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大国际公法网上答题03_0002案例分析

第一篇：中央电大国际公法网上答题03_0002案例分析

国际公法03_0002 诺特鲍姆案

一、本案在考试中常见问题的考考答案

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

根据国际法，国籍的取得是由国内法规定的，国家有权给予或取消某人该国国籍。而根据国籍行使外交保护才是国际法的问题。行使外交保护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一国国民在外国受到的损害是由该外国的国际不法行为所致；第二、请求国能证明受害者为其要国国民，即籍持续原则；第三、用尽当地救济。受害人必须持续具有本国国籍，并且与国其国籍国之间还应具有实际的或真正的联系。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英伊石油公司案 答案

1、根据条约法公约,条约是国际法主体间签订的协议,非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不能构成条约.本案中,伊朗政府只是与英国的一个公司(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而不是和英国政府签订的协议,故该特许协定不能构成国际法上的条约.事实上,该特许协定不过是一国政府与一个外国法人之间的一个租让合同,英国政府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它不能构成英,伊两国政府的联系.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合同(租让合同).因为本案中缔约双方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通过谈判及交换对价,根据国家缔约方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国家缔约方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成立的,因此本合同具有国内法上合同的性质,应属国内法调整。

3、对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一国政府无权变更或废除。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该国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第二篇：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1: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4.1946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答案:（1）参与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犯有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违反人道原则等严重罪行，被认为是战争犯罪。战争犯罪的组织者、教唆者、领导者和共犯者称为战争罪犯或战争犯罪分子，简称战犯。战争犯罪是对全人类的最严重侵害，是严重的国际罪行。

（2）纽伦堡审判是国际法上历史性的创举。它综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系列国际宣言、法令、条约中所确定的规则，在实践中确认了一项国际法原则：发动侵略战争是严重的国际罪行，有关国家和个人必须为此承担国际责任并应受到惩罚。纽伦堡审判确定战争罪行的概念和性质，可以为审判战犯提供依据，有利于对战争犯罪进行惩处，对以后对战争犯罪的审判和惩处起到了指导作用，也起到了警世世人的作用。这对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和国际责任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3）依据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4）七项原则是：

①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此而受到惩罚； ②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③被告的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责任的理由； ④政府或上级命令不作为免除国际责任的理由； ⑤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得到公平审判；

⑥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⑦共谋上述罪行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2:英伊石油公司案

（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

（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答案:

3:北海大陆架案

（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

（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 答案:

4:湖广铁路债券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答案:

5: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问题：

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 “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否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 答案:

6:卓长仁劫机案

（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了

（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

答案:（1）符合，因为根据《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

一、当第一条（甲）款所指的任何行为已经发生或行将发生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

二、在前款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旅客和机组继续其旅行尽速提供方便，并应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

（2）不违反国际法，一个国家有权选择对罪犯是否引渡，《海牙公约》中更是规定了不引渡即起诉原则，没有有关条约明确规定，就不必须引渡。

（3）中国请求引渡等罪犯的根据是《海牙公约》的第4条，我国是被劫飞机的登记国和罪犯的国籍国，对他们的罪行有管辖权。

（4）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对犯有劫机罪的人，无论在何处，都不致于因任何国家不对其加以逮捕和审判而逃脱惩罚。因而不仅使各缔约国享有对罪行实行管辖的权利，同时也使各国负有严厉惩罚犯罪的义务。但是，在对等劫机犯的处理上，是不合理的，他们犯罪的情节之严重，手段之卑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南朝鲜当局在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法律制裁太轻。

7:诺特鲍姆案

（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 答案:（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不符和国际法。因为在危国，诺特鲍姆属于外国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应处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权利中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显然危国政府逮捕诺特鲍姆，没收财产的做法不符和国际法。

8:光华寮案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 答案:（1）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地位，它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根据政府继承的法律效果，原国民党政府的国际主体地位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2）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因为根据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日本政府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就有义务接受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必须承认中国前国民党政府已经消亡，在日本的国际关系上该政府已不再存在。因此，日本政府不得将台湾当局作为代表中国的实体对待，不得与其进行官方交往，更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台湾当局以就政府的名义在日本或其他场合进行活动，包括在日本的诉讼活动。

（3）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符合国际法的。

（4）1982年其后的判决或裁定都不符合国际法。因为根据政府继承的法律效果，新政府有权继承前政府的全部国家财产，无论该财产在国内或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有资格继承国民党政府所有的中国国家财产，继承位于日本境内的中国财产。

9:荷花号案 问题：

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为什么？ 答案:

第三篇：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国际公法经典案例分析

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案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动十万军队，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随之宣布正式兼并科威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撤军。此后，安理会又通过第661号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载和禁运。同年11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授权对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678号决议。但伊拉克却拒绝接受，并称其为非法的。于是，1991年由美、英、法、意等28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的对伊拉克采取了军事行动，迫使伊拉克撤军，结束对科威特的侵略。

1．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侵犯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违背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2．伊拉克的入侵，科威特可以进行自卫，也可以要求国际社会集体采取强制行动。

3．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对会员国之间的冲突根据宪章和安理会的职权作出反应，并作出对全体会员国有拘束力的决议和采取相应的行动，特别是争端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或存在破坏和平与构成侵略时，可决定采取非武力或武力的强制措施，以恢复和平，制止侵略。

二、[案情] 1864年普鲁士政府派遣李斯福为驻华公使，4月间，李斯福乘坐兵舰“羚羊号”抵达中国天津大沽口海域，遭遇三艘丹麦商船。当时普丹正在欧洲因领土问题交战，于是，普鲁士兵舰将三艘丹麦商船拿捕。清政府根据惠顿《万国公法》第2卷第4章第6节：“中国所管海面，及澳港长矶所抱之海，此外更有沿海各处，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归其辖也。盖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他国不与也”，认为普舰在中国洋面拿捕丹麦商船，“显系夺中国之权”。并与普鲁士公使进行了严正交涉，最终迫使普舰释放二艘丹麦商船，并对第三艘予以折款抵偿。

[问题] 1．清朝政府据以行使主权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 2．该事件的意义是什么？

[分析] 1．在传统海洋法上，根据“大炮射程说”，领海的宽度为3海里，约合10华里，沿海国对其拥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大沽口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现今这一标准已经过时，渤海湾也早为中国内海，对此无须多说。2．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使清朝政府认识到了国际法的有用之处，开始对国际法予以重视，从而促进了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

三、“交易号”纵帆船诉麦克法登案

[案情] “交易号”原是一艘美国公民拥有的纵帆船。该船于1810年在公海上被法国军队拿捕，以后成为法国的一艘公船，取名“巴拉乌号”。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由于天气恶劣，该船被迫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港。于是该船的原所有人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将原“交易号”判归他们。该船没有派人出庭应诉，但宾州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到庭陈述意见，认为该船即便是从原告手中非法没收的，其所有权也已于没收当时转属法国皇帝，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并释放该船。地区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原告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否定了地区法院的判决。宾州检察官遂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判决及依据：

联邦最高法院于1812年作出判决，撤销了巡回法院的判决，并确认了地区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其制作的判词中指出：

一国在其领土内的管辖权是排他的和绝对的，但它可以自我加以限制。这种类似于主权象征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管辖权并不要求将外国主权者和他们的统治权利作为其管辖权的客体。一个主权者在任何方面都不从属于另一个主权者，他负有不把自己或其主权权利置于另一主权者管辖之下，从而贬损其国家的尊严的最高义务。主权者的这种完全平等和绝对的独立，以及促进他们相互交往和彼此通好的共同利益引起了这样一个结果：每个主权者都被认为放弃行使其完全排他的领土管辖权的一部分，而这种管辖权一直被视为是独立国家的特征。首先，主权者被允许享有在另一国领土内不受逮捕或拘留的豁免；其次，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外国大臣；再次，一国主权者在允许外国军队通过其领土时，放弃其领土管辖权的一部分。

在本法院看来，作为一项公法原则，外国军舰进入对它们开放的港口，应被视为经友好国家的同意而免受其管辖。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来源于一国司法权无力强制执行这类案件的判决；来源于一国君主的权力足以对另一国君主所为的非法行为进行报复的考虑。

如果上述论据是正确的，那么“巴拉乌号”作为一艘为与美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外国君主服务的军舰，依据允许外国军舰进入友好国家港口的一般原则，进入了对它开放的美国港口，必须认为是得到了进入美国领土的默示许可，如果它以友好的方式行事，应该享受管辖的豁免。

[问题] 分析本案在国际法上的意义。

本案是美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即主权豁免的第一个司法判例。虽然它只是美国国内判例，但由于首席法官马歇尔对这一国际法问题所发表的准确而精辟的意见，使它成为国际法上一个经典判例。

四、帝汶岛仲裁案

[案情]

帝汶岛(Timorlsland)是巽他群岛最东边的一个岛。面积33．850平方公里。该岛是葡萄牙在1520年发现的。1613年荷兰开始在该岛殖民。1859年4月20日，葡萄牙与荷兰签订一项条：约，把该岛瓜分。岛的西部属荷兰，东部属葡萄牙。1893年6月10日，两国进一步签订条约，同意在两国领地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的边界线。条约设立一个混合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拟订一个确定边界的协议草案。委员会于1899年达成了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该协议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留在1902年6月23日在海牙举行的会议解决。会上的解决方案将作为边界条约的一部分。1904年10月1日，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

边界条约签订后，双方进行实际划界。在勘定边界过程中，双方在一段边界上发生了两个分歧。其一是搞不清楚哪一条河是准备用作边界河流的河，因为边界条约把该河的名称搞错了。葡萄牙认为应该是边界条约所指的那条河，荷兰则认为应该是附图上所指的那条河。

其二是由于存在两条不同的河，两河之间边界线应如何确定。荷兰认为边界线应是两河的河源之间的最高点线，葡萄牙则认为应该在有关地区另划一条边界线。由于双方的分歧争持不F，两国在1913年4月3日签订特别协议，把争端提交常设仲裁去院解决，在法院名单中选派拉第为独任仲裁人，对争端进行裁决。仲裁协议请求仲裁人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裁定(1)边界应根据哪一条河的主航道确定；(2)在两条有争议的河流的河源之间的那段边界应如何确定。独任仲裁人拉第在1914年6月25日作出裁决。（仲裁与裁决)独任仲裁人根据仲裁协议认为本案应适用的法律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generalprinciple)。

“} 关于第一个问题，仲裁人认为：“既然争议双方都承认边界条约对界河的名称有错误，对此条约的解释，就不能从条约的文字去解释，而应该根据条约的本意和有关各方的真实意图去解释。条约所指的河与地图上所标明的河的名称不同，而双方在谈判中已承认条约有错误，那就应该用地图标明的那条河的主航道确定边界仲裁人认为这是符合“错误叙述不影响文件效力”的法律原则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仲裁人认为，两河之间的一段边界应根据公平原则划出。两河之间的最高点线是在陆地上很容易测算得到的，而水流一贯是从东边的河的最高点流向西边的荷兰管辖地区的。葡萄牙的主张可能使几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的河道分别置于不同的辖范围，因而把本来葡萄牙同意留给荷兰的地方划在葡萄牙一边，这就不符合条约的宗旨了。仲裁人认为，条约的解释应该使条的目标得到最大的体现。因此，仲裁人认为，荷兰的主张是比较符合宗旨的。裁定两河之间的一段边界就应该是两河的最高线。

根据习惯国际法规则，边界条约是母约。如边界条约的规定与附图不符，一般以边界条约为准，但在条约确实有错误时，那就当然不能以错误的表述为准了。仲裁人在本案中突出地运用了两个法律原则，一是“错误叙述不影响文件效力”原则，二是“公平原则”。文件有错误，应在实践中加以纠正。本案的案情比较简单，但仲裁人重视从条约的本意对条约进行解释，根据公平原则解决实际问题。这对解决划界实际问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五、科孚海峡案

科孚海峡构成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之间的边界线，其最狭窄部分完全在两国的领海中。1944年10月和1945年1月与2月，英国海军曾经在科孚海峡北部扫雷。扫雷活动没有发现水雷，该海峡被宣布是安全的。1946年5月14日，两艘通过科孚海峡的英国巡洋舰遭到来自阿尔巴尼亚海岸的炮火轰击。英国政府立即向阿政府提出抗议，声称其船只有海峡的无害通过权。阿尔巴尼亚政府明确回复：外国船只通过其领海必须事先通知并取得阿尔巴尼 亚政府的许可。为了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1946年10月22日，一支由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由南向北驶入属于阿尔巴尼亚领水的科孚海峡北部，其中两艘驱逐舰触水雷爆炸，造成舰只严重损坏，死伤82人的重大损失。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通知阿尔巴尼亚政府，它准备再次到有关水域扫雷，遭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强烈反对。11月12日和13日，英国舰队到科孚海峡阿尔巴尼亚领水内扫雷，发现22枚德国制式水雷。英国认为，阿尔巴尼亚应对其舰只和人员的伤亡承担责任，将事件提交了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以阿尔巴尼亚接受会员国在相同场合义务为条件，邀请当时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阿尔巴尼亚参加对该事件的讨论，阿尔巴尼亚政府接受了邀请。1947年4月9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有关国家应立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1947年5月2日，英国以请求书单方面国际法院起诉。法院在确认对此案具有管辖权后，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了裁决：

（一）按照国际法，阿尔巴尼亚对于1946年10月22日在其领水内发生的爆炸和因此而引起的损失是否负有责任?是否负有赔偿义务?

（二）按照国际法，英国海军10月22日和11月12日、13日的行为是否侵犯了阿尔巴尼亚主权?是否负有赔偿义务?关于第一个问题，法院于1949年4月9日发布判决。法院以11票对5票确认阿尔巴尼亚应对爆炸事件负责任。法院首先肯定，引起爆炸事件的水雷位于英国海军11月12日与13日扫雷发现的雷区，它们是新近布设的。然而，法院拒绝了英国提出的雷区为阿尔巴尼亚所布设，或在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或默许下由某外国舰只所布设的指控。法院认为此等指控与事实不符，或没有证据证明，而对一国此等严重行为的指控要求证据的确定性。法院结论，雷区为何人所布设尚属未知数。那么，阿尔巴尼亚政府对爆炸承担责任的法律根据何在。英国政府提出，不论雷区为谁所布设，它们不可能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所为。法院提出，一国控制其领土的事实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国知晓在其领土内发生的任何不法行为。这种控制既不能确立初步的责任，亦不能转移举证的责任。然而另一方面，一国行使的排他领土控制权影响着可用来证明这种知晓的举证方法，由于这种控制，受害国常难于提供可直接证明领土国责任的事实，因此必须允许诉诸有关的事实和间接的证据。当这种间接证据以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实为依据，并可逻辑地导致唯一的结论时，应承认其特殊的举证分量。以上述关于间接证据的论述为依据，法院审查了相互关联的两类事实：爆炸事件发生前后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行为和态度。从阿尔巴尼亚海岸观察到布雷活动的可能性。法院结论，布雷活动不可能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法院认为，这种知晓无可争议地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义务，即它有义务为一般航行的利益通知在其领水内存在雷区，警告英国舰队其面临的危险。这种义务产生于若干一般的普遍承认的原则：即人道主义的考虑；海上交通自由原则；一国不得允许其领土被用于损害他国权利的行为。事实上，阿尔巴尼亚政府有充足的时间去警告英国舰队，但它却未试图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灾难事件的发生，由此，法院确认，“这种严重的不作为导致了阿尔巴尼亚的国际责任”，阿尔巴尼亚政府因此对英国负有赔偿义务。

法院接着审查了第二个问题。法院没有接受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英国军舰未经其事先许可就通过其领水是对其主权的侵犯的指控。法院认为，根据公认的且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一国有权在平时，在不经过沿岸国事先许可的情况下，派军舰通过位于公海两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只要这种通行是无害的，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沿岸国不得禁止这种通行。针对阿尔巴尼亚提出的科孚海峡不属于存在通行权的国际交通要道，仅为当地国家交通使用，不是两个公海之间的唯一航道等论点，法院指出，这些标准是不关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该海峡连接公海的两部分的地理位置，而且该区域的航行相当频繁，并不限于当地国家使用。法院判定，科孚海峡应被视为属于无害通过在平时不得被沿岸国禁止的国际航道。法院亦拒绝了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的英国舰队的通过不是无害通过的指控。法院认为，虽然英舰的通过是要试探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态度，即旨在肯定一项被不合理否定的权利，但只要它以符合国际法，无害通过原则的方式进行，其合法性就是无可非议的。由此法院以14票对2票判定，英国军舰10月2日通过海峡的行动没有侵犯阿尔巴尼亚的主权。

对于11月12日和13日，英国海军在阿尔巴尼亚领海内的扫雷行动，法院16名法官一致判定，构成了对阿尔巴尼亚主权的侵犯。法院指出，该行动不能以行使无害通过权来证明其正当性，国际法也不允许外国军舰不经一国同意而在其领海内收集证据。法院驳斥了英国政府的下列辩解：这不是一般的扫雷活动，其目的在于调查此前的爆炸事件，收集证据，以便帮助国际法庭。法院指出，在外国领土上收集证据是干涉理论的新适用，它不能接受。它只能把这种所谓的干涉视为武力政策的显示，这种做法在过去曾导致许多严重滥用武力的行为，在国际法上是不能找到地位的。英国的行为尤其不应允许，因为它只利于强国，并往往干扰国际司法。法院亦驳回了英国提出的其行动为自保或自卫措施的辩解。法院指出，在独立国家之间，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基础。1949年12月15日，国际法院判定了阿尔巴尼亚应付给英国的赔偿数额。阿尔巴尼亚没有执行国际法院的这一判决。

六、英挪渔业案

鉴于英国渔船加剧开发挪威沿海水域，挪威政府于1935年7月12日颁布一项法令，以沿挪威海岸的各岛屿（即“石垒”，包括岛屿、小岛、岩石和暗礁）上的最外缘各点之间的直线基线为基础，划定其西部领水的界限。这些基点相距有的超过10海里，其中最长的达44海里。挪威领海的外部界线是在这些基线之外4海里划出的平行线。挪威主张在该区域内排他的捕鱼权。英国认为，国际法要求的领海基线应是实际的低潮线，挪威1935年法令中规定的划定渔区的方法，主要是测算领海宽度的直线基线的划法违反国际法。在与挪威政府谈判失败之后，英国于1949年9月28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国际法院于1951年12月18日对本案作出判决，认定挪威1935年法令中规定的划定渔区的方法和确定的直线基线都不违反国际法。法院在判决中首先讨论了挪威大陆沿海地区的地理与经济特征，讨论了被称为“石垒”的大约12万个岛屿、岩石和礁石。法院强调挪威海岸明显的锯齿状和迂回曲折，强调当地居民对渔业作为谋生手段的依赖性。法院指出，这是在评价英国提出的异议时必须考虑的现实。鉴于当事国双方都同意4海里的领海宽度，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基于何种基线来测算领海宽度。法院毫不费力地看到，为计算领海宽度，低潮线为各国实践所通常采用。这清楚表明领海附属于陆地领土的性质。法院注意到当事国都同意这种标准，但它们对这种标准的适 用产生了分歧。因此，法院必须决定的是，有关的低潮线是挪威大陆的低潮线，还是其“石垒”的低潮线。既然挪威大陆西部为这些石垒所包围，这些石垒与大陆一起构成一个整体，那么划定挪威领海带时必须考虑的应是石垒的外线。这个结论是从挪威地理条件的实际情况得出的。关于挪威是否可采用直线基线法划定其领海基线的问题。法院拒绝了“平行线”方法，认为它对像挪威这种极为曲折的海岸线是不适合的。法院也拒绝适用“圆弧线”，因为这种方法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法院在判决中指出，领海带必须沿海岸的一般方向的原则使确定若干划定领海界限的有效标准成为可能。为了适用该原则，若干国家认为有必要采用直线基线的方法，这些国家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原则上的反对。英国争辩说，挪威仅仅可以在跨越海湾的地方使用直线基线。法院不能赞同这种观点。法院认为，如果领海带必须沿“石垒”的外线，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承认直线基线法，那就没有任何有效的理由断定直线基线法只能跨越海湾使用，而不能在被海域隔开的岛屿、岩石和暗礁之间使用，即使这种海域不属于海湾的概念。法院接着讨论了跨越各种“石垒”之间的水域所划的基线的长度问题。英国政府从有关海湾的所谓10海里一般规则进行类推，坚持直线基线的长度不得超过10海里。法院认为有必要指出，虽然10海里的规则为一些国家在其国内法和它们之间的条约或公约中采用，虽然一些仲裁决议在这些国家之间适用了这种规则，但是其他国家采用了不同的规则。因此，10海里规则尚未取得一项国际法一般规则的效力。并且，无论如何10海里规则也不可用来对抗挪威，因为挪威始终反对将该项规则适用于其海岸的任何企图。在这方面，法院认定，各国的实践不能证明已形成了国际法的任何一般规则。那种使岛屿群或沿岸群岛服从类似有关海湾的限制（岛屿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领海宽度的2倍，或10海里，或12海里）的努力尚未超出建议阶段。领海的划界始终具有国际性的一面，它不能只依据沿海国在其国内法中所表达的意志。虽然划界行为必然是单方行为，因为只有沿海国能够这样做，但划界对于其他国家的效力则取决于国际法。法院认为，在这方面，领海性质中所固有的某些基本因素表明若干标准的存在。这些标准虽不十分精确，但仍能为法院作出判决提供充分的基础，也可适用于争议中多样的事实。在这些因素中。必须提及的是领海对陆地的紧密依存性，正是陆地赋予沿海国对毗邻其海岸的水域的权利。因此，必须赋予这种国家必要的自由，以使其划定领海界限的行动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和满足当地的需求。另外，领海基线的划定不能离开海岸一般方向的适当范围。

另一个在本案中尤为重要的因素是某些海域与分隔或包围这些海域的陆地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密切联系。在选择领海基线时产生的真正问题是，位于领海基线内的海域是否与陆地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它们应服从内水制度。法院认为，这种观点是确定关于海湾的规则的基础，也应大胆地适用于像挪威的海岸一样具有不寻常的地理形状的海岸。

最后，一个范围超越纯地理因素的因素不可忽视：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已为长期的惯例所证明。法院强调，挪威的划界制度是与其海岸线的地理特征相适应的，其领海基线符合其海岸线的一般方向。这表明这种划界制度是符合国际法的。挪威是作为对一种传统的划界制度的适用而颁布1935年法令的——1812年2月2日的国王敕令，特别是补充该敕令的1869年敕令和1889年敕令，都要求在“石垒”的外围各点之间划定直线基线。挪威始终能够证明，不论是1869年和1889年的划界敕令，还是这些敕令的实施，都未曾遭到外国的任何反对。从那时以来，这些敕令构成了一种明确的始终如一的制度。法院表示，鉴于这些考虑，又缺乏有说服力的相反的证据，法院不得不认定，挪威政府自1869年起直到争端发生之时，一直连续地未间断地适用了他们的划界制度。法院指出，外国未对挪威的实践提出异议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长达60多 年的时间里，英国政府本身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1933年7月27日的备忘录中，英国才提出了正式的和明确的抗议。

英国争辩说，它不知道挪威的划界制度，因此，挪威的制度缺乏作为有效地对抗它的历史权利所必要的透明度。法院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作为在该区域的渔业中有极大利益的北海沿岸国，作为传统上极为关注海洋法，特别是关注捍卫海洋自由的海洋大国，英国不可能忽视挪威1869年敕令（法国政府曾要求挪威解释该敕令）。法院认为，挪威的实践，国际社会普遍的宽容，英国在北海的地位和自身利益以及其长期的默认，这一切使得挪威的划界制度能够有效地对抗英国的反对。最后，国际法院以10票对2票作出如下裁定：挪威1935年法令所采取的划定渔区的方法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以8票对4票裁定：该法令所划定的直线基线是不违反国际法的。本案在国际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案中，国际法院由于承认了挪威采用的直线基线来划定领海基线的方法，使得直线基线划法在国际法上得到了第一次的确立。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认了这种领海基线的划定方法。目前这种领海基线的划法已经被许多国家所采纳。本案不仅是对国际海洋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本案还对国际法的一般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国际习惯法规则的理论。由于在本案中国际法院声称，“并且，无论如何10海里规则也不可用来对抗挪威，因为挪威始终反对将该项规则适用于其海岸的任何企图。”这个判词是对英国主张的10海里宽度的领海已经成为了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否定，它意味着只要一个习惯国际法规则尚处于形成当中，并且某个国际法主体一贯地、明确地反对这个规则，这个习惯法规则就不能形成，或者至少，即使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对于这个一贯反对者来说，也是不能适用的。这个有关的“一贯反对规则”在国际法的理论中引起了重大的讨论。国际法学者对这个规则的理论探讨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

七、“银河号”案

1993年7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宣称：中国货轮“银河号”装载着制造化学武器前体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出口行为。之后，又在公海上对“银河号”货轮采取军舰跟踪和军用飞机拍照等行为，并且向“银行号”可能停泊的港口所在国散布这一错误情报。中方对美方的质疑经过了认真全面调查后明确告诉美方：“银河号”根本没有美方所说的化学品，并提出了由第三国核查的积极建议。但美方对此置之不理，“银河号”被迫在海上漂泊达长20多天，船员用水、饮水和食品均受到严重影响，“银河号”被迫改变航线，延误卸货，使中方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最后经第三国的核查证实，中方的结论完全符合事实。

[分析]

1．美国方面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2．美国方面的行为违反了以下国际法原则：公海自由的原则；船旗国对公海上航行的船舶有专属管辖权原则。

3．违反了登临权和紧追权的适用条件。

4．美国应赔偿我国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划分缅因湾地区海上疆界案

[案情])

缅因湾位于北美东海岸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呈不规则的矩形。对该地区的划界争端，开始仅涉及大陆架，美国主张其大陆架的外界为100英里(每英里约为1．6093千米)等深线，即将湾口处临近美国的富含石油、天然气的乔治沙洲全部划归美国大陆架范围内；加拿大则根据1958年《大陆架公约》主张等距离线。由于1976年两国相继宣布200海里专属渔区，划界争端扩大到大陆架上覆水域。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于1981年11月25日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由其设立特别分庭予以解决。双方的诉讼主张及理由：加拿大仍然坚持等距离线，但其选择的基点将美国的科德角半岛和南塔基特岛排除在外，而移至科德角运河东端。美国提出了新的标准，即以一条向两国接壤海岸走向的垂直线为基础，为不分割沙洲的目的加以适当调整的线；依据这条线，乔治沙洲完全属于美国，与加拿大临近的日耳曼沙洲和布朗斯沙洲属于加拿大。同时，美国提出主要海岸与次要海岸理论，认为主要海岸附近的海域应保留给主要海岸，而不应给予次要海岸。美国还认为东北海道将缅因湾划分为地质地貌上两个不同的区域，以及缅因湾在海洋学和生物学上存在着三个体系，划界要考虑这一特点。

[ 判决及其根据]

：特别法庭以4票对1票通过了判决。判决首先对大陆架和渔区适用同一条边界线的做法予以肯定，并对双方提出的划界方法加以驳斥。法庭认为，海洋划界的国际法原则应当是适用公平标准并使用能够保证公平结果的方法，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应使用对具体情况看来最合适的标准或不同标准的综合平衡。美国早期提出的100英里等深线，可以适用于渔区的划界但不能适用于大陆架的划界，否则将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对于美国主张的第二条线，法庭认为缅因湾的矩形特征不适合采用垂直线标准。法庭还否定了美国所谓的缅囚湾的地质地貌及其他特点，强调缅因湾的大陆架与水体是有连续性的，不存在自然边界。法庭也不同意等距离线，因为它会造成海岸长度与划界结果的严重失调，况且，国海岸由最初的相邻关系变为相向关系的事实决定了应避免仅依一种标准划界。法庭考虑了影响划界的各种因素，如两国海岸线长度的比例及两国海岸的关系等，然后将缅因湾地区的界线分为三个区段：在第一区段，坚持将两国海岸向海洋延展所形成的重叠部分进行平分的原则，以两国协议确定的划界起点A点向两国基本海岸线的垂直线所夹锐角的反射角(大约278‘)的平分线为分界线；

在第二段别以中间线为基础，考虑海岸长度比例和小岛的作用加以适当校正，使分界线位于美加海岸线长度1：32：1的比例处，自第一区段与其相交处开始至湾的封口线与其相交处为止；第三区段则采用几何学方法，自第二区段边界线终点向湾口封口线划一垂直线，至双方协商指定的划界终点的三角区。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有何不同?两者可否统一划界，为什么? [分析]

缅因湾划界案是国际法院所判决的既适用于大陆架又适用于专属渔区的统一分界线的第一个案例。我们知道，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专属渔区是专属经济区的一种形式)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种不同是很明显的，例如，前者属于主权权利，是自然存在的，后者属于专属权利，须经公告设立；前者要考虑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后者只有一个单一的距离标准(200海里)。但是，如果相邻或相向国家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分别划界，不仅麻烦，耗费人力物力，而且带来对交叉或重叠部分行使管辖权上的不便和困难。因此，画一条单一的分界线不失为一种简单而容易操作、且便于日后行使管辖权的方法。该案也是国际法院历史上第一次适用特别程序以分庭审理当事国争端的一个案例。

“孤独号”案

[英国船“孤独号”是一艘美国人所有并以加拿大(其时为英国领地)公司名义在加拿大登记的船。该船在美国实行禁酒期间从事贩酒活动，该船的船员，除一人是法国人外，其余都是英国人。1929年3月20日，“孤独号”停泊在离路易斯安那海岸不到6海里半的地方，当它被美国海岸警卫船“沃尔科特号”发现时，船工装有大量的酒。它不顾“沃尔科特号”的讯号，立即从泊锚处出发，向公海进去。“沃尔科特号”在后面紧追不舍。“沃尔科特号”的指挥官最后设法使“孤独号”暂时停船，但他要求检查该船证件和搜查该船时却遭到了拒绝。当“孤独号”继续行驶时，“沃尔科特号”坚持紧追，由于其舰炮发生故障，它于是用无线电求援。1929年3月22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另一艘船“狄克斯特号”从相反的方向赶来参加紧追。在离美国海岸200海里处，因“孤独号”仍然拒绝停船和接受检查，“狄克斯特号”发出几次警告后，向“孤独号”开炮并把它打沉。船上人员仅有一人生还，他被救起并被带到新奥尔良，在被拘留了48小时后获释“孤独号”被击沉，引起加拿大的英国当局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争执。根据1924年1月23日英美缔结的《英美专约》第4条的规定，由英美两国指定两名仲裁员组成混合委员会，负责裁决两国之间因“孤独号”事件而产生的争端 双方的主张及理由：

英国当局认为，根据前引《英美专约》，英国同意：如英国船舶力图把酒运进美国，它应接受美国当局的登临、检查，甚至可以搜索并把船只带到美国港口。但这些权利仅可以在美国领海之外且自从美国海岸线起不超过该嫌疑船1小时航程(约10.5海里)所能达到的距离内行使。在“孤独号”案中，美国大大违反了这一规定。而且，击沉“孤独号”的不是开始进行追赶的那艘船，而是在追赶开始后两天从相反方向赶来的另一艘船，这违反了国际法所承认的紧追必须是急速的和持续的原则。根据该专约第4条，英国可以要求赔偿。美国政府辩称：美国公务船享有．“紧追权”，当追赶开始于1小时航程限度内之时，紧追原别是适用的。美国认为，在下列前提下，沿海国有紧追权：(1)船舶在海的一部分实施了一个可罚的行为，而在这个海的部分内，沿海国命令停船是许可的；(2)尾追必须是急速的和连续的；·(3)拿捕不在外国领海内进行。除此之外，拿捕的场所和追赶的距离是无关紧要的。美国政府还指出，拥有“孤独号”的那家加拿大公司完全是受美国国民控制的，他们都是有名的酒类走私者，为了实现其非法目的而滥用了英国的旗帜。

裁决及其根据： 1933年6月30日，混合委员会提出中间报告。该报告指出，即使承认美国政府在当时享有“紧追权”，承认根据<英美专约》第2条规定，“狄克斯特号”在追赶时有权行使“紧追权”以及承认其使用武力的方式和范围是正确的，故意击沉被怀疑的船只也不能被该专约的任何规定证明是合法的。在1935年1月5日的最后报告中，委员会进一步裁定，击沉“孤独号”的行为不能为国际法的原则证明是合法的。鉴于“孤独号”船虽在加拿大注册，但实际上为美国公民控制和所有，因此，委员会认为：对船舶及船货的损失，美国无须支付赔偿。但是，美国击沉“孤独号”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美国政府应正式承认这次行为的不法性，向英国当局道歉，并支付25 000美元给加拿大。

[问题]

1．什么是国际法上的紧追权?

2．行使紧追权应遵守哪些规

3．美国的紧追是否符合国际法上的相应规则?本案裁决是否正确?

[分析]

1．在国际法上，紧迫权是指当沿海国有充分理由证明外国船舶违反该国法律时，可对该船舶从该国管辖水域向公海进行追赶。由于这种追赶必须是紧随其后和不间断进行的，故称紧迫。

2．因在公海上进行紧迫是对公海航行自由的限制，所以，国际法要求行使紧迫权应遵守如下规则：紧追只能从追赶者的领海和受其管辖的其他海域开始，不得待被追赶船舶逃至公海后才开始；紧追须有充分理由；紧迫至被追赶船舶进入其本国或第三国领海时终止；紧追权由军舰或政府公务船舶行使，对被追赶船舶可以进行登临检查(又称登临权)或拿捕；紧迫无据或不当，对被追赶船舶因此而蒙受的损失或损害，由追赶国予以赔偿。

3．本案的情况表明，美国从其有管辖权的海域开始进行紧迫，是成立的。但由于开始进行追赶的“沃尔科特号”退出追赶，而由追赶开始两天后从相反方向赶来的“狄克斯特号”接着追赶，这不符合“紧随其后和不间断追赶”的规则。此外，在行使紧迫权的过程中，只可以对被追赶的船舶进行登临检查或拿捕，没有任何可以对其使用武力并将其击沉的国际法规则存在；因此，本案裁决美国向英国当局道歉并赔偿损失，是完全正确的。鲁斯特案

[案情] 莫斯科时间1987年5月28日，19岁的联邦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一架美国制造的“赛斯纳172型”运动飞机，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发进入苏联领空，并于傍晚7时30分出现于莫斯科红场上空。飞机擦着列宁墓顶飞过，降落在一座教室旁边。9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对鲁斯特进行了审判。鲁斯特在审判中承认侵犯了苏联领空，但辩解说其目的是为了执行和平使命、会见苏联领导人和公众；他也承认在红场降落后只向围观的苏联人讲他从赫尔辛基飞来，一路上躲避苏联的防空设备，而没有提到执行和平使命的话。苏联最高法院审理后，宣判其犯有非法进入苏联国境、违反国际飞行规则和恶性流氓罪，判处鲁斯特在普通劳改营服徒刑4年。此判决为终审判决。此后，经联邦德国政府多次交涉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88年3月3日决定提前释放鲁斯特，并立即驱逐其出境。

[问题].前苏联对鲁斯特事件的处理是否有其国际法上的依据？

鲁斯特驾机闯红场事件是当时国际上非常轰动的一件事，在前苏联国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如国防部长、防空总司令均因此被解职。这不在我们的评论之列。我们仅从国际航空法的角度谈谈前苏联对鲁斯特事件的处理。依有关公约的规定，各国对其领空拥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任何民用航空器只能根据有关国家的航空协定或其他规定，经指定的航线飞入或降落于一国的领土，否则就是对一国领空主权的侵犯。因此，前苏联根据自己的法律对鲁斯特驾机降落红场事件进行审判和处罚是完全合乎国际法的。

中国政府给予乔清陆等10人居留权事件

[案情] 据《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6日头版报道，1981年10月，越南空军少尉飞行员乔清陆等10人对当时越南政府的统治不满，因政治原因，驾驶一架越南军用直升飞机来到中国。他们感到无法在越南继续生活下去，要求留居中国。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我国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后，允许乔肖陆等10人在中国居留。[问题] 什么是庇护？在本案中，中国政府是否有权给予乔清陆等10人庇护？ [分析] 在国际法上，给予因政治原因或受迫害而请求避难的外国人居留和保护，即为庇护。它是在“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上发展起来的。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4条宣布，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但是，庇护权属于国家，个人可以要求国家给予庇护，是否给予庇护则由国家自行决定。一般地，只要不违反国际法有关不得给予庇护的人的规定，国家给予庇护是主权的体现，给予庇护之有无理由，他国都不得干涉。因此，我国政府完全有权给予乔清陆等10人居留权。对此，我国1982年《宪法》第32条也加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

诺特鲍姆案

[案情] 诺特鲍姆出生于德国：，其父母是德国人，依德国国籍法，他出生时即取得德国国籍，1905年他离开德国，开始在危地马拉定居，并把危地马拉作为其事业的中心。从1905年到1933年，他依列支敦士登国籍法，申请入籍。依照列支敦士登国籍法，外国人入籍，必须已在该国居住至少3年，但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可以免除这个限制。列国王准予他不受此条限制，并于1939年10月准予入籍。而按照德国国籍法，他同时丧失德国国籍。当时；德国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危地马拉驻苏黎世总领事在诺特鲍姆的列支敦士登护照上签证，准予其重返危地马拉。他返回危地马担后，即向危政府申请将其登记簿上的国籍由德国改为列支敦士登，并经过危政府批准。此后，他一直在危地马拉活动。1941年12月，危地马拉向德国宣战，德国被列入敌国。1943年11月，诺特鲍姆被危警方以敌国侨民为由逮捕，后被移交给美国当局，1944年12月，危地马拉当局撒销了把他登记为列支敦士登公民的行政决定，随后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地马拉的财产。1946年，诺特鲍姆在美获释，他向危地马拉驻美领事申请回危，遭到拒绝，随后他赴列支敦士登定居。1946年2月，他又向危政府提出撤销1944年作出的关于取消对他的国籍登记为列国籍的行政决定的请求，也遭到危国拒绝。1951年12月7日，列支敦士登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的诉讼主张及理由：

列政府认为，危地马拉当局将其国民诺特鲍姆逮捕、拘留、驱逐并且排除于危国境外，以及扣押和没收他的财产，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拒绝为这些非法行为赔偿，也是违反国际法的。危政府首先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理由是它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已于1952年1月26日过期。同时，危指出，尽管列支敦士登已赋予诺特鲍姆以列国籍，但危没有对此加以承认的义务。国籍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基础，赋予国籍的前提是个人与国家之间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危地马拉并不认为在本案中列支敦士登与诺特鲍姆之间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而国籍是外交保护的基础，所以，列不能以国籍为由对诺特鲍姆提供外交保护，而国际诉讼是外交保护的方式。因此，法院应驳回列国的起诉。

判决及其根据：对于危地马拉的初步反对意见，国际法院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列支敦士登起诉时，危地马拉接受管辖的声明尚属有效，既然法院已开始审理此案，就不能以接受管辖的声明过期这种非实质性事实为由，剥夺已经确定的国际法院管辖权。法院同时认为，危地马拉的其他抗辩是可以成立妁；列支敦士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制定法律并根据其法律授予国籍。”

因此，诺特鲍姆的入籍，是列支敦士登行使国内管辖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确实使诺特鲍姆取得了列国籍，因为他已加入列周籍，井同时丧失德国国籍。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列可以对他行使外交保护权。行使外交保护权，须以他国承认这个国籍的国际效力为条件。法院判称：国籍是一个法律上的纽带，其基础是关于联结的社会事实，关于生存、利益和情感的实际连带关系，以及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取得国籍的人与授予其国籍的国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事实上应比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样的国籍才是有效国籍。外交保护权的基础是有效国籍。法院审查了诺特鲍姆在列支敦士登入籍前后的行动，认为他同列支敦士登并无实际的关系，同危地马拉却有很久和很密切的关系，而且他同危地马拉的关系不因他加入列国籍而有所减弱。诺特鲍姆在列既无住所，又无长期居所，也无在列定居的意思，更无经济利益，或已进行或拟进行的活动。在其入籍后，生活上也无变化。他申请加入列国籍不是由于他在事实上属于列的人口，而是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取得一个中立国的保护。列支敦士登准许他入籍也不是以他同列有实际关系为依据的。因此，诺特鲍姆的列支敦士登国籍不是实际国籍，不符合国际法上实际国籍的标准。危地马拉没有义务承认列支敦士登赋予他的国籍，列不能根据这个国籍来向危地马拉行使对诺特鲍姆的外交保护权。

[问题]“

结合本案，分析国籍的概念及其在国际法上的意义。;[分析] 在该案中，国际法院根据国家实践、仲裁和司法判例以及法学家们的意见，给国籍下了一个精典的定义，即：“国籍是一种法律上的纽带，其基础是一种依附的社会事实，一种真正的生存、利益和情感的联系，并伴随有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它构成这种事实的法律表述，即，或直接被法律所授予，或作为政府当局行为之结果而被授予国籍的个人，实际上与整个具有该国国籍的居民之间，较之与任何其他国家之居民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如果它构成了一种个人与其成为它的国民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术语的话，那么，被一国授予国籍，仅仅赋予该国行使针对于另一国的保护的权利。”这一定义准确地表述于国籍的概念及其在国际法上的意义。此外，法院在该案中还重申了常设国际法院在1923年“突尼斯一摩洛哥国籍命令案”中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管辖事项，每个国家有权以自己的法律或行为决定谁是它的国民。

张振海劫机被引渡案

张振海，男，中国公民。1989年12月16日携其妻和子登上从北京经由上海、旧金山飞往纽约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81航班B2488号飞机，采用恐吓手段劫持了该飞机，要求飞往韩国。由于韩国机场拒绝该飞机降落，飞机在油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降在日本国福冈市的福冈机场。事后经中日协商，被劫持的飞机和机上人员包括张振海的妻、子顺利返回中国。为了将张振海引渡回国审判和处罚，中国方面首先向日方提交了请求将张犯临时拘留的照会和中国有关机关签发的逮捕令。后又应日方要求，派出一工作小组就引渡张振海一事与日方进行具体商谈。1990年2月中方正式向日方提交了请求引渡书和解释中国法律的法律意见书，以及证明张振海犯有劫机罪行的有关证据和补充资料。在上述文件中中方指出：张振海非法劫持中国民航班机，严重威胁了飞机、机上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并直接损害了人民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条、第79条、第107条和中日双方均为缔约国的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已构成劫持飞机罪。1990年4月28日，日本法院经过审查，依互惠原则将张振海引渡给中国。张振海被引渡回国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依法提起了公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认定张振海犯有劫持飞机罪，判处其有期徙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分析：

本案是关于空中劫持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除涉及对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空中劫持犯罪的管辖、惩治等规则外，还涉及有关引渡的规则。引渡是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而被他国追捕、通缉或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请求国审判和处罚。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形式，国家之间必须缔结有关引渡的条约，才能相互承担引渡罪犯的义务。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也可根据礼让和互惠原则，实施引渡行为。如本案中，在中日两国未签订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依互惠原则将张振海引渡回中国。有关引渡的规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有权请求引渡的国家即引渡的主体，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国、罪犯本人所属国、犯罪行为受害国。我国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内犯罪的，适用我国刑法。因此，我国既是罪犯本人所属国，对张振海享有属人管辖权，又是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对本案享有属地管辖权。有权向罪犯所有国提出引渡要求。二是引渡的对象，即被他国指控为犯罪的人，他可以是请求引渡国的公民，也可以是被请求引渡国的公民，还可以是第三国的公民。本案张振海被指控犯有劫持飞机罪，又是引渡请求国的公民，符合对引渡对象的要求。三是引渡的理由，构成引渡理由的犯罪必须遵守同一原则和专一原则。同一原则又称双重犯罪原则，是指被请求引渡的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根据请求国和被请求国的法律均构成可引渡的犯罪，如依任何一方的法律规定，被请求引渡的人的行为不构成可引渡的犯罪，被请求国可拒绝引渡。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劫持航空器的单独罪名，而是把它作为反革命罪处理，为避免被请求国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由拒绝引渡，中方在提出引渡请求时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9条有关类推和107条有关破坏交通工具罪的规定，对张振海的罪行类推认定为劫持飞机罪，这一犯罪依日本法律和中日共同参加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均构成可引渡的犯罪。专一原则又称罪行特定原则，是指引渡请求国将某人引渡回国后，只能就作为引渡理由所提出的罪名审判和处罚，且不得将该人引渡到第三国。以防止某些国家把引渡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在本案中，中国司法机关对张振海的审判和处罚严格遵守了这一原则，按照请求引渡的照会中列明的劫持飞机罪，判处张振海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既未以其他罪名对张振海进行审判和处罚，也未处罚其劫机罪以外的其他罪行。

洛克比案

1988年12月21日，自法兰克福途经伦敦飞往纽约的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03号班机在英国苏格兰洛克比镇上空爆炸，机上全部259人及地面11人丧生。美英经3年调查，于1991年11月公布调查结果，认定空难系两名利比亚情报人员在飞机上放置炸弹所至。两国并于11月14日分别在本国对这两名嫌疑犯提出刑事指控。27日，美英共同声明，要求利比亚交出嫌疑犯并承担官方责任，交出所有证据及对受难者家属进行赔偿。法国11月15日也宣布，1989年9月19日造成170人丧生的法国联航公司772班机在尼日尔上空爆炸案也与利比亚有关，美英法遂于11月27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利比亚交出所有嫌疑犯。利比亚拒绝了三国的指控及引渡要求，表示它将自行审理上述案件。

1992年1月21日，在美英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31号决议，要求利比亚交出嫌疑犯。利比亚认为，由于该决议并未获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且宪章规定当联合国成员国间发生争端时，应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及司法手段等方式谋求解决，而该决议并未作如此建议，因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1992年3月3日，利比亚就因洛克比空难事故引起的它与美英在解释和适用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上的争议向国际法院对美英分别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利遵守了该公约；美英违反且仍在违反该公约的有关规定；要求美英立即停止违约行为并尊重利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法院应立即采取临时措施。

1992年3月31日，安理会通过第748号决议，限利比亚在15天内交出嫌疑犯，否则将面临包括空中交通禁运、武器禁售、关闭利比亚航空公司业务在内的广泛的制裁。针对西方指控，利曾多次表示两起空难与利政府无关，并遣责一切恐怖主义活动，还表示愿引渡嫌疑犯到一中立国受审或由阿联处理，但仍拒绝引渡给美英等国。748号决议所规定的制裁遂于4月15日生效。

1992年4月14日，国际法院作出命令，认为在本案情况下，不必采取临时措施，从而驳回了利比亚关于要求法院立即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

1993年11月11日，安理会通过第883号决议，在维持748号决议制裁的基础上，使制裁扩展到冻结利海外资产、加强对利空中禁运、禁止向利出口与石油工业相关的设备等措施。同年12月1日，制裁开始实施。

1994年1月，利比亚仍表示拒绝交出嫌疑犯。1994年8月，安理会决定继续维持对利制裁。1995年1月，英国公布的一项新的调查结果认为，洛克比空难幕后是伊朗而非利比亚。

1995年6月16、20日，英美分别向国际法院提出初步反对主张，认为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1997年2月28日，非统和阿盟提出解决洛克比事件的建议：由安理会指定一中立国，在该国审讯两嫌疑犯；在海牙由苏格兰法官用苏格兰法审讯；还可由安理会授权建立一临时法庭，在海牙审判。但美英并未予积极考虑。97年安理会先后于3、7和11月三次复审对利制裁问题，均因美坚持强硬立场而未能解除对利制裁。但是，由于利不断调整对外政策，改善国际形象，在洛案问题上姿态积极、务实，使法意德等西方国家立场有所软化，美的霸道作法也使阿盟、非统等组织对美不满情绪日增，要求解除对利制裁的呼声高涨。97年1、3月，利比亚飞机分别运送官员和朝觐者赴加纳和沙特；5月，卡扎菲先后乘飞机赴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冲破了安理会的禁飞规定。9月，阿盟决定，允许利飞机在其成员国领土着陆。

1998年2月27日，国际法院判决驳回了美英的初步反对主张，认为法院对洛案有管辖权。目前此案的审理正在进行中。

国际法院判决预示了洛克比事件出现了转机。阿盟、马盟、非统和不结盟均欢迎并支持以外交途径解决洛克比问题，并呼吁尽早结束此案。在98年3月21日的安理会一般辩论中，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要求立即解除对利制裁并在一中立国进行审判。98年4月，一些意大利人飞到利比亚，向安理会决议提出公开挑战。6月，非统决定，为履行宗教、人道义务，将不再遵守安理会有关对利的飞行限制。同年7月9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不顾联合国禁飞规定，前往利比亚并与卡扎菲进行了会谈。同时，由于利案久拖不决，受害者家属对美英坚持强硬立场越来越不满，美英在国内所受压力增大。在此情况下，1998年7月22日，布莱尔与克林顿表示美英可考虑接受在第三国进行审判。8月24日，美英正式同意在荷兰由苏格兰法官按苏格兰法审判洛克比空难两名嫌疑犯，若确认有罪，应在苏格兰服刑，可作特殊安排，允许国际观察员监督或利在苏格兰设领监督，一俟利交人，则中止制裁。27日，安理会通过第1192号决议，赞成在荷兰对嫌疑犯进行审判，要求利比亚立即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定，交出两嫌疑犯及一切相关证据。强调安理会第748及883号决议仍然有效，但一俟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两嫌疑犯已抵荷兰或英美以及利比亚已在法联航772班机爆炸案方面满足了法国司法机关的要求，对利制裁即应中止。并威胁，若利仍不交人，安理会将考虑对利实施额外制裁。28日，利比亚政府发表声明，原则接受美英的立场，但提出三点应进一步谈判：利交人后应立即解除而非中止制裁；两嫌疑犯一旦确认有罪，应在利比亚或第三国服刑，而非在苏格兰服刑；两嫌疑犯的人身安全及宗教信仰应受到保障。美英表示具体内容可以讨论。利与美英间通过联合国机制进行了多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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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安理会的飞行禁令仍不断被打破：9月，一个苏丹代表团、尼日尔总统、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及乌干达总统不顾飞行禁令，先后飞抵利比亚；10月，冈比亚总统访利。9月16日，阿拉伯外长会议在开罗表示支持利比亚关于嫌疑犯审判的立场。

1998年12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访利，就洛克比问题与卡扎菲会晤，会晤表明，在解除还是中止制裁及服刑地点等问题上利与美英仍存较大分歧。21日，卡扎菲表示洛案应由美英利等国的法官组成国际法庭进行审理。同日，美英警告，若利不在1999年2月底安理会复审对利制裁问题前交人，美英将在安理会寻求对利更为有力的制裁。1998年12月23日，正在埃及访问的利外长拒绝了美英的威胁，强调利希望通过联合国机制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安理会复审对利制裁前夕，秘书长致函利，表示当利已尽一切可能履行安理会决议后，期待安理会作出有利于解除制裁的决定。27日，秘书长再函利比亚，仍未确认交人即解除制裁，仅称交人后，如需恢复制裁，则应有9个理事国（包括五常）的赞成，实际可能使制裁难以恢复。美为利交人规定了30天的最后期限。

1999年2月26日，安理会复审对利制裁问题，未讨论是否需改变制裁机制，只表示注意到有关各方的正在进行的磋商，将继续审议这一问题。经曼德拉和沙特国王特使、驻美大使班达尔的斡旋，3月19日，卡扎菲宣布，由于利已获所需保证，将接受安理会第1192号决议，同意在4月6日前将嫌疑犯交与联合国秘书长并在荷兰受审。利外长同日致函秘书长除重申了利的反恐立场、愿就洛案进行合作及愿对遇难者家属作出赔偿外，还表示，审理过程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南非及沙特协商确定的观察员旁听；如判决有罪，可在苏格兰服刑，但联合国应予监督，利有权在苏格兰设领与之联系；一俟嫌疑犯抵荷，应即中止对利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应于90天内向安理会提交报告确认利已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安理会应即取消制裁。英对此反应积极，但美仍不愿对解除制裁作出保证。

目前，英已派100名苏格兰警察对设在海牙郊区扎斯特军营的临时审判地进行严密监控。4月5日，在阿盟秘书长、意大利外长、沙特驻美大使、南非特使等国家或组织代表的见证下，嫌疑犯已在的黎波里被移交给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汉斯·柯瑞尔，并于当日乘联合国飞机飞抵海牙，旋将接受审判，安理会主席已宣布中止对利制裁。至此，持续10年之久的洛围绕洛克比空难在美英与利比亚之间的长期争端有望得到最终解决。接下来的斗 争将围绕对利制裁的中止还是解除而在美英与利比亚间展开。取消制裁应以安理会决议形式作出。从目前美国态度看，对利制裁的最终取消恐非一帆风顺。”

本案主要涉及国际航空法中针对民用航空安全的条约的适用问题。但本案并非如此简单，本案除了在国际民用航空法有意义之外，对联合国现行的宪章制度问题也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诸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否可以得到国际法院的审查的问题等。

第四篇：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三、案例讨论题（共 2 道试题，共 20 分。）

1.4．光华寮案 案情

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公告，实现邦交正常化。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起诉被驳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上诉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问题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 答案：

（1）不能受理。根据国际法的承认制度，承认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认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认被推翻

了的旧政府。一般来说，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在不承认国的法院没有起诉权的，这一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确认。1972年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所承担的义务就更加明确。既然日本已经不再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那么台湾就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就光华寮提起诉讼。因此，日本法院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承认制度。

（2）符合。国家的财产只能由被承认的政府继承，未被承认的政府不享有继承权，所以日本京都法院确认财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符合国际法的。

（3）不符合。国家继承是国际法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国家如何继承前国家的财产问题。但政府继承则不同。它是国家本身没有变，国家的同一性没有变，只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发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而不问其财产以什么形式出现(动产或不动产)，也不管这些财产处于国内还是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其国家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国际法主体依然如故，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凡属于前政府的国家财产，完全由我国政府全部继承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现在，日本法院关于对光华寮案的判决理由之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符合中日之间签订的条约精神，也违反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因为，无论从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理论，还是从对该寮的实际控制和管理情况看，光华寮都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有。无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2.3．湖广铁路债券案 案情

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

两线铁路的修建计划，前者是由武昌起经岳阳、长沙至宜昌，与广东商办的粤汉铁路衔接；后者以汉口为起点，经应城、钟祥、当阳至宜昌，由此抵达四川夔州(现称奉节)。清政府修建湖广铁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镇压正在兴起的南方起义维护其统治。为加快铁路的修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后,便向国际上筹措借贷。1909年3月7日, 中德草签了借贷合同, 决定向德国的德华银行借款。英、法两国得知此事后也认为有利可图，故通过抗议、照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清政府接受它们的借款。这使清政府只好搁置中德的借贷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与英、法、德三国草签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国又以“机会均等”挤进了该借贷合同。所以湖广铁路的借贷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邮传大臣(盛宣怀)为一方，以德国的德华、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等银行和“美国资本家”(以下称银行)为另一方在北京签订。合同签订后，德、英、法、美上述银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债券”（以下简称湖广铁路债券）600万金英镑。该债券利息从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美国公民杰克逊等9人持有湖广铁路的上述债券。1979年11月，他们的美国阿拉巴玛州北区地方法院东部分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本利1亿美元外加利息和诉讼费。法庭受理了他们的诉讼。并于11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传票，指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收。要求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收到传票后的20天内提出答辩，否则作缺席判决。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传票，将其退回。美国阿拉巴玛州北区地方法院东部分庭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审理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拒绝后, 法庭于1982年9月1日对本案作出了缺席裁判。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原告41313038美元, 另加利息和诉讼费。中国政府对美国阿拉巴玛州北区地方法院东部分庭的判决拒绝接受，认为它是违反国际法的，是无效的。理由是依据国际法，国家享有主权豁免，一国法院不得强行将外国列为被告。所以美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管辖权。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调查了湖广铁路债券的渊源，认定它属恶债。中国政府据此理由与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多次交涉。经过两国政府官员的几次会谈，美国国务院决定干涉此案。美国国务院乔治•普•舒尔茨和国务院法律顾问戴维斯•鲁宾逊分别于1983年8月11日和12日发表了声明。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建议，聘请了美国律师出庭申辩。律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绝对主权豁免；本案不属美国法典第28卷第1605条规定的“商业活动”；原告的传票送达不完备；原告未能依美国法典第28卷第1605条规定，证明被告具有责任而使其提出的求偿要求和权利得以成立等理由指出法庭判决无效，要求撤销缺席判决。

另外，美国司法部向阿拉巴玛州地方法院提出了“美国利益声明书”，要求法院考虑舒尔茨和鲁宾逊的声明，考虑美国利益支持中国的申辩。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作出新的决定，撤销了原来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之后原告又向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提起上诉和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未获成功，致使此案于1987年3月9日告终。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答案：

（1）享有。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

（2）不适用。美国颁布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只是一项国内法，该法规定国家的商业性行为不能享有主权豁免，那只是美国单方面的主张。在没有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一国通过其国内法单方面地剥夺它国的主权豁免是不适当的。

（3）“湖广铁路债券”实属恶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因此，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这一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为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湖广铁路债券没有义务继承。

三、案例讨论题（共 2 道试题，共 20 分。）2.2．荷花号案 案情 2．荷花号案 案情

1926年8月2日，法国油船“荷花号”在地中海的公海上与土耳其船波兹一库特号相撞，土耳其船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第二天，当“荷花号”抵达伊期坦布尔时，土耳其当局对碰撞事件进行了调查。称该事件是由于“荷花号”上的负责值班的人员法国海军上尉德蒙的失职所致，故将其逮捕，连同土耳其船长哈森•贝一并以杀人罪在土耳其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诉讼。1926年9月15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德蒙监禁80天、罚款22英磅。土耳其船长哈森一贝则被判了较重的惩罚。

法国政府对土耳其当局的审判提出外交抗议，认为土耳其法院无权审判法国公民德蒙上尉。因为船舶碰撞发生在公海上，“荷花号”的船员只能由船旗国，即法国的法院进行审理，并主张这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但土耳其法院则依据《土耳其刑法典》第6条的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应按依照该刑法处理，因此，对本案的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1926年10月12日，法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特别协议，将该争端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解决。问题

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为什么？ 答案：

按照国际法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的排他性的管辖，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船舶碰撞事件。但是，船旗国的权利不能在其领土之外行使，除非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有此类许可性规则。因此，如果在公海上的犯罪行为的效果及于一般悬挂他国旗帜的船舶，就必然适用在涉及到两个不同国家的领土时适用的同样原则，因而，国际法没有规则禁止犯罪结果地国家对罪犯行使管辖权。在公海上的一件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的另一外国船上，等于发生在该外国船的国籍国的领土上。在本案中，犯罪者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虽然身在法国船上，但所造成的后果则发生在土耳其船上，这就等于发生在土耳其领土上，因此，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

1． 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案情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日至二十八日，西藏**十四世喇嘛出访美国，在美国国会讲坛的发言中提出了所谓“五点和平建议”：

一、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建议把整个西藏，包括昌都地区和青海省藏区，变成和平区。......西藏历来是......亚洲大陆大国之间的缓冲国。......要建立西藏和平区，中国就得把其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撤走。

二、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

三、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在那里推行一种称为分离和同化的种族隔离政策，对藏民实行歧视，藏民在自己的国家里充其量只不过是二等居民。他们在殖民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和自由。

四、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

五、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我们希望本着坦率与和解的精神，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着眼点应该是努力寻找一种符合藏人、中国人和其它所有有关民族长远利益的解决办法。藏人和汉人都是独特的民族......但是，这不一定妨碍两个民族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方面进行真正的合作。为了支持**“五点和平建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与参议院前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提出“西藏问题修正案”，诬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歪曲拉萨骚乱事件，造谣中国处决和监禁了一百多万藏人，还散布西藏是“国家”的谬论。这个决议还要求美国将其对华外交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要求里根当局在向国会提出向中国出售武器请求时，要能“判定中国是否有诚意地，及时地着手解决西藏的人权问题”。决议还呼吁里根会见**，建议美国向十万藏民提供二十万美元的援助。问题

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 “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否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 答案：

违反国际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一国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另一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是无权干涉的。而美国国会的少数人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2、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土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土完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

3、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签署的公报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中美双双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国国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严重地违背了美国在中美的联合公报中承担的义务。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以何种方式来解决也是由中国决定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干涉

北海大陆架案

1966年，以联邦德国为一方，以丹麦和荷兰为另一方，就他们之间在北海的大陆架划界问题发生了争端。欧洲北海自1959年在荷兰近岸地区发现大型天然气田后，引起各国对北海大陆架油气田勘探开发的重视。

1963—1966年，北海5个沿岸国(英国、挪威、丹麦、荷兰、联邦德国)先后公布了本国关于大陆架的法令，并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划界活动。其中，联邦德国与荷兰、丹麦的大陆架划界拖得最久。虽然联邦德国与荷兰在1964年12月1日，与丹麦在1965年9日分别订有双边协定，但只解决了两国间近海岸部分的大陆架分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海里至30海里之处的分界线，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而这些点之外伸向北海中心的分界线则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产生僵局的原因是：丹麦和荷兰坚持整条边界线应采用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规定的等距离原则划出。他们认为，不论德国与该公约的关系如何(德国不是该公约缔约国)，德国有义务接受以“等距离—特殊情况”方法为基础划界，因为该方法的使用不仅仅是一项条约义务，而且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则。

与此相反，德国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线这样的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它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德国的海岸线是凹入的，从其两端划出的等距离线会交叉，这将使德国的大陆架成为一个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1966年3月31日，荷兰与丹麦就它们之间的大陆架分界线达成协议。该分界线以等距离原则为基础，始于一条将英国的大陆架与北海东半部分离的疆界上的一点，延伸至联邦德国海岸外的一点，这样就阻止了联邦德国将其大陆架展至北海中部与英国的大陆架界线相接。1967年2月，联邦德国分别同丹麦和荷兰订立特别协定，将划分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这两个协议请求法院判定：“在划分属于这三个国家的北海大陆架的区域时应适用什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在此之后按照法院指明的原则和规则划界。

国际法院于1969年2月20日发布其判决。法院在判决中首先拒绝了丹麦和荷兰提出的等距离原则是大陆架概念中所固有的原则的观点。法院不否认等距离法是一种简便的方法，但这并不足以使某种方法一变而为法律规则。

法院接着审查了“等距离—特殊情况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的论点。法院得出结论, 《大陆架公约》签订之时, 并不存在像等距离原则这样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公约第6条也没有使这一原则具体化。法院承认,在某些情况下, 有关的国家的确同意按等距离原则划分彼此之间的大陆架疆界, 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它们这样做是因为感到习惯法规则使它们有义务这样做。

法院同样驳回了荷兰和丹麦提出的另一项抗辩：等距离原则即使在《大陆架公约》制定 之时还不是习惯法规则，但是自公约制定以来，这样的规则已经形成。法院认为，采用划界方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按照公平原则, 通过谈判, 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至于所涉及的区域采用何种方法, 单独使用一种方法还是几种方法同时并用, 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条原则是毋庸置疑的，即任何国家的大陆架必须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而不得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然延伸。

法院最后裁定，作为有关各方之间划界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应是：

1.以协议划界，按照公平原则，考虑到所有有关情况，尽可能为各方保留构成某陆地领土自然延伸而进入海下的所有大陆架部分，并且不侵犯其他国家的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部分。2.在适用前项规定时，如果划界留有各方的重叠区域，应由他们按协议的比例划分，除非他们决定建立一项联合管辖、利用或开发他们之间要重叠的区域或任何部分的制度。问题： 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 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 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 答案：

（1）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是指由陆地海岸向海洋自然平缓延伸的部分，平均坡度约0.1度上覆盖水深一般在50到550米之间，宽度在70到110海里之间的水城的界面内划界的方法和规则。

（2）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是指各国在划分大陆架界线时应根据相应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状况公平划界，在划界时应充分考虑一切条件和因素的情况下，在公平的结果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中间线或是等距离中间线的方法，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协议划定，以便公平解决或用政治或法律的方法加以解决并在解决之前有关国家应该基干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度期间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及不防碍最后的结果的划定。（3）可以同时适用，根据公平划界原则，在划界时应该考虑一切相关因素其中主要是大陆架自然延伸这一自然现实因素。在这一因素的情况下与公平划界原则相结合才能最终就划界问题得以解决和确定。

卓长仁劫机案

1983年,从沈阳机场运载105名乘客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自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后,被机上乘客卓长仨、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和高东萍等6名持枪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胁的方式劫持。他们用枪射击驾驶舱门锁,破门闯入驾驶舱后,对舱内人员射击,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击成重伤。威逼机长王仪轩和副驾驶员和长林改变航程,并用枪顶着机长的头和威胁乘客要与全杌同归于尽, 还强行乱推驾驶杆，使飞机在颠簸倾斜、忽高忽低(最低离地面600米)的状态下飞行,严重危及着飞机和全机人员的安全。飞机被迫在我国渤海湾、沈阳、大连和丹东的上空盘旋后飞经朝鲜人民共和国,又飞人了韩国领空,被韩国4架鬼怪式战斗机拦截,迫降在该国的春川军用机场。飞机降落后,罪犯们又控制飞机和机上人员长达8小时之久，最后向韩国当局缴械并受到拘留。

事发后,韩国有关当局对事实进行了调查,并迅速将情况通知了中国政府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

中国外交部收到通知后,向韩国提出请求按照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立即将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机组人员和乘客交给中国民航当局,并将劫机嫌疑犯引渡给中国处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科泰特,秘书长朗贝尔致电韩国当局,表示对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非法劫持一事的密切关注,并相信韩国将不遗余力地安全地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的决议和韩国参加的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规定对劫机嫌疑犯予以惩处。

随后经韩国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同意,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民航工作组一行33人于1983年5月7日赴汉城协商处理这一事件。经与韩国代表谈判签署了一份关于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问题的备忘录。按备忘录规定,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除3名日本乘客回日本外,其余中国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先后返回中国。被劫持的飞机经韩国有关部门作了技术检修后归还了中国。

对于劫机嫌疑犯,韩国拒绝了中国的引渡请求,而坚持由其自行决定进行审讯和实施法律制裁。1983年6月1日,韩国汉城地方检察院以违反韩国《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对6名劫机嫌疑犯提起诉讼。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开始审判。经审理后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卓长仨、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吴云飞和高东萍有期徒刑2年。

问题：

(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 答案：

（1）对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内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依公约规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国应予保护。《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当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何行为（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已经或即将实施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前款所述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人员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乘客和机组人员尽快继续其旅行提供方便，并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韩国对我国被劫持的296号民航客机的机组成员和乘客提供了方便，应日本乘客要求让他们返回了日本，协助中国乘客和机组人顺利返回中国。并将航空器交还给中国。所以说，韩国是严格遵守了《海牙公约》的规定的。

（2）在本案中，韩国属于航空器降落地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根据《东京公约》和《海牙公约》，韩国具有管辖权，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不违反国际法。

（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罪犯的根据是《海牙公约》的第4条，我国是被劫飞机的登记国和罪犯的国籍国，对他们的罪行有管辖权。（4）“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指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对犯有劫机罪的人，无论在何处，都不致于因任何国家不对其加以逮捕和审判而逃脱惩罚。因而不仅使各缔约国享有对罪行实行管辖的权利，同时也使各国负有严厉惩罚犯罪的义务。

英伊石油公司案 案情

1933年4月，伊朗政府(当时称波斯)与英国一家私有公司一英伊石油公司签订一项协定，授予后者在伊朗境内开采石油的特许权。1951年3月到5月间，伊朗议会颁布若干法律，宣布对其境内的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的原则，并规定了有关程序。这些法律的实施引起了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间的争端。英国政府支持该英国公司的主张，并以行使外交保护权的名义，于1951年5月26日以单方申请的形式在国际法院对伊朗提起诉讼。英国政府主张国际法院对该争端有管辖的主要依据是英、伊双方曾发表的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和属于声明范围的伊朗与第三国及与英国缔结的若干协定。伊朗政府对国际法院对该争端的管辖权提出反对意见，其主要理由是，根据伊朗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声明的文本，法院的管辖权限于有关在该声明发表后伊朗缔结的条约的争端。1951年7月5日，在法院对争端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应英国政府的请求，法院发布临时保全措施。1952年7月22日，法院以九票赞成，五票反对，作出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最终判决。同时宣布终止此前发布的保全措施。

国际法院的判决中指出，法院的管辖权只能建立在争端当事国同意的基础上；在本案中，为各当事国根据法院规约第36条2款所作的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即英国1940年2月28日的声明和伊朗1930年10所作、1932年9月19日所批准的声明。由于法院只能在双方声明相吻合的范围内具有管辖权，因此法院管辖权必须由接受管辖范围更具限制性的声明来决定；在此，为伊朗的声明。根据伊朗政府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法院仅对有关伊朗接受的条约或协定的适用问题的争端具有管辖权。伊朗声称，根据声明的措词，法院的管辖权限于声明批准之后伊朗所缔结的条约，而英国主张伊朗在声明之前所缔结的条约也属法院管辖权的范围。法院认为，它的管辖权不能建筑在对伊朗声明纯语法性的解释上。它的解释只能来自于以自然的合理的方式阅读声明文本，并充分考虑伊朗声明时的意图。这样做的结果使法院得出结论：只有伊朗声明批准后伊朗所缔结的条约属于法院管辖权的范围。因为，伊朗有特别的理由可以表明，它是以一种非限制性的方式起草它的声明的，它排除声明前的一切条约。事实上，在伊朗发表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之前它刚刚单方宣布废除与外国缔结的有关治外法权制度的所有条约。

在这种背景下，它不可能主动提出把有关这些条约的争端提交一国际法庭裁决。此外，伊朗政府的此等意图亦为伊朗国会批准声明的法律证明。该法律申明，它指的是声明批准以后政府将缔结的条约和协定。

英国方面提出，即使法院的上述解释可以接受，法院仍可以根据英伊两国1857年条约第9条中的与1903年贸易条约第2条中的最惠国条款对本争端具有管辖权。英国认为，该条款使它能够援引伊朗在其接受法院管辖权声明之后与第三国缔结的若干条约作为法院管辖权的依据。法院拒绝接受英国的观点。

问题：(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

(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答案：

（1）根据条约法公约，条约是国际法主体间签订的协议，非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不能构成条约。本案中，伊朗政府只是与英国的一个公司（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而不是和英国政府签订的协议，故该特许协定不能构成国际法上的条约。事实上，该特许协定不过是一国政府与一个外国法人之间的一个租让合同，英国政府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它不能构成英、伊两国政府的联系。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合同（租让合同）。因为本案中缔约双方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通过谈判及交换对价，根据国家缔约方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国家缔约方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成立的，因此本合同具有国内法上合同的性质，应属国内法调整。（3）无权。应当承担责任。

诺特鲍姆案

案情：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达德国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0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是：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

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1943年11月19日，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诺特鲍姆，并把他交给了美国军事当局拘留在美国。同时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国的财产和商店。危国还于1944年12月20日作出了取消把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行政决定。1946年，他获释放后，向危国驻美国领事馆申请返回危国，遭到了拒绝后，他只得到列国居住。同年7月24日，他请求危国政府撤销1944年关于取消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决定，也遭到了拒绝。致使列国于1951年12月7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危国逮捕诺特鲍姆和没收他的财产，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应给予损害赔偿和补救。危国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法院于1953年11月18日对管辖权作出裁决，确认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否定了危国关于管辖权的初步反对。之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1955年4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列国的请求，支持危国的抗辩，认为危国提出了一项很好的原则，即国籍是个人与国家间联系的基础，也是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唯一根据。但法院并不认为由于列国赋予了诺特鲍姆国籍，它就有了对抗危国的根据，法院也没有考虑诺特鲍姆列国的国籍效力。问题：

（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答案：（1）实际

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不符和国际法。因为在危国，诺特鲍姆属于外国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应处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权利中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显然危国政府逮捕诺特鲍姆、没收财产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

.“露斯坦尼亚号”案

1915年5月7日，英国库纳特轮船公司的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露斯坦尼亚号”，在离爱尔兰海岸12海里的地方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船上乘客遇难者约1200人，其中有128人是中立国美国人。

问题：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会引起哪些后果？ 答案：

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

(1)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露斯坦尼亚号”是一艘非武装商船，德国击沉该船是应承担战争法责任的。

(2)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根据传统的中立法，中立国的人或货物应受到保护，德国应该赔偿128名美国国民的损失。总之，德国滥用潜艇用鱼雷造成不分皂白的大量伤亡，是战争法所禁止的

2.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

在1983年底和1984年初，美国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等港口布雷，并封锁了港口，范围包括尼加拉瓜的内水和领海。这种布雷活动严重威胁了尼加拉瓜的航行安全，并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其中包括第三国人员、船舶等损失 问题：美国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答：不符合。禁止使用武力侵犯别国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普遍适

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本案中，美国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等港口布雷及封锁了港口等行为，不仅

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也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原则。美国的行为已构成对这些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破坏，是严重的国际不法行为，美国应对此承担国际责任。

三、案例分析题（共 2 道试题，共 20 分。）2.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案情

纽伦堡审判是由欧洲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的。该法庭是按照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而设立的。它由苏、美、英、法四国各指派一名法官组成。截止1945年底，加入上述规定的国家除苏、美、英、法外，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塞俄比亚、希腊、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巴拉圭、波兰、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就是法庭的原告。并且这些国家各指派了一名检察官，组成侦察和起诉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5年10月18日向法庭提起控诉的被告有六个组织和22名德国首要战犯。22名被告均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参与制定和执行犯有这些罪的共同计划和阴谋。判决

法庭依其宪章的规定确立了它对罪犯和罪行的管辖权。宪章第六条规定：“依本宪章第一条所称的协定，为审讯并惩罚欧洲轴心国家的首要战犯而设立的法庭对于为欧洲轴心国家的利益而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不论其为个人或为组织的成员，均有审讯及惩罚之权；本法庭对于下列各行为，或其中任何一种行为，有管辖权。犯有此种行为者应负个人责任。

法庭自1945年11月20日开始审讯，共举行了403次公审庭，讯问了94名证人并收到了143名证人的书面证言。法庭还指派了若干委员听取有关各个组织的证据。听取辩护方的101名证人的证言，收到其他证人提供的1809份誓证书。收到了为各政治领导人提出的38000份誓证书,为党卫军提出的136230誓证书，为突击队提出的10000份誓证书，为保安勤务处提出的70000份誓证书，为参谋本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提出的3000份誓证书，为秘密警察队提出的2000份誓证书。还听取了22名证人为各个组织提供的证言。法庭的审讯活动于1946年8月31日结束，于9月作出判决，并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宣布了判决书。判决书宣布： ①纳粹党的领导团是犯罪组织。因为它是以元首为首的国社党的正式组织，它的首要目的和活动是帮助纳粹党取得和保持对德国的控制。为此而使吞并的地区同化于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奴隶性劳动计划的实施和对战俘的虐待等。依宪章规定这些行为均属犯罪的 ②秘密警队和保安勤务处是犯罪组织。因为它被用以迫害和消灭犹太人，在集中营实行残暴和杀人行为，管理在占领区实行不法行为，实行奴隶劳动计划，虐待和杀害战俘等。依宪章规定这些行为属犯罪行为

③党卫军是犯罪组织。因为它被用以进行迫害和消灭犹太人，在集中营里滥施暴行和杀害，在管理占领区中进行非法活动，实行奴隶性劳动计划，以及虐待和杀害战俘。宪章规定这种行为为犯罪行为

判决书中称：突击队、德国内阁、参谋本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不是犯罪组织。判决书宣布了以下被告人的罪行和处罚：戈林、赫斯、里宾特洛普凯特尔、卡登勃伦纳等13人有罪并处以绞刑。冯克莱德尔有罪并处以无期徒刑。判处舒拉赫和斯比尔有罪和20年徒刑。判处牛赖特有罪处以15年徒刑。判处杜尼兹有罪并处10年徒刑。

因为上述被告人或在第二次大战中犯有宪章规定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或犯有这三种罪刑之一二种罪行。

判决书宣布沙赫特、巴本和弗立茨无罪并予以释放。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4.1946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答案：

（1）战犯指在战争中从事违犯战争法规和惯例行为的实施者，主要包括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共谋者等。战争犯罪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害人类安全的犯罪，属于国际性罪行。,（2）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实践时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战争犯罪的各种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成功范例，其不仅创立了惩治战犯的各项原则，还表明建立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犯罪是一种使国际得以遵守和执行的良好形式，为以后建立国际审判罪犯的机制积累了经验。

（3）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4）共七项原则：a国家主权平等原则b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c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d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e集体协助原则f普遍遵守原则g不干涉内政原则"（5）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战争罪行，战争犯罪是危害全人类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确定其概念和性质，有利于惩治这类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同时也使后人遵守国际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第五篇：案例分析-国际公法

国际公法作业（案例分析）

中文题目：荷兰诉比利时 —— 默兹河水改道案

外文题目：Holand v.Belgium —— Case Cocerning on the Meuse River Diversions

荷兰诉比利时 —— 默兹河水改道案

Holand v.Belgium —— Case Cocerning on the Meuse River Diversions

一、案情：

默兹河源出法国，流经比利时东部和荷兰南部，然后从北海出口。比利时与荷兰于1863年5月12日签订了一项条约，建立管理默兹河水流改道系统以便让水流注入航行运河和灌溉运河。这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南威廉斯运河（从马斯特里赫特到波斯勒杜克的运河）的水流过速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提高该运河的水位，在马斯特里赫特处开一条新的入水口，规定须降低的水量，扩大默兹河汇合部分的工程规划。1863年条约的目的是解决两国自19世纪以来因这条河而引起的争端，但20世纪后，这条运河已需要大力修建或建造新运河才能适应两国商业发展的需要了。1925年，两国签订一项新条约，拟解决由于兴建新工程而引起的争端。但这项新条约没有得到荷兰批准。接着，双方就分别在本国境内的河段兴建大规模的工程。比利时在列日和安特卫普之间建造阿尔贝运河、蒙新大坝和尼尔哈伦水闸；荷兰在马斯特里赫特和布拉赫特之间建造朱利安娜运河、博格哈伦大坝和波斯卓维尔德水闸。双方互相指责，认为对方利用默兹河的水兴建的新运河和水利工程违反了1863年的条约。因比利时和荷兰均已声明接受国际常设法院的强制管辖，荷兰便于1936年8月1日向国际常设法院递交请求书，状告比利时所兴建的工程违反1863年的条约义务，请求国际常设法院裁断。比利时政府反对荷兰的诉讼主张并提出反诉。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条约义务。国际常设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后，对案情进行审理，并在1937年6月28日作出判决。

二、当事人诉求：

在诉讼中，荷兰提出了四点主张：

（1）比利时无权在马斯特里赫特下游开凿一条利用默兹河河水灌注的运河，因为根据1863年条约第一条，在马斯特里赫特旁建造的进水口是流入其下游各运河的唯一的供水口。由于条约规定该河只有在荷兰境内的唯一一个进水口，荷兰有权控制默兹河河水的分流，并有权确定该河河水的排出量不会超过条约规定的最大量。

（2）比利时的尼尔哈伦水闸把默兹河的水而不是马斯特里赫特河的水引入比利时运河的某些部分，那是违反1863年的条约的。

（3）比利时兴建阿尔贝运河（尚未完成）的目的是引进默兹河的水而不是马斯特里赫河的水。这是违反条约的。

（4）比利时无权扩大在其境内的运河，以至影响了默兹河的水量。比利时提出两点反诉主张：（1）荷兰的博格哈伦大坝工程是未经比利时同意的，是违反1863年条约的。（2）荷兰的朱利安挪运河是在马斯特里赫特下游的运河，那正是条约第一条所指靠默兹河供水的运河，该工程是违反条约的。

三、裁判：

国际常设法院认为本案应根据公平原则对1863年条约进行解释，法院在1937年6月28日作出的判决中，驳回了双方的各项主张。

法院认为；

（1）1863年的条约是缔约双方在平等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从条约中看不到有授权荷兰控制默兹河的权力的意图，因而荷兰没有控制默兹河的权力。条约也没有把不建造新运河和进水口的义务加诸比利时一方。

（2）尼尔哈伦水闸不是一个支流，在正常运转情况下，只要不出现南成廉斯河流量过大和默兹河水量不足的情况，尼尔哈伦水闸就没有什么值得反对的地方。

（3）比利时和荷兰两国都有权对在其境内的运河加以修浚、扩大和改变。甚至可以利用新的水源增加该运河的水量，只要排泄到根据条约开的运河的水量不危害南威廉斯河的流量就行了。

（4）荷兰建设博格哈伦大坝是荷兰的主权，条约并没有规定必须取得比利时的同意。条约也没有规定禁止荷兰改变马斯特里赫特河的深度，只要不影响通过支流的水量和南威廉斯河的流量就行了。

（5）荷兰的朱利安娜运河虽然是在马斯特里赫特河的下游，不能认为就是条约第一条所指的运河。把条约第一条和第四条结合起来考虑，可以看到马斯特里赫特河的供水口是在左岸，其目的是供水给默兹河左侧的运河，但朱利安娜运河却是在默兹河的右边的。

根据上述论断，国际常设法院以10比3票，驳回了荷兰的四点主张和比利时的两点主张。双方都认为1863年条约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了，但如何建立一种新制度代替那过时的条约，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常设法院驳回了双方的主张后，判定双方都不存在违反条约的事实，因而不产生国家责任问题。鉴于本案主要适用公平原则进行裁判，法律形势依然如故，这是双方都感到不大满意的。法官赫德逊在其异议意见中认为：“适用公平原则的结果之一是，即使法院认为比利时在尼尔哈伦水闸方面的行动违反1863年条约，法院还是不能终止比利时的活动。在公平原则中，荷兰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什么补偿。”

四、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本案围绕着一个过时的条约进行解释，虽然法院根据公平原则衡平了双方的主张，并得出结论说双方的作法都没有违反条约义务，都不构成国家责任，但实际上是不解决问题的，难怪双方对法院的判决都不满意。但从本诉讼中可以引发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一个条约已明显地是过时了，但又没有新约代替这个条约的时候，由于双方从发展的需要都有必要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这样做是否构成违约?从国际常设法院的意见看来，只要条约不禁止的，就不排除可以单方面的行动。1863年条约的精神实质是：条约没有授权荷兰有控制默兹河的权力，也没有排除双方在其管辖的河段进行必要的修浚和改道工程。只要该工程不影响默兹河的总流量就行了。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处理跨国河流利用问题的原则。

根据罗马法的一句格言：“使用自己的财产不应损及他人的财产”任何国家不得改变其领土的天然状况致使邻国的天然状况蒙受不利。一国不仅不得阻断或变更从其本国流往邻国的河水的水流，而且同样地，该国对于河水的使用既不得引起对邻国的危害，也不得妨碍邻国在它的部分对河的水流作正当的使用。只要符合这个原则，就应该认为是合法的。如果违背这个原则，就要承担国家责任。

在本案中，法院没有考虑国际水道的普遍规则，而仅仅限于对1863年条约进行解释。在解释条约时，法院严格遵守了公平原则。Hudson法官对于公平原则是这样阐述的：

众所周知的公平原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国际法的一部分，所以被国际法院所应用。《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明确指示了“文明国家普遍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公平原则是已经被普遍承认的这样的原则。

根据公平原则，荷兰和比利时承担着相同的或互惠的的条约义务：没有履行义务的任何一方不能从同样没有履行义务的另一方获益。该原则与英美法创始发展时期的所谓公平的格言意思相同。这些格言包括：平等就是公平；寻求公平的人必须公平。这些格言的意思是一致的，即：“法院拒绝给予原告救济，如果该原告与诉讼有关的行为不正当。”

（一）公平原则

公平的观念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却不好把握。普通人如是，即便老道的法律家亦复如此。千百年以来，尚未有人给“公平”下过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之而常被称为。“橡皮概念”，我们可将这一称呼理解为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说它的不确定性，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涵义；另一方面是指公平概念内涵的广泛性，有其丰富的内容。

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公平”一词说成是包涵平等与无偏袒的正义。这一说法仍不能算作确切，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公平与正义密切相关。即使到了今天，公平的理念中也从未脱离过这一点。这一种观念被引入国际法中并得到广泛地运用。

富有代表性的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中说：“公平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乃是正义观念的直接反映。” 说的就是公平概念是正义观念派生而来的。英国学者琼斯通（Jonston）教授也曾指出过：“公平作为正义概念的替代词，是正义概念更富艺术的表述。德·阿赫契加法官在1982年国际法院对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判决的个别意见中，用不同的措词表述了一个几乎相同的观点。他说：“正义的概念不能与公平分开或与之相背离。”因此，我们可否说，公平从来就是与正义观念密切相关。这一点，在公平的理论和实践中是始终一致的。

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还宣称：公平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一个“象法律一样能够直接加以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院在突尼斯——利比亚案中又重申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公平原则作为国际法整体中的一部分，无须借助其他特别规则而直接适用。

而1977年英法大陆架仲裁案裁决书中也说：“在具体情况下应采用何种划界方法，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并以划界必须符合公平原则这一基本规范来衡量和决定。”这又是说，公平的实现，要通过一些特别规则的适用以达到公平的目的。三种适用公平原则的情况：

（1）公平概念作为正义观念的直接反映或延伸而加以适用；

（2）公平作为一般的法律原则而加以运用，这时它是作为国际法集合中不可缺少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公平要通过其他特殊的规则而加以适用以达到公平的结果。

（二）“公允及善良” 原则与公平原则之间的关系：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2款规定的：“国际法院有权如经当事方同意，可依„公允及善良‟原则裁判案件。”国际法院无须经当事人的同意或特别授权，就可适用“文明各国所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

常设国际法院法官赫德逊在1937年的梅斯案的个别意见中阐述了这一区分。赫德逊法官指出：鉴于公平在许多国内法体系中有确定的地位，因而常设国际法院可以适用公平原则而毋须经一个象适用“公允及善良”原则那样的特别授权。

将公平原则看成一般法律原则有几项重要的后果：

1、根据规约第38条第1款（C）项，适用公平原则裁判案件，这就意味着，公平原则为同“文明各国所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一样，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

2、将公平原则当作一般法律原则加以适用，这就需要进行法律的比较工作。只有通过比较不同法律体系的公平概念，发现其相同部分，方能引入国际法并加以适用。

3、公平原则作为一般的法律原则，与“公允及善良”原则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公平原则作为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因此，公平原则的适用乃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适用，而“公允及善良”原则是在当事方同意的基础上，在缺乏法律规定的时候，授予法官的一种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应当严格使用，只能起一种补充的作用。

（三）公平原则在当代国际法的两个新领域中得到广泛地运用：

一是关于海域划界的问题

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具有概括性的指出：1958年日内瓦《大陆架公约》以前的国家法令中的“公平原则”，构成了以后在划界间题上的整个历史上的基础。

1969年国际法院对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使“公平原则”确立为大陆架划界的基本原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划界应按公平原则，并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协议为之。”并强调公平原则“从一开始就反映了划界问题上的法律信念。”“在公正和诚实这些最普遍的格言基础上，包含着指导大陆架划界的实际法律规则。这种规则在所有划界上都对国家具有拘束。”在这里，国际法院是将“公平原则”看成指导大陆架划界对国家有拘束力的实际法律规则，从而确立其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其后关于大陆架划界的案例都遵循了这一原则。

二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问题

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要有三个文件，而在这三个文件当中，均有关于“公平”的条款，“公平”条款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中，起到了不可缺少和不可取代的作用。

1、《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告》

2、《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

3、《各国权利与义务宪章》

（1）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公平”首先意味着不发达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权利。

（2）并在此基础、努力建立发展中国家在进出口货物价格上的“公平、合理、平等”的关系。（3）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中，“公平”观念几乎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关，而更多地与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相关，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说，“公平”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又赋予了新的含义。关于公平原则的几点总结：

（1）“公平”的概念是个弹性概念，而且在不同的场合含义不同。有时它被认为是正义观念的直接反映，传统国标法上的许多运用就是如此；而有时它作为一般法律原则，在海域划界案件中，“公平原则”就被当作指导大陆架划界的实际法律规则；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它又与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密切相关。

（2）尽管“公平”在不同的场合含义不一样，但作为一项国际法规则，有理由确信它业已确立。

（3）公平原则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它将继续发挥它的效用；同时，关于公平原则作用的争议也还将继续。

对于公平原则在本案中有明显的体现。荷兰指出，比利时无权建设任何使它有可能开凿一条位于马斯特利赫特下游并靠默兹河的水流灌溉运河的工程．因为根据1836年条约，在马斯特利赫特河旁边的支流入口应该是其下游唯一的支流入口。荷兰从条约规定只有一个位于荷兰境内的支流入口这个事实出发，断言它有权控制默兹河的水流的分道，并有权确定降低的水量不超过条约规定的最大的限度。法院否定了荷兰有此权力。因为这样将会把双方置于法律上不平等的地位．在条约的第l条中并没有证明条约意图规定这种馈况的证据。如果条约有这种意图的话，这一种单方面的对荷兰有利的情况在条约中就会明确的指出。条约要清楚地作为两个平等国家之间的协议。不能被解释为仅仅把不建造运河或进水的义务加诸于比利时一方面不加诸于荷兰一方，这样有违公平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