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论文重点

第一篇：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论文重点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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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腐败现状的测量方法

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我们认为，腐败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它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和影响。要科学地研究腐败的后果，首先必须精确地对腐败发生的现实状况进行测量，并以此为基础合理、科学地估算其影响。只有将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使之走向精确化，才能具有可操作性，为反腐败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但是，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直接测量腐败是相当困难的。经过不断摸索，目前学术界运用的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所谓客观测量法，是通过统计分析各种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来揭示腐败的总体状况，包括腐败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和数量分布、腐败案件发案数量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客观测量法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有着很大局限性。因为在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实际所发生的腐败的“冰山一角”，只占腐败实际数量的一部分，它只能反映社会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不能准确说明腐败的实际程度。在操作中，往往只能根据案件查处率或者腐败黑数（已发生而未被查处的腐败数量）来反向推测实际腐败数量。即：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腐败黑数；或者，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案件查处率。

但人们对案件查处率和腐败黑数的推测只能从主观出发，分歧极大。

所谓主观测量法，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材料分析等方式了解不同人群对腐败现状的主观评价，以此为基础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都是基于主观感觉的，其中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包括：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和行贿指数，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标，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非法支付、司法腐败、贿赂和回扣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贿赂和腐败、透明度指标，等等。从主观感觉的角度对腐败进行定量研究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有时候主观的感觉可能比客观情况更为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腐败的感觉程度越高，外国投资者在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公众对政府施加的反腐败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对腐败程度的主观感觉可以成为衡量腐败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般而言，客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的现实分布状况与危害的分析，主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程度的总体评估。在实践中，需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配合。

二、中国腐败现状的客观测量

为了相对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中国腐败的现实状况，我们首先采用客观测量法，对官方正式公布的腐败案件进行汇总统计。在我国，反腐败的官方机构主要有三个：一是政府内设的行政监察机关，与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统称纪检监察机关，负责调查处理党政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并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涉嫌犯罪的，则移送国家司法机关处理。二是国家检察机关，即各级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对涉嫌犯罪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起诉。三是国家审判机关，即各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负责审判腐败案件，决定刑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中所披露的数据，可以绘制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的腐败变动趋势图，更加直观地进行分析。

1.腐败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

在全国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趋势势图中，虽然有些数据缺失，但其基本规律还是比较明显的。（1）1980—1988年是第一个腐败周期。1980年1—9月检察机关立案数量只有4400件，1982年1—9月上升为32605件，1996年达到高峰49557件。大案要案在1982年只有2512件，1986年同样攀升至高峰13888件。涉案金额则从1984年的0.9亿迅速上升到1986年的8亿元。此后该走势开始下降，至1988年第一个周期结束。（2）1988—1992年是第二个腐败周期。检察机关立案数量和大案要案数量全线上扬，在1989年分别达58926件和13057件，涉案金额在1990年达8.1亿元，形成第二个高潮。其后，腐败趋势得到遏制，于1992年降至低位。（3）1992—1998年是第三个腐败周期。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起步，上述三个指标逐年上升，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达到历史顶峰145497件、48066件和67.8亿元。1997年后，三大指标出现迅速下降的态势。（4）1998—2002年是第四个腐败周期。1998年后，腐败仍然在滋生蔓延，但其势头受到扼制，波动幅度明显减小。

2.腐败案件涉案人数的变动

从全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查处与腐败有关的犯罪人员的数据可以看出：（1）1988—199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其中1988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为10356人，法院判刑的腐败分子人数为9832人，均处于相对低位。此后两方面的数据都缓慢上升，1991年检察机关公诉人数增加到24176人，法院判刑人数增加到20670人，达到这一周期中的最高峰。到1992年，公诉人数下降为18536人，出现衰退。（2）1992—1998年为一个腐败周期。从1992年起，腐败涉案人数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检察机关公诉人数于1994年达到新高点39802人，经过短暂下降之后迅速反弹，在1997年攀升到顶峰96349人。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则在1996年创出新高65424人。随后，其趋势开始下降。（3）1998—200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全国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从1998年的15670人起步，逐年增加到2001年的20120人，此后开始向下减少到2002年的13839人。

3.涉案县处级以上官员人数的变动

根据全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查处的腐败犯罪分子中县处级以上人员的变动数据，可以更明确地验证前面所提出的趋势：（1）1988—1993年为一个腐败周期。1988年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为194人，1990年跃升为1188人，1992年达到1488人的高峰，1993年回落到1037人。而在此期间，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比较少见，甚至有逐年减少的趋势。（2）1993—1998年为一个腐败周期。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从1993年的1037人迅猛上涨，1996年达2699人，1997年达2577人，1998年下降为1820人。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也从1993年的低谷迅速攀升，除1996年之外，每年迭创新高，1998年达491人。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法院判刑人数的变化在时间上滞后于检察院2年之久。（3）1998—200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经过1998年的小幅回落之后，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重新上升，2002年创出历史最高3269人。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则自1998年的高点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阶段性低位405人，其后重拾升势，同样于2002年出现历史最高点819人。

三、中国腐败现状的主观测量

如前所述，因为腐败具有隐秘性，客观测量法难以完整地反映腐败现状，需要运用主观测量法加以补充。下面，我们列出中国在几种主要的腐败主观指标中的得分和排名情况。

在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几种腐败主观指标中，中国排名都较低，说明中国属于世界上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1998年公布的贿赂和腐败指数中，中国得分3.53，在59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1位，居于中下游。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999年公布的贿赂和回扣指数中，中国得分2.222，在47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7位，明显处于末尾。在世界银行2000年公布的腐败控制指数中，中国得分－0.289，在151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82位，也是中下游。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中，中国得分波动较大，从90年代前的5.13、4.73直降到1995年的2.16、1996年的2.43，并分别处于样本国家中的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五位，说明中国清廉状况迅速恶化。1997年后，中国得分大致稳定在3左右，在各国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中国腐败现状的描述，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各有所长，各有侧重，结论也不尽一致。但在总体上，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共同说明我国腐败发生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综合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现象的发生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的矛盾和摩擦有着密切关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1980—198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一个周期。我国在1980年左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物质利益的分化尚未全面展开，腐败案件的数量、涉案金额和人员都相对处于低位。但随着改革和利益分化进程的深入，腐败发生率逐渐上升，大约在1986年达到第一个高峰。此后，随着社会对腐败关注的增多和廉政建设的加强，这一趋势开始下降，至1988年第一个周期结束。在第一个周期中，腐败出现了波谷与波峰，整体趋势是逐渐向上，但与此后的腐败周期相比较尚处于低位，腐败并不严重。

1988—1992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二个周期。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和中国独特的双轨过渡模式，价格双轨制等大量出现，据测算，当时我国商品、贷款和外汇等的双轨价格的差价占国民收入的40%左右，这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腐败现象在1989年前后达到第二个高潮。其后，官方反腐败力度明显加强，腐败趋势得到遏制。1992—199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三个周期。进入90年代，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改革触及到敏感的要素市场，但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租金规模并未呈大幅度下降。此时，在金融、证券、产权转让等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腐败形式，涉及的金额远远超过以前的规模。可以说，这一段是我国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其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同年，中国反腐败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从以前的注重治标（查处大案要案）转向注重标本兼治，强调通过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等措施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这种新的反腐败思路取得较好效果，到1998年腐败发案数据迅速下降。

1998—2002年，中国腐败波动进入第四个周期。1998年之后，腐败也有逐渐增长的趋势，但增长速度受到限制。而且，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制度化反腐败的轨道，腐败的波动幅度也明显下降。在这个阶段中，腐败案件和涉案人数的总量比前一阶段有所减少，显示出腐败在总体上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但是，腐败大案要案数量、涉案金额和县处级以上人数明显增加，远远超过以前的几个时期，这说明腐败大案和高层腐败开始成为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四、中国腐败后果的估算

准确估算出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是一件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任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性地估算中国腐败引起的经济损失。

1.根据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来计算腐败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

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要提交工作报告，具体汇报其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犯罪的情况，一般包括案件数量、涉案人数、涉案金额（即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等方面的数据。同样，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要向对应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工作报告，也必须披露上述数据。例如，在2003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1998—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查办危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84395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20多亿元。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则称，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共判处犯罪分子8330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2662人。

中国共产党在各级党委中设有专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它们必须向各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例如，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纪委工作报告指出，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然而，我国反腐败数据的统计和披露还很不全面、很不规范。如纪检监察机关和法院往往只公布查处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没有或者只是偶尔提及涉案金额，让人无从计算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这方面，只有检察机关的工作最为系统。从1983年至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在工作报告中都公布了查办腐败案件所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数据，累计金额达491.3亿元，平均每年25亿元左右。我们可将之视为20年来腐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量。

2.引入腐败黑数和破案率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

显然，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够被发现和查处，上述官方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只是中国日益猖獗的腐败现实中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要想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问题通常出现于转型期的制度空白处，即发生在“灰色地带”，根据现有法律往往无法判断其是否属于腐败。

因此，一种可行的做法是，根据案件的平均查处率（或腐败黑数）来反向推导实际的腐败数量，并以此为基础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如果我们假设腐败案件的查处率为10%，那幺实际的腐败数量就是官方披露数量的十倍，其经济损失也相应地有十倍左右的变动。运用这一方法来推测我国1983年至2002年的腐败损失情况，可知，官方公布的腐败经济损失金额为491.3亿元，以此为基数可推出此期间我国腐败的总经济损失为5000亿元上下，平均每年250亿元。

但问题在于，对案件查处率和腐败黑数的推测只能凭借主观感觉和经验，缺乏实际的标准，不同的人们之间容易产生分歧。在许多学者看来，上述估计显然过于保守。例如，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裴敏欣认为，1999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 的4.79%.而胡鞍钢教授认为，在90年代后半期，我国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寻租性腐败等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

总量的13.2%—16.8%.3.根据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租金的规模来估算腐败的规模和损失

寻租耗费的估算方法，起源于对于市场垄断的社会成本的估算。根据胡和立的估算，1987年我国商品、资金和外汇的双轨差价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1988年我国政府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其它租金约1000亿元，总计4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11738亿元）的40%.万安培认为，1992年我国因商品差价带来的价差租金不少于766.6亿元，因银行贷款利差带来的利差租金达1983亿元，因汇率差而形成的租金为1157.1亿元，其它租金2437亿元，当年各种租金总额合计6000多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20223亿元）的32.3%.需要强调一点，对中国这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寻租活动与腐败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通过寻租而进行的贿赂型腐败是一种最为主要的腐败类型。所以，很多学者运用寻租理论对各类租金进行了估算，并将之等同于腐败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但我们认为，租金的存在只是说明了寻租的潜在收益和腐败的潜在诱因大小，它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寻租和腐败行为；腐败的形式也不仅仅限于寻租，还包括直接贪污、侵占、挪用公款等。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租金直接视为腐败的经济损失。当然，通过对租金规模的定量计算，可以知晓寻租诱因的大小，也可以了解行贿受贿激励的大小，这有助于深化对腐败损失的研究。

第二篇：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重点范文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涉及关键词：中国 现状 测量 估算 腐败 后果 论文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一、腐败现状的测量方法

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我们认为，腐败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它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和影响。要科学地研究腐败的后果，首先必须精确地对腐败发生的现实状况进行测量，并以此为基础合理、科学地估算其影响。只有将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使之走向精确化，才能具有可操作性，为反腐败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但是，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直接测量腐败是相当困难的。经过不断摸索，目前学术界运用的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所谓客观测量法，是通过统计分析各种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来揭示腐败的总体状况，包括腐败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和数量分布、腐败案件发案数量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客观测量法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有着很大局限性。因为在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实际所发生的腐败的“冰山一角”，只占腐败实际数量的一部分，它只能反映社会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不能准确说明腐败的实际程度。在操作中，往往只能根据案件查处率或者腐败黑数（已发生而未被查处的腐败数量）来反向推测实际腐败数量。即：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腐败黑数；或者，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案件查处率。

但人们对案件查处率和腐败黑数的推测只能从主观出发，分歧极大。

所谓主观测量法，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材料分析等方式了解不同人群对腐败现状的主观评价，以此为基础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都是基于主观感觉的，其中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包括：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和行贿指数，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标，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非法支付、司法腐败、贿赂和回扣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贿赂和腐败、透明度指标，等等。从主观感觉的角度对腐败进行定量研究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有时候主观的感觉可能比客观情况更为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腐败的感觉程度越高，外国投资者在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公众对政府施加的反腐败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对腐败程度的主观感觉可以成为衡量腐败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般而言，客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的现实分布状况与危害的分析，主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程度的总体评估。在实践中，需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配合。

二、中国腐败现状的客观测量

为了相对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中国腐败的现实状况，我们首先采用客观测量法，对官方正式公布的腐败案件进行汇总统计。在我国，反腐败的官方机构主要有三个：一是政府内设的行政监察机关，与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统称纪检监察机关，负责调查处理党政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并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涉嫌犯罪的，则移送国家司法机关处理。二是国家检察机关，即各级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对涉嫌犯罪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起诉。三是国家审判机关，即各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负责审判腐败案件，决定刑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中所披露的数据，可以绘制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的腐败变动趋势图，更加直观地进行分析。

1.腐败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

在全国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趋势势图中，虽然有些数据缺失，但其基本规律还是比较明显的。（1）1980—1988年是第一个腐败周期。1980年1—9月检察机关立案数量只有4400件，1982年1—9月上升为32605件，1996年达到高峰49557件。大案要案在1982年只有2512件，1986年同样攀升至高峰13888件。涉案金额则从1984年的0.9亿迅速上升到1986年的8亿元。此后该走势开始下降，至1988年第一个周期结束。（2）1988—1992年是第二个腐败周期。检察机关立案数量和大案要案数量全线上扬，在1989年分别达58926件和13057件，涉案金额在1990年达8.1亿元，形成第二个高潮。其后，腐败趋势得到遏制，于1992年降至低位。（3）1992—1998年是第三个腐败周期。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起步，上述三个指标逐年上升，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达到历史顶峰145497件、48066件和67.8亿元。1997年后，三大指标出现迅速下降的态势。（4）1998—2002年是第四个腐败周期。1998年后，腐败仍然在滋生蔓延，但其势头受到扼制，波动幅度明显减小。

2.腐败案件涉案人数的变动

从全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查处与腐败有关的犯罪人员的数据可以看出：（1）1988—199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其中1988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为10356人，法院判刑的腐败分子人数为9832人，均处于相对低位。此后两方面的数据都缓慢上升，1991年检察机关公诉人数增加到24176人，法院判刑人数增加到20670人，达到这一周期中的最高峰。到1992年，公诉人数下降为18536人，出现衰退。（2）1992—1998年为一个腐败周期。从1992年起，腐败涉案人数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检察机关公诉人数于1994年达到新高点39802人，经过短暂下降之后迅速反弹，在1997年攀升到顶峰96349人。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则在1996年创出新高65424人。随后，其趋势开始下降。（3）1998—200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全国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从1998年的15670人起步，逐年增加到2001年的20120人，此后开始向下减少到2002年的13839人。

3.涉案县处级以上官员人数的变动

根据全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查处的腐败犯罪分子中县处级以上人员的变动数据，可以更明确地验证前面所提出的趋势：（1）1988—1993年为一个腐败周期。1988年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为194人，1990年跃升为1188人，1992年达到1488人的高峰，1993年回落到1037人。而在此期间，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比较少见，甚至有逐年减少的趋势。（2）1993—1998年为一个腐败周期。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从1993年的1037人迅猛上涨，1996年达2699人，1997年达2577人，1998年下降为1820人。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也从1993年的低谷迅速攀升，除1996年之外，每年迭创新高，1998年达491人。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法院判刑人数的变化在时间上滞后于检察院2年之久。（3）1998—200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经过1998年的小幅回落之后，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重新上升，2002年创出历史最高3269人。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则自1998年的高点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阶段性低位405人，其后重拾升势，同样于2002年出现历史最高点819人。

三、中国腐败现状的主观测量

如前所述，因为腐败具有隐秘性，客观测量法难以完整地反映腐败现状，需要运用主观测量法加以补充。下面，我们列出中国在几种主要的腐败主观指标中的得分和排名情况。

在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几种腐败主观指标中，中国排名都较低，说明中国属于世界上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1998年公布的贿赂和腐败指数中，中国得分3.53，在59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1位，居于中下游。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999年公布的贿赂和回扣指数中，中国得分2.222，在47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7位，明显处于末尾。在世界银行2000年公布的腐败控制指数中，中国得分－0.289，在151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82位，也是中下游。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中，中国得分波动较大，从90年代前的5.13、4.73直降到1995年的2.16、1996年的2.43，并分别处于样本国家中的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五位，说明中国清廉状况迅速恶化。1997年后，中国得分大致稳定在3左右，在各国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中国腐败现状的描述，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各有所长，各有侧重，结论也不尽一致。但在总体上，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共同说明我国腐败发生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综合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现象的发生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的矛盾和摩擦有着密切关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1980—198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一个周期。我国在1980年左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物质利益的分化尚未全面展开，腐败案件的数量、涉案金额和人员都相对处于低位。但随着改革和利益分化进程的深入，腐败发生率逐渐上升，大约在1986年达到第一个高峰。此后，随着社会对腐败关注的增多和廉政建设的加强，这一趋势开始下降，至1988年第一个周期结束。在第一个周期中，腐败出现了波谷与波峰，整体趋势是逐渐向上，但与此后的腐败周期相比较尚处于低位，腐败并不严重。

1988—1992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二个周期。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和中国独特的双轨过渡模式，价格双轨制等大量出现，据测算，当时我国商品、贷款和外汇等的双轨价格的差价占国民收入的40%左右，这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腐败现象在1989年前后达到第二个高潮。其后，官方反腐败力度明显加强，腐败趋势得到遏制。1992—199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三个周期。进入90年代，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改革触及到敏感的要素市场，但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租金规模并未呈大幅度下降。此时，在金融、证券、产权转让等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腐败形式，涉及的金额远远超过以前的规模。可以说，这一段是我国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其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同年，中国反腐败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从以前的注重治标（查处大案要案）转向注重标本兼治，强调通过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等措施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这种新的反腐败思路取得较好效果，到1998年腐败发案数据迅速下降。

1998—2002年，中国腐败波动进入第四个周期。1998年之后，腐败也有逐渐增长的趋势，但增长速度受到限制。而且，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制度化反腐败的轨道，腐败的波动幅度也明显下降。在这个阶段中，腐败案件和涉案人数的总量比前一阶段有所减少，显示出腐败在总体上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但是，腐败大案要案数量、涉案金额和县处级以上人数明显增加，远远超过以前的几个时期，这说明腐败大案和高层腐败开始成为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四、中国腐败后果的估算

准确估算出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是一件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任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性地估算中国腐败引起的经济损失。

1.根据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来计算腐败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

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要提交工作报告，具体汇报其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犯罪的情况，一般包括案件数量、涉案人数、涉案金额（即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等方面的数据。同样，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要向对应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工作报告，也必须披露上述数据。例如，在2003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1998—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查办危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84395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20多亿元。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则称，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共判处犯罪分子8330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2662人。

中国共产党在各级党委中设有专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它们必须向各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例如，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纪委工作报告指出，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然而，我国反腐败数据的统计和披露还很不全面、很不规范。如纪检监察机关和法院往往只公布查处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没有或者只是偶尔提及涉案金额，让人无从计算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这方面，只有检察机关的工作最为系统。从1983年至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在工作报告中都公布了查办腐败案件所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数据，累计金额达491.3亿元，平均每年25亿元左右。我们可将之视为20年来腐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量。

2.引入腐败黑数和破案率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

显然，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够被发现和查处，上述官方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只是中国日益猖獗的腐败现实中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要想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问题通常出现于转型期的制度空白处，即发生在“灰色地带”，根据现有法律往往无法判断其是否属于腐败。

因此，一种可行的做法是，根据案件的平均查处率（或腐败黑数）来反向推导实际的腐败数量，并以此为基础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如果我们假设腐败案件的查处率为10%，那幺实际的腐败数量就是官方披露数量的十倍，其经济损失也相应地有十倍左右的变动。运用这一方法来推测我国1983年至2002年的腐败损失情况，可知，官方公布的腐败经济损失金额为491.3亿元，以此为基数可推出此期间我国腐败的总经济损失为5000亿元上下，平均每年250亿元。

但问题在于，对案件查处率和腐败黑数的推测只能凭借主观感觉和经验，缺乏实际的标准，不同的人们之间容易产生分歧。在许多学者看来，上述估计显然过于保守。例如，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裴敏欣认为，1999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 的4.79%.而胡鞍钢教授认为，在90年代后半期，我国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寻租性腐败等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

总量的13.2%—16.8%.3.根据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租金的规模来估算腐败的规模和损失

寻租耗费的估算方法，起源于对于市场垄断的社会成本的估算。根据胡和立的估算，1987年我国商品、资金和外汇的双轨差价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1988年我国政府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其它租金约1000亿元，总计4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11738亿元）的40%.万安培认为，1992年我国因商品差价带来的价差租金不少于766.6亿元，因银行贷款利差带来的利差租金达1983亿元，因汇率差而形成的租金为1157.1亿元，其它租金2437亿元，当年各种租金总额合计6000多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20223亿元）的32.3%.需要强调一点，对中国这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寻租活动与腐败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通过寻租而进行的贿赂型腐败是一种最为主要的腐败类型。所以，很多学者运用寻租理论对各类租金进行了估算，并将之等同于腐败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但我们认为，租金的存在只是说明了寻租的潜在收益和腐败的潜在诱因大小，它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寻租和腐败行为；腐败的形式也不仅仅限于寻租，还包括直接贪污、侵占、挪用公款等。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租金直接视为腐败的经济损失。当然，通过对租金规模的定量计算，可以知晓寻租诱因的大小，也可以了解行贿受贿激励的大小，这有助于深化对腐败损失的研究。

第三篇：《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论文-腐败

腐败，社会的毒瘤

自古以来，历史上都记载下了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贪官污吏的真实写照，所以历代执政者为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都把贪污腐败犯罪视为大敌，破坏发展的癌症。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腐败现象也迅速滋生和蔓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一、腐败的定义

对于腐败的定义有很多，在“百度百科”里面是这么形容的: 腐败专指那些，行使国家管理公共职能的人类群体，忽视国家法律的存在，为了个人以及小集团的私利，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思想和道德水准极度的腐化堕落，致国家以及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严重的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腐败的性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腐败是一种违规行为，其具有如下四点特征：

1)腐败的主体是公共权力的行使人；

2)腐败主体在实施腐败行为时在思想上是明知的，存在主观故意； 3)腐败者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牺牲公共利益，为个人或小团体谋求利益； 4)腐败的基础是腐败者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

二、腐败的成因

1、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决策体制不仅为个人专断决策打开方便之门，而且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其实，不少人都能看出这个问题的根本，那就是“一把手”的权力太过集中，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在“一把手”的眼里和操作下，就算是 试卷第1页（共4页）

一些十分严密、严谨的制度、机制和规定，甚至是法律法规，都是不堪一击，形同虚设。

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坦言：“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能管了。”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是正常渠道曝光的贪官为什么这样少、腐败的风险率为什么这样低的根本原因。用权力失去监督的观点解释我国转轨时期的腐败问题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当掌权者拥有不受其同事和上级监督的权力时，容易形成家长制作风、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局面，就易使掌权者腐败。

2、政策执行力度小

政府对于打击腐败的力度不够，考虑到大家都是官员，惺惺相惜，官员们对于个别暴露的腐败官员采取轻判轻罚的措施，很多犯罪官员都获得轻判或从轻发落，赏罚不明就导致官员不惜犯错。就拿公款吃喝来说，政府相继出台了多个文件，对接待的档次、金额、陪同人数，甚至是菜的分量都进行了规定，但结果却是“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此外，在公款配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务招待、办公用房也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甚至形同虚设。

3、价值观和道德观失当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它在留给后世许许多多文化精华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文化糟粕，这些文化糟粕对国家公职人员滋生腐败的价值观念能起推动作用，这些文化糟粕主要是贵至富随的致富观念，与西方社会不同，在我国历史上，富与贵合一，贵与官统一，认为做官是谋富求贵的最好途径。这些人崇拜金钱,向往荣华富贵,把花天酒地、一掷千金视为阔气,把贪污受贿、投机取巧、欺诈行骗、视为“会弄”,把养情人、包小蜜视为有本事、懂生活。不择手段地谋取位子、房子、票子，追求奢侈淫逸的生活方式。

三、防腐败的对策

1、建立健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明确划分各种监督主体的职责，调动各种监督主体的积极性，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要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形式的监督。要改变目前反腐倡廉主要以纪检机关为主的做法，充分重视和发挥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防治腐 2页（共4页）试卷第败中的作用。要重视和依靠政协和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体的监督作用。要强化舆论监督，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赋予新闻媒体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其成为防治腐败的锐利武器。要理顺纪检机关的管理体制，增强其独立性和权威性。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要解决“一把手”的问题，必须要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立起真正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才会让人民敢于、能够监督政府，这才是治理“一把手”腐败问题的真正基础和源头，当前一些地方试水的“公推直选”等政改，都是一些好的方向，但希望能够在走得稳健的基础上，能够走得更快、更大胆一些。

2、严格执法，政务公开

制定了好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得到切实执行，不但失去法律法规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法不执行比没有法律更有害。要破除错误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行为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重要措施来抓。要尊重法律的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执法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不允留“空档”、“特区”，不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不贷。

落实关键政务信息公开，对决策信息，财政预算信息，特别是“三公消费”等信息，领导干部个人必要的生活细节信息进行公开。同时，要通过立法保障媒体对于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权，真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3、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加强政治文化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在廉政文化教育时，要弘扬 “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等民本思想，继承和发扬民族和党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精神，摈弃“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败文化思想，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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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谈我国腐败现状与反腐对策

浅谈我国腐败现状与反腐对策

摘要:腐败,是指生物有机体受到外界有害菌体的危害侵蚀发生的腐烂变质现象。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则是整个社会丑恶现象在社会和政党团体内的集中表现。所谓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违反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危害社会的一种畸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不 及时铲除，将会产生癌变，其后果，轻则贻害百姓，重则亡党亡国。因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反腐败现已成为公众深切关注的事情。基于此，很有必要对腐败问题重新审视，以期对症下药，彻底根治这一社会顽疾。

关键词: 腐败现象毒害反腐对策

一、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及腐败现状

（一）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

1、道德观念淡薄

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2、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漏洞

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3、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

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4、国家福利制度未能跟上经济发展

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政府则坚决摒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那种貌似反对特权,实际产生更多特权的低工资政策,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比较优惠的工资政策,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

（二）腐败问题的现状

1、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化县处级干部卷入其中；河北省原国税局原局长李真一案，牵扯到县处级以上干部67名，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二、腐败的危害

腐败现象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所以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对全社会而言，腐败却不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而只是将大量的社会财富从广大消费者转移到少数垄断生产者手中，将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国有资产、公共资源转移给少数腐败分子、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利益相关者，也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危害，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拉大了，关系疏远了，也构成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

1、腐败使国有资产造成严重流失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材料显示，从1982年到1992年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其中大约3300亿是官僚主义失职、贪脏枉法、管理混乱等造成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我国仍有5800万人口没有脱贫、城市职工大概有几百万人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分配不公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强调收入上要拉开档次，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是，有些人不是靠公平竞争，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逐步致富，而是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家财产，掠夺人民的血汗，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当有些人手中的财富集中到一定数额时，他们就要向共产党买官；当买官的“人”形成一定阶层时，他们必然向共产党摊牌，要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社会贫富不均、不稳定、不和谐使社会基本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安定。

2、社会主义党的风气受到损害

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正的，是代表大多数群众利益的。这正是社会主义事业党的正义性之所在，也是社会主义能够树立党的风气。但是，腐败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如果人民群众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不公正的话，久而久之，就会对党和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严重影响党的风气，党的执政地位就难以保持。

三、反腐对策

治理腐败，犹如中医治病，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物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反腐败重在治本抓源头，主要是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下面针对腐败的原因分别做出举措。

（一）政治领域：重在树立正确地权力观，建立建全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机制。一，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是防止权力异化、避免腐败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情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坚决不办。”只要我们坚决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些要求去做，就一定能够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二，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才能使权力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防止

权力的异化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三，必须对监督的重点对象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健全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述廉评廉考廉制度、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制度化等。

（二）经济领域：重在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建立健全防止违法和违背商业道德行为的有效机制。首要的是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其根本点是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为人民服务视为人生最有价值的事业，这样才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尊重权力的公共性，从根本上拒绝腐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二要健全市场运行机制，三要建立健全权力的市场失灵机制。

（三）法律领域：

1、法制化是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基本要求：有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健全的廉政建设法律体系。

2、有一套依法建立的比较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保证权力的授予和运行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

3、建立健全有足够权能的执纪执法机构，并保障其保廉惩腐的职能不受随意干预。

4、能够及时揭露并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5、加强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的素质和公民依法监督的自觉性。

（四）文化与社会领域：重在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群众观，建立健全崇廉鄙贪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一, 应积极挖掘廉政文化资源，倡导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廉政文化，让廉洁现场理念深入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的整体效能，进一步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影响面、教育面，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领导干部应进一步端正从政理念，正确对待环境，努力从自己做起，顶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守得住气节，展现出廉洁从政的崭新风貌。二，社会上，其着力点在于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基础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干部服务群众、群众有效监督的有效机制。社会和谐是预防腐败的基础。健全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参与性，鼓励和支持群众揭发举报腐败问题。只要把干部的行为严格地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之内、监督之下，就能够帮助干部有效地预防腐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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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2014-09-11 09:41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 杨兴坤

本文所研究的腐败，是指违法以致犯罪，违反党纪以致受到撤职、免职、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两年以上处分，由中央纪委进行了立案调（审）查的行为。文中省部级官员是指在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副部级及以上或享受副部级及以上待遇的官员，不包括军队系统查处的腐败官员。

一、现状

1.涉腐数量大，年均查处6人以上

自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于1986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1986年9月19日被开除党籍，因受贿罪于1987年2月1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28年零四个月间，我国共计查处了181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平均每年有6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其中5名为女性。对于省部级官员来说，如此之巨的腐败人数，可以窥测出我国腐败状况的严重性，也反映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参见图1）

2.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空前

自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以来的近两年中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有48人，占181人的26.52%，即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1986年至今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2013年查处20人；2014年到目前为止查处27人，为历年之最；2014年已经过去的8个月中，平均每个月查处3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查处力度。48人中地方党政机关34人，国家部委局以及协会6人，国企4人，全国政协2人，中央政法委1人（***），全国 人大1人。其中副国级以上的2人，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副国级）、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正国级）。如上情形表明，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反腐力度空前加大。2014年5月，我们估计全年查处省部级官员会在16人左右，到目前为止已有27人，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全年有可能还会增加。这无疑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的坚定决心和从严治党的恒心。

3.腐败高官渗透各权力机关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十多个国家部委局以及大型国有企业中。其中地方党委30人，地方人大18人，地方政府38人，地方政协24人，地方法院6人，地方检察院3人，地方纪委2人，地方统战部及其他5人；国家部委局、署、（协）会24人；国企25人（其中金融行业10人）；全国人大2人；全国政协2人；最高法1人；中央政法委1人。

可以看出，地方党政机关官员的腐败情形较为严重，省级人民政府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数量最大。同时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法院、检察院、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也未能幸免。作为立法机关的地方人大和全国人大也都有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

大型国有企业查处了24名省部级官员，其中金融行业10名，国有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各2名。国家部委局中，原铁道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药监局是省部级官员腐败查处人数较多的单位，这可能与这些部门涉及工程和审批权力较多有关。

这表明腐败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反腐败没有也不能有禁区，唯有如此，腐败治理才有成效，从严治党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腐败高官区域分布：中东部地区严重

1986年至今，地方党政机关中共计被查处了126名省部级官员，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有4人以上被查处，遍及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也许是因地处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等原因，西藏成为大陆地区唯一一片纯净的天空。

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资源大省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明显多于西部地区。广东省查处的人数最多，为9人，其次是山西省，查处8人。东部10省（市）涉及44人，平均每个省（市）4.4人；中部6省涉及33人，平均每个省5.5人；西部11省（市、自治区，西藏无省部级领导被查处，不计）涉及39人，平均每个省（市、自治 4 区）3.5人；东北3省涉及10人，平均每个省3.3人。这表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沿海地区是反腐败的重要地区。

十八大以来，地方党政机关中总计被查处了34名省部级官员，除河南外的中部五省共查处了17名省部级官员。这可能表明，反腐败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同时，也可能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内陆地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腐败也在进一步蔓延。

5.涉腐官员职位高权力大

省部级高官，都是某一部门、地区、行业或领域的主要领导或一把手，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近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6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副国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分别是陈希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陈良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以及苏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二、趋势

1.拉帮结派、腐败群体化

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其犯案呈现群体化、集团化的特点。他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公开报道来看，超过30%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具群体化特征，省部级官员腐败几乎没有只涉及一人的案例。有效预防官员腐败的群体化，需要建立权力制衡机制，而查处官员群体腐败，应采取“离间计”的方式。

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查处了李春城（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郭永祥（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李崇禧（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海南省查处了冀文林（时任海南省副省长）、谭力（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从目前的报道来看，上述人员或多或少与***案有所牵连，是官员群体化腐败的案例；山西省查处了金道铭（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善学（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令政策（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聂春玉（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润厚（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加上曾任职山西的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更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十八大以来，江西省查处了陈安众（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木根（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委员），湖北省查处了吴永文（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6 柏槐（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有明（时任湖北省副省长），这些腐败案件都带有明显群体特征。

中纪委2003年查处的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案例，所谓“河北贪官权力场”名单中的人都与程有所联系，特别是其前后两任秘书吴庆

五、李真更是和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早些时候，中纪委1990年查处的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也是一个典型，被查处的局级干部有15人，处级干部有19人，科级干部有13人。

具有群体化特点的涉腐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与副省长刘长贵，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党组成员何洪达，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与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王落马的官员有22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时任辽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与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大致同时被查处，并称“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重庆的秦昌典（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王式惠（时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引发黑龙江人事地震的韩桂芝（时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时任甘肃省委 7 常委王军，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及上海社保大案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后两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同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的胡楚寿与于大路，等。

2.以权谋私、腐败家族化

媒体估计，官员腐败与家属子女有关联的超过60%。有道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超过30%的被查处省部级官员的家属或亲友或多或少涉及犯罪事实，或者其配偶行贿受贿，或者其子女利用其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案其家属、子女也多有涉及。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是因为女儿出国留学，而收受巨额贿赂。时任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和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是为了儿子而走上腐败之路，李嘉廷甚至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无论坦白交代问题，还是检举揭发别人，都是为了李勃，包括上诉也是为了他。” 程维高主要是为其子程慕阳谋取利益。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2002年出逃至今），其亲属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为夫妻勾结受贿。

鉴于官员腐败家族化，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查处官员腐败可将其家属、亲友作为突破口，而预防腐败，不能只仅仅从官员自身入手，还应从其身边人着手。3.权色交易、生活腐朽化

在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超过40%的被公开报道有不正当两性关系。2010年初，媒体曾报道，2009年17位省部级高官落马，6人有情妇，落马巨贪九成包养情妇。有的省部级官员直接因为情妇举报或为情妇牟利而最终被查处，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是因为雇人炸死情妇而最终被查处。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和五个女人的故事，陈希同与王宝森建造别墅及购臵设备供他们与情妇玩乐，花掉了3521万元。***被指“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陈良宇被指“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成克杰沉湎女色，包养情妇李平。这些案例证实了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生活极为腐化。因此，反腐败也可以从官员的日常生活入手。

4.钱权交易、腐败金钱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小，一般为几千或者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以1999年查处的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长清（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案为分界线，其后涉案金额急剧增加，一般都在几百万、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2007年查处的陈同海（时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案，涉案金额高达1.97亿元。（参见12版表4）5.负隅顽抗、关系涉黑化

省部级官员作为高级官员，其社会关系网复杂，自不待言，有报道称李嘉廷案涉及的关系网比“厦门远华走私案”还要大；部分犯案省部级官员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打击报复举报人。从有关报道来看，有省部级官员牵涉其中的四川富商刘汉案件即带有黑社会性质。当王怀忠（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知道中纪委正在调查其案件时，设臵障碍，阻止中纪委调查，并试图贿赂中纪委办案人员，其反侦查能力表现得尤为突出，给案件的审理造成极大困难；而程维高不仅破坏中纪委的调查，而且打击报复检举人，恣意将举报人投入狱中。时任山东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雇凶将情妇炸死，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吕徳彬雇凶杀妻，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具有黑社会性质。

当前的“老虎反扑”论，其实指的就是某些高官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阻止反腐，避免被查处，保护自身既得利益。

6.蓄谋外逃、呈现国际化

部分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犯案之初或发觉有关部门在调查自己的时候，便蓄谋外逃，赃款转移跨国化，即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这使案件复杂化，侦破的难度更大。这在成克杰和程维高二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成早有预谋，将各种赃款赃物转移到其香港的情妇李平手上；程维高也是早有准备，眼看东窗事发，便将儿子送出国去，并带走了大量的赃款。

2002年被查处的高严，至今潜逃在外。2003年6月被查处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是在外逃途中，被审计署和公安部在首都国际机场拦截下来。2003年获刑的原广东省政法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为儿子办了香港身份证和居留权，然后又让其子披着港商的身份回到内地经商，倒卖土地。这些案例都使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具有跨境跨国的特点。

金融行业因驻外分支机构较多，资金来往密切，该行业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更具有跨境跨国的特征。原中信集团副董事长金德琴多次利用美元、港元、人民币汇兑的机会进行挪用谋利；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所涉案件是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县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属于比较少见的跨国调查。从媒体报道来看，案发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犯罪也具有明显的跨国性。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预防和治理贪官外逃是反腐败的重点和难题。

三、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策 当前预防和治理腐败，从法律和制度角度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学界或政府相关部门普遍认为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障碍或困难。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中央1995年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发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出台以前，可以实行新进公务员、新上任的领导干部（如公开选拔或竞争上岗上来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然后逐步展开；也可以实行在党政机关内部网上公开。如果上述两种办法都无法实行，可以考虑试行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即公务员向纪委申报财产，由纪委掌握，不予以公开，这样即使有腐败犯罪行为，一旦暴露，也便于查处。

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人员范围为全体公务人员和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公共组织处级及以上干部。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事项主要包括：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收入、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或以其他方式持有的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 12 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等。一些地方已进行相关试点，可总结加以推广。

2.官员离任审计制度

在官员调离原工作岗位后，对其廉政状况进行审查，可以在处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中实行，以避免带病提拔晋升、边腐边升。此制度的具体实行时间可以由中央或中纪委具体划定。离任审计人员范围为处级及以上干部，审计两次，两次间隔2年。

3.官员财产审查制度

为防止官员经济犯罪，可推行官员财产“三审查”制度，即对官员任前家庭和重要亲友的财产审查、任职期间收入的定期审查、离任前财产增加状况的审查，以防止腐败官员非法转移赃款赃物，减少边腐败边升职的情况发生。我们认为，接受财产审查人员的范围可以定为厅级及以上或处级及以上干部。

3.官员述职述廉制度

应严格要求官员定期向组织报告自身廉政状况和财产状况，并在单位内部公示；官员应自觉主动接受监督主体的监督，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质问和询问。官员述职述廉 13 人员范围为副科及以上干部。十八大以来，该制度在逐步推进，收到了一定效果。

4.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一是改革党政领导体制。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在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兼职者并不在少数。应改革现有的党政领导体制，调整党、政、人大和政协的职能与结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领导职位之间不宜相互兼任，几者之间权力应互相制约、相互制衡，这样既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又可以减少监督成本，防止腐败发生。

二是改革党政决策制度。为有效遏制腐败，建议试行重大决策相互签署制度，以达到权力制衡目的，即重大决策由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相互签署。如市委书记决策，需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都签署，反之，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决策亦需其他同级签署，以实现一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预防腐败，避免部门一把手滥用决策权。

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为何不听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的建言和批评？为何被指责贱卖价值千亿元的矿区给四川富商刘汉？部分原因即在于其在云南省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而对其权力运用缺乏监督制衡。三是创新权力运行机制。目前，各级政府机关的正职如省长、局长，除主持全面工作外还要分管一定具体事务；副职如副省长、副局长分管部分事务，但正职疏于对副职监督，也不太熟悉或过问副职分管的业务。

可以让正职不再直接管人、财、物等工作，各项权力分解交由副职分管，正职履行监督职能，副职行使决策权。副职就分管领域的事务进行决策，重要决策（如重大工程招标）报正职签署，在单位内部形成权力制衡、相互监督的格局，以减少腐败。一旦查出问题，追究正职的监督失责问题，追究副职的决策失误问题。今年7月被查处的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和2012年被查处的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能随意将自己的所谓“专利发明”运用于自己所管辖的部门，显然是权力在二人所管辖的“王国”里没有任何制衡和监督所造成的。

5.规范招标采购制度

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40%涉及房地产、建设工程等重大工程项目。为遏制工程腐败，应建立公平竞争、规范运行的工程项目全程公开招投标新秩序。可以考虑电视或网站直播招标过程，便于媒体、群众进行网络监督。同时建议，实行重大招标项目和重大采购项目备案制度，即招标结果必须向上级报告备案，接受审查。6.加强党的巡视制度

2009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对巡视制度做出规定。2013年以来中央巡视工作逐步制度化。从2013年中央的两轮巡视来看，效果显著，第一轮10个巡视点，9个点查出腐败问题，其中3个点存在工程腐败；第二轮10个巡视点中，8个查处腐败问题，其中6个点存在工程腐败，这对监督省部级官员和查处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起到了较大作用。可以考虑将巡视工作制度化，并拓展、延伸，即省级巡视市级，市级巡视县级，县级巡视乡镇。

7.强化反腐立法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先后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3000多项。其中，十六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重大法规制度，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可以讲，反腐立法工作有了重大进展，法制化反腐已成共识。

当前，为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推进反腐败法制化进程，我们认为应尽快制定以下法律法规：《反腐败法》或《反贪 16 污贿赂法》、《廉政法规》、《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等。

作者：北京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 杨兴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