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精选多篇）

第一篇：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

学堂乐歌在中国近代新音乐发展中的启蒙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自1860年起，清政府为抵御外辱，为培养急需人才，开办了新式学校，尽管在这些学校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体制上的准备。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险。由于地域、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局限，中国人看到的世界首先是日本那块“扶桑岛国”，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变法维新”，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科，发展音乐教育，记述乐歌作者和评论作品，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康有为主张：“远法德国、近效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乐堂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清朝廷在接受“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训之后，于1901年颁布实行“变法新政”的决定。于是，在国内译自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唱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逐渐普遍开设了“乐歌”课。此外，从1902年后不断有人志愿到日本及欧洲专学或兼学音乐（如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陈从志、路黎元等人）。至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政府教育当局又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并提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唱歌已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这些新的歌曲，当时统称为“乐歌”课，后来音乐界将这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辛亥革命以前的将近10年；辛亥革命以后的将近10年；“五四”运动以后至全国解放以前。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它的逐步萌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是将对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传播直接同宣扬“富国强兵”的爱国教育和所谓“军国民教育”相联系，大家对此赋予很高的热情，也产生了一批具有明显爱国倾向的、对当时社会引起不小影响的、优秀的学堂乐歌代表作。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它比较顺利地向全国普及的阶段，对所发生的种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缺乏精神准备，因而反映在学堂乐歌中的题材内容是从关心政治到逐步回避政治，开始较多地注意联系青少年的生活现实和他们的审美要求，并相应产生了一批与之相连的学生特点更鲜明的作品。第三个阶段则是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延续，由于这时在学校中的音乐课一般均已改称为“音乐课”，因此对它的称呼也就不再沿用“学堂乐歌”，而改为“学校歌曲”。

在当时，无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维新派的人士，建立新式学堂和开设音乐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维新派为主的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利用它向青少年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希望最终达到像日本那样实现“变法维新”的政治要求。这样就使得本来应是向青少年进行美育和普及音乐知识的普通音乐教育，担负起大大超过其原有使命的负荷。但正因为有了这个与千百万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出发点，人们对在当时推行学校音乐教育和传播学堂乐歌给予了难以想象的热诚，使得对这项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涂上了一层崇高的神圣的光彩，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时代紧迫感。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救国存亡”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基本符合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总的革命要求，如（何日醒）（夏颂莱编）、《中国男儿》（石更词、辛汉编）等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代表性的学堂乐歌。另外，如《勉女权》（秋理编词）、《缠足苦》等，是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一些作品则表达了要求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宣传反对迷信、学习科学的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代替封建的旧习俗的思想。也有不少歌曲是专门作为向少年儿童进行一般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辛亥革命初期，还出现了直接歌颂革命的歌曲。此外，学堂乐歌在当时曾深受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学堂乐歌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认识和改革要求，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有的掺杂了实质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观点，有的则掺杂了实质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观点。甚至有人还利用这种形式宣传忠君、尊孔等封建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学堂乐歌中，占主动地位的还是改良派的思想观点。

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他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学堂乐歌的旋律大多数采自欧美的、特别是日本的歌曲曲调，甚至有些曲调还被不同的作者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用我国民歌、小调的曲调来填词的，数量却极少（如《采茶歌》、《祖国歌》和《缠足苦》等）。产生上述情况主要是当时绝大多数从事歌曲编配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在学校中担任音乐课的教师，只是一些爱好音乐、关心新式教育的民主主义者（其中多数是一些留学国外的新派知识分子），有些是应聘来我国教书的日本教师，他们大多对我国的民间音乐并不熟悉。同时，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受“维新运动”的影响，片面认为只有这些欧美近代、现代音乐的曲调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此外，当时许多学堂乐歌的作者对歌词应适合学生的理解力而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对于填词同选曲在艺术上应注意结合等问题还没有加以认真考虑。当时只有一小部分歌曲在曲调的选择同歌词的编配上结合较好，而在后来的实际流传中也正是这些歌曲影响最大、延续最久。如《体操——兵操》（沈心工作歌）、《春游》（吴怀疚作歌）、《扬子江》（王引才作歌）等就是较好的例子。在学堂乐歌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的音乐教育家，通过他们对学堂乐歌的创作、编配、推广、介绍等方面的辛勤劳动，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曾志忞、李叔同三人比较突出。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音乐及各种艺术形式（当时主要是唱歌、演奏风琴、钢琴、提琴等）才开始得到了初步的介绍和进行技艺的传授（如在某些教会学校内设立了琴科等）。在当时出版的唱歌教科书中，大多数还附带五线谱或简谱的读谱法、简单的基础乐理，并且对怎样弹奏风琴、钢琴等作了初浅概要的介绍。同时，一些基础的音乐理论读物也得到了出版，如曾志忞的（《乐典大意》（1904）、沈彭年的《乐理概论》（1908）、高寿田的《和声学》（1914）等。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既存在客观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客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学堂乐歌的产生，最初就是参照日本早期学校歌曲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一开始就是主要采取外国的现成歌调进行填词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国热情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作者多数是留学国外的，或国内积极赞成维新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中多数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同时，从本世纪初清廷转而支持“废科举、办学堂”的改良主张，为了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堂急需学校的教师，曾一度大量聘请日本的教师来我国担任教学，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他们对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则更不熟悉。当时我国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体制和经验，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与封建体制密切相连的传统旧文化（包括传统的“旧乐”），因而当时确实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用西乐才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尽管当时这种思想符合大多数积极拥护改革要求的进步主张，但今天看来应说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因为事实上以我国的传统音调进行填词的《祖国歌》和《勉女权》都是当时比较受欢迎的学堂乐歌，它们也并不因此给人任何萎靡不振的影响。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后，这种现象也逐步有一定的改变。

纵观上述学堂乐歌的兴起、发展、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学堂乐歌之所以能为近代国人所接受，是和当时救国的呐喊以及歌词本身所具有的新的思想内容息息相关的。尽管它的创作方法，都是对日本和西方的借鉴或照搬，但它却在中国音乐历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得到“从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中引进的众多的硬件部分，如新式学校、教育体制、原版教材以及有关乐器、乐器制造工艺的技术和演奏技能的运用等”的同时，失去的却是在采用外来模式的过程中，只注重硬件的引人，忽视了文化互递的关系，外来音乐文化传统与本土音乐文化传统间价值并存及其对音乐文化思维过程的教育功效”。由于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在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下，是不可能让人们有更多的考虑时间和选择的。

但不管怎样，学堂乐歌自它诞生起，就怀着近代音乐思潮最宝贵的品质及前所未有的果敢精神，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而正是伴随这第一步充满对传统势力的反抗精神和饱含爱国主义的激情，开创了中国近代音乐创作的先河。

第二篇：《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教学设计】

【说课】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南京市第二十九初级中学的陶海燕，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上册第 19 课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的教学设计。本课课标：以张謇兴办实业为例，初步认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本课是以晚清时代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及其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兴衰为例，进而了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及特征。张謇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实业救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虽然饱受国内外多种势力的挤压，但始终以顽强的姿态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本课内容既是前面所学内容的延续，又将会对学生的高中学习做准备。

本课对于八年级学生来说涉及历史事件跨度大、跳跃性强、难度较大，历史资料多为理性分析，学生感性认识较少，掌握起来有一定难度。但八年级学生经过一年的历史学习，已经初步具备了分析史料和历史图片的能力，通过课堂出示材料、图片、视频等信息，配合学生的生动讲解，教师引导，师生互动，也能达到极佳效果。针对以上教材和学情分析，制定了如下的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讲述张謇办实业的故事；说出张謇办实业的背景、影响和结局； 概括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几个阶段、发展特征；分析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不同时期发展的原因。

过程与方法：对张謇办实业的了解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原因的探究，掌握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和思维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张謇等兴办企业，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怀；从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感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教学重点：张謇和“实业救国”；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教学难点：正确理解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从平时的教学实际出发，在教学中再现历史，创设情境，借助形象思维感知历史，采用启发式的提问法、谈话法、讨论法等，配合讲解达到教学目标，目的是最大限度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体现新课标理念。在新课标的指导下，我将本课导入时，从学生生活入手，提问“你知道哪些国产品牌吗？”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导入课题。

课标要求以张謇创办实业为例，初步认知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首先，通过一段视频了解张謇这个人物，但是当 1894 年张謇高中状元后，却弃官从商，实业救国。

为什么会有这个巨大的转变？学生以张謇纪念馆讲解员的身份，分别介绍张謇弃官从商的转折，张謇创办实业的艰辛，以及张謇为实现一种社会理想的救国情怀。通过学生的讲解和表演拉近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甲午一战失败的悲凉时刻，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各自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 37 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 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 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虽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的目标都是救国。突出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的爱国、救国的情怀。但是张謇最终却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折射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命运是往往和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的。

其次，由张謇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进而引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此部分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如何突破成为本节课教学的关键。由同学自主阅读课本相关知识，试着给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划分时期，再一一对应地找一找张謇一生的轨迹。通过材料、图片等信息来分析出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独有的历程、特点及原因，中途渗透全球史观的内容，以 1915 年巴拿马世博会上中国展品的出色表现体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迎来黄金时代。第三，再由国家兴衰荣辱的命运去体会民族企业家这个群体，给社会进步给国家发展所带来的这种奋进，这种责任，这种精神，提升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最后，探寻身边的历史为结尾，启发学生，历史就在你身边。选取学校周边地区的中华老字号，创设历史与现实的情景中获得认知。达到首尾呼应的教学目的。这节课让我受益匪浅，翻阅了许多书籍，例如：吴晓波《跌荡一百年》、傅国涌《大商人》、徐蕴庆《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谢辉《张謇与近代博览会事业》等书籍，了解到一个容易被人们遗忘的却也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阶层——民族企业家。

【教学反思】

这节课让我受益匪浅，翻阅了许多书籍，例如：吴晓波《跌荡一百年》、傅国涌《大商人》、徐蕴庆《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张孝若《南通 张季直 先生传记》、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谢辉《张謇与近代博览会事业》等书籍，了解到一个容易被人们遗忘的却也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阶层——民族企业家。

但是本节课仍有一些不足，第一，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由于紧张，讲到毛泽东赞誉近代民族企业家的时候，“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说成了卢作孚。”第二，在学生讲解的过程中，第一个学生讲解的是张謇为何会实业救国；第二组学生是讲解张謇创办实业的遇到的阻力，采用的信息是张謇办公室的四幅画为历史依托，但是两段学生表演之间缺乏一个过渡，听起来衔接有点问题。第三，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为何会迎来“黄金时代”的外因：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时，忘记强调此处的帝国主义指的是欧洲列强，因为在一战间，日本和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最后，在结尾表现民族企业家们的精神传承时，把荣德生的那句话中“非恃有充实之精神”的“恃”字读成“持”也是一个很大的口误。

【评析文本】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初中 课程标准的相关内容如下： 以张謇兴办实业为例，初步认识近代中华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下面我们想结合 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对本课的特点谈一些看法

一、初中历史课程理念和特点的落实和体现

课程标准对历史课程性质和基本理念进行了扼要的论述，明确指出了课程的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并确定了历史课程的指导思想，阐释了历史课程的教育功能和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意义。1.基础性的体现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以普及历史常识为重，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的、重要的历史知识和技能，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与发展打下基础。

讲述张謇办实业的故事；说出张謇办实业的背景、影响和结局。

这部分内容的活动形式：课前组织学生收集张謇的资料，采用模拟参观张謇博物馆的形式来介绍张謇这个人物。学生以张謇纪念馆讲解员的身份，分别介绍张謇弃官从商的转折，张謇创办实业的艰辛，以及张謇为实现一种社会理想的救国情怀。

概括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几个阶段、发展特征、主要原因。

教师在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阶段用表格的形式展示出来，并且通过大量的史实资料，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史料和结合教材概括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几个阶段、发展特征、主要原因。2.综合性的体现

注重人类历史不同领域发展的关联性，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学生逐步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对历史和社会进行全面的认识。

了解张謇办实业和探究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原因，掌握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和思维方法。

本课在导入和结语均能从学生的亲身体验出发，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3.思想性的体现

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坚定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习张謇等民族资本家施己所长、报效国家的爱国操行，树立勤奋学习、振兴中华的远大志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是国家兴盛或衰亡，每个普通的人都有责任。从 18 世纪末中国人图强以来，一批批中国的企业家茁壮成长，而这些民族企业家都有着共同的地方：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奋发图强为动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享誉中外的中国企业。

张謇是晚清状元、弃官从商的中国实业先驱。这个带有转折性的身份蕴涵的内容很多。中国士大夫阶层一向耻于经商，张謇弃官而从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儒家传统的背离 , 但是经商之后的张謇又从来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会理想。张謇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他有着宏大的抱负和坚强的性格，终生抱定“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热忱。实业是张謇一生事业的主体，以“大生纱厂”为中心，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企业，并投资江苏省铁路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等企业。张謇为我国近代实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在发展教育与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他先后创办了南通第一师范学校等近代教育事业和南通博物苑、女红传习所、医院、图书馆等社会公益事业。

尽管晚年实业受挫，但他仍然继续扶持南通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人文性的体现

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认识社会，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张謇身体力行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和作用。

感受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认识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培养振兴祖国、自强自立的远大志向和优秀品质。

二、初中历史课程内容特点的体现

1.依照历史的发展时序

初中课程标准在这方面进一步明确要“依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强调突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这样有利于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有利于学生掌握历史的基础知识，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进行历史的认识。2.重点突出，点线结合

课程标准 在“课程设计思路”中特别提到要“采用‘点—线'结合的呈现方式。‘点'是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来理解‘线'，使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

这是课程标准课程内容编排的核心思路，教师在本课教学中也充分体现了重点突出，点线结合的理念； 点： 张謇兴办实业为例

线：认识近代中华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3.精选内容，具体典型

“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出发，精选最基本的史实，展现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基本进程，使学习内容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对课程内容进行精选。课标在这方面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和编排，突出了知识的典型性。这是张謇办公室悬挂的四幅图片 , 反映出张謇办实业的艰辛。

从下面这张大生企业结构图中你能看出，张謇的企业不仅涉及纺织业，还有哪些呢？

确实，张謇用他余下的三十年致力于“实业救国”，创办 20 多个企业及 270 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3.增强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和弹性

“课程内容留有余地，以增强历史课程的开放性和弹性，一方面为教材编写留下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为各地区进行乡土历史的教学提供便利，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发课程资源。”

这一方面本课的教学也十分突出 , 从学生张謇博物馆讲解的内容 , 到课前导入 , 以及课后探究。和学生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课后探究选择的企业，均为南京三中附近的老字号企业，学生十分熟悉。

三、课程标准教学“实施建议”的落实

1.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

2.充分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

3.注重对基本史实进行必要的讲述

4.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 5.注意历史知识多领域、多层次的联系

6.提倡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

7.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四、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历史教科书

因为依据 初中课程标准 的教材目前还没有，本课在设计时以课程标准中的内容标准为依据，具体教学内容选择：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第 19 课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主，结合了其他版本教材内容，参考了川教版、北师大版、华师大版、中华书局版教材、高中历史教材，以及其他历史教学素材。在教学设计上体现“据标不据本”的理念，即：依据课标上课，而不拘泥于某一版本教学，这种做法在实际教学中有利于扩大了教师的教学视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兴趣。

2.图书馆资源、校外历史课程资源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傅国涌《大商人》、徐蕴庆《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张孝若《南通 张季直 先生传记》、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谢辉《张謇与近代博览会事业》等书籍。3.历史题材的视频资料

凤凰网介绍张謇的视频资料，教师课前做了剪辑，时长为 57 秒，内容简洁、概括性强。这也给我们的教学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教师在教学时使用视频资料不宜过长，一般在 1 到 2 分半钟为宜。4.网络资源

张謇博物馆的网页

http://www.xiexiebang.com/home.asp 5.教师资源、学生资源等人力资源

教师、学生收集的资料和学生绘制的背景图片

五、改进建议

第三篇：《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教案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教案

教学重点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萌芽→“黄金时代”→凋谢萎缩）

教学难点

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形成的内外因和过程短暂的原因）

教学过程

导入新：组织学生用本目录回顾前面学过的线索，讨论回答问题：、鸦片战争后，为了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进行了哪些探索？结果如何？（洋务运动“师夷长技”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民权，革命派主张共和，都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

2、这些探索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们归于失败后，中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的开端是什么事？胜利于什么事？（开端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胜利于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承上启下，教师讲授：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中写满了屈辱、抗争和探索的事例。在我们已经学过的内容中，多数属于政治的、战争的历史事实。今天，我们要从经济方面回顾这段历程。（布置学生阅读99——103页全内容，对重要的相关事、人名、企业名称等做出醒目的阅读标记。）

组织学生学习和探究新

状元事业家张謇、你从张謇“实业救国”中，想到了什么？（[启发学生从张謇办企业的目的、情怀、结局等方面思考回答]：

A、目的：抵制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发展本国工商业，挽回中国的利益

B、情怀：国家民族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主动放弃高官厚禄，迎着风险兴办实业。、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列强的“倾销”挤垮破产。

张謇等人兴办企业、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怀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但是历史也证明了中华民族工业“先天不足”，很难战胜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制和阻挠。）

2、当时的内外反动势力是什么？（内有封建势力，外有帝国主义。）

教师小结、过渡：我们在前面还学过张骞这个人物。“骞”与“謇”怎么区分？张骞是西汉出使西域的人物，他骑着马儿出塞西行，所以“塞”下以“马”换“土”[此处应板书讲解]。张謇考中过清朝的状元。状元者，必然擅长言语，所以“塞”下是“言”不是“马”

张謇把国家民族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为重，义无返顾地放弃了高官厚禄，迎着风险兴办实业。他所创办的大生纱厂等企业是炎黄子孙自己开办的民族工业，这些企业的兴起、短暂发展和迅速破产的过程，就是整个旧中华民族工业历史的缩影。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板书《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简表》，组织学生根据表格的提示，在书上找到答案加以标注，然后通过“接龙”式练习，理解之：

A从洋务运动到清朝末年

B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D萌芽

E短暂的“黄金时代”

F再度受挫，凋谢萎缩

G在历史趋势的作用下，官民“自强、求富”（此点由老师讲解即可）

H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

I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

2、简述101页“阅读文字”关于“荣氏企业”兴衰历程。（提醒学生运用“提炼法”：

A、初创发展：“黄金时代”加上艰苦奋斗

B、屡遭挫折：“九一八”事变后，陷入困境；“七七”事变后，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有所恢复，但远未达到战前水平。）

3、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特征是什么？（发展进程艰难曲折，发展程度极不平衡[地点集中于沿海沿江工业城市，类型集中于轻工业]，发展水平整体落后，带有显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

巩固小结

指导学生当堂完成本102页选择题：应选D（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提醒学生预习第20《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四篇：《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教案

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发展规划

教学重点是现代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曲折（发芽→黄金时代→枯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难以教导，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内部和外部原因的形成和短期原因）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程：组织学生使用教科书目录查看以前学习的线索，回答问题：

1，鸦片战争后，为了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对中华民族什么样的探索？结果如何？（西化运动是自助运动的封建统治者的失败;资产阶级改革者倡导民权，革命者倡导共和国，没有使中国走上繁荣的道路。

2，这些探索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他们属于失败，人民开始了新的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开始是什么事件？什么是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的开始，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胜利）。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百年的现代历史充满了耻辱，抗议和探索的情况。在 我们所学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政治性的，战争的历史事实。今天，我们要从经济的角度审查这门课程。（布置学生要阅读99-103页的全班内容，重要的相关事件，名称，商家名称等，使醒目的阅读标记。

组织学生学习和探索新课程

冠军学者张健

1，你从张健产业拯救国家，想想什么？（[鼓励来自张健的学生做生意，感觉，结局等方面的思考]：

一，宗旨：抵制中国人民剥削，发展工商业的权力，恢复中国的利益

B，感情：国家的国家利益比个人利益更重要，主动放弃高级官员胡卢，面临建立产业的风险。

C，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倾销的权力挤压破产。

张建等人建立企业，对国家的爱国情感的产业援助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但历史也证明了中华民族工业固有的不足之处，很难克服内外反动势力压制和阻挠。）2，那么内外的反动力是什么？（有封建势力，有帝国主义。）

教师总结，过渡：我们也在张前面学过这个人 事情。钱和健怎么区分？张倩是西汉制作西部地区的人物，他骑马从西方来，所以插在马下为土[这里应该解释这本书。张健在考验清朝冠军。冠军，一定是好的话，所以插头是字不是马

张健以民族利益为民族的利益，看到了超越个人利益的利益，无情地放弃了高层官员，面临着建立产业的风险。他创立了大原料磨坊等企业，是国家工业的后代，这些企业的兴起，快速发展和快速破产过程，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

中国现代民族工业的曲折

1，黑板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概要，组织学生根据形式提示，找到答案在书中标出，然后通过接龙类型的实践，理解：

A.从西化运动到清朝末期b。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D.发芽e。短黄金年龄f。再次沮丧，枯萎萎缩

G.在历史趋势的影响下，官方的自我完善，寻求财富（这一点可以由老??师解释）H.皇帝 1.帝国主义经济因中国经济的传道而复活。

2，总结101阅读文本上的企业上升和下降过程。（提醒学生使用精炼方法： A，创业发展：黄金时代辛苦工作

B，重复挫折：事发后九点八，麻烦;七七事后，毁灭。C，战后胜利：已经恢复，但远离战前水平。）

现代中华民族工业的特点是什么？（发展进程艰难曲折，发展程度非常不均衡[位置集中在沿海沿海工业城市，轻型工业集中在轻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具有显着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特征。

合并摘要

指导学生完成教科书102页多项选择题：应当选d（帝国主义正忙于战争，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提醒学生复习第20课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五篇：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的论文啊 2000字左右。。。（精选）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

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

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

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

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

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

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

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