子的问题不作正面回答，反而就问题提出问题让他们去思考。《八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教者要善于启发诱导，学者要善于领会。

再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孔子的这种启发式教学对后代的教育影响深远。我们连云港市新推出的高效课堂，要求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学生能成为课堂的主体，对教育者的启发式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因材施教。

教育者要对教育对象的性行、品格、天赋条件有清楚的了解，方能做到因材施教。他曾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

如《为政》所载，孟懿子问孝。孔子的回答是‚无违。‛并进一步对樊迟解释说，无违的意思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因为孟懿子乃是孟僖子的儿子，孟僖子死前嘱咐他的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就是为了让他学礼。

孟武伯问孝。孔子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考虑到孟武伯为孟懿子之子，是鲁国三桓之一，贵族世家，有着骄奢淫逸的条件，恐怕孔子的话既有普遍意义，又有一定的针对性。

子游问孝。孔子的回答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孔子的回答是：‚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游、子夏皆是孔子的高足，又以文学著名，孔子对他们的回答则对孝的要求作了超乎一般世人理解之上的更深一层的启发。

正是对学生深刻的了解，对同样的问题，孔子总是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给以不同的启发引导。

第三，学思结合，言行统一。通过学习由无知变有知，通过思考把别人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可以得心应手运用的东西，正是学与思的精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述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阳货》）这就是要求弟子们既要勤勉地学习，更要努力地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正说明了学与思相辅相成的关系。

言用来表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行就是实践。‚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即先做后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即以说的超过做的为耻。言只是一种主观的态度，而行是实践性的。孔子虽没有认识到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但他也明确地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孔子主张言行一定要统一的观点。

第四，通过努力学习，达到自我实现。学习应当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宪问》中载，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为己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学习者应该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他是为实现这种理想追求而提高自己。而如果仅仅想的是为人，就会为了取悦于人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应坚持的原则，变成孔子在与子张的谈话中所提到的：‚色取仁而行违‛的‚闻者‛和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

在坚持自己理想的前提下，要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别人的理解，必须把工夫下在自身的努力上。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又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人知也。‛（《里仁》）还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正因为如此，他感叹地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里仁》）慨叹‚己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简言之，学习首先是为了自我实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这样才能坚守原则，赢得社会的赞誉。

第五，谦虚求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还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孔子曾教训争强好胜的子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在他的教育下，弟子们也确实由谦虚学到很多知识。如曾子就曾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

孔子做为教育界鼻祖，他的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学思结合、言行统一、自我实现、谦虚求学的教学方法，在当今教育界依然被广泛应用，对后世教育事业的影响不可估量

第三篇：从《论语》看孔子德育体系

从《论语》看孔子的德育体系

白浩强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福州 350007）

【摘要】 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不是零散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若要探究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就必须深入钻研《论语》。孔子的德育体系以他的“性相近，习相远”为人性论的基础，强调了人性中善的可能性；以“仁”为核心思想，把“仁”作为其他美德的基础；以“礼”为主要内容，“礼”是重要的道德规范与形式；以“圣人君子”为培养目标，包含了“忠、恕、孝、悌、信、义”等重要德目，采用因材施教、躬行实践的教育方法。

【关键词】 孔子；《论语》；道德教育；德育体系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既是我国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新的文化的开创者，他被誉为“圣人”、“万世师表”，他对后世的影响无人能及。孔子的德育思想是他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孔子首创私学，形成了丰富成熟的德育体系。他开创了我国教育重视德育的传统，为我国德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要想了解孔子的思想，就应当先读专门记录他言行的《论语》这本书。但中国古籍最杂乱无章的，也首推《论语》一书。尽管《论语》的体裁杂乱无章，但这并不影响孔子的思想是完整的有体系的这一事实。

一、孔子德育体系的形成

要了解孔子的德育体系，必须了解孔子德育体系形成的过程和背景。

孔子的德育体系孕育于他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在他开办私学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人生观、政治观。这些观念为他德育体系的形成做了铺垫。孔子在收徒讲学之后，他的德育体系逐渐成熟并且得到传扬。德育的对象正是他的学生，没有学生也就没有教学的主体。

孔子在三十岁时就已经精通古代的大量文献，面对周朝衰落、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和政治**的社会现状，他立志要匡扶正道，以维护周礼为使命，形成了以恢复西周礼乐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体系。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年老时候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此可见周公对孔子的影响有多大，可见孔子对周朝文明推崇的程度。在周朝文明的深刻影响下，孔子确定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原则的伦理观，这对他后来德育观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孔子在三十岁左右开始授徒讲学，他早期的弟子主要有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等人，他们在孔子那里主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重点是培养德行、陶冶性情，重视军事外交方面的训练，他的德育思想伴随着他的教育活动逐渐得到传播并且逐步完善。

孔子德育体系的形成与其特殊的背景有关。孔子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孔子从小就立志好学，孔子所在的鲁国完好的保存了周朝文化，这为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文化背景，周朝衰弱，礼崩乐坏的动荡社会使得孔子肩负起振兴礼乐、教化民众的责任。

孔子名丘，字仲尼，殷商后裔。周武王灭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按照周朝礼制，因为距离宋国始祖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孔子三岁丧父，他的母亲颜征在善良勤劳，教子有方，遗憾的是在孔子十七岁时候她也去世了，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磨练了孔子的意志，培养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孔子有言曰：“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不仅少年时代就立志好学，他把学习当成是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正说明了这一点，“韦编三绝”等故事也说明了孔子勤奋读书的事迹。

孔子所在的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当时鲁国的礼制是保存的最好的，也是最繁琐的。孔子十分尊崇尧、舜、禹，非常推崇文王、周公的道德，而且自认为继承了他们的文化遗产。孔子正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才提出了“敬德保民”、“不施其亲”的主张，这些成为孔子仁爱思想的来源。孔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界限已经被打破，所以他才会有机会学习“六艺”，学习《诗》、《书》、《礼》、《乐》、《易》等典籍。这些典籍详细记录了先秦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状况，弘扬了上古圣贤们的高尚品德，为孔子德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为孔子德育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春秋时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已经彻底崩溃，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面对这样的社会，孔子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最初，他跻身仕途，曾经担任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和乘田（管理牛羊的小官），官位最高时做过鲁国的大司寇。他想通过从政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并没有得到施展，他周游列国皆不被重用，尽管经过这样的遭遇，孔子也并没有放弃，转而以整理古代典籍和收徒授学为业。社会动荡、人心不古促使孔子尤其重视道德的弘扬，重视对学生道德的教育。

二、“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基础

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千百年来，关于人性论的问题，众多思想家们给出了许多命题，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说、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这些人性论观点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它们不断充实了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但最早提出人性问题并对人性问题进行阐述的思想家则是孔子，他开创了人性理论研究的先河。

孔子很少谈“性”，综观《论语》，仅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就是说，不管是谁，人性天生都是相近的，但会随着后天的习染而相差渐远。他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发生了大的变化。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意思是说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孔子那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只是没有他好学而已，这句话说明孔子认为他的德行是学来的；孔子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些都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了人们的知识能力和道德品质主要依靠的是后天的学习。

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从普遍意义上承认了人们天生之“性”是相近的，这就使得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思想观念上产生动摇，使得阶级压迫赖以存在的基础产生动摇。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也随之改变，既然人与人之间天生没有太大差别，就不应该出现压迫和倾轧，而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和睦相处。由此孔子提出了人要有“仁爱”之心的思想，才有了“仁者爱人”的待人态度和准则，由我及人，才推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尽管“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到了孔子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在孔子看来，正因为人性的差异是因为“习”的原因，所以才需要教育，需要德育，所以孔子才根据具体的德育环境的要求提出他德育思想用于指导德育实践。孔子的人性观点为社会中个体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寻找到了根源，他强调了人性中善的可能性，尽管孔子直接谈论“人性”的内容很少，但是“人性论”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无疑与孔子的人性论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孔子的德育体系以“仁”为核心思想

“仁”并不是孔子最先提出的。早在孔子之前就曾多次出现。在《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中“仁”字都曾出现过。尽管在这些典籍中“仁”字曾经多次出现，但是，“仁”字在其中的意思不尽相同，内涵并不十分明确。许慎《说文》中从“仁”的字形和意思给出了三种解说：一是仁者爱人，一是仁是人应当有的心性，一是自然心性之仁。春秋之后的“仁”大多用的是仁者爱人的含义，表达的是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正将“仁”之一字深刻诠释并广泛使用的是孔子。孔子明确“仁”为“爱人”，肯定了人的地位；他把“仁”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人的追求目标，强调“仁”在道德规范中的主导地位。孔子给“仁”赋予了广泛的含义，把“仁”作为其他美德的基础。孔子的弟子以及后世儒家学者使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

孔子的“仁”具有很多种含义，一切好的品行都可以称为“仁”。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事，孔子有关“仁”的说法有不同的意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此，仁就是抑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此，仁就是严肃认真，小心谨慎，自己不喜欢的事物不强加给别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此，仁的意思是爱人。在《论语》中，孔子除了专门回答仁是什么之外还间接提到“仁”的表现、“仁”的标准、“仁”的内容等。要做到“仁”必须懂礼，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这是从细节方面讲要做到“仁”必须“依礼行事”。《论语》中还可以看到孔子认为能做到“仁”的人具有一定的特点，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就是说有“仁”的人言语迟钝。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孔子认为刚强、果断、朴质、言语不轻易说出口这样的人接近仁德。在《论语》中，“仁人”、“仁者”、“不仁”等语更是随处可见。

在《论语》中，还有许多章节讲的是“仁”与其他道德条目的关系。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没有孝悌做基础就不会有仁。所以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樊迟问仁，孔子答道“爱人”，这“爱人”说的是爱亲之后的爱他人，《中庸》中也提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说过“事孰为大，亲亲为大。”这些都阐明了孝悌为仁之本。“仁”包括“勇”，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仁”包括了恭、宽、信、敏、惠，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 “仁”包括了大忠，孔子曾说“殷有三仁”，指微子、箕子、比干。“仁”还包括举荐贤人、以仁者为友、先难后获、好学等。

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几乎贯穿全书。从“仁”的意思到仁的范围再到仁的内容、仁的表现、仁的特点等，孔子谈了仁的方方面面，不论从字数、篇幅来讲，还是从思想来讲，都可以看出“仁”在《论语》中的地位，也可以证明“仁”是孔子德育体系的核心。

四、孔子的德育体系以“礼”为规范

虽然“仁”是孔子德育体系的核心，但是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与“礼”结合，以“礼”为规范。“礼”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礼”能够将“仁”的内在道德境界具体表现出来。要想成“仁”，就必须通过“礼”，没有“礼”规定，“仁”就无法体现。

孔子认为“礼”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他非常崇尚“礼”，认真学“礼”。他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要发问。当子贡要去掉每月初一祭祖庙的那只活羊时，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认为尽管留下残存的“礼”的形式，也比什么也不留好。孔子能够说出夏朝的礼和商朝的礼，但是由于文献不够而不能作证，而孔子最崇尚的是周朝的礼，主张克己复礼，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礼对于一个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规范了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小到生活起居、待人接物，大到政治、外交、祭祀等，这些都离不开“礼”，都需要“礼”来规范。“礼”包括仪式、礼节、行为准则、宗法制度，礼的含义最多指的是行为的规范。《论语·乡党》篇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说“礼”，记述了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事情都以身作则，依照一定的礼仪制度行事。在具体的道德行为方面，孔子要求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看, 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听, 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说, 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做。

孔子认为“礼”与其他的道德品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认为用“礼”来衡量言行才能算作“仁”；他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亲人的生死都必须用相应的礼制；他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统治者要用“礼”对待臣子，臣子才会忠心。孔子认为“礼”可以与恭、慎、勇、直等品德相得益彰。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说：注重容貌态度的端庄，却不知礼，就未免劳倦；只知谨慎，却不知礼，就流于畏葸懦弱；专凭敢作敢为的胆量，却不知礼，就会盲目闯祸；心直口快，却不知礼，就会尖刻刺人。

《论语》中有很多篇幅都直接或间接提到了春秋时期社会道德沦丧，礼仪荡然无存的现实，充满了对礼崩乐坏的不满。孔子看到了当时礼制的名存实亡，看到了当时诸侯大夫的犯上作乱，他强烈主张只有恢复周礼，才能让社会重新安定下来。因此他主张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认为只有在上位的人以身作则，遵从礼制，然后施行仁政，用“礼”来教化百姓，才能最终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五、孔子的德育体系以培养“君子”为目标

孔子的德育体系说到底是培养人的体系，一切高尚的道德最终都要落实人的身上。在《论语》中具体提出的描述人的称法有“圣人”、“贤人”、“君子”等。这些都是孔子所向往的高尚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以。”可见，“圣人”和“贤人”层次较高，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而“君子”则是常人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理想人格。

在孔子看来，要想成为“君子”，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修养，在此基础上推广至他人。子路问君子，孔子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应该修养自己来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修养自己来使上层人物安乐；进而使所有老百姓安乐，就算是尧舜也还没有做到。提高自己的修养离不开“仁”，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认为君子抛弃了仁德，就无法成就他的声名，君子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仁”，即使是在仓猝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德同在，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德同在。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样离不开“礼”，孔子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可见，“礼”是君子时时刻刻离不开的规范。

《论语》中还提到了君子从多个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君子必须庄重，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读书，所学的也不会巩固；君子吃食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君子做什么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和不要怎样，只要怎样做合理恰当，就怎样做；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从而不至于离经叛道；君子对于措辞说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罢了；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语说出它，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君子庄矜而不争执，合群而不闹宗派；君子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劳动百姓，百姓却不怨恨，自己欲仁欲义却不能叫做贪，安泰矜持却不骄傲，威严却不凶猛。

提高自身修养成为君子不仅有描述性的要求，更是有数量上的要求。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①孔子还说君子有“三戒”：少年时血气未定，要戒色，壮年时血气方刚，要戒斗，老年时血气衰竭，要戒得。君子有“三畏”：怕天命，①《论语·宪问》。怕王公大人，怕圣人的言语。君子还有“九思”：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脸色是否温和，考虑容貌态度是否端庄，考虑言语是否忠诚老实，考虑对待工作是否认真，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人请教，将要发怒是考虑有什么后患，看见可得的考虑是否是应得的。在《礼记》中还提到君子有“三患”，有“五耻”，这些都从数量标准上对君子作出了要求。

在《论语》中不仅有孔子对“君子”人格的直接表达，还有从侧面来说明君子的特点的。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乎君子之道：他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他教养人民有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乎道理。此外还有从反面拿小人和君子对比的。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和小人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乡土，君子关心法度，小人关心恩惠。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与此相反。君子安详舒泰，却不骄傲凌人，小人骄傲凌人却不安详舒泰。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利。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通过比较，突出了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差距。

六、孔子的德育方法

孔子的德育体系包含丰富的内容，在他实施道德教育的时候所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以身作则”等直到当代社会依然是广大教师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从古至今，这些德育的方法和德育原则为人们的教育提供了借鉴，为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因材施教”就是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对受教育者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孔子通过了解，熟悉了学生的个性特征，针对弟子们提出的同样的问题，给出相应不同的回答。例如，《颜渊篇》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本篇一共记载了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等4人关于仁德的提问，一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却各不相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几位学生对仁德的理解各不相同，存在不同的误区，孔子的不同回答正好依据各人的情况，因材施教。

孔子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广为学生们称赞。他的学生颜回曾深有体会的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里的“循循然善诱人”正是孔子教育方法的特点，他能够循序渐进，巧妙地发人深思，不仅使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而且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升。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很会抓住时机，在适当的时候给学生以启发，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孔子在教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躬行实践，言行一致。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他认为书本上的学问，大约同别人差不多。但是在生活实践中做一个君子，他还没有成功。他说：“力行近乎仁”，在孔子看来，如果将道德认知付诸实践，在与人交往或者做事情的时候能够以已知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这样就算是仁了。他说：“说得多，做得少，君子以为耻。”他认为大言不惭的人，实行起来就不容易。他十分重视“听其言而观其行”，要求学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这些都反映了孔子在教育的过程中重视道德实践，重视言行一致。

孔子在德育过程中重视及时的给予学生表扬和批评。当学生做的好的时候他会毫不吝啬的赞赏，学生有不对的地方，他也会直言不讳的说出来，孔子对学生以表扬为主。孔子曾经称赞子贡能够举一反三，可以同他讨论诗经；表扬过闵子骞，认为他很孝顺，孔子还表扬过子夏，认为子夏是能够启发他的人。最受孔子赞赏的是颜回，《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对他的评价，说他“不迁怒，不二过”、“其心三月不违仁”等，反复的称赞颜回有修养。当子路听到孔子夸奖他而高兴时，孔子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及时的指出他太好勇敢的这个缺点，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孔子，这就没什么可取的了。孔子还指出端木赐不安本分，去投机猜测行情。总之，他以学生不同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及时、适当的给予表扬和批评，从而促进学生发扬优点，改正缺点。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 M ].中华书局,2009.[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陈戍国.《四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4]方武.孔子道德思想体系阐释[J].沧州师专学报, 2000,(5).[5]郭鲁兵.孔子的道德理论及其特点[J].湖南大学学报, 2009,(7).[6]黄钊.关于孔子的道德教育学说探析[J].武汉大学学报, 2004,(1).[7]崔华前.孔子的德育思想探析[J].唐都学刊, 2005,(1).[8]侯长林.论孔子的德育思想[J].铜仁学院学报, 2007,(1).The Analysis of Confucius' moral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alects

HAOQIANG Bai（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Confuciu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are not scattered but a complete system,Therefore,if we want to explore Confucius' moral ideological system,we must dive in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The basis of the theory is “their natures are almost the same,while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which emphasizes the possibility of goodness in the human nature.Besides,it also regards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and the basis of other virtues,with “ritual” as the main cont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moral standard;With “saint gentleman” as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including “loyalty, filial piety,will,righteousness,faith,” and other important virtues.At the same time,the system prefers the teaching methods,for example,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or practising practical education methods.【Key words】Confuciu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alects;moral education;moral education system

第四篇：哲学-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哲学-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txt我爸说过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孩子，好好学习吧，爸以前玩麻将都玩儿10块的，现在为了供你念书，改玩儿1块的了。”哲学-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论文关键词： 《论语》 孔子 政治思想

论文提要：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其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通观《论语》，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四者相联系，“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领导阶层的素质提高是“德治”、“仁”和“礼”具体实施的前提。

一、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二、孔子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

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复文武时代的统一局面，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以下四点内容。

一、要建设优秀的领导阶层。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领导阶层的作用，他要求领导者必须首先在道德和修养上作出一定的成绩，否则就无法领导下层的民众。同时，孔子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个阶层，即“君子”和“小人”，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孔子这里讲的“君子”和“小人”实际是分别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含意是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君子”指领导者，“小人”指被领导者；第二层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②]这里的“君子”就是指领导者。“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③]，这里的“君子”也是指领导者，“小人”则指被领导者。而大部分时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这两层含意也是有着联系的，孔子认为领导者就必须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应该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领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这些在《论语》中是没有明确表示的，需要我们在读《论语》的过程中细细斟酌。

那么，领导者应该怎样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须“以德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共”通“拱”，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领导者如果实行德治，民众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自动围绕着你转。在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来感染众人的，因此，孔子虽然没有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领导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也能像他一样，通过高尚的道德来领导民众。

其次，领导者要带头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作用。鲁国贵族季康子曾经向孔子请教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领导者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担忧盗窃，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⑧] 领导者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季康子还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告诉孔子，他建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却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⑩]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领导者，而“小人”指被领导者，从这三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个行为不端正，贪得无厌，并且政治头脑简单的人，他虽然居于君子之位，却没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过批评季康子提出了领导者应身先士卒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国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领导者治国的正确方略——“以德治国”。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以政令和刑罚为核心的“法治”与以道德和礼仪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较这两种治国方针后认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优越性，因为德治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从而在心中树立一个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荣辱观，这样民众在做某件事之前就会先用自己的荣辱观去衡量这个行为，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礼法的决定。通过德治，民众不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会了解到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取信于民。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2]孔子认为“信”是治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于经济和军事的，他这番话说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国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众，孔子认为，如果人民在经济上得到富足，就会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要有物质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这也是领导者进行“德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必须对民众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经陪着老师孔子到卫国去，孔子说：“庶矣哉１冉有问老师：“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13]古时候由于地广人稀，诸侯国君们大都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让民众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之后，就要进行孔子所谓的“教”，即教化，使民众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从而达到“以德治国”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内涵是“仁”

孔子讲领导者要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的方法是贯彻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见，“仁”是离我们不远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但他有同时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会儿有“仁”，一会儿又没有“仁”，这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仔细品读《论语》后，方才恍然大悟，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中孔子说他只是“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也是一个“欲”的意思，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孔子的“仁”，这个“仁”不是一个头衔，说某某人是个仁人，而是一种心理欲望和实际行动，这也是孔子“仁学”中最关键的，正如公西华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学也”[17]。孔子对“仁”的解释，最精彩的莫过于对子贡、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和樊迟这六个学生的讲解。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0]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22]子张又问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3]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24]樊迟还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5]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的核心是“爱”和“礼”，要以爱心对人，时常替别人着想，要以礼法克制自己，行为言语要谨慎，类似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孔子在这里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的方法，而实际是他的一种政治设想，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孔子讲的“君子”有两层意义，孔子教他的学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孔子认为这种人就应该走上领导岗位，而由这些拥有“仁”的君子来行政，就必然会实行仁政。

四、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懂得“礼”的人，据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7]可谓天赋异秉。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8]孔子对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认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可见，他认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经问老师：“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１[33]子路觉得老师有些可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他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名”怎么正呢？孔子对子路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4]所以说，孔子认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所谓“正名”，就是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１[36]可见，当时礼制的破坏程度有多么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导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导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就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领导者要以“礼”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41]，“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42]。领导者以“礼”为行为规范，民众就会效法，国家就会稳定，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将孔子的政治思想概括为四大块：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让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领导民众，而不是让像季康子那样的人居于领导岗位；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而不是一味地以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反对越礼的行为。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而且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

孔子虽然已经逝去两千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世子孙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应当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并予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②]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③] 《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④]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⑤]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⑥]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⑦]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⑧]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⑨]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⑩]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1]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12]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13]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4]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15]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16]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17]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8] 《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19]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20]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1]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2] 《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23] 同上。

[24] 《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25]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26]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27]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新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538页。

[28]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29]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30] 《论语·泰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31]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32]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33]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4]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35]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36]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37] 《论语·学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38]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39]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40]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41] 《论语·宪问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42]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第五篇：从论语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从《论语》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在治国中他主张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礼治最重要的就是“正名”，每个人都要按照礼的要求规范言行，履行义务；德治强调进行道德教化，正己正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排斥“法治”，他认为法治不过只是为了避免人们获罪的一种手段，并不能培养百姓的羞耻心，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仍在，而“道之以德“和“齐之以礼”的治国方法却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化百姓，安定社会之功。

一、为国以礼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西周王室衰微，诸侯专权，统治秩序日渐混乱，这种情况令孔子感到十分气愤，更坚定了他推行“以礼治国”的决心，他认为只有礼治才能使社会恢复到井井有条、国泰民安的状态。孔子认为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制度才能使政权长久。“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礼治自古就有而且是一脉相承的，实行礼治的国家可以沿袭百代。

治国以礼最重要的措施是“正名”。孔子在于弟子讨论为政的首要问题时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特别注重礼治制度中的等级名分，礼治制度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确定与其名分相符的思想和行为，正名就是使名实相符，而所谓刑罚，则是对违反礼治者的惩罚。当然，在孔子看来，为了避免诸侯僭权，严格的君臣关系也是以礼治国的重要方面。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君主居于最高统治地位，效忠君王便是臣子最大的“礼”，任何僭越君主的行为都是有损“礼治”的。孔子所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为了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礼，从而达到政治环境的安定有序。

孔子礼治思想的实质，就是依据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形成各种名分。按照名分，确定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依据这些规范和准则，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所有的人都按照礼治规定，等差有序，贵贱有等，各处其位，各奉其事，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礼的角色规范，规范言行，履 行义务。这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二、为政以德

孔子在为政中同样主张“以德治国”。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即是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所，其他行星自然而然地有序地环绕着它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归顺。要用道德教化感化百姓，让每个百姓遵守孝悌之意，培养他们拥有良好的品行，而非用严法来约束百姓。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因此，统治者要想“正人”，首先要“正己”，这样才能为百姓垂范，令百姓信服，引领百姓走上正道。

“仁”是孔子道德伦理学说的核心，孔子主张实行“仁政”。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因此，统治者要首先具备这五种品质，才能成为百姓拥护的仁君。在选贤任能方面，也要遵循严格的道德标准。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任用贤才，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是使百姓服从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可以使邪恶的人改邪归正。

孔子认为“为仁由己”，强调自觉行仁。他认为仁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内心有没有这种要求，内心有这种要求，并努力践履，就可以实现仁。孔子“仁”的思想体系，有两个基本内涵，即“修己”与“安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无论是“修己”还是“安人”都离不开仁，“修己”实质就是“求仁”，“安人”实质则是“行仁”。在“修己”和“安人”二者之中，“修己”是本，“安人”是“求仁而得仁”之后的效用。因此，孔子思想从“修己”之道开始，心正而身修，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心不正，身不修，又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呢?因此，“仁”，也就是道德修养，成为儒家治国的必由之路。

在治国中，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和相互渗透的。仁是内心的道德情感，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仁是礼的基础、灵魂，礼是仁的体现、落实。没有仁，礼就徒具形式；没有礼，仁就无所依托。同样，“道之以德”是“齐之以礼”的基础和手段；“齐之以礼”又是“道之以德”的目标和根本要求，“齐之以礼”还可以使民德归厚，也是“道之以德”的一种手段。

孔子的治国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他的治国思想未能得到充分实施的原因。他过分强调了道德教化和礼制，而不推崇使用法律等强制措施约束人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从根本上是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的。孔子推行仁政，而并不是每个君主都是仁君，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是控制人民，巩固政权，并不会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教化人民，他们倾向于用一种更加直接的手段——刑罚，使人民臣服，运用武力使四方归顺，因而德治只能说是法律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单单作为治国的根本。

孔子像事件看法

对于孔子像搬离天安门的事件，网上众说纷纭，大多怀疑其中掺杂着太多政治用意，然而不论是否存在政治用意，不可否认的是，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始祖，千年以来一直受到国人的尊敬与景仰。

由于网络控制原因，我们现在很难了解到“立像”与“撤像”的原因始末，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孔子文化是受到世界人民承认的优秀文化，否则就不会有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建立。我们常说在认识一种文化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文化毕竟发源于封建文化的土壤，难免有其时代的烙印，这就需要我们辩证的去看待它。在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全盘否定了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每一次否定都是对一种文化信仰的抹杀，因而，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淡薄，我们的心才越来越浮躁。中国现在之情形之所以缺乏信仰，过于浮躁，在前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容易受到政治宣传和领袖任务的鼓动，而后期却是由于我们被抽离了革命的精神信仰而盲目碰撞的结果，因而，我们看见人浮于事，我们见义不为冷漠处之，我们争名逐利自私利己，我们互相谩骂自以为是„„

不论是“立像”时人们所说的“愚民政策”，还是“撤像”以后猜测的政治倾向变化，我们都太容易把一个事件进行简单化的归类。不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如果缺乏了“三思而后行”的精神，根本就无法“立信”，更不用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据考证，当今人们的幸福指数甚至不如宋朝，为什么科技高度发达，生活其方便的今天甚至比不上一千多年前的朝代？也许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物质欲望太多，“乱花渐欲迷人眼”或许才是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吧，欲望随着选择的增加而倍增，而精神上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何其可悲！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人民如何如何，拥有一个为人民所信服的政府也是政通人和的关键。人民怨声载道无处倾诉反而压制，这只是回避问题、激化矛盾的不理智的做法。孔子所提倡的仁政思想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恭、宽、信、敏、惠”也是每一个心里装着人民的政府应有的品质，也是真正能够使人民信服的品质。我们不需要动不动就谈道路、谈主义，我们需要的是寻找一个脚踏实地的理由，让我们感到幸福以及获得真正自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