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庭审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认定和运用

第一篇：论庭审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认定和运用

论庭审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认定和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对庭审笔录记载的文字有不同的意见，一方当事人想进行修改而另一方当事人又不同意。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取什么方法予以解决，这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也牵涉到如何在民事程序中认定和运用庭审笔录的理论争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关于法定证据类型的规定中，没有提及庭审笔录，从规则主义看似乎庭审笔录与“证据”一词关系全无，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全面了解庭审笔录，首先解读一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对庭审笔录的有关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六章及解释对证据的规定，可能涉及庭审笔录的性质，即认为庭审笔录是公证文书、当事人的陈述或者证据的一种固定形式，第133条还规定了庭审笔录的制作方法，当事人的修改权利，庭审笔录的作用等。此外，在其他的规定中还有关于进一步完善庭审笔录制作的规定。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规定对庭审笔录及其性质的规定极为不详细且含糊，不利于庭审笔录认定、运用。

二、庭审笔录的性质界定

关于民事程序中庭审笔录性质，理论上的探讨不多，也只是近几年由于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争议才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目前，庭审笔录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1）“当事人陈述说”，认为庭审笔录是当事人的陈述，是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法定类型的固定方法。（2）“公证文书说”，认为庭审笔录是经过法庭这一权威机构公正的文书，具有证据能力，可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把庭审笔录认定为独立的证据形式，即“独立说”，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

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当事人陈述说”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包括事实陈述、证据展示、质证、自认等），认为庭审笔录是固定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形式，符合诉讼原理和证据规定，也是通说，并为司法实践部门所认同。“公证文书说”则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思路，认为法院具有公证机关的性质，在法庭上的陈述经过法定程序公示和记录，就是公证文书，具有证据能力，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是根据《公证法》及其解释，如何把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认定为公证文书，这与公证机关的性质、公证当事人、公证事项等冲突。首先，法院不是《公证法》中的公证机关，同时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把庭审中的陈述申请公证，与公证机关受理事项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这一规定不符。所以。“公证文书说”不可取，本文亦赞同“当事人陈述说”。至于“独立说”，把庭审笔录认定为独立的证据形式，不免有小题大做之嫌，也与目前的基本规定不符，但可以作为一种理论予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有关案件的实施情况向人民法院所做的说明，它包括当事人自己说明案件的事实和对案件事实的承认（即自认）。⑴当事人陈述是一种法定的证据类型，在形式上表现为庭审笔录。广义上还包括当事人自认，本文亦从广义上予以探讨。一般认为，之所以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类型，是因为当事人作为争议双方，都希望通过陈述事实来促成案件审判结果利于己方。在理论上又把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具体化为：（1）对案件事实的陈述；（2）关于诉讼请求的说明和案件处理方式的意见；（3）对证据的分析和应否采用的意见；（4）对争议事实的法律评断和适用法律的意见，等等。对此，本文将有针对性的采用。

三、庭审笔录的认定和适用

经过初步论证，本文认为庭审笔录的性质是当事人陈述。在民事审判程序中，经常发生当事人在庭审后对庭审笔录的内容有异议并希望修改，而对当当事人也有异议，此事法院应采取何种态度，是实践中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一般看来，有以下几种情形：（1）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修改，而另一方当事人不同意。（2）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都有争议并提出修正。（3）双方当事人对不同事项有争议并提出修改。（4）双方当事人对相同事项有争议并提出一致修改。

庭审笔录是当事人陈述的文字化固定形式，由于文字含义的特殊性，难免导致与当事人原本表达的意思不一致。因此，基于意思自由和人权保障的本义，应该允许当事人予以补正。而且，由于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并非绝对事实，根据证据原理也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予以补正。我国民事诉讼法133条对此予以了肯定，当事人认为自己的陈述笔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可以申请补正。

但是民事诉讼法对补正的理由言语不详，无疑增加了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难度。虽然在《民诉意见》第166条进一步解释“笔误”的具体含义，即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误漏等。在此，本文将异议分为两种情形对不同处理：（1）庭审笔录中存在笔误，是书记员的疏忽或者表意不清，但不影响陈述事实的真实含义，也不影响对案件的事实认定。（2）庭审笔录存在异议，是关于案件事实争议的不同表述，影响案件的事实认定。

对于第一种情形，由于只是文字笔误或者书记员的疏忽，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没有影响，不牵涉案件审判结果，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没有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补正，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操作。对于第二种情形，由于关系案件事实的认定，影响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根据人权保障原则和充分辩论的要求，应该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或者协商解决，甚至由法院予以裁决。

那么，当事人提出反证推翻本的性质是什么呢？本文认为由当事人说明理由或者举证推翻，性质应该是重新证据调查，是当事人再次质证。因为当事人异议的事实具有根本性，决定案件事实的内容，影响判决的形成，根据《民事诉讼法》、《民事证据规定》和证据法原理、证明责任，应为重新质证或再次证据调查。以下就结合前述三种情形一一分析。

（1）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修改，而另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提出异议的一方说明理由，只有理由足够充足才能推翻先前陈述，否则不予以采纳。（2）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都有争议并提出修正。对此首先应当鼓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则有双方说明理由。一方无法说明理由则承担不利结果，双方均说明理由则由证据更为充分的一方予以修改，当然法官应履行释明义务。（3）双方当事人对不同事项有争议并提出修改。这与（2）的处理方法基本相似，只是即有异议事项不同，则有更为复杂的程序和重复的过程，但基本原则不变。（4）双方当事人对相同事项有争议并提出一致修改。这种情形的处理很简单，可以视为是当事人双方共同的自认行为。

第二篇：论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

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程序，本文拟对其基本制度及缺陷加以阐述并提出一些改进设想。

一、再审程序的概念

1． 再审程序的概念

再审程序，是指判决确定后，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以及人民法院径行新审判的程序。所以，再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再审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这就是说，适用再审程序并不是审理第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只有在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进行再审的，才能适用再审程序。从诉讼阶段来说，也不是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必须经过的诉讼阶段，对那些没有必要再审的案件，就不经过这一特殊诉讼阶段。

第二，再审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案件再审的，有人民法院（包括原审人民法院的院长，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有当事人申请，也有人民检察院起诉。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

第三，再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其判决、裁定不论是第一审人民法院还是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都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且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发现确有错误的，才能通过再审程序进行纠正。

2． 再审程序与二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两者提起的主体、时间和对象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而再审程序，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再审程序。从时间上说，上诉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作出后分别在十五天和十天期限内提出，超过上诉期限，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而在再审程序中，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期限内，都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发动再审，则不受两年时间的限制。

其次，两者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再审程序不是诉讼的必经阶段，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不具有审级的性质，只是为纠正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决而规定的特殊诉讼阶段和补救程序。

第三，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必须有法律规定的错误才能提起再审。

二、提起再审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1）再审必须是由有审判监督权的组织和人员提起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有权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这是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法定组织和人员。除此之外，任何法院和其他审判人员都无权提起再审。

2）再审必须是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起

按照再审程序提起再审，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错误的补救程序，因此，它和纠正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适用不同的程序。具体说，纠正确有错误的、尚

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应当通过上诉程序，而纠正确有错误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则只能通过再审程序。

3）再审必须是针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起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所谓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以下五种情况：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不足；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有错误；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裁定；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行为等。

三、提起再审的三种程序

1． 法院提起再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是提起案件再审的主体，同时还规定了不同审级的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提起和决定再审的具体程序又有所不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进行再审，即应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并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也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2． 检察院抗诉再审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具体条件和途径作了具体规定，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再审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再审程序提出抗诉。”

3． 当事人申请再审

1）当事人申请再审，是指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认为有错误，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再审的诉讼行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申请再审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再审程序，改变原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错误，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新的裁决。

2）申请再审不是一提出申请，就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对案件实施再审，而是只有在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申请再审条件的，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同时，当事人申请再审不但可以向原审的上级人民法院提出，还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3）由于申请再审是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的承担，所以，法律规定一般应由当事人本人提出。

四、再审案件的审判

1． 裁定原判决终止执行

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明确，对那些当事人提出申请再审，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但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如情况紧急，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必须发出裁定书。

2． 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

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案件，经过审理后，确认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对判决可以依法直接全部改判，或者部分改判，对裁定可以直接撤销。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再审的案件（包括提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分别情况处理；对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上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作出的判决，可以自行宣判，也可以委托原审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法院代行宣判。

五、我国再审程序的问题

1． 当事人申请再审难，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申请再审”是我国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全新启用的概念，其本意显然在于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对我国的立法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当事人对再审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当事人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由法院职权发动再审理念的主导影响，所谓的“申请再审”，在实践之中几乎被与原先的申诉同等对待，以至于当事人通过申请再审而直接引发再审的可能并不很大。

2． 有些案件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

一般认为，影响司法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是裁判的公正和稳定。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随时推翻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判，这非但不能强化和维系司法的权威性，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 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

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其是否可以进入再审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立案标准的规定来看，由于规定本身不够明确、具体，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法院则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现行的民事再审，在追求绝对真实的诉讼观念指导下，对再审案件做了宽统的规定。其中，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再审的这一规定，不受举证的时效限制的随时提出主义，表面上是为再审申请人创造了很多的条件，实际上忽略了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造成双方当事人权利的不平衡状态。

4． 违背两审终审原则

现行审监制度的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特点，使申诉主体、申诉时间、审级及申诉和再审理由等诸多方面毫无限制，导致诉讼秩序混乱，使二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终审不终；使终审裁判所涉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挑战，严重影响终审裁判的既判力。

5． 审级安排不合理，原法院不应再审

本级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表现和物化为原已作出的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所以要依靠本级法院摆脱其局限性，自行提起再审纠正原判就较困难，因此，这种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的程序，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在再审程序的实际运行中也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无论再审结果

如何，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同时，这样还可以减轻下级法院这方面的负担，使其集中精力处理好一、二审案件。另外，由于申请再审案件和范围作了限制，实践中申请再审的案件也会大大减少，从工作量上考虑，上级法院也是可以承受的。

6． 未审先定，本末倒置

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以原裁判有错误为惟一条件，别无其他实体要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不符合程序中立性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再审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

六、完善我国再审制度

1． 正名

我国将再审程序统称为审判监督程序，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再审程序的称谓更为科学。因为审判监督程序应当仅指法院内部的监督，而再审程序则可以由当事人或检察院提起。

2． 更新我国立法指导思想

1）坚持处分原则放弃职权主义思想

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其内涵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程序利益及实体利益作出安排，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诉讼虽然是公权性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的意志，但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其解决纠纷属于“私法”领域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理应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上，许多国家充分考虑到这一要求，在程序的利用、审理对象的确定及证据方面，当事人应当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构成了对法院的实质性约束。既然民事诉讼法尊重当事人对于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的选择权，那么也就应当尊重当事人对再审程序的选择权。这样才能在诉讼中建立起公权力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松紧有度的制约机制，才能使诉讼在更多地符合当事人愿望的情况下进行。

2）坚持法的安定性和程序公正原则放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思想

法的安定性是西方国家再审程序广泛适用的理念，尤其在判例法国家，因确定的终局裁判即有创制法律规则的功能，科学地对待生效裁判被置于突出的地位。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沿袭前苏联民事诉讼的模式，将发现真实进而维护当事人权益作为惟一的法的价值目标，进而将再审制度作为纠错的基本手段，此为轻程序重实体误区的又一表现。诉讼的目的虽在于发现真实，但不可能穷尽证据，以至于重现客观原貌，现实的选择是，诉讼目的只能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实体公正。就再审个案来讲，不必为追求个别的真实，而牺牲一个程序公正的确定裁判，从而损害法的安定性，因为再审程序须废弃确定的终局判决而重新裁判。现行法律规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在法律上存在极大的不科学性。该原则不仅不合适，而且不可能实现，同时还会带来很大的危害，种种不良的法律现象，正是该原则指导下的产物。

3． 取消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如果又充当再审提起人，混淆了诉讼权和审判权，与诉审分离相矛盾。现实中人民法院自身启动再审和检察院抗诉，绝大多数来源于当事人申诉。因而既然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国家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就没有重复规定的必要。

4． 取消检察院抗诉再审

诉讼请求权是一种私权，私权在法律上，普遍认同私权自治的基本规则，对这一领域的权利行使，国家一般不干预或少干预，否则会导致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这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而检察机关抗诉引发再审是国家职权干预私法领域私权的表现，有损诉讼的公平与效益。

现行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存在诸多弊端。如给抗诉下指标，对非终局裁判大量随意地提出抗诉，以“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等种种不当形式代替抗诉职能，受利益驱动而抗诉等等，这既有损国家法律尊严，又浪费了大量的诉讼资源。

5． 确立再审上诉制度

在重新确立民事再审的受理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到使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利得到保护，应设定将当事人的申诉上升为再审之诉的制度。当事人只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符合形式要素，法院即应受理，并进行司法审查。借鉴国外的经验，再审之诉是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的体现，再审程序几乎普遍是由当事人的再审之诉直接引发。无论当事人的再审之由是否妥当，无论法院是采取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的再审立案标准，总之，法院不能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无限期地置之不理。只要当事人提出再审之请求，即意味着再审程序的启动，哪怕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致使案件不可能进入重新审理阶段，那也意味着当事人的再审之诉得到了司法之回答。

在确立再审上诉制度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1)应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作为决定是否再审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因为如果缺乏这一过程，则无法确定当事人的再申请是否符合再审条件。又因为对再审的审查对案件再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应规定必须组成合议庭，采取合理的方式，在合理的期限内审查完毕。

2)再审事由的明确具体，既有利于当事人行使其诉权，也便于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之诉立案再审。故立法时应体现“受理松，立案紧”这一理念，对现行再审立案标准进行改革并予以细化。

3)要缩短申请再审期限，其最多不应超过三个月

4)要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我们认为，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应当限定为一次，不能允许多次受理申请再审。

5)关于再审时限，由于现行诉讼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便时常导致案件的审结无期限，频添当事人诉累和对法院的抱怨，导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此，规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期限便显得十分必要。再审案件因为只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内容进行审查，它并不比一、二审来得复杂，故其审理期限以三个月为宜。

6)应将当事人提起再审之权利统一确立为再审之诉权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需要调卷书面审查，询问当事人或者举行听证和证据交换，这些活动必然耗费一些司法资源，因此有必要收取50—500元的再审审查费。案件决定再审后，进入正常的再审程序，应当收取诉讼费用。

6． 严格再审事由

再审程序作为一种例外，非常之司法救济程序，在启运这一程序时，对民事再审的对象应进行一定的限制，以便将无限的申诉变为有限的申诉。特别是既要考虑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也要充分考虑诉讼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在追求程序安定和个案公正的这一矛盾中，进行合理的取舍。

因此应对再审对象作出应有的限制，应对下面三种情形作出不予再审的排除性规定：

1、当事人放弃程序责问权的。大陆法系各国大多作了相同的规定。之所以承认放弃责问权不得再对抗有瑕疵的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程序安定。有责问权的当事人如果不行使责问权，则丧失陈述机会。

2、庭审中当事人证据失权的。虽然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新的证据或许足以推翻原判决，但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既然程序已经规定了证据失权，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因为没有证据效力，而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3、无纠正必要的。这主要是防止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出发。如小标的案件就没有再审的必要，人民法院不应当无视人力、财力和司法资源，纵容当事人为了几百元、几千元的案件，花费上万元甚至更多的诉讼成本，去追求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公正”。不应当无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被另一方当事人无休止的折腾，一次又一次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纠错”。

第三篇：民事诉讼中如何认定交通事故调解书的效力

民事诉讼中如何认定交通事故调解书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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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徐良忠发布时间：2008-6-13

【摘要】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交警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实践中属于行政调解还是居间调解存在争议，导致民事诉讼处理方式的不同。本文认为，依照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调解不再是交警部门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调解协议不具备行政合同的基本属性，不属于行政合同的性质。调解协议不论从调解的程序还是调解协议的生效要件上看，都符合民事合同的性质，应具备民事合同的效力。

【关键词】交通事故调解协议效力

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在交警部门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不服起诉要求履行调解协议的，如何认定调解协议的效力是司法实践中经常争议的问题。主要争议在于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在交警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该调解行为是属于行政调解还是居间调解。从我国调解制度的体系来看，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管理的一种手段，表现为行政干预。行政调解的地位和效力如何确定，至今未见法律有明确规定。而居间调解属于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的性质。因此民事诉讼中如何判断交通事故调解书的效力，是司法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原、被告因交通事故在交警部门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因被告不履行调解协议，原告要求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法院能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交警作为行政机关，在其处理交通事故中主持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属于行政调解的性质，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能直接确认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当事人要求履行调解协议的，不能予以支持，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实际损失作出判决。另一种观点认为，交警主持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属于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协议，法院应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仅对交警部门的调解程序作了规定，对调解协议生效后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如何认定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未作出规定。笔者认为，交警部门主持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属于民事合同的性质，交警部门仅是作为居间调解，调

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理由是：首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将调解作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解决损害赔偿自愿选择的途径，不再将调解作为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一种必经程序，完全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其次，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调解书经事故各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不再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的必须加盖公安机关印章后生效的规定，从而排除了交警部门的行政干预。因此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在交警的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不论从调解的程序还是调解协议的生效要件上看，都符合民事合同的性质。同时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的调解不再作为交警部门的一项法定职责，也不再将交警调解作为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一种必经程序，所以调解不再是交警部门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调解过程排除了行政干预，从而使调解书不具备行政合同的基本属性，不属于行政合同的性质。因此在交警部门主持下达成的交通事故调解书属于民事合同，当事人应当依法履行调解协议。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福建法学2008年第1期(总第93期)

第四篇：刍议民事诉讼中采信证据规则的运用

采信证据，即采证，亦称认证，是指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主要是在庭审时，就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庭辩论过程中，所涉及的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加以审查认定，以确认其证据能力上的可采性、证据力的大小与强弱并决定是否采信以及如何采信的诉讼行为与职能活动。法官的采证行为是相对于当事人的举证以及质证行为而言的，和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实际运作过程。举证为质证的基本前提，举证和质证则是采证的共同必要前提和基础，当事人的举证与质证体现的是一种利害关系的对抗状态，与举证、质证程序的动态活动方式而言，采证程序则基本处于一种静态之中，表明法官处于一种中立、超然地位，有利于体现司法公正。以下笔者就采证过程中如何正确运用推定、司法认知、盖然性规则谈点浅见。

一、推定规则的运用推定是指法官借助于已知的现存事实，并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的假设。其根据是事物之间的常态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中长期、反复地实践和运用而取得的一种因果关系经验，这种因果关系是事物的现象之间体现出一种内存的必然性联系，即每当一种现象实际存在，另一种现象必定出现，具有的伴生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明确规定了推定可以作为诉讼证明的一种方式。推定一般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官依照法律预先设置的有关规则，以已知的基础事实的存在而推定其他事实的存在。目前，我国在立法上采用法律推定的规定较少，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种推定就是法律推定。此外，还有些规定散见在一些实体法或诉讼法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人在遗产处理前不作放弃继承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没有作出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规定的作者推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43条、第53条、第55条、第66条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中的“视为”、“视同”就是推定。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即被公证的事项作为证明对象时，可推定为属实，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已明确规定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必须查证属实”。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责任人过错推定等等。事实上的推定是指法官基于职务上的需要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就已知的事实作基础，进而推论出未知事实的证明手段。例如，当事人只要证明自己对某片土地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如无反证，即可推定地上地下的建筑物、设施及种植物归其所有；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生有一小孩，如无反证，推定这孩子为他们的婚生子；当事人提供的书证上载明地点、时间的，推定其为制作时的地点、时间；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时，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等等。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法律上的推定主要表达了立法者的审判意图，具有法定性，其运用将导致举证责任向相对一方当事人转移，即基础事实被证明后，把有关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转移至对方当事人。而事实上的推定属于逻辑上的一种演绎推论，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一种高度产物，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证明效果上要弱于法律推定，因此，它没有转移举证责任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事实推定可以作为一种证明方式的同时，又混淆其与法律推定的本质区别，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尽管事实推定是根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相互排斥关系等法则作为推理机理的，但是，作为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言，凡事都有例外，这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决定的。同时，被据以证明的事实的真实程度与案情的复杂程度、法官的社会阅历和业务素质等都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故在适用推定规则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作为推定前提的基础事实必须真实、可靠。基础事实是否真实、可靠，对于推定的结果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因此，在当事人对基础事实进行质证时，只要以反证反驳使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导致推定不成立。

（二）应以法律推定作为推定的常规方式，而以事实推定作为补充，不宜滥用事实推定。只有按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才无须举证，仅根据已知事实推定的事实假定，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结果。

（三）事实推定而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被认定为真实的前提是相对方当事人不予反证。

二、司法认知规则的运用司法认知是指当事人对显著的事实和法律，无须举证，而由法院直接予以确认的证据规则。运用司法认知规则的优点：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有关法院就不同的裁判对同一事实的认定产生冲突；避免重复性劳动并节约社会资源。司法认知的内容包括显著的法律和事实，这里的法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本国法律、外国法律及国际条约。事实，即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以及已为法院所知悉的事实。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能够作为司法认知的事项为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由于这种标准设置的过于狭义或严格，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司法认知的范围作了扩充解释和规定：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和定理；

（二）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

（三）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但司法认知范围规定的仍显得过于偏窄，根据当代各国的发展方向，其司法认知的范围已呈现日渐扩大和更加明晰化的趋势，体现了处于信息时代世界新的面貌的一些特征，即愈来愈多的知识和信息使人们在把客观事物作为认知对象时增加了智能化上的实现功能，已知的知识和信息领域大大缩小了未知的空间。因此，在立法上增加认知事项的范围势在必行。同时，对法官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将愈来要求愈高。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正确采用司法认知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法院既可根据当事人申请，也可依职权自行采用司法认知。司法认知一般以当事人请求为条件，但对法官已知或应当知道的的事实可依职权自动认知。如，对属于普通知识或通常经验以及同一法院或上级法院曾裁判所确定过的事实等，当事人即使未提出申请，法庭也应当依职权直接进行司法认知，法官不能对周知的事实装聋作哑。

（二）要保障当事人的抗辩权。即便是显著的事实也有违背事实真相的时候，比如，有关舆论或发布的信息对人们在理解上产生的误导，从而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形。故应当给当事人抗辩的机会，以便予以核实或澄清。

（三）“众所周知”的事实范围界定在审判法院的管辖区域较为科学、较为实际。过于宽泛，在审判实践中实际上没有确切的标准可循，可操作性相对较弱，而一些事实，如自然灾害、重大事件或某一地区的自然概貌、交通状况等为人所知悉的范围很可能限于某一地域，要求在没有限制范围内都为人们普遍知晓，标准显得过高。

（四）“对众所周知事实”的判断，应采用合议庭的方式，必须经过合议庭的一致认为，方可采用司法认知。

三、盖然性规则的运用。盖然性规则是指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上条件的限制，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中对证据调查、审核、协商之后而形成一定程度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明规则。在对“盖然性”的认识和理解上，根据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可以：

（一）从法官自由心证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盖然性。即“属实”的标准，是法官主观信以为真，是相对真实而并非绝对真实，相对真实的程度由法官自由裁量。

（二）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来认识盖然性。法官以某一待证事实成立的可信程度和不成立的可信程度相比较，分配可信程度低的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三）从逻辑推理来看待盖然性。即不要求用严格意义上的演绎推理方法来评价证据，对证据评价可以采取不完全的归纳方式。

（四）从优势证据的角度来论证盖然性。所谓优势证据，是指证据力较强，相对其他证据更有可信价值的证据，与举证数量无关。我国在立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上对证明标准的设置为“高度的盖然性”，即在形式目标上以追求“客观真实”为标准。如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等。同时，又实际承认这种标准具有客观上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虽然是作为追求“客观真实”的过滤器，但上诉程序的启动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审判监督程序虽可依职权进行，但也离不开当事人的积极推动，加之调解结案仍占相当的比重等，根本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我国之所以设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法官素质问题，法官作为审判主体具有双重人格属性，即司法者和自然人，其怀有常人的意志、性格、情感、欲望、偏见、经历等生理、心理和社会诸多因素，进而制约其对事实客观性的认识。同时，个人的人格要素，如政治经验、法律经验、生活经验、聪明、教养、意思力、家庭环境、交际环境、社会地位等，都对事实的认定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盖然性规则的运用应遵循：

（一）坚持规则法定的原则，保持中立、超然的地位。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依照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对当事人的不当行为进行干预，以规则监护人的身份保障当事人的对抗式诉讼有序的进行。

（二）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法官不对当事人举证不能承担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规定过于扩大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权介入私权的不当救济，它以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程序上的实质性的不公平。因此，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应主要限定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公民人身权益的证据。

（三）任何证据，包括法官依职权收集到的证据，在采证之前，必须接受当事人的质证，否则，不能产生证据效力或作为定案证据。同时，就此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述认定的根据和理由。

（四）对于一些特殊类型案件，如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相关的案件，法官内心确信度应达到更高的标准，如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取得全体成员的一致确信。

第五篇：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通过本学期对民事纠纷处理这门课的学习，我对民事诉讼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并了解了一些有助于纠纷争议顺畅解决的途径。当遇到一些民事争议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决、和解、调解、民事诉讼等多种方式来解决纠纷，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虽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但民事诉讼的强制力和严格的规范性使它能帮助当事人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它成为了平等主体之间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民事案件中，所谓有理而说不清的案件是数不胜数的。有理就是当事人自己觉得有理，也就是所谓客观上有这回事;但说不清，就是指无证据加以支持。无证据加以支持的所谓“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理”，也就是仅仅是法外之“理”。比如说，亲朋好友之间借款一般不打借据，等到发生纠纷，诉讼到法院，权利人往往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被告曾向其借款的事实，这样法院就不能认定该事实的存在，就要判决原告人败诉。原告人之所以败诉，其原因无它，就在于他缺乏证据。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做出正确的裁判。以事实为根据，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查明事实真相。民事纠纷的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不可能预先知道或者了解案件事实的全部。因此，在受理案件以后，审判人员必然要从证据入手，依靠证据来查明案件事实。可见，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自认为有权利但缺乏证据支持，就干脆不要到法院去诉讼了。因为诉讼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证据对于民事诉讼的顺畅解决是至关重要的。

民事诉讼证据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独特功能。一方面，证据是当事人维护自己民事权益的武器。对诉讼当事人来说，证据至关重要，是否掌握充分证据，常常直接决定诉讼的胜负。因为民事证据本身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虚构的、捏造的。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终止过程中形成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当事人要想使自己的权利主张得到法院支持，就需要用证据来证明权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如果当事人未掌握充分证据，即使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是真实的，法院也无法从法律上予以确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会因此而得不到维护。这种所谓的错误，在法律程序上并不认为是一种错误，它依然是一种正当化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虽然是错误的，但却是正当的。法律上认可的事实，并非必定是客观事实;它承认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间可以存在差异，这也是民事诉讼的一个弊端—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由此来看，证据在诉讼中实际上是一个焦点与核心;证据直接决定案件事实的面貌，而有什么样的案件事实，便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或裁判结果。在司法的逻辑中，证据是一个起点。而起点便是基础，便是基石，正是在此意义上，英国学者边沁才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证据乃司法之基础，也是正义之基础。

另一方面，证据是法官查明案件真相的手段。法官裁判需要以事实为根据，以事实为根据，其实就是以证据为依据。因为案件的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法官事先并不了解这些事实，这些事实也不会重现于法庭。而证据的内容与案件的事实存在着无可替代、无可脱离的直接或间接的特殊联系。因此当事人在举证时集中提供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既有助于将纠纷争议过程再现出来，又有助于法院排除无关联的证据，限定和缩小核实证据范围。因此法官必须凭借证据才能最终达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并顺畅的解决民事纠纷。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所有的证据都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但证据不同，其证明作用力的大小也会有所不同，即证据证明力的强弱有所不同。例如，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相比，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就往往大于间接证据的证明力。传来证据的证明力就弱于原始证

据的证明力。证明力的强弱或大小常常是通过对立或矛盾证据之间的比较显现出来的。因此，当事人在收集证据过程中，更应注重证据的证明效力。通常来讲，证据的证明效力越大，越能反映出案件的真象，就越能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可见，证据的证明力对认定案件的事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质证是人民法院事实认定的前提，也是审查和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基础。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收集和提交的证据材料真伪并存，人民法院只有在证据材料查证属实时，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为了使证据材料转化为证据，只有充分发挥庭审质证的作用，排除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虚假的和非法收集的证据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于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分析和判定，才能帮助法庭查明案件的事实，作出正确的裁判。

由此可见，合法并有证明力的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充分利用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只有如此，我们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受到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