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杜琪峰生平及电影风格
1980年杜琪峰应好友刘松仁之邀，执导了首部电影作品《碧水寒山夺命金》。在动作片和西部片熏陶下度过少年时代的杜琪峰把这部电影拍成了一部武侠动作片。影片上映之后杜琪峰感到自己的经验不足，于是回到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并且由制作助理升至编导、监制[15]。1983年担任无线电视台出品的武侠剧《射雕英雄传》的执行导演[2]。1986年杜琪峰应新艺城老板黄百鸣之邀，执导《开心鬼》系列的第三部《开心鬼撞鬼》。这部电影在香港取得了1600万的票房[15]。1988年杜琪峰和金杨桦合作执导了徐克工作室出品的电影《城市特警》。虽然该片的票房不佳，但是却是他首次接触警匪题材的电影。同年执导由周润发、张学友主演的喜剧电影《八星报喜》。1989年他执导了文艺片《阿郎的故事》。该片是杜琪峰第一次在没有徐克和黄百鸣的情况下自主导演。这部电影不但在香港获得了3100万港币的票房，还为他赢得了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15]。同年他执导了喜剧电影《吉星拱照》。该片于1990年1月18日在香港上映，并且以2029万的票房成绩名列1990年香港十大卖座片之一。
1991年杜琪峰为东方电影公司执导电影《踢到宝》。该片借用了警匪片和灵异片的一些桥段，仍是典型的新艺城风格喜剧。之后杜琪峰和黄百鸣、禤嘉珍联合组建了百嘉峰电影制作公司，公司主要由杜琪峰主持。[16] 1992年执导由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喜剧电影《审死官》。该片于1992年7月2日上映，以4988万的票房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成为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冠军和年度十大卖座片之一[3]。
1993年杜琪峰推出了好莱坞类型的漫画英雄式电影《东方三侠》。同年杜琪峰还执导《东方三侠》的续集《现代豪侠传》。这部电影融合了科幻、灵异、警匪、女侠等各种元素[17]。
1994年在为不同公司制作了大量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后，杜琪峰决定重新思考自己的导演之路。于是他休整了一年。1995年杜琪峰执导了由刘青云主演的电影《无味神探》。这部电影打破黑白对立的传统警匪模式，是杜琪峰电影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18]。
1996年杜琪峰和韦家辉、游乃海等人合组了银河映像电影公司。同年他拍摄了银河映像团队的创业作《十万火急》。这部电影以消防队员的故事为主题，由杜琪峰执导并监制，并且获得了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19]。
1998年杜琪峰凭借电影《真心英雄》获得了第五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导演奖[20]。1999年杜琪峰执导了黑帮电影《枪火》。该片是杜琪峰导演生涯的一次突破，标志了杜氏风格的成熟。凭借这部电影杜琪峰获得了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第3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和第5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导演奖[4]。
2000年杜琪峰凭借电影《暗战》获得了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提名[21]。之后杜琪峰入主中国星集团并担任营运总裁，专门负责影片的制作和发行，并联合徐克、林岭东和陈嘉上等人成立一百年电影公司。同年他还与韦家辉共同执导了爱情喜剧电影《孤男寡女》[22]。
2001年和韦家辉共同导演执导喜剧电影《钟无艳》。同年他还执导了由刘德华和反町隆史主演的动作片《全职杀手》[23]。2002年与韦家辉共同执导由梁咏琪、金城武领衔主演的爱情片《向左走，向右走》。[24]
2003年执导动作剧情片《PTU》。该片是杜琪峰纯粹为自己拍摄的理想电影。凭借这部电影杜琪峰获得了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6]。同年他执导了由刘德华、张柏芝、张兆辉主演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并且获得了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提名[6]。2004年杜琪峰拍摄的《柔道龙虎榜》是一部向黑泽明致敬的作品[25]。同年执导由任贤齐、陈慧琳、张家辉联合主演的警匪片《大事件》，杜琪峰将这部电影拍成了写实片。该片不仅参加了戛纳影展，还让杜琪峰在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礼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26]。2005年杜琪峰执导了对香港黑社会进行全景式描述的写实电影《黑社会》。凭借这部电影他获得了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第12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最佳导演奖以及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提名[7]。
2006年执导黑帮题材的电影《放逐》。该片不仅入围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还让杜琪峰获得了第12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导演奖以及第13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导演奖[28]。
2008年杜琪峰历时四年拍摄的电影《文雀》入围了第58届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同年担任第6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8]。2010年担任电影《报应》的监制，同年他还执导了都市爱情电影《单身男女》[29]。
2011年执导由刘青云、何韵诗、任贤齐主演的犯罪题材的电影《夺命金》。凭借该片杜琪峰获得了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12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导演奖、第3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港台导演奖[9]。同年担任第6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30]。
2013年7月4日执导的电影《盲探》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同步公映[31]。同年执导由孙红雷、古天乐领衔主演的警匪电影《毒战》。该片是杜琪峰首部破亿的影片，同时这部电影还打破了中国内地警匪电影的票房纪录[10]。
2015年，执导由周润发、张艾嘉、陈奕迅主演的剧情片《华丽上班族》；该片上映5天取得4300万的票房成绩[11]。
2016年，与韦家辉联合执导的魔幻大片《天师捉妖》，由巩俐、刘德华和向佐主演[13]。
前言 杜琪峰及“银河映像”所拍摄的黑帮电影，在香港影坛中算是另类。在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导演在一部电影的制作中担当的是大脑的角色，起着主导作用，因每个导演的风格不同，从而导致电影的映像风格都是有差别的，导演的个性会作用于影片当中，主要表现在镜头语言、场面调度、角色表演这些传统领域，然后会扩及到对画面的、光线、色彩、摄影等方面，一位风格独特的导演，其美学追求、电影观念、艺术技巧，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一部电影的形态特征，而杜琪峰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段，在脱离香港传统黑帮电影套路的同时，不断地创新突破，使个人风格彰显于自己的作品当中，阐释着属于自己的黑帮电影。
一、镜头语言的特征
杜琪峰的黑帮电影时常会出现黑色电影的特征，何为黑色电影的特征？在西方美学当中，黑色代表着“罪恶”，所以影片的主要特征就是黑夜的场面比较多，无论是内景还是外景，总是给人阴森恐怖、前途莫测的感觉，而且采用德国表现主义的摄影风格，灯光上皆有鲜明的光暗对比，并制造光暗反差的效果，以深沉的影调来造成一个梦魇般的幻觉，并以单色为主，没有太多的彩色吸引力，并呈现出孤独绝望、悲观无奈的主题意象。而杜琪峰选择的黑社会题材是存在于社会的黑暗面，为了接近真实，突出黑社会的“黑”，场景也多以夜景、内景为主，摄影灯光幽暗，色彩单一，电影所表现的人性阴沉及命运不公的主题，无论视觉效果或内容均灰暗深沉，而杜琪峰在制作地不断摸索中，手法越来越老练，使这些黑色视觉特征完美地出现在自己的电影当中，而又主要体现在光影、色彩、镜头及意向上。(一)光影 电影中常常利用光影的明暗、光色的配置等来营造影像所具有艺术美感和生活的真实感，不同的光线设计会造成不一样的情调，从而达到烘托主题、渲染气氛、刻画形象、增强戏剧性的效果。而低光源照明、阴影、尤其是经由百叶窗或是缓慢的电扇投射所造成的阴影又是黑色电影的一个主要特征，在杜琪峰的黑帮影片中，他也在刻意地营造着这样的阴影，光度常常会出现全暗、半暗或逆光，特别是在封闭室内的场景，人物有时会处在没有任何亮度的环境里，只有语言或是道具的声响，或是一扇开着的窗是唯一的光线来源，采用大量的逆光反射在人物面部也只有一半的光亮，另一半依旧隐藏在黑暗之中，使得人物充满着神秘感或是将要陷入未知的危险之中，如《黑社会》中，黑帮老大们在漆黑的室内，只拉开一个窗帘，光线只足够映亮一张桌子，在开会选话事人，每当一个老大发言的时候，就会给个半张脸的特写，另外一边完全掩藏在黑暗里，讲完之后又慢慢融入黑暗之中，这样高反差的画面给观众一种深不可测的印象，同时又能呈现一种庄严沉重的气氛，而且会加上烟雾弥漫的效果，源于燃烧的烟，如《放逐》中，阿鬼他们在客厅中商讨杀人计划时，桌上烟灰缸里还没熄灭的烟，或是被光线反射的粉尘，如《暗花》里刘青云扮演的杀手，在与梁朝伟扮演的恶警将要生死交锋时候，中间插一段低沉地男性独白，后景牢房的灰尘漫天的飞舞，这些手法会产生一种虚无、悲观与颓废的气氛，从而体现着影片的黑色基调。
（二）色彩
电影的色彩主要体现在色彩基调上，色彩基调主要是指统领全片的色彩倾向和色彩风格，即是色调，又是情调，它往往体现着创作者的创作构思和审美理想，并承担着叙事、表意、抒情的任务。而每一部电影都会有它的色彩基调，“银幕色彩是最容易穿透人物表层空间而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因素”，杜琪峰的黑帮电影也不会例外，在他的电影中有时会在场景中出现香港本土五光十色的广告牌和霓虹灯，但不会像《艋岬》那样让视觉色彩充斥着整部电影，那这样复杂的颜色在他电影中的出现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个镜头，他的黑帮电影要表现的是江湖恩仇，伴随着流血和死亡，红与黑的搭配在《黑社会》的开头时有出现过，洪门八卦图红色和黑色的不断变化下，在讲述着江湖上的血雨腥风，红色代表着流血，黑色代表着死亡，不过这也是如广告牌和霓虹灯一样，只有在特殊的场景，随着影片的需要才会出现，而杜琪峰的电影常常体现着命运无常的主题，有着黑色幽默的同时又带有荒诞性，所以黑、白、灰、蓝所组成的冷色调才是杜琪峰电影的主要色彩基调，在一部电影中，他是不会运用太多饱和艳丽的色彩，多以上述四种色彩搭配调形成一个冷调效果，从《枪火》到《复仇》一直沿用这样的效果，片中的人物的衣着都以灰黑搭配，并根据人物的造型加上深色的墨镜，或手持银白色的手枪，这样的色彩效果更能表达杜琪峰电影中的人物命运变化无常和社会残酷的主题，在采用冷色调的同时又加以低饱和度，这样的处理使影片形成黑白片的效果，从而符合着黑社会存在于这社会状况，《教父》中的黑白色符合影片的基调，黑西装内置白衬衫加上黑的蝴蝶结，为了突出人物黑社会身份，杜琪峰的黑白调色并不局限于对于角色身份的证明，而是为了描画出角色身处在大背景下内心矛盾的心情，这样的黑白片效果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就像中国古代的泼墨画，形里有意，不会呈现单调而带来的视觉疲劳。
（三）镜头
镜头是影像艺术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当电影家开始用镜头来思维创作时，电影便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法，镜头不仅传达着影片的内容和思想，也体现着影片的节奏和风格。而杜琪峰在快慢镜头的运用上把握得很有分寸，分别有着不一样的作用，他的电影情节的时间比较集中，跨度不会太大，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处理小细节或是为了加快影片的节奏，杜琪峰往往会运用快镜头，如《复仇》里阿鬼他们在模拟杀手杀掉费兰斯女儿一家的时候，镜头不停在两者之间快速的切换，而后面费兰斯在雨中与阿鬼他们走散，镜头在费兰斯与路人之间来回的切换为是了加快影片的节奏。杜琪峰慢镜头的运用方面比较别出心裁，很多的慢镜头是用在激烈的枪战场面。一般枪战在动作场面剪接时会连接相当的紧凑，从而来产生紧张的氛围，杜琪峰却反其道而行，他在表现枪战的场面时却用缓慢的镜头来表现枪击的整个过程，并使得人物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被夸张，如《复仇》里，阿鬼费兰斯他们四人在树林里，排好站位，对对方三杀手们进行枪击，是用慢镜头来表现子弹的射出，然后一个镜头特写，刚刚射击完的枪口冒着硝烟慢慢散开，同时慢镜头分别推向四个人面部，四个人的神情被夸张的展现，慢镜头使时间被放大、变缓从而达到延迟时间的效果，这细腻的刻画着人物细节动作，形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意象，从而使双方在死亡的笼罩下达到一种荒诞的效果。杜琪峰在表达死亡的时候常常用长镜头，如《黑社会》中大D被乐少用大石砸死，随后乐少又将大D的妻子用木棍勒死，以至于乐少自己在车上被手下用锤砸死，都是用长镜头来完成的，这固定的长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人物施暴的残忍以及死者在临死前挣扎的痛苦无力，给予观众强烈的视觉震撼。
（四）意象
黑色电影的意象的选用上明显要区别于其他类型片，黑夜、雨、幽暗的街道、昏暗的路灯、茶楼以及饭馆，几乎是黑色电影的标志性因素，这些在一般电影中是难得一见的场景在黑色电影中却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并在表意和营造气氛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杜琪峰电影情节常常会有寓意深刻的意象，在上述的意象中而最常出现的意像就是黑夜和雨，正如吴宇森的枪战前鸽子飞一样，黑夜和雨几乎成了杜琪峰的标志，在他的电影里，事件本身多半发生在夜晚，黑社会分子也多是在夜晚活动，杜琪峰追求的是真实的感官效果，都是在晚上进行实景拍摄，这是他的黑色电影的基本背景和意象，雨则是营造黑色气氛的又一意象，阴雨连绵的景象增加了电影灰暗凄迷的气氛，用来暗示着命运无常的主题，有时又是情节突变的前奏，如在《复仇》中，当费兰斯在被追杀的过程中逃到了大街，与三个同伴他们走散了，这时下起了磅礴大雨，他独自在撑着雨伞的人群中穿梭，寻找着同伴，大雨打在雨伞强烈的碰撞声，使得影片的节奏突然加快，也衬托着费兰斯与同伴走失那惊惶无措的状态，当费斯找到同伴，雨又渐渐小了，这时的影片又恢复到平缓的节奏。除此之外，昏暗的路灯给人一种孤独而迷失的意象，如《以和为贵》中，飞机被仇家追杀，在街道上疯狂地狂奔，在快体力不支的时候，被占米所救，飞机和占米当年都是同时出道的混混，现在一个是话事人，一个还在拼命地赚刀口钱，当占米提出让飞机跟他混的时候，碍于面子，飞机下了占米的车，此时在飞机在昏暗的路灯下缓缓地离去，镜头对他孤独的背影进行特写，那无助的背影也加重了片子无奈、前途莫测的黑色基调。
二、“杜氏”暴力美学
黑帮片总是会涉及到暴力和枪战，从《英雄本色》开始，那眼花缭乱的枪战场面掀起过对于黑帮片的追捧热潮，这也是观众审美心理的期待的表现对象，而吴宇森暴力美学的诞生，给后继者很大的压力，不能否定，他就像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尤其在香港，吴宇森对于动作的场面设计和调度几乎成为不可逾越的经典。但杜琪峰在不断地摸索中创造了属于自己风格，并不迎合大众的审美口味，而执着地坚守着，他的暴力简洁而真实，没有《英雄本色》里的大张旗鼓地枪战场面，但每招每势真实而残酷，在情绪和气氛上的渲染，充满着震撼和压力感，形成着杜氏风格的暴力美学。
（一）写实的暴力场面
纵观香港动作片的暴力场面，不难发现，许多导演有意把在动作的设计夸张和神化，如在徐克的电影中，人物往往会飞檐走壁，打斗场面会有异常的玄幻效果，而杜琪峰不采取这样的动作设计，而是注重实效，这种写实的风格更能使人物在暴力的威胁之下，展现出的那种惶恐不安而接近绝望的神态，从而达到存托影片主题的效果。在他的黑帮片中，有些写实拍摄的暴力场面异常的惨烈和残酷，是一种血淋淋的写实的印象，但又区别于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流血不是为了做渲染成分而出现，而是作为加重写实的成分，这些场面虽然在电影中占的比例较小，但足以给观众造成视觉和心灵的震撼，流血的场面带来残忍和恐怖，动作设计也冷静客观，《枪火》中阿鬼在餐馆用刀片割破老鼠的喉咙，流血不止的老鼠痛苦的捂着喉咙慢慢的死去，《黑社会》中残忍砍刀乱战，飞机身中数刀，血肉模糊，还继续在捅人，最令观众震撼的是占米那段把尸体剁碎喂狗那段，残忍到了极致，这种镜头加重了影片的阴郁和恐怖的气氛，有时甚至让影片限于血腥与残忍，杜琪峰的黑帮电影，则以这种偶尔闪现的残忍的镜头，制造一种残酷乖戾的气氛，揭示出江湖所代表的冷酷无情的黑色意味，也展示出江湖厮杀的惨无人道。
（二）暴力工具
杜琪峰在选择影片中的暴力工具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会选择香港传统黑帮片常用暴力工具，也会选择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物品来作为暴力工具，这样在暴力的过程中，这些日常用品会增强影片的真实感，给观众带来强烈视觉震撼，从而彰显个人风格。在热兵器时代，枪是暴力实施的基本配置，从《枪火》、《放逐》以及《复仇》，在杜琪峰黑帮电影中，重型武器基本不用，也许为了使影片达到舞台剧的效果，他选择了枪击稍有节奏的手枪，但除了枪之外，杜琪峰也在寻找更为原始的暴力工具，来彰显自己的风格，他电影中的人物不虚张声势，实施的是最简单的暴力，是要接近真实，表现着人在暴力工具的施暴下生命是脆弱的。刀，毋庸置疑，作为冷兵器时代的主角，一直沿用到现在，在杜琪峰的电影中，刀代表着残暴和死亡，这与《古惑仔》系列刀用来宣扬兄弟情谊有着很大区别，如《黑社会》中大D和乐少在酒吧里，直截了当地用刀捅死了号码帮的老大，没有过多的前奏，两人杀死号码帮老大之后，神情自然，开了一瓶香槟庆祝，无情地挥刀与兴高采烈的庆祝表情形成很大反差，这内心的残暴与邪恶的表现让人毛骨悚然。然后是棍棒和石头，东莞仔在树林里逼大头交出龙头棍，随手捡了一根木棒，不停地殴打大头，在片子后面，乐少在鱼塘用大石砸死了大D ,这些最原始的暴力工具也让这些人回归到原始动物的残暴范畴。而牢笼，也是杜琪峰比较喜欢运用的工具，牢房在他电影中出现过多次，使影片产生极大的压抑感，在《黑社会》中，大D被关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平常飞扬跋扈的他此时也显得焦躁不安，那由垂直发锈的铁条构成的牢门将人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再加上明暗光线的作用，压抑的气氛世人喘不上气。或许，杜琪峰觉得牢房的空间还是太大，还不够压抑，暴力的残忍度不够，他继续使用更小的空间，那就是笼子，在《以和为贵》中，为了让乐少的手下叛变，占米用狗链把他们与狼狗绑在一起，并且锁在狗笼里面，手段是极其的残忍，观众的感官由于笼子的反复使用而被强烈的刺激，使观众在思考人类的施暴极限的同时，对自我灵魂的“恶”进行拷问。
（三）“以静制动”的枪战场面
传统的枪战场面，以吴宇森《英雄本色》为代表，讲究激烈的枪战和宏大的爆炸场面，而杜琪峰一改吴宇森枪战片和徐克动作片惯于用大量使用运动摄影的做法，而尝试用用静止不动的镜头去捕捉并表现枪战的动感和美感，创造一个“静止”的构图，而且以主观镜头来展示枪战的同时，以求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使观众也能感受到枪战时那紧张的气氛。在影片中，人物立体的站位、各具特色的持枪动作，偏于静态的枪战场面，着重表现在胶着状态，广角对切式的镜头将场面包装得剑拔弩张、血脉兀张，在极静的状态下枪声骤起的动静的鲜明对比。《枪火》中的枪战几乎都是用固定机位来拍摄，在百货公司的枪战，这一构图是阿鬼五人从电梯下来，遭遇到杀手的枪击，双方相互枪击数枪之后，枪声停止，五人保护文哥离开电梯之后，双方没有太大的动作，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影片没有任何的声响，双方人马在一段时间的只是相互观察，直到阿信朝着电梯上的杀手开枪了，随着后景阿信不停地朝电梯上的杀手开枪，前景的柱子后其他两个杀手一左一右躲藏着，此时阿鬼在中景居左，阿来在两个柱子中间持枪，枪口向左，阿mike站在后面柱子的左边，枪口向右，阿肥用稍显臃肿的身子挡着文哥，两人躲在柱子后面，此时的文哥稍显紧张，眼神不时地搜寻者杀手的踪影，整体构图错落有致，立体又不死板，杜琪峰以静态的场面来营造一种在死亡阴影笼罩下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和不安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杜琪峰“一向都很佩服黑泽明导演在他片中所营造的那份„静‟的感觉。”此外杜琪峰在影片中刻画双方枪战的场面时，会保持一段长距离的对峙，双方都看不见对方，长距离的进行枪击，只用镜头切换来表现人物此时的受伤或死亡的状态，达到表现人物高深莫测的形象，如《枪火》中在停车场和废弃工厂的两段枪战，双方压根都没见对方，只有不断地枪击和回声的枪响。
三、角色
传统的黑帮电影是属于英雄人物的，我们会记起那穿风衣，叼根牙签，手提着枪，那华丽的枪击，连死都都极其潇洒的小马哥，在热血的江湖中，为了兄弟就能两肋插刀的陈浩南，这些侠骨柔情被演绎得悲壮激烈，但是随着吴宇森远赴好莱坞，后继者的粗制滥造失去了观众。而杜琪峰在电影中打破了这一老戏路，在反传统的同时塑造着属于“杜氏”风格的人物形象，主要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英雄不再”的男性角色
香港影片里中一直保持着一个突出的特征，尤其是在黑帮类型电影中，男性主角是在影片中的表现始终是首要的，整部片子的意调必须围绕其展开，带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但随着九七金融风暴的冲击，观众们对于传统英雄的观念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关心自身利益，隐私的自我保护，成为新的社会主流意识，为此观众们乐于接受贴近生活的角色，从而在这些角色上找到心灵的共鸣。而杜琪峰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变化，在他的电影中男性角色趋向于平民化，他们需要面对众多复杂的问题，不仅要受到金钱和权力的诱惑，需要生存，也惧怕死亡，还必须承受社会现实生活重压，并且将他们的生活还原到最真实的存在，具有大量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描写，如《黑社会》开头的生活化的情景，各分舵老大在打麻将讨论到底是选大D还是选乐少，女人们在一旁八卦，孩子们在嬉戏，就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聚会；乐少身为老大候选人，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还会讨价还价；占米起初是卖盗版的，为了赚更多的钱，去大学学习经济学，杜琪峰这样的设置要说明的是黑帮人物时常存在于社会之中，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如果以《英雄本色》为代表的传统黑帮片宣扬的是英雄主义，而杜琪峰采取的就是反英雄化。(二)低调的江湖情谊
在他电影中的江湖情谊不在像《英雄本色》那么“明目张胆”，而是略显得低调和含蓄。为了反映在当今物质文化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逐渐地冷漠，他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就像是独立存在于这个社会，略显得孤寂，甚与于周围的人不合群，偶尔也会热血一把，但高潮过后又会回复平静，即使为兄弟，也不是外在表现出来，而是在只言片语中或是表情中透漏出对朋友真挚的感情，如《枪火》里当阿信跟文哥老婆私通曝光后，文哥要其他四人杀掉阿信，阿鬼他们为此当即为了而反目成仇，阿鬼和阿来为此在餐馆拔枪相互指着对方，话语并不多，只有几个微妙的眼神来传达信息，他们为了救阿信演了一出兄弟反目成仇的戏，他们之间的情谊不再像《古惑仔》系列那样通过轰轰烈烈两肋插刀表现出来，而是埋藏在心底，为此杜琪峰对于五人情谊的表现也是别出心裁，设计了一个场景，用了一个两分多钟的长镜头来展现，在等待任务的时候，五个人在办公室里用纸团当球踢，你来我往，就像儿时在踢球一样的场景，实在是幽默了一把，纸团，在暗自代表了自己的性命，互相传来传去，表现一种可以以性命相互委托的信任，杜琪峰在《枪火》中给出一个这样的新定义，男人间的情谊并不一定要从轰轰烈烈的打杀中体现出来，踢纸团也是另一种诠释的方式，他也以这样的镜头语言来表现高扬男性情谊的时代已经结束。(二)反“夫权”的女性
在中国传统封建道德标准中，“夫权”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植于国人的道德观当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要时刻遵从着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古代妇女的真实生活状态。香港的传统黑帮片中，“女性角色几乎为摆设”，在电影中的地位就如封建社会女子一样，受控制于“夫权”思想，通常被导演设置为花瓶或是引起混乱的祸水，女性角色往往是男性角色的衬托，有时过于软弱，有时成为男性角色的争斗的战利品和牺牲品，吴宇森的英雄电影在男性角色的塑造方面极为成功，而女性角色却成为受到忽视和最为人诟病的一环，不论《英雄本色》中的朱宝意或是《喋血双雄》中的叶倩文，女人永远是柔弱和等待拯救的角色，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男性的英雄行为。而《古惑仔》系列这方面更为突出，两个帮派会为了一个女人就大动干戈，女人就是引导英雄人物走向堕落的叙事元素，最后总是以女性角色的死亡而激起男性角色英雄主义的体现。杜琪峰是香港影坛里少有的男女观念平等的导演，他把女性的地位提升到与男性平等的高度，并且把女性社会作用的真实度在电影中最大程度地还原。在他的电影中，男人对女人的帮助和尊重、对家庭的歉疚和向往是他表现的新的方式，杜琪峰电影中脱胎于男性情义的女性张扬正是主流价值观念转变的投影，他在自己的电影中不在把女性角色设为男性角色的附属品，女性意识的觉醒与高涨，她们倔强、独立，有着一种刚强坚毅的气质，甚至带有女权主义，如《复仇》中叶璇饰演的角色，一人抚养着多个孤儿，不接受施舍，嘴上虽老抱怨，常常大骂男人们不是东西，但却坚持要把孤儿们抚养成人，在女性角色的设置上，杜琪峰是尊重女性，不同以往地提升了女性在电影中的地位。(三)无善恶之分的角色设置
传统香港黑帮片角色的设置上比较容易公式化，大多继承了角色善恶之分这样的一个模式，善人和恶人在影片中的表现观众就能一目了然，尽管会有黑社会背景，但黑得也要有情意，分为讲忠义的和无恶不作的，《古惑仔》系列特别能突出这一点，影片中，洪兴帮在收保护费，整个过程和和气气，还相互寒暄，洪兴的老大陈浩南还从收到的保护费中拿出一部份以红包的形式返还给商家小贩，镜头转向东兴帮，他们为了多收保护费与商家小贩发生冲突，东兴帮的古惑仔们在老大的指使下砸店铺、砍伤人，两个帮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社团里，洪兴帮的人为了保护老大都愿意牺牲自己，忠义表现得极为突出，东兴帮的人却为了争老大而窝里斗，在两帮的争斗中，不管洪兴帮如何被东兴帮打压，最后都是还以洪兴帮的反败为胜的大团圆而结束。这单一的设置，都是为了完成传统的叙事模式而缺乏真实性。杜琪峰对于角色的好坏，没有刻意地去设置，重点是要表现出真实的人性，而真实的人性是复杂的，善恶都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并且杜琪峰还把自己对于人性的独特思考和感受加入到电影当中，要说明在特定环境中，人性的善恶会不同地被体现出来。在他的黑帮电影中，人物被生活化，平民化，接近现实中的人物特性，正派主角和反派主角没有明确的定义，好坏在角色身上相当的迷糊，与《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对比，《黑社会》中乐少在前80多分钟里都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当自己的权利遭受到损害时他残忍的本质又会凸显出来，最后5分钟，当大D向他提出要设两个话事人的时候，他抄起一块石头活生生地砸死了大D，并用树枝勒死目睹惨象的大D老婆，到了《以和为贵》，乐少为了连任，残忍地把扶植他上位的邓伯推下楼梯，但在大街上追着儿子阿东，担心他出事的时候，极度焦急的表情，又是一位慈父才有的爱子情怀，这样的刻画反映着真实的人性，减少了如传统电影角色虚构的设计。
四、结语
在人类的电影史上，黑帮电影已经成为类型电影重要的一支，而八十年代的黑帮片是属于香港的，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的变化里看到了香港黑帮电影形成了独特风格，在此影响下到了九十年代香港涌现出一大批导演，拍出了众多的黑帮电影，杜琪峰正是身在其中，他的黑帮片属于另类，在吸取传统黑帮片的同时也在不断力求突破创新，特别是在影像风格上，在光影、色彩、意象等镜头语言上标新立异，动作设计上区别于传统的黑帮片，对人物进行不同以往的塑造，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影像风格，而如今杜琪峰还在用生命在继续创作着“杜氏风格”的电影，他的电影在成为香港电影品牌创作的同时，众人也在继续期待杜琪峰和他的“银河映像”更好的表现。
第二篇：解读杜琪峰的黑帮电影
解读杜琪峰的黑帮电影
世界一流学者大卫·波德莱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曾说：“20年来，这个约600万人居住的城市，一直拥有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电影王国，所制作的影片数量，几乎超越所有西方国家，输出电影之多，只仅次于美国。”“那些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作品，都包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是香港对全球文化最重大的贡献。” 而黑帮电影无疑是其间最灿烂的奇葩。在空间狭窄、节奏过快的香港，繁盛的黑帮电影，是人们寻求浪漫精神和避世出路的一个通道。80年代《英雄本色》上疏朗落魄的小马哥，90年代《古惑仔》里的不羁少年，他们毫不犹豫地舍生赴死，曾经是几代年轻人心中自由、独立和反叛的象征。及至21世纪，《无间道》的横空出世，续写了黑帮电影挽救香港电影市场的神话。这些五色迷离的黑帮电影，正是由幕后高人“长袖善舞”才能扬威江湖。而在如今香港影坛，吴宇森远走好莱坞，林岭东销声匿迹，刘伟强专攻百分百商业电影的境况下，长了一副憨厚面孔、做事不太高调的杜琪峰已无可争辩地成为香港黑帮电影最重要的代言人及继承者。
银河舰队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创作团队及杜氏影片中常出现的演员，他们都在杜琪峰的点拨和提携下，自己的事业又走向另一个高峰。
1996年，杜琪峰成立“银河映像电影制作公司”，韦嘉辉、游志达等人悉至麾下，组成了电影界的“皇家马德里”。在电影界也有很多这样的团队，如王家卫的电影，不看介绍也知道摄影是杜可峰，美术指导为张叔平。同样，成龙电影中的武术指导也是由“成家班”组成，形成了对中国电影武术做出贡献的谐趣式武打片风格。
杜琪峰从1972年就开始在无线任职助导，参与制作了包括《陆小凤》在内的很多优秀电视剧。那时的无线电影十分红火，有“香港电影少林寺”的美称，香港新浪潮的领军人物徐克、严浩、许鞍华都是从这里起家。后来，他身为编导及监制，经手了许多精品，包括《雪山飞狐》、《鹿鼎记》和《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甚至还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金奖。1983年，他放弃在电视圈打下的基础，毅然投身电影事业。就在当年他为凤凰公司（后为银都机构）拍摄了自己第一部电影《碧水寒山夺命金》，这部片子手法独特，却反响平平。在整个80年代，他几乎拍遍了种种类型的电影，除了擅长的黑帮、武侠题材外，1988年的贺岁电影《八星报喜》还成为了当年票房冠军。而1989年《阿郎的故事》更使杜琪峰第一次得到金像奖最佳导演的提名。进入90年代，徐克掀起了古装武侠片风潮，而杜琪峰却依然特立独行，他拍出了带有幻想色彩的武侠电影《东方三峡》和经典喜剧片《审死官》。后者更是以四千多万港币的收入名列当年票房榜首。1996年，“银河映像”的成立，是他电影中转折点，从这开始，是杜琪峰的创作高峰期。在2000年的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杜琪峰以《枪火》和《暗战》两篇同时入围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终凭借电影《枪火》首次荣膺最佳导演奖。此后杜琪峰的名字几乎成了香港票房的保证。他2001年拍出的三部电影《瘦身男女》、《钟无艳》和《全职杀手》以9000万港元的总票房，成为当年香港导演中的票房之冠，全然已成了救市之王。2004年，杜琪峰接连贡献《大世界》和《黑帮龙虎斗》，拍摄手法独特，让观众大呼过瘾。有的影评人甚至把2004年称作了“杜琪峰年”。
在杜琪峰当电视剧编导期间，曾有两位年轻人先后担任过助理导演和副导演，他们便是如今被我等港片拥趸者所津津乐道的陈木胜和游志达。陈木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电影高产者，最近几年接连拍出《双雄》、《新警察故事》、《三岔口》，已成为香港少壮派的代表之一。游志达从小荧屏到大银幕的时间比陈木胜长了一些，他1992年脱离无线，赴马来西亚发展，继续拍摄电视剧。直到1996年杜琪峰等人成立“银河映像”才重将他招至旗下，开始银幕导演生涯。杜琪峰一开始就很放心地让游志达自己去干，只是在幕后作监制，结果在1998年的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拍出了“黑色三部曲”（《两个只能活一个》，《暗花》，《非常突然》），其颇具实验意味的创作风格却独树一帜，亦赢得了为数众多的忠实拥趸者。
在“银河映像”这个团队中，杜琪峰与韦家辉最先相识，韦家辉是学摄影出身，在杜的影响和劝说下后来才开始做导演，可谓大器晚成！周润发去好莱坞发展前的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饭店》交给了当时名气不是很大的韦家辉拍摄，结果创纪录地获得金像奖七项提名，直到《无间道》系列的横空出世才打破这个纪录。《一个字头的诞生》一反香港黑帮片赞颂男儿义气、任意而为的一贯风格，对当时的古惑仔和黑社会现象，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众多黑帮片中显得标新立异。
还有游乃海、罗永昌和叶天成等，他们个个都是能编能导的高手，在杜琪峰这位带着大哥的指引下，定将带给我们更多的优秀黑帮电影。
杜琪峰对于演员定位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他可以在一部影片中最大限度地挖掘演员最大的表演潜力。
作为杜琪峰的专职“御用演员”，刘青云自然很出色，在同时代的帅哥美女都熬出了皱纹或白发之后，刘青云依然屹立不倒，在香港这个地方确实不易。他早期在《新不了情》和《星光俏佳人》中，只能出演一些忠厚老实、木讷少言的角色，后来经由杜琪峰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这个外貌普通的人却总能够焕发出那些相貌英俊的演员永远无法迄及的神采，已成为香港为数不多的戏路宽广、片约不断的实力派明星，在大陆也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号召力。而且还做了滋养鲜花的“牛粪”，娶了香港选美比赛中学历最高的“亚姐”郭蔼明小姐做老婆，星运与艳福同样令人羡慕。
刘德华更是受益良多。刘德华从来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总觉得他不会演戏，以前在周润发时代，刘在电影部还只能演一些小喽啰、小混混之类，基本上是混个脸熟。后来世事变迁，华仔晋身为香港的顶级天皇巨星，大大小小演了近百部影片,但演技却没有什么进步。直到这部《暗战》，刘德华终成正果，成为一个“半演技派”。影片中几个不同的造型颇有新意，也很有水平，刘哥哥摇身变为刘姐姐的表演很好看，也很搞笑，有一瞬间甚至骗过了我的眼睛。刘德华因此一飞通天，凭此片获得香港金像影帝奖，一举摆脱了不会演戏的恶名。我想，他最终要感谢的大概就是杜琪峰了。
熟悉黄秋生的影迷都知道，他早期拍了很多烂片，即使是获得1993年的电影金项奖最佳男主角奖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也是一部集强奸、谋杀及食人于一身的残暴惊险片。后来，因凭借《无间道》系列大红大紫时，在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枪火》没有获奖，但那是我演过的最满意的片子。”可见，跟杜琪峰合作的经历是他最美好的回忆。
说到演员，就不能不说林雪，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香港演员。如果要把林雪的作品列一个年表，就几乎是在重新整理杜琪峰的作品。他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平凡普通，如同生活中的你我，也几乎全都是配角，但却有一种“天生我材”的独特魅力。杜琪峰曾说：“林雪是那种任何地方给他任何角色都演得出色的演员。”
还有任达华、吴镇宇等，除了只用他们的本色魅力演戏外，再稍加杜琪峰的点拨，就更能使他们光彩照人，倾倒无数观众。
惺惺相惜
如果电影有性别的话，那么，杜琪峰指导的一系列电影就应当贴上性别为男的标签。影片中的角色没有好坏、正邪之分，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立场不同、职责不同，正义与非正义也需要重新评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情义。就拿《暗战》为例，原本两人是互相敌对的，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大偷”，表现的是男人之间的故事，男人之间的斗争：两个旗鼓相当的男人，互相能猜到对方的所思所想，并引诱其掉进自己的陷阱，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胜负。
刘青云与刘德华在片中是势均力敌的对手，都具有超高的智商，恰似一对对弈过招的棋手，既是敌我，也似是朋友，并各自为对方高超技艺所折服。刘德华的父亲死于黑道大哥李子雄之手，华决定利用最后的时间为父报仇，并且要设计一场绝妙的罪案与警界第一高手刘青云一决高低。他于是策划了一起抢劫案，并劫持人质到大厦天台，警方派刘青云与之谈判。这是两位主角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长达六七分钟的时间里，双方互相摸底与试探，一正一邪的警察与盗匪如同一对老友，彼此望着对方，没有太多的肢体语言，不急不慢地交谈着。刘接受了他的挑战，答应与他玩一个72小时的游戏。最后，华从李子雄手里劫得两千万，并揭发了雄的罪行，让他被警方抓住，报了父仇；但这时他自己已被刘盯住，两人又坐在同一辆车里，又回到了以前的游戏。在明知是骗局的情况下，刘青云还是放华逃脱。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两个本应互相敌对的人，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历经患难，彼此之间惺惺相惜。在这部杜琪峰拍得很用心的影片中，更多地借鉴了好莱坞的意念。主题的类似让我想起了被誉为“黑道老大”的阿尔·帕西诺与演技之神的罗伯特·德尼罗联手合作的《盗火线》。但二刘在这部影片中的对手戏，也可称得上是香港电影中少见的精彩。我不知道聪明的杜琪峰为何会拍续集，也可能是想挟《暗战》成功的余威来一个事半功倍，结果却完完全全地、彻彻底底地克隆了前一部作品，不过却是一份拙劣的复印件。
另一部充满阳刚之气的影片就是《枪火》。故事其实很简单，帮会老大遇刺，虽然摆脱了危险，但老大身负重伤，并且生命已受到了威胁，于是社团一面调查是谁下的手，一面急调各方人马来护驾。然后是几个男人拼命保护老大的故事。虽然开始还互存芥蒂，但经过几次的并肩战斗，建立起了非一般的兄弟感情，变得惺惺相惜起来。我最喜欢的一段场景是在他们等候老大的时候，室内的几个男人把一个用纸搓成的纸球踢来踢去，配合得相当熟练，俨然像是一支在绿茵场上同仇敌忾的球队，十分有趣。保护老大的任务结束以后，五人集团必须解散，就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喝酒庆祝，甚至约好“五人兄弟情谊永不变”时，黄秋生接到老大兄弟传达的命令：做掉吕颂贤。原来，吕颂贤在保护老大期间经不起诱惑，竟然和大嫂勾搭上了。这时，大家表现迥异，但都为同一个目的：力保吕颂贤。黄秋生接到命令时，心情非常沉重地答应：一定给个满意的答案（结局也确是满意的）。吴镇宇首先不答应，对着黄秋生狂吼：“大家是兄弟吗！你一定要结果他是吗？好，那我告诉你，我保他保定了！”话虽这么说，但也不想伤了兄弟义气，只有偷偷派张耀扬送走吕颂贤。但就在吕颂贤要离开的时候，张按捺不住说了出来:你走了，我们几个怎么办？社团不会放过我们，我们都完了！吕颂贤这时才如梦初醒，决心不走，自己留下来一个人承担过失。有点口吃的林雪，他一个人去向老大求情，在出租车里反复准备怎样求情,老忘记词，样子活像孩童一般，可爱极了。
结尾是，林雪开明宗义地说：“一天是社团的人，一辈子都会是。即使你金盆洗手，只要社团需要你，你都不可以拒绝。也许有一天是你需要社团。除非你混不出名堂，没有仇家，那你可以洗底退出社团。替社团办事，其实只是一份工作，不过这份工作有它自己的规矩，但是违反这些规矩的代价不是扣薪水和开除，而是要你的命。”在这个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必须搞清规矩，但决不要丧失情义，否则你将无依无靠。一开场在Super Bowel Restaurant枪战中，洪老大手下的一个小兄弟，怎么也止不住冷汗，为了活命，他竟弃老大于不顾，自己先溜了。这种不义之举，也因为违背了保镖的基本道德而遭到惩罚。但是他的命很大，当再次看到老大时，此时他已是一个清洁工，老大给了他一叠钱而不是几发子弹。他最后终于大彻大悟地替老大挡了一枪。
人生无常
杜氏影片常以一种沉重压抑的风格表现出人对命运的悲观绝望，无所适从，体现着存在主义悲观论。
众多梁朝伟的Fans认为最好的一部电影不是在王家卫电影中扮演的角色，而是那部诡谲异常的《暗花》。黑道帮派争斗即将爆发，神秘的暗花突然出现，使这场一触即发的争夺瞬间凝滞，两股势力莫名其妙地胶着在一起。一开场，胡子拉喳和有着寂寞空洞眼神的梁朝伟，在澳门大街驱车挨家挨户寻找杀手，他不断掏出白手绢擦拭热汗淋漓的自己，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焦虑和烦闷。当他拿着完好无损的酒瓶狠砸疑犯的右手，一下，一下，再一下。砸的好像不是人手，而是他自己的状态。等砸完之后，还得继续这种无聊的寻找，让观众甚至比他还焦急。电影里到处都阴暗潮湿，感觉身上都粘着粘乎乎的苔藓。“为什么选我，我是个好警察，只要给钱就行。”在流尘飞舞的幽闭室里，梁朝伟绝望地问刘青云。这话听上去有些黑色幽默。一个好警察？一个给钱就行的好警察？！但是梁朝伟的确很委屈，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偏偏选中我！梁朝伟从一开始就费尽心力寻找的暗花果然是存在的，只不过暗花的对象就是他本人。“一个十几年都没有回过澳门的老头子，真正的厉害，我倒想见见。”当梁朝伟杀死刘青云，气定神闲地来到码头时，人倒没见到，但依然逃不脱死亡的结局。梁朝伟、刘青云这些狠角色努力半天，但都被这位老头子，知晓一切，玩弄一切，操纵一切。一切迷踪幻影，都成了人为的操纵。如果谁坚持要探求这个老人怎么就这么厉害？只会得到这样的答案：钱，没有人知道它的魔力有多大„„江湖，只要你够狠就能闯„„然而命，遇到这两样东西，就会变得很贱„„
曾看过一种评论，特别有趣，明为腥风血雨和荒凉环境的澳门实为回归后的香港。个人前途一派模糊，完全被幕后操控，港人被抛置于时代的风口浪尖，在自以为是的角色也是笼中之鸟。片中角色无力回天的政治预言，无异于给刚遭受金融风暴打击的港人又一记当头棒喝。
“突然”一词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在短促的时间里发生，出乎意外。在《非常突然》一片里，这种突然的意味俯拾皆是，真正做到了戏如其名：人生就是由很多像片中那些不经意发生的突然事件，它在开始时看似毫不重要，但最后却足以影响人的生死。因此，我们才会说人生无常，唯命运之神依旧独大。正如那句经典台词：有雨的时候没伞，有伞的时候没雨。
本片故事开始时，只是一宗普通的金铺劫案，三名大陆赴港的毛贼，在白天抢劫金铺，刚巧遇上巡警而慌忙逃亡，其中一人恰巧逃入另一帮大陆悍匪躲藏的大厦。警方重案组卷入了这两帮歹徒的意外牵连之中，本以为成功打死了那帮悍匪就可以放松庆祝，不料，正好碰上那两个漏网的毛贼，双方一轮混战，小组六名成员竟然全部中枪殉职。跟这个警匪交战平行发展的爱情线同样来得非常突然：任达华和刘青云是同组好友，两人在金铺劫案中巧遇以前认识的茶餐厅老板黄卓菱。刘喜欢黄，但他以为黄喜欢任，因此个性的他主动把黄往上司身上推，不料黄真正喜欢的人却是刘，使刘感到十分意外。这突然来临的抢劫、突然爆发的枪战、突然遭遇的冲突、突然的全体死亡等都给人以断裂、突兀、不可理喻的黑色冲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升华了导演所崇尚的那种黑色视角的魅力，同时也把观众们带入了一个看似有惊无险、实则险象环生的黑色玄机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自97后，香港类型片中的恐怖破坏力量矛头都直指流窜香港的大陆人，似乎可以反映港人对回归的真实态度，面对强大外力的悲观情绪和无力感，这和《暗花》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突然》的沮丧结局暗示出香港以卵击石、死局早定的必然。更因前面铺垫的警队大家庭般的人情温暖，使家破人亡的宿命悲剧更惨烈不堪。
黑色幽默
与“幽默”相比，黑色幽默表现出两个最突出的特征：一，它虽然也有一般幽默的“悖反性”结构，但是把这种悖反性推到极至，使之成为一种不可理喻的悖论，由此强调事物的荒诞性和非理性。如海勒小说中的“第22条军规”，一方面明文规定，空军军官完成规定的飞行次数可以回国，一方面又不断提高飞行次数，让你永远达不到飞行次数，也永远回不成国；一方面规定，一切精神失常的人都可以不完成规定的战斗任务，立即遣送回国，一方面又规定任何人只要提出自己的精神不正常，就证明他的精神很正常，因此仍然不准回国。二，与此相应的另一个特征是，幽默中的黑色成分大大加重了，这种黑色一方面来自事物的荒诞性和非理性所造成的无法逃脱的压迫感。另一方面，来自审美主体对死亡的极度冷漠。上述两个特征，即荒诞滑稽与冷漠恐怖的融合，构成了黑色幽默的独特性。因此，人们常称为
“大难临头的幽默”、“绝望的幽默”等。黑色幽默实质上是一种痛极而笑的逆反表现，对死亡的麻木和冷漠只是为了拉开与痛苦的距离，它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传达出生存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在冷漠的外表下，依然掩藏着不灭的希望。
《PTU》中的警察林雪，被几个小混混袭击，在混乱中丢掉了自己的佩枪。枪支的丢失对于这个小角色来说，后果非常严重，不仅饭碗没有，甚至还有牢狱之灾，于是他委托任达华在天亮之前替他把佩枪找回。问题的危害性进一步升级，马尾被杀，林雪被怀疑成最大的嫌疑犯，CID要捉拿他归案，马尾的父亲黑社会老大也要让他有个交待。面对巨大的压力，林雪只能失魂落魄地四处寻枪。从发现丢枪的那一刻起，林雪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就动摇了，失职和犯罪感就占据了整个身心，只剩下一门心思发疯似的寻枪。寻枪，也正是林雪对自我失落人格尊严的寻找，枪的失而复得最终使他得到解脱。影片最后枪“得来全不费功夫”并立下奇功的他，俨然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黑色幽默。
《一个字头的诞生》虽然被指责模仿基耶洛夫斯基的《误打莽撞》和英国《滑动门》三段式复合结构，但正如《电影史论思辨》中的一句话：“人们去看类型影片，是去和那些银幕上的老相识会面，去听老故事，去参加已熟悉的事件。虽然他们肯定也是去寻求强烈的感情，令人兴奋的场面和新鲜的对话，但是正像去游戏场的人一样，他们想寻求探险的滋味，但是宁愿在他们觉得能够有把握的环境中寻求。”除了吸取本土的精华外，也可学习西方影片中一些开放而新颖的构思和技巧。
影片讲述了一个黑社会小混混黄阿狗的命运轨迹，算命的说，黄阿狗会在三十岁那年有人生的转机，不是死就是坐上老大的位置。在第一段中，黄阿狗和小猫想偷运房车来发财，不料途中意外，小猫本来打算用房车来赎回太太，不料自己却死在运车过程中。最后，黄阿狗为了救朋友，自己也命丧黄泉。于是叙事倒回，黄阿狗又和小猫出发了。在去台湾的旅途中，他们经历了很多，却顺风顺水，黄阿狗终于坐上了台湾老大的位置。此时，似乎一切都结束，但是，叙事再次倒回，黄阿狗还是在香港，他去大陆还是去台湾？在这种分段叙述中，表，电话都一起作为某种提示物，不时地提醒观众。一部反潮流之作，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调侃着人们的挣扎与无奈，成为“银河映像”的招牌之作。
有人曾说，看导演学女演员时的审美倾向，这位导演的气质也就知晓六七成。印象中，常在杜琪峰作品里出现的女演员郑秀文、蒙嘉慧、邵美琪、黄卓玲，都不是花枝招展的女演员，却都共有很倔强、执着的气质。他的这种倔强执着正如银河映像的一贯风格：狡诈的在商业计算与作者理念间走钢丝，永远渴望不落俗套。最近听到一个令人期待的好消息，投资四千万、故事时间跨度两年、影片长达四小时，出场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的黑帮电影——《黑社会》即将上市。杜琪峰誓将黑帮片进行到底。
第三篇：电影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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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美学风格》
绪言
当代世界电影展示给人们是这门20世纪的艺术媒介依然在持续不的不景气中奋力挣扎，好莱坞影坛展示给人们的仍是票房纪录的连年上升。而在这一矛盾景象中，世界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一笔却似乎是当代世界影坛首席电影票房大师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以两部看上去差不多是截然相反的大片获得了电影票房和艺术成就的双双丰收。他的集科幻、灾难与恐怖于一身的《侏罗纪公园》创下了惊人的票房收入，迄今为止在全球的总收入已经超过11亿美元。而他在这一年的另一部作品，主要以黑白胶片拍摄的《辛德勒名单》又在下一年的奥斯卡评选中一举获得12项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7项金奖。这一近乎超人的记录，对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来说，可以说是名至实归。他在经历了无数次商业的成功和几乎同样多的艺术失败后，电影美学风格愈加成熟又不失独特，比起一些电影导演，他的电影美学风格带着浓重的商业性质，在现代电影美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其进行分析与研究同样非常具有意义与可行性。
主要内容
本文将从他的代表作《辛德勒名单》作为例子，通过电影符号学分析其商业价值及艺术美感，从而论证其电影美学风格，更多的做着眼于对《辛德勒名单》的电影文本以及电影与观影者的关系，并且分析其镜头、画面、剪辑、背景音乐及背后的深刻内涵，构建起完整的论文体系。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是一位个性浓厚的导演，他一向以好莱坞既定成功元素为基础，精心制作大众梦幻，营造商业奇迹。在《辛德勒名单》中，这种“个人化”的创作尤为明显。在童年时期，作为班级中唯一一名犹太孩子，备受欺辱，这一切使得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告别幻想、追踪自己的生活体验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也终于可以不在依赖使他屡获成功的美国公众对幻想的期待和那些为他建立起不朽名声的魔术、动作和特技，而把视点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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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真实生活的描绘和历史场面的展示。影片是在靠近科拉阔集中营的地方实地拍摄，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影片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展示出一种仿佛纪录片式的方法，使用黑白胶片描绘着一幅幅表现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图景，而其视点已不再是以往好莱坞表现大屠杀故事里主人公的心理闪回，也不再玩弄以往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叙事的视觉花招。除个别段落外，其大部分镜头都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地位，客观记述着由大多数是不知名演员或者群众排演出来的历史背景。片中有几次接近于重复的对犹太人进行登记的场面，在这里，一个个犹太人的形象、名字和那台打字机成为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新道具。它为影片带来一种具有高度逼真和纪实感的风格。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往往具有深刻的民族和文化特征。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电影的题材选择上具有多元化、多类型的特点。在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前期电影中，能体现出他个人心理以及民族情结的无疑是以二战为题材的影片。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有史以来的心理沉淀，它不停发展并创新。作为具有犹太民族意识与美国文化观念融合的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是犹太民族与美国文化的激荡下的产物，《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世界大战》、《大白鲨》、《ET》等作品中都能深刻体现出来。这种电影理念鼓吹美国国家意志，宣告着美国必胜与反战理念。从国家意志角度而言，美国常常在不侵犯自己利益的时候，通过为弱小国家打抱不平和实行一定范围的救助，体现大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作为大国的风范。于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主题都在人道主义关怀和救赎的立场，以史诗般的镜头与宏大气魄的场面剪辑烘托出上帝班的人文关怀，具有美国意志与商业气息的完美结合。
以巴赞、克拉考尔为代表的纪实性电影美学观对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蒙太奇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辛德勒名单》中出于历史客观性，从不缺乏暴力与凶杀，在好莱坞的商业片中暴力场面服务于其电影激烈的动作和特技的主题，那些可以寻求的机位和快节奏的剪辑使暴力被处理为一种给观众带来快感的兴奋剂，尽管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也不能免俗——如片中一群德国士兵把一张藏有犹太人的床掀翻，然后用冲锋枪把床打出一片枪眼的场面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商业片中类似的镜头，但是大多数有关法西斯的暴力画面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采取的是一种纪录片式的“冷静”的方式，一个个并不十分激烈但却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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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动魄的杀戮场面不断出现在镜头中：一个独臂老人被拉出铲雪的队列，一声沉闷的枪响，老人倒地；一个试图逃避集中营的青年在被押回的途中，被一名士兵开枪打死，棉衣后飞起一片棉絮；一个不识时务的犹太女工程师当场被枪毙，随后，集中营的头子高斯却下令将工程按照她的意见重做„„以及刚从床上爬起来的高斯穷极无聊的站在阳台上，像打猎一样，对着院子里干活的犹太人不慌不忙的扣动扳机，在这些场景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大多使用了中、远景，并极少利用镜头的组接进行渲染，淡化了血腥，却充实了记录的美感。
不过，不仅仅如此，成功的使美国公众接受这场银幕上的暗杀、虐待和各种暴行的不仅仅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纪实手法。深受好莱坞作业指导熏陶的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也不会被一种“个人”的感受迷惑到把自己变成一位欧洲艺术导演的地步。事实上，他之所以成功把大屠杀搬上银幕并被美国观众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机智的在那些“历史记录”的场面与好莱坞故事性之间建立起一种令人信服的平衡和有机的关联，影片开始不久，一组乘火车被拉到科拉阔的犹太人和收拾行装的辛德勒的画面就开始把四十和它的主人公的故事交叉在一起发展，差不多每一次令人惊心动魄的残酷场景之后，都是一段辛德勒费尽周折或者神话般的救助。同时，辛德勒故事中不仅包括了他对犹太人的救助，还有他如何发财、与女友之间的爱情发展、与他的犹太会计师泰尔恩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友谊。除此之外，影片中也随处可见具有生动故事性的情节，而其中一如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许多影片一样，儿童常常成为故事的主角。如当纳粹追查集中营房的偷鸡者，并威胁要把那些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的犹太人一个个打死时，一个机灵的孩子哆哆嗦嗦的站出来，告诉纳粹士兵，那刚刚被他打死的犹太人就是可恶的肇事者。
实际上，斯皮尔不但没有放弃他讲述故事的熟练本领，也不可能淹没他那出色的电影手法。在诸如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进行体检甄别的段落和那个把杀死的犹太人尸体掘出来焚烧的地狱般的场景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以镜头令人赏心悦目的大幅度运动和剪辑切换、渲染，也掩饰着痛苦的场景。而片中另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则是，一群赤身裸体的犹太妇女被赶进一间烟囱冒着黑烟的大房子里，灯忽然灭了，妇女们恐惧的惊叫着抱在一起，等待着将使她们结束生命的毒气降临。一段令人紧张的延迟之后，妇女们的头顶上的龙头终于喷出了清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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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所再现的那个被称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是在纪实性的画面、生动的故事、富于魅力的人物、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出色而充满张力的电影技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片中一段不起眼的小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其各种要素之间进行转换的巧妙例子：几个孩子为逃避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命运，机灵的逃走了。但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他们为了求生不得不躲入粪坑之中，并开始了争夺空间的“斗争”。
在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后阶段的电影创作中，温情变为主打牌，也更加契合了好莱坞主流市场的需要，在拍摄了《辛德勒名单》等一系列二战电影后，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把镜头瞄准了一战，同样充满人文关怀，同样向着普通生命致敬。《战马》以一匹马的视角向人们展现了战争残酷与人性的温暖，这部典型的温情制作片，人文关怀再次溢满屏幕，可以说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立身的电影哲学。虽然国家意志也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美学风格的基点，但是《战马》却代表着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成熟的一个新的标志点，在整个战争的大格局里，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思考了战争泯灭的友情与爱情，不去表现这场战争的自我评价，而是着眼于战争的非人性去探讨战争的价值与意义，用一匹马的视角去温暖观众，电影美学方面也更加侧重商业化与艺术化并重，放弃常用的快速剪辑而多用长、固定镜头来展现温情与艺术化的场面。
回顾其创作，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创作，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充满幻想和打斗的影片不同于一般动作特技片之处还在于他们触动着广大美国中产阶层的普遍和隐蔽的忧虑，还在于其贯注在其中的一种充满宗教意味的情感，它使其影片在幻想之外有了一种神圣的光辉，这也许是其重要的个人印记之一。在其第一部关于外星来客的科幻片《第三类接触》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就以一反传统科幻片中对宇宙世界的恐惧之情的态度，描写了人类迈出与外星人接触的第一步。影片最后，怀着敬畏之情的人们迎接巨大和灯火通明的外星飞船在缓缓降落的情景则被处理的如同上帝降临的宗教意识，充满了神秘的崇高感。在随后的《外星人》里，他则在其儿童般的幻想中嵌入了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个偶然来到地球的小外星人历经坎坷，而又不断创造出各种“神迹”，最后终于乘坐飞船回到他的天国。同样在影片的最后场景中，片中小主人公伊利奥特的父母也终于领悟到天外来客中所包含的真谛：他们双手抱在胸前，跪倒在地，在著名宗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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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家约翰·威廉姆斯的乐曲声中，以一种神圣的目光仰望着外星飞船消失在夜空中。这种浓厚的宗教情感一直延伸到如《抢劫约柜的人》等影片里对于宗教圣物的寻找以及对其神秘力量的渲染。而在《辛德勒名单》中，它则终于可以使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把英雄的神话和社会的史诗所结合在一起，构成一部属于他自己的电影史诗，它使美国观众接受了大屠杀的故事，也向他们提供着一种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神话，并且通过那种宗教式的神圣感和那些来自《旧约》中记录的故事，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也使观众接受了一部关于它的民族——犹太人的历史；影片中多次出现逃离死亡的辛德勒工厂的犹太人徒步走来的镜头，而那一幅幅表现犹太民族不断前移和遭受折磨的画面，在约翰·威廉姆斯悲泣又富有神圣乐感的乐曲的再次伴奏下，已经变成了对具体历史图景的超越。
神话式的表现手法、史诗般的历史记录，究其根本，其美学风格在于个性化与浓厚的宗教情感，共同交织出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独特的电影美学风格。
第四篇：杜琪峰韩寒将是一个成功的电影导演
Hong Kong film director Johnny To has said he believed Han Han would be a successful film director, at Han's recent film premiere for the “the Continent”.“I read Han Han's works, know he is a professional car racer, and I listen to his songs.How can there be such a talent and he was born in 1980s.This is rare.”
To flied to Beijing and attended the premiere of Han Han's new film “the Continent”(Hou Hui Wu Qi).Though To said he hadn't seen the film yet, he still believed that Han would make it a success as he was quite successful in other areas.To's appearance came as a surprise to Han, who was joined by actor's Feng Shaofeng, Bolin Chen, actress Wang Luodan, Yuan Quan and Joe Chen at the premiere.To explained that he actually hated attending press conference's, even for his own films.But as he really admires Han Han's talent like writing, singing and car racing, he flew from Hong Kong to Beijing to support him.Han did not hide his feelings and said he was excited to see To.He explained further that he was inspired by To's film “All About Ah-lang” and decided to be a car racer.Han's first film “the Continent” will hit Chinese screens on Thursday.更多英语阅读：商务英语学习资料
第五篇：优秀医生生平事迹材料
公元1999年12月29日，一个噩耗在本溪桓仁大地悄然传开。县卫生局副局长兼县人民医院院长、人民的好医生李秋实，因劳累过度骤发心脏病，倒在了县医院年终总结会议的会场上，不幸以身殉职。年仅52岁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讲―奉―献……”
1947年，李秋实出生于辽宁盖县一个叫高屯的小山村。4岁时，父亲因公死亡，娘俩相依为命。不幸的是，11岁那年，她身边唯一的亲人―母亲也病逝了。从此，她由一个独生女成为可怜的孤儿。孤苦伶仃的她，无奈之下来到桓仁，投奔自己的叔伯哥哥。可是，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亲戚自家尚难以饱腹，何况又多添了一张嘴。五个叔叔、姥娘家一群人，但谁家都无力抚养，只好将走投无路的她送到了位于桓仁县兰家沟的光荣院，与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和其它6个与她一样身世的孤儿一起，生活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
《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李秋实平生最爱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这首饱含着对党的无限深情的歌曲，强烈地抒发了孤儿出身的秋实对党的感激之情。在光荣院，她和那些孤儿们有饭吃、有衣穿，还和有父母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有学上，有书读，平时看电影和理发全都免费。光荣院当时的工作人员这样评价她：“这个小孩儿非常懂事，很要强，啥活都帮着干，经常给老人们洗头、洗衣服。”在学校，秋实以最高的票数当选为班委会成员。班主任老师却建议她担任生活委员，因为在老师的印象中，她很自立，不怕吃苦。1963年，党组织又把她保送进本溪市卫生学校，学习医疗卫生知识。在卫校读书期间，她加入了团组织。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和事业都是党给的，学生时代的她曾经在作文中写下这样的誓言：“雷锋是一名孤儿，我也是一名孤儿，我要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人民、交给党。”过早失去亲人的秋实，不知道自己具体是哪月哪日出生的，于是，为了表达对党的深情，她把自己的生日定为7月1日。这个日子后来她又选定为结婚的日子。
1962年，本溪县民政科颁发给她一个《本溪市烈军属优待证》。里面是这样登记的：“姓名：李秋实；属别：烈士遗孤；家庭人口：1人；住址：本溪县田师付镇。”当年，她就用这个小红本按月领取生活补贴，上面一笔笔记载着政府每月发给她的救济金额。这个已经皱裂得快散成碎片的小红本本，她纸包纸裹地精心珍藏保存了30多年。
在本溪卫生学校读书时，大家都知道秋实是个孤儿。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都对她十分关爱。她平时在学校住读，寒暑假就回光荣院。有一年春节，她没有回桓仁，学校全都放假了，但专门安排了一个炊事员给她做饭；有个单身的女教师还特意留下来陪着她。大年三十这天，女教师回家过除夕了。卫校党委书记把李秋实找到自己家里吃年夜饭，其他教师也都给她送来了饺子、水果和糖块等各种各样好吃的。过早过多地体验到人生艰辛和人间真情的秋实，被这些关怀感动得热泪盈眶。多年之后，她每当想起这些，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回到光荣院，她像个快乐的小天使一样在老人们身边跑来跑去，给寂寞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们的单调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失去亲人的她，就把这里的老人们视为自己的亲人，把党看作是自己的再生爹娘。她看到老人们的衣服脏了，让老人换下后，抱起来就往河边跑；她看到谁手头有活，就连忙跑去帮着做。有个长年瘫痪在床的老人，经常把大便便在裤子里。秋实要他换下裤子，可老人说啥也不肯。她硬是帮老人把裤子换下来，擦净了身子，再把拉了粪便的裤子洗干净，在火上渐渐烘干。老人感动得将脑袋蒙在了被子里，哭了。还不到20岁的秋实哄着他说“俺不是你闺女吗？”光荣院的老人们都亲切地夸秋实是个“好闺女”。
1967年，李秋实从本溪卫生学校毕业后，她主动要求到桓仁最偏僻的乡镇医院―八里甸子医院当医生。在那工作的三年里，她背着个医药箱，骑自行车，坐老乡的毛驴车，常常是以步代车，跑遍了那里的沟沟岔岔。在缺医少药的大山深处，她这个“赤脚医生”不仅以高尚的医德医风为老乡诊治疾病，更带去了党和社会主义的温暖。老百姓都称她是“大山沟里的白衣天使”。她朴素的为人，谦和爽快的性格，使她与那些偏僻山村的老百姓相处得热热乎乎的。在乡民们心中，李秋实是个好医生，更是个贴心人、大好人！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大家庭亲，这是留在李秋实童年和少年时的深刻烙印。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党是我的再生母亲，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永远牢记您的恩情，永做您的忠实儿女，永远为您奋斗终生”。对党的敬仰和感激，使她一直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光荣的组织，成为它的先进的一员。她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依照党员的标准，争取着早日入党。1972年，这个崇高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她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这时起，她将从前对党报恩的的朴素感情，已默默转化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追求，以实际行动去实践入党时的庄严誓言。
在八里甸子医院工作了三年后，李秋实被调到当地医疗设备及水平还较为落后的县人民医院。这时，她深感自己在卫校中专学到的知识远远适应不了医疗工作的发展需要。于是，她一边发奋钻研业务，一边寻找进修学习的机会，哪怕是短期培训，她也格外珍视。1971年，她被选派到本钢总医院耳鼻喉科进修回来，成为桓仁县人民医院有史以来第一名耳鼻喉科的专业医生。县医院以她为主正式成立了耳鼻喉科，从而结束了桓仁地区无耳喉专业诊治的历史。
地处山区的医院，经常会遇到异物进入气管的婴幼儿患者，受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所限，患者只好被迫转到省或市医院治疗。但是，对于这种危急情况的患者，时间就是生命。有时如不及时处理，往往会在转院的途中发生意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秋实，暗暗发誓一定要攻克气管异物紧急症状处理这道难关。而处理这种病例一般需要做气管切开手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术，她查阅了大量的专业资料，自己掏钱购置了一些有关动物标本，一次次模拟演练。功夫不负苦心的李秋实，终于成功地掌握了气管切开术。相继有两名气管进入异物的孩子被李秋实果断地实施了气管切开手术后，他们才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看着永远留在孩子脖子上的刀疤，李秋实又感到很遗憾。如果不开刀也能取出异物多好啊！那样既没有难看的刀口，又使患者免除了手术的痛苦。
1973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秋实从转诊回来的病人那里听到了沈阳医大几位名医的名字。虽然素不相识，但对医疗知识的渴求和为患者解除病痛的急切，使她大胆地给医大的名家写信，一封杳无音讯，再去一封，又再写一封……一连数封从大山里发出的来信，终于打动了沈阳医大的专家们，他们破例接纳了只有中专文化的这个山村医生来省里进修。李秋实非常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愤学习和工作。别人嫌累嫌脏嫌麻烦的事她抢着去做，别人管5张床，她负责11张床，每遇上有耳鼻喉等疑难杂症的手术，她都抢着去做助手。她格外珍惜在大医院里的煅炼实践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有一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李秋实主刀做了一例气管切开手术。娴熟的技术、专业的手法令这所全国闻名的大医院的专家和教授不禁感到很惊讶。从此，她在医大里如鱼得水，许多著名的专家和教授都乐于悉心辅导她，李秋实的医疗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按规定，只有进修一年才有资格加评优，李秋实只进修半年就被评为医大的优秀进修生。刻苦钻研的秋实，也从一个普通的卫校毕业生，成为耳鼻喉专业的副主任医师和桓仁地区耳鼻喉诊治的技术权威。
1974年7月1日，28岁的她与同自己志同道合的王志成结为夫妇。丈夫王志成多年以后还常想起他们确定恋爱关系后，秋实第一次把他领回自己的“娘家”―桓仁县敬老院时的情景。尽管王志成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很惊诧。那是怎样的“家”啊！一群垂暮之年的老人，一个个病弱的生命，空气中泛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李秋实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未婚夫王志成的的注视下，神色自如地给这个抠抠耳朵、剪剪指甲，给那个抓会儿虱子，不一会儿又给别的老人擦起了大便……这个善良朴实的姑娘深深地打动了王志成的心。
结婚前，他们只给王志成远在阜新他本乡的父母写了一封短信，但随即就双双踏进了家门，搞得两位老人一点准备都没有。李秋实管公婆叫了声“爸”、“妈”，她就成了王家的儿媳妇了。小住7天后，小夫妻俩便回到了桓仁。
1975年，快做母亲的李秋实临产前来到阜新婆婆家。女儿王悦出生后才一个多月，她就果断决定断奶，将孩子公婆照看。亲友们都指责她“才50多天的孩子，你可真舍得。”“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秋实何尝不爱自己的女儿呵！但在她的心目中，事业永远高于一切。她给女儿吃完最后一口奶后，便头也不回，连夜乘车赶回了桓仁，回到她挚爱的工作岗位上。孩子一“扔”就是7年！这7年，她们母女只匆匆见上几回面。桓仁到阜新，并不太遥远，但她实在抽不出闲暇时间去看看想得揪心的女儿。实在太想了，就把随时带在身上的孩子的小照片拿出来看两眼，偷偷抹把泪就放下。有一回，她正好到锦县参加全省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会议。这里离阜新很近，组织上特意批准她在会议结束后顺便去看看孩子。可她急着回县里落实省会议精神，开完会就立即赶回了桓仁。
7年的母爱空白，使女儿王悦对她的感情非常生疏，偶尔见到一回妈妈，也躲得远远的。她留给女儿幼时的记忆也是照片上的妈妈是穿白大褂的大夫。以至有一次跟爷爷回桓仁，在街上遇见了穿白大褂的就喊“妈妈”。等真的见到妈妈，又陌生得连跟妈妈一起睡都不肯。女儿7岁以后才到桓仁，正式与父母一起生活。但在女儿“公布”的家庭排名中，奶奶名列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排在了最后……
李秋实的丈夫王志成是60年代毕业于沈阳药学院的大学生，有知识，懂专业。曾担任过桓仁县药检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对药理颇有研究。凭他的药学专业，完全可以发财致富，使全家过上另一种生活。但李秋实的品格和价值观念也无形中影响了他。夫妇俩都淡泊名利，甘于平常，却乐善好施，热心助人。他也一次次随秋实到敬老院去探望老人，秋实诊病，他就负责上山采药；过年时，他们全家都到光荣院与老人共度除夕。妻子将流浪在社会上的一个弃儿领回家中，他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煮饭熬汤、洗洗涮涮，甘当“家庭妇男”。
王志成最引以为荣的是秋实走后，总有人对他说：“你媳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李秋实始终牢记这一点。她曾说过：“我是桓仁人民养大的，我要用一生来报答他们。”
当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医生，光有副热心肠不行，还必须有高超过硬的医术。为此，她曾先后三次到中国医科大学进修学习，虚心地向医学权威请教。每次在京进修期间，她的身边总时常跟着一群操东北乡村口音的患者。她像个“义务导诊员”一样，一会儿领这个上耳鼻喉科，一会儿就将那个送进病房，替这些离开她就辨不清医院方向的老乡一次次求那些教授诊病。桓仁人干脆当她是“桓仁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谁进京看病什么的，准能想到她。在大市场卖鱼的有个叫邱淑珍的大娘，在喉咙里面长了一块息肉，难受得说不出话来。到县医院来看，一时难以治好。医院的人告诉邱大娘：“你快去医大，李院长在那进修呢”。邱大娘到北京后，在李秋实的精心安排下得到了及时医治。
1973年7月29日中午，桓仁雅河乡荒沟甸子村的朝鲜族小姑娘金花，不慎将一颗芸豆粒卡在了气管里。憋得她嘴唇青紫，呼吸十分困难。李秋实饭都没吃就赶到医院，但由于芸豆粒卡得太深，专用仪器也取不出来，转诊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做气管切开手术。可此前这类手术李秋实还从未做过，只在动物的器官上做过多次试验练习。为了孩子的生命，她已顾不得自己如果手术失败，可能将影响她一生的行医声誉。这些她来不及去考虑，在外科的同志帮忙配合下，手术终于成功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听说这件事后，还编演了一段评书，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1985年，李秋实由于长期工作劳累患上了乙肝。她只在家休息了一个月就又去上班了。像平时一样，忙完一周的工作，星期日还要出半天义务诊。用她身边同事的话说：“李大夫有看病的瘾。无论做医生，还是当院长，她走到哪里，听诊器和耳镜就带到哪里。”走到哪里，都会围上来一群认识不认识的老百姓，向她咨询这打听那。在她的身体还尚未恢复期间，有一天晚上，从桓仁铅矿转来一个叫咸海冒的喉梗阻小患者，呼吸十分困难，随时都有憋死的危险，焦急万分的家属见到李秋实大夫像见到了救星一样。秋实抱病守在这个孩子的身边，一边实施抢救治疗一边密切观察，整整一夜，正患乙肝的李秋实一眼未闭。孩子终于转危为安了，她刚有好转的病情却加重了，转氨酶一下超过了300多单位。
以前桓仁县医院没有ct等先进的医疗设备，患者到外地诊查都得花三、五百元雇车去，不算治疗，仅路途往返就得一千多元。昂贵的花费使本来就忧心忡忡的重患本人及家属更加感到雪上加霜。李秋实以自己多次出席省、市党代会和人代会，以及1十余次获得省劳动模范称号，并受到全国卫生系统表彰的特殊身份，一次次跑市里、上省里，多次提议案打报告，争取一切可能为山区人民解决急需的ct仪器。当她拒绝对方开口就几十万的巨额回扣，拒绝去日本考察的“优惠”条件，以最低廉的价格购进那台ct机“落户”县医院后，秋实的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之后，她又多方筹措资金，为医院购置了彩超、血磁治疗仪、高压氧仓等设备，大大提高了这个县医院的科学诊治水平，极大地方便了山区患者。目前，这个医院已晋升为二级甲等医院。
为人民服务，孤儿出身的李秋实对这句话牢记在心。她常对医院的职工讲：“我们是人民医院，不是‘人民币医院’。老百姓生活多困难哪！他们手中的钱是靠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挣来的。办医院，眼睛不要盯着老百姓的钱包，而要帮着他们解除病痛。”她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医疗改革方案：中层干部实行职务聘任；热点和重点岗位实行竞聘；新上岗职工实行合同聘任；并狠狠整治了收患者礼物和吃请风。她还根据山区群众的生活特点制定作息时间，取消节假日和双休日，严禁“红包”，365日天天开诊。义务导诊、家庭病房，送药上门、定期议诊等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山乡群众。良好的医德医风，使桓仁县人民医院真正成为桓仁广大群众心目中的“人民医院”。
医院的退休职工吴大爷没有亲人，退休后没有去处。李秋实就安排他住在医院，丈夫的衣服她也来拿来给老人穿，平时家里吃啥她上班时都给老人捎上一口；老人生虱子的衬衣她下班拿回家烫洗；吴大爷有病，从小失去双亲的她以女儿般的情怀跑前跑后，有时甚至把丈夫从家里叫来护理老人。那天早晨，李秋实上班给吴大爷带了一饭盒饺子，却发现老人已经去世了。她又大包大揽地包办了吴大爷的丧事。
她一次次把自己的钱慷慨地给家中有急事的同志送去，一次次掏钱为大山里生活困难的患者付药费。女儿王悦结婚时，好多人都想趁此机会偿还一下欠李院长的人情，但是，她跟谁也没打招呼，悄悄地在异地阜新把女儿的婚事就办了。过后有人送去礼钱，也都被她全都一一退还给本人。县医院职工王兴凤和马丰年是对夫妇，有一年王兴凤患肾结石到外地看病时，李秋实将身上的180元钱硬塞给他们。王悦生孩子时，王兴凤送去了一封恭喜李秋实当姥姥的信，信中夹了200元钱。没想到，李秋实也用一封信夹着这200元钱退给王兴凤，信上写着：“好同志，信收下，深情收下；钱退回。”
待患如亲的李秋实，经常会有老乡给她送山鸡山货等东西，她从来都不肯收下。有一回勉强收下了一袋子辣椒面，还到市场买了一筐梨让老乡带回去。就在她去世的前两天，还有人遇到一个农村老汉蹲在西关市场卖野鸡，价格便宜得惊人。问他为什么卖这么贱？实在的老乡实打实地说，这对野鸡本来是送给李秋实院长，感谢她救命之恩的，可她说啥也不肯收下，老人为了赶紧回家，只好便宜点尽快把野鸡卖了。
她的丈夫到医院做彩超检查，要照规定交钱；女儿怀孕后来医院做b超检查，同样依照规定交钱；她心脏不好做动态监控心电图，也严格按规定交了200元钱。女婿到沈阳买家俱，用了一次医院的车，她按照规定交付了油钱。她家原住县医院的职工住宅，后来因动迁，搬到较偏远的一处小平房。县委考虑到她是省市劳动模范，责成财政拿出一万元做补贴，给她调了一个50平米的双室住房，这套普通的房子她一直住到去世。县里专门批给她的购房款，也都被她分给了住房困难的职工。
每年大年三十，她不是回敬老院，就准保是到单位陪值班人员一起度过。除夕夜里，她在电话中分别给医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劳动模范拜年，向他们送去诚挚的祝福，然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去团圆。医院职工的孩子在外地读书或工作，她出差时总不忘顺路去看望一下，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工作，为家长争光，为县医院和家乡桓仁争光。
孤苦的身世，使李秋实格外同情那些生活缺少温暖和爱护的人们，不论贫富贵贱，她都尽自己的一切所能去关爱他们……
1985年的春节前夕，李秋实偶然遇到了一个到处流浪，曾5次被送进收留所的小女孩。那年，这个孩子才9岁，跟自己的女儿王悦差不多一般大小。李秋实把她领回了自己的家，给她洗澡，穿干净的衣服，每天跟王悦一起上学、放学，同样接受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这个孩子原本姓李，小小年纪却自作主张，改名叫王星，意同“王悦”为姐妹俩，她似乎已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一天，这个孩子发自内心地跟李秋实阿姨叫了一声：“妈―”！半年多过去了，这个孩子的母亲被李秋实的精神打动了，主动来把孩子领回了家。
1985年，15岁的兰岩松成了孤儿。他的母亲因煤气中毒去世了。妈妈在世时，娘俩就没少受到李秋实阿姨的接济和照料，几件衣服、三五元钱或一袋玉米面。失去母亲后，他在李姨那里得到了很多母亲般的关爱。没了娘的兰岩松不肯再去念书，整天在外面疯跑。一天晚上，跑累了也跑饿了的他回到家时，一进门就看见李姨坐在炕上，正捧着那口漏锅掉泪呢。李秋实见兰岩松回来了，塞给他50元钱，给他留下好吃的，又再三叮嘱他千万别在外面惹祸，这才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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