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个时代的胜利
一个时代的胜利
作者： 施京吾 | 发表时间：2014.09.01 刊发于总2075期《中国经营报》[先锋话题]版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76年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首词汪洋恣肆、纵横万里，写于1965年5月，距作者初上井冈山的1927年，时隔三十八年。而词作正式与世人见面的1976年，离今天也刚好是三十八年。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
最近，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头就涉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剧中“接班人”华国锋的一句话引起人们热议：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便束手就擒。中国当代社会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生前“布置”过这一重要任务。但毛泽东对“四人帮”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倒是千真万确，他曾在多个场合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只是，这些批评是否严重到要抓捕他们的地步呢？ “九一三”后重新洗牌
十年“文革”期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接班人”合法性危机。第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事件。
“文革”之初，林彪是毛泽东最为得力的支持者之一，“文革”走向全面内乱，林彪的推波助澜起到极为恶劣的作用，期间不少著名“话语”，比如“天才论”、“政变经”、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出自林彪之口。
随着“文革”不断深入，江青、张春桥与林彪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拆台。林彪事件后，江青势力一步步扩张，到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逐渐形成“上海帮”，也就是“四人帮”。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年近78岁的毛泽东打击极为沉重。此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经此突变，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怀疑开始取代狂热，毛泽东对之不会不有所警觉，也不能不抱有戒心。
毛泽东一方面恢复了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和政治待遇，另一方面为防止“文革”遭到否定，他对“四人帮”也显得愈发倚重。林彪垮台被描述成“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在随后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并演化成“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周恩来的批判，也导致“四人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毛泽东尚能视事之时，他们还有所依靠，一旦毛泽东不在，局面如何变化就不好说了。年迈的毛泽东亦有为难一面——要维护“文革”政治和思想上的合法性，就不得不依赖于“四人帮”，可是“四人帮”除了执行极“左”路线和胡作非为外，实在不具备真正的治国能力，要维持偌大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运行，根本不能指望他们。
对实际上尖锐对立的“两派”，见惯政治风浪的毛泽东，不断努力进行平衡和再平衡。
于是，下放江西“接受改造”三年多的邓小平，经周恩来居中安排，于1973年初回到北京，被一步步推到前台。
起用邓小平，使“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受到一定压制。整个1974年，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江青。在3月20日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提出告诫：“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又跟与会者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有个“上海帮”，并且表示，江青不代表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尤其在当年10月“风庆轮事件”（编按：“四人帮”借国产远洋轮船风庆轮返国一事，发动针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所谓“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大批判）发生之际，先是王洪文赶赴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江青又于11月12日写信向毛泽东提及“政府的人事安排”。这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当日即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严厉的批示：“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个星期后，11月20日，毛泽东再次发话：“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路线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情况下，每一条来自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意见，显然都十分重要。政治角力中的邓小平
持续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原本衰败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1974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为4024亿元，比上一年只增加了1.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为0.3%，农业总产值增长为4.2%。除原油增长幅度较大，达到21%外，棉花、钢、原煤的生产均有所下降，财政收支方面也有7.7亿元的赤字。
1974年4月，经毛泽东首肯，复出后的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做主题发言。10月4日，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重新进入领导核心，同时又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顺利当选第一副总理，代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而“四人帮”集团成员仅得到文化部、卫生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三个部长级职位。组阁企图遭到挫败。但此次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的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制约。
1975年，是邓小平复出后施展拳脚，实行全面整顿的一年。
在经济领域，他要求整顿生产秩序，停止各地各单位的派系斗争，逐步恢复停滞不前的生产，首先从铁路部门开始，使铁路运输开始正常起来。在政治领域，整顿主要是以“解放老干部”为主，将许多因各种罪名蒙冤的干部从监狱、牛棚、农场解放出来，并部分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此外，还包括文艺、教育、军队等方面的整顿，力争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仅仅一年的整顿，效果立竿见影，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11.9%，达450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6%，除棉花产量继续下降外，工农业主要部门全面增长。
在邓小平主抓经济和社会秩序整顿的同时，毛泽东没有放松在思想理论领域对“文革”路线的捍卫。1974年10月20日，他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专门谈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姚文元、张春桥为此先后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文章，还先后发动了“反经验主义”“评《水浒传》”等运动。
“四人帮”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必然会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坚持稳健作风的老干部们发生冲突。为此，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他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又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从这些批评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不满，但也很难说他有从政治上根本解决“四人帮”的意图。他的判断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搞平衡起用邓小平，“四人帮”受到的最直接损失是，本来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新“接班人”王洪文，被晾在一旁。向左走，向右走？
到1975年下半年，病体沉重的毛泽东依然把承认“文革”的合法性及延续其一贯路线，视为高于一切社会经济现实难题的关键。此时，侄儿毛远新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在多次汇报中直指邓小平有否定“文革”的迹象。
比如他在一次汇报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编按：即谢静宜，与迟群同为“文革”时极“左”派人物，一度掌控北大、清华）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的一大堆。3.对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些处处指向邓小平“命门”的汇报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的四位领导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迟群、谢静宜的不少问题。由于信件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批示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四人帮”以此批示为依据，于11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发布周恩来逝世讣告时，控制宣传的“四人帮”规定报纸用很小尺寸刊登周恩来遗像，并想方设法限制对周恩来悼念的报道，这与当时周恩来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就在华国锋被任命当日，张春桥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其中“去年的一号文件”是指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文件。张春桥这个“有感”，对中央人事安排的抵触情绪强烈。
2月25日起，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陆续向地方上传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四·五”质疑“文革”
同样是1976年2月中下旬起，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文汇报》，删去了周恩来表扬雷锋精神的四句题词。3月25日，该报头版又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有一句十分拗口的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件事引起国内民众极度反感，纷纷对《文汇报》提出强烈抗议。
在南京，自3月24日起，大学生们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持续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成为稍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索。3月30日，南京大学的学生用油漆和柏油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口号，刷在驶向全国各地的列车车身上。当天，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王洪文的强硬表态，丝毫没有改变事态的发展方向。3月31日，南京街头再次出现指名道姓的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这实际上已经将国内民众痛恨“四人帮”、厌恶“文革”的立场公开化了。
4月1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将上述情况定性为“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并要求彻查到底，揪出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南京的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全国之时，3月30日，在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恩来。4月1日，“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贴了出来：“欲悲闹鬼叫，我哭财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被“四人帮”方面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受到重点追查。诗的作者，是来自山西的青年王立山。
日后搜集整理的大量“天安门诗抄”显示，这次运动既是民间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抗议，也是对“文革”乱象的积极反思。
4月4日，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进入高潮，参与人次多达200万。据统计，当天堆放在纪念碑前的花圈共有2073个，署名单位1400多个，被认定“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个案至少48起。在当晚紧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予以镇压。
4月5日晚采取镇压行动后，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听取北京市方面对此次行动的情况汇报，并将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反革命**性质”。随后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于6日中午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对抗中央”的活动，必然会有人要付出代价，这就是邓小平。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政治局刚通过的两个决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按照以往的一贯原则，邓小平作为天安门“反革命**”的“总后台”，性质极其严重。但最后处理时，“留党察看”，也就是说，毛泽东手下留情了，邓小平的错误终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按哪个方针办？
1976年的中国，真可谓流年不利：1月8日周恩来去世，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毛泽东风雷激荡的一生，也即将走到尽头。他撒手人寰前不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王海容（毛的表侄孙女，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等人，交待后事。
在这次自认“盖棺定论”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对方赶到几个小岛上去，此事反对的人不多；另外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显然，毛泽东预见到了身后可能出现的局面，尽管不久前他还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但心里大概也清楚，党内各派根本无法“团结”，而他也无能为力了。
9月9日零时刚过，毛泽东溘然长逝。
毛泽东去世当天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主题议程是讨论毛泽东讣告和悼词的文稿，江青却向华国锋发难，要求马上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此事既不合常理和人情，也明白显示，个性倔强且在党政军及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邓小平仍然留在党内，对“四人帮”始终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另一个政治焦点是，毛泽东的最后遗言，到底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仅从字面上看，这两句话的意思几乎完全一致，问题在于，前一句是由华国锋传达的，后一句则是出自“四人帮”之口。用谁传达的遗言，则意味着谁在控制着中国政治和未来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谁是毛泽东真正合法的“接班人”。个中争夺之激烈，可想而知。
9月16日，“两报一刊”（编按：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文革”期间发布极左言论的主要官方喉舌）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这篇社论中，“四人帮”突然抛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遗言”，姚文元又多次给新华社打电话，要求反复宣传“毛泽东遗嘱”。据不完全统计，自9月17日至30日14天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学习与批判》杂志和新华社《内部参考》等7种报刊，有236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针办”内容。
对此提法，华国锋明确表示反对，10月2日，他在审阅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草拟的联合国大会发言稿时删去了这句话，并说，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但张春桥却阻止这一批示下发。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署名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充满了火药味：“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表明，“四人帮”与华国锋及老干部们的冲突，已到决一雌雄的生死关头。人心向背 顺逆存亡
不愿功亏一篑的“四人帮”发出公开挑战，触发了“文革”末期的中共的第二次“接班人”合法性危机。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不论在党内还是在政府层面，都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四人帮”无论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一旦绕过华国锋这位最高领导人，都可能会被视为“篡党夺权的阴谋”。问题是，“阴谋”确实存在，并且非常密集。
9月9日当天，迟群在其掌权的清华大学讲话，公开表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白卷英雄”张铁生在老家辽宁发声唱和：“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
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他还表示“华已经是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9月19日，并非政治局常委的江青提出，要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参加人员由她指定——并非常委的江青本人及姚文元、毛远新参加，而身为常委及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却被排除在外。这遭到了华国锋的断然拒绝。
王洪文又在未经过政治局认可的情况下，让手下以中央办公厅名义给地方发通知：吊唁毛泽东期间发生重大问题，须直接向王洪文汇报，试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政治局的联系。控制媒体的姚文元指示新华社给江青写效忠信，迟群、谢静宜则以清华、北大全体师生员工家属的名义给江青写效忠信。9月28日，江青发话，要迎接“最盛大的节日”、等待“特大喜讯”。
这些“暗战”中，最具威胁的，是在上海搞串联以及试图插手军队，为武装夺权作准备。9月28日，张春桥委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给上海市委常委传话——“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甚至还调动了沈阳军区的装甲师进京。
对广大中国民众来说，幸运的是，事情的最终发展并未如“四人帮”所愿。叶剑英建议“以快打慢”，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与叶帅通力合作，于1976年10月6日一举逮捕了“四人帮”。
事后回顾，“四人帮”轰然倒台，不仅仅因为他们慢了一拍。失去最有力的靠山毛泽东，他们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呼风唤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十年“文革”中近乎疯狂的表演以及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已导致其彻底失去人心。相信经历过1976年夏秋之间那次重大转折的中国人，对此都深有体会。
所谓“失道者寡助”，信哉斯言！
而“四人帮”覆灭后的那段时间里，尽管邓小平仍赋闲在家，但神州大地上上下下都渴望改变、渴望发展的力量，已如一股奔涌的洪流，难以逆转。这位年过古稀的小个子，众望所归，即将可以甩开膀子“再干二十年”，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第二篇：一个时代的剪影
一个时代的剪影
——《高考1977》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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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廖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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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
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就是老舍跳进天平湖的年代。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1976年以后，当人们从那场无比疯狂和荒诞的“大骗局”中恍然清醒之后，表现文化大革命主题的电影就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许多经典之作，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田壮壮的《蓝风筝》、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眼光灿烂的日子》等等，人们都从不同的视角沉重的画面摄深入的表现那代人的生活，引人反思。王海洋的《高考1977》浩海如烟的电影中实在算不上是一部经典之作，电影表现出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意蕴内涵不足，情节也相对粗糙，男女主角的形象也不够生动和丰满，但是不能否认电影的主题价值，电影别出心裁的将聚焦点放在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的1977年——关闭了十一年的高考闸门首次开启，这一年的高考凝聚了太多人的希冀，承载了太多的青春的梦想，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更是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拐点。
电影叙述的是东北某农场的知青青年在1977年前后发生的事情。70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他们更单纯、更热情、更守纪律，更爱国，但同时也更倒霉，因为他们成长在一个不理智的年代，在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飞扬的时候，被一种极大的盲目的狂热情绪所感染，纷纷离开学校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的内心满怀崇高感和自豪感，很多年轻人做了巨大的自我牺牲。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种牺牲毫无价值。那时候他们还是孩子，在农村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他们想家想爸妈想读书，可是回家遥遥无期。知青青年在日复一日的单调艰苦的劳动中被折磨的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们的内心孤独而苦闷，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他们犹如在绝望的黑暗中看到了曙光。电影中的很多关于友情爱情和亲情的情节，都蕴藏着各种活生生的人性情愫，彰显出人性复苏的光辉。
故事的结局是欢喜的，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所有的矛盾冲突都在互相理解中悄然冰释，农场里的大多数知青青年如愿以偿考到了自己理想的大学，结束了那种暗无天日的劳作生涯，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故事发展中也又几处沉重的笔调，如张国强的绝食抗争，小根宝的死亡，潘志友的弃考等，但是在那场巨大民族悲剧的大背景下，整个民族都为那个严重的历史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形之下，个人的这些牺牲似乎太微不足道了。我想这是导演有意将那段历史的悲剧色彩淡化了，把那段心酸的历史变为回忆中的暖色，毕竟30过去了，时间给了那段历史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他们那代人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也逐渐显露其深刻的意义，回望那段时光，原来承受过的苦难沉淀为丰富的阅历，他们那代人成为了中国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
那段历史已经永远的过去了，现在所有的青年都拥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社会对知识分子也越加重视。就如汪曾祺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善良的。除了已经死掉了的，大多数人都还在努力的工作，认真的生活，一来他们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要做点事，二来是对生他们养他们的祖国依然深怀感情，但是要恢复年轻时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透了看淡了，对现实多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怵的，人的心，是脆的。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它时刻提醒着当政者，为政必须谨慎，更重要的是它引起我们的反思，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仅仅掌握在一个或者几个人手中，那么这个民族是危险的。所幸我们的社会已经清醒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而又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道路难免曲折，但是前途始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中有一种创造的新生力量汹涌涤荡，吐垢纳新。这是我们深刻乐观的基础。
第三篇：《世说新语》：一个时代的缩影
《世说新语》：一个时代的缩影(转贴)
《世说新语》是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部古典名著。它以生动传神的笔触，优美精炼的语言，分门别类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遗闻轶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特别是士族阶层，广泛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正如吾师行需先生所言：“虽系小说家言，未可直以小说视之。其于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宗白华先生甚至拿《世说新语》来指称汉末魏晋六朝这个时代，称之为“世说新语时代”。用一部书来代表一个时代，除了孔子的《春秋》，在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史上恐怕是少有的现象。因此，自其问世一千五百余年来，《世说新语》颇得文人学士爱赏，为案头必备之书。
《世说新语》分类系事，内容十分丰富。全书分为三十六篇，也就是三十六个门类，首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篇，即是所谓的“孔门四科”。这四篇不仅排列在最前面，而且分量也很重，其中《言语》和《文学》都在一百则以上。这四篇整整一卷，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因此有人便以为《世说新语》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前四篇源本儒术，是全书的本体，为经；后三十二篇为纬，前后互相发明。实际上，《世说新语》的内容并非如此“经”、“纬”分明，以孔门四科居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尊儒的思想，但就全书而言，内容还是较为复杂。后三十二篇大体上可分为褒赏和贬斥两大类型：《方正》、《雅量》、《识鉴》、《品藻》、《规箴》、《豪爽》、《自新》、《栖逸》、《贤媛》等篇属褒赏类；《宠礼》、《任诞》、《简傲》、《轻低》、《假谲》、《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纸漏》、《惑溺》、《仇隙》等篇则属贬斥类。书中那些“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放举动，如刘伶的裸形与嗜酒，阮籍的蔑视礼法，编者都把它归在带有贬斥之意的《任诞》篇中。《任诞》篇中还录有王恭的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玩味这段话的意思，似乎带有对名士的轻视和嘲讽。但是，书中同时也有大量称羡清谈名士，畅扬老庄之学的内容，如玄学家们谈重论道的场面和风姿，以及他们论辩的玄理，不仅在属于褒赏的《雅量》、《识鉴》、《品藻》等篇中有充分的反映，而且在属于“孔门四科”的前四篇中也随处可见。由此可知，认为《世说新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说法未必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事实上，魏晋时代，儒学式微，玄风大畅，这是一个精神极为自由、思想极为解放的时代。《世说》一书倒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
《世说新语》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和险恶残酷的政治斗争，并广泛反映了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批判作用和认识作用。例如，《尤悔》篇记载魏文帝毒死其弟曹彰，母后向他求饶：“汝已杀我任城（曹彰），不得复杀我东阿（曹植）”，但后来曹植还是被文帝迫害抑郁而死。此篇还记载了丞相王导为晋明帝陈说晋得天下的秘诀：“诛夷名族，宠树同亡”，这便是统治阶级自供的“统治术”。《汰侈》等篇描写官僚士族阶级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他们争豪斗富，暴珍天物，简直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例如，王武子用人乳喂猪；王恺用饴糖洗锅；石崇用蜡烛烧饭等等。石崇是个大官僚，又因抢劫而成巨富，他家的厕所常有十余婢女侍立，上完厕所要更换新衣，弄得客人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他宴请宾客，常使美人劝酒，如果客人不饮，就把美人杀掉。一次宴请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王敦故意不饮，石崇连斩三美人，他还不肯饮，王导劝他饮，这位大将军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如此凶残暴虐，哪里还有半点人性！
《世说新语》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这一点古人早已有所认识。宋高似孙《纬略》云：“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宋刘辰翁等批点《世说
新语》本有王世《序》云：“临川王生长晋末，沐浴浸溉，述为此书，至今讽习之者，尤能令人舞蹈，若亲睹其献酬。”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读其语言，晋人面日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我们说《世说新语》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并不是说不存在小说的因素，因为小说在一些基本文学手法上与其他文体是相通的。在我看来，《世说》的文学成就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刻画，一是语言的运用。
《世说》全书涉及各类人物多达一千五百余人（包括刘注），刻画了许许多多謦咳犹存，栩栩如生的魏晋人物，如“竹林七贤”及陆机、陆云、张华、左思等文人才子；何晏、王弼、孙绰、殷浩、刘J炎、王衍等清谈名家；王导、谢安、桓温、陶侃、顾荣等名臣名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顾恺之等书画大家……真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名士的人物画卷。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就是通过《世说》中这些人物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的。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在比较中刻画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如《德行》篇“管宁与华歆共园中锄菜”，《方正》篇“陆机与陆云对卢志问”，《雅量》篇“谢安与王坦之赴桓公宴”等都是通过比较来突出人物性格，显示人物优劣的。第二，善于抓住带有个性化的言行举止，写出人物的神韵。《世说》往往通过一、二特异的言行，使人物在简短的篇幅中神情跃然，气韵生动。例如人们所熟悉的故事王羲之“东床坦腹”（《雅量》），就十分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率真任性、通脱超逸的神韵。再如《任诞》篇写刘伶裸体和阮籍宿邻妇等狂放之举，亦属此类。第三，注重细节描写。《世说》尽管篇幅短小，但在短小的篇幅中却常有精采的细节描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雅量》篇写顾雍与客下棋，忽闻丧子，神气不变，继续下棋，“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这一细节便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顾雍临大事而不乱方寸的坚毅性格。其他如夸张、比喻、心理描写等手法在《世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世说新语》的语言极具特色，日本文化年间（相当于清嘉庆年间）恩田仲任所撰《世说音释》一书，前有营原长亲《序》云：“《世说》之书，玄旨高简，机锋俊拔，寄无穷之意于片语，包不尽之味于数句。”这已概括了《世说》的语言特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讲的也是语言风格问题。
《世说》的语言有两大特色：一是简约，二是口语化。《世说》的语言高度简炼而又隽永传神，极富表现力。语言的简约，既是篇幅短小的必然要求，也与当时谈玄的风气密切相关。清谈家十分注重语言艺术，讲究含蓄和隽永。《品藻》、《赏誉》等篇中，品题人物常常仅用几个字来概括一个人的品性特征。如《品藻》篇第三十六则：“抚军问孙兴公云：„刘真长如何？‟曰：„清蔚简令。‟„桓温如何？‟曰：„高爽迈出。‟„谢仁祖如何？‟曰：„清易令达。‟……”还有用两个字品题人物的，如“标鲜”、“穆少”、“清通”、“彻朗”等等。如此简约的言辞，在其他书中恐难见到。至于语言的机智，应对的巧妙，常常令人惊叹不已，拍案叫绝。例如孔融与陈韪的应对（《言语》），邓艾口吃与晋文王相戏（《言语》），嵇康树下锻铁与钟会相讥（《简傲》）等等，不胜枚举。
《世说新语》中保存了大量的六朝口语，由于历史的演进和语言的变化，成了我们今天阅读的语言障碍。例如，“阿堵”、“如馨”、“宁馨”、“兰阁”等口语方言或梵语词汇，既使《世说》带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增强了语言的通俗性和文学性，也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困难，如果不借助注释根本无法读懂。因此，我们在注释的时候，尽量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扫清这些“拦路虎”。另外，《世说》的语法和虚词的使用，因为接近口语，也有一些特别之处。正因为《世说》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被称为中古汉语的“活化石”，许多语言学家把它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第四篇：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
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
《 光明日报 》（2011年10月20日 13 版）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霍达积极参政议政。
霍达说：“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1971年，画家王为政为爱妻画像。
伉俪情深
霍达与冰心先生
她着一身家常便服，随性、朴实、爽朗。说话时，整个人都会变得抑扬顿挫：时而低眉敛目，柔声细语；时而一板一眼，绘声绘色；说到不平处，横眉怒目，声音也高了八度，仿佛随时会拍案而起。
一位有着充沛激情和正义感的女作家——这就是我对霍达的第一印象。
故人故事：活在文学中
提起霍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穆斯林的葬礼》。这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冰心老人誉为“奇书”的小说，问世20多年来，数十次重印，达数百万册，至今畅销不衰。在信息多样化时代，显示出纯文学的强盛生命力。
《穆斯林的葬礼》中的众多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原型是谁？那位在玉的长河中沉浮一生的韩子奇，那位以短暂生命赢得无数读者的深深怜爱和感叹歔欷的韩新月，那位用文弱书生的双肩撑起爱的天空的楚雁潮……他们和作者有着怎样血肉相连的关系？20多年来，不断有读者向霍达询问这样的问题，有的甚至在信中说：“天儿凉了，代我向韩子奇一家问个好吧！”
这些看似“痴情”的问题，让霍达无比欣慰，她却不能满足读者这真诚、朴素的要求。因为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虚构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往往是必须的，诚如鲁迅所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生活中的原型只是素材，不能等同于艺术形象，如果一切都是现成的，作者只是记录下来，那岂不是太无能了？如果原型、素材比小说更生动、更精彩，还要小说干什么？霍达决心把故人故事留在心底：“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这些人物，都是已经完成了的艺术形象，在读者心中活了起来，就让他们在你们心中继续活下去吧！”
在《穆斯林的葬礼》贴吧引起热烈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何时能把这部书搬上荧屏。读者甚至讨论起角色的分配：当下走红的影视明星，谁最适合演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又非谁莫属？据说，多家拍摄单位都曾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拍摄电视连续剧的授权，并且不惜付出天价片酬，却一次次被霍达婉言谢绝。
霍达说，她创造了各色人物，也深爱着这些人物。她相信，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一旦化为具体的影像，也许难以符合原先的想象。她不忍看到笔下的“生命”被扭曲、异化，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仍然以文学形象留在世间。
这个回答似乎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这正是霍达一向对于写作的全情投入与严肃态度的延伸。《穆斯林的葬礼》是霍达销量最大、读者最广的作品，如果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受众面必将更加大大扩展，也许会创造一个收视率奇迹，但她并不把销量和票房等同于文学价值。对于文学，她有着独到的理念，并以整个人生践行。
报告文学：呐喊生涯
1988年11月2日，江苏某县发生了一起由于乡干部催粮引起农民喝农药自杀身亡的事件。霍达从一份文件中得知此事，春节前夕，她与人民日报记者高宁一起赶赴发生此事的县里采访。
当地领导千方百计阻挠：“哎呀，路太远，要走十几里山路。车子开不过去……” 霍达坚持：“不管路多远，我们一定要去！”
一路上，陪同的人一再停车，请两位记者参观糕点厂和雨花石厂，她们哪有这个心思？下午5点钟，那人又说：“县委来电话了，宴会都准备好了，等着你们呢，咱们得往回赶！”
霍达说：“人命关天，还吃什么宴会？快走吧！”
赶到村子时，天已经黑了。当地干部没让她们进村，在村外一间废弃的空房里，她们终于见到了 死者的妻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她的丈夫因为不配合纳粮，遭干部捆绑，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农妇不擅言辞，只会哭：“我的男人死了，我没得用了！”这哭喊，道出了她的柔弱无助，丈夫（在当地干部的口中只被称为“那个男劳力”）是她的全部，死了男人，她就真的“没得用了”，谁来为她伸冤呢？
霍达把这呐喊写进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发表在《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报告文学选刊》1989年第6期转载。文章关注的是粮食问题。1984年我国粮食大丰收，使高层过高地估计了农村的经济形势，过高地估计了“包产到户”的威力，忽视了对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继续创造，农业投入逐年减少。此后连续4年，粮食产量徘徊不前。一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粮食订购任务，甚至上门抢粮，干群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粮食减产，全世界面临粮荒。霍达以沉重的笔写道：“神农氏的子孙在寻找出路，我们已经不再具备„失误‟的资格。”“未来的10年、20年，如果再出现„失误‟，我们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了！”
文章面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有质疑和抵制的声音，说此文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我问“您当时觉得有压力吗？”
她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的确，霍达无需害怕，她牢牢把握着行文尺度，大量的采访调查和一手材料，让其作品无懈可击。
霍达另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文学，是描写中年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状况的《国殇》。促使霍达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是与她同住一幢楼的邻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工程师，他以首创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轧机。1986年，高建民的这一创造发明已申请了国内外专利，一旦得以确认，我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上都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当他以必胜的信念准备最后的答辩之际，却查出患有脑部胶质瘤，危在旦夕。手术前医生问他：“你是要生存质量，还是要生存期？”高建民面临残酷的自我抉择。选择前者，可以正常工作，但肿瘤随时可能复发。选择后者，生存期或许能够延长，但会丧失工作能力，苦战多年的研究成果将功亏一篑。死神在拷问一个大写的“人”，高建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生存质量！”
这一答案让霍达震动。她亲眼看见手术后的高建民戴着个帽子匆匆奔走，为他的无缝钢管进行最后的冲刺。霍达也在与死神抢时间，对这个视死如归的硬汉进行跟踪采访，写成了《国殇》中这一撕心裂肺却又慷慨悲壮的章节，没等到文章发表，高建民就辞世了，年仅45岁。
与高建民接踵而去的，还有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一个又一个，英年早逝。很难描述一场场死亡给霍达带来的冲击：“我那时还年轻，如果是现在，不光是体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么连续的强烈刺激了。”据当年统计，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十年。在祖国经济腾飞的时候，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窘况让她悲愤，她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国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转载，当年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泪写下评论：“《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起来了！我向她致敬！”
补天的人：以文学手段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198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达的创作热情，为香港写史的念头就此萌发。在经过长时间的读书准备之后，1994年，霍达南下香港，开始了历时三年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
这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要想在历史框架下创作小说，首先必须将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许多民间资料已散佚流失，要挖掘整理，犹如海底捞针。
霍达初到香港时，十分艰苦。她早晨8点起床，有时走访到深夜12点才搭上地铁末班车，回到住处。给家里的电话简短至极：“我今天没事，平安。”然后整理资料，准备次日的工作。全部妥当后，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靠四片安眠药才能朦胧睡去。
香港有句谚语：“有钱到香港，没钱没话讲。”住在那里，步步要花钱，大把地花钱。一次，丈夫来电：“钱还够吗？”
答：“还够一张机票钱，我得回北京了。”
那边说：“你箱子旁边的袋子里，我还放了一万块钱。”
就这样，又可以多采访几天了。
不是没有“借水行舟”的机会。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不但可以轻松解决在港的房、车问题，还付给天价稿酬：500万港币，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不算少了。
霍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为金钱摧眉折腰，她不屑于做。“我来香港，是为了写百年沧桑史，而不是为了钱，否则，回去何以面对江东父老？”
这是响当当的文人傲骨——公爵有很多，贝多芬只有一个。
为了写这部书，霍达让自己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专家。在中英双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她对资料的爱护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份资料都要复印三份，一份传真回家，一份用快递寄回家，还有一份随身携带。“即使我飞机失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丢失。”
她靠两只脚踏遍港岛的街头巷尾，走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她沿着抗英志士的足迹到山村农舍去挖掘史料，记下的采访笔记无法胜数。
她来到抗英义士邓菁士生活过的村庄，她的真诚感动了邓氏家族后裔。村民们捧出邓氏家谱，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灯，找出抗英斗争购买枪炮的账簿……邓氏家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霍达说：“霍老师啊，我们是大清国的弃民。我们真没想到，你来写我们来了。”
历史的碎片渐渐地拼合。然而，小说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长达150年的历史包容在一部小说之中，很难，因为不可能有一个150岁的主人公贯串始终，这是对作家的挑战。
一个夜晚，霍达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占香港的三个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割占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九龙，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发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后的总结，是三次事件的累积，离今天最近，从谈判开始到拓界结束，整整一年。如果在这一年之内作文章，事件紧凑，人物连贯，戏剧性强，符合艺术规律。这一灵感给她带来难以言喻的兴奋，如同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她把手头的调查研究分为四部分：一是查清香港拓界谈判的来龙去脉，以及谈判代表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底细”。二是港英政府在拓界前后的行动，有关的文件、信件，总督卜力、辅政司骆克、警察司梅轩利等人物的籍贯、民族、履历、性格、爱好……都要做到了如指掌。三是对当时广东省新安县（现在的新界）领导抗英斗争的五大家族，特别是邓氏家族，对他们的家族史进行调查研究。四是对大清朝廷、两广总督衙门以及戊戌变法等相关事件和人物进行缜密的史实梳理。
此外还有一些旁及的领域，比如为了写一位基督教牧师，霍达研究了香港的宗教史；还有香港的商人、佣人、苦力，当时的建筑、车、船、轿子、服饰、饮食，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方言、俗语，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还原了历史，她便让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一登场了：京师举人易君恕、新界抗英义士邓伯雄、英国牧师林若翰、林若翰的养女倚阑、香港商人迟孟桓，让这些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一起，参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历史的缝隙里进行自己的创造，而又让别人看起来浑然一体，这正是作家的乐趣所在”。
经历漫长而艰苦的三年，1997年春，《补天裂》终于脱稿。
香港回归前夕，《补天裂》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出版，众多报刊转载、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且在7月1日零时之前，播出该书的部分章节，作为直播回归仪式的前奏。此后，这部作品获得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两个奖项，十年后又改编、重拍成电视剧《苍天圣土》。
霍达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偏爱，因为它记载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以文学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她至今记得走访抗英义士故乡锦田的一个细节。那正是清明时节，细雨如烟，她去寻找一处古迹——掩埋着抗英义士遗骨的“义冢”。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间开满了黄白相间的小花，白茫茫一望无际，让远方来客的内心悸动不已。
她问当地人：“请问义冢在哪里？”
得到却是漫不经心的回答：“唔知呀（不知道）。”
“唔知呀”——这是霍达在香港采访初期无数次听到的回答。对殖民记忆的麻木，对爱国志士的淡忘，对血泪历史的懵懂无知，使她惊愕而又痛心。她竭尽心血去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把“无知”变为“有知”，用一颗赤子之心，唤醒民族的灵魂，补全残缺的历史。当她终于找到义冢，肃立在冢前三鞠躬的那一刻，长眠地下的抗英义士在她的心中复活了。
创作谈：正直与诚实最重要
霍达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史学家马非百研究中国历史，最终并未走专门治史的路，而进了文学之门。这是不是一个误会？霍达说，她至今感谢恩师马非百，甚至觉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功夫读史，几乎无以为文。
霍达最喜爱司马迁的《史记》。她后来写历史剧，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可以说，无一不是受了太史公的影响和启发。她也热爱古典文学，尤爱苏东坡和辛弃疾。苏词豪放，辛词悲壮，二者均影响了霍达作品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霍达喜欢《水浒传》的张扬个性，喜欢《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喜欢《西游记》前半部美猴王率性天然的反叛精神，却不喜欢孙悟空被紧箍咒逼着去遭受九九八十一难，也不大喜欢《红楼梦》的脂粉气。
这样的阅读偏好，使霍达的作品结构宏大、视野开阔、激情充沛。在她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般女性作家作品中极为少见的侠义色彩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感。常常有读者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没想到，霍达先生是位女作家！”
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和话剧剧本，霍达均有涉猎，且屡屡获奖，偶有余兴还喜欢赋诗填词。她用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诗形容自己的创作体会：“寻诗争似诗寻我。”这个“寻”，就是寻找最佳表述方式。一件作品总会有一种最佳表述方式，好像已经完成了，埋在地下，你把它找出来。你找它，它也在找你，等待你把它发掘出来。这个寻找的过程很折磨人，也很诱惑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创作的最佳境界，是使作家惊喜和陶醉的时刻。
什么是作家必备的品质？霍达说：“第一条，天赋，包括与生俱来的感悟事物的能力和正直、诚实的人格。第二条，智慧，指的是丰厚的学养和表达技巧。第三条，韧性，就是持之以恒的追求和刻苦自砺。”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条，“作家的赤诚与否是瞒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有着卑劣灵魂的人写不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作家定位：做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霍达以十年为界，把人生划分成不同的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接连发表多部报告文学和长、中、短篇小说，包括《穆斯林的葬礼》。九十年代，她完成了长篇小说《未穿的红嫁衣》和长篇报告文学《海魂》，苦心研究、采访、创作三年，拿出了见证时代的历史小说《补天裂》。
新世纪，她带来了什么呢？
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她关注的是民生。从2008年起，霍达把目光投向涉及千家万户的住房问题。京城房贵，居大不易。当代中国再没有一个词汇，比“房子”更能牵动人心！在拔地而起的楼群前，昔日的胡同宅院已是断垣残壁，三三两两的“钉子户”们，怀着焦虑也怀着梦想，在窃窃私语。霍达以“老街坊”的身份加入其中，倾听他们的苦衷：几辈子的老北京，凭什么搬到五环外头去？开发商卖楼赚钱，凭什么让我们给他腾地儿？她还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到拆迁现场调查研究，和有关人员座谈，了解真实情况，探讨政策得失。这一切，都浓缩、升华为沉甸甸的三幕话剧《海棠胡同》，2010年9月在北京公演。
贴近生活是《海棠胡同》的最大特色。舞台上，四合院和新楼盘的争夺，“钉子户”和开发商的博弈，社会公平和市场杠杆的较量，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该剧由霍达之子王剑男导演，荟集了宋春丽、郭冬临、郭达、杨立新等明星大腕联袂主演，观众反响热烈，现场极其火爆。当演到梁德宝迫不得已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时，观众发出喊声：“不能签！”当著名诗人萧穆的故居即将被摧毁之际，由宋春丽扮演的萧穆遗孀、鼓书艺人苏宛君击鼓而歌，为这座老宅子和二百多年树龄的名贵海棠献上一曲挽歌，气氛达到高潮。
霍达说：“无论社会怎么变迁，作为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时代走向的认知把握，对人生和人类前途的关注，这就是„士‟的本质。无论到了什么时代，写作毕竟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你生产的是精神食粮，总应该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古今中外，凡是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形象的写照，时代精神的代言。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本报记者 吴丛丛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第五篇：千万别错过的一个时代
错过互联网，你错过的不仅仅是一次机会，而是一个时代-互联网是一次新的商机，每一次新的的商机的到来，都会造就一批富翁。每一批富翁的造就是：当别人不明白的时候，他明白他在做什么；当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他理解他在做什么；当别人明白了，他富有了；当别人理解了，他成功了。今天，网上赚钱也是新生事物，在很多人还不了解的时候，你开始行动，你便抢占了商机，占领了市场的制高点。早一天了解，你就早一天离成功更近！”------李嘉诚 像上述告诉你互联网是未来发展方向的言论，笔者能找到很多，我相信看了这篇文章的您也能找到很多，为什么所有人的言论都在肯定同一件事情呢？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1.2009年1月11日国内最大的网络购物平台淘宝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淘宝网交易额突破千亿元大关，比2007的400亿元增加了100%以上。淘宝网2008年的交易额5倍于“沃尔玛”2007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而且，这一快速发展的势头还在延续，数据显示，2008年12月27日至2009年1月2日一周内，淘宝网每天的交易额达到4亿元，比去年同期整整翻了一倍。2.2008年5月15日，腾讯拍拍网公布了2008年第一季度的成交情况，2008年首季拍拍网的整体交易增长迅猛，交易总额与2007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38%。截止08年3月底，拍拍网的注册用户总数高达1.7亿，其中卖家总数突破1400万，整体用户规模呈现快速上升的良好趋势；08年第一季度，拍拍网的在线商品数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0%以上。3.2008年北京时间4月10日消息，据海外媒体报道，三星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韩国通过网络购物实现的销售额将突破2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639.3亿），有望超过百货商店的销售额。4.新华网东京6月28日电 据《日本经济新闻》最新报道，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上财年里，日本全国通过电话购物、网上购物等在线方式完成的零售消费总额有可能超过百货店、便利店等实体店铺销售的规模，由此可见互联网给传统生意带来的无情的冲击，而且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因为这是自然规律，人类必须是要进步的，想在危机中生存只有一条跟可走就是接受新想思，掌握先机，要不然你失去不是这一次商机，而是你几代人幸福生活，没有人会可怜你的，因为上帝只会帮助敢于走在前面的人，因为人类毕竟需要有勇气的英雄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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