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合集五篇）

第一篇：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

作者：房宏琳 《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8日 15版）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谋划和推进之后，“一带一路”战略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意义。对外，它是我国构建新的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思路，对内，它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有力保障。

“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更为广阔的回旋空间

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规模也积累到世界第二的水平，而且在可以预期的时间里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要实现转型，若没有一个较大的回旋余地不仅很难，而且会付出很大代价。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时至今日，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究其原因，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借助人口红利和一些资源优势实现了粗放而快速的经济增长，现在要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但又不能一下子放弃过去的粗放式增长，因为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就业问题，因此，对这种增长方式进行转换，只能是渐进地推动。在这一背景下，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找到更大的实现平台就变得非常重要。“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构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或地区，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彼此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很大。如果能够实现这一战略，结果一定会是互利共赢的，产生的将是1+1大于2的效果。一方面可以把我国积累起来的庞大生产力运用于沿线各国的生产建设上，另一方面可以打破沿线国家的发展瓶颈，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当我国借此实现了经济转型，而沿线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之时，就会形成一种新型的世界经济发展生态。

“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转型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其动力在供给方面主要是通过要素投入，特别是“劳动力红利”的充分利用获得的；在需求方面主要是借助投资和进出口形成的。然而，自2010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降低表明，经济转型不再是一个未来的选项，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到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战略。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实现这种转型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实现这一转型的一个动力源泉，除此之外，深化和拓展对外开放也是获得经济转型动力的重要源泉。然而，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寻求经济转型成为世界性的课题；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新兴市场化国家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这些新形势对我国的对外开放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开辟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一带一路”就是适应这一形势，推动深化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一带一路”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及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一个全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它把过去主权国家间外在的贸易联系整合为一种内在的依存关系，从而实现生产力在一个更大范围的融合和发展。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沿线所有国家都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会。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无疑也会注入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为地方经济转型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地方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地方经济不平衡问题也逐渐凸显。如果说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型，那么地方经济不仅要实现转型，而且落后地区还要实现赶超。从理论上讲,当形成地方经济之间不平衡的局面时，或者以经济增长的收敛缓慢地缩小差距，或者借助某些重大的发展机会快速地实现赶超。比如，黑龙江省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在全国的经济格局中目前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因此，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成为黑龙江省的战略目标。“一带一路”能够提供给黑龙江省的最大机会是，在拓展的路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黑龙江省有着地缘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如果能够顺利开辟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么黑龙江省就从地处边远的位置 变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一个中间环节，这无疑将给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从全国来看，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都可以根据各自的自然禀赋，借助“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第二篇：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一路一带”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深受中亚各国的欢迎和赞同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基本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通过发展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突破了理念上的禁锢。二是通过沿海14个城市的对外开放，扩大了开放的领域，形成了开放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三是延伸到长江沿线的开放，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开放局面。这种按梯度分层次的开放节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其基本驱动力是先开放合资、后扩大出口，通过对内深化改革激发增长活力。通过加入WTO，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拓展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其结果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内需外需一起拉动，形成了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增长局面。今天，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吸收过去有效的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需要我们调整发展思路，以全新的理念推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

目前，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结构性矛盾和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已形成了新的压力，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耿耿于怀，不断通过对贸易结构的调整及规则的重塑，试图从多方面限制中国的发展。为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新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其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理念是加强同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同中亚及东南亚各国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发展经历，文化相通，合作基础坚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举措有利于通过共建“一路一带”丝绸之路形成对外开放新的增长点，所以关键是处理好中国与中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挥好上合组织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在推动诸边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打造好同西部邻邦及东南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其次，逐步形成两个辐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为基础，可以逐步形成连接东欧、西亚和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巩固和发展我国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同时可以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共建丝绸经济带的倡议之所以深受中亚各国的欢迎和赞同，因为在已有的上合组织框架下，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良好的基础。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振兴势必会形成对阿拉伯和东欧国家的辐射作用，其结果有利于新的欧亚商贸通道和经济发展带的形成。对中国来说，可以带动内陆沿边向西开放，相当于扩大西部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可谓一举多得。

第三，带动中西部加快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开放所到之处，经济即进入活跃发展阶段。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形成于2000年之后，同东部沿海相比起步较晚，必须加快对外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内陆沿边开放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的重要内容，只要加快推动和落实，将进一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结合我国周边外交的发展重点，通过开放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全面提升内陆和沿边开放性经济水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成为扩大中西部开放、打造中西部经济升级版的主引擎。

第四，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东部地区经过30多年的率先对外开放，已形成了贸易驱动型的外向型增长模式。目前企业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和海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加快同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加快企业产品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东部省份应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新支点，加大经贸合作力度，以点带面，形成联动发展的新局面。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1、探寻经济增长之道

“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

为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新变化，习主席提出“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其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

其次，逐步形成两个辐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并有利于新的欧亚商贸通道和经济发展带的形成。

第三，带动中西部加快改革开放。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成为扩大中西部开放、打造中西部经济升级版的主引擎。第四，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东部省份可以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新支点，加大经贸合作力度，以点带面，形成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其困难表现在，各国期待高，自己准备少投入多效益，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欠发达，人文环境复杂，宗教、民族矛盾多，国家之间边界争端、水资源争端短期内难以解决等。这些问题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规划中应充分考虑。我们面临的困难不在国内，在于“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认同和政府的支持。要想长久的把困难解决好，必须本着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做到五通，即政策沟通是保障，要协调；道路联通是条件，要满足；贸易畅通是目标，要互利；货币流通是途径，要跟进；民心相通是关键，要先行。所以关键是处理好中国与中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挥好上合组织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在推动诸边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打造好同西部邻邦及东南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连通，为了更好的发展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主席访问印尼期间，又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习主席向世人展示了“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新面貌。

经济，向来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当前国际环境暗流涌动，似乎攀上山峰沐浴阳光的方式独有你争我夺，殊不知经过漫长世纪更迭的社会已约定俗成了自有的规则，谁能率先领悟它的真谛谁就会掌握长久而非短暂的主动权。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迟缓、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进程难、外部环境摧残中国出口以及美国经济一家独秀和国际经济市场僵化等诸多挑战，我们也到了考虑更深层次多元化发展的时候了。反观亚洲自身，亟待解决的关乎各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也时刻提醒着我们问题的重要性。中国这次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正是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经济环境治理做出的最好诠释，这是国家的连通，是心与心的连结。

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就发挥着它强大的作用，各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来，深化了合作交流，加深各国友谊并促进各国的发展。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数不清的瓷器、丝绸、茶叶等流向各国带去了文明和美好，也带来了喜爱和赞誉。今天，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国际经济问题上充分展示了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惠及周边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让中国向世界重申和平崛起的伟大理念。

作为连通了各国发展的金纽带，“一带一路”深刻影响和改变亚欧大陆数十亿人民的生活，政策沟通、贸易往来、资金流动、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便利也加速了国际交流和合作。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这次好机会对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拓宽市场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处于自贸区的企业，由于自贸区数量不断增加，自贸区也将促力“一带一路”的发展。找准立足点，准确分析自贸区对自身的影响，以便更好的发展自身和贡献“一带一路”。由此可见，“一带一路”连通的不仅是国家与国家，更多的是惠及民生。

中国铁建董事会秘书余兴喜在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自2013年9月、10月起，中铁建总部的国际部与经营计划部就一直注意收集“一带一路”的相关信息，跟踪相关的项目。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表示：“‘一带一路’是工程机械企业的‘春天’”。正如中铁建和三

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有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就恰好成为他们最大的投资乐园。所以，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这其间产生的各种机遇不可估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 赵保佑说，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河南共有4处入选，应该和这些“世遗”优势相结合。另外，还应结合好“一带一路”战略中河南所拥有的实际地位，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郑州被列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明确指出“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

“我认为，河南应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内陆地区的战略连接点’作为主要定位。”赵保佑说，“为适应这一战略定位，必须做好三个对接。与郑州所独有的交通枢纽地位对接，利用好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米字形高铁、郑州航空港和已开通的‘中欧班列’；与文化旅游产业的独特优势对接，洛阳、开封在中外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要挖掘内涵，叫响品牌；与我省整体的产业优势相对接，发挥我省在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业、交通物流业的优势，增强我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形成‘一带一路’的战略核心腹地。” “一带一路”必将在共建共营中向共赢延伸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３日电（记者傅云威）以２０１５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和夏季达沃斯论坛为契机，围绕“一带一路”话题的探讨连日来不断升温，促进人们不断深化认识“一带一路”内涵、战略意义，并客观看待中国经济特性、国际角色定位。这让人们愈发相信，“一带一路”必将在共建共营中向共赢延伸。

中国既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也是这一倡议的积极践行者，这一倡议饱含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契合了中国的国家定位，呼应着全球市场深刻变化和调整。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旧有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增长点尚在酝酿。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国际开发合作游戏规则，引入更加系统、广泛、普惠的新型合作机制，是打破僵局、赢得新增长的重要抓手。

另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如今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间之国”，其独特优势在于，上能与最尖端的技术资本要素对接，下能与广大发展中国合作，联通高、中、低端资源和市场。

就是说，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而这个角色绝不止于基建领域的架桥铺路，而是利用自身独特优势，承上启下，破除梗阻，打通上下游资源，联通高低端市场，提高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效率。

正是出于对全球经济新格局和中国定位的敏锐判断，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外界广泛认同。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当前发达经济体应与发展能力弱的国家开展结构改善性的项目，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拉紧彼此经济关系。“这方面可以参照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他说。

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之于世界经济的效用在于：中国可借助“一带一路”，发挥自身在技术消化与创新、投融资、产能合作、编织自贸网等方面的新优势，与所有致力于合作共赢的国家一道，消磨全球市场诸多壁垒和门槛，创造无穷商机，弥合发展鸿沟。

第三篇：小论文_试论“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试论“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

“一带一路”对中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一种共同发展和相互协作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的区域合作平台。目的在于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倡导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以及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大会上，中国全面阐述了区域合作政策，并特别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它被认为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战略载体。

二、“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拉动内需和扩大出口

一带一路战略由于其政策十分优惠，能够吸引大批客商落户，并形成产业的聚集。而产业聚集的形成又能够带动贸易、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此外，一带一路战略的建立也会对沿线城市造成极大影响，大量的贸易往来、人员交流促进了周边城市的基础建设、金融贸易、商业地产的发展，带动了地处内陆省份和城市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建设越加重视，而一带一路战略的设立有助于推动与国际贸易市场接轨，成为连接西部地区与中亚、西亚、欧洲诸国的枢纽。一带一路战略的设立还有助于深化国内外在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转型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在很多方面享受着国家最优惠的政策，如进出口货物不受数量限制、金融外汇管理放松、实行金融自由化、进口免税等。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许多跨国公司选择一带一路战略下重要省份作为自己的物流分拨中心，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物资调配。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将聚集巨大的贸易流。

（2）“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对于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意义重大。当前我国部分领域产能严重过剩，阻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本身的停滞，更严重的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将越来越狭窄。因此，只有市场具备消化产能的能力，产业升级才有空间。所以，化解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处于发展上升期，未来随着互联互通解决交通困难，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互利合作前景十分广阔。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承揽“一带一路”高铁、桥梁、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大型工业、能源、通信、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建设，带动国内产品、装备、服务等出口。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国能够以支持周边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扩大外需，化解国内产能过剩，企业能够获得资金回笼，为技术改造、研发创新创造条件，或者是引进先进生产力，实现腾笼换鸟。同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相关产业的梯度转移，也能够促进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

（3）“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

“一带一路”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经济合作倡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因此，“一带一路”将形成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局面。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将对国内的改革形成倒逼机制，打破现有利益集团的藩篱，推动政府改革与市场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建设廉洁政府等来提高政府效率；通过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让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强民营经济的活力与实力。通过改革，将外延扩大生产转变为内涵增长发展，将外贸驱动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增长，将外资投资带动发展转变为主要靠内资投资推动发展，促使经济转型。

三、“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1）国内省区各自为政，管理体制、思想观念有待完善

国内“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存在竞争关系，如果不从整体规划，势必导致区域分割、各自为政、重复投资的问题，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容易出现如下情况：重大战略项目无人承担责任，无人拍板决策;各部门难以协调，各机构竞争大于合作，内部没有形成“互联互通”;缺乏实力雄厚、决策科学、管理规范、熟悉国际竞争的投资主体;银行监管政策缺乏针对性、境外资产难以抵押、境外分支机构网点数量不足等造成融资结构的构建异常困难;缺乏在境外投资、经营基础设施的思想观念，管理能力薄弱;应对环保、劳工政策风险的能力薄弱;国内审批境外投资的程序冗长，不利于投标、收购兼并等活动;政策支持力度严重不足，手段单一(对外援助)等。（2）不联不通、联而不通和通而不畅

首先，在硬件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乏交通、通信、电网、油气管线等硬件设施。这些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包括我国西部的沿边地区。众多中亚、东南亚、非洲国家亟待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同样欧洲的基础设施老化，也和亚洲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升级换代的必要。基础设施是目前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其次，在软件方面，沿线国家之间的法规政策不兼容。再 次，民心不通方面，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沿线国家民心不通，政治互信不足，彼此差异化大于共同点、差异化大于包容性，彼此矛盾冲突大于合作。如何培育和凝聚这种共识，化解分歧和矛盾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的关键。最后，缺乏政治互信，周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于中国的规划存在戒心。

（3）外方的困惑和不理解

很多国家对中国存在不信任感，特别是美国，他们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对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统治地位的挑战，认为中方战略意图很强，在布置世纪大格局，企图整体改变欧亚大陆格局。其他国家或许担心会过度依赖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国拟发起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认为是挑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以美日为主的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地位。

四、“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发展经济

（1）积极加强内外开放

由于沿线开放程度不同，双方要坚持互利的原则相互协商，加强交流和合作。依托当地的区域优势和资源，最终形成全方位的开放经济体系，从而为沿线的人民带来幸福。

（2）海陆统筹兼顾 “一带一路”既涉及陆上通道又涉及海上通道，无论是对沿线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航线的使用都会拉动经济建设。路上通道和海上通道会形成陆上大通道、大动脉，海上通道在古代路线的基础上不断扩展新航线，实现陆海链接双向平衡。

五、结论

中国致力于维护区域自由贸易体系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规划符合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根本利益，彰显了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和共同理想。加快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总量增长和质量提高的途径和办法。“一带一路”的提出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转变沿线的经济增长方式外，还包括发展理念的变革、模型的转变、路径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样才能满足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新要求，共享经济建设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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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班号：01220801姓名：张晗学号：20080187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提出

经济转型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被苏联和东欧各国涉及。那时的“经济转型”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而今，我们所讲的经济转型侧重于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的热销，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一个特有名词。它代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改变。在此之前，前苏联及东欧各国采取的经济转型均采取了快速私有化的方式，即采取“激进”措施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一次性破除，重新建立起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式却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效果，并逐步为全世界所认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家们逐渐把目光放在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多年之前的煤都阜新在2001年首次提出了经济转型这一概念，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三十多年前，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渐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十一世纪初，当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进入了瓶颈阶段，经济转型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议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与冲突。原有的资源配置对社会发展渐渐发生了阻碍，资源消耗过大的问题日益显著，环境日益恶化，整个中国进入了以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怪圈中。同时，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数量年年攀升，人民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因此劳动力成本升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很大阻力。

另外，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策略，因此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社会矛盾加深。这也是要求经济转型的一个原因。

三、中国经济的目前状况及转型所面临的困难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转向知识密集型，更加具有创新、低能耗以及环境友好型制造业。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密集型生产已经无法满足中国高速发展的显示状态，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环境压力、资源压力、能源压力„„这些都是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的有关评论，中国经济转型还与一些社会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好这些问题，对经济转型将带来极大的帮助，例如城市户口体制改革，调节资源利用费用，金融体制改革等。

四、经济转型的主要发展措施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和出路》一文。总结文中内容，我国的经济转型要采取如下措施：

1）需求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长久之策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出口贸易共同作用驱动的，人们称之谓“三驾马车”的驱动方式。而在“三驾马车”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对促进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外需产生波动，出现需求萎缩，国内经济增长势必随之遭受影响和冲击，不得不进行需求结构调整。因此要推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理所当然应首先调整需求结构，把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作为当下保增长的现实选择，又作为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和增进社会福祉的根本途径。

2）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根本任务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键在于继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一是按照调高调优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二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

3）贸易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依赖国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出口主导型经济。今天我们要将外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成内需主导型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外贸战略，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提出这一调整的根据，既出于对我国外贸现状的现实思考，又基于对未来世界市场需求趋紧的理性分析。

4）要素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靠资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必须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坚决调整，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动型转变为科技创新推动型，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由之路。

5）企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

宏观经济的整体转型，取决于企业转型的进展和效果。因此要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须从一个个企业做起。企业转型的内涵非常丰富，包含多方面的任务和要求，至关重要的是要搞好企业结构转型。企业结构关乎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生产经营效益，最终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

五、经济转型成功实例

阜新市是经济转型一词的源头，我特地查找了一些关于阜新近年来经济转型的资料（数据截止至2008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从2001年起连续三年居辽宁首位，总量由2001年的70.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233.9亿元，年均增长15.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3643元增加到1.2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2001年的4.5亿元增加到14.6亿元，年均增长23.4%。城市接续替代产业框架已基本形成。以煤电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新型能源、煤化工产业及装备制造产业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初步形成。城乡基础设施得到了加强，阜新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结点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提升。同时阜新的生态环境建设也得到了加强。森林覆盖率同比上升32.1%，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和循环农业示范市。

第五篇：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十八大后的十八项

改革

http://.cn2012年10月23日 22:27FT中文网

中欧陆家嘴(10.54,-0.06,-0.57%)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微博)中共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引发全球瞩目。

此次会议之所以倍受关注，盖源于以下几点因素：其一，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在美国去杠杆化、欧洲陷入漫长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7%以上的增长堪称世界经济的希望之火；其二，十八大之前中国经历了重庆唱红打黑的“折腾”，社会认知出现分歧，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其三，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腐败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吴敬琏先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业不争气，而要反思制度环境。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花钱消费其实是人的动物本能，无需刺激，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消费。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2004－2011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0.3%，按照目前超过30万亿的居民存款规模，每年损失即高达1千亿。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严重缺乏安全感。理解了上述经济转型的“症结”所在，就不难给出十八大之后的“改革任务清单”：

1.利率市场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贷款利率被压低，刺激了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了过度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贷的蔓延，威胁到金融稳定。此外，利率的管制也不利于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本质上是居民(存款人)对企业部门(贷款人)的补贴。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减税

根据福布斯的研究，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1978年31%下降到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近些年又回升到的20%的水平。膨胀的三公经费、年底的财政突击花钱引发舆论鞭笞。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政府立即、大幅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根据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过高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甚至可能出现减税带来税收增长的“官民双赢”局面。

3.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但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合法致富，而非靠寻租致富。否则，仇富几乎等同于“仇腐”。第二，对贫富差距必须有适当的纠偏机制，特别是遗产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过于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把财富转移给子女。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

4.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虽然中国在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2011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微博)(3.68,0.01,0.27%)和中国电信(微博)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亦无下文。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但民企投资的“玻璃门”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5.央企改革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骤，国企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亏损大户变成了如今的盈利大户。但是，研究表明，国企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企在土地、贷款、补贴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很多国企将转为亏损。下一轮的国企改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国企必须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第二，必须落实“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应放弃对国企管理层的任命权，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遏制国企腐败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消费4万元、中石化天价吊灯、中石化广东茅台事件，揭示了国企腐败的触目惊心。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根据《南方周末》的调查，过去20个月时间里，太原这个中国最重要能源城市开工的“集资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数的60%以上，是太原201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倍以上。这是一种严重的集体腐败。遏制央企腐败的出路在于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垄断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6.以央企利润弥补养老金欠账

根据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弥补养老金欠账，已成为现实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央企的利润和股权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家应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财务状况，将央企利润主要用于弥补养老金空帐，并逐步把央企股份减持变现投入到养老金。如此一来可以一箭双雕：既解决了养老金来源，又实现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废除IPO审批制

尽管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IPO审批制不仅没有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而且导致了供求关系扭曲、寻租盛行、上市公司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谓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吴敬琏先生批评中国股市还处在强盗贵族时代，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应是企业的基本融资权利，现在却演化成了特权，扭曲了资源配置。要让创业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微博)，惟有废除IPO审批制，还选择权于市场，同时证监会必须回归“抓坏人”的监管主业。

8.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

中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间接融资所占比重高达78%。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银行(5.96,-0.06,-1.00%)行长语)、“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民营银行的表现证明，以风险为借口阻止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9.鼓励居民境外投资

中国房价、股市等长期处于泡沫化状态，重要原因在于货币超发和资本账户管制。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出路，但又只能局限于国内。这使得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变的非常困难。与此同时，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机会成本巨大。国家应放宽居民海外投资限制，可以一箭三雕：减缓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聚；实现居民财富的多样化配置和有效保值；减少外汇储备，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10.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普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但如今，创新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瓶颈，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甚至涉足PE等领域。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也易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此外，也导致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严格执法，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

有，地方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源头。中央亟需进行顶层设计，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财政民主化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财政现象日益突出。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9万亿。地方政府掌握了惊人的财务资源。在当前人大制衡虚化、地方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永远处于饥渴状态，甚至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出现了普遍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只有对财政支出实行彻底的阳光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才是确保财政资源使用的正当性与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13.环境保护

在GDP崇拜的推动下，环境保护执法被不断边缘化。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后，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污染成本》报告，水和空气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5.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即期而污染成本在远期，我们很容易陷入经济奇迹的幻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已经日益显现，如不及时改善环保执法，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

14.抓贪官压房价

近年来，房价的飙升引发公众强烈不满，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20倍。房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房叔”的崛起：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仅为一处级“小吏”，拥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上海外高桥(7.95,-0.06,-0.75%)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虽然短期内房地产存在空置率高的现象，但由于少数人已极低成本控制了大量房源。结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房地产依然供不应求，房价调控屡屡成为“空调”。要想真正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大反腐力度并将贪官的房产进行拍卖，当属有效的方法。

15.城市化

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2012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欧美市场的需求明显复苏仍需时日；中国自身高达50%的投资率，宣告过去政府主导大搞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迫近尾声；消费需求启动有赖于艰难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增长的引擎。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启动户籍、教育、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16.撤销发改委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的发改委，主要职能已经蜕化化“审批”，与当年的计委神似，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取得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撤销发改委，恢复当年的体改委，专门致力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17.司法独立

吴敬琏教授警告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18.政府“瘦身、放权、让利”

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类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1)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2)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期盼新版“两个凡是”照耀下一个十年的改革之路。

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之路，将遭遇诸多敌人：叶公好龙、皇帝的新衣、击鼓传花、囚徒困境、民粹主义、既得利益、好好先生。要突破层层障碍，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下一个十年能成为改革的十年，中国应能顺利驶过“历史的三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