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重点范文

第一篇：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重点范文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涉及关键词：中国 现状 测量 估算 腐败 后果 论文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一、腐败现状的测量方法

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我们认为，腐败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它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和影响。要科学地研究腐败的后果，首先必须精确地对腐败发生的现实状况进行测量，并以此为基础合理、科学地估算其影响。只有将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使之走向精确化，才能具有可操作性，为反腐败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但是，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直接测量腐败是相当困难的。经过不断摸索，目前学术界运用的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所谓客观测量法，是通过统计分析各种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来揭示腐败的总体状况，包括腐败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和数量分布、腐败案件发案数量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客观测量法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有着很大局限性。因为在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实际所发生的腐败的“冰山一角”，只占腐败实际数量的一部分，它只能反映社会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不能准确说明腐败的实际程度。在操作中，往往只能根据案件查处率或者腐败黑数（已发生而未被查处的腐败数量）来反向推测实际腐败数量。即：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腐败黑数；或者，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案件查处率。

但人们对案件查处率和腐败黑数的推测只能从主观出发，分歧极大。

所谓主观测量法，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材料分析等方式了解不同人群对腐败现状的主观评价，以此为基础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都是基于主观感觉的，其中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包括：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和行贿指数，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标，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非法支付、司法腐败、贿赂和回扣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贿赂和腐败、透明度指标，等等。从主观感觉的角度对腐败进行定量研究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有时候主观的感觉可能比客观情况更为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腐败的感觉程度越高，外国投资者在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公众对政府施加的反腐败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对腐败程度的主观感觉可以成为衡量腐败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般而言，客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的现实分布状况与危害的分析，主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程度的总体评估。在实践中，需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配合。

二、中国腐败现状的客观测量

为了相对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中国腐败的现实状况，我们首先采用客观测量法，对官方正式公布的腐败案件进行汇总统计。在我国，反腐败的官方机构主要有三个：一是政府内设的行政监察机关，与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统称纪检监察机关，负责调查处理党政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并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涉嫌犯罪的，则移送国家司法机关处理。二是国家检察机关，即各级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对涉嫌犯罪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起诉。三是国家审判机关，即各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负责审判腐败案件，决定刑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中所披露的数据，可以绘制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的腐败变动趋势图，更加直观地进行分析。

1.腐败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

在全国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趋势势图中，虽然有些数据缺失，但其基本规律还是比较明显的。（1）1980—1988年是第一个腐败周期。1980年1—9月检察机关立案数量只有4400件，1982年1—9月上升为32605件，1996年达到高峰49557件。大案要案在1982年只有2512件，1986年同样攀升至高峰13888件。涉案金额则从1984年的0.9亿迅速上升到1986年的8亿元。此后该走势开始下降，至1988年第一个周期结束。（2）1988—1992年是第二个腐败周期。检察机关立案数量和大案要案数量全线上扬，在1989年分别达58926件和13057件，涉案金额在1990年达8.1亿元，形成第二个高潮。其后，腐败趋势得到遏制，于1992年降至低位。（3）1992—1998年是第三个腐败周期。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起步，上述三个指标逐年上升，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达到历史顶峰145497件、48066件和67.8亿元。1997年后，三大指标出现迅速下降的态势。（4）1998—2002年是第四个腐败周期。1998年后，腐败仍然在滋生蔓延，但其势头受到扼制，波动幅度明显减小。

2.腐败案件涉案人数的变动

从全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查处与腐败有关的犯罪人员的数据可以看出：（1）1988—199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其中1988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为10356人，法院判刑的腐败分子人数为9832人，均处于相对低位。此后两方面的数据都缓慢上升，1991年检察机关公诉人数增加到24176人，法院判刑人数增加到20670人，达到这一周期中的最高峰。到1992年，公诉人数下降为18536人，出现衰退。（2）1992—1998年为一个腐败周期。从1992年起，腐败涉案人数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检察机关公诉人数于1994年达到新高点39802人，经过短暂下降之后迅速反弹，在1997年攀升到顶峰96349人。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则在1996年创出新高65424人。随后，其趋势开始下降。（3）1998—200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全国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从1998年的15670人起步，逐年增加到2001年的20120人，此后开始向下减少到2002年的13839人。

3.涉案县处级以上官员人数的变动

根据全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查处的腐败犯罪分子中县处级以上人员的变动数据，可以更明确地验证前面所提出的趋势：（1）1988—1993年为一个腐败周期。1988年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为194人，1990年跃升为1188人，1992年达到1488人的高峰，1993年回落到1037人。而在此期间，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比较少见，甚至有逐年减少的趋势。（2）1993—1998年为一个腐败周期。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从1993年的1037人迅猛上涨，1996年达2699人，1997年达2577人，1998年下降为1820人。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也从1993年的低谷迅速攀升，除1996年之外，每年迭创新高，1998年达491人。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法院判刑人数的变化在时间上滞后于检察院2年之久。（3）1998—200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经过1998年的小幅回落之后，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重新上升，2002年创出历史最高3269人。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则自1998年的高点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阶段性低位405人，其后重拾升势，同样于2002年出现历史最高点819人。

三、中国腐败现状的主观测量

如前所述，因为腐败具有隐秘性，客观测量法难以完整地反映腐败现状，需要运用主观测量法加以补充。下面，我们列出中国在几种主要的腐败主观指标中的得分和排名情况。

在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几种腐败主观指标中，中国排名都较低，说明中国属于世界上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1998年公布的贿赂和腐败指数中，中国得分3.53，在59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1位，居于中下游。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999年公布的贿赂和回扣指数中，中国得分2.222，在47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7位，明显处于末尾。在世界银行2000年公布的腐败控制指数中，中国得分－0.289，在151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82位，也是中下游。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中，中国得分波动较大，从90年代前的5.13、4.73直降到1995年的2.16、1996年的2.43，并分别处于样本国家中的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五位，说明中国清廉状况迅速恶化。1997年后，中国得分大致稳定在3左右，在各国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中国腐败现状的描述，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各有所长，各有侧重，结论也不尽一致。但在总体上，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共同说明我国腐败发生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综合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现象的发生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的矛盾和摩擦有着密切关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1980—198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一个周期。我国在1980年左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物质利益的分化尚未全面展开，腐败案件的数量、涉案金额和人员都相对处于低位。但随着改革和利益分化进程的深入，腐败发生率逐渐上升，大约在1986年达到第一个高峰。此后，随着社会对腐败关注的增多和廉政建设的加强，这一趋势开始下降，至1988年第一个周期结束。在第一个周期中，腐败出现了波谷与波峰，整体趋势是逐渐向上，但与此后的腐败周期相比较尚处于低位，腐败并不严重。

1988—1992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二个周期。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和中国独特的双轨过渡模式，价格双轨制等大量出现，据测算，当时我国商品、贷款和外汇等的双轨价格的差价占国民收入的40%左右，这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腐败现象在1989年前后达到第二个高潮。其后，官方反腐败力度明显加强，腐败趋势得到遏制。1992—199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三个周期。进入90年代，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改革触及到敏感的要素市场，但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租金规模并未呈大幅度下降。此时，在金融、证券、产权转让等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腐败形式，涉及的金额远远超过以前的规模。可以说，这一段是我国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其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同年，中国反腐败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从以前的注重治标（查处大案要案）转向注重标本兼治，强调通过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等措施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这种新的反腐败思路取得较好效果，到1998年腐败发案数据迅速下降。

1998—2002年，中国腐败波动进入第四个周期。1998年之后，腐败也有逐渐增长的趋势，但增长速度受到限制。而且，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制度化反腐败的轨道，腐败的波动幅度也明显下降。在这个阶段中，腐败案件和涉案人数的总量比前一阶段有所减少，显示出腐败在总体上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但是，腐败大案要案数量、涉案金额和县处级以上人数明显增加，远远超过以前的几个时期，这说明腐败大案和高层腐败开始成为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四、中国腐败后果的估算

准确估算出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是一件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任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性地估算中国腐败引起的经济损失。

1.根据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来计算腐败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

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要提交工作报告，具体汇报其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犯罪的情况，一般包括案件数量、涉案人数、涉案金额（即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等方面的数据。同样，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要向对应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工作报告，也必须披露上述数据。例如，在2003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1998—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查办危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84395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20多亿元。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则称，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共判处犯罪分子8330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2662人。

中国共产党在各级党委中设有专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它们必须向各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例如，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纪委工作报告指出，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然而，我国反腐败数据的统计和披露还很不全面、很不规范。如纪检监察机关和法院往往只公布查处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没有或者只是偶尔提及涉案金额，让人无从计算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这方面，只有检察机关的工作最为系统。从1983年至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在工作报告中都公布了查办腐败案件所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数据，累计金额达491.3亿元，平均每年25亿元左右。我们可将之视为20年来腐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量。

2.引入腐败黑数和破案率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

显然，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够被发现和查处，上述官方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只是中国日益猖獗的腐败现实中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要想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问题通常出现于转型期的制度空白处，即发生在“灰色地带”，根据现有法律往往无法判断其是否属于腐败。

因此，一种可行的做法是，根据案件的平均查处率（或腐败黑数）来反向推导实际的腐败数量，并以此为基础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如果我们假设腐败案件的查处率为10%，那幺实际的腐败数量就是官方披露数量的十倍，其经济损失也相应地有十倍左右的变动。运用这一方法来推测我国1983年至2002年的腐败损失情况，可知，官方公布的腐败经济损失金额为491.3亿元，以此为基数可推出此期间我国腐败的总经济损失为5000亿元上下，平均每年250亿元。

但问题在于，对案件查处率和腐败黑数的推测只能凭借主观感觉和经验，缺乏实际的标准，不同的人们之间容易产生分歧。在许多学者看来，上述估计显然过于保守。例如，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裴敏欣认为，1999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 的4.79%.而胡鞍钢教授认为，在90年代后半期，我国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寻租性腐败等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

总量的13.2%—16.8%.3.根据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租金的规模来估算腐败的规模和损失

寻租耗费的估算方法，起源于对于市场垄断的社会成本的估算。根据胡和立的估算，1987年我国商品、资金和外汇的双轨差价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1988年我国政府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其它租金约1000亿元，总计4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11738亿元）的40%.万安培认为，1992年我国因商品差价带来的价差租金不少于766.6亿元，因银行贷款利差带来的利差租金达1983亿元，因汇率差而形成的租金为1157.1亿元，其它租金2437亿元，当年各种租金总额合计6000多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20223亿元）的32.3%.需要强调一点，对中国这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寻租活动与腐败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通过寻租而进行的贿赂型腐败是一种最为主要的腐败类型。所以，很多学者运用寻租理论对各类租金进行了估算，并将之等同于腐败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但我们认为，租金的存在只是说明了寻租的潜在收益和腐败的潜在诱因大小，它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寻租和腐败行为；腐败的形式也不仅仅限于寻租，还包括直接贪污、侵占、挪用公款等。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租金直接视为腐败的经济损失。当然，通过对租金规模的定量计算，可以知晓寻租诱因的大小，也可以了解行贿受贿激励的大小，这有助于深化对腐败损失的研究。

第二篇：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论文重点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论文

关键字：经济 亿元 数量 损失 测量 案件 周期 腐败

一、腐败现状的测量方法

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我们认为，腐败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它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和影响。要科学地研究腐败的后果，首先必须精确地对腐败发生的现实状况进行测量，并以此为基础合理、科学地估算其影响。只有将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使之走向精确化，才能具有可操作性，为反腐败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但是，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直接测量腐败是相当困难的。经过不断摸索，目前学术界运用的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所谓客观测量法，是通过统计分析各种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来揭示腐败的总体状况，包括腐败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和数量分布、腐败案件发案数量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客观测量法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有着很大局限性。因为在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实际所发生的腐败的“冰山一角”，只占腐败实际数量的一部分，它只能反映社会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不能准确说明腐败的实际程度。在操作中，往往只能根据案件查处率或者腐败黑数（已发生而未被查处的腐败数量）来反向推测实际腐败数量。即：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腐败黑数；或者，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案件查处率。

但人们对案件查处率和腐败黑数的推测只能从主观出发，分歧极大。

所谓主观测量法，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材料分析等方式了解不同人群对腐败现状的主观评价，以此为基础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都是基于主观感觉的，其中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包括：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和行贿指数，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标，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非法支付、司法腐败、贿赂和回扣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贿赂和腐败、透明度指标，等等。从主观感觉的角度对腐败进行定量研究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有时候主观的感觉可能比客观情况更为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腐败的感觉程度越高，外国投资者在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公众对政府施加的反腐败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对腐败程度的主观感觉可以成为衡量腐败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般而言，客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的现实分布状况与危害的分析，主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程度的总体评估。在实践中，需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配合。

二、中国腐败现状的客观测量

为了相对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中国腐败的现实状况，我们首先采用客观测量法，对官方正式公布的腐败案件进行汇总统计。在我国，反腐败的官方机构主要有三个：一是政府内设的行政监察机关，与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统称纪检监察机关，负责调查处理党政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并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涉嫌犯罪的，则移送国家司法机关处理。二是国家检察机关，即各级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对涉嫌犯罪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起诉。三是国家审判机关，即各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负责审判腐败案件，决定刑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中所披露的数据，可以绘制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的腐败变动趋势图，更加直观地进行分析。

1.腐败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

在全国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趋势势图中，虽然有些数据缺失，但其基本规律还是比较明显的。（1）1980—1988年是第一个腐败周期。1980年1—9月检察机关立案数量只有4400件，1982年1—9月上升为32605件，1996年达到高峰49557件。大案要案在1982年只有2512件，1986年同样攀升至高峰13888件。涉案金额则从1984年的0.9亿迅速上升到1986年的8亿元。此后该走势开始下降，至1988年第一个周期结束。（2）1988—1992年是第二个腐败周期。检察机关立案数量和大案要案数量全线上扬，在1989年分别达58926件和13057件，涉案金额在1990年达8.1亿元，形成第二个高潮。其后，腐败趋势得到遏制，于1992年降至低位。（3）1992—1998年是第三个腐败周期。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起步，上述三个指标逐年上升，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达到历史顶峰145497件、48066件和67.8亿元。1997年后，三大指标出现迅速下降的态势。（4）1998—2002年是第四个腐败周期。1998年后，腐败仍然在滋生蔓延，但其势头受到扼制，波动幅度明显减小。

2.腐败案件涉案人数的变动

从全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查处与腐败有关的犯罪人员的数据可以看出：（1）1988—199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其中1988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为10356人，法院判刑的腐败分子人数为9832人，均处于相对低位。此后两方面的数据都缓慢上升，1991年检察机关公诉人数增加到24176人，法院判刑人数增加到20670人，达到这一周期中的最高峰。到1992年，公诉人数下降为18536人，出现衰退。（2）1992—1998年为一个腐败周期。从1992年起，腐败涉案人数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检察机关公诉人数于1994年达到新高点39802人，经过短暂下降之后迅速反弹，在1997年攀升到顶峰96349人。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则在1996年创出新高65424人。随后，其趋势开始下降。（3）1998—200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全国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从1998年的15670人起步，逐年增加到2001年的20120人，此后开始向下减少到2002年的13839人。

3.涉案县处级以上官员人数的变动

根据全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查处的腐败犯罪分子中县处级以上人员的变动数据，可以更明确地验证前面所提出的趋势：（1）1988—1993年为一个腐败周期。1988年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为194人，1990年跃升为1188人，1992年达到1488人的高峰，1993年回落到1037人。而在此期间，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比较少见，甚至有逐年减少的趋势。（2）1993—1998年为一个腐败周期。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从1993年的1037人迅猛上涨，1996年达2699人，1997年达2577人，1998年下降为1820人。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也从1993年的低谷迅速攀升，除1996年之外，每年迭创新高，1998年达491人。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法院判刑人数的变化在时间上滞后于检察院2年之久。（3）1998—200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经过1998年的小幅回落之后，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重新上升，2002年创出历史最高3269人。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则自1998年的高点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阶段性低位405人，其后重拾升势，同样于2002年出现历史最高点819人。

三、中国腐败现状的主观测量

如前所述，因为腐败具有隐秘性，客观测量法难以完整地反映腐败现状，需要运用主观测量法加以补充。下面，我们列出中国在几种主要的腐败主观指标中的得分和排名情况。

在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几种腐败主观指标中，中国排名都较低，说明中国属于世界上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1998年公布的贿赂和腐败指数中，中国得分3.53，在59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1位，居于中下游。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999年公布的贿赂和回扣指数中，中国得分2.222，在47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7位，明显处于末尾。在世界银行2000年公布的腐败控制指数中，中国得分－0.289，在151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82位，也是中下游。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中，中国得分波动较大，从90年代前的5.13、4.73直降到1995年的2.16、1996年的2.43，并分别处于样本国家中的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五位，说明中国清廉状况迅速恶化。1997年后，中国得分大致稳定在3左右，在各国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中国腐败现状的描述，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各有所长，各有侧重，结论也不尽一致。但在总体上，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共同说明我国腐败发生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综合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现象的发生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的矛盾和摩擦有着密切关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1980—198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一个周期。我国在1980年左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物质利益的分化尚未全面展开，腐败案件的数量、涉案金额和人员都相对处于低位。但随着改革和利益分化进程的深入，腐败发生率逐渐上升，大约在1986年达到第一个高峰。此后，随着社会对腐败关注的增多和廉政建设的加强，这一趋势开始下降，至1988年第一个周期结束。在第一个周期中，腐败出现了波谷与波峰，整体趋势是逐渐向上，但与此后的腐败周期相比较尚处于低位，腐败并不严重。

1988—1992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二个周期。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和中国独特的双轨过渡模式，价格双轨制等大量出现，据测算，当时我国商品、贷款和外汇等的双轨价格的差价占国民收入的40%左右，这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腐败现象在1989年前后达到第二个高潮。其后，官方反腐败力度明显加强，腐败趋势得到遏制。1992—199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三个周期。进入90年代，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改革触及到敏感的要素市场，但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租金规模并未呈大幅度下降。此时，在金融、证券、产权转让等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腐败形式，涉及的金额远远超过以前的规模。可以说，这一段是我国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其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同年，中国反腐败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从以前的注重治标（查处大案要案）转向注重标本兼治，强调通过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等措施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这种新的反腐败思路取得较好效果，到1998年腐败发案数据迅速下降。

1998—2002年，中国腐败波动进入第四个周期。1998年之后，腐败也有逐渐增长的趋势，但增长速度受到限制。而且，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制度化反腐败的轨道，腐败的波动幅度也明显下降。在这个阶段中，腐败案件和涉案人数的总量比前一阶段有所减少，显示出腐败在总体上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但是，腐败大案要案数量、涉案金额和县处级以上人数明显增加，远远超过以前的几个时期，这说明腐败大案和高层腐败开始成为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四、中国腐败后果的估算

准确估算出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是一件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任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性地估算中国腐败引起的经济损失。

1.根据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来计算腐败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

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要提交工作报告，具体汇报其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犯罪的情况，一般包括案件数量、涉案人数、涉案金额（即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等方面的数据。同样，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要向对应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工作报告，也必须披露上述数据。例如，在2003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1998—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查办危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84395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20多亿元。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则称，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共判处犯罪分子8330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2662人。

中国共产党在各级党委中设有专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它们必须向各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例如，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纪委工作报告指出，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然而，我国反腐败数据的统计和披露还很不全面、很不规范。如纪检监察机关和法院往往只公布查处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没有或者只是偶尔提及涉案金额，让人无从计算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这方面，只有检察机关的工作最为系统。从1983年至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在工作报告中都公布了查办腐败案件所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数据，累计金额达491.3亿元，平均每年25亿元左右。我们可将之视为20年来腐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量。

2.引入腐败黑数和破案率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

显然，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够被发现和查处，上述官方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只是中国日益猖獗的腐败现实中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要想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问题通常出现于转型期的制度空白处，即发生在“灰色地带”，根据现有法律往往无法判断其是否属于腐败。

因此，一种可行的做法是，根据案件的平均查处率（或腐败黑数）来反向推导实际的腐败数量，并以此为基础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如果我们假设腐败案件的查处率为10%，那幺实际的腐败数量就是官方披露数量的十倍，其经济损失也相应地有十倍左右的变动。运用这一方法来推测我国1983年至2002年的腐败损失情况，可知，官方公布的腐败经济损失金额为491.3亿元，以此为基数可推出此期间我国腐败的总经济损失为5000亿元上下，平均每年250亿元。

但问题在于，对案件查处率和腐败黑数的推测只能凭借主观感觉和经验，缺乏实际的标准，不同的人们之间容易产生分歧。在许多学者看来，上述估计显然过于保守。例如，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裴敏欣认为，1999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 的4.79%.而胡鞍钢教授认为，在90年代后半期，我国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寻租性腐败等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

总量的13.2%—16.8%.3.根据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租金的规模来估算腐败的规模和损失

寻租耗费的估算方法，起源于对于市场垄断的社会成本的估算。根据胡和立的估算，1987年我国商品、资金和外汇的双轨差价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1988年我国政府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其它租金约1000亿元，总计4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11738亿元）的40%.万安培认为，1992年我国因商品差价带来的价差租金不少于766.6亿元，因银行贷款利差带来的利差租金达1983亿元，因汇率差而形成的租金为1157.1亿元，其它租金2437亿元，当年各种租金总额合计6000多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20223亿元）的32.3%.需要强调一点，对中国这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寻租活动与腐败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通过寻租而进行的贿赂型腐败是一种最为主要的腐败类型。所以，很多学者运用寻租理论对各类租金进行了估算，并将之等同于腐败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但我们认为，租金的存在只是说明了寻租的潜在收益和腐败的潜在诱因大小，它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寻租和腐败行为；腐败的形式也不仅仅限于寻租，还包括直接贪污、侵占、挪用公款等。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租金直接视为腐败的经济损失。当然，通过对租金规模的定量计算，可以知晓寻租诱因的大小，也可以了解行贿受贿激励的大小，这有助于深化对腐败损失的研究。

第三篇：浅谈中国腐败

浅谈中国腐败

十八大结束不到一个月，就有十多个官员纷纷落马：11月23日，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曝不雅视频；11月26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涉嫌严重违纪；11月27日，广东英德副市长郑北泉涉嫌徇私枉法；11月28日，阳原市委书记 陈弘平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最值得一提的是12月6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他是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也是十八大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这些官员的落马，让我们拍手称好，暗示着中国的新反腐形势开始，展示了中国反腐的决心。虽然现在我国的反腐开始卓有成效，可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现在得到的成果，要彻底的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还需从根除起。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官员本身有关、法律制度有关、与中国的教育有关等等，要根除腐败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原因。

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关，在中国这个重感情的国家，送礼已经成为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重要方式，朋友买车，朋友结婚，朋友搬新居都要送礼，以表示还“记得”他这个朋友，而往往又“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很多人就利用这一点，开始把这种送礼演化为行贿，手中有点权力的官员看着天上掉下的馅饼怎会不心动呢!于是就形成了现在严峻的腐败问题。

官场上官官相护现象加重了腐败问题。在官场上如果哪个官员不收点烟、酒，那就是官场的“奇葩”，就受其他官员排挤，很多人受于这种“压力”开始违背初衷，随波逐流。当有官员有机会有利可图时，他身边的其他官员会想方设法平分这块“肥肉”，出了事，他们就把自己可以用的权力全都用出来“屏蔽”消息，故当我们查到某一官员有违纪现象时，我们必定在他这起违纪事件上还能找出其他官员涉嫌其中，官员之间的“合作”，让腐败紧紧的埋在地下，也让他得以保身，继续恶行。

法律制度不完善让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每个人都有贪欲，我们现在都很痛恨那些贪官污吏，试想假如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收礼”，并且没有任何的束缚，那么我们有几个人能去拒绝？同样，在我们看到的那些正直、清廉的人，谁敢保证当“白花花的银子”摆在他面前时他不会心动，不会伸手？谁敢保证他在私底下，没有为利益而有“赌”一次的想法？建立更完善的法律制度，让犯罪与否的界限更加清晰，杜绝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发生，让那些蠢蠢欲动的官员清楚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也让他们知道违法法律制度的代价，让制度来斩去更多伸出去的黑手。

中国的腐败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十八大刚结束，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在作报告时说道：“如果腐败问题处理不好，将会亡党亡国。”，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抑制中国的腐败。于是他全国人民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生虫”等等来表露反腐的决心。我们看总书记的简历和事迹，我们会看到习总书记从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开始表现出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卓越的反腐策略，在接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让很多官员不敢再有腐败的念头，他警示人们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美梦，落实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所以他一定能给我们在反腐问题上一个满意的答卷，圆满完成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第四篇：浅谈如何惩治中国腐败

浅谈如何惩治中国腐败

摘要：“腐败”指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或国企权利掌控者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腐败具有腐蚀性和扩散型，激化了社会矛盾并将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是人们大众对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对国家的未来和党的前途将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惩治腐败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繁荣和党的存亡的刻不容缓的毒瘤。对于惩治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进行整治，标本兼治，长期而严厉的进行整治，而非表明面上的形式。

关键词：腐败 惩治 立法 体制 教育

随着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新一代领导人走马上任，我国又不如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阶段，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腐败。

“腐败”指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或国企权利掌控者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腐败不单单是政治上的问题，也不是只有现在才出现，更不是中国特色。然而目前我国整治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已经达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地步，腐败具有腐蚀性和扩散性。它逐渐扩散到整个统治阶级，腐蚀高官掌权者的群体，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而对于腐败的惩治，我们一直都在尝试和探索，但是并不是很见成效，究其本质还是方法不对，或者说不是治不了而是不下决心治理。我们相信党的能力，而对于腐败问题一直模棱两可形式主义的态度，以及雷声大雨点小的效果，或许是时机未到。而如何惩治腐败，不是单方面的问题，而是要从立法、体制改革、教育等多个方面相结合进行彻底的惩治和预防，才能除掉腐败的毒瘤。

第一，作为法治国家，要惩治腐败，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关于惩治腐败的法律系统。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规范，具有震慑力和强制力，是一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是社会公平诚信平等的有力保障。依靠法制，就是要运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一旦有腐败行为出现，就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惩处。如果法律不健全，就会在对腐败惩治的过程中不能达到最有效的效果，发挥法律最大的作用，就会使腐败者不能收到应有的惩罚，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能很好地维护。因此，规范、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产生腐败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制、靠制度。要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用法律和制度规范、分解、监督、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

惩治腐败的法律要包括的很多内容，包括腐败的分类，腐败的级别，腐败的惩罚以及预防。其中对于腐败的惩罚和预防是重中之重，重罚之下，必然会有超强的威慑力。纵观古今中外，在我国历史上，明朝是对腐败治理的最为严厉的朝代之一，明成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腐败则是恨之入骨，所以在明朝初年，朝廷清廉，政绩卓越，国泰民安。在欧洲国家，对于腐败的惩罚和预防做的最好的国家要数瑞士，对于腐败的惩治相当严厉的同时，还给掌权者很好的待遇，满足他们的需求，恩威并施，使腐败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第二，有了健全的法律，还需要对法律的执行，这就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完善。我党在惩治腐败这一敏感的问题上，做了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反腐运动的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关键是体制问题。反腐运动的失败的根源在于，让自己切除自己的毒瘤，如同执刀者与挨刀者本就是一个人，试问正常人谁会自己砍自己一刀，还一刀毙命。

在惩治腐败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治理腐败的机构，而这一机构要独立于现在的掌权机制之外。而且要把反腐败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以国家法律为行事准则，彻底的执行国家反腐败法律，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使之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需要对权利的弱化和掌权者行使权力的公开化，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第三，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只是在政界国企等领域，而是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要想根治，还要进行思想上的根除，这就要靠教育。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国法与党规党法虽有不同，但它们相辅相成、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国家的命运，一定要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才能提高掌权者的整体思想素质，使廉政之风在党员中在领导层中经久不息。

同时还要对人民的思想进行教育，现在的教育以权力的教育为教育，而使得传统的优秀美德和基本道德缺失，是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出现病态偏差。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道德沦丧的病态之中。而大众的思想健康健全，将对掌权者的监督发挥巨大作用。

对于反腐的教育，领导的作用也很重要。这就是领袖的作用，在明朝时期，明成祖朱元璋生活勤俭，所以整个社会都是以勤俭为荣，廉政之风成为主流。而在清朝乾隆年间，由于皇室的奢华，导致朝廷奢靡之风盛行，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珅这一清朝第一大贪官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治理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必须加强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相统一的惩防体系建设。惩治腐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手软，国家有必要重新修订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突出重典惩腐的立法精神。对腐败分子，不管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名气多大，一律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财产来源不明等案件，使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精神上后悔莫及，使之真正得不偿失，实现由不敢腐败到不想腐败的转变。而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经过国家几代领导人得不断努力，我们相信在新一代以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惩治腐败的力度必将不断加大，措施必将越来越完备，预防腐败的效果必将更好，腐败行为必将得到有效治理，党风、政风和民风必将全面改进，必将搬到腐败这块大石头，是我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第五篇：浅谈我国腐败现状与反腐对策

浅谈我国腐败现状与反腐对策

摘要:腐败,是指生物有机体受到外界有害菌体的危害侵蚀发生的腐烂变质现象。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则是整个社会丑恶现象在社会和政党团体内的集中表现。所谓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违反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危害社会的一种畸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不 及时铲除，将会产生癌变，其后果，轻则贻害百姓，重则亡党亡国。因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反腐败现已成为公众深切关注的事情。基于此，很有必要对腐败问题重新审视，以期对症下药，彻底根治这一社会顽疾。

关键词: 腐败现象毒害反腐对策

一、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及腐败现状

（一）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

1、道德观念淡薄

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2、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漏洞

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3、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

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4、国家福利制度未能跟上经济发展

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政府则坚决摒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那种貌似反对特权,实际产生更多特权的低工资政策,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比较优惠的工资政策,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

（二）腐败问题的现状

1、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化县处级干部卷入其中；河北省原国税局原局长李真一案，牵扯到县处级以上干部67名，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二、腐败的危害

腐败现象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所以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对全社会而言，腐败却不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而只是将大量的社会财富从广大消费者转移到少数垄断生产者手中，将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国有资产、公共资源转移给少数腐败分子、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利益相关者，也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危害，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拉大了，关系疏远了，也构成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

1、腐败使国有资产造成严重流失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材料显示，从1982年到1992年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其中大约3300亿是官僚主义失职、贪脏枉法、管理混乱等造成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我国仍有5800万人口没有脱贫、城市职工大概有几百万人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分配不公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强调收入上要拉开档次，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是，有些人不是靠公平竞争，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逐步致富，而是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家财产，掠夺人民的血汗，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当有些人手中的财富集中到一定数额时，他们就要向共产党买官；当买官的“人”形成一定阶层时，他们必然向共产党摊牌，要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社会贫富不均、不稳定、不和谐使社会基本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安定。

2、社会主义党的风气受到损害

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正的，是代表大多数群众利益的。这正是社会主义事业党的正义性之所在，也是社会主义能够树立党的风气。但是，腐败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如果人民群众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不公正的话，久而久之，就会对党和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严重影响党的风气，党的执政地位就难以保持。

三、反腐对策

治理腐败，犹如中医治病，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物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反腐败重在治本抓源头，主要是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下面针对腐败的原因分别做出举措。

（一）政治领域：重在树立正确地权力观，建立建全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机制。一，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是防止权力异化、避免腐败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情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坚决不办。”只要我们坚决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些要求去做，就一定能够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二，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才能使权力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防止

权力的异化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三，必须对监督的重点对象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健全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述廉评廉考廉制度、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制度化等。

（二）经济领域：重在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建立健全防止违法和违背商业道德行为的有效机制。首要的是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其根本点是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为人民服务视为人生最有价值的事业，这样才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尊重权力的公共性，从根本上拒绝腐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二要健全市场运行机制，三要建立健全权力的市场失灵机制。

（三）法律领域：

1、法制化是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基本要求：有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健全的廉政建设法律体系。

2、有一套依法建立的比较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保证权力的授予和运行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

3、建立健全有足够权能的执纪执法机构，并保障其保廉惩腐的职能不受随意干预。

4、能够及时揭露并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5、加强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的素质和公民依法监督的自觉性。

（四）文化与社会领域：重在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群众观，建立健全崇廉鄙贪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一, 应积极挖掘廉政文化资源，倡导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廉政文化，让廉洁现场理念深入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的整体效能，进一步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影响面、教育面，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领导干部应进一步端正从政理念，正确对待环境，努力从自己做起，顶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守得住气节，展现出廉洁从政的崭新风貌。二，社会上，其着力点在于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基础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干部服务群众、群众有效监督的有效机制。社会和谐是预防腐败的基础。健全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参与性，鼓励和支持群众揭发举报腐败问题。只要把干部的行为严格地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之内、监督之下，就能够帮助干部有效地预防腐败。

参考文献：

【1】田锡富《探讨腐败的历史根源，夺取反腐败的新胜利》（《社会科学动态》1997年第七期）

【2】曾凡《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95页

【3】李玉赋。关于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行政管理改革，2009，2：38~45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53

【5】邵道生。我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展的四个阶段。廉政瞭望，2006年版，7：40~41

【6】王焕章。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11）：7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