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

第一篇：整个20世纪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

整个20世纪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型。整个社会文化，人们的思考方式，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接受外来文化开始，直至今日自主的有选择的接受外国文化。这期间对于国乐，西乐。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

一、学堂乐歌之前的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闭关的中国第一次被迫向外敞开国门。外国文化一拥而入。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音乐史学领域也有人主张将此当作中国古代与近现代音乐史的分界点。因为从这一时刻起，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文化开始不断的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在此时，在中国有人或有意或无意的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音乐。

19世纪60年代——90年代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的兴起。清王朝中的一派人，主张推行“自强新政”，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一切认为可以学习的东西。很自然的。也见识到了西洋的音乐文化。他们将他们的所感所悟形之于笔墨。在很多记载中记载了西洋的乐器，歌舞，音乐会，仪式音乐场面等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文献可见于《小方斋舆地从钞》（王锡棋编刊于1877-1897年间）。洋务运动人士虽然到西方目睹一个广大的音乐世界。得出了结论。即是坚守夷夏之别的礼乐观。对西方音乐采取不承认不准学的态度。通过对中西方音乐的对照比较。初识彼此之异同。却得出了西乐“然不可以行之中国”的结论。仅仅只有少数人，在对西方音乐的观照中，开始萌发出微弱的对中国音乐进行改良的意愿。虽然微弱，但也实属难能可贵了。

虽然洋务派运动没有将西方音乐文化带入中国。但是在客观上将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思维方式传遍了中国。洋务运动失败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即开始倡导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1989年向光绪皇帝上书《请开学校折》，向皇帝介绍德国的学制。大力倡导开办新式学校。在这个奏折中，第一次明确的提出必须把“歌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科目。而所谓的“歌乐”就是新式唱歌课。虽然戊戌变法没有成功。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全国各地建立了不少的新学堂。很多学堂开设了“音乐唱歌课”随着新学堂的建立。我国近代学校教育迈出了第一步。“学堂乐歌”这一名词也随之出现。并且拉开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大幕。

二、学堂乐歌时期中西方音乐文化关系

从学堂乐歌开始，西方的音乐文化开始逐渐系统的传入中国。很必然的，关于国乐与西乐孰重孰轻，谁好谁坏。该如何取舍的问题。也摆在了众位音乐先行者的面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篇署名“匪石”，题为《中国音乐改良说》的文章。此文刊登在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所编的《浙江潮》月刊第六期（1903年6月）上。文章的作者留学日本，感受到了音乐唱歌在学校教育，政治宣传和人民生活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同时在同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了中国音乐是“为寡人而非众人的”，“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为此，他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输入西洋音乐，用以替代中国音乐。即将中国音乐全部抹煞。用西洋音乐来替代。这种做法自然是片面的。但是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激进精神。在那个时代如此的一篇文章，对于推广西乐也有莫大的贡献。同时，学堂乐歌的倡导者，也是对学堂乐歌影响最大的一人——梁启超，也在其著作中表明了自己对中西音乐关系的看法。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一书中，除了对学堂乐歌作了详尽的论述。将学堂乐歌，音乐唱歌课提升到了学校教育“万不可缺”的高度。而且极力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新歌曲创作。他认为应当改变中国音乐过于“靡曼”缺乏“发扬蹈厉之气”的缺点。改用那些“雄壮活泼，音节激昂”的音调。但是他不同于以西方音乐提到中国音乐的主张。不赞成“全用西谱”，而要求“用西谱者十而六七，用国谱者十而三四”，并“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以成祖国固有之乐声。”明显梁启超的主张比较切实可行。而且加之他当时在政治文化界享有的声明和地位。对于后来学堂乐歌的创作，以后再后来的专业音乐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堂乐歌的推广，中国第一批音乐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诞生了。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人的音乐活动，对促进近代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曾志忞。他是在萧友梅之前第一个尝试建立近代音乐学校的先行者,是我国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的创办人。翻译出版最早的一本较为完备的乐理教科书《乐典教科书》。1904年在《新民从报》连续发表《音乐教育论》，是我国最早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同年在《醒狮》发表《和声略意》，这是中国人写作的讲述西洋和声知识的第一篇文章。在中西方音乐关系方面，曾志忞的观点在当时也颇有影响：虽然有全盘抹煞中国音乐的偏激情绪，但是并不主张完全以西洋音乐代替中国音乐，而是提出要“为中国造一新音乐”表达了“吾国将来音乐，岂不欲与欧美齐驱；我国将来音乐家，岂不愿与欧美人竞技”的理想。在当时的时代。这种理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学堂乐歌”运动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1919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蓬勃开展起来了。

三、“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中西方音乐关系

“五四”过后，中国思想文化界气象一新，到处都是奋进的声音。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引以为豪的人才。音乐领域也是能人辈出。在对于中西方音乐关系这一问题的探讨上。更加深入细致。也更加的宽容。这一时期，专业的音乐化创作已经出现在在各个领域。这一时期的音乐家都处在中西、新旧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由此产生的矛盾与契合，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格外分明。与后来的多数音乐家不同。这一时期的几位著名的音乐家都受过比较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和传统音乐，都有相当的造诣和功底。同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曾经留学国外接触钻研过西方文化。系统深浅不同的掌握了西洋音乐。这种“学贯中西”的全面素养，与上述他们在心血与新文化的时代潮流中形成的人生理想，使他们很自然的对中西两种文化与音乐传统进行比较。在这方面虽然个人的侧重点于具体结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看到了比之西洋近代音乐，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是显得迟滞落后了，必须进行变革已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潮流——这就是体现在他们的言论或行动中的共同结论。从这个根本点出发，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了不同的音乐实践。

刘天华植根于中国传统音乐同时又注入西洋音调、曲式、技法创造出了新意的二胡，琵琶曲。赵元任“中国味儿”的艺术歌曲和“中国化和声的实验”。黎锦晖把中国民歌小调、民间小戏与西洋歌舞形式融合为新歌舞剧。在这一时期，需重点提到是王光祈跟萧友梅。王光祈是中国第一个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进行音乐理论研究的作曲家。研究成果主要有《东西方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他在研究的同时将西洋音乐传入国内的同时，致力于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推向世界。萧友梅一向被看作是主张“西化”。其实从1916年写出博士论文《十七世纪以前的管弦乐队的历史和研究》，到1938年编成音专“国乐概论”课的专用教材《旧乐沿革》一直是把理论研究的重心放在对中国“旧乐”的整理探讨上。他的最终目的是“不能把旧乐完全放弃”也“不愿投降于西乐”，而是要“借镜西乐”“创作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民族音乐有分别的”中国的“新乐”。他的这种主张，比起学堂乐歌时期更加的贴近实际。有了完整的目的与方法。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家，他受到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影响。崇尚自由的办学讲学风气。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

五四时期以后20年代的这批音乐家，几乎都致力于在中西两种文化与音乐之间架设桥梁。以使其沟通和汇合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新音乐实践得初期。“全盘西化”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正是由于这批音乐先行者的努力，使得以后的中国新音乐以一种健康的形势发展下去。四、三四十年代的中西方音乐关系

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激烈动荡的时期。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内战，而后开始的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继续内战。激烈的内外矛盾，导致了文化各领域发生动荡和分化，而又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形成新的综合。新音乐界也是如此。

三十年代的音乐家群体主要有活动在专业音乐院校的一批音乐家，以及左翼音乐和救亡歌咏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音乐家。其中，专业音乐院校的音乐家基本上信奉“爱国、民主、科学”的信条，以音乐教育为中心展开多方面的音乐活动。探索以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来改进和更新中国音乐。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化的专业音乐教育终于初具规模。同时，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音乐家的生活也必然遭到波及。生活的经历导致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多种选择。对于如何看待中西方音乐关系这一问题开始出现不同的看法。青主认为，音乐是上界的语言，为了为自己的音乐活动构建一个免遭物质世界的侵袭的王国，而“向西方乞灵”。

于是认为，只有“从西方流入到东方的”艺术音乐才是真正具有“上界的语言”的品格，中国音乐则因缺少这种品格，连改造的可能也没有，只能彻底抛弃。而黄自认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就是一个时代生活的反应。”倡导“纯正音乐”以匡正社会风气，支持音乐教育。提出建立中国新音乐“国民乐派”的主张。

同一时期，在激荡的时代斗争漩涡里。还应运出生了一批另一类型的音乐家。在左翼音乐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音乐家。如聂耳，任光，吕骥等等。以及后来加入的冼星海等人。这一类作曲家的创作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激发民族性，进行抗战救亡活动。在关于中西方音乐关系的问题上淡化了。政治色彩很浓厚。这一类作曲家后来大多进入解放区，在四十年代，在解放区，在毛泽东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感召下，开始深入到民间，搜寻民间素材。为工农兵进行创作。这一行为的进行起到了一种“双向”的作用，一方面，把自“五四”以来开始的，在城市里生长的新音乐传播到了穷乡僻壤，一面又将民间音乐的新鲜养分注入到了新音乐的集体中。从而将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与新音乐形式，更加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时在40年代的国统区。动荡的政治环境与政治氛围同样影响着作曲家们的创作。40年代国统区有影响的两位作曲家，江文也与马思聪。江文也由于特殊的自身情况，即曾经系统地接受过现代的音乐教育，同时又对故国家园有着深深的思念和眷恋。所以，在他的创作中，努力的试图用音乐去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写出了类似《孔庙大晟乐章》这样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音乐作品。而马思聪当时作为一名已经蜚声乐坛的小提琴家，当时已经开始了创作，并且提出了“利用民歌来创作的新途”。提出“新中国的音乐不会是少数人的事，它是蕴藏在四万万颗心里头的一件事。”

提出“中国音乐家们除了向西洋音乐学习技巧，还要向我们的老百姓学习。”并且真的付诸实践，创作出了一批利用传统民歌为素材发展的作品。

三十四十年代，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基本朝向一个方向进行。很少考虑中西方音乐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深入民间，挖掘民间的音乐素材。创作富于民族特性的东西。激发国民的情绪。而取材民间这一行为，后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被继承发扬开来。

五、建国初期直至十年**的音乐的发展状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至文革结束。中国的新音乐研究同其他学科文化一样。经历了进步与反覆。发展与停滞。在曲折中艰难前进。

从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建国初期，毛泽东以其伟人的智慧指导着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其中多为真知灼见，对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对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时常体现出的一种观点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一观点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1964年2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信上均有阐明。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就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指出，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失了，“而是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够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他认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毛泽东辩证的阐明中西方音乐关系的问题，解决了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音乐知识分子几十年来苦苦探究的问题。毛泽东这些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在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的根本方针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之后，音乐领域各个学科都开始创建。同时这一时期音乐教育体制以及教材基本取材自苏联。这也受当时社会国际环境的限制。可惜好久不长。1957年，反右倾运动开始。开始出现批斗风。1957年对汪立三“反党小集团”的批判。1958年针对钱仁康“拔白旗”的运动。反右倾运动提出了整个西方文化都是腐朽的没落的。这种论调在10年“文革”中发展到极致。

中国在文革期间，又一次将国门紧闭。不与国外往来。很自然的，也谈不上与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了。新兴音乐学的很多学科刚刚建立。由于资料不足或是创办人遭到迫害。纷纷停滞下来，无限期的拖了下去。

六、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情况，关于中西方音乐关系的讨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方面进行了重新定位。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又一次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新的音乐理念，音乐技法涌入中国。出现了新潮音乐。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再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上，音乐界也开始深入思考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历程，以及中国新音乐以后发展道路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各抒己见。基本分为两派：欧化道路说与传统发展说。欧化道路说基本上否定20世纪中国新音乐道路。持此观点的如刘靖之，管建华。“欧化道路说”往往借鉴“文化价值相对论”来批判“单线进化论”和“欧洲中心论”有的借助于“后殖民”批评来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他们认为建设现代化音乐，应该努力寻找不同于西方的我们自己的路子。他们的视角对重新认识评价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富有启发意义。“传统发展说”则肯定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发展道路。持此观点的代表者和论文，以冯文慈的《近代中外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音乐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牛龙菲的《评刘靖之著〈新音乐史论〉》和邢维凯的《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化：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必由之路——关于“中国音乐文化自性危机”的几点思考》等文为主。这一论调的主要观点如同冯文慈所认为：20世纪中国新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的固有传统在近代获得的重要发展”。所吸收的西方音乐文化，经过融会贯通，有的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音乐的新成分。邢维凯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音乐文化的主体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开放，交流，融合，这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本来面目”。中国音乐文化是由“中国人创造的，为中国人所拥有，既有传统的也有新生的。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发展而来的，也是要发展下去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正确抉择应该是：古为我用，今为我用，中为我用，洋为我用。”这场大讨论，至今尚未有定论。这场争论能够有助于总结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探索21世纪音乐发展的未来之路。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选择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广

大人民群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压迫，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

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完成这两大任务，近代中国的许多志士仁人同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探索外御列强、内求复兴的道路。但这些斗争

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和正确思想的指导，都没有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能改变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悲惨境遇。这个重任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

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复兴

和民族的独立，曾经前仆后继，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但终因没有先进的思想

指导和先进政党的领导而归于失败。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马

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为中国人

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革命的前途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把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同世界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联结并成为其中一部分，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一，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

成、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

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着。第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制定、实施了

一套完整的抗战策略和方针，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

要作用。第三，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和

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为抗日战争的战略返攻准

备了条件。第四，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了。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中国革命终于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

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可

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司令部。中国革命从此有了

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富有革命创新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具有严格纪律和优良作风，为中

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肩负人民希望的党。

诞生于中华民族最为黑暗、最为屈辱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所孕育而生的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纵观中国历史，不难看出，但凡革命道路走入迷途，国家与民族处在迷惘和忧患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总能够以其对时局卓越的洞察力，凭借大无谓的革命气概，一次次地挽狂澜于既倒。

历程蹉跎，斗转星移。铁锤与镰刀铸成了一个永恒，在风雨和阳光中，鲜艳的党旗飘扬了几十个春秋。光阴荏苒，英明的政党，肩负了新的历史重任，古老的国家，开启了新的青春篇章。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使命。在长期的艰苦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事业。中国人民正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惊天动地伟业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人民之所以信任和拥护我们党，历史之所以选择我们党，最根本的在于我们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我们党在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重大关头，始终能够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依靠并带领人民，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的进展，经济社会长期保持较快发展势头，社会生产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党长期执政，既是人民的意愿，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三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感悟

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感悟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类似的话，只能靠记忆拼凑起来，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其说与赶超思想有关，还不如说与反“反冒进”思想有关。这句话引起了我的不解。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叶飞的工作汇报时说反冒进的人强调稳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对反冒进的人，办法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他们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这就很可以说明，大跃进名词的由来也直接与反“反冒进”有关。其实，早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有了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在这一年7月和10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掀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有关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都必须迅速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长期计划指标，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基本建设项目也随之纷纷上马，“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出现了急躁冒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次冒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这样急躁的心态不就是需要时间降降温？需要时间平淡一下？

此外，除了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感想外，也让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

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７０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

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

第四篇：【历史】中国近代现代史大事年表

中国近代现代史大事年表

（1840～1999年）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1842年鸦片战争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19世纪40～50年代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1851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1861年总理衙门建立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9世纪60～70年代 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60～90年代 洋务运动

1883～1885年中法战争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1898年戊戌变法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1911年黄花岗起义

保路运动

10月10日武昌起义

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成立

清帝退位

1913年二次革命

1915年护国运动开始

新文化运动开始

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

护法运动开始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实现

1925年孙中山逝世

五卅惨案、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国民革命失败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

8月1日南昌起义

8月7日

1928年

1931年

1932年

1934年10月

1935年1月

10月

1936年10月

12月12日

1937年7月7日

1938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5年

8月15日

1946年

6月

1947年6月

1948年八七会议湘赣边秋收起义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广州起义井冈山会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抗战伪满洲国成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二·九运动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等地，长征结束 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平型关大捷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百团大战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本宣布投降中共和谈代表毛泽东等飞抵重庆，重庆谈判开始双十协定签字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始全国规模的反攻辽沈战役开始

淮海战役开始

平津战役开始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政府覆亡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反右派斗争开始

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反右倾”斗争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

1972年中美、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

1976年四五运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第五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感悟

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感悟

我于大二初秋之际选修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门课。十分感激老师备课的用心，为了能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最大程度的让同学对中国近代史有个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老师很是用心的找来许多短片让学生观看，几乎是每次上课都有不同的纪录片观看。比如“复兴之路”等。在我选此课程的时候，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但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一节课老师说的一句话我很认同。有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历史上的“大跃进”事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事件，中国便不会落后于其他国家至少30年，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绝对的。因为他排除了这些事件是历史走势的必然性，它没有“早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假设性的话来庇佑。是福是祸不是单单从结果而概括出来的。他应该从选择的这条道路后的一系列“多米诺”效应推断出的。如果真要说如果，如果没有“大跃进”事件。中国百姓还沉浸在假象的欢乐之中，中国百姓仍被一种急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侵蚀着，在那一次时间后，表面上一切归于平淡，但如果深思其中的利弊，也不见得全是坏处。被暂时击败的中国人民陷入沉思，归于理性。他们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之路，开始思考完完全全的工业大国是否适合于我们，开始思考“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壮志豪言“是否过于浮夸？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类似的话，只能靠记忆拼凑起来，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其说与赶超思想有关，还不如说与反“反冒进”思想有关。这句话引起了我的不解。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叶飞的工作汇报时说反冒进的人强调稳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对反冒进的人，办法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他们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这就很可以说明，大跃进名词的由来也直接与反“反冒进”有关。

其实，早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有了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在这一年7月和10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掀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有关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都必须迅速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长期计划指标，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基本建设项目也随之纷纷上马，“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出现了急躁冒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次冒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这样急躁的心态不就是需要时间降降温？需要时间平淡一下？

此外，除了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感想外，也让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

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

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７０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