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机制

第一篇：完善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机制

完善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机制

[提要] 生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管理问题。无论是生态管理主体、管理体制，还是管理观念等方面都需要创新。从具体路径分析，包括从单一政府管理主体向多元社会管理主体转型，由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为主向建立多方协商的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由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向“以人为本”为目标转型。

关键词：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5月4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完善生态社会治理机制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现实要求，这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等关键环节着眼，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一、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社会治理

（一）加强社会治理有其现实必要性。近些年来，随着很多污染环境企业被取缔、许多污染环境的行为被法律明文禁止、环境执法力度明显增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逐步运行，我国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但同时，我国生态环境仍然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环境污染对民众生活质量的不良影响，一到冬季北方乃至全国蔓延的雾霾以及由此导致的停产、停学和造成大批呼吸道患者的形成;再如一些企业偷排偷放造成江河湖库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许多近岸海域乃至沙漠地区都在遭受日益严重的污染，而一些地区土地荒漠化以及水土流失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物种数量减少，有些物种濒临灭绝。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发达的沿海地区还是落后的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和破坏都相当严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二）加强社会治理是综合协调各种生态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保护生态环境，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是主体（人）―客体（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但实际上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环境利益问题，大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之争，小到企业排污，以及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保护问题、生态旅游问题、退耕还林等诸多问题，其本质都是自然生态资源无法有效满足现有人类需求所引发的矛盾。当然，说到底是关系全体人类及其后代能否享受应有的环境权益问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发挥各方社会主体力量，采取多种举措实现综合治理，才能平衡各种关系，从整体上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加强社会治理是实现生态建设民主化的发展方向。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不是为实现某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为了实现每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特别是在交往全球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当今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与地球生态息息相关。因此，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赖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乃至每一个地球居民的深深关切和积极参与。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表面上是自然环境问题，但实际是人的发展问题，这主要源于人的行为破坏了既有生态平衡――不仅造成了生态危机也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因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既是对自然生态的管理也是对人的管理，既是政府主导的管理，也是公众参与的管理。

二、生态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社会管理问题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橹鞯嫉陌?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而生态社会管理，就是为促进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所进行的社会管理工作。

（一）生态社会管理观念尚待更新。传统观念认为生态的发展就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或将生态环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忽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视为与人的关系，这显然具有有片面性。

人与生态环境联系十分密切，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生态环境要素间发生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联系、交换，因此人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一方面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目中无“物”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要反对生态可持续发展中的人类虚无主义的想法，实现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平衡。

（二）生态社会管理体制缺乏弹性。长期以来，以环保部门为核心的国家机关对生态环境的管理，具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行政力量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固然有极强的保障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境，行政力量的投入还相对较少，不能满足生态建设发展的需要。但单纯加大投入则会增加公共财政负担;另外，民众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不完善，没能调动起民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政府行政力量的过多介入使得许多人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仅仅看作是一种政府的职能行为，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更是一种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社会公共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力量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管理长效机制还需健全。国家制定了许多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与政策，一定程度上为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管理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尚缺乏生态社会管理长效机制，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集保护、利用、开发、补偿、恢复为一体的综合治理机制。除了制度建设等“软件”外，还需加强管理工作的“硬件”建设。

三、创新社会管理方式，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一）确立“以人为本”的生态社会管理理念。生态社会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对相关生态利益的协调、生态矛盾的化解，促进人与生态环境和谐有序地发展。因此，生态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其核心要体现以人为本。

从生态角度来讲，就是要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认识到生态环境质量是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内容。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发展绩效的标准，从整体上促进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要求转变传统的单纯追求GDP数值的发展思路，不能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不仅要看到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更要看到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的负面影响，要形成绿色GDP考核目标体系。

要转变政府职能，防止把社会管理和服务简单地演变为一种社会控制。从生态社会管理的本质来说，虽然有需要控制和监管的一面，但最终是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生态公共产品。所以，管理不是目的，服务才是根本。

（二）改革生态社会管理体制，转换政府生态社会管理职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就要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已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积极拓展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推动“多中心”社会治理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治理生态环境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管理好生态环境，而是提供更好的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产品外部性最大化。即政府在社会管理的角色定位上，要转变观念，推动政府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

（三）建立和完善生态可持续发展中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面临着来自经济增长、人口膨胀、城市扩张、旅游热潮等各方面的压力，因此生态社会管理要建立应对各种矛盾的综合调处机制。一是完善现有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之处，如生态保护的区域协调制度、为生态保护而实行的人口迁移制度、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充实;二是建立化解生态矛盾、解决生态利益纠纷的综合协调机制。需要政府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调动各个行政部门协同工作，同时发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使其中可能形成的社会矛盾尽早得到解决，即能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又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高效有力的社会管理工作支持。这就要求从建设生态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创新生态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增强政府对生态的社会管理能力，淡化行政色彩，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生态社会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生态社会管理格局。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坤民，朱达.中国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J].环境保护，1998（1）.[2]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改革的新任务[N].人民日报，2011.2.18.[3]胡善德.对加强政府社会管理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8.5.

第二篇：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包括建立健全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

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九亿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织

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结合自己的国情，以村民自治为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主要形式，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育和发展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1982年我国宪法确认了村民自治的做法，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进行了规范。村民自治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村级组织“两委”班子矛盾突出，一些党支部与村委会各自为政，分别强调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性和领导地位，在工作中缺少互相支持、协调和配合；有的农村地区虽然通过民主选举出村干部，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农民群众不仅无法真正地参与管理和决策，导致“村官”腐败现象屡见不鲜，造成干群关系紧张，造成党组织的威信和战斗力下降，党在当地农村的执政基础受到削弱，已经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真正地贯彻落实到农村基层，解决前进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障碍，保证我们党带领亿万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包括河南邓州“四议两公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和适应新时期我国特点要求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建立健全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落实到农村基层，使之成为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能够实际运用和操作的制度和机制，成为理顺和处理农村社会各种关系的关键性环节，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效地维护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完善了，基层民主政治也就发展了。换句话说，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了，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也就完善了，这就象河南邓州市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评述“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似的：“支部提议好，体现党领导；‘两委’商议到，决策科学了；党员审议清，完善要补充；代表决议行，公正又透明；事事公布到，群众不会闹；‘四议两公开’，和谐真法宝。”

第三篇：股份公司的治理和督导机制的完善

股份公司的治理与督导机制的完善

一、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的责、权、利安排和相互制衡的机制，我国由于从根本上存在“所有者缺位”的制度缺陷，从而使公司治理结构先天不足。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政府治理和监管力度不够

现在中国公司非凡是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诸多主题，包括股东大会问题、投资者关系问题、董事的公平行为准则、治理层激励机制、关联交易问题、信息披露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管制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一些重要行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际上形成的是几家寡头垄断的机制，无法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竞争。因此，对于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言，公司治理水平能否改善不仅是一个公司层次的问题，而且还取决于政府治理的水平。

（二）目前公司中存在的董事会功能弱化

一方面是由于内部人控制，使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被架空。公司董事会很大程度上把握在内部人手中，董事会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另一方面是其行使决策控制权的信息源在经理层的控制下出现了断层。由于很多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并没有实质性运转，内部审计机构只是停留于公司文件中的组织机构图纸上，而无专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更谈不上目标和功能。

（三）监事会未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我国《公司法》等法规在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以股东价值为导向，相对重视董事会的作用而忽视监事会的作用，监事会的运作规定过于简单，使之在开展监督活动时往往难以在法律上找到可操作的依据。

（四）内部监督不力，信息失真严重

经理层主导地位的治理环境下，经理人控制着信息生成系统。在委托人与被审计人集于一体的重合中，审计的独立性会失去其存在的土壤。

（五）国内证券监管职能错置

这种错置，一方面表现为证券监管部门对市场深入太多，用行政职能代替市场的职能。这就使得证券市场的有效运作机制难以确立；另一方面是证券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未能提供有效的市场制度与规则，未能对掠夺投资者财富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

二、造成当前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既源于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如厂长负责制）的影响，也是因为公司法实施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不断演化使得既有的立法模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因此，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进行立法上、制度上的完善、变革或创新，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十二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股东大会对公司经营的监督

如何实现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自我约束和监督？无疑我们先应当想到的是通过股东大会。我们知道近代公司法中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且万能的机构。随着经济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型化，股东人数会越来越多，股权的“原子化”可能会导致低效率，因为如果每个股东都很小，就会出现经济学上的“免费搭车”的问题，每个小股东一般不愿意花力气去监督和介入公司的经营。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经营需要有高效的经营机制，公司的经营问题不可能由一年一度的股东会来解决，从而出现了股东大会权限弱化，董事会权限强化的趋势。股东大会形式化的结果意味着股东特别是小股东放弃通过股东大会支配和监督公司的权力，使得支配公司的权限日益集中到公司经营者手中，公司经营者的权力日益膨胀。现实发生了变化，法律就得做出相应的修改。

现代股份公司中的股东大会不再是公司的万能机关，但股东大会在公司中所处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不容动摇。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去支配、监督公司经营的大原则仍然维系着公司法的基本结构。股东大会不但仍然对公司组织、结构变更等重要事项有意思决定权，而且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确定、利益分配、董事和监事的任免等有决定权。为了强化股东，特别是少数股东对公司经营的监督作用，增强股东大会的活力，完善股东大会的作用，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引进股东提案权制度

所谓股东提案权，是指股东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议题或议案的权利。是为了促使公司制度更具有民主化色彩，以加强保护股东权利而产生的新制度。该制度不仅能调和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权益及权能关系，而且能促使股东法定权利的落实而不致流于虚化，避免董事会专权。许多国家都规定了股东提案权制度，如美国的股东提案权制度就规定的比较完善，前后共修改了十四次之多，规定极为详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比如规定了提案人员资格限制、公司的权利义务、议案提出的期限、议案提出的事由及法律责任等内容。我国的公司法也同样提出了股东提案权，如《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但规定过于简单抽象，没有细化，可操作性较差，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立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程序上周详股东提案权制度。

2.扩大股东召集权人的范围

要实现股东会对公司整体运作惊醒有效的监督，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股东会的召集。根据我国的《公司法》第105条的规定，监事会提议召开股东会或持有公司10％以上的股东请求召开股东会时，董事会应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会。这就说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会一般由董事会负责召集，包括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会。这样召集权人的范围过窄，不利于发挥股东会的制衡作用。建议我国在将来修改公司法时，应规定股东的自行召集权和监事会的特别召集权，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股东会的召开原则上由董事会进行召集；（2）监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写出书面报告可召开股东会（3）减低对股东持股比例的要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小股东的利益。另外应当注意的是，法律在规定具体条文时，要尽可能的细化和量化，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3.借鉴股东质询权制度

所谓股东质询权，是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为行使其股东权，而请求董事会或监事会就会议目的事项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说明的权利。质询权的目的是为了使股东在股东会中能获得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更好的发挥监督职能。股东质询权是一种固有权但也并非可以漫无边际的行使，股东质询的内容应与股东会的议案有直接的关联。目前我国的公司法还未对股东的质询权做出规定，应当参照国外的立法例，根据股东权保护的原理，在立法中详细规定此项制度，比如对股东质询权行使的范围、董事和监事的说明义务、回答的方法、方式等做出规定。

4.完善股东委托书征集制度

在我国，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严重不合理，主要表现就是股权过度集中，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使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存在潜在的制度性可能，且不利于经理阶层在更大范围内接受多元化产权主体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约束，因为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的客观事实很难使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有效制约。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通过完善委托书征集制度来改善内部人控制问题。

所谓委托书征集制度，其主要形式体现在对公司管理层的现行政策持不同意见的股东从公司的其他股东处（尤其是针对中小股东间的联合）努力争取足够的投票委托书，以重新选举全部或大多数的公司董事并获取公司的控制权以此来迫使董事会在符合股东利益的工作中创造出更好的工作业绩。

从立法上建立和完善委托书征集制度，是使中小股东的投票权能合理聚合，有效提高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参与表决的法定人数和法定股份数，发扬股东民主，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委托书制度可使有志于经营事业的善意第三人，能有机会通过征集委托书，淘汰不适任的现任经营者，另一方面，也使中小股东有可能透过累计投票权进入董事会而参与管理，这两方面都可对现任的经营者形成制衡和压力，使公司业务趋向正常。

5.确立累计投票制度

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我国台湾《公司法》规定，选举董事可采用累计投票的方式，即股东会议选举董事时，每一股份有与应选出的董事人数相同的选举权，可集中选举一人或集中分配数人，由所得选票数多的人，当选为董事。虽然此举有违反现代市场经济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完全分离之虞，但就我国目前现状特别是以国有股为主的国有企业因国有股的不可上市性导致股份的流动性小，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对峙格局比较固定，股东与董事、经理层的身份常常混而不清，大股东常常利用其股权优势来控制董事会，并利用董事会的业务执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累积投票制度选举董事，既有必要也行之有效。因此我国《公司法》仍应予以引进累积投票制度，至少应允许公司章程自由决定是否采纳这一制度，以适应具体情况，在保障中小股东权益和提高公司运作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

（二）建立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扩大董事会的职权范围。

由于只有董事会才能负责经营管理活动和决策，从本质上决定公司的经营状况，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必须以董事会为中心而构建。为此，需要采取四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一，缩减股东大会的职权，将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权力移交董事会行使；其二，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原则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其三，公司法不再对董事会的职权作出列举式规定，而改由公司章程规定；其四，取消公司法对经理设置的职权条款，而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予以处置。

（三）建立多元化法定代表人制度，禁止董事长总经理由1人担任。

根据国外的作法，公司可以设董事局主席或董事长，但他不一定是法定代表人，或不一定是惟一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可以授权执行董事在不同的业务领域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法律应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公司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可以是董事长，也可以是其他执行董事，既可以由1人专任，也可以由2—3人在不同的业务领域分别担任，董事长在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不得同时担任公司经理。

（四）从法律上引进和确认独立董事制度，并允许董事会设立专门委员会。

我国公司董事会之所以不能真正履行董事会的职责，或者在履行职责时忽视公司利益、损害股东利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董事会的构成单一，其成员基本上来自控股股东，在董事会的议事和决策过程中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很多董事习惯听命于由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长的旨意，对需表决的议题不进行认真的甑别、思考和权衡，也不判断在文件上签字可能导致的法律风险。针对这一问题的医治良方只能是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大比例引进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法律上应允许有关的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向上市公司委派阶段性的全职董事或兼职董事，以改变目前公司董事会基本由内部董事组成的现状。此外，可以仿照美国模式，允许董事会设立专门委员会，如设立财务委员会、工薪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并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

（五）进一步明确董事的义务。

公司法中虽然也规定了董事的义务，但这种规定过于笼统、宽泛，缺少量化标准，在实践中很难据此判断董事的某一项具体行为是否违背此规定。我认为，我们应该全面引入英美公司法中的谨慎行事义务和忠诚义务。此外，公司董事也应承担对经理阶层的监督和对社会的责任。

（六）扩充监事会的权力，建立名符其实的监事会制度。

我国公司法主要是从消极方面赋予监事会对董事、经理违法违章行为和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监督权，而缺少从积极方面的职权赋予，造成监事会实际上形同虚设，我认为扩充监事会的权力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将部分董事的提名权交给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召开股东大会；由监事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或解聘；财务报告由董事会编制后交监事会审核并由监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代表公司起诉违法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还要在监事会中增加非股东专业代表增强其在监督中的博弈力量。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仅要以股东的利益为核心，还应考虑其他外部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尤其是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可以在监事会中适当增加债权银行、政府监管的代表。一方面可以增强监事会专业监督的力量，改善监事会地位不中立的局面，加大其在监督中的博弈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在第一时间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各种违规操作的可能性，防止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限制控股股东的权力。

我国上市公司往往是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国有企业持有绝对控股的不上市股份，这就造成了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董监事的委派及报酬、董事长总经理的任免、公司章程的制订与修改、股利分配、增资减资、收购兼并等，均是由控股股东一手操办和决定。为此，法律上有必要对控股股东的权力加以限制（或授权公司章程加以限制）。比如，可以规定：控股股东不能全部占据董事、监事职位，应留出一定的比例给其他发起人、公众股股东或独立人士；限制控股股东的投票权；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的职位不能均由控股股东出任；上市公司子公司的负责人不能全部从控股股东委派；控股股东不得在章程和股东会决议中写入扩大其权益而缩小其他股东权益的内容。

（八）建立代表诉讼制度。

代表诉讼源于英美衡平法，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被世界各国的商法、公司法广泛采用。根据这一制度，当有权代表公司的机关或个人怠于通过诉讼追究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的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以维护公司利益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代表诉讼制度是加强股东对经营管理者的监督，促使其勤勉尽责，防止权利滥用，防止管理层“官官相护”的有效法律机制。

（九）建立帮助投资者实现诉权的诉讼支持制度。

我国证券监管机关和有关行政部门每年都查处大批违反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规的案例，但由于这种查处主要限于行政处罚，并没有使受到损害的股东权益或公司利益得到补偿，甚至向公司所处罚款实际上分摊了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公众股东持股额小，地域分散，取证困难，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活动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资料，因此即使他们想向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民事索偿，在客观上也困难重重。如果我们仿照欧美建立“诉讼支持”制度，这一问题便不难解决。诉讼支持，是指行政机构在行政程序或诉讼程序中所采用的证据，经法院许可后可以提供给私人诉讼的当事人，以对私人的诉讼请求进行证据支持。我国立法和司法制度一旦引入这一机制，证券监管部门在实施行政稽查和行政处罚过程中所获取的大量证据，就可以合法地提供给法院和当事人，从而使投资者不再因取证困难而放弃诉权。

（十）加强和改进政府治理

中国公司治理的本质不仅是一个公司治理本身，更重要的是政府治理的问题。公司治理的软弱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而政府治理的失效更会产生腐败和混乱，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公司治理是否有效执行。因此，对于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言，公司治理水平能否改善不是一个公司层次的问题，而是取决于政府治理的水平。公司是否适于上市，是否合法地进行信息披露，是否有较多真正起作用的独立董事，是否有完善合理的内控机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加强和改进政府治理。

（十一）实现内部审计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的转变

要降低经理层的对信息源的控制优势，改善董事会与经理层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应当增强内部审计的服务和价值增值功能。随着公司治理功能的发展，内部审计也在以往遵循性或财务性的传统审计工作基础上被扩展到保证与咨询服务方面。内部审计是一项独立客观的咨询活动，以增加价值，促进单位经营为基本指导思想，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方法评价和提高单位风险治理、控制和治理程序的效果，帮助完成其目标。内部审计目标已经从传统的“查错纠弊”提升为“帮助组织增加价值”，这与公司治理的目标不谋而合。内部审计不同于外部审计的地方在于，经理层为顺利完成其受托责任，对其有内生性的要求，这也使得地位提升的内部审计成为内部治理结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更好地为董事会和经理层服务，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

（十二）强独立审计的专业监督

加强对独立审计的治理。首先从资格准入、后续教育、职业道德、质量治理上提高其执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减少过失风险，提高审计质量，从而揭示并降低信息传递中的风险。其次通过提高审计质量，塑造信誉好的品牌，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并购扩大规模，增强与客户治理当局的谈判力量，从而增强审计的独立性。最后，加大对独立审计违规的惩罚力度，使其在低违规收益与高惩罚成本的权衡中自觉抵制经理人的诱惑和胁迫，减少与客户治理当局共谋欺诈的可能性，提高审计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使其能担当起经济卫士的重任，把好信息传递风险的最后一关。

总之，改进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和督导机制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的努力，以加强信息的疏通和监管为治理核心和突破口进行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可以实现内部双重制衡和外部治理的多重完美结合，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将有极大地改善，经理层主导控制地位会有所改变，经理层实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空间也会大大缩小，从而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内外部治理相互作用、互为推动的良性循环。

第四篇：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2011年04月22日 09:20

建立和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进一步提高各级党委和政府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措施。当前，建立和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坚持正确指导思想。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以正确把握和妥善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注重从决策、政策、项目、改革等方面加强利益协调、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等机制建设，力争做到凡是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举措坚决不施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明确责任分工。严格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工作责任，由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领导、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事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单位，落实到主管领导、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是否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项目、重大决策事项能否出台或实施的前置条件，做到未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不审批，未经批准或虽经批准但涉稳重大隐患尚未消除的不实施。各级党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应加强对各职能部门和下级党委和政府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指导，并把其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平安建设目标考评体系。

充分把握参考依据。一是重大事项制定实施的合法性。主要看重大事项的制定实施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否有充足的政策、法律依据；所涉及政策调整、利益调节的对象和范围是否界定准确，调整、调节的依据是否合法，是否符合规定的议事决策程序。二是重大事项制定实施的合理性。主要看重大事项的制定实施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是否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兼顾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按照程序经过严格的审查审批，是否考虑到时间空间、人力物力财力等制约因素，是否有具体、详实的方案和完善的配套措施，是否会给其他地方、其他行业、其他群众带来负面影响，是否会引发较大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事件；对可能出现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有无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三是重大事项制定实施的科学性。主要看在重大事项制定实施的过程中，出台政策或进行决策是否有科学依据，是否遵循科学方法，是否违背科学规律等。

认真遵守工作程序。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相关程序。一般说来，大体可分为六个程序。一是责任部门先期自行评估。决策作出部门、政策提出部门、项目报审部门(单位)、改革牵头部门、工作实施部门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直接责任部门，应在提出决策和开展工作之前对决策事项的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安全性、适时性等先期自行组织评估。二是主管部门进行审查。责任部门自行评估后形成《自评报告》，送主管部门审定。主管部门可邀请维稳、法制等有关部门以及重大事项直接责任部门参与评估。三是主管部门确定实施意见。主管部门根据评估情况，将重大事项涉及的相关情况形成《综合评估报告》。该报告应对评估事项提出实施、部分实施、调整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等意见。四是维稳部门进行备案。主管部门综合评估完成后，在将评估意见反馈责任部门之前应把评估报告送同级党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备案。五是责任部门落实措施。在重大事项出台实施后，责任主体根据分析评估情况，严格落实化解不稳定因素、维护稳定的具体措施，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工作。六是维稳部门和主管部门进行跟踪督导。重大事项实施过程中，主管部门应指定监管部门全程跟踪了解，及时掌握动态信息，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第五篇：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李文静，时立荣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框架；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关键词：社区治理；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会工作 前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改革的突破口。新世纪以来，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体制改革首先开展，2008年，我国基层社区开始组建社区服务站和社会工作站，这些新组织逐渐分离了居委会的一些行政职能和专业服务职能，凸显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在社区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快速发展。2008年，全国社会工作考试制度开始实行，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上升、专业性有所增强。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等相关支持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之后，我国社会组织进入了“增速发展期”[1]。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为我国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奠定了组织和人力基础。

为进一步化解现阶段社区治理面临的“居委会困境”及“共同体困境”[2]，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入机制创新阶段。2013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正式提出要“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促进社区服务工作专业化”。文件颁布后，广东、重庆、浙江、吉林、上海等地纷纷开展“三社联动”机制探索[3]。

已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地方经验的简单总结，缺乏深入的机制探讨。——————————————————

作者简介：李文静（1988—），女，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时立荣（1963—），女，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从总结“三社联动”的具体运作机制出发，评估其在我国社区治理改革中的成效，提出完善“三社联动”机制以促进社区治理改革的对策。“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及运行机制

“三社联动”本质上是要将社会工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的力量调动起来，转变政府主导或居委会主导的社区管理，由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引入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早于民政部“三社联动”概念的正式提出。上海、江苏等地较早将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力量引入社区建设。2013年民政部正式提出“三社联动”之后，各地对“三社联动”如何开展的探索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2.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由于我国各地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差异，根据社区、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及方式的不同，我国“三社联动”形成了如下几种实践模式①。

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社会组织委托型是指政府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区服务等社区治理相关事宜直接委托给众多社会组织运行，社会组织直接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服务。这种模式适合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建设市民中心，委托专业社工机构进行日常管理，引入多家伙伴型社会组织，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服务[4]。

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社工机构服务型”是指社区服务项目主要由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工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机构在开展服务过程中强调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例如，上海市闸北区大宁街道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实施社会救助试点项目，构建了由街道、社区居委会成员、专业社工、志愿者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工作格局[4]。厦门市积极探索社区与专业社工机构协同合作的发展路径，由承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依托社区开展服务[5]。

三是“项目指导型”。“项目指导型”是指以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力量为主，由专业社工提供技术指导，政府及社会提供资金，以项目化的方式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成立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社会工作者在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工作。他们指导社区居民策划、运作社区微服务项目。在这一模式中，参与社区服务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发挥引导作用。这种方式是目前我国比较常见的项目化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机制。此种模式最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的力量，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北京市试点地区在社区层面成立了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南京市鼓楼区也在发展较好的地区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站。这些社区层面的社会工作机构与街道层面的社会组织都是引导和支持社区治理项目的重要力量。

这里对各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模式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在实际运作中，各地区有可能同时具有几种实践模式，只是侧重有所不同。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侧重内部发展型，但也有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实行“项目指导型”和“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实行“社会组织委托型”，同时也会在社区内开展“项目指导型”社区治理模式。①[键入文字] 四是“社区内部发展型”。“社区内部发展型”是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学习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与社会组织合作，以项目化的形式开展社区服务。此种模式适用于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是社区服务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居民则是主要参与者。嘉兴市、太原市都属于此种模式。这些地区通过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而运用专业方法提供专业化服务、促进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2.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

虽然我国各地“三社联动”社区服务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项目指导型”的社区治理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实践模式。当前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机制如下：

2.2.1 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合培育社区治理相关主体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第一步是建立社区治理联动框架。“三社联动”即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包括支持型社工机构和服务性社工机构）、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既包括服务范围较为广泛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非盈利组织（如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也包括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三社”中的“社会工作”包含不同层次：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社区层面的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里的持证社工。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成立服务型社工机构。社区服务的开展由枢纽型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者进行一些培训或直接由社会组织申报和执行社区服务项目。

社区治理主体框架的建立一般由基层政府部门与支持型社工组织或枢纽型社会组织②联合完成。北京市[6]由街道社区办与支持型社会工作机构成立联动办公室，确定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构建模式。宁波市[7]则由民政局与“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共同负责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评选和组织工作。政府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的组织者、资金支持者、评估者及监督者。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含社会工作机构）则发挥规划、孵化、评估、督导的功能，在社区培育成立社工服务机构和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区居民，激发居民潜能、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一种新形式。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既是社区服务的受益者，也是一些社区服务的提供者。

2.2.2 政府购买服务联接社区治理主体，形成联动治理模式

当前，政府购买服务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运转的主要动力来源。政府通过购买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服务来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当前政府更多以项目化的方式购买各类枢纽型 该概念首次出现在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由负责社会建设的有关部门认定，在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②[键入文字] 社会组织、普通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为这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提供资金支持，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政府以购买岗位的方式购买社区社会工作者者的服务。此外，各地政府也通过项目推介会等方式，促进社会资金支持社区治理服务项目的运行。

各类社会组织是协助政府实施社区治理项目、了解居民需求并提供所需服务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中，支持型社会组织是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枢纽，许多支持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工作机构。这些组织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一系列手段，规范社区治理项目运作，协助整合各类资源，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建立信息平台，推动专业人才队伍和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等。社区层面的服务性社工机构及其他非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和资源筹措者，为社区各类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提供技术支撑。这些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及社区社工③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志愿者开展社区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2.2.3 项目化的运作方式

我国许多地区通过项目化的运作形式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开展各类社区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项目化的运作与常规性的服务相对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极端性。当前各地开展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领域涵盖了政府保障托底政策范围之外的社会救助、扶贫济困、婚姻家庭、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应急处置、群众文化等。除了社区服务项目，北京、重庆、宁波等地还将“三社联动”的方法应用到社区自治项目，针对社区存在的各类问题，充分调动社区不同治理主体的力量和资源，化解社区矛盾纠纷、改善社区环境。社区居委会群众自治组织，也是“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的协作者、支持者、保障者和推动者。居委会掌握和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和需求，通过整合社区资源，支持、引导、监督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改革的成效及局限性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提供服务方面具有专业优势。从各地实践看，“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也以社区服务为主。此外，多元参与的治理方法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环境保护及社区自治方面也有所应用。社会工作者及社会组织充分调动居民力量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在社区民主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3.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成效 3.1.1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提升

如何为社区弱势群体及普通居民提供福利性的、互助性的、组织化的社区服务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传统社区服务在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方面存在局限性，而专业社会工 如前文所述，一些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层面成立服务性社工机构，持有社会工作证或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区工作者负责带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开展社区治理项目。③[键入文字] 作服务具有优势。“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促进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与社区服务的融合，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水平。民政、人口计生、劳动就业等政府公共服务由社区居委会承担，居家养老、空巢老人精神慰藉、问题青少年教育、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等个性化服务由服务性社工机构承担，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社区文体活动等交由社区社会组织承担。

3.1.2 促进了社工和社区力量的整合

“三社联动”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在项目中孵化服务性社工机构，再由机构项目化推进居民服务。而服务性社工机构由社区原有服务体系转化而来，天然整合了社区的社工、社会组织服务力量，再通过计划、实施、评估这一整套项目运作体系，实现了各方面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三社联动”搭建了信息沟通平台，能够把群众分散的意见、多样的诉求、不同的建议集合起来，进行科学和分析综合，形成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建议，推进科学决策，协调配置社区服务资源。

3.1.3 增强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

社区居民不仅有服务需求，还有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的愿望，社区建设需要居民的参与。“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公共事务、互助服务和志愿服务，提升群众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培养居民骨干、志愿者，培育和规范化社区社会组织，搭建好居民参与的平台和渠道。遵循自愿的原则，将有相同兴趣爱好、相同精神需求、相同专业特长、相同利益需求的居民群众正式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治理，增强了社区服务功能、提高了社区居民自治能力、促进了和谐社区建设。

3.1.4 促进社区发展，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三社联动”的特点是“全员联动”，不仅包括地区、社区两个层面的联动，还有社区内的驻区单位、居民联动，以及与社区外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联动，打造了和谐共融、共建的途径。能够将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社区服务相融合，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的合力；调动社区内、外人员、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资源、能量，形成资源联动合力，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区融合，增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此外，社区居民自治服务项目涉及社区发展的诸多方面，例如社区环境保护、社区文化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顺应社区居民心意，促进社区全面发展。

3.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局限性 3.2.1 项目运行效果受资金影响大

虽然“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项目运行效果对政府资金的依赖性较大。“三社联动”得到了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基金会、社会组织及企业等方面提供的资金很少，一旦政府的资金缺位，社区治理项目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导致项目中断。

3.2.2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欠缺

虽然北京市社区治理自采取“三社联动”模式后，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介入已经在一定程[键入文字] 度上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性，但这些社区服务绝大部分是由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来提供，专业性仍较低。Q街道与J街道的社区服务主要由经过S组织培训的社区工作者带领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S地区的社区服务主要由持证的社区工作者转化而来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带领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会组织、社区社工及社区居民的力量被充分调动，但短时间内社区居民及社区持证社工的专业性还不能与专业的社会组织相比，其提供的社区服务在专业性上仍有一定的缺陷。社区矫正服务、个案工作等专业性较高的服务应当由专业社工及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还不够充分。

3.2.3 社区自治性仍显不足

社区治理的自治性不足体现为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足。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标和途径是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在“三社联动”机制中，社区居民参与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组成社区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的形式组成项目小组，实施社区服务及自治项目。二是志愿服务，这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统方式，属于个体化参与。三是社区民主建设，例如选举社区居委会成员、成立社区议事会议等，但这种并非常见形式。从目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参与到社区治理项目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曾经的社区积极分子，其余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还没有被调动起来。

居民的参与能力和热情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在初步实施阶段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在提到居民参与时，“三社联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到：“社区许多工作不好开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的不配合和不热情，尤其是年轻人配合意识更不好。‘三社联动’项目实施后，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社区自治水平有所提升，但居民的主动参与仍需要很长的过程。”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缺陷的成因

4.1 机制原因：政府主导性强，社会间合作偏弱

“三社联动”在机制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与地区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合作比较密切，而社会力量间的自主性联动较弱。在支持型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区孵化出了社区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社会组织，经由社区各类社会组织调动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并开展自治服务。非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非”与社区的直接联系不强。社区社会组织的构成以人民团体为主，这是结构最为松散、专业性较弱的社会组织类型，这些新孵化的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及持续性尚无保障，在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容易解体。

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尤其是机构社会工作与社区力量的自主联动。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并促进基金会、企业、民众等社会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是民非组织的发展。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还应为这些组织与社区的自主联动提供环境和政策支持。社区居委会要充分配合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促进居民的参与各类社区治理项目。

[键入文字] 4.2 现实原因：社会力量偏弱 4.2.1 社会资金来源少

资金是制约“三社联动”项目运转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三社联动”项目正处于试点阶段，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方面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如果单靠财政拨款无法维持项目的运转。因此，如果想要解决“三社联动”项目经费不足的问题，就需要丰富项目资金获取方式，通过吸纳更多社会资金和企业资金将是未来“三社联动”项目更好运转的出路之一。

4.2.2 社会组织力量不足

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主体，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社会组织力量仍薄弱。以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成熟的北京市试点地区为例，该地区参与到“三社联动”项目的共有44家社会组织，其中42家社会组织都是新孵化的，包括7家服务性社工机构和35个互助服务、公益型的社区社会组织。相比而言，一家国际性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为“三社联动”项目提供了较多的资金，也组织了很多次活动，但国内及新孵化的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我国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尤其是新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

4.2.3 社区工作者专业性不强

随着2008年国家社会工作考试制度的实行，我国许多地区社区工作者中持有社会工作专业资格证书的人数上涨。调研中，北京市试点地区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例达到了38%。支持型社工机构工作人员提到：“没有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居委会工作者对专业知识的缺失比较严重，对于这些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区工作人员，社工中心需要对他们进行进阶性的专业培训。即便经过了培训，他们也与专业社会工作者或机构社工具有一定的差距，影响到社区服务效果。”在没有成立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的地区，社区工作者是协助和直接执行“三社联动”项目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三社”能否真正联动、社区多元治理能否真正实现。多举措促进社会间自主联动

5.1 深化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融合

社区的治理有赖于政府、非政府机构和居民的分工合作及共同参与[8]。要实现我国社区治理的彻底转型，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社区深度融合，即实现“社会间自主联动”。“三社”之间的深入融合需要政府理念的转变。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及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的相关政策均是影响社会间合作的重要因素。

社会间自主联动需要各类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及社区力量的自主合作。除了与政府合作的密切的、街道层面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新孵化的社区社会组织，还应重点加强其他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盘活社会组织系统，打造社会组织成长良性外部环境，打通社会资源服务社区治理。[键入文字] 由专业社工进行社区居民的需求调研；由社会组织链接资源并提供技术指导；社区工作者需要积极配合社工工作，做好宣传和动员及信息提供等工作；由专业社工带领志愿者开展为民服务，必要时还需要有专业社会组织直接介入社区服务。

在社区治理机制方面，还应将项目式服务与常规化服务相结合。项目化的运作方式不需要在社区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因此具有灵活性和节约资源的优势，但社区治理还需要许多常规性的工作，尤其是针对社区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需要长期坚持。只有将常规性工作与项目式工作相结合，促进社会组织、社工与社区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长远目标。

5.2 促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发展

目前美国大约有2500万人在各类非营利组织中从事各类服务工作（其中大多数是专业社区工作者)，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十二分之一[9]118。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中的重要主体，这两者的力量会影响到社区治理格局能否真正形成。为实现此目标，应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逐步开展，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已经有所放宽，从2013年开始，我国社会组织数量进入了“增速发展期”，但力量仍然较为薄弱，独立性和专业性不足。

社会工作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大力促进社会工作等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改革的手段。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专业的社会服务组织联盟，在不断的交流、竞争及合作中，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将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当前，我国需要制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社会捐赠力度，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应积极开展社会工作培训，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提高机构及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

5.3 拓展资金来源

资金是制约当前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因素，社区服务及社区自治项目要顺利开展需要资金支持。为了保持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自主性、保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果，应当盘活社会力量、探索公益创投等资金筹集方式。例如，南京市通过“百企助百社”“社洽会”等公益推介会的形式，为草根组织发展提供生存发展空间，推动草根组织的市场化程度。当然，在创新获取资金方式的同时，不能推卸政府的义务。政府也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政策，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使社区治理取得更好的效果。

5.4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社区治理需要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但我国社区居民的治理意识不足。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国家应当构建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居民的基[键入文字] 本权利。当前我国社会公平不足，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较强，打击了人们为社会公共事业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在社区层面，如果居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其参与提供社区服务的意识就会明显降低。此外，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除了主观因素和能力，健康的身体、充裕闲暇时间都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因此，国家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区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为社区治理提供政策依据。

其次，应当健全社区组织结构，提高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与社区服务站之间形成合作但不包办的关系。完善居民对社区居委会及服务站工作的监督和考评制度，鼓励社区居民竞聘居委会工作者，切实保障社区公民参与权利。

再次，内在动力机制方面，通过开展参与式的社区福利服务及社区自治服务，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在过程中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社区志愿服务与社区教育相结合，培养青少年的志愿服务意识。制定志愿服务激励政策，提高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志愿服务的能力。

最后，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并不意味政府可以推卸责任，政府仍然是社区问题的解决的最终负责主体。社区治理涉及到许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政府各部门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社区安全、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好规范，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社区治理的保障角色。

参考文献：

[1]谢菊,马玉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回顾[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35-39.[2]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J].东岳论丛，2012(1):23-29.[3]闫薇,马晓晗,汪昊.“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新机制[N].中国社会报，2015-10-22.[4]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创新改革，整合资源，合力推进“三社联动”[N].中国社会报,2015-11-20.[5]杨贵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厦门市的调研[J].发展研究,2015(11):85-89.[6]李金清.朝阳区“三社联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J].中国社会组织,2015(5):10-12.[7]马洪波.宁波:以社区公益项目推进“三社联动”[J].中国社会组织,2016(3):54-55.[8]徐永祥.城市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与社会工作[J].探索与争鸣,2004(12):22-23.[9]张康之,石国亮.国外社区治理——自治与合作[M].北京：中国实言出版社,2012.全文发表于《探索》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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