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2014-09-11 09:41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 杨兴坤
本文所研究的腐败，是指违法以致犯罪，违反党纪以致受到撤职、免职、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两年以上处分，由中央纪委进行了立案调（审）查的行为。文中省部级官员是指在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副部级及以上或享受副部级及以上待遇的官员，不包括军队系统查处的腐败官员。
一、现状
1.涉腐数量大，年均查处6人以上
自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于1986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1986年9月19日被开除党籍，因受贿罪于1987年2月1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28年零四个月间，我国共计查处了181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平均每年有6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其中5名为女性。对于省部级官员来说，如此之巨的腐败人数，可以窥测出我国腐败状况的严重性，也反映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参见图1）
2.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空前
自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以来的近两年中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有48人，占181人的26.52%，即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1986年至今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2013年查处20人；2014年到目前为止查处27人，为历年之最；2014年已经过去的8个月中，平均每个月查处3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查处力度。48人中地方党政机关34人，国家部委局以及协会6人，国企4人，全国政协2人，中央政法委1人（***），全国 人大1人。其中副国级以上的2人，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副国级）、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正国级）。如上情形表明，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反腐力度空前加大。2014年5月，我们估计全年查处省部级官员会在16人左右，到目前为止已有27人，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全年有可能还会增加。这无疑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的坚定决心和从严治党的恒心。
3.腐败高官渗透各权力机关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十多个国家部委局以及大型国有企业中。其中地方党委30人，地方人大18人，地方政府38人，地方政协24人，地方法院6人，地方检察院3人，地方纪委2人，地方统战部及其他5人；国家部委局、署、（协）会24人；国企25人（其中金融行业10人）；全国人大2人；全国政协2人；最高法1人；中央政法委1人。
可以看出，地方党政机关官员的腐败情形较为严重，省级人民政府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数量最大。同时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法院、检察院、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也未能幸免。作为立法机关的地方人大和全国人大也都有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
大型国有企业查处了24名省部级官员，其中金融行业10名，国有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各2名。国家部委局中，原铁道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药监局是省部级官员腐败查处人数较多的单位，这可能与这些部门涉及工程和审批权力较多有关。
这表明腐败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反腐败没有也不能有禁区，唯有如此，腐败治理才有成效，从严治党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腐败高官区域分布：中东部地区严重
1986年至今，地方党政机关中共计被查处了126名省部级官员，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有4人以上被查处，遍及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也许是因地处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等原因，西藏成为大陆地区唯一一片纯净的天空。
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资源大省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明显多于西部地区。广东省查处的人数最多，为9人，其次是山西省，查处8人。东部10省（市）涉及44人，平均每个省（市）4.4人；中部6省涉及33人，平均每个省5.5人；西部11省（市、自治区，西藏无省部级领导被查处，不计）涉及39人，平均每个省（市、自治 4 区）3.5人；东北3省涉及10人，平均每个省3.3人。这表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沿海地区是反腐败的重要地区。
十八大以来，地方党政机关中总计被查处了34名省部级官员，除河南外的中部五省共查处了17名省部级官员。这可能表明，反腐败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同时，也可能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内陆地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腐败也在进一步蔓延。
5.涉腐官员职位高权力大
省部级高官，都是某一部门、地区、行业或领域的主要领导或一把手，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近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6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副国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分别是陈希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陈良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以及苏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二、趋势
1.拉帮结派、腐败群体化
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其犯案呈现群体化、集团化的特点。他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公开报道来看，超过30%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具群体化特征，省部级官员腐败几乎没有只涉及一人的案例。有效预防官员腐败的群体化，需要建立权力制衡机制，而查处官员群体腐败，应采取“离间计”的方式。
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查处了李春城（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郭永祥（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李崇禧（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海南省查处了冀文林（时任海南省副省长）、谭力（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从目前的报道来看，上述人员或多或少与***案有所牵连，是官员群体化腐败的案例；山西省查处了金道铭（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善学（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令政策（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聂春玉（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润厚（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加上曾任职山西的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更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十八大以来，江西省查处了陈安众（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木根（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委员），湖北省查处了吴永文（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6 柏槐（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有明（时任湖北省副省长），这些腐败案件都带有明显群体特征。
中纪委2003年查处的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案例，所谓“河北贪官权力场”名单中的人都与程有所联系，特别是其前后两任秘书吴庆
五、李真更是和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早些时候，中纪委1990年查处的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也是一个典型，被查处的局级干部有15人，处级干部有19人，科级干部有13人。
具有群体化特点的涉腐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与副省长刘长贵，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党组成员何洪达，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与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王落马的官员有22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时任辽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与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大致同时被查处，并称“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重庆的秦昌典（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王式惠（时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引发黑龙江人事地震的韩桂芝（时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时任甘肃省委 7 常委王军，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及上海社保大案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后两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同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的胡楚寿与于大路，等。
2.以权谋私、腐败家族化
媒体估计，官员腐败与家属子女有关联的超过60%。有道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超过30%的被查处省部级官员的家属或亲友或多或少涉及犯罪事实，或者其配偶行贿受贿，或者其子女利用其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案其家属、子女也多有涉及。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是因为女儿出国留学，而收受巨额贿赂。时任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和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是为了儿子而走上腐败之路，李嘉廷甚至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无论坦白交代问题，还是检举揭发别人，都是为了李勃，包括上诉也是为了他。” 程维高主要是为其子程慕阳谋取利益。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2002年出逃至今），其亲属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为夫妻勾结受贿。
鉴于官员腐败家族化，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查处官员腐败可将其家属、亲友作为突破口，而预防腐败，不能只仅仅从官员自身入手，还应从其身边人着手。3.权色交易、生活腐朽化
在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超过40%的被公开报道有不正当两性关系。2010年初，媒体曾报道，2009年17位省部级高官落马，6人有情妇，落马巨贪九成包养情妇。有的省部级官员直接因为情妇举报或为情妇牟利而最终被查处，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是因为雇人炸死情妇而最终被查处。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和五个女人的故事，陈希同与王宝森建造别墅及购臵设备供他们与情妇玩乐，花掉了3521万元。***被指“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陈良宇被指“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成克杰沉湎女色，包养情妇李平。这些案例证实了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生活极为腐化。因此，反腐败也可以从官员的日常生活入手。
4.钱权交易、腐败金钱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小，一般为几千或者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以1999年查处的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长清（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案为分界线，其后涉案金额急剧增加，一般都在几百万、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2007年查处的陈同海（时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案，涉案金额高达1.97亿元。（参见12版表4）5.负隅顽抗、关系涉黑化
省部级官员作为高级官员，其社会关系网复杂，自不待言，有报道称李嘉廷案涉及的关系网比“厦门远华走私案”还要大；部分犯案省部级官员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打击报复举报人。从有关报道来看，有省部级官员牵涉其中的四川富商刘汉案件即带有黑社会性质。当王怀忠（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知道中纪委正在调查其案件时，设臵障碍，阻止中纪委调查，并试图贿赂中纪委办案人员，其反侦查能力表现得尤为突出，给案件的审理造成极大困难；而程维高不仅破坏中纪委的调查，而且打击报复检举人，恣意将举报人投入狱中。时任山东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雇凶将情妇炸死，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吕徳彬雇凶杀妻，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具有黑社会性质。
当前的“老虎反扑”论，其实指的就是某些高官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阻止反腐，避免被查处，保护自身既得利益。
6.蓄谋外逃、呈现国际化
部分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犯案之初或发觉有关部门在调查自己的时候，便蓄谋外逃，赃款转移跨国化，即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这使案件复杂化，侦破的难度更大。这在成克杰和程维高二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成早有预谋，将各种赃款赃物转移到其香港的情妇李平手上；程维高也是早有准备，眼看东窗事发，便将儿子送出国去，并带走了大量的赃款。
2002年被查处的高严，至今潜逃在外。2003年6月被查处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是在外逃途中，被审计署和公安部在首都国际机场拦截下来。2003年获刑的原广东省政法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为儿子办了香港身份证和居留权，然后又让其子披着港商的身份回到内地经商，倒卖土地。这些案例都使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具有跨境跨国的特点。
金融行业因驻外分支机构较多，资金来往密切，该行业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更具有跨境跨国的特征。原中信集团副董事长金德琴多次利用美元、港元、人民币汇兑的机会进行挪用谋利；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所涉案件是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县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属于比较少见的跨国调查。从媒体报道来看，案发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犯罪也具有明显的跨国性。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预防和治理贪官外逃是反腐败的重点和难题。
三、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策 当前预防和治理腐败，从法律和制度角度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学界或政府相关部门普遍认为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障碍或困难。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中央1995年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发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出台以前，可以实行新进公务员、新上任的领导干部（如公开选拔或竞争上岗上来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然后逐步展开；也可以实行在党政机关内部网上公开。如果上述两种办法都无法实行，可以考虑试行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即公务员向纪委申报财产，由纪委掌握，不予以公开，这样即使有腐败犯罪行为，一旦暴露，也便于查处。
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人员范围为全体公务人员和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公共组织处级及以上干部。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事项主要包括：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收入、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或以其他方式持有的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 12 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等。一些地方已进行相关试点，可总结加以推广。
2.官员离任审计制度
在官员调离原工作岗位后，对其廉政状况进行审查，可以在处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中实行，以避免带病提拔晋升、边腐边升。此制度的具体实行时间可以由中央或中纪委具体划定。离任审计人员范围为处级及以上干部，审计两次，两次间隔2年。
3.官员财产审查制度
为防止官员经济犯罪，可推行官员财产“三审查”制度，即对官员任前家庭和重要亲友的财产审查、任职期间收入的定期审查、离任前财产增加状况的审查，以防止腐败官员非法转移赃款赃物，减少边腐败边升职的情况发生。我们认为，接受财产审查人员的范围可以定为厅级及以上或处级及以上干部。
3.官员述职述廉制度
应严格要求官员定期向组织报告自身廉政状况和财产状况，并在单位内部公示；官员应自觉主动接受监督主体的监督，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质问和询问。官员述职述廉 13 人员范围为副科及以上干部。十八大以来，该制度在逐步推进，收到了一定效果。
4.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一是改革党政领导体制。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在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兼职者并不在少数。应改革现有的党政领导体制，调整党、政、人大和政协的职能与结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领导职位之间不宜相互兼任，几者之间权力应互相制约、相互制衡，这样既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又可以减少监督成本，防止腐败发生。
二是改革党政决策制度。为有效遏制腐败，建议试行重大决策相互签署制度，以达到权力制衡目的，即重大决策由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相互签署。如市委书记决策，需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都签署，反之，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决策亦需其他同级签署，以实现一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预防腐败，避免部门一把手滥用决策权。
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为何不听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的建言和批评？为何被指责贱卖价值千亿元的矿区给四川富商刘汉？部分原因即在于其在云南省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而对其权力运用缺乏监督制衡。三是创新权力运行机制。目前，各级政府机关的正职如省长、局长，除主持全面工作外还要分管一定具体事务；副职如副省长、副局长分管部分事务，但正职疏于对副职监督，也不太熟悉或过问副职分管的业务。
可以让正职不再直接管人、财、物等工作，各项权力分解交由副职分管，正职履行监督职能，副职行使决策权。副职就分管领域的事务进行决策，重要决策（如重大工程招标）报正职签署，在单位内部形成权力制衡、相互监督的格局，以减少腐败。一旦查出问题，追究正职的监督失责问题，追究副职的决策失误问题。今年7月被查处的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和2012年被查处的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能随意将自己的所谓“专利发明”运用于自己所管辖的部门，显然是权力在二人所管辖的“王国”里没有任何制衡和监督所造成的。
5.规范招标采购制度
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40%涉及房地产、建设工程等重大工程项目。为遏制工程腐败，应建立公平竞争、规范运行的工程项目全程公开招投标新秩序。可以考虑电视或网站直播招标过程，便于媒体、群众进行网络监督。同时建议，实行重大招标项目和重大采购项目备案制度，即招标结果必须向上级报告备案，接受审查。6.加强党的巡视制度
2009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对巡视制度做出规定。2013年以来中央巡视工作逐步制度化。从2013年中央的两轮巡视来看，效果显著，第一轮10个巡视点，9个点查出腐败问题，其中3个点存在工程腐败；第二轮10个巡视点中，8个查处腐败问题，其中6个点存在工程腐败，这对监督省部级官员和查处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起到了较大作用。可以考虑将巡视工作制度化，并拓展、延伸，即省级巡视市级，市级巡视县级，县级巡视乡镇。
7.强化反腐立法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先后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3000多项。其中，十六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重大法规制度，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可以讲，反腐立法工作有了重大进展，法制化反腐已成共识。
当前，为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推进反腐败法制化进程，我们认为应尽快制定以下法律法规：《反腐败法》或《反贪 16 污贿赂法》、《廉政法规》、《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等。
作者：北京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 杨兴坤
第二篇：中国60后省部级官员一览
中国60后省部级官员一览
中国60后省部级官员一览
1.正部级
胡春华（1963）中共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孙政才（1963）中共中央委员、吉林省委书记
周 强（1960）中共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
张庆伟（1961）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
苏树林（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1961）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陆 昊（1967）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曹广晶（1964）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2.副部级
（1）中央部委机关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蔡振华（1961）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陈世炬（1963）总书记、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
陈改户（1960）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陈文辉（196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陈向群（1962）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组织二局局长
陈小江（1962）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陈元丰（1962）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丁学东（1960）国务院副秘书长
杜占元（1962）科技部副部长
甘 霖（1963）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副局长、致公党中央常委（女）
韩
俊（196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韩文秀（1963）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贺
荣（1960）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女）
胡祖才（1961）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黄守宏（1964）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蒋旭光（1960）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
姜志刚（1960）国资委副主任
景汉朝（1960）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雷鸣山（1961）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工程稽察办公室）副主任
李干杰（1964）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兼任国家核安全局局长
李国英（1964）水利部副部长
李书磊（1964）中央党校副校长
连维良（1962）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刘
宁（1962）水利部副部长
刘士余（1961）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马军胜（1961）信息产业部党组成员、国家邮政局局长
潘功胜（196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潘 岳（1960）环保部副部长
邱小平（196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沈春耀（1960）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宋
哲（1960）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
孙大伟（1963）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党组成员、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孙华山（1960）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孙绍骋（1960）民政部副部长
田学斌（1963）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王保安（1963）财政部副部长
王
超（1960）商务部副部长
王卫民（1965）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王伟中（1962）科技部副部长
夏 勇（1961）国家保密局局长
信长星（196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姚 刚（196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姚增科（1960）监察部副部长
阴和俊（1963）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尹 力（1962）卫生部副部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晓明（1964）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张亚平（1965）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张桃林（1961）农业部副部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展
涛（1963）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赵大程（1960）司法部副部长 邹志武（1962）海关总署副署长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名单（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两院）
吉 林（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鲁 炜（1960）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
陈 刚（1966）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
陈 刚（1965）北京市委常委、朝阳区委书记
程 红（1966）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市委副主委，市工商联会长（女）
葛剑平（1962）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
尹德明（1964）天津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成其圣（1963）天津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袁桐利（1961）天津市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
熊建平（1960）天津市副市长
任学锋（1965）天津市副市长
尹海林（1960）天津市副市长
曹小红（1961）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女，回族）
陈永川（1964）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沈中阳（1962）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委
赵 勇（1963）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委副书记
张 越（1961）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田向利（1963）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女）黄 荣（1960）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高建民（1960）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汤 涛（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兆前（1962）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陈川平（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王建明（1962）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李 佳（196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潘逸阳（196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李鹏新（1960）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乌 兰（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长(女，蒙古族)
王素毅（196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蒙古族）
白向群（1962）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蒙古族）
刘新乐（1961）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九三学社自治区委主委（蒙古族）
唐 军（1962）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谭作钧（1968）辽宁省副省长
陈海波（1962）辽宁省沈阳市长
刘政奎（1962）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竺延风（1961）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吉林省委副书记
高广滨（1963）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
张安顺（1965）吉林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
庄
严（1967）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姜治莹（1961）吉林省长春市长
刘国中（1962）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张效廉（1964）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韩学键（1961）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
杨东奇（1962）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
夏
杰（1960）黑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女
郝会龙（1962）黑龙江省委常委、孙 尧（1963）黑龙江省副省长)宋希斌（196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长
孙东生（1964）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黑龙江省主委
丁薛祥（1962）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徐 麟（1963）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党委书记
艾宝俊（1960）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尹
弘（1963）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
沈晓明（1963）上海市副市长
蔡达峰（1960）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高小玫（1961）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杨卫泽（1962）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黄莉新（1962）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女）樊金龙（1963）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
王燕文（1960）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女）
葛慧君（1963）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宣传部部长（女）
龚 正（1960）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
陈德荣（1961）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赵一德（1965）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
朱从玖（1965）浙江省副省长
梁黎明（1961）浙江省副省长（女）
徐冠巨（1961）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唐一军（1961）浙江省宁波市政协主席
孙金龙（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安徽省委副书记
王
炯（1964）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唐承沛（1964）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
陈树隆（1962）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
吴存荣（1963）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
曹征海（1960）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夏
涛（1962）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安徽省委主委
陈文清（1960）中央纪委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
杨 岳（1968）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
张志南（1960）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
洪捷序（1960）福建省副省长，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主委
倪岳峰（1964）福建省副省长 王蒙徽（1960）福建省副省长
王文涛（1964）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
谢 茹（1968）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无党派，女）
李华栋（1960）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孙 伟（1962）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
李 群（1962）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高晓兵（1962）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女）
孙守刚（1965）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随莲（1961）山东省副省长、九三学社山东省主委（女）
毛万春（1961）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
毛超峰（1965）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王晓东（1960）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范锐平（1966）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
黄楚平（1962）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书记
唐良智（1960）湖北省武汉市长
郭开朗（1960）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陈肇雄（1961）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张文雄（1962）湖南省委常委、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
何报翔（1963）湖南省副省长
盛茂林（1960）湖南省副省长
刘莲玉（1960）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维刚（1960）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主委
万庆良（1964）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
李
嘉（1964）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
许瑞生（1962）广东省副省长
许
勤（1961）广东省深圳市长
林念修（1963）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余远辉（1964）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
范晓莉（1961）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女)
陈章良（1961）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
蓝天立（1962）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李 彬（1962）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广西主委
李秀领（1962）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孙新阳（1964）海南省委常委、秘书长
李国梁（1964）海南省副省长
康耀红（1963）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史贻云（1963）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海南省委主委
王 路（1963）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海南省委主委
翁杰明（1963）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
吴政隆（1964）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
徐海荣（1964）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凌月明（1962）重庆市副市长 何
挺（1962）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
钱 锋（1964）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钟 勉（1963）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
李昌平（1961）四川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藏族）
吴靖平（1963）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
宁（1960）四川省副省长
曲木史哈（1960）四川省副省长（彝族）
甘
霖（1963）四川省副省长
张雨东（1964）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进四川省委主委
黄润秋（1963）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
陈敏尔（1960）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贵州省委副书记 李
军（1962）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
宋璇涛（1960）贵州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刘晓凯（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贵州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苗族)
喻红秋（1960）贵州省委常委、（女）
秦如培（1962）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
廖国勋（1963）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土家族)
赵
金（1962）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李
培（1961）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高 峰（1963）云南省副省长、无党派
郝 鹏（1960）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公保扎西（1964）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统战部部长（藏族）
秦宜智（1965）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邓小刚（1967）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罗布顿珠（1960）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昌都地委书记、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藏族）
董云虎（1962）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梁田庚（1960）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董明俊（1962）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丁业现（1960）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景俊海（1960）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李进权（1961）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进陕西省委会主委
张晓兰（1965）甘肃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女）
虞海燕（1961）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
张世珍（1963）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甘肃省委主委
吉狄马加（1961）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彝族）
齐
玉（1961）青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毛小兵（1965）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
旦
科（1962）青海省委常委、玉树藏族自治州委书记
王令浚（1965）青海省副省长
马顺清（1963）青海省副省长（回族）
张建民（1964）青海省副省长 刘志强（1963）青海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
苏德良（1960）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徐广国（1964）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
傅兴国（1960）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袁家军（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李文章（1963）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固原市委书记
姚爱兴（1962）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屈冬玉（1963）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黄 卫（196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哈萨克族，196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
库热西·买合苏提
（维吾尔族，196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尔肯江·吐拉洪
（维吾尔族，196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胡 伟（196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熊选国（196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艾尔肯·吐尼亚孜
（维吾尔族，196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孔星隆（196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3）人民团体 王
晓（1968）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范继英（1963）全国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女）
吕世明（1960）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
李
屹（1960）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邓中瀚（1968）中国科协副主席
（4）国有企业
张国清（1964）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
金壮龙（1964）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贺东风（1966）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谭瑞松（1962）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吕世明（1960）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
杨
杰（1962）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国华（1960）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唐登杰（1964）中国兵器集团公司总经理
樊友山（196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吴 焰（1961）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吴生富（1964）中国一重集团董事长
朱福寿（1962）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马正武（1963）中国诚通控股集团董事长
（5）高校
陈吉宁（1964）清华大学校长（副部长级）胡和平（1962）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校务委员会主任
陈雨露（1966）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杨振斌（1963）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周祖翼（1965）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易
红（1963）东南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董
奇（1961）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怀进鹏（196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孙其信（196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6）军队（副大军区）
刘国治（1960）总装备部副部长，少将
杨学军（1963）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少将
杨
晖（1963）南京军区参谋长，少将
第三篇：私营经济发展与官员腐败
私营经济发展与官员腐败
--对1998年至2003年省部级官员违纪案中涉及 私营企业情况的分析
(摘自《理论动态》2004年第1636期)
一、私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腐败的关系
我国私营经济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受各种因素影响，二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
考察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今天私营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之不易。我国的私营经济基本上是从个体户、“夫妻店”、挂靠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形式逐渐完成原始积累，不断成长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依靠党的政策和个人的一技之长，通过艰辛的创业莸得成功。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问题，在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和法律地位已经明确的今天，应当清醒地看到，私营经济发展进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与当前腐败问题有密切的关联。
从某种角度讲，私营经济创业和成长于新旧体制、机制、制度相互冲撞的过程中。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变乃至市场经济初步确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存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不完备的问题，即便是现存的法律或制度也不就是天然正当或合乎公理的。因此，私营经济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出现一些私营企业为了私人利益而利用国家法律法规的漏洞或者超越当时的法律限制的问题，即所谓的打“擦边球”。实践表明，相当一批私营企业把与官员相互利用的手段，运用到自我利益的保护和获取中。对个别利欲熏心的私营企业主来说，拉拢腐蚀官员、搞钱权交易更是其发家暴富的最快捷方式和唯一选择。实际上，前一阶段新闻媒体讨论的“民企原罪”问题，某种程度上揭露的就是部分私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累阶段存在的问题。而出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物质享受等多方面的畸变，一些官员或者与对其拉拢腐蚀的私营企业主一拍即合，或者主动寻求与私营企业主“联姻”，由此形成了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
从纪检监察机关近些年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揭露出来的相当一批官员的腐化堕落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私营企业从中推波助澜，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相利用、相互勾结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以1998年至2003年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为例：6年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109件。其中，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74件，占679%。在经济类违法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的36件，占4865%；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详见附表1)。实际上，根据统计，其他级别官员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经济类案件中，也存在大体相同的情况。可以说，当前的腐败案件,特别是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利用和勾结，已经成为经济类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的突出特征。
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相互勾结，涉及的虽然只是极少数私营企业主，但其产生的危害后果不容忽视。在经济层面上，它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运行环境，导致市场混乱，危及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政治下，它不仅腐蚀仕风，败坏官德，而且权钱结合将破坏政治结构，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危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而对官员和私营企业来说，一旦事发，官员轻则纪律处分，重则锒铛入狱，而看似有如神助的私营企业则更是在饮鸩止渴，不仅为企业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而且在事发后，轻则面临道德拷问，重则私营企业主成为阶下囚，企业发展停顿、甚至破产。
二、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的主要特点
(一)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的基本形式
根据对1998年至2003年间的23起涉刑案件中私营企业与省部级官员相互利用的方式的统计，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勾结的形式多样：
一是渐进型。由于省部级官员位高权重，相对来说不好接触，因此，在这23案件中，采取直接给予重金“搞定”方式作案的情况少见，主要是针对官员的喜好，投其所好，逐步侵蚀拉拢。如，胡长清案中，江西奥特集团总裁周雪华发现胡贪财好色的特点后，多次花重金从外地找妓女供胡嫖宿，由此与胡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进而为自己谋取工程、获得贷款。据统计，95%的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渐进式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方式。
二是迂回型。通过打通官员的家属、身边工作人员等环节，从中谋取利益。李嘉廷、麦崇楷、田凤岐等案件中涉及的个体户和么营企业主，大多就是通过其子女或与其子女共同经商等方式谋取利益的。据统计，65.2%的案件中都存在这种作案方式。
三是色诱型。主要是通过女色引诱获得利益。这其中既有当事者本人通过与官员的不正当两性关系获利的，也有通过提供女色为自己谋利的。前者如云南某私营企业主徐某某(女)就通过与李嘉廷的通奸关系，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由李嘉廷帮助直接获利1800万元；后者如刘方仁案中，私营企业主陈某得知刘与某宾馆理发员郑某某相熟后，极力鼓动郑与刘建立情人关系，为两人建立、保持不正两性关系提供场所、交通工具等便利条件，并送给郑某数10万元，然后通过郑找刘为自己谋取了总价款8000余万元的工程。据统计，143%案件中存在这一问题。
四是介绍型。主要是通过高级干部、重要人物的介绍，使有关官员助其谋利。如，梁耀华走私集团就是通过李纪周的介绍，认识了时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王乐毅，并最终在王的帮助下获得了兴建保税仓、变更仓址的批文。王雪冰案中，一私营企业主也是通过中央国家机关一名干部的介绍认识王后，不断公关，获得巨额贷款。
实践中，上述几种做案方式往往被交织使用，特别是第一、二种方式并用的情况是私营企业与省部级纪官员相互勾结的主要方式，占到了总数的609%，“杀伤力”很强。 最新的一些案例还表明，在私营企业主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上，已经不再是私营企业主单向寻求官员办事，个别私营企业主还开始出钱出力，为官员拉关系，帮助其获取荣誉，晋升职务。这表明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利用、钱权联合进一步加深，其中隐含的内容很多，值得高度警觉。
(二)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涉及的领域
与其他一般违纪违法案件相比，私营企业与官员勾结谋利涉及的领域比较集中，特点鲜明。根据对36名为私营企业办事牟利的领导干部所办的121件事的统计，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金问题。主要涉及借款、贷款、为借、贷款提供担保，开具信用证、资金证明，帮助集资、协调、审批资金审批额度，追收拖欠款等方面，共27件，占总数的223%。二是承揽工程问题，为21件，占174%，主要涉及项目审批、工程承包、招投标、提供作对象、提供内幕信息等问题。三是土地审批问题，主要涉及经营性用地的立项、审批、土地转让、协议出让、变更用地规划等问题，为18件，占149%。四是办理证照、批文问题，主要涉及企业各种执照、证章、车牌、批文等，为15件，占124%。以上四类问题占到官员为私营企业谋取利益总数的67%，私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益最大、最多。
其他类型主要有：解决子女上学、就业、谋取政府职务、介绍关系等。
(三)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勾结作案涉及的金额巨大
从对23名涉及私营企业的省部级官员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的统计看，涉及私营企业主所送钱物高达147亿元以上，占全部涉刑案件总金额数的908%，是同期省部级官员其他经济犯罪案件涉案数额的247倍，程度十分严重。
当然，从私营企业的角度看，这种巨额付出是物有所值的。私营企业主往往以此为代价，从中获得数倍、数十倍的直接利益。实际上，如果加上私营企业从中间接所获利益，并考虑到犯罪黑数的存在，私营企业通过与官员的相互利用和勾结，所获利益往往是其付出的几十倍，甚至更高。
三、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产生的原因
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的产生既有个案因素和明显的具体行为人的特点，但其中也反映出深刻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健全，制度漏洞多，为私营企业和官员的相互利用、勾结提供了空间。特别是我国是一个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影响巨大。同时，我国也是一个后发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集中社会资源搞建设，长期以来又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客观上强化了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影响力。前述统计中所有涉及私营企业的经济类案件中，36名省部级官员主要是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无论是谋求发展的私营企业主，还是追逐铜臭的非法分子，都把目光集中到那些掌握实权的官员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权力的关系，私营企业所“傍”官员的级别基本与其获得的利益成正比。
二是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尚待改善。主要体现在：所有制歧视，政策环境不公。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收环境、技术支持、人才引进、公共服务甚至政治动员等方面受到的约束很多，市场地位不平等；行政审批、监管多，收费多、手续繁琐、管理、服务不力。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私营企业发展。以姿金审批问题为例，我国私营企业属自发发展，起步时间短、投资少、规模小。随着企业发展外向扩张动力的增强，资金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十五大以来，私营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更加强烈，单纯依靠内部积累远远不能满足私营企业扩大投资的要求。但受所有制歧视及借、贷款手续繁琐、额度小、利率高、担保要求高、证券市场准入门槛高、整顿民间借贷等因素影响，私营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一些私营企业通过送礼、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资金，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因此，在前述统计中，此类问题居于首位是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再如，以土地审批方面的违纪违法案件来看，既与土地是一种高稀缺性不可再生的资源，在房地产行业多年来利润居高的情况下，竞争烈度增大有关，同时也与现行土地征用审批手续繁琐、透明度低、规划随意性大密不可分。
三是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体素质有待提高。当前，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经营作风、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等存在很大缺陷，这也是其走上利用勾结官员谋利之路的重要思根源。实际下，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告诫的那样，“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同时，私营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财务无序等问题严重，也为其在利益上诱导官员腐败提供了条件。
四、从发展的角度解决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
解决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避免权贵阶层的滋生蔓延，除了必须从防止官员腐败角度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对发现的极少数腐败官员进行认真查处，依纪依法惩处，并大力加强制度反腐建设，以制度减少腐败、制约腐败外，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必须从发展的角度，从推动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层面上，真正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制度，来寻求解决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问题的根本办法。
一是正确认识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进一步明确和坚持私营业主和个体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保障和巩固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推动私营企业主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征，不因其在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而改变这些看法。
二是消除所有制岐视，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政府要坚决地退出某些领域，允许私营经济平等进入，把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同等地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给予公平对待。既使私营企业享有完全平等同等地作为市场竟争的主体，给予公平对待。既使私营企业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更保障私营企业有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
三是切实贯彻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的精神，在及时清理、废止原有的对发展私营经济构成壁垒和障碍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同时，在政策及部门法层面进一步制定具有操作性的保护私有财产、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使私营经济可以无顾虑地健康发展，不用为企业的发展寻求保护，找“靠山”。
四是改善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监管、服务，更新观念，强调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切实为私营企业发展服务，特别是政府要放弃某些权力--政府的权力越多，市场准入的门槛越多、越高，则“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利用和勾结的空间就越大。
五是依法处理私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市场主体都应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那种认为要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就要对私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网开一面的认识是错误的，要要保护私营经济，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指导、引寻的同时，对私营企业中出现的各类违法问题，要敢于和善于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依法外理。
(摘自《理论动态》2004年第1636期)
第四篇：浅谈中国的腐败及其治理
浅谈中国的腐败及其治理
专业：药学英语，班级：2班，姓名：蔡豪，学号：141020201
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腐败问题一直困扰着历朝历代的领导者。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八大中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广大的人民群众应该坚持党的思想，相信党的正确引导，党员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腐败的危害并且杜绝腐败。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目前，群众对我们某些干部搞特殊很不满”习近平同志如是说。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因此，在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时，一定要做到标本兼治。扬汤止沸，还不如釜底抽薪。
第一：要完善监督体制。腐败是权力的异化，绝对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此，强化监督机制是反腐败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手段。监督机制的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拥有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其次是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职权需要强化，真正起到监督作用；再次是完善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也即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扩大其受案范围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同时媒体工作者及近些年悄然升起的网络曝光和监督 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加强法制建设。首先必须制定各种反腐败的法律，建立和完善立体的、多方位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不给有贪欲者留有模糊、疏漏等可趁之机。
第三，道德自律和政治责任感的建立。正如习主席所说：再好的法律如果没人执行，也只是一纸空文。任何良好的制度都必须依赖于人去执行，人的素质高低是关键。仅仅依靠外部制约机制去抑制腐败远远不够，还必须通过加强道德制约，依靠道德和正义的力量，根据政府官员的行为和实际利益，通过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监督，以达到制约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目的。
第四，政府应该建立新的官员考核标准。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标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始终对宪法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不懂这个规矩，就不是合格的领导干部。
总而言之，对于贪污腐败，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可以相信，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指挥下，我们最终会建设成一个充满浩然正气，和谐自然的具有中国特色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篇：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的特征分析
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的特征分析
● 涂谦
在55个有明确腐败事件跨度的样本中，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这意味着腐败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9年才会东窗事发”。其中，时间跨度最长者为陈良宇，达18年；跨度最短者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仅为2个月。并且，在腐败期内，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提升。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对其基本特征分析后认为，中国省部级腐败高管的腐败时间跨度较长，且在此期间被提拔现象普遍。“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涂谦的此篇文章选取了中共十六大召开以来（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近一个政治周期内被查出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为样本，其中包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等人。
涂谦发现，十六大以来，我国查出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近7成。
查出的72名官员中，年龄最大的为已退休的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时年74岁。年龄最小者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时年仅49岁。“„59岁现象‟只在平均意义上成立，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
在55个有明确腐败事件跨度的样本中，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这意味着腐败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9年才会东窗事发”。
其中，时间跨度最长者为陈良宇，达18年；跨度最短者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仅为2个月。并且，在腐败期内，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提升。
“腐败领域集中，对„钱、板、色‟的贪图是腐败商富的共同特征”，文章分析指出，经济领域的发案率最高。有不少高官生活严重腐化。其中，还有因情妇举报而后院起火导致自己腐败行迹暴露的高官，如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
作者根据对腐败涉案金额和所受惩处的统计发现，受贿罪是主要罪名，涉案数额巨大，判处死缓的人数最多。
此外，亲属涉案、窝案、串案现象明显。为亲属谋取利益，或自居幕后，由亲属出马贪腐是高官腐败的独特现象。
“特权待遇的事实存在，为腐败现象发生的一大诱因”，作者最后指出，我国官员的福利待遇与其行政级别直接相关，各个档次的待遇成为高官的地位标志和权力象征，加之“公款吃喝、公务旅游”等不正之风的长期存在，给予公共权力掌控者极大诱惑。
原文信息：《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现象的实证研究——以十六大以来72名落马省部级官员为例》，刊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2011年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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