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案件判决书

第一篇：受贿案件判决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

(2009)湘高法刑终字第1 36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孝光，男，1969年3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汉族，法律硕士，捕前系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住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宿舍。2007年4月29日因涉嫌徇私枉法、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3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逮捕。现押湖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杨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辩护人李继华，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黄孝光受贿一案，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OO八年九月十日作出(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黄孝光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OO九年五月十八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东晖出庭履行职务。受黄孝光及其亲友的委托，北京市德卢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杨章保，广东大洲律师事务律师李继华担任上诉人黄孝光的辩护人，出庭为黄孝光提供辩护，黄孝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参与贩卖、运输、制造冰毒1389公斤的犯罪嫌疑人陈锡钟归案后，其妻范玉叶担心陈被判极刑，委托亲友陈铯出面疏通关系。陈铯找到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陈锡钟案件的黄孝光帮忙，并提出愿意缴纳罚金和给法官个人好处费。黄孝光将此情况告知时任该院副院长的陈瑶云，陈瑶云表示同意，并商定，如果作不到，陈锡钟家属代缴的罚金及给法官个人的好处费将退还。2004年1月31日、同年2月15日，黄孝光与陈瑶云二次前往广州，由黄孝光出面收受了陈铯经手所送贿赂款150万元，黄孝光分得60万元，陈瑶云分得90万元。2004年7月，陈锡钟被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行贿人的供述、共同作案人的供述及被告人黄孝光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明。据此，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黄孝光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140万元，共计200万元上缴国库。

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应当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其同受贿200万元；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人黄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节错误；被告人黄孝光认罪态度极端恶劣，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轻。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上述抗诉意见。

被告人黄孝光上诉提出：

1、原审判决认定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没有受贿，没有分得赃款，没有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

3、实施了介绍贿赂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请求宣告无罪。

4、原审判决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有证据，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

辩护人辩护提出：l、检察机关抗诉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2、原审认定黄孝光从150万元贿赂款中分得60万元证据不足。

3、黄孝光没有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黄孝光的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

4、原审量刑畸重。

经审理查明，2002年7月，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公安局侦破了肖新传、杨泰光、卓祖城、廖大礼、林能谦（均已被处决）、陈锡钟等16人制造、贩卖、运输毒品冰毒1389公斤案，广东省陆丰市人陈锡钟作为主犯涉案并于2002年8月被抓获。陈锡钟之妻范玉叶委托陈锡钟堂兄陈铯出面疏通关系，委托陈锡钟的表弟黄炳桂专门负责管理相关费用（范玉叶、陈铯、黄炳桂另案处理）。2003年12月3日，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6人被起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由上诉人黄孝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陈铯找到黄孝光，代表陈锡钟的家属请求黄孝光帮忙，表示只要不判陈锡钟极刑，家属愿意代为缴纳罚金以减轻陈锡钟的罪责，还可以给法官个人好处。黄孝光将陈铯的这一意图告知了时任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陈瑶云（另案处理），陈瑶云同意先收钱。陈瑶云与黄孝光商议，如果陈锡钟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收的钱包括预收陈锡钟家属代缴的罚金都将退还。之后，黄孝光按与陈瑶云商定的调子和陈铯谈妥了预收罚金及个人好处费的方案。2004年7月，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陈锡钟有重大立功表现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陈锡钟的家属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了罚金及没收财产款共计人民币239.8万元。

2004年1月30日，黄孝光与陈瑶云商定前往广东收钱。黄孝光即电话告诉陈铯，要其在广州送50万元。陈铯告诉范玉叶后，当天即与黄炳桂赶往广州。次日，由黄炳桂在广州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陈铯将50万元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人行天桥下送给了黄孝光。事后，黄炳桂把看着陈铯将50万元交给黄孝光的情况电话告诉了范玉叶。2004年2月14日，黄孝光与陈瑶云商定再次前往广东收 钱。黄孝光即电话告诉陈铯，要其在广州送100万元。陈铯告诉了范玉叶。次日，范玉叶安排司机陈少虚开车送陈铯和黄炳桂到广州，黄炳桂将从深圳及广州等地银行取出的100万元在广州花园酒店门口交给陈铯，在黄炳桂注视下，陈铯进该酒店大厅将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黄孝光收受100万元后，交陈瑶云以“付永良”的户名存入了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庙前直街支行。

黄孝光收受上述二笔赃款后与陈瑶云进行了分赃，陈瑶云分得90万元，黄孝光分得6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一）、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证实黄孝光系该院法官。

（二）、行贿人的供述

1、行贿人范玉叶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大夫陈锡钟被抓后，她委托陈锡钟堂兄陈铯出面疏通关系’委托陈锡钟表弟黄炳桂负责管钱。(2)陈铯告诉她说找到了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陈锡钟案件的黄孝光法官，并说要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和给黄孝光个人送钱。(3)2004年1月底的一天，陈铯打电话说黄孝光在广州要50万元她要黄炳桂在银行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后黄炳桂打电话告诉她说看见陈铯将5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4)在送50万元后约十多 天，陈铯告诉她说黄孝光在广州要100万元，她要黄炳桂从银行取出了100万元交给陈铯，黄炳桂告诉她说看见陈铯把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

2、行贿人陈铯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陈锡钟被抓后，陈锡钟的亲友推举他出面为陈锡钟的案件疏通关系。(2)他请黄孝光帮忙，与黄孝光为向法院缴纳罚金和给黄孝光个人送钱的事进行过多次交谈，黄孝光承诺如果陈锡钟被判处极刑，缴纳的罚金和送给个人的钱将退还。为陈锡钟的案件他只与黄孝光接触过。(3)2004年1月30日，黄孝光提出要他在广州送50万元，他告诉范玉叶后，与黄炳桂赶往广州。次日，黄炳桂从银行取出50万元，由他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一人行天桥下送给了黄孝光。(4)2004年2月中旬，黄孝光要他送ll00万元到广州。他告诉范玉叶后，由黄炳桂从银行取出100万元，由他在广州花园酒店大厅将1 00万元现金送给了黄孝光。

3、行贿人黄炳桂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他受范玉叶的委托保管陈锡钟案件的经费。(2)2004年1月31日，他按照范玉叶的意思，在广州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他看见陈铯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一人行天桥下将5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3)在送完50万元后约十多天，他按照范玉叶的意思，从银行取出1 00万元交给陈铯，看着陈铯在广州花园酒店大厅将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

（三）行贿资金来源及去向的书证

1、黄炳桂于2004年1月31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取款50万元的银行凭证；黄炳桂于2004年2月14日至2月1 5日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共取款100万元的银行凭证。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中国工商银行“开立个人银行结算帐户申请书、取款凭条’’等文件上的手写字迹系黄炳桂本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7)沅检技鉴字第03号《文件检验鉴定书》o 2、2004年2月14日以“付永良”户名存入中国银行佛山分行30万元，2005年2月18日支取本息的银行凭证；2004年2月1 5日以“付永良，户名存入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庙前直街支行100万元，2007年1月23日取出本息及汇入马忠海帐户100万元的银行凭证。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检材上“付永良”的签名字迹与送检的陈瑶云的样本笔迹2008)一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8)湘检技鉴字11号《文件检验鉴定书汾。

3、马忠海的银行帐户活期历史明细清单记载2007年1月23日，马忠海的银行帐户上收到汇款100万元 4、2004年4月9日以“王楚丰”户名在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存入60万元，2005年2月18日存入28万元，2005年2月19日存入50万元。2006年9月28日取现转存140万元并汇入中国银行北京市王府井支行东交民巷处“王楚丰’’帐户上。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中国银行“开户申请书、取款凭条、存款凭条’’等材料共13页中手写字迹系黄孝光本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7)沅检技鉴字第04号《文件检验鉴定书》。

（四）证人证言及其它相关证据

l、证人陈乃换的证言：在儿子陈锡钟被抓后，他召集亲友开会推举陈铯出面为陈锡钟案件疏通关系。为陈锡钟的案件具体用了多少钱他不知道，是范玉叶办理的。

2、证人陈少虚的证言：2004年2月中旬的一天，范玉叶要他开车送陈铯、黄炳桂到过广州花园酒店。

3、马忠海的证言：2007年1月的某天，陈瑶云打电话说有笔钱要汇入他的银行帐上，1月23日他开在工行的账户上汇入了100万元。

4、付永良（系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人）的证言：自己在银行没有任何存款。侦查机关从乐昌市公安局调取登记为“付永良，的印有嫌疑人陈瑶云头像的常住人口信息表和户籍证明书，经付永良辨认，登记的不是他本人。

5、王楚丰（系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人）的证言：自己只在坪石镇的建设银行和信用社开过户，最大额度只有四五万元。侦查机关从乐昌市公安局调取登记为“王楚丰”的印有嫌疑人黄孝光头像的户籍证明书，经王楚丰辨认’登记的不是他本人。

6、薛会林（乐昌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的证言：2000年下半年，他应黄孝光之托帮黄在坪郊派出所办了一张假身份证。经对“王楚丰”身份证底卡进行辨认，薛会林辨认出该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就是黄孝光。

7、佛山禅城酒店住宿情况登记及押金收据记载'黄孝光、陈瑶云于2004年1月30日至2月1日在该酒店入住。

8、侦查机关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取的旅差费报销单及火车票等附件记载，黄孝光于2004年2月1 4日乘坐火车从郴州至广东2月15日从广州返回郴州。

9、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追缴说明，陈锡钟亲属代缴罚金及没收财产款共239.8万元。

10、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6人毒品案件的合议庭评议笔录、刑一庭研究笔录、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记录及一，审刑事判决书、二审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内部函。

（五）共同作案入陈瑶云及上诉人黄孝光的供述 l、陈瑶云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 6人毒品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指定黄孝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该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黄孝光告诉他说陈锡钟的家属愿意缴纳罚金和送给他们个人200万元。他和黄孝光商议，如果陈锡钟被判极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罚金和给个人送的钱要退还。(2)2004年1月下旬，他与黄孝光到广东 佛山，听黄孝光说收了陈铯送的60万元，黄孝光拿出30万元分给了他。(3)2004年2月中旬，他与黄孝光到广州，由黄孝光出面在广州花园酒店收了陈铯送的100万元，他以“付永良’’的户名将1 00万元存入了当地一家工商银行。(4)研究该案前，’黄孝光和他商量，为免引起别人怀疑，黄孝光发表，对陈锡钟判处死刑的意见，要他发表对陈锡钟判处死缓的意见，后他发表了同意判处陈锡钟死缓的意见。(5)2005年2月18日他在中国银行佛山市城门头支行取款30万元分给了黄孝光，之后他还给了黄孝光10万元现金。(6)陈锡钟案件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他没有和陈锡钟的任何亲友接触，都是由黄孝光出面办理的。

2、黄孝光曾作过供述，主要内容为：(1)陈瑶云安排并指定他担任陈锡钟等1 6人毒品案件的审判长并主审该案。该案到法院后，陈锡钟的堂兄陈铯就到法院找到了他。(2)家属担心判陈锡钟死刑，陈铯多次提出要给法院缴纳罚金和给他个人送钱，他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陈瑶云。陈瑶云提出要150万元，并要在案子判决之前到位，他转告陈铯，陈铯表示同意。陈瑶云提出不便出面，都是由他出面和陈铯交谈的，他在和陈铯交谈中没有提到陈瑶云。(3)陈瑶云提出1 50万 元要在广州收。后他和陈瑶云二次去了广州，由他出面分二次从陈铯手中收取了50万元、100万元。

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应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的理由。

（一）指控黄孝光2003年9月28日在郴州市万华宾馆收取陈铯所送前期活动费30万元的主要证据有：(1)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提取的陈铯银行帐户流水资料，记载2003年9月26日存入30万元，同年9月28日支取30.5万余元；(2)陈铯对曾送给黄孝光前期活动经费30万元作过供述；(3)范玉叶对曾交给陈铯30万元现金让陈铯 送给黄孝光有过交代。此外，李素勇、刘恒、南新丹证言证实，在陈锡钟案尚在检察阶段时，陈铯就找上了黄孝光。经查，黄孝光对收取前期费用始终没有作过供认，陈铯的5次7供述，对时间、地点、金额、经过，范玉叶是给的现金还是打到帐上的以及是否同来郴州，说法不一，而范玉叶的8次供述中，只有1次交代给过前期活动费的事，交给陈铯30万元现金，但也讲不清时间和资金来源及具体情节。银行帐户流水资料记载2003年2月23日至9月28日之间1 0万元以上的资金进出就多达7笔，故该帐户的用途并不专一，不能卡死支取的30万元就是行贿资金。

（二）指控黄孝光2004年1月29日在郴州市万华宾馆门口收受陈铯所送10万元的主要证据有：(1)陈铯供述2004年1月底到郴州交罚金，当晚将自己lo万元做生意的现金送给了黄孝光，次日准备送黄孝光要的30万元时，黄孝光又提出要在广州收50万元，自己就把黄炳桂取的30万元借给生意伙伴黄志标了；(2)范玉叶、黄炳桂均供认，在郴州交罚金时，黄炳桂接范玉叶电话指示取了30万元交给陈铯，当天下午陈铯说黄孝光要到广州收50万元，后黄炳桂又在广州取了50万元给陈；(3)陈瑶云供述，2004年元月31日和黄孝光到广州，听黄孝光说收了60万元。经查，黄孝光对去广州收50万元之前曾在郴州收l0万元自始无供述，黄炳桂、范玉叶供述在郴州取给陈铯的30万元，陈铯供述是挪作了他用，故给了黄孝光10万元只有陈铯1人供述，无其他证据证实，陈瑶云供述收60万元是听黄孝光说的，系传来证据，未得到黄孝光供述印证，不足采信。

（三）指控黄孝光2006年上半年范玉叶之侄陈锦龙手中收受1 0万元的证据只有范玉叶和陈铯的供述。陈铯供述案件报北京核准期间，黄孝光打电话说到了深圳，要20万元，自己就打电话告诉了范，次日黄孝光打电话说只拿到10万元。范玉叶供述，接陈铯电话后，只凑了10万元交给陈锦龙，由陈锦龙送给了黄孝光。经查，黄孝光未作过供认，也无直接行贿人陈锦龙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孝光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伙同其主管领导，利用承办案件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在共同受贿犯罪中，黄孝光是受贿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应当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的理由，经查，虽然陈瑶云供述听黄孝光说是收的200万元，但讲不清另外50万元的具体情节，且系传来证据，未经查证属实。黄孝光虽也供述过收了200万元，但供述的是在广州花园酒店的那次收了150万元，经查证不是事实。指控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收受50万元的事实，证据既不确实、也不充分，已于前述。原判认定受贿数额150万元正确，抗诉提出应认定受贿200万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抗诉提出“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人黄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节错误”的理由，经查，黄孝光在审判活动中受贿，接受案犯亲属提出的轻判陈锡钟的请托，并拉陈瑶云下水，让其发表轻判陈锡钟的判决意见，上下其手，玩权弄法，败坏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形象，该抗诉意见应予以采纳。黄孝光上诉提出“没有受贿”、“原审判决认定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经查，黄孝光对和陈瑶云赴广州二次收取贿款150万元的经过作过供述，陈瑶云也供认不讳；贿款资金由范玉叶提供，由黄炳桂交付给陈铯，并看着陈铯给黄孝光行贿，不仅有范玉叶、黄炳桂、陈铯的一致供述，而且还提取了黄炳桂取款的银行凭证相印证；陈瑶云假冒“付永良’’开户将其中130万元贿款存入银行，提取了银行凭证佐证。因此，黄孝光伙同陈瑶云二次收受陈铯所送150万元贿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黄孝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黄孝光没有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的理由和意见，经查，黄孝光接受自己主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亲属的请托，通过与陈瑶云勾结使陈锡钟得到从轻判处，具备受贿罪为他人谋利的构成要件，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便利，且与陈瑶云互相配合，既有共同受贿的犯意联络，又共同实施受贿行为，与介绍贿赂行为人不具备职务之便及与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没有共同受贿故意存在本质区别，即使如黄孝光所言是陈瑶云受贿，黄孝光出面为陈瑶云收取贿款，也是实施的共同受贿行为。’黄孝光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特征，其提出是介绍贿赂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因此，黄孝光上诉还提出请求宣告无罪的理由，也不能成立。黄孝光上诉提出“没有分得赃款”的理由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认定黄孝光从150万元贿赂款中分得60万元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虽然黄孝光否认分得了赃款，但共同作案人陈瑶云多次供述黄孝光分得了60万元赃款。且陈瑶云供述的部分分赃情节，得到了书证材料的印证。原审判决认定黄孝光分得了60万元赃款并无不当，故该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黄孝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有证据，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经查，原审判决对60万元非法所得予以追缴并无不当，但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 40万元，从其犯罪所得及财产实际状况衡量，判处失当，以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为宜。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轻”，以及黄孝光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重”的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黄孝光犯罪的具体情节，对其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是适当的，该抗诉理由与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 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的部分抗诉和黄孝光的部分上诉，维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对黄孝光犯受贿罪的定罪部分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部分，撤销其没收非法所得和没收个人财产部分。

二、上诉人黄孝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

三、对上诉人黄孝光违法所得6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代理审判员 杨晓红 代理审判员 邓志刚 2009审判长 毛晓辉

年9月22日 书记员 彭澎

第二篇：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

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摘 要：共同受贿和单独受贿相比有许多特殊之处，在分析这些特点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的难点进行研究，并阐释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作者陈述了预防共同受贿犯罪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共同受贿；对策；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共同受贿现象逐渐为业内人士所关注。由于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大力查处和严厉打击，慑于法律的威严，有些欲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敢直接接受他人财物，转而曲径通幽，由配偶、亲戚或朋友代为收受，自己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方式能给受贿人带来许多方便，不少腐败分子便以这种积极的方式隐蔽地进行着“权力寻租” 的交易。而对法律界来说，这种新的受贿方式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给思考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犯罪主体如何界定；认定共同主观故意的证据如何提取；此类案件如何预防等等。本文现就共同受贿案件的特点、实践中认定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共同受贿案件的预防工作做一初步探讨。

一、与单独受贿案件相比，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受贿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则不一定全部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人当中，必须有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其他的共同受贿人则可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亲属或是朋友。在理论上，共同受贿人可以是两人以上，同时涉及配偶、亲属和朋友。但是在实践中，共同受贿人出于保密性的考虑，多控制为两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这也是“家庭财产夫妻共同所有”这种特殊情况造成的。

（二）犯罪主体的反侦查意识很强，预审时顽抗心理很重。在近年来查处的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是具有几十年业务经验的人才，在本行业内一般属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为了避免身败名裂，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贿之前就和共同受贿人一起商量好如何收受财物才安全，万一东窗事发应如何应付纪委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如何利用行规来规避法律、逃脱法律制裁等等，反侦查意识极为强烈。这也使得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能够装得十分坦然，矢口否认共同受贿的事实。

（三）犯罪手段日趋多样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加快，反贪污贿赂的力度不断加大，很多受贿手段已经被侦查人员所掌握，不少蠢蠢欲动的“边缘人”勤于“学习”，不断观看揣摩各种反腐倡廉的影片，研究各种纪实案例，苦心钻研“安全”的受贿手段。一旦想出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手段会付诸实践，在合法外衣的包装下完成肮脏的交易。单是“家庭共同受贿”这一种方法，就可按受贿时间分为事前受贿、事后受贿和分期受贿等；按财物品种可分为现金受贿、实物受贿、有价证券受贿、“雅贿”（指收受古玩字画）等等，受贿手段层出不穷，这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能力与方法是一种很强的考验。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日趋隐蔽性和受贿行为的“漂白” 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行贿方必须将行贿行为隐蔽化，让被行贿人放心收下贿赂，才能达到利用受贿人手中权力获取利益的目的；受贿人出于对自身地位和发展的考虑，必然要求行贿人的行为要“神不知鬼不觉”，并且要尽可能地进行合法化包装，将行受贿行为“漂白”成正当经济往来或者其他合法行为，共同受贿的出现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产生的。由于不是直接送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为他谋取利益也就不是为了“好处”；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收受财物也不是为了给他人谋利益，只是和送钱物的人私人关系好罢了。经过这样一番倒手，本来十分清晰的行受贿关系被隐藏、被“漂白”了。

（五）犯罪数额的递增性。由于现阶段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只占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再加上有“贤内助”、“好儿女”等从旁协助，犯罪分子们更加有恃无恐的索贿受贿，胃口越来越大。在近年来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中，多数案件的涉案金额都在十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上的共同受贿案件在基层反贪局也屡见不鲜。

二、在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犯罪往往会遇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对共同受贿案件的共同受贿人“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共同受贿人多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日常生活中，一方不在家，配偶代为接待来访客人属于十分正常的现象，也很可能收下客人留下的一些礼品，事后忘了跟丈夫（或妻子）打招呼。共同受贿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分工：一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方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双方均称二者之间没有预谋，互不知情。对于这类案件，由于其共同生活的紧密性和相对封闭性，办案人员很难收集到证明二人共同故意的直接证据，从而使法庭认定这类共同受贿罪困难重重。

（二）对“是否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目的收受财物”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有时会出现受贿方收受他人财物，但还没有来得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就已事发的情况，或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隐蔽化，漂白化，叫侦查人员无法查证。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受贿人均会一口否认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如何认定共同受贿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成为实践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三）共同受贿案件嫌疑人的口供、知情人的证言极难取得。现阶段的举报人多在向检察院举报之前就已经向受贿人的单位、上级组织多次反映有关事实，甚至以举报来威胁被举报人。经过单位纪委、上级组织的反复调查或是私下的一些小道消息，受贿人早已得到风声，行受贿双方串供现象十分突出（特别是共同受贿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完成串供），国家工作人员还会对知情人采取或收买或恐吓的“封口”措施，造成侦查人员对共同受贿的线索进行初查时困难重重，很多案件因为得不到知情人的配合而被迫结案，不禁令人叹惋。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相关证据不好获得。由于受贿案件多为一对一的隐蔽行为，行受贿双方均知道此种行为触犯法律，故在进行交易时双方就尽可能不留下任何证据，并对行受贿痕迹精心掩盖。因此这类案件的直接证据很少，侦查人员获得账本、银行日记账等有可能是经过行受贿双方精心处理过的，很难直接反映出赃款走向，有时甚至会误导侦查方向。这也是共同受贿案件成案率低的原因。

（五）不仅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受贿案件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侦查人员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的时候，往往能够搜出大量来历不明财物，但是仅有很少的犯罪嫌疑人会被认定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为犯罪嫌疑人会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明这些钱物是合法的，让侦查人员去查证。这些理由多半是外国亲友馈赠、倒卖邮票所得等等，均无法查证。其中也包括“是配偶财产”或“是配偶亲属馈赠”这类来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对其来历不明财产有说明的义务，而对其配偶则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要求。所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只要承认是自己的财产并编造一个听起来不怎么荒谬的理由，侦查人员的查证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这无疑是惩治共同受贿犯罪的一处法律漏洞。

三、加强打击共同受贿案件的对策

（一）共同受贿故意的法律界定标准。认定一起单独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应具备双重故意：既有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故意，又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的故意。而共同受贿案件在主观方面的认定要复杂得多：除了证明各个主体单独具备双重故意之外，必须证明共同受贿主体之间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即同一犯罪故意，也就是对主体之间“明知”的认定。根据刑事立法精神和有关司法解释，明知的含义是“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明知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两种程度的限制，其中，较高程度盖然性 是明知认定的最低限度标准。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的明知，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根据较高程度盖然性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家属代收贿赂，而其因此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无论其是否知道受贿具体情况，还是受贿的基本内容，无论其是幕后指挥、在场目睹，还是家属相告，均可认定为明知，即基于一个共同的受贿犯罪故意。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认定受贿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但没有或没来得及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侦查人员往往将其视为对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或是默示自己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笔者认为，认定受贿犯罪，不应以“为他人谋利益”为必要成立要件。因为现阶段一些行贿人进行感情投资，对国家工作人员或是直接对其配偶、成年子女拱手送上各类贵重礼品甚至现金，但短期内不要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还有一些受贿人只收钱不办事，行贿方也无可奈何。按照现在“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条件，这类案件都不能被定为受贿案件。可以看出，这些案件的危害性并不亚于被认定为受贿罪的案件，但由于立法上的缺憾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

（三）从共同受贿人的身边人、身边事入手，在时机成熟前避免与共同受贿人正面接触。无论是共同受贿人方面的证据，还是有关证人的证据，在对共同受贿犯罪进行侦查时，不到万不得已，不宜过早与犯罪嫌疑人正面对话，要善于从其身边人、身边事上寻找突破口。侦查人员可以利用策略减轻或消除证人的抵触心理，使其配合侦查机关的取证工作。比如，对与犯罪嫌疑人建立“攻守同盟”的证人，侦查人员可以采取“离间计”分化他们，使证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建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拉个“垫背的”等等，动摇“同盟”基础，从证人思想的薄弱点入手瓦解“同盟”；对有心理负担的证人可以“欲擒故纵”，先与其闲聊使其放松，循序渐进的卸下证人的心理包袱而后再进入正题；对调查事项需要保密不愿让证人知晓时可以“声东击西”，对某一不太重要的事实较为详细的询问、使证人误以为取证关键是这里，而对真正取证要点用几个清晰简练的问题涵盖，在不泄漏侦查目的的情况下取得相关证言；„„在调查取证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侦查人员应注意平日积累经验，取证时根据当时情况随机应对。需要直接接触嫌疑人时，侦查人员也应精心制订侦查计划，要特别注意作好保密工作；其次，充分运用好强制措施，尤其是对共同受贿人的第一次拘传尤为重要。在共同受贿案件的预审阶段，侦查人员可以采取同时传唤，交叉讯问的方式，通过打时间差，攻破被传唤人的心里防线，促其交代。适当时可以采取一些讯问技巧使得其中一个被讯问者相信“攻守同盟”已经破灭，从而放弃固守到底的想法。一旦共同受贿方有人供述犯罪事实，要抓紧时间寻找证据固定证言，并运用好各种强制措施，如搜查、冻结、查封、扣押等等，全力保全证据，做到“以证定供”，把案件办得扎扎实实。

（四）针对共同受贿的犯罪嫌疑人精心掩盖其行为，甚至不惜销毁相关证据的情况，侦查人员应注意从案件外围入手，从平常中找出不寻常之处。查询银行帐、查找手机记录等技术侦查手段的充分应用，往往能够找到行受贿双方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找到案件突破口。除了运用多种常规侦查手段之外，侦查人员还要积极开拓侦查思路，不能一味消极取证。比如说服行贿方配合我们，制造行受贿双方通话的机会并予以录音，让受贿方自己说出与家属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并且承认受贿的事实。实践证明，有了这个王牌证据在手，就不怕共同受贿案件共同受贿人的共同故意不好认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难以取得或反复翻供了。

（五）针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搜查中发现的来历不明的财物信口雌黄的问题。首先应在立法上加强犯罪嫌疑人在说明财产来源时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明”的是否圆满。国外各国制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说明来源标准比我国要高出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对财产来源仅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而是要求做出满意解释。其次，规定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负有说明义务的人应当扩及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内的关系人网络。我国目前规定的负有说明义务的人仅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其关系人。而从当前共同受贿案件的实际特点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受贿的方式收受他人财物。这部分财产名义上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换来的，仍归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支配，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共同受贿的人手中。等到受贿案发，犯罪嫌疑人说自己不知道就推卸了责任，案件也只能不了了之。借鉴外国的经验，我们在立法上也应做出详细规定，堵塞这方面漏洞。另外，侦查人员应当注重在搜查现场做好犯罪嫌疑人家属的思想工作，并以笔录的形式固定。检察机关的搜查是秘密行动，犯罪嫌疑人家属一般情况下会感觉非常突然，心理上、思想上都会出现短暂的混乱期，也就是俗话说的“慌了神儿”。侦查人员应抓住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这一心理弱点，在开始搜查前就对其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让其主动把藏匿家中的赃款交出来。然后侦查人员再对搜查场所进行有的放矢的检查，寻找相关证据。在搜查结束前，侦查人员应就搜出的赃款赃物来源对犯罪嫌疑人家属进行询问，并以笔录形式进行固定。这时的嫌疑人家属思想波动较大，短时间内来不及把谎话编造圆满，很可能会和今后犯罪嫌疑人编造的谎言“风马牛不相及”。这份现场笔录将为侦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十分有利的证据。

四、预防共同受贿案件的一些建议。

（一）立法上。要想加强对共同受贿案件的打击力度，必须有理论上、立法上的保证。我国现阶段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立法还存一些不完善之处，不好查处，应当吸取国外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扩大举证范围，颠倒举证责任，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近亲属的活动范围与内容。同时应当建立和加强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还应把对申报人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出规定。这种做法国外立法也有先例。如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申报配偶（包括有实际婚姻关系的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

（二）从犯罪结果分析犯罪原因，分析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方式，寻找切断因果锁链、消除犯罪原因和条件的方法。在共同受贿案件当中，权力运作的不透明性是连接犯罪原因与结果的一个重要环节。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要督促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力运作自上而下地向规范的、高透明度的工作模式转化，尽快与国际接轨，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出现的新局面。

（三）将犯罪预防的对象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进一步加强犯罪预防的日常宣传，要把预防工作渗透到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强与纪委的横向联系，联手净化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四）加强经济建设，稳步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严把用人关。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公职人员离退休廉洁薪俸奖励制度以及国家公职人员消费健康制度，对畸形消费、不健康消费的国家公职人员应果断清除出队伍，真正做到将预防关口前移。事实证明，腐败分子得来的钱财大部分消费都不健康，有的来不及消费的也都是受不健康消费思想的诱使。国家有关部门应评定不健康消费场所、不健康消费行为的等级，将进入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场所、进行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的人员有力地控制在纪检监察人员的工作视野之内。

第三篇：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叶祖怀

关键词：受贿案件 证据特点 证据收集 审查判断

多年来，集中力量查办贿赂犯罪案件，一直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总的来讲，贿赂犯罪大要案上升的势头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犯罪形式日趋多样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隐蔽。因此，如何准确认识受贿犯罪案件证据的特点，正确收集证据并对获取的证据进行甄别和运用，始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

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亦即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是刑事诉讼活动赖以正常进行，并最终实现刑事诉讼任务和目的的基础和根据。它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刑事证据是由犯罪事件本身造成的，是犯罪分子在进行犯罪过程中，由于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使外界事物发生某种变化而引起的必然结果，具体表现为各种痕迹、映象等。它是客观存在且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刑事证据最本质的特点——客观性。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提取、收集和审查、运用证据的过程。

在受贿案件中，犯罪分子索取贿赂或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也必然会使客观外界事物发生某种变化。但是，由于受贿犯罪案件在犯罪主体、犯罪行为、犯罪结果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加之目前的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等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受贿案件证据在来源、种类、证明力等方面，越来越凸显出与其他案件不同的特点。

1、证据的单一性

受贿案件本身的特性，导致物理性证据缺乏。虽然受贿犯罪行为也会引起外界事物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却不象其他案件那样，会明显地外化为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并留存下来。如盗窃、抢劫案件中的作案工具、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贪污案件中大量存在的凭证、单据，一般来讲均是有形的，易于提取。受贿犯罪的过程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权钱交易”的过程，由于犯罪方式的特殊性，它往往只对交易的双方产生直接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又是“无形”的。作为犯罪对象的赃款赃物虽然是有形的，但作为一种间接证据，往往无法直接和单独地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所以，相对其他案件而言，受贿案件中有形的、具有物理性的证据十分缺乏。

2、证据的隐蔽性 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由于受贿犯罪分子大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们在犯罪前后，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各种反侦查措施，如收受贿赂时不能有第三人在场，不留下任何文字或音像资料，收受贿赂或者案发后订立攻守同盟，赃款赃物异地藏匿等，因而犯罪证据的隐蔽性较强。这就使得受贿案件的证据不仅种类和数量少，而且不易提取和收集。

3、证据的易变性

大多数受贿案件的认定，主要依赖于言词证据，如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有时甚至仅限于言词证据。但是，言词证据本身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个人对客观事物感知的主观差异性、记忆的有限性、语言表述的不确定性等，都会影响到言词证据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作证时，大都具有复杂的心态。犯罪嫌疑人归案后，慑于法律的威严，为了得到从宽处理，可能会部分或全部供认犯罪事实;然而，因为对可能受到的法律惩罚怀有恐惧心理，或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又可能推翻原来的供述。证人作证时，因出于对受贿人的愤恨或害怕自身受到法律追究，会如实作证，而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言词对犯罪嫌疑人可能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受到外界的威逼利诱时，又很可能改变证言。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这种复杂心态，往往造成言词证据的反复，给准确认定案件造成极大的困难。

4、间接证据的决定性

由于受贿案件的直接证据基本上仅限于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又具有不稳定性，那么，间接证据的大量收集和运用就显得至关重要。间接证据虽然不能直接和单独地对案件事实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但是，不仅对直接证据真实性的判断要依赖间接证据的印证，对有些只有行贿人证言而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的案件，形成证据链条的大量的间接证据就决定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这就是间接证据的完全证明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间接证据具有系列性，与受贿犯罪的过程相对应，每个环节均有相应的间接证据予以证实，而由所有的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条，推导出一个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的结论，证明了受贿行为的存在。所以，间接证据在受贿案件认定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二、受贿案件证据的收集

证据的收集，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了解并取得证据的活动。一般来讲，收集证据应当遵循主动及时、客观全面、深入细致、依法取证等原则。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受贿案件由于在证据上存在种类单

一、不易提取、稳定性差等特点，再加上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一定要确立“证据意识”，即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证据是正确认识案件的基础，是正确定罪量刑的依据。侦查人员必须通过收集各种证据，将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准确地反映出来，并被人们所认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收集受贿案件证据时，就要遵循收集证据的一般原则，并针对受贿案件的特点，认真提取各种证据材料，并重视对证据的固定。

1、收集证据要依法进行

在办理受贿案件中，无论收集何种证据，都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受贿人因其具有的特殊身份，一般都有较强的自尊心，甚至相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心理上更具脆弱性。因此，取证时更要注重方式方法，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这样才能提取到真实有效的证据，降低受贿人将来翻供的可能性。取证时采用过激的、非法的方式，如单独审讯、长时间轮番讯问、逼供、诱供等，不仅降低了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使证据无效。提取证人证言时，也要给证人如实和全面作证提供条件，否则就会影响证言的真实性。总之，办案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收集到了证据，而是要收集到真实有效的、具有充分证明力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为正确认定和处理案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收集证据要客观全面

客观全面，就是要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了解并如实地加以反映，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能歪曲或捏造。全面，就是要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对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均应加以收集。但在办理受贿案件收集证据时，真正做到客观全面却并非易事。在调查中不是使主观认识符合案件的客观实际，而是要案件的客观实际符合主观的推测和想象;只愿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愿听取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不给证人提供可以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取证时断章取义，取我所需，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证据，均不能正确、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实，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因此，要做到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必须防止和克服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注意倾听其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并与其它证据相比对，认真加以分析;在询问旺人时，也要让其真实、全面地提供证据。

3、收集证据要深人细致

所谓深入细致，就是要注意证据材料的各种细节。注意那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其它一切可疑情况。鉴于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在收集证据时，既要抓住主要的犯罪事实，又不能放过关键细节。对于证据在细节上出现的矛盾，要分析这种矛盾是本质的还是非本质的，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是否足以影响对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有些细节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才能提供，在查明案件事实时起着重要作用。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微不足道的物体或物质痕迹，经进一步调查了解和分析，往往成为查明案件的重要依据，与其它证据相印证后，又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不可缺少的间接证据。所以，在收集证据时，要保持对证据的敏感性。

三、受贿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

从公诉人的角度对证据进行的审查判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逐证审查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判断是否符合运用证据的标准;二是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看其是否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实际上，审查判断证据与收集证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必然要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对发现的矛盾和疑点，也要通过复核或收集新的证据加以解决和排除。

(一)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

l、以事实为根据，审查判断证据的客观性

证据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在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时，就应一切从案件的实际出发，看其是否如实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应把办案人员的主观推测、想象、判断和假设推理作为定案的依据。要着重审查证据来源的可靠性。提供证据的人员受到客观外界环境和主观条件的限制，要通过对提供证据人员的身份、与案件的利害关系、主观倾向、辨别、记忆和表述事物的能力等情况的分析，判断证据的可信程度。如果其提供的证据是传来证据，还要考查被传闻或转抄的次数，综合判断其可靠性。

2、以法律为准绳，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

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保证证据具有真实性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使证据具有充分证明力的保障。任何一种证据，既使可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但因收集程序非法，也会使其失去证明力而无法使用。对于不合法的证据，应否定其证明力，重新调查取证，如果原始证据是不可再生的，则必须完备相关的法律手续。

3、结合案件事实，审查判断证据的关联性

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应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性。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性，是其对案件具有证明意义的必然要求。而证据之间，只有经过相互联系、相互印证，才能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对每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判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审查判断案件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过程。依据“证明体系”的要求，审查全案证据与证据之间，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证据与案件的每个主要情节之间是否完整统一【1】如果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查证属实，案件的每个事实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排除了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的重大矛盾和疑点，全案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据体系，就可以必然地、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结论。

(二)逆向思维方式的运用

审查案件的通常做法是，按照起诉意见书载明的事实及认定的罪名，通过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案中证据是否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这是审查案件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然而，针对受贿案件的特殊性，在运用顺向思维方式的同时，还应当恰当地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即：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将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辩解及所有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加以综合，并假定其为真，尔后，将案中其它证据与之对比、鉴别，并判断出其真伪。结果有三：(1)其它证据确实充分，并能推导出另外一个具有排它性的结沦，则证明被告人的辩解等为假;(2)其它证据不仅无法推翻被告人的辩解及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在客观上反而能加以印证的，则证明被告人的辩解等为真;(3)其它证据与被告人的辩解等存在难以排除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找出矛盾的症结所在，通过复核证据或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去伪存真，解决矛盾。

充分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可以更好地保证案件质量，还可为将来的出庭公诉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一对一”受贿案件的认定

所谓“一对一”受贿案件，是指直接证据只有行贿人的证词而被告人拒不供认或开始供认后又翻供的受贿案件。贿赂案件之所以常常出现证据“一对一”的现象,主要是由贿赂案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也有侦查工作方面的问题。【2】正确地认定和处理这类案件，对于准确打击受贿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受贿案件，是无法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要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认定，就要打破证据“一对一”的局面：在向被告人人和行贿人收集证据时，注意对证据的固定;通过收集大量的间接证据，印证直接证据的真伪。

对“一对一”受贿案件的证据进行审查，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1、传来证据，从其证明力上讲也属间接证据，只要审查清楚其来源可靠，并与行贿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在“一对一”受贿案件中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

2、被告人与行贿人之间存在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双方存在可以相互利用的关系;

3、行贿人与被告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排除诬告陷害的可能性;

4、有证人或书证证明行贿人用以行贿的钱物有可靠的来源;

5、赃款赃物确已为被告人占为已有，且已通过法定程序，将其固定在某种状态。

注释：

【1】参见《中国刑法杂志》，2002年第2期，第125页。

【2】韩先清、许先华，《如何解决贿赂案件证据“一对一”的问题》，载《法学》，1993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王国枢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四篇：关于王怀忠受贿案件的犯罪学案例评析

王怀忠受贿案件的犯罪学评析

【摘要】被告人王怀忠，男，1946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亳州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省九届人大代表（2002年9月28日被罢免），曾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地委书记、中共阜阳市委书记。住安徽省合肥市舒城路2号3栋102室。2002年10月14日被逮捕。现在押。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于2003年12月29日作出(2003)济刑二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王怀忠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月15日以(2004)鲁刑二终字第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送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本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王怀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币275万元，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7.1万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怀忠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对价值人民币480.581103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王怀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具有多次索贿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更为恶劣的是，王怀忠为逃避法律制裁，在有关部门查处其涉嫌经济犯罪期间，仍继续向他人索贿，且将索取的巨额贿赂用于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受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在法院审理期间，王怀忠检举他人犯罪，经有关部门查证，其检举或者无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不具备立案查证条件，或者所涉人员在王怀忠检举之前已经被举报、查处，或者不构成犯罪，王怀忠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关于立功的规定，不具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在一审期间，王怀忠拒不认罪；二审期间，王怀忠对其所犯大部分罪行予以供认，但对有确凿证据证明的其他犯罪事实仍予以否认，不足以从轻处罚。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鲁刑二终字第6号维持一审对被告人王怀忠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2004年2月1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怀忠被执行注射死刑。

【关键词】：王怀忠，贪污受贿，安徽省副省长，拒不认罪，死刑 【王怀忠的犯罪事实]】：

经复核查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1994年9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职务便利，指使原阜阳市长王汉卿等人，为涉嫌偷税犯罪的阜阳飞龙皮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杨晓明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同年12月，王怀忠收受杨晓明人民币6万元。

1995年至1997年，被告人王怀忠先后利用担任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行署、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国

银阜阳国际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在阜阳市开发的国际工业园、银海花园等项目，解决建设用地、减免银海花园二期工程城市建设配套费等。1997年7月底，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相坤1万澳元（折合人民币6.1万元）。

1997年至2000年，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省阜阳汇鑫发展有限公司解决阜阳商贸城和敬贤山庄的开发用地、拆迁、安置等问题，先后4次收受该公司负责人姜旭、余永强、王忠人民币共计40万元。

1998年10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要求阜阳市有关部门解决安徽省阜阳市龙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公司）在开发静馨山庄过程中所遇到的拆迁问题，收受龙腾公司董事长马萍、总经理卢强（马萍之夫）人民币30万元；1999年1月，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要求阜阳市公安机关不追究龙腾大酒店员工砸坏白金汉宫大酒店玻璃橱窗及车辆的责任，事后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40万元；同年2月，王怀忠在龙腾公司《关于建设龙腾购物中心的报告》上签署要求阜阳市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的意见，事后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20万元；同年5月，王怀忠给阜阳市颍州区有关领导打招呼，为龙腾公司办理龙腾加油站的土地使用证手续，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20万元。

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先后7次在阜阳市东方宾馆董事长周伟关于买断东方宾馆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报告上签署意见，帮助周伟买断东方宾馆和协调解决贷款人民币1496.3万元，先后4次收受周伟人民币共计50万元。

1997年4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要求对安徽省天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汽运大厦的城市建设配套费、土地出让金以及汽运税收等予以减免。1999年8月，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王新华人民币10万元。

1996年下半年至1999年1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阜阳市白金汉宫大酒店有限公司解决扩建白金汉宫大酒店过程中遇到的拆迁问题，并先后两次要求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阜阳办事处为白金汉宫大酒店解决建设资金共计人民币320万元。1999年8月，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刘士强人民币20万元。

1996年2月至1998年11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通过召开协调会、签批文件等方式，为倪超所在的阜阳市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减免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49.29万元。2000年5月，王怀忠在天津市开会期间，向倪超索要人民币5万元。

1996年7月至1999年，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通过签批文件、召开协调会等方式，为李洲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省阜阳国贸商城有限公司、安徽国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安徽亚杰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费、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87.448万元。2000年12月，已升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王怀忠得知有关部门正在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向李洲索要人民币200万元，并将其中的12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交给侯万清（化名“陈思宇”，已因犯诈骗罪被判刑），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另80万元让杨应宇代为保管。

2000年12月和2001年2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农业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向拟在安徽亳州建农业基地的安徽牛王皮业服饰（集团）公司董事长王静索要人民币20万元，向正在筹建常青镇农业高科技园项目的安徽云鹏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双梅、于旦生夫妇索要人民币50万元，并安排于旦生将其中的30万元交给北京新

世纪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余永强，20万元交给个体户苏辉满，用于寻找关系,试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

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扣押、冻结了被告人王怀忠的财产。除受贿犯罪所得和合法收入外，王怀忠对价值人民币480.581103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上述事实，有一审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遂作出一审判决。

【王怀忠案件的犯罪特点】：

（一）从王怀忠问题的性质看，这是一起高级领导干部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体的全方位腐败的典型案件。

（二）王怀忠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而且政治上蜕化变质，工作中滥用职权，作风上专横霸道，生活上腐化堕落。

（三）王怀忠表面上谦和、仗义，但骨子里却霸道专横、阴险狡诈。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评价王怀忠“老谋深算，善于搬弄权术，玩弄手腕，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

(四）在组织人事方面，王怀忠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他经常把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找来，当场口授干部任职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的意见提交书记办公会。1998年12月，王怀忠一次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职务安排意见，让组织部长将此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于有不同意见或考察中明显不合格的干部，王怀忠仍强行安排。如1998年7月，王怀忠不顾他人反对意见，强行将口碑极差的原蒙城县委书记王保民、阜阳市公安局长付洪杰作为副市长人选上报省委组织部。二人在选举中落选后，王怀忠仍不罢休，又安排第二次选举，终使二人成为阜阳市副市长。王怀忠还违反政策，擅自决定增加编制，乱设机构。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阜阳市委正副秘书长最多时配到23人。截止1999年底，阜阳市直机关超编46.5%，事业单位超编27.8%。2001年安徽省对全省超编干部的统计结果显示，阜阳一市超编干部人数占全省总数的一半。

（五）在土地批租方面，王怀忠违反法律和规定，越过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直接插手干预出让事务。他长时间将阜阳城区一些黄金地段出让的决定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拒绝实行招标拍卖，并打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旗号，采取多种违规手段把个人意见上升为市委市政府意见;不经评估，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擅自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优惠;随意决定出让土地位置和用途，为不法开发商谋取巨额利益，自己从中收受贿赂。如，不法开发商丁佩琦看中了地处黄金地段的阜阳少年宫的土地。王怀忠收取丁的巨额贿赂后，不顾市委常委会议的多次反对，擅自决定将少年宫土地交给丁佩琦开发，并授意丁佩琦宴请有关单位领导吃饭，还亲自到场敬酒。之后，丁佩琦杜撰了一份“会议纪要”，称少年宫开发问题已由王怀忠在某酒店主持召开协调会进行了研究，决定在土地出让金收取、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王怀忠竟签批了此“纪要”并以阜阳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执行。由于王怀忠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高达13676.04万元。

（六）在国有企业改制、大型项目建设过程中，王怀忠丧失原则，以“支持个私企业发展”为由，大搞权钱交易。如私营业主杨晓明想买阜阳肉联厂，王怀忠在收取其6万元的贿赂后，在杨晓明连资信证明都无法提供的情况下，就责令有关人员数次接受杨提出的苛刻条件，将肉联厂保留国有企业性质交给杨经营。22个月之后，杨将肉联厂甩包袱交给了市政府。经审计，杨接手时该厂资产为4800万元，杨退出时该厂资产为负2656万元，一进一出，国家损失数千万元。

（七）在作风上，王怀忠好大喜功，为追求个人“政绩”，捞取政治资本，不惜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他直接干预并盲目制订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95年，阜阳地区在制定“九五”规划时，王怀忠对市计委提出GDP要增长13%的目标十分不满，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市计委无奈调到1596，但仍达不到王的期望，只好第三次调整，即从15%提到18%，却再次遭到王怀忠的否决。在王怀忠的主持下，最后制定了“九五”期间阜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96的规划，而到2001年阜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实际执行情况年均增长仅为4%。为了达到这不切实际的“目标”，王怀忠逐级分解指标，层层加码;各级政府采取财税“空转”的办法凑数，有的还虚构纳税人。于是在蒙城县出现了秦始皇、叶利钦、克林顿等古今中外名人交税的闹剧。

（八）在生活上，王怀忠道德败坏，大搞权色交易。从1995年至2000年，王怀忠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并为其中的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其情妇马某原是一名护士，因与王的特殊关系，先是由王安排到阜阳市土地局做会计，不久又安排进某区公安分局，一天班没上就派到公安大学学习，回阜阳后不安心工作，王又将她安排到国贸大酒店任副总经理。王还将马某的弟弟由一名复转军人安排为派出所所长。

综上所述，王怀忠就是这样一个集政治流氓、地痞无赖和高级干部于一身的复杂混合体，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腐败蜕变的典型;是一个政治野心膨胀、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败坏、作风专横跋扈的典型;是一个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是一个“一把手”缺乏自律又缺乏外部监督而导致全方位腐败的典型。当地老百姓愤恨地称其为“王三亿”、“王坏种”。

【王怀忠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认识】：

从此案造成的后果看，这是一起破坏生产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战斗力、给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造成严重危害的腐败案件。

王怀忠的所作所为，给整个阜阳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一是带坏了领导班子。在王怀忠的影响下，阜阳市的一些领导干部收礼受贿成风，买官卖官盛行，一批人落入法网。阜阳市原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原副市长王保民、付洪杰，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汉卿，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希鹏，原市人大副主任孙孔文，亳州市原副市长孙克杰、李兴民等，均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在此案的查办过程中，专案组查处并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移送案件共计47件，涉及厅级干部11人，涉案金额1285.97万元;处级干部12人，处以下干部10人，私营企业主等其他人员14人。涉案总金额3.55亿元。二是涣散了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在王怀忠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干扰下，阜阳市党政干部一时间思想混乱，正不压邪。1999年春节，因向领导干部送礼的人太多，造成阜阳市领导干部宿舍大院交通阻塞，经交警疏导几小时方才散开。当地一个老干部说，在王怀忠的影响下，有人已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要想当官就要花钱，当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要当更大的宫。有的基层领导干部浮夸成风，争相搞“形象工程”作为升迁的资本，久而久之，形成“谁不造假谁吃亏”的怪象。三是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王怀忠身为阜阳市主要领导，肩负党的重托，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却不听党的召唤，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百姓上访、社会问题被曝光，这些他都不关心。王怀忠最热衷的是傍“大款”。王怀忠在一些私营企业主开的大酒店、大宾馆设有专用房间，夫妇二人常以此为家，一住就是数月，用这些“大款”们的钱吃喝玩乐，打麻将、“斗地主”(一种游戏的名称)。王怀忠的种种恶行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遭到严重破坏，阜阳市的对外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四是搞垮了经济。王怀忠为追求个人政绩，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劳民伤财，使阜阳市的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资料显示，阜阳的“数字经济”导致全市各县(市、区)、乡镇债台高筑。1995年至1999年的五年间，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折合人民币11.1亿元，至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截止1999年底，阜阳市各县(市、区)财政累计欠发工资近4亿元。巨额债务负担和预算扣

款，使阜阳市财政支出矛盾更加突出，使原本经济并不发达的阜阳雪上加霜。所以阜阳人说，王怀忠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腐败，更严重的是他带坏了一个地区的风气，给阜阳带来了全方位的灾难，使阜阳坐失了发展良机，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王怀忠案件的社会意义】：

从案件查办的社会政治效果上看，这是一起震动大、反响好、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案件。

王怀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王怀忠案件的查处，在阜阳、安徽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充分肯定。王怀忠在阜阳经营多年，作恶多端，群众对其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专案组一到阜阳，当地就传出民谣：“红旗飘飘利剑扬，中央纪委到阜阳”、“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怀忠”。许多百姓得知王怀忠被中央纪委审查后，自发地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并纷纷向专案组提供有关情况及案件线索。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收到群众来信和举报电话700余件次，接待群众来访100余人次，还有50人主动交待了问题。阜阳市一副市长交出违纪违法所得170余万元;一名重要涉案人主动从外省躲藏地赶回阜阳投案自首。王怀忠案件的查办，对净化阜阳的社会环境、扭转阜阳的不良风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地干部群众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惩治腐败、震慑犯罪、鼓舞人心、教育干部、弘扬正气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王怀忠被开除党籍和被执行死刑的消息经媒体播发之后，全国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拥护司法机关的判决。认为中央纪委对王怀忠案件的彻查再次显示了我们党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决心。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其死刑，罪当其诛。中央纪委发出了《关于王怀忠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这对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具有深远意义。

【王怀忠腐败案件的主要原因及教训】：

（一)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导致了王怀忠的人格扭曲、私欲膨胀。

分析王怀忠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长期放弃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政治信仰的颓废，是其私欲膨胀、自毁前程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人格畸变、不可救药的主观根源。王怀忠父母早亡，是乡亲们把他拉扯大，是党的教育和培养使他从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理应为官清廉、奋发敬业，以报答养育他的父老乡亲和培养他的党组织。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把“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名言作为自己行动的座右铭。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造就了他野心勃勃、唯我独尊和刚愎自用的狂妄心态，进而导致其人格的严重扭曲。如，当他得知群众称其为“王坏种”、而称自己的亲信王汉卿为“王汉奸”以后，居然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对王汉卿说：“老百姓叫你‘王汉奸’那是敌我矛盾，叫我‘王坏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平日里，他常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句话挂在口头上，以表白自己对党感情的深厚，但其所作所为却证明，这只是他哗众取宠的一种滑稽表演而已。审查期间，良心稍有发现的片刻，王怀忠讲过这样一段话：“随着职务升迁，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至，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我行我素;作风上独断专行，排斥异己，搞宗派主义、小团体;经济上行贿受贿，尤其是利用手中的职权接受贿赂达到惊人的程度;生活上追求吃喝享乐，由一名党员蜕变为严重的腐败分子。”这段话不仅是王怀忠的自画像，也描绘出其思想变质、意志蜕化、直至背弃共产主义信仰、背离党的宗旨、走上严重违纪违法道路的轨迹。前车之覆，不可不鉴。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坚定信仰，牢记宗旨，不断加强对主观世界的改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总实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二)监督管理上的失控，滋长了王怀忠的狂妄自大、为所欲为。

反思王怀忠这个重大案件的发生，可以说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制度不完善、监督措施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解决好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问题。首先，被监督者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是监督的重要前提。王怀忠就是被监督者拒绝监督的极端典型。他的狂妄心态使他忘记了自己作为党组织的一员、人民的公仆身份，把自己看做不可一世的枭雄、千万人之上的封建君主。他曾吹嘘“阜阳是他王家的天下”，按阜阳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第58位总统”;他把有人为讨好而送他的“颖(阜阳)亳两州一圣王”的对联视为珍品收藏。可以说，他就是从拒绝监督开始，迈出了走向灭亡的不归路！第二，对一个地方党委主要领导行使权力的监督至为关键。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一旦失控，就会营造出一手遮天的“一把手天下”。王怀忠之所以能够颐指气使、作恶多端，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作为一个地方党委主要领导，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在重要干部的任免、重要建设项目的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问题上，常常由他个人说了算，把正常的不同意见视为“杂音”，甚至孤立、打击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他利用阜阳市主要领导的高位重权，耍人弄术，以牺牲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为代价，通过为他人谋利、谋职、谋官等方式，网罗了一批亲信，编织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关系网，这些人成为臭味相投、利益共生的腐败分子，把好端端的阜阳搞得乌烟瘴气，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第三，党组织的监督工作必须有为有威。王怀忠的胡作非为早就引起了阜阳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些干部和群众不断向上级组织反映王怀忠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怀忠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提拔重，用，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使他忘乎所以。他曾多次在一些会议上叫嚣“感谢纪委，查我一次，提拔我一次，查我十八次，提拔我十八次”。一个腐败分子敢于如此亵渎党组织的监督工作，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条教训。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前不久，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强调制度建设，强调从党的高层领导做起，强调把“一把手”作为监督重点，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明确了不同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突出党内、党外监督相结合，意义深远，操作性强。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切实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做自觉接受监督的表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各级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要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健全工作制度，防范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广大党员要行使好监督权利，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各级纪检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的职能作用，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我们坚信，象王怀忠这种因缺乏监督管理的全方位腐败的典型会越来越少。

(三)干部考察和政绩考核的失真，助长了王怀忠的弄虚作假、虚报浮夸。

搞清王怀忠的底细我们可以回答许多人提出的一个疑问，王怀忠凭什么在仕途上一路青云直上?好大喜功、搞花架子、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是他惯用的伎俩。他以工作出政绩为招牌，不惜一切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他大肆借债，留下了巨额债务;夸大产值和有关数字，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并提拔重用虚报者。他经常讲“数字报大一点无关紧要，又不交税，数字能鼓舞干劲”。他一方面利用评比手段，以轿车、现金、提高工资、出国考察，甚至提高干部级别等作为奖励条件，重奖那些所谓完成任务好、实为虚报浮夸的人;而对实事求是、无法完成指标的人横加指责，有时居然在会场上责令这样的基层干部站着开会。1995年9月，为迎接在阜阳召开的全国农区发展畜牧业座谈会，“安排好”到蒙城等地的参观，王怀忠指示蒙城县领导干部，在参观者途经的10个村庄路边，要求所有农户都要建造统一样式的牛棚，每个牛棚约花费400元;牛的存栏数不够，就让去附近村借用。有媒体报导，王怀忠在阜阳搞的“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王怀忠案件不仅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做表面文章、搞虚假政绩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以及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严重危

害，也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改进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方法，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防止干部考察工作失真失实的重要性。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把党和人民的要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有关部门应研究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使考核结果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使勤政为民、真抓实干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要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干部“带病上岗”。

(四)对党纪国法的藐视，加速了王怀忠的自弃、自毁、自绝。

剖析王怀忠自弃、自毁、最终自绝的过程我们更加坚信，党纪国法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党组织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立案调查，是运用纪律手段教育党员干部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挽救犯错误党员干部的有力措施。违纪党员干部正确对待并积极配合党组织的调查，是悔过自新的良好开端，只有对党忠诚老实、主动交待问题，以积极行动改正错误、挽回所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才可能在组织的帮助挽救下弃旧从新、再立新功。反之，则法纪无情，无视法纪神圣的恶行必将受到严惩。然而，王怀忠却自作聪明，对其后路作了所谓的三种设想：一是被开除党籍、不被判刑，可以凭借一些社会关系做生意赚钱;二是被判处几年有期徒刑，弄个保外就医也就出来了;三是被判无期徒刑，最坏的结果是被判死缓，将来再减刑。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他错误估计形势，藐视党纪国法，以为只要自己咬住牙关，法纪就奈何不了;他企图蒙混过关，逃避法律对其应有的制裁;他始终把组织上对他的挽救当作是与他“过招”，横下一条心，使尽全身解数，誓与党纪国法对抗到底，誓与党组织和司法机关较量到底。这种错误的态度和心理、使他一次次地丧失了接受党组织帮助、教育和挽救的机会。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以说，王怀忠与党纪国法的顽劣对抗，使他滑向了罪恶的深渊。王怀忠的结局告诫那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党组织，相信和依靠党组织，珍惜党组织对自己帮助、教育和挽救的机会，千万不可心存侥幸，藐视党纪国法的威严。

【防止类似案件发生的对策与建议】

王怀忠现象说明了什么？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他的一切，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之下，赫然出现了众多贪得无厌的社会蛀虫，胡长清、成克杰尚未远去，王怀忠就敢顶风作案！实事求是，知易行难！

仔细审视王怀忠，我们不难发现，王怀忠式的干部所崇信的是驭人和观天。所谓驭人者，就是在种种动听的传统和现代词汇掩盖下实质上和内心里把老百姓当驾驭的对象，他们通过能够威慑、压制等手段处理社会矛盾从而实现表面上的平稳安定，通过高压手段和玩能政治手腕管理下属干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在干部间像拜把子、认干亲成为发展势力的必须手段。所谓观天者，其实观察揣摩上级主要的领导的心理和喜好，敢于主动大胆地在形式迎合一个时期的政策和方针，从而为自己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为自己寻找靠山。

他们彻底的抛弃了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传统，重拾大跃进浮夸风，将一座座的空中楼阁做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将所有的苦果糟粕全部转嫁给人民！

所以，在面对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依然易发多发这一态势，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必须有效预防腐败。要立足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增强纪律观念，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健全制度，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要强化监督，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使党员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对腐败分子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要逐步建立健全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全国还有多少王怀忠！我们无法知道，没有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近三十年来的落马贪官污吏，给我们敲响了一次有一次的警钟。现象存在既有缘由，我想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过分的悲哀、感慨，我们国家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约，脚踏实地的政府机关，人民大众的有效监督。当做到这一切的时候，一定可以将未来的王怀忠扼杀在萌芽状态！还中国政坛一个郎朗乾坤！

第五篇：房屋交易行受贿案件市场价格认定问题探讨

房屋交易型受贿案件市场价格认定问题探讨

毛洪涛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的，以受贿论处。其中，何为“市场价格”？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以价格评估机构所做的鉴定结论来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而对房地产开发商内部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不予采纳。但是，以鉴定价格作为市场价格，通常会与商品房买卖的真实价格产生较大偏差，从而影响受贿数额的认定。本文通过对张某涉嫌受贿案中涉及房屋交易型受贿部分的成功辩护进行介绍，来论证在存在房地产开发商设定房屋销售最低优惠价格的情况下，不应通过价格评估机构进行鉴定或其他方式来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

一、基本案情：房屋交易型受贿数额占较大比重

2013年2月4日，S省B市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涉嫌受贿、贪污罪向B市中级人民法官提起公诉。在张某涉嫌的房产交易型受贿中，检察机关指控张某利用担任Q市政府办公厅秘书等职务上的便利，分别接受Z公司董事长周某、W公司董事长王某、C公司董事长李某的委托，为其公司开发小区提供帮助。为此，张某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Z公司商品房2套，认定市场价格为4550元/平方米和4500元/平方米（以基准价格认定），购房差额款34.7908万元；购买W公司网点房一套，认定市场价格为6130元/平方米（以鉴定价格认定），购房差额款129.7951万元；购买C公司商品房一套，认定市场价格为7380元/平方米（以鉴定价格认定），购房差额款21.07万元。上述购买的涉案房屋差额款总计为185.6万余元，占检察机关指控受贿总额的56.2%。

二、检察机关指控：不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 检察机关对上述涉案房屋进行市场价格认定时采取了不同的认定方式，其中对购买Z公司的商品房以该公司设定的房屋销售基本价格予以认定，而对购买W公司和C公司的商品房却采用了价格鉴定的方式予以认定。然而，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检察机关最终都对三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涉案房屋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予以否认，不赞同以最低优惠价格来认定房屋交易型受贿中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检察机关没有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涉案房屋市场价格的理由是，Z公司、W公司和C公司关于最低优惠价格的设定仅仅有言词证据，三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并没有相应的书面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张某所购Z公司房屋的最低优惠价为4250/平方米和4200元/平方米、所购W公司和C公司房屋的最低优惠价格分别为4500元/平方米和6500元/平方米的事实是否真实是不确定的。据此，因Z公司提供了涉案房屋的销售基准价格表，该书面证据可以证实涉案房屋的销售基准价，同时，言词证据所涉及的最低优惠价格是针对特定人的，市场价格应是针对不特定人的，如果以最低优惠价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将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所以对购买Z公司的房屋应以基准价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而W公司和C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证实涉案房屋最低优惠价的存在，关于基准价格的证明也是形成于案发之后，因此应当以鉴定的方式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鉴定的价格是是客观的，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鉴定价格的合理性，也有很多案件以鉴定价格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

三、律师辩护：应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

笔者接受张某的近亲属委托，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担任张某的辩护人。针对上述张某涉嫌的房屋交易型受贿部分，我们提出了与检察机关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应当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而不是以基准价格或者鉴定价格认定，特别是以鉴定价格认定市场价格存在诸多弊端，现将针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所提的主要辩护观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价格鉴定结论书》本身缺陷的辩护意见 1.房屋价格的鉴定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在价格鉴定结论得出是一个相当精确的数额的情况下，只有存在详细的测算依据和过程才能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否则，我们有理由相信房屋的价格鉴定结果是估算出来的，而并非是精确测算出来的。本案鉴定结论的得出就缺少必要的测算分析过程，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

2.价格鉴定结论书的“价格鉴定内容”部分指出，鉴定结论的得出结合了鉴定基准日当地同类房产市场行情，但是鉴定基准日同类房产市场行情是怎样的，在价格鉴定相关材料中没有任何体现，我们并不知道鉴定机构是通过什么途径和依据来判断鉴定基准日当地同类房产市场行情的。在司法实践中，鉴定基准日同类房产市场行情应当通过调查分析同期同类房屋的详细销售情况（更重要的是销售价格情况）进行判断，然而实践中却存在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几份销售合同，甚至是通过查询鉴定基准日相关报纸的内容来判断市场行情的情况。因此，在房屋价格鉴定的相关材料中，如果缺少鉴定基准日同类房产市场行情的判断途径或依据，最终的价格鉴定结论就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

(二)关于最低优惠价格是针对不特定人的辩护意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房的销售价格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级别的销售人员或者领导也有不同幅度的优惠权限，但是我们不能片面的理解成商品房销售方的领导所掌握的优惠价格必然是针对特定人的。在本案中，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表示其给予降价优惠是在“正常情况下”或者“通过朋友”购买的情况下。可见，最低优惠价格都是产生于正常的情况下，即在基准价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的优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非特别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给予优惠的不正常现象。再者，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领导所掌握的最低优惠价格并非为张某本人专门设定的，本案的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优惠价格是为哪一些特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部门专门设定的。因此，本案中房地产开发公司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是针对不特定人的。

(三)关于最低优惠价格具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辩护意见 应当以商品房销售方的“最低优惠价格”作为“市场价格”来判断国家工作人员实际支付价格是否符合“明显低于”的要求。以“最低优惠价格”作为定性与定量的基点,充分考虑了商品房交易价格的实际操作惯例,不会引发受贿犯罪打击面失控问题。本案中，对涉案房屋最低优惠价格的认定具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包括三大公司就房屋销售基准价出具的说明或证明等相关书证，以及公司董事长及其他人员的言词证据予以佐证，房地产开发公司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都非常明确，忽视商品房销售方优惠政策的做法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直接背离，因此，应当以商品房销售方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来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

四、法院裁判：支持律师的辩护意见

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辩护工作，本案取得明显的辩护效果。B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律师关于应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的辩护意见。

B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案件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

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交易价格的差额计算。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实现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Q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中鉴定的市场价格远高房地产开发公司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虽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的证据形成于案发之后，但其内容与相关证人证言相印证，现也无相关规定或证据证实，鉴定意见作为证据更优于证人证言及案发后形成的书证，在鉴定价格高于其他证据证实的价格的情况下，应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采用较低的价格。故应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为前述最低优惠价格。

涉及张某房屋交易型受贿部分，因Q市中级法院赞同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最终认定张某所购房屋的购房差额款总计为94.1万余元，比检察机关的指控降低了91.48万余元。最终，Q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张某犯受贿罪、贪污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七十万元。

五、法律结论：以鉴定价格作为商品房的市场价格不科学 市场交易价格与鉴定价格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鉴定价格反映的是涉案房屋在某一时间段、某一地段的价值，但是它却反映不了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波动等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房的价格存在开发商或者经销商设定的市场销售价、最低优惠价等多种价格，不同级别的销售人员或者领导也有不同幅度的优惠权限。如果以价格鉴定机构对商品房的鉴定价格作为市场价格，将会与商品房买卖的真实价格产生较大偏差，从而影响受贿数额的认定。因此，以价格鉴定机构的鉴定价格作为“市场价格”来认定青岛伟东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涉案网点房的市场价格不科学。应当以能够真正反映市场交易价格的销售方针对不特定人的折扣优惠价格来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