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孙子兵法》管理哲学及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I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交流的繁荣,管理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重要学科 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许多管理学家和企业家注意到《孙子兵法》 中蕴涵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管理学界也掀起了一股“孙子热”。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辩证法著作。本文对《孙子兵法》中的管理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力求系统地概括、提炼和把握孙子兵法的管理本体论、管理辩证法、管理价值观的内涵,并将其融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创造出现代企业的最佳管理理念。管理哲学,是关于管理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主客体矛盾运动的科学。它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孙子兵法》管理哲学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孙子兵法》的管理本体论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宗旨,对现代企业人性化管理的实现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它的管理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了矛盾联系的观点、运动变化的观点、全面和主次有别的观点、战争活动有规律的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以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这些观点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指导意义;《孙子兵法》管理价值观的完美体现是“得德相通、义利合一”的思想,这就构成了现代企业最佳管理价值观的核心理念。
本文侧重从管理哲学的视角对《孙子兵法》做开创性的研究,并就其对现代企 业管理的启示进行归纳和提炼。《孙子兵法》的管理哲学研究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孙子兵法管理哲学现代企业管理1绪论
1.1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孙子兵法》是两千五百多年前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军事家孙武的著名军事理 论著作。春秋末期,诸侯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孙武(公元前579年~公元前551年)时任吴国将军,戎马生涯三十载。《孙子兵法》是春秋以来战争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的军事学著作,奠定了我国古典兵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孙子兵法》仅六千余字,而“用兵之法悉备”。今存本十三篇,分别为: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全书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在书中揭示了普遍的战争规律,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
将《孙子兵法》应用于管理领域古已有之,并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孙子兵法》问世仅仅几十年后,先秦时期著名的商人陶朱公和白圭,就已经把《孙子兵法》的许多原理成功的运用于商业经营管理,并将其移植、改造为古代商业经营管理学——“积著之理”和“治生之本”。白圭还将孙吴兵法和商鞅之法的原理,用于生产经营,善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策略,取得了成功。到了中国近现代,刘国钧、张振勋、陈嘉庚等人也将《孙子兵法》的若干原理应用于企业管理。
《孙子兵法》思想用来为近现代企业管理服务始于日本企业界。日本学者村山 孚认为日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个是美国的现代管理制度,一个就是 《孙子兵法》的战略和策略。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撰写了《兵法经营学》,讲述如何将兵法理论运用于商战,其中特别强调以《孙子兵法》管理企业。《孙子兵法》的管理价值在日本被发现后,在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中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同肯定。“孙子热”先是席卷日本企业界,随后吹向美国。
我国研究《孙子兵法》在现代企业管理上的应用起步较晚。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请村山孚讲了日本企业界如何应用《孙子兵法》进行企业管理,对我国管理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部分管理工作者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1984年,《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古代文化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专著。标志着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兹后,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和延伸、市场化程度的日趋成熟,《孙子兵法》在文化母体中国大陆的企业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风行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日本。
《孙子兵法》不仅在企业界备受推崇,在学术界也炙手可热。大学里开设了不 同层次的教授兵法经营的课程,研究者开始发表论文专著,对《孙子兵法》的管理 价值进行深层次的系统挖掘,相关成果不胜枚举。
当前研究《孙子兵法》之应用于管理,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从总体上研究《孙子兵法》的宏观管理思想。如有的学者提出,《孙子兵法》是古典整体观的系统表述,而系统思想、信息思想和发展动力思想是孙武宏观管理思想的重点。第二,是从某个侧面研讨《孙子兵法》的具体管理思想。如有人着重研究孙子的责、权、利思想,有人着重研究孙子的激励思想等等。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即研究《孙子兵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运用,这种学用结合式的研究,多为企业实际经营管理者。
毋庸讳言,无论企业界的热烈追捧也好,还是学术界的严肃探索也罢,都有一 个明显的缺憾:存在着实用化、表面化的倾向。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大多是停留于经 验和应用层次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和判断,让人颇有头绪繁多、手足无措的烦乱 感。应当说,这种现象和倾向是不利于对《孙子兵法》管理价值的深入研究和有效 运用的。
截至目前,从管理哲学层面上对《孙子兵法》的专题研究尚是空白,而企业管 理领域对《孙子兵法》的运用又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因此,本文是一个尝试,试 图廓清《孙子兵法》管理哲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以期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产生重 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2文献综述 l.2.1管理哲学
把管理上升为管理哲学的高度在西方是由古典管理理论的奠基人、被西方管理学界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最早提出来的。他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说:“科学管理的理论或者说科学管理哲学,虽则刚刚为人们所理解,而管理实践本身却己逐步推进”。他认为:“科学管理包括着某种主要的普遍原则,是一种能以各种方法运用的哲学观”,并且明确指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着某种哲学,而这门哲学是科学管理四大原理相结合的产物”。[1]泰勒特别强调从哲学的高度去研究管理最一般性普遍性的东西,人们掌握了普遍性的原理或方法之后才能对具体的操作有实践的指导意义。同样,英国的管理学家谢尔登也从管理的一般本质的角度研究管理,1923年专门出版了《管理的哲学》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说:“本书不是从事阐述某一种特殊的管理,而是试图阐明统治整个管理实践的目的、发展路线和原则”,[2]可以看出,他把管理哲学看成是指导整个管理实践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学的理论家不仅继承了泰勒、谢尔登注重管理方法的 一般性理论的研究,而且还从管理价值方面进一步开拓,提出了管理的价值观,当 然也属于管理哲学方法论方面的范畴。美国哈佛管理丛书《企业管理百科全书》认 为,所谓“管理哲学”系指事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之基本信仰、观念及价值偏好等。也就是说,管理哲学的主要内容是管理活动中人的地位及人的价值观念,这就把管理学中的最一般性的思维由普遍原则开拓到价值观的研究。
上述西方关于管理哲学的种种看法,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提出了管理中 哲学观的重要性,提出了管理哲学应该研究的一些内容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管理 哲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是有意义的。
国内的研究在管理哲学方面的著述颇丰,如台湾交通大学曾仕强教授所著《中 国管理哲学》及系列论文,齐振海、张正霖、官鸣各自所著《管理哲学》,杜彪教授的系列论著等,主要探讨了管理的人性观、自然观、社会观、企业观、发展观、方法论诸问题。l.2.2孙子兵法
1972年我国山东监沂银雀山汉墓发掘出300余枚竹筒《孙子兵法》计十三篇。孙子十三篇结构缜密、内容深刻,词如珠玑。首篇为总论,以“计”为首,论述战略上考虑的“庙算”,其次为“作战”和“谋攻”,接着是兵力运用的“形”与“势”,最后几篇为用兵的常法与灵活机动的变法。十三篇井然有序,脉络相贯,浑然一体,形成自身缜密的结构体系。
《孙子兵法》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兵家理论体系的确立。它总结了我国古代战争 的历史经验,吸收了当时许多兵家思想,从整体上揭示了战争的基本规律,涉及军 事学科的众多领域,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包涵着深刻的战略思想,属兵家权谋类兵书。问世以来,被广泛地运用于指导军事实践,我国历代的许多军 事将领都从中获得教益。《孙子兵法》被推崇为中国古代“武经七书”之首,对后世的许多军事著作影响深远。
历代对孙子的研究分两类,一类为校勘注解;另一类为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已 远远超出军事领域的范畴。我国是孙子的故乡,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久盛不衰。据统 计历代研究孙子者,仅留下姓氏者200余家,研究著作500余部,现存世界420余 部(《在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究会上的讲话》刘华清)。但真正用科学方法研究孙子兵法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出土后,中国掀起了学习研究孙子兵法热潮,先后举行过数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出版各种研究专著数十部,从军事、哲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学以及微机检索等不同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丰富成果。在此过程中,大量的有关孙子兵法在经营管理中运用的专著与论文也不断涌现。李世俊、杨先举等合著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杨先举《兵法经营十法》、唐突生《孙子兵法与市场谋略》、黄志贤《孙子兵法与市场竞争》等著作相继出版。但这些研究集中在经营管理和经营谋略上,对孙子兵法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较少。周三多的《孙子兵法与经营战略》开了研究的先河,台湾的《孙子四论》、李雪峰《太极智慧——<孙子兵法>与现代企业管理》等进行了一些探讨。程美秀所著《孙子‘十胜’思想与现代企业制胜》,是从企业制胜的角度提出了孙子十胜思想。本文从中得到启发,引用了某些研究成果,但本文着重从管理哲学层面来概括、提炼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出发点和归宿点不同,内容也有所不同。
1.3研究方法及理论支持
本文主要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即通过文献资料检索和理论分析,得出科学结 论。本文研究以哲学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撑,并综合运用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 关理论和观点。在参阅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从管理哲学的视角对《孙子兵法》做开创性的研究,力求系统地概括、提炼和把握孙子兵法的管理本体论、管理辩证法、管理价值观的内涵,并将其融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创造出现代企业的最佳管理理念。《孙子兵法》的管理哲学研究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管理哲学的含义及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意义
从管理科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即管理时代。管 理科学的兴起,特别是在我国的兴起必然要求它上升到更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在管理科学中的具体运用,就创造出管理哲学这样一个部门哲学。
中国的现代变革也是管理哲学的变革。现代西方社会是从企业出发认识管理的,而中国却是从哲学走向管理。中国管理学界天然地亲近管理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现代影响的部分之一正是管理哲学。2.1管理哲学的含义
管理活动自古就有。管理是指通过对资源的配置、调控和使用,而使系统具有 高度动态稳定性和发展潜力的目标性的协调活动和过程,在这过程中同时涉及制度 与组织结构的建立和调整,信息的传递、处理、储存和目标、计划等的制定与实施 等等。管理是一种具有高度共同性的活动。在一切人类活动系统中,只要牵涉到人 群与组织,管理就是不可或缺的。
在管理实践中,每时每事每处都要涉及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不同事 物可以是组织结构的不同等级、不同部门、不同职务和岗位,可以是不同的生产经 营领域,可以是管理中发生的不同事件,可以是流程的不同环节或网络的不同活动 与工作,也可以是决策与运作的不同概念、不同原则和不同思路。这种管理实践中 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统称为“管理关系”。管理学是研究管理关系的学科,是有关“管理关系”及其摆布的理论、思维、方法和实践的学科。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不同的管理方法,也需要不同的管理哲学。管理学不 断地在管理中引进科学方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哲学才有机会成熟并展示自 己的能力。管理哲学的概念问题,社会上的说法莫衷一是,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有的认为管理哲学应是站在哲学高度对管理立论的评判,有的认为管理哲学应是检 索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命题,还有的认为管理哲学必须回到哲学的源头之处,探究人类工作成果的科学、技术和其他文化现象,获得新的思考方法。这些说法都 有道理。
虽然对管理哲学的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它的解释和含义也有多重,可以明 确的是:管理哲学属于专业哲学的范畴。管理哲学不是套用哲学概念和哲学体系的 框架。管理哲学不是哲学著作,但管理哲学研究中充满了哲学思辨。在实践的意义 上,大家的认识则更加一致:管理哲学是作为研究一个企业或组织在其生命展开过 程中所涉及到的与管理有关的各种两两的和多个的相互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换 而言之,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的哲学理解和处理,是关于管理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 主客体矛盾运动的科学。管理哲学是领导者的哲学、行动的哲学,也是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的精华。管理哲学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
从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哲学角度,分析和概括各 种管理经验和一切管理科学成果,揭示和论述管理的总体性普遍性的本质、运行和 发展规律以及相应的原则与方法,把管理的自觉性提到当代最高水平,以求得管理 的最大功效,这就是管理哲学的根本特征和根本目的。
管理哲学在管理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管理哲学是管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管理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哲学通过揭示现代管理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及其规律体系,研究人们关于现代管理活动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论的原则,并且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为人们提供从事现代管理的科学的哲学理论和方法。
2.2管理哲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意义
世界瞬息万变。变化的高速度促使管理者考虑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包括对变 化作出的反应和在变化中维持稳定。这就要求管理的发展必须与人的精神、心理、情感、价值判断、信仰、社会文化和风俗等结合起来考虑。管理者需要的是管理精 神、管理文化、管理艺术,而不仅仅是管理技术。所以,从哲学的视野、哲学的层 面研究企业管理,不仅能更深层次的揭示现代企业管理的奥妙,而且对于整个企业 改革都有重要意义和实用价值。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研究和运用管理哲学,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现代企业家的素质,促使他们从单纯的“经济人”变成带领、引领和鼓舞员工为实现企业目标的统帅。企业家是企业的决策者。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尤其是企业里众人仰慕的企业家,他的行为、能力和领导艺术对企业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需要建设,企业家同样需要建设。管理哲学之于企业家,犹如空气与水份之于生命,是须臾不能分的。企业家的理性修养需要经验和理论两方面的陶冶。仅仅根据管理学教科书是无法从事实际的管理的。而完全从实际管理中产生的企业家,常常容易囿于经验。管理哲学提供一个让企业家深入思考管理问题的机会。对管理方法论和管理价值观等有着深刻理解的企业家,在把握管理过程时显然可以期望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成就和更光辉的前景。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研究和运用管理哲学,有利于正确处理管人和管物的关系,实现人与物的优化组合与互动。现代企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大企业的形成与资本 扩大、市场发展直接相关,虽然动力并非来自于内部管理,但是它的产生却对内部 的管理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场性质的经验管理,过分取决于管理者的个人素 质,同时也缺少现代企业所要求的效益。而小工场生产也无法承受昂贵的管理成本。所以,科学管理是符合大企业的需要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大生产成为主调。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生产组织的严密性,要求各工序及其他各方面合适的精确的衔接。对于一切机器、物质,应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才能使他们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得以合理开发和利用。管理哲学中的管人与管物的思想,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去研究。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研究和运用管理哲学,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妥善 处理企业、社会、国家三者的关系,使企业在优化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在管理哲学 中,没有比管理价值更难以说清的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在管理哲学中却是最基本 的问题之一。企业管理者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在为企业谋利益的同时,服务好 社会,满足大众需求,顾全国家利益。只有全盘兼顾好企业、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才能使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研究和运用管理哲学,有利于企业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进行 科学决策、组织与控制。我们知道,所谓管理,通俗地说,就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 理者之间的矛盾,以达到组织目标的活动。现实生活的管理组织体系中,管理者与 管理对象之间,以及管理对象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矛盾,涉及到不同的对象、领域,反映不同的内容。在企业管理中,如何使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以及管理 对象之间能友好相处,从而使企业成员团结一心,发挥更大的潜力?同样,在企业 管理中,管理者如何才能对企业的现状作出正确的判断,及时地去发现管理中已经 存在的或潜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去解决或预防,从而使管理工作得以正常进行,使企业的经营决策获得成功?管理活动中的联系观、运动观和发展观,也就是管理 哲学中的管理辩证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研究和运用管理哲学,有利于企业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加 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其 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企业经营管理 哲学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企业在处理人和 物、雇主和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消费者和生产者、产品质量和产品价值、企 业利益与职工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 利益、企业之间的竞争和联合等关系上,形成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指导思想。这部 分已经被公众接受为管理哲学的东西,是不容忽视的。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研究和运用管理哲学,有利于企业不断的进行创新,使企业 具有不竭的活力。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 市场环境的变化出发,不断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在调整的过程中进行不断创新,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才能实现企业的不断增长和持续成长。企业创新的关 键在于管理创新。只有以管理为龙头的企业创新,才能推动企业的战略、技术、制 度、产品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整体创新。如何通过管理改革和管理创新,提高管理 水平,实现管理的现代化,从而提高现代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已经成为企业家、经营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潜心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一般地说,管理创新主要包括 管理观念(理念)创新、管理组织创新、管理制度创新和管理方法创新。在管理哲 学中,“创新”这个概念是一直以来的热点。
企业管理哲学是管理哲学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企业管理哲学决不是仅仅在学 院的环境中能够产生的。相反,由于企业管理必须直接面对外部的市场、用户和内 部的人员和产品,也由于在竞争中每天都有无数的企业在诞生和倒闭,因此,企业 管理随时都在产生着最新的思想和哲学。企业管理者每时每刻都在酝酿着、提炼着 或寻求着在变化的环境中制胜的思想与方法。一个出色的企业管理者应该对管理哲 学进行研究,并将之灵活运用于企业管理之中。
3《孙子兵法》的管理哲学
《孙子兵法》通篇博大精深,结构严谨,说理精微,逻辑严密,它既表现为从 理论的高度与实际的联系上议兵论战,也蕴含着从作战指挥哲理的深度表现出管理 思想上的辩证思维。本文从管理本体论、管理辩证法和管理价值观三方面来探讨《孙子兵法》中的管理哲学。
3.1《孙子兵法》的管理本体论
众所周知,贯穿于《孙子兵法》全书的一条红线是谋略思想。但主导这一谋略 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以“道”为纲。
《孙子兵法》在开篇《始计篇》中即开门见山地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 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接着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并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就是说,对这“五事”,当将帅的有深刻地了解并能掌握运用得好,就能获胜,否则就不能获胜。同时,孙武又说:“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3]根据七个方面的情况来分析,就可以预知胜负之归属了。
孙武把“道”视为“五事”之冠,“七计”之首。“五事”、“七计”是统一的,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据和条件,其中道和将又是起主要作用的条件,形成治道修明、民心所归的“道胜论”。所谓“道”,就企业而言,是指企业全体职工所表现出的与企业“同生死、共存亡”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鼓舞职工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所谓“将”,就企业而言,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高决策者,他具有创新求实的精神,竞争奋进的意识,灵活应变的能力,是企业价值观的最大创造者,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人物。企业管理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的管理问题,其核心是治众、同欲,其关键是选将、用人。
《孙子兵法》中的以“道”为纲,很明确地体现出其管理本体论,就是以人为 本。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理念,这种哲学理念成为孙子兵 法的核心与灵魂。
3.1.1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孙武在《行军篇》中提出来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管理方法,是其以人 为本的生动体现。“令之以文”,所谓“文”,是“仁”也。用于管理,是讲道理、明情理的“软”管理。“齐之以武”,所谓“武”,是指“法”也。用于管理,就是辅之以法纪来统一行动,是讲法度,申纪律的“硬”管理。
《孙子兵法》中“文武”相济管理方法的独到之处具体体现在:把感情注入管 理之中。孙子的感情注入,是把管理建立在上下级相互爱戴、信赖的基础上,建立 在关系融洽的基础上。一方面,孙武强调“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谿;视卒 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婴儿”、“爱子”一样,上下一致,安危与共,同生死共患难。这种仁爱士卒的情感投入是古今中外治军的一条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譬若娇子,不可用也”。[4]指出爱但不要溺爱,骄纵部属,放纵管教,这样会丧失战斗力。这才是在管理中所注入的真正的爱的情感。为此孙武在《行军篇》中讲“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之行,则不可用也。”[5]大意是说:在没有取得部属拥戴的情况下管理和惩罚,他们会心中不服,心中不服就很难去作战;在取得部属拥戴的情况下,如不进行管理和实施必要的惩罚,也不能去作战。因此,既要用怀柔宽仁的手段去教育部属,使其心悦诚服,又要严格法规,用军纪军法去管束部属才能取得部属的敬畏和拥戴,战之能胜。
3.1.2上下同欲者胜
孙武在《始计篇》中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 生,而不畏危。”[6]大意就是使民众的意愿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在民众和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心甘情愿地去为之奋斗和牺牲。这时应是“道”在发挥作用。管理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意愿是否一致,因为只有意愿一致,才能有效地调动被管理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令民与上同意”的基础是上下同利欲。《谋攻篇》中说:“故知胜有五„„上下同欲者胜„„”[7]就是说,上下有共同的欲望就能胜利,而做到上下同欲的关键在于知道“人之所欲”。美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的需要,即需要生存,解决饥饿问题;第二层是安全的需要,即安全感、防备生理损伤等;第三层是社会的需要,即人为爱戴,希望给予他人和从他人那儿得到友谊,要求自己有所归属等;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即自尊心,受别人尊敬等;第五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实现自我成就等。这一理论,值得管理者借鉴。《孙子》在2500年前就把尊重人的需求作为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可以说是孙子以人为本管理方法的独到之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1.3择人而任势
孙武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以择人而任势”[8]。“择人”,就是善于量才用人;“任势”,就是善于造势和利用形势。所谓“择人而任势”,就是要求军事指挥员重视选用人才,利用和创造有利的形势,以战胜敌人。孙武的意思就是说,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的主导思想应放在依靠、运用、把握和创造有利取胜的形势上,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将士,这样他就能从全局态势的发展变化出发,选择适于重任的人才,从而取得决定全局胜利的主动权。
从“择人”方面讲,孙武很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把将帅看作决定战 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列入“七计”之中,认为“知兵之将,生 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9]可见孙子对军队管理人才素质的重视。孙子对将领的要求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10]即要有政治头脑,有智谋,有指挥才能;要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以浓厚的感情对待下属,实行民主管理;要勇敢果断,有勇有谋;要有严格的纪律和严明的法令。以上五德具备,就可以当将帅,并且是合格的将帅。这样的将帅就将能成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11]孙子“将孰有能”的管理人才标准,讲的虽是为将之道,但其哲理性的内容则远远超出将才素质要求本身。虽然不可能包罗现代管理人才的全部内容,但孙子“五德”将才标准给后人的启示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任势”方面而言,在兵战中,“任势”的根本作用是要激发和加强自身的力量,提高自己队伍的素质和士气,以增强战斗力。孙武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12]这就是说,善于任势的指挥员,要想办法激发自己队伍高昂的士气,使之蕴涵一种一触即发的巨大冲力,就像拉满的弩、触发的机,像高山上向下滚动的圆石一样,不可阻挡。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除了“上下同欲者胜”外,还要“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13]这样前者可以形成一种崇高的目标共识,万众一心,与之献身;后者则可以形成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激发为求生存而同舟共济的拼搏精神。
“择人而任势”还要求用人不疑,信任部下。孙武反对国君对将帅的过分干涉,他认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14]意思是说,将帅有才能,国君就要放手让他施展才华。如果不懂得军队内部事务而干预军事行政,不懂得军事行政而干预军队指挥,就会“既惑且疑”,自找失败。孙武认为,将帅有能力指挥战争时国君就应该不加牵制,而应该让其尽可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国君应信任主帅,孙武早就意识到要用人不疑,只有“不责于人”,才能“择人而任势”。
3.1.4修道而保法
孙武在研究战争时,认识到掌握战争主动权,争取战争胜利,必须发挥人的主 观能动性。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其办法是“利之”,“害之”。他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有了主观能动性,就容易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15]所谓“修道保法”,就是修治用兵治国之道,确保必胜的法度,实际上也就是以人为本,实行“人道”。它要求在战前慎重考虑,爱惜民生民财,对“带甲十万”、“日费千金”的战争要慎之又慎,绝不可一时冲动,“怒而兴师”,“愠而致战”。
孙武还说:“善战者,能为不可胜”[16]。如何去做到不可胜?他说:“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17]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了主动权,在战场上就能做到想战则战,不想战就不战。在《虚实篇》里,他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攻击敌人的必救之所,敌人就不得不与我战;改变敌人的运动方向,它就不可能与我作战。何处是敌人必救之所,怎样才能改变敌人的运动方向,都必须摸情况,动脑筋,即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办到。他又说:“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敌众我寡,通过指挥员的能动作用,可以促使其转化。其方法有二:一是示敌以假象(伪形)而隐蔽自己的真形(无形)。他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我能做到以众击寡,就能把敌人置于困境之中了。其二是使敌人不知我在什么地方,发起攻击,造成敌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局面。“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18]如果使自己做到了无形迹可窥,无声息可听的神妙地步;就能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者。
另外,孙武提出的“爱民”、“受民与重民”,强调军队的主人是士兵,将士的参与是军队管理的关键等等观点,都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宗旨。
3.2《孙子兵法》的管理辩证法
管理活动所涉及的诸要素之间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这种联系、作用形成管理活动的特定本质和运动,引发管理活动的变化,这就是管理活动中的联系观、运动观和发展观。《孙子兵法》中的管理辩证法体现在以下几点:
3.2.1矛盾联系的观点
孙武在研究军事问题时,从纷纭复杂的战争万象中看到了许多事物或因素之间 的对立和联系,从而提出了敌我、胜负、和战、利害、生死、强弱、进退、动静、攻守、奇正、虚实、劳佚、勇怯、众寡、远近、得失、安危、迂直和治乱等八十多 个矛盾着的概念。
像利和害,强和弱,胜和败,进和退等矛盾着的方面的性质不同,力量不等,趋向相反,因而具有对立的性质。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没有利就无所谓害,没有强也就没有弱,没有进,退也不存在,它们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因而又具有同一性。所以,《孙子兵法》的辩证法思想还体现在对矛盾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上。这些矛盾双方不仅互相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换。在《军争篇》中,正因为“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事指挥员要善于发现和充分利用这些矛盾,“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牢牢掌握矛盾主要方面,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特点为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 性。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不是消极等来的,而应积极创造条件,或使敌方的优势成 为其短处,或使我方的不利因素转化为长处,“致人而不致于人”。[19]孙子认识到“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20]“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21]即促使矛盾双方向对立面转换就不存在无从下手的地方。比如,在战争中,“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22]在行军时要造成敌方疲惫,可以“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从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23]又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24]士气的激昂或消沉不是绝对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25]在不利环境下,反而能激励军队的勇猛进取精神。总之,矛盾的复杂多变性要求运用权谋机智,灵活应付战场的情势,不拘泥于成法。
可以说,《孙子兵法》中这些矛盾联系着的概念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法思想充分地证明了一句话:“兵者,诡道也”。承认事物是由矛盾构成,就找到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总的原则和方法,即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孙武正是从矛盾的观点出发去探索战争规律、解决战争问题的。
3.2.2运动变化的观点
孙武说“奇正相生”,[26]即所谓“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27]等等。换言之,物极必反是宇宙之常则,“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28]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五行”说认为,“五行”是相生相克的: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没有一种事物处于常胜的地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总要被它的对立面所战胜,军事活动也是如此。用兵取胜在于避实击虚。孙武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29]“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30]敌我双方的虚实不是固定不变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就达到了出神入化、极其高超的境地。
孙武的运动观不仅表现在他一般地看到了事物的运动变化,而且他还看到了矛 盾着的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这种矛盾的相互转化、消长之道实际上已成为孙子辩证 法的精髓,显示出既为军事家又为哲人的孙子超常的洞悟和眼力。从这一辩证思想 出发,在《九变篇》里孙子提出了导致“覆军杀将”的五种一味的偏执:“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悔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31]在《军争篇》里,孙子提出了“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及“穷寇勿迫”等著名思想:“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32]在《虚实篇》里,孙武认为敌人的防御由于“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33]在《九地篇》里孙子又雄辩而反复地论述了“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一“生地”和“死地”辩证转化的道理:“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34]
3.2.3全面和主次有别的观点 孙武考察战争时,没有单纯的以战论战,而是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外 交、人事等方面综合考察战争。在预计战争胜利的条件时,他是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去分析情况优劣、判断战争胜负的。对战争中的各种矛盾,经常强调要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5]这是从战争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和死,国家的存和亡两个方面,指出战争是国家大事,战争有利也有弊。他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36]两军相对,必有军争,但“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利在于可获得敌国的土地、粮食、武器、兵员等;危在于“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37]孙子在《九变篇》中对用兵的灵活机变问题作专门的论述。“九变”指变化无穷。机变虽多,但贯穿其中的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处理好利害关系。“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38]“杂于利”,看到了有利的一面,人们对前途充满信心,事情可以顺利发展;“杂于害”,看到了有害的一面,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或转危为安,从而解除祸患。
对于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孙武也不是平均看待而有主次之分。在预计战争胜负 的五个条件中,他指出第一位的是“道”,说明他重政治更重于军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用战争取胜,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后者是最佳选择。因此他提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39]说明他重外交更重于打仗,重智谋更重于力拼。在《地形篇》谈到“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六种败兵情况后,孙武指出:“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40]说明他重人事更重于天地。两千多年前的孙武就能全面把握情况,又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主流,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形成这样的辩证思维方式,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3.2.4战争活动有规律的观点
战争过程虽然复杂多变,但它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 孙武发现的著名军事规律。孙武认为做到了知己知彼,就可以把握“知胜之道”。他说:“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做到了知己知彼,就可以按以下法则用兵:“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41]毛泽东同志对孙武发现的这个规律曾给以高度的评价:“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42] 孙子论兵,很重视军队的心理和士气,他有许多论述,其中不乏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前面章节提到的“上下同欲者胜”、“道”论、“爱卒”等等。在《军争篇》里,他说:“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用自己的严整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对待敌人的惊恐,就可以从心理上治服敌人。“三军可夺气„„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队的士气,初战时旺盛,再战时衰减,战到后来时就消失了。“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兵法》中常说的“用兵之法”,许多都讲的是用兵的一般原则、规律。如“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43]都是对当时军事活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
3.2.5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
孙武认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44]军事活动中的假象是层出不穷的。如果抓不住实质,被现象所蒙蔽,就会中敌奸计,必然失败。所以孙武看重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思想方法,并有许多论述。他在《行军篇》中说:“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上游下雨涨水,洪水骤至,若想要涉水过河,得等待水流平稳后再过。接着又说:“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45]他一气讲有32个例子,其中有真象也有假象。不论真象还是假象,孙武都要通过分析和思考,寻求本质。比如“众树动者”,是假象,敌人来了,是实质。“众草多障者”,是假象,那是敌人为了疑惑我而增设的伪装,使我产生疑虑是实质。敌人在加紧备战,言辞却谦卑,是假象,企图向我进攻是实质。敌人言辞强硬又有部队向我逼近,是假象,它准备撤退是实质,等等。不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就不能取胜。
3.2.6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
孙武在军事研究中,看到了许多事物都有不同的特点,只有对其特点分别认识 和利用,才能达到好的结果。在《九地篇》中,孙武在研究战地问题时,根据地貌、距国远近、对军队、交战的影响等等的不同,把它分为九类: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每一种地形,孙武都提出了不同的处置方法。他说:“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46]孙武不仅能根据事物的特点,提出不同的用兵原则,而且还能从长远的利害关系出发,提出一些特殊的处置方法。他说:“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他强调,“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地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47]他主张“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48]用兵打战当以奇立威,依利益而动,以分散集中为变化手段,这样才能取胜。这些都强调不能死板僵化,要灵活机变。没有辩证思维,便根本谈不上灵活机变。所以指挥打仗,要灵活机变,是孙武辩证法思想的集中表现。
3.3《孙子兵法》的管理价值观
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很明显的——听来也许是矛盾的——管理愈是能应 用社会的传统、价值和信仰,则成就将愈大。[49]他谈论的就是管理价值观的问题。管理价值观是指管理要实现的社会目标。综观《孙子兵法》的军事管理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其管理价值观就是道德本位。
3.3.1道德本位
道德本位,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所谓道德本位,是指一切 社会的实际事务应以一定的社会道义为基准,反对人的功用取舍与其价值判断的对 峙和分离,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体用不二”哲学思想在社会领域的体现和运用。
本来,战争作为把人类利害冲突推向极致的产物,是以以暴抗暴为其形式的,与人类社会的人道主义宗旨似乎完全格格不入。但是,《孙子兵法》却在这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背后力求发现其内在的统一,在武力的形式下设法找出其人文根据。在孙武的军事管理学说里,这种人文根据首先体现在他对战争的“得道”与“失道”性质的区分上。在《始计篇》里,孙子不仅把“道”列为战争中最主要的五种因素之首,而且把“主孰有道”作为敌我力量对比的优先着眼点。而孙子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道”即儒家仁政学说中强调的所谓“人和”、所谓“得民之心”。因此,孙子的军事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一种延伸和继续,和后者一样而具有鲜明的德本主义的特色。也正是从这种道德本位的思想出发,《孙子兵法》提出得“道”之君主,民“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50]提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51]以及“上下同欲者胜”。同时,也正是从这种道德本位的思想出发,《孙子兵法》把“治心”作为军事管理的四大原则之一,把“仁”列入为将者的“五德”,要求将帅对士卒“令之以文,齐之以武”,[52]提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53]以及“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54] 另外,这种道德本位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孙子把“上下同欲”的“道”视为战争 中的优选因素,而且还表现在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极富人道主义的军事最高 境界的提出。它与孔子的“无讼”的政治理想相对应,已成为中国古代德本主义社 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谋攻篇》中,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55]也就是说,孙子认为如果可以不用残酷的战争手段而能达到目的,那么就绝不要轻易挑起战端,而要“惟人是保”地尽量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攻城拔寨、穷兵黩武不过是一种“为不得已”之事。
3.3.2义利合一
利与害的问题是军事价值观、战争目的论的主要问题。战争的必要与否是由军 事价值观和战争目的决定的。《孙子兵法》中言“利”的地方,一共约有52处。在微观和宏观上都有不同的体现。
孙武认为“利”在微观的体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敌我交战利害的利,如“兵以 诈立,以利动”,[56]即用兵要立足于使用计谋,要根据有利条件采取行动。如《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57]意思是说,没有利益或者可能损害长远利益的事情不做,没有把握取胜的仗不能打,没有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不要开战。在《九地篇》中,孙武认为善用兵者“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58]就是说,用兵打仗有利于我的就交锋,不利于我的就不交锋。在《火攻篇》中孙武再次提到这个观点。二是军需运输论得失的利。如《作战篇》中说的“日费千金,举十万师”,“兵贵胜,不贵久”,[59]就有着利害得失的问题。“利”在宏观上指国家利益,如“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 而动,不合于利而止”。[60]意即主帅不可因一时的愤怒而发起战争,部下不可以因一时的气愤而出阵求战,符合国家利益才可采取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应停止行动。
同时,《孙子》重利不轻义,他认为战争是“死生之地”,在这样的重大问题面前,一定要以合义理,杂利害为思想指导。提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61]的保民思想,以此为出发点对战争的必要性作出决断。战场上,对峙双方无一不在寻找有利于达到作战目的、且能获得最大利益的机遇。所以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应考虑周全,趋利避害。孙子将这一重要的指导原则概括为“兵以利动”,[62]并提出所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有利与有害的两个方面。强调要兼顾利与不利两个方面,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就争。对于盲目“争利”的危害,孙子在《军争篇》中有着深刻的分析:“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63]意思是如果全军带着装备辎重去争利,就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如果舍弃装备辎重去争利,装备辎重就会丢掉。军队没有辎重就要败亡,没有粮食就要败亡,没有物资储备就要败亡,指出“举军争利”和“委军争利”都是危道。由此可见,在《孙子兵法》中,义利是合一的。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的道德本位完美体现出得德相通、义利合一的思想,这就是其管理价值观的精髓所在。
4《孙子兵法》管理哲学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有一句行话叫“商场如战场”,尽管商场与战场在形式、结果等许多方面有不同,却还是有其共同的指导原则和发展规律。在战场上适用的军事战略思想对市场中企业的管理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说:“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64]美国福坦莫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说:“《孙子兵法》是战略理论领域的传世之作,是世界兵法史上的经典之作,是一本企业致胜之道的巨著。”这些充分说明《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名著,更是一部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理的综合性著作。它的管理哲学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尤为显著,许多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源头就在《孙子兵法》。
4.1“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人性化管理
企业管理在讲究科学与理性的同时,更要注重人性和艺术。企业人性化管理便 应运而生。企业人性化管理,也可称之为柔性管理、人道主义管理、人本主义管理,指的是整个企业管理过程中充分重视人的因素,始终把人放在开展各项具体管理活动的首位,通过妥善处理管理主客体的关系、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以及采用合乎人性的管理手段、管理制度、管理理念来充分发掘人的潜能,从而达到既实现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又满足员工、股东、顾客和社会的需要的管理模式。人性化管理是当前企业管理的主流,也是未来企业管理的发展方向。从前面分析的《孙子兵法》的管理主体论可以看出,其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性化管理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4.1.1“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与“软”、“硬”管理
孙子所讲的“文”“武”之道,也就是今天企业的“硬性”和“弹性”管理。企业管理是一个过程,是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过程,管理又是一种艺术。决定这一过程和艺术的本质对象是人,核心是人。对人的管理和协调,既可以借制度约束、纪律监督、直至惩处、强制等手段进行刚性(硬性)管理,也可以依靠感召、启发、诱导和激励、奖惩等方法进行弹性(柔性)管理。科学管理的关键在于它的精确性和规范性,即变放任管理为规范管理,依靠规章制度、法纪和组织职权进行程式化,有序化的管理。它强调的是组织管理的战略、体制、结构等硬件,这就是硬管理。软管理是依照员工的思想,组织的共同价值和文化、精神氛围实行的人性化、人格化管理。
“文”“武”之道——企业管理的软管理与硬管理,两者之间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硬管理是软管理的依托和基础,对软管理的实施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失去硬管理的支撑,软管理则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软管理则是硬管理的“导向器”、“润滑油”和“催化剂”,能起到硬管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只有实现“文”“武”结合、软硬结合,才能制胜,取得最佳效果。在《地形篇》中孙武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娇子,不可用也。”[65]这是说,对士卒如果过分厚养而不能使用,一味溺爱而不能命令,违反了纪律也不能严肃处理,这样的军队,就好比“娇子”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这样,将帅和指挥们就必须明法审令,用纪律来统一和管理部队,以使士卒“能使”、“能令”、“能治”、“可用”。
企业是进行现代化经营的场所,包含着极其复杂的经营管理系统,包括计划系 统、生产系统、技术系统、质量监控系统、营销系统、财会系统等等,企业内职工 众多,分属各系统中,各有不同的职责范围。要使整个系统像一台机器一样,沿着 统一的目标高效、快速、有序、协调地运转,就必须建立健全科学严密的组织和管 理机构,完备的规章制度,严格的管理法则,同时还必须有一个基于员工的心理、认识基础上的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心理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使职工的创造潜能得 到最充分的发挥,思想步调朝向统一目标行进。
现代企业管理进入了这样一个硬管理和软管理的有机结合时代,有效地实现这 两者的结合,是管理工作高效率的源泉,也是企业活力的源泉,这是需要企业管理 者、企业家认真学习、探索和研究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4.1.2上下同欲者胜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道”
孙子所讲的“上下同欲者胜”和“修道保法”,主要是指国家实行的得人心、顺民意的政治即政策、法令、法制等。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道”,有着广泛的内涵,但就根本而言,是指企业发展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等。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道”中,经营思想是贯穿企业一切经营活动中的根本指 导思想和基本纲领。经营理念是一系列的指导企业达到经营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战略 经营决策。经营战略集中规划企业发展的长远方向。因此,一个企业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关系到事 业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企业倘若在经营思想、经营理念上发生了偏误,即使有再科 学的管理方法,再强大的技术实力,也难以奏效,必然使企业陷入败局。由此可见,企业管理者能善于为企业制定正确的经营思想、经营方针、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就是最大的关心和体现了员工的根本利益,他就能从根本上调动被管理者的积极性,赢得员工的支持和信赖,做到“令民与上下同意”、“上下同欲”。正是因为如此,国外高层管理者都把主要精力和指挥用于筹谋制定企业的“道”,并始终把战略决策置于企业经营的首位上,保证企业不断走向兴旺和发达,以此去焕发全体员工忠于本职、与企业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献身精神和创业热忱。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如果能做到“上下同欲”就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有些企业管理效率低下,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路线、策略方法不对头,致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小事情大事化、透明事务秘密化,造成领导很难、员工很烦,有的问题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也解决不了。所以要明确企业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同时,管理者的素质风格也是管理效率的源泉。管理者有魅力,容易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管理就容易产生效率。魅力,是最能吸引人的力量,也是凝聚力和感召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要相吸,不能相斥。很难想象,一个缺乏管理魅力的管理者,会做到有效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管理者的魅力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被管理者越来越高度重视“上司”的人格魅力。作为管理者,要不断丰富知识、增长才干、陶冶情操、讲究风度,适度扩展兴趣,以增加人格魅力,从而保障管理的有效性,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4.1.3择人而任势与现代企业用人之道
《孙子兵法》中,“人”更多的是作为具体的、有血肉、有情感与智慧的人而存在。依其对战争所负责任的大小,可分为君主、将帅、间谍、士卒与民众等几个层次。孙子认为,对于战争中人的不同结构层次,一定要“携手若使一人”,形成最优化的管理系统。
孙武对将帅的素质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全书十三篇,其核心就是“用智”。比如,强调将帅要善于用“计”,“攻其无备,出其不意”;[66]善于用“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于造“势”,“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67];善于利用“虚实”,“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68];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避其锐气,击其惰归”;[69]善于用“间”,做到“五间俱起,莫知其道”,甚至“无所不用间”,如此微妙之事,“非圣智不能用间”。[70]由此我们看到,在将帅的五种素质要求中,“智”(能力)是放在第一位的。这种能力又分为用计的能力、用谋的能力、用“间”的能力、造势的能力、利用地形的能力和临场指挥的能力等。总之,作为“一国之辅”和“生民之司命”,将帅的能力要求是极为关键的,而且是多方面的。
孙武对将帅地位和作用的重视,是他“择人而任势”思想的体现。同样,企业 遴选领导者,正如战场选将,事关大局。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领导的作用即体现为 一名领导者是否能够激励起高昂的士气,鼓舞下属尽其所能的发挥他们的才智,又 体现为这种领导艺术的高低直接对企业的运作乃至生存(安危之主)产生着影响,优秀的领导者思考细密、管理有方(辅周),从而使其企业不断壮大发展,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国必强);而平庸的领导者不仅因其低劣的才能给企业带来损失(辅隙),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国必弱),而且在精神和信心上对下属也是一个打击,这等于是企业失去了最宝贵的力量,亏损或破产也就不足为奇了。
企业要选用有诚信的领导者。企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自己谋利 益的同时,还肩负着服务社会,满足大众需求的使命和责任。一名优秀的企业领导 者,理当顺应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使企业生产出社会更需要、质量更高的商品;要 有长期发展的目标,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顾客,真正把顾客当作自己的上帝。这 也是当今时代着力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之核心所在。
企业要选用有才智的领导者。当今社会的市场变化尤为迅猛,企业的领导者只 有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本领,才能在不断出现的新情况面前应对自如。在这些知识技 能中,最基本的是管理和市场方面的知识。缺少这两方面,就不能使企业正常运转,也不能抓住市场机遇。领导者要具备政治分析头脑,特别是对于高层领导者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国家的政治动向、经济政策的调整,无不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着重大影响。另外,领导者还要具备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这是企业在不同国家拓展的需要。
企业要选用性情良好的领导者。在经营管理中,企业领导者如果信心十足,就 能感染他周围的人,进而影响到整个企业,使企业充满着创造活力和乐观进取精神。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力求做到客观冷静地评价和处理问题。处事客观的方法是领导者要有虚静的心灵,凡事不先入为主,亦不偏听偏信,莽撞发火,遇到问题时能先分析,后行动。如果选用的领导者有好大喜功,急功冒进,盲目投资等弱点,必然会使企业陷入困境。
把《孙子兵法》中“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融入现代企业管理,可以创造良好 的人文环境和人际关系,调整控制自己的行为,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保持良好的 心态,积极性主动性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管理佳绩便会产生。当然,提倡人本思 想,并不否认制度、规则、纪律在管理框架中的骨骼作用。现代管理,既需要制度 纪律、赏罚分明,也需要用道德软约束力的方式来规范管理双方的行为。日本成功 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大都是以保障职工终身就业、按工作年限和成绩提级增薪、设立工会保护权益为宗旨,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些管理经 验,应以借鉴。
4.2辩证法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孙子兵法》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辩证法思想。孙武不仅对其深刻理解还做 到了灵活运用。将他的辩证法思想系统整理,并探讨其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点,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章节对《孙子兵法》中论及最多也最典型的“形”与“势”、“治众”与“治寡”、“赏”与“罚”进行探讨,以期能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有所丰富和充实。
4.2.1形与势
《孙子兵法》在论及“形”的运用方面,提出多种运用方式,较典型的有:形 人(察明敌情),如“形人而我无形”;[71]形敌(用假象迷惑敌人),如“故善动敌者,形之”;形圆(灵活布阵),如“形圆而不可败也”;[72]应形(适应敌情),如“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73]归纳起来“形”的运用主要有三种:要善于明察敌方的“形”;要善于隐藏我方的“形”;要灵活多变地布“形”、用“形”,以适应随时变化的敌“形”。
孙武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74]其意为,湍急的流水迅猛地奔流,以致能都把巨石冲走,这是因为水的流速飞快形成的“势”。对于这句话,我国著名企业家张瑞敏体会很深。他认为,“势”就是抢占市场要有速度,而“石”就是顾客。他运用《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获得巨大成功,使中国的海尔走向世界。所以“势”就是由一定的“形”(如“激水”)所造成的能量特征。研究“势”是为了提高和驾驭竞争的“力”。
现代企业管理的内涵是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统一和优化而进行的计划、组 织、决策、指挥、控制、营销、收益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由于企业的类别不同、性 质不同,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也应当有所区别。人们常说管理无定式,实则与《孙子》的“兵无常势”有异曲同工之处。实践证明,越是具有本企业鲜明特点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就越具有生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越能发挥作用。
在现代企业管理领域,“势”有如下表现:第一,市场地位之“势”。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对有利地位所构成的巨大优势的极为形象的描述。许多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开辟无人涉足的“缝隙”产品,造“独家经营”之势,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第二,企业实力之“势”。企业实力之“势”是企业多种力量之“形”所构成的“合势”。这些“形”有规模的大小、财力的厚薄、人员的数量众寡和质量优差,以及装备技术水平的高低等因素。第三,组织士气之“势”。企业的士气和斗志是一种精神力量,日本企业成功秘密之一就是重视企业全体员工的“团队精神”之“势”。组织士气之“势”是由企业整体组织管理水平能力决定的,领导者的主观智慧和精神状态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第四,公关形象之“势”。做广告、造声势、通过各种公关活动宣传企业及产品形象来造声势、扩大知名度,就是为了增强这种“势”。
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造势”就是创新能力,它是指人们改变旧事物,创制新事 物,产生新结果的能力。创新能力是人类最重要、最宝贵、最高级的能力,它包括 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策划能力、记忆能力、评价能力、设计能力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创新能力不仅是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开发的有 力武器,也是企业经营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和求变创新策划的根本保证,是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的源泉和企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途径。日本索尼公司应用《孙子兵法》的 “造势”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使得索尼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要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以开发员工的潜能、发挥员工的创造性为核心,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组织员工学习创新技法,并通过创新技法的应 用来推动企业创新的发展。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策划创新人员,还要 学习创新技法的原理,在经营策划、形象策划和求变创新中深入研究创新技法,将 他们的策划创新能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推动企业策划创新的发展。4.2.2治众与治寡
孙武指出:“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75]他认为,治理人数众多的军队像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这属于军队的组织编制方面的问题。以“分数”加强管理,就是依靠各级组织、编制机构发挥作用。在军队有班、排、连、营、团(旅)、师、军等组织编制。这样一级管理一级,一级抓一级,能使管理有序,忙而不乱,有利于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分数”思想揭示了管理上的局部和整体上的辩证关系。军事管理学的核心,是把千军万马、人数众多的军队组织起来,从基层编制单位的各个部分抓起,层层节制,按级负责,统一指挥,使其发挥整体上的威力。这是《孙子兵法》“分数”系统管理思想上的应用。“分数”系统管理思想的目标是统帅“三军之众”,其管理的组织性和严密性应像“常山之蛇”那样,身体各部位都能相互照应,达到“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76] 孙武两千多年前的“分数”系统管理思想,至今仍可以为其它各行业所借鉴。除军队管理之外,其他行业的管理也应按系统、分层次、有条理、井然有序、形成 合力。现代企业是一个集中了大量资金、资源、科技、设备、信息和人员,拥有庞 大的组织机构、复杂的工作流程的经济组织,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营形势,要保 证这个组织系统有序高效地运转,也只有通过严格的管理,遵照既定的制度、纪律 来统一、协调和规范众多员工的行动,才能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取决于科学严格的管理。只有通过科学严格的管理,优 化组合生产诸要素,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才能产生尽可能 大的效益,同时才能防止和避免人身事故、设备事故和质量事故的发生。这个科学 严格的管理就要充分应用“分数”系统管理思想。从具体手段看,在现代管理学中,如通过自动收款机处理的信息,能立即在终端显示,即使对于日营业额达数百万元的大型商业企业,管理者也能当天就清楚掌握每一个柜台,每一种商品的销售情况和库存情况,甚至每一个营业员的工作态度,包括是否迟到早退等情况,如果需要,可及时作出战术甚至战略上的调整。这就是一种“分数”手段。
4.2.3赏与罚
在《作战篇》中,孙武曰:“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意思是说,要使军队英勇杀敌,就应激发士兵同仇敌忾的士气;要想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就必须借助于物质奖励。“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77]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才能战胜敌人强大自己。孙武提出的“赏罚”是和行动的结果直接联系的,在赏罚中特别注意心理的作用。孙武“赏罚”思想宗旨在于调动全体士卒们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斗志,争取战斗的胜利。
在现代管理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企业中实行的许多激励手段和孙武的“赏 罚”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赏罚”和现代管理中的奖惩相似,只是激励手段之一,而不是激励的全部,赏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企业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因此,只有使参与企业活动的人始终保持旺盛的士 气、高昂的热情,企业经营才能实现较好的业绩。奖励是对人的某种行为给予肯定 和表扬,使人保持这种行为。使用得当,能进一步激发人们自我完善的积极性。而 惩罚是对人的某种行为予以否定和批评,使人消除这种行为。奖惩都是一种强化手 段,奖励是对人行为的肯定,是正强化,属于直接激励。而惩罚是对人的行为的否 定,是负强化,属于间接激励。
基于以上的各种认识,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需要进行奖惩激励,以此来激发员 工的工作热情,满足他们的期望,预防消极行为的发生,促进积极行为的产生,这 对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员工的荣誉感和竞争意识,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的 生产效率,降低员工的缺勤率、流动率,增强员工的满意程度,促进企业发展有很 好的推动作用。
同时,要注意到人的需求以及个性、期望、目标等个体变量各不相同,所以在 处理激励实务时,应该针对下属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奖惩方式,以保证奖惩的公平性。
对于惩罚而言,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惩罚要合理,使受惩罚者心服,化消极 因素为积极因素;惩罚要与教育结合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掌握 惩罚的时机,及时处理;惩罚时要考虑原因与动机;对一般性错误,惩罚宜轻不宜 重。
对于奖励而言,应注意内在奖励和外在奖励相结合。内在奖励是指人们在工作 中获得知识,增长才干,实现理想抱负,取得重大成果,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等。内在奖励往往是人们内心得到满足,它和长远动机紧密相连,是通过个体努力而获 取的,是人们不容易观察到的。外在奖励是通过自己努力受到社会组织的奖励,是 外部授予的,容易被人们观察到的。内在奖励和外在奖励密不可分,内在奖励的产 生总是和外在奖励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对个人进行奖励,除了注重内在奖励和外在 奖励相结合以外,还要注重奖励的针对性、原则性、层次性、时效性、适度性和多 样性等原则。
4.3“得德相通,义利合一”是现代企业最佳管理价值观
《孙子兵法》中写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提出的“全国为上”,就是指在能够保全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不战而屈人之兵”则是对“全胜”思想的最好诠释。所以,孙武又强调:“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真正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而不靠交战,占领敌人的城池而不靠强攻,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靠久战。一定要用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这样既不使自己的军队长期作战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又能取得圆满的、全面的胜利。这就是以谋略胜敌的标准。《九地篇》中说:“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78]意思是说,我军士卒没有多余的钱财,这并不是他们厌恶钱财;我军士卒置生死于度外,这也不是他们不愿长寿。当作战命令颁布之时,坐着的士卒泪沾衣襟,躺着的士卒泪流满面。这是深入到人的内心活动,对战前士兵的心情描述,刻画出战争的残酷和人们对和平的向往。这就从军事实践中提出了终极目的:既用理性达到了军事胜利的目的,又实现了理性的终极,即“安国全军”。
可以从《孙子兵法》的这些观点分析孙武对待战争所持的价值观特点:一是认 识到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战,是为了和平,反对穷兵黩武。而要实现这个最终 目标,不能仅仅依靠人的智谋,也不能仅仅依靠战争,而要使两者恰当地配合,巧 妙地运作,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二是重视人谋,认识到只有首先在战略和外交上 获取优势,才最为明智,而出兵攻城总是下策。正如孙武所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79]这种主张得到了先秦以及后来兵家的发扬光大。三是实现战略目标,必须通过修仁政、建法度、富国强兵来实现。如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四是重视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且要在解决冲突的前提下,努力保全敌我双方的利益。
在第三章中已经把《孙子兵法》中讲的“利”做了详细分析,孙武讲的“势者,因利而制权也”,[80]“非礼不动,非得不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利合于主,国之宝也”[81]等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义”和“利”的关系。
孙武讲求“得德相通、义利合一”,也适用于处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现代企业。市场经济的前提设定不只是经济的,还必须有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可以持久的前提条件之一。对企业管理者而言,如果私欲膨胀,不重视道义,势必与同事、下属争利,造成企业纪律松懈、私欲膨胀、管理混乱、效率下降。对企业整体而言,如果只顾短期效应,忽视公平竞争和社会道德,只顾局部利益而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企业就无法生存和发展,无法面对知识经济社会的竞争和挑战。所以,在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中国,企业更要树立好自身正确的价值观,从国情出发,从长远利益出发,不能急功近利。
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自身行为进行评价的一套思想观念。企业价值观是 以企业为主体的价值观念,是一种企业人格化的产物,是指企业内部绝大多数人所 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
一个企业,当其绝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趋于一致时,就形成了企业价值观。在 企业文化中涉及到的经营哲学、企业宗旨、企业信念等,实质上都是价值观的体现。因此,它在企业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从意识形态上对本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企业价值观塑造企业的形象,决定企业的基本特征;也是约束员工、激励员工的精神力量。企业凭借自己的价值观,树立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向心力。企业管理主要包括管人、管事、管财,但关键是管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企业价值观的又一重要内容。企业的管理价值观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提出的价值取向和经营理念。
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如何将“义”和“利”很好地统一起来,确立正确的 价值取向?
企业必须首先树立不仅是追求利润,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信念,确立“效益— —贡献”价值观。“效益——贡献”价值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从社会发展和自身应尽的社会责任的高度来看待经营管理问题。在市场激烈竞争中,企业应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社会做贡献。但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达到共同富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任务。如果企业一味追求盈利而忽视了社会责任和法律法规,就会失去企业发展的大环境的支持,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只会导致企业后劲不足、生存困难,最终走向衰亡。所以企业在获取正当利益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利润是企业员工工作的盈余表现,这些盈余应该普及于社会,变成社会繁荣的基础。企业盈利,就是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贡献。在这个层面上,义与利是统一的。当代日本企业家最喜欢读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书中强调“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合一”的原则,主张通过自己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和善于经营管理的方法,来获取正当的利益,并回报社会,将企业的部分利润用之于社会公益事业。反对在经营中不讲信誉,不遵守协约,以至于弄虚作假的行为,认为欺骗只会导致他方的报复,并将受到法律制裁。这种“义利两全”的理论,强调企业追求利润,开展竞争,应以“公利”、“国利”为前提,每个企业应努力求得“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统一”,为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现代企业管理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其次,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起追求利润既为了企业,也为了商业伙伴的理念。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生存,除了必须与社会和国家休戚与共外,离不开商业伙伴 的理解、合作和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企业要善于“利他”,要讲求“义”,以义取利,企业才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同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誉,从而直接提高企业品牌这一重要的无形资产。
企业管理者还必须树立追求利润是为了企业,也是为了顾客的观念,确立“顾 客满意”价值观。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占领市场和尽可能赚取正当的利润。占领市场实质上是为了赢得顾客。顾客是企业经营的重要对象,是企业的衣食父母,离开了顾客,企业的利润就无从谈起。“顾客满意”价值观是指企业以顾客满意为最高追求,当顾客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意时,就会支付合理价格,也就会使企业获取合理利润。以往的经营目标是以企业为中心,以商品的数量和利润为中心的。进入90年代以后,重视人的新的经营观念逐步形成,企业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认为只有对顾客提供优质服务才是获得利益的源泉。这是服务企业适应现代需求、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重要战略。合理利润与满意服务是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促进的,从而将企业引向“义利合一”的境界,实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员工利益和顾客利益的协调统一。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利润,就难以维持下去;没有长远利润作保证,就难以发展 下去。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是利益的争夺,是谋略的较量,利和谋总是密不可分的。在诸多利益中,长远利益、战略利益之于眼前和局部利益而言,是至高无上的。谋求眼前小利并因此而沾沾自喜,是短视的企业家的败绩之道。树立正确企业价值观,谋求长远利益而不为眼前些许损失动摇的企业家,才是《孙子兵法》所说的谙熟于“上兵伐谋”的“善之善者也”。
5结束语
时过2500多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孙子兵法》以珠玑般的语言、朴素的哲理和独到的见地,跨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语言和信仰,不仅仍为今日世界各国的军事家必读之书,而且还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外交、工商企业等各界所高度重视,称其为“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和“人生哲学”。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
孙子的思想已经在现代经济战略理论上打上深深的印迹,帮助许多企业家在商 战中获得了巨大战果。沃尔沃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吴渝章是运用《孙子兵法》非常成 功的企业家。1997年他刚加盟沃尔沃时,该公司在中国年销售量只有27辆。经过5年奋战,他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将沃尔沃年销售量提高了30多倍,占据了中国大车市场的主要份额。他深有体会地说:“市场就是战场。不懂市场战争学的企业家,不可能带领企业在长期市场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不懂孙子兵法的企业家,不可能是真正的成功者。”
《孙子兵法》成为商战中的“圣经”。当前研究《孙子兵法》之应用于管理,有从总体上研究其宏观管理思想的,有从某个侧面研讨其具体管理思想的,也有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其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如张瑞敏、吴渝章等企业经营管理者。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自己的太阳”。本文侧重从管理哲学的视角对《孙子兵法》做开创性的研究,并就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进行归纳和提炼。通过从管理本体论、管理辩证法和管理价值观三个方面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确《孙子兵法》管理哲学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其管理本体论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宗旨,对现代企业人性化管理的实现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它的管理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了矛盾联系的观点、运动变化的观点、全面和主次有别的观点、战争活动有规律的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以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这些观点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指导意义;其管理价值观的完美体现是“得德相通、义利合一”的思想,这就构成了现代企业最佳管理价值观的核心理念。
虽然这些还远不能反映出《孙子兵法》中所蕴涵的全部管理哲学思想,也远不 能反映出现代企业管理学对其管理哲学思想的继承实际,但是向古人学习贵在继承、发展、推陈出新。能够借鉴,有所创新,在于笔者,就可以说学有所获了。
《孙子兵法》思想博大精深,无处不包涵着管理哲学的理论和谋略思想,无处 不闪烁着企业管理的智慧光芒,深入研究,潜心挖掘,必然会促使现代企业管理更 快地向前发展,很好地把《孙子兵法》管理哲学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必然会 使经营管理领域发生一个深刻的变革,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管理理论,从而促 进我国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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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启示
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几点启示
当前中西方管理思想有着不断交流融通的趋势。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基本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重义轻利,克己奉公;重视追溯道德的本源,维护伦理道德;重视道德教育和修养,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具有以民为本的思想,概括为“仁”、“礼”、“诚”、“孝”、“忠”、“恕”、“中庸”等。这些闪光的思想对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的治国安邦、民族精神、为人处事、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经验智慧,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值得我们来发扬光大。
儒家文化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詘于富贵,不溷(hun)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为‘儒’” 《礼记儒行》汉人著述从大丈夫气概和君子德行方面去规范儒者精神,涉及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独行,刚毅,忧思,宽裕,举 贤援能,任举,规为,交友,谦让等十几项。《汉书艺文志》(班固)中写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 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 高。”儒是古代中国社会做人的典范,回答了怎么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人生观问题,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形式。
一、现代企业管理经营价值观的启发
经营价值观是企业经营的基本信念和指导原则。我们所说利润最大化、社会效益最大化、市场占有份额最大化等。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强调占有市场、扩大利润,满足客户需求,对社会作出贡献则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儒家文化不把金钱看的高于一切,重义轻利,崇尚和追求“均无贫”的社会理想,在这种儒家文化的引导下,企业文化以“经世济民”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比如,元末明初宽厚仁德的大儒商程维宗,礼商济贫的徽商黄莹,崇尚仁德的晋商李明性,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们往往对民族,对国家怀有无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服务社会为己任,经营企业殚精竭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儒家文化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和经济的纽带,深入到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甚至在西方,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呈现发展的趋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儒学风暴到九十年代美国工商管理界把《论语》作为管理伦理、商业伦理的辅助教材,而且还纷纷召开诸如“儒商精神与现代企业发展”之类的研讨会。西方的经营价值观受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日立公司的经营价值观标榜为“和、诚、开拓精神”,丰田公司为“优良的产品、优良的思想、世界的丰田”我们中国现在的上市公司以及大型国有企业,如海尔集团等每年都有出具社会责任报告,体现了对社会所做的贡献。
二、现代企业管理经营伦理观的启发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成功的商业经营者都是以诚信为先,我们都看过《乔家大院》,乔致庸,作为中国晋商的一个代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营伦理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逐渐的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所以企业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市场,研究人们消费的变化,企业都应该以优良产品质量和良好信誉赢得消费者和市场,能否长久的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诚信经营,应诚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一个企业长久永恒的发展,需要不断地研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健全售后服务体系,开拓新的市场,不能把精力放到坑蒙拐骗等外门邪道上,以诚信赢得真正的忠实的消费者,给企业和社会带来更多的效益,靠一时的欺骗最终受害的是自己本身,难以获得长久的发展。有一年,美国的水果商布朗的苹果园遭受到冰雹和风霜的打击,苹果瘢痕累累,这样一年的辛勤劳动将付之东流,他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在报纸上将瘢痕累累的苹果照片登出,随后附了一则广告:“唯我的苹果生长在高山地带,那里有变化无常的天气,时而艳阳高照,时而狂风暴雨,以至于苹果瘢痕累累,吃起来别有滋味”。结果布朗先生获得了成功。我认为这是诚信经营结出的累累硕果,主要是他没有采取欺骗消费者的方式,而是以诚信地态度告诉消费者,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这种有效的 营销方式和经营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
“和”,处理企业内部各方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其基本要求就是企业内部的各个方面、上下左右之间都要团结协作,和衷共济,上下同心。“仁”,领导要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不仅要有物质方面的报酬还要有精神方面的鼓励和关怀。这就要求我们以“仁爱”之心,以平等的态度尊重职工,对待同事,关心职工,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劳动成果,无论分工的不同和差距,但是劳动成果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贵贱之分,尊重他们所创造的一切价值,对他们为企业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要及时的予以采纳和接受,关心职工群众的文体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创造传承百年的优秀企业文化。关心职工群众的家庭生活,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其在工作中无后顾之忧,企业领导要作为企业的一员常和群众多沟通、多交流,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是难以建立起同企业职工的诚信机制的。
三、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启发
儒家的经营方式,儒家文化从不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而是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和生活活动,更重视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方式。企业管理中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就需要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都参与到企业管理中来,为他们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企业的每一个员工都将心中对企业的管理的看法尽可能的表达出来。而企业则需要对那些好的建议与方案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表扬,这样就更能够激发出员工参与到企业管理中来的积极性,为他们构建出一个良好的平台。
企业必须要注重尊重员工的主人翁地位,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来对鼓舞企业员工的士气,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经济体,企业有着自身的追求目标。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当企业的目标与个人目标能够在最大限度上趋于一致时,企业对员工提出的要求将能够转化为职工的自我要求。同时,如果员工将自己看作是企业的主人,将企业看作是自己的家,那么就能够更加自觉的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从这一点上来说,在以人为本的管理中企业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施加给职工的约束和限制,而是企业员工发展内心的追求与为之奉献的力量。让职工参与到企业管理中去,员工能够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而企业则能够达到更高的效益目标。例如海尔集团所实行的自我约束下的参与式管理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让员工产于到企业管理中的模式。通过培训,职工能够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让自己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当职工的个人能力提高时,他们能够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进而对企业会产生更多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就需要重视员工的培训,为他们尽可能的提供各种培训的机会,鼓励员工自己多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培训不仅仅是提高员工的技能,同时也是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的灌输,进而让职工能够更好的了解企业的意图与信息,对企业有着更多的了解,与企业取得一致的想法。通过培训能够在员工的脑海中深深地打下企业的烙印,帮助职工树立起正确的行为准则与思维模式,认识到自身的成长与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当今有着这样的一条规律:优秀的公司,它所培养的人才只适合它这片土壤和企业,而不是走到哪儿都适合的,因此,不应该因为担心员工将来的跳槽而不愿意为员工提供培训、进修的机会。
儒家文化作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主流文化,深深影响者我们。当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发展,进行提炼、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要以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同时对儒家文化发扬光大,不断构建独具特色的现代企业经营理念。
第三篇:浅谈庄子哲学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中国哲学概论
浅谈庄子哲学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王名利
西北民族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级生物技术1班 P122115104 摘要:庄子的哲学蕴含了无尽的智慧,他的自由观、境界论以及自然观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我们生存的环境在不断恶化,而庄子的哲学一方面能够让人找到一片心灵的净土,另一方面也对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庄子;自由观;境界论;自然观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神,在历史长河的潮起潮落中,涌现出了一批批大家,其中,以春秋战国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为突出。儒家,道家,法家,释家,阴阳家等各自宣扬着自己的思想,各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独占一席。
于丹说:“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却把庄子称为‘神人’,二人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化身。”[1]那么,“圣人”与“神人”的哲学又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孔子,儒家的代表人物,其主张恢复周礼,以礼乐治天下,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认为儒者应该入世,应该以自己的才能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而庄子,则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思想,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自然的总要好过于人为的。庄子一生,只做过宋国的漆园吏,几乎一生退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
我想,正是由于孔子、庄子不同的人生观,才造就了其他们不同的思想主张。孔子之入世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中华儿女的脑海中可谓根深蒂固。而庄子之崇尚自由的出世思想,也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一、庄子哲学——庄子的自由观
遍观整部庄子,自由境界无疑是庄子的最高追求。而庄子所认为的最大的自由则是“逍遥游”。
那么,究竟什么是逍遥呢?“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2]王先谦分疏庄子这句话:“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3],此
中国哲学概论
语可谓知言,然犹有未尽处。这句话是理解庄子逍遥的关钥,其中“游无穷”三字最为吃紧。通观庄子所论,只有将逍遥理解为“游无穷”方密契庄子本怀。[4]
《逍遥游》开篇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齐谐》中记载说:“当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时,一扇动翅膀激起的水花就达三千里,乘着旋风盘旋而起,飞往九万里的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离开北海的。”鹏鸟虽能飞上九万里的高空,但必须借助于海风,故其仍有所待,还不是完全的自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正的自由是突破一切外在的桎梏,达到真正心灵上的自由。
二、庄子哲学——庄子的境界论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然而庄子的“道”又不同于老子的“道”。
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5]即老子认为宇宙中有四种伟大的存在:道、天、地、人。在这“四大”之中,“道”居首位,因为它是天地之本和万物之母,理所当然地处于最高地位。但天、地、万物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环境,而老子讲的“四大”却没有将万物包含在内。
而庄子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6]的博大胸怀继续弘扬者“天人平等”的思想,且庄子又指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秋水》)[6],意思就是说在道的立场来看,万物之间平等齐一,并没有长短、贵贱之分。可见庄子的“天人平等”的思想已经上升到了“万物一齐”。
是啊,既然天、地、万物同为“道”所生,那么三者理应平等,理应无贵贱,无长短。仅强调天人平等,而将万物排除在外,未免太狭窄了些。
三、庄子哲学——庄子的自然观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而庄子作为老子思想的传承者,更是将这一思想发扬到了极致。庄子认为,大自然本身就是美的,它一直都是自在自为的存在和发展。《庄子·逍遥游》中惠子对庄子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雍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回答说:“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之侧,逍遥
中国哲学概论
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惠子从实用出发,认为樗树“大而无用”,而庄子则认为樗树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对匠人的有用,无用才是它的真正意义,也才是其大用。很显然,惠子对于"树#存在的意义的认识是建立在是否有用的基础之上,执著于物是否有用的功利观点,是将物的意义工具化,这样人们难以在物中获得美感和真正的享受。庄子则摆脱了世俗功利思想,把大树的意义还原于它自身,认为大树合于自然和本性的生长就是美的。以此为例说明庄子对物的爱,不在其有用,而在于物的本性美。的确,当自然之美没有被人类破坏的时候,人就能享受这种美丽的自然,这种精神的享受大概就是庄子“道法自然”的核心吧!
四、庄子哲学对于当代的启示
当今社会,一方面,人看上去自由自在,实为离真正的自由越来越远。人们越来越被外物所束缚,逃脱不了各种各样法则的桎梏,由此也导致了人们的身心疲惫。而庄子哲学就是治愈这一“病症”的良药,庄子的自由观能够让你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找到心灵的自由天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故而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就早已提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的思想。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认为天地人之间的“和”是相当重要的,“和”一方面是指宇宙自然本身的圆融,是宇宙间多样性存在物的和谐统一关系的体现。另一方面是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同时还蕴含了人的生态和生命基质的平衡与调和。庄子从“和”出发构建了自己的生态道德观。庄子在他构建“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至德之世”中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平等观。[7]
地球的资源日渐短缺,我们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作为拥有高智商的人类着实不能再被经济发展的“恶魔”摆布了,是时候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庄子自然哲学观中“万物齐一”、“道法自然”等的生态发展观所表现的生态智慧,不仅体现了庄子自然哲学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认识思想,而且对于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挽救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弘扬庄子哲学,践行科学发展观势在必行。
中国哲学概论
参考文献:
[1] 于丹:《庄子》心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2] 《庄子·逍遥游》,载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3] 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4] 李耀南.“游无穷”: 有限人生的无限自由——庄子的逍遥观[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2,26(05):31-36 [5](春秋)李聃著;范永胜译注《老子》[M].安徽:黄山书社,2006年版.[6] 方勇,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7] 齐冬莲.论庄子自然哲学观中的生态美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1):120-123
第四篇:曹操人本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人本管理是一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主要内容有(1)重视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作为管理的核心和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来开展经营管理活动;(2)对人的本质和心理活动的重新认识,如人性假设理论、激励理论;(3)采取有效的制度设计和企业管理活动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白古就有不少思想家或管理者提出并实施人性化的管理,如孔子宣扬最高道德标准是“仁”,其核心内涵就是以“爱人”为中心的人性思想;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观点更体现人人具有发展欲望和创新能力的价值观。纵览三国诸侯,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褒亡厚往”等政策,真正地把爱才、用才等人本管理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使得曹魏有“谋臣如云,武将如雨”。本文分析曹操人本管理思想的内涵,以期对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时代的企业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企业,制定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曹探人本管理思想内涵
曹操人本管理思想的核心是“唯才是举”、“因才授任”,仁者用其仁,智者用其智,武将任其勇,文职尽其智,最大限度地用人之所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因才授任、唯才是举”的取士思想。曹操选才强调从能力方面考察和提拔,不应过多的关注他的品行和出身,应该注重的是实际才能,而非世俗的声誉。曹操提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一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又下令:“或不仁不孝而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使将士们认识到,凡有能力和专长者,都可受到重用,这直接激励了将士谋臣们发挥白身的潜能,从而获得了部下的信任和忠诚。曹操不仅善于识才、揽才、容才,而且用才不疑。他在《善哉行》中说:“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他从齐桓公由盛转衰两个方面的历史教训中,看到了应该如何选择人才、使用人才等问题,强调得人与失人,差别千里。他能够虚心的听取下属的合理建议。在一些大事或棘手事件的处理过程中通常都是召集所有的谋士必加,根据大家讨论的思路和根据来进行最后的决策。
2.“取长补短、博采众长”的用人思想。曹操用才强调用人所长。他非常熟悉部属的优、缺点,且极善于引导下属发挥自己的长处。夏候渊是魏国大将,作战勇猛、武艺高强。曹操曾表扬他说:“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但是曹操对他逞强恃勇、奋莽无谋的缺点也很担心,经常告诫他说:“勇固然是将领的根本。但还须普于用智谋计策.只知道退强,不过是匹夫之勇。”夏候渊听从了曹操的意见,终成名将。任峨擅长农业,令其管理屯田,果然“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察皆满”。不但解决了军队的吃饭问题,也使当地的农民度过了灾荒之年。杜寄治理地方有方,曹操就授以方隅重任,为河东太守,果然“河东十六年,常为灭下最”。
从人本管理角度看,用人首先要对人的本质和能力正确认识,应当善于利用他人所长,博采众长,让各式各样的人愿意并且能在组织系统中发挥作用。
3.“褒亡为存,厚往劝来”的激励思想。曹操的激励思想是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奖励方式进行激励。早在200()多年前,他在总结统兵治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人性化激励方式。他说:“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奖励死者是为了鼓励活人厚赏前人是为了激励后人。在平定战乱、消除割据的军事战争中,曹操有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军队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正月,曹操在《军谁令》中说:‘日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曹操于建安七年于谁县驻军,发布此令,为死亡将士立庙,抚恤他们的家属,这是对死亡将士的悯念之情,不仅体现了曹操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对激励生者,鼓舞士气尤其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曹操的“唯人是举”选才、“博采众长”用人、“厚往劝来”激励的“人性化管理”思想对当今企业制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曹操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企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企业员工不再是简单的标准化规模生产的机械操作者,而是需要能提供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的特殊产品和特殊服务,能应用知识改造生产程序、组织结构、创新产品,能传播、扩散和创造知识的人力资源有关研究表明,人力资源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5%--12%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70%--80%,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成长人才最终获得企业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1.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构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制度保障。曹操的政策制定、法规颁布注重效率,兼顾民意。人才资源是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才资源能否创造财富,能创造多少财富,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社会进步,取决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等企业的制度建设应该营造互相尊重的良好的工作环境,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促进人才千好事业,使企典团体各类人才能组成一个能以最大的工作效率和最小的破坏倾向进行工作的杜会团体。
2.推行“博采众长”思想,构建有利子人才成长的用人机制。曹操“博采众长”的用人思想是积极引导下属发挥自己的长处,不是考虑如何减少他们的短处。正如管理学者杜拉克指出:“用人的决策不在于如何减少人的短处,而在于如何发挥人的长处”。企业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需要不同的人才,一些人忠厚老实而本事不大者,可信任但不可大用;一些人有些本事但私心重,为了个人私利甚至不惜出卖良心者,可用不可信者;另些人可信又可用者。为了企业发展,关键是恰当使用人物,扬长避短,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让各类人才都能在企业组织系统中发挥作用。营造人才在企业发展中成长、企业在人才成长中强大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
3.实施“厚往劝来”激励,构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激励因素。曹操实施“厚赏前人、激励后人”的激励措施,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激励、奖赏方式,最终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人才需求是因人而异的,人才成长条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才由于下作目标不同,工作环境不同,工作内容不同,满意度不同,激励的有效因素也不同。有关人才激励因素调查结果显示:高级科技人才偏好“业务成就因素”;中级科技人才偏好“工作环境因素”;初级科技人才偏好“薪酬福利因素”。针对企业不同员工实施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激励各类员工从“理性敬业”(工作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手段)转向“理性敬业”与“感性敬业”(工作是最大程度实现自我潜能发展的手段)的融合,使各类人才协调合作,实现企业财富的最大增值。
曹操是封建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其思维虽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蕴涵着丰富的人本管理思想。如果能取其精华运用到我国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对发挥当今企业最重要资源—人力资源的作用,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意义。
第五篇:浅谈庄子哲学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中国哲学概论
浅谈庄子哲学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王名利
西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2012级生物技术1班P122115104
摘要:庄子的哲学蕴含了无尽的智慧,他的自由观、境界论以及自然观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我们生存的环境在不断恶化,而庄子的哲学一方面能够让人找到一片心灵的净土,另一方面也对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庄子;自由观;境界论;自然观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神,在历史长河的潮起潮落中,涌现出了一批批大家,其中,以春秋战国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为突出。儒家,道家,法家,释家,阴阳家等各自宣扬着自己的思想,各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独占一席。
于丹说:“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却把庄子称为‘神人’,二人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化身。”[1]那么,“圣人”与“神人”的哲学又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孔子,儒家的代表人物,其主张恢复周礼,以礼乐治天下,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认为儒者应该入世,应该以自己的才能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而庄子,则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思想,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自然的总要好过于人为的。庄子一生,只做过宋国的漆园吏,几乎一生退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
我想,正是由于孔子、庄子不同的人生观,才造就了其他们不同的思想主张。孔子之入世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中华儿女的脑海中可谓根深蒂固。而庄子之崇尚自由的出世思想,也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一、庄子哲学——庄子的自由观
遍观整部庄子,自由境界无疑是庄子的最高追求。而庄子所认为的最大的自由则是“逍遥游”。
那么,究竟什么是逍遥呢?“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2]王先谦分疏庄子这句话:“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3],此
语可谓知言,然犹有未尽处。这句话是理解庄子逍遥的关钥,其中“游无穷”三字最为吃紧。通观庄子所论,只有将逍遥理解为“游无穷”方密契庄子本怀。[4]
《逍遥游》开篇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齐谐》中记载说:“当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时,一扇动翅膀激起的水花就达三千里,乘着旋风盘旋而起,飞往九万里的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离开北海的。”鹏鸟虽能飞上九万里的高空,但必须借助于海风,故其仍有所待,还不是完全的自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正的自由是突破一切外在的桎梏,达到真正心灵上的自由。
二、庄子哲学——庄子的境界论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然而庄子的“道”又不同于老子的“道”。
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5]即老子认为宇宙中有四种伟大的存在:道、天、地、人。在这“四大”之中,“道”居首位,因为它是天地之本和万物之母,理所当然地处于最高地位。但天、地、万物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环境,而老子讲的“四大”却没有将万物包含在内。
而庄子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6]的博大胸怀继续弘扬者“天人平等”的思想,且庄子又指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秋水》)[6],意思就是说在道的立场来看,万物之间平等齐一,并没有长短、贵贱之分。可见庄子的“天人平等”的思想已经上升到了“万物一齐”。
是啊,既然天、地、万物同为“道”所生,那么三者理应平等,理应无贵贱,无长短。仅强调天人平等,而将万物排除在外,未免太狭窄了些。
三、庄子哲学——庄子的自然观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而庄子作为老子思想的传承者,更是将这一思想发扬到了极致。庄子认为,大自然本身就是美的,它一直都是自在自为的存在和发展。《庄子·逍遥游》中惠子对庄子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雍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回答说:“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之侧,逍遥
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惠子从实用出发,认为樗树“大而无用”,而庄子则认为樗树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对匠人的有用,无用才是它的真正意义,也才是其大用。很显然,惠子对于"树#存在的意义的认识是建立在是否有用的基础之上,执著于物是否有用的功利观点,是将物的意义工具化,这样人们难以在物中获得美感和真正的享受。庄子则摆脱了世俗功利思想,把大树的意义还原于它自身,认为大树合于自然和本性的生长就是美的。以此为例说明庄子对物的爱,不在其有用,而在于物的本性美。的确,当自然之美没有被人类破坏的时候,人就能享受这种美丽的自然,这种精神的享受大概就是庄子“道法自然”的核心吧!
四、庄子哲学对于当代的启示
当今社会,一方面,人看上去自由自在,实为离真正的自由越来越远。人们越来越被外物所束缚,逃脱不了各种各样法则的桎梏,由此也导致了人们的身心疲惫。而庄子哲学就是治愈这一“病症”的良药,庄子的自由观能够让你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找到心灵的自由天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故而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就早已提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的思想。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认为天地人之间的“和”是相当重要的,“和”一方面是指宇宙自然本身的圆融,是宇宙间多样性存在物的和谐统一关系的体现。另一方面是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同时还蕴含了人的生态和生命基质的平衡与调和。庄子从“和”出发构建了自己的生态道德观。庄子在他构建“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至德之世”中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平等观。[7]
地球的资源日渐短缺,我们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作为拥有高智商的人类着实不能再被经济发展的“恶魔”摆布了,是时候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庄子自然哲学观中“万物齐一”、“道法自然”等的生态发展观所表现的生态智慧,不仅体现了庄子自然哲学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认识思想,而且对于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挽救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弘扬庄子哲学,践行科学发展观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于丹:《庄子》心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2] 《庄子·逍遥游》,载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3] 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4] 李耀南.“游无穷”: 有限人生的无限自由——庄子的逍遥观[J].华中科技
大学学报,2012,26(05):31-36
[5](春秋)李聃著;范永胜译注《老子》[M].安徽:黄山书社,2006年版.[6] 方勇,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7] 齐冬莲.论庄子自然哲学观中的生态美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2(1):1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