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关系人受贿案件案例分析[5篇范例]

第一篇：特定关系人受贿案件案例分析

特定关系人受贿案件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小华，男，1962年6月6日出生，原系浙江省湖州市工商局南浔区分局经检科副科长兼经检大队副大队长（主持工作）。因涉嫌犯受贿罪于4月15日被逮捕。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周小华犯受贿罪，向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周小华及其辩

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小华向冯荣兴索贿3万元、被告人周小华收受周文荣3万元、收受董连富价值1800元的购物券，不应认定为受贿犯罪，请求从轻处罚。

南浔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初至底，被告人周小华在担任湖州市工商局南浔区分局经检科副科长兼经检大队副大队长（主持工作）期间，利用其对辖区内市场进行监管和对违法经营的企业、个人进行查处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分别收受冯荣兴等人现金和礼卡，合计价值人民币25400元。其中9月，董连富在被告人周小华单位门口，将浙北大厦价值人民币1800元的购物券放在月饼盒中，送给被告人周小华，周予以收受。

另查明，上半年，湖州市东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直港巷分公司（以下简称东迁分公司）经理周文荣因无照经营而被南浔工商分局经检大队查处。事后，被告人周小华通过东迁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董连富，安排其妻子张金仙的妹妹张金莲到东迁分公司担任会计。从4月起至年底，无会计从业资格的张金莲出面担任东迁分公司的会计，期间，张金莲在其有会计证的姐姐张金仙的帮助和指导下，完成了东迁分公司及的会计工作。周文荣分别在及的年底，先后两次以工资名义交付给被告人周小华现金人民币3万元（其中为2万元，底，周文荣以工作量较少，给付1万元）。被告人周小华拿到钱后将钱交给其妻张金仙，张金仙将其中的一部分给予张金莲。

初，被告人周小华妻子的表弟沈子良准备购买湖州巨赢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赢公司，系私营企业）开发的巨赢花园小区的住房，为此，被告人周小华多次向巨赢公司董事长冯荣兴要求给沈子良购房予以优惠。后沈子良购买标价为人民币335088元的住房1套，享受销售单位的优惠后，房价为人民币327423元，并以此价由沈子良与巨赢公司、湖州远大房地产代理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购房的首付款收据开票额为人民币147098元，但沈子良实付人民币117098元。对该套房屋，沈子良实付总房款为人民币297423元（比签订合同的价格少人民币30000元）。

4月2日，被告人周小华因涉嫌索取巨赢公司董事长冯荣兴3万元，被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传唤，被告人周小华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周小华向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退缴全部赃款。

南浔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小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钱财共计人民币254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依法惩处。关于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1．冯荣兴应被告人周小华的要求，而给予沈子良买房3万元优惠，沈子良因被告人周小华的身份而获利，鉴于沈子良既非被告人周小华的近亲属，且本案亦无证据证明被告人周小华与沈子良之间具有共同利益关系，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小华对沈子良所获得的3万元购房优惠构成受贿罪，不能成立。2．张金仙、张金莲为东迁分公司做账，是基于被告人周小华的原因，但张金莲和张金仙共同完成了公司两年的会计工作，并非属于“仅是挂名，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之情形，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小华收受周文荣3万元构成受贿罪，不能成立。3．9月周小华收受董连富价值人民币1800元的购物券，并无相应人情事由，并非正当的人情往来，而是董连富为得到被告人周小华职权上的照顾，借中秋节之机送给周小华的，被告人周小华明知对方的用意，仍予以收受，符合受贿罪的犯罪特征，应认定为受贿。被告人周小华因其他事实而到案，到案后主动交代了本案犯罪事实，可视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周小华退清全部赃款，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周小华犯罪的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周小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被告人周小华退缴的受贿款人民币二万五千四百元，由扣押单位上交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1．如何认定特定关系人受贿?

2．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特定关系人获得薪酬利益的是否构成受贿?

3．被告人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传

唤到案，但检察机关掌握的事实未被法院认定为犯罪，被告人主动交代其余犯罪事实的，是否构成自首?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周小华向房产销售老板提出购房优惠要求后，老板给予其妻子表弟购房优惠的，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

对于被告人周小华妻子的表弟沈子良购房享受3万元优惠的事实，是否能够认定为周小华受贿，审理中有

两种意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和辩护人则认为不构成受贿罪。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成立受贿，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本人直接收取并归本人所有；二是本人直接收取后直接交给其指定的第三人；三是本人不直接收取，而是授意他人将有关财物直接交给其指定的第三人。对前两种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对于第三种情形，较为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据此可见，对于上述第三种情形是否认定受贿，在判断时应当首先区分实际收受财物的人是否属于特定关系人。根据《意见》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近亲属是个法律术语，具有特定含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关键在于该人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共同利益关系。对于共同利益关系的理解，应注意把握两点：一是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关系，纯粹的同学、同事、朋友关系不属于共同利益关系，因为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没有经济利益往来的不符合受贿本质特征；二是共同利益关系不限于共同财产关系，除共同财产关系外，情夫情妇等关系亦属于特定关系。

本案中，被告人周小华妻子的表弟沈子良购买商品房，周小华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务便利，向房产销售老板提出购房优惠的要求。老板明知购房人为沈子良，但为了与周小华搞好关系，在周小华提出优惠的要求下被迫答应，主动提出并落实了3万元优惠。沈子良因周小华的身份而获利，周小华实际并未获得利益，周小华的行为应属于上述第三种情形。沈子良因为周小华的出面说情而得到了3万元的购房优惠，其系周小华妻子的表弟，显然与周小华并非近亲属关系，沈子良购买房屋，并实际付款和居住，在事前事后周小华均未和沈子良商量其要从这优惠的3万元中得到什么利益，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利益。因此，沈子良不属于周小华的特定关系人，也不属于双方通谋后，对收受财物共同占有的情形，根据《意见》的有关规定，被告人周小华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需要指出的是，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第十三条增加了一条新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根据该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应当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据此，如果本案发生在《刑法修正案

（七）》实施之后，则被告人周小华妻子的表弟沈子良作为与周小华关系密切的人，通过周小华利用其职务便利条件向房产销售老板索要购房优惠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同时，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在《刑法修正案

（七）》实施之后，由于增加了新的罪名，在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的问题上有所不同。

（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要求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但特定关系人实际付出相应劳动的，不属于挂名领取薪酬的情形，不能认定被告人受贿。

被告人周小华通过东迁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董连富，安排其妻子张金仙的妹妹张金莲到东迁分公司担任会计，周文荣先后两次以工资名义交付给周小华现金人民币共计3万元，周小华拿到钱后将钱交给其妻张金仙，张金仙将其中的一部分给予张金莲，对此行为能否认定为《意见》第六条规定的所谓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的受贿情形，存有一定争议。

我们认为，根据《意见》第六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才以受贿论处。反之，如果特定关系人系从事了正常工作并领取相应正常薪酬的，所领取薪酬为合法劳动所得，不存在非法收受财物问题，不能以受贿处理，当然，虽从事了一定实际工作，如果薪酬明显不成比例的则另当别论。本案中，东迁分公司原有会计做账，但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而遭到辞退。被告人周小华通过董连富安排其妻子的妹妹张金莲担任会计，虽然张金莲没有会计从业资格，但张金莲在其有会汁证的姐姐张金仙的帮助和指导下，完成了东迁分公司及的会计工作，应当视为实际进行了工作。董连富给原来的会计每年几千元，但是给周小华妻妹的工资分别是2万元和l万元，工资交给周小华，由周小华转交。虽然领取的薪酬高于该单位相应职位的过去薪酬水平，但在本案中，不能认为是变相受贿。因为当前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薪酬发放标准仍不规范，完全由老板说了算，认定该职位正常应发放多少薪酬才属合理没有统一标准，较难把握，原来的会计薪酬发放标准可以参考，但又不能完全按照原来的发放标准，因为两者在工作能力上有所区别，原来的会计并不能胜任该工作，因而被辞退。综上，在不能认定本案所领取薪酬明显不成比例，而特定关系人从事了实际相应工作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3万元系被告人周小华受贿所得。

（三）检察机关掌握的事实未被法院认定为犯罪，被告人主动交代其余犯罪事实的，构成自首。

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掌握了被告人周小华向巨赢公司董事长冯荣兴索贿3万元的事实后传唤被告人，被告人周小华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其他受贿犯罪事实。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掌握的周小华索贿3万元的行为依法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对周小华交代了其余的受贿犯罪事实的行为是否能认定为自首，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是因涉嫌受贿犯罪而被司法机关采取措施，其主动交代受贿犯罪，不能认定为自首；第二种意见认为，检察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经查不能成立，即应视为检察机关并未掌握被告人的受贿事实，对被告人应以自首论。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首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二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本案中，被告人周小华是被动到案，不属于自动投案，显然不属于第一种情形，其虽因有受贿嫌疑到案，但被掌握的“受贿”事实并未被认定为犯罪，即应当属于司法机关并未掌握被告人罪行的情形，而周小华在此情况下主动交代了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符合《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精神，应以自首论。对此，在新近公布的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已明确肯定：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

第二篇：特定关系人受贿罪特点分析

特定关系人受贿罪特点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特定关系人受贿犯罪（以下简称规定），将国家工作人员特定关系人受贿行为纳入惩治范围，突破了在非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传统判断，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查处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依据。根据该规定，特定关系人受贿罪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相比

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犯罪主体具有宽延性。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列为受贿罪的主体，进一步扩大了该罪的主体范围。首先，在近亲属方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这些都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团体。近亲属虽不能实施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但可以其近亲属身份，单独向请托人索取或收受贿赂，甚至可以假借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其次，在其他关系密切的人方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同学、朋友、情人以及利益共同体等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是能够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关系密切的人，都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

2、客观方面具有特定性。该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特定关系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其一，所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就是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权力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其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即利用其职务上形成的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同事关系、与其他部门或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其三，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必须是不正当利益，即依法不应当得到的利益。

3、主观方面具有独立性。特定关系人受贿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按照“两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的解释，特定关系人只能以共同犯罪的身份出现，在主观要件上不能脱离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观。而按照《刑法修正案

（七）》之规定，行为人在主观故意方面并非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其在主观上可以脱离国家工作人员的意思，而独立存在，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知情并不影响特定关系人的主观犯罪构成。因此，按照该规定，主观方面更具有独立性。

第三篇：受贿案件判决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

(2009)湘高法刑终字第1 36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孝光，男，1969年3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汉族，法律硕士，捕前系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住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宿舍。2007年4月29日因涉嫌徇私枉法、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3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逮捕。现押湖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杨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辩护人李继华，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黄孝光受贿一案，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OO八年九月十日作出(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黄孝光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OO九年五月十八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东晖出庭履行职务。受黄孝光及其亲友的委托，北京市德卢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杨章保，广东大洲律师事务律师李继华担任上诉人黄孝光的辩护人，出庭为黄孝光提供辩护，黄孝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参与贩卖、运输、制造冰毒1389公斤的犯罪嫌疑人陈锡钟归案后，其妻范玉叶担心陈被判极刑，委托亲友陈铯出面疏通关系。陈铯找到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陈锡钟案件的黄孝光帮忙，并提出愿意缴纳罚金和给法官个人好处费。黄孝光将此情况告知时任该院副院长的陈瑶云，陈瑶云表示同意，并商定，如果作不到，陈锡钟家属代缴的罚金及给法官个人的好处费将退还。2004年1月31日、同年2月15日，黄孝光与陈瑶云二次前往广州，由黄孝光出面收受了陈铯经手所送贿赂款150万元，黄孝光分得60万元，陈瑶云分得90万元。2004年7月，陈锡钟被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行贿人的供述、共同作案人的供述及被告人黄孝光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明。据此，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黄孝光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140万元，共计200万元上缴国库。

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应当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其同受贿200万元；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人黄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节错误；被告人黄孝光认罪态度极端恶劣，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轻。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上述抗诉意见。

被告人黄孝光上诉提出：

1、原审判决认定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没有受贿，没有分得赃款，没有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

3、实施了介绍贿赂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请求宣告无罪。

4、原审判决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有证据，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

辩护人辩护提出：l、检察机关抗诉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2、原审认定黄孝光从150万元贿赂款中分得60万元证据不足。

3、黄孝光没有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黄孝光的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

4、原审量刑畸重。

经审理查明，2002年7月，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公安局侦破了肖新传、杨泰光、卓祖城、廖大礼、林能谦（均已被处决）、陈锡钟等16人制造、贩卖、运输毒品冰毒1389公斤案，广东省陆丰市人陈锡钟作为主犯涉案并于2002年8月被抓获。陈锡钟之妻范玉叶委托陈锡钟堂兄陈铯出面疏通关系，委托陈锡钟的表弟黄炳桂专门负责管理相关费用（范玉叶、陈铯、黄炳桂另案处理）。2003年12月3日，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6人被起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由上诉人黄孝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陈铯找到黄孝光，代表陈锡钟的家属请求黄孝光帮忙，表示只要不判陈锡钟极刑，家属愿意代为缴纳罚金以减轻陈锡钟的罪责，还可以给法官个人好处。黄孝光将陈铯的这一意图告知了时任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陈瑶云（另案处理），陈瑶云同意先收钱。陈瑶云与黄孝光商议，如果陈锡钟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收的钱包括预收陈锡钟家属代缴的罚金都将退还。之后，黄孝光按与陈瑶云商定的调子和陈铯谈妥了预收罚金及个人好处费的方案。2004年7月，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陈锡钟有重大立功表现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陈锡钟的家属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了罚金及没收财产款共计人民币239.8万元。

2004年1月30日，黄孝光与陈瑶云商定前往广东收钱。黄孝光即电话告诉陈铯，要其在广州送50万元。陈铯告诉范玉叶后，当天即与黄炳桂赶往广州。次日，由黄炳桂在广州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陈铯将50万元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人行天桥下送给了黄孝光。事后，黄炳桂把看着陈铯将50万元交给黄孝光的情况电话告诉了范玉叶。2004年2月14日，黄孝光与陈瑶云商定再次前往广东收 钱。黄孝光即电话告诉陈铯，要其在广州送100万元。陈铯告诉了范玉叶。次日，范玉叶安排司机陈少虚开车送陈铯和黄炳桂到广州，黄炳桂将从深圳及广州等地银行取出的100万元在广州花园酒店门口交给陈铯，在黄炳桂注视下，陈铯进该酒店大厅将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黄孝光收受100万元后，交陈瑶云以“付永良”的户名存入了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庙前直街支行。

黄孝光收受上述二笔赃款后与陈瑶云进行了分赃，陈瑶云分得90万元，黄孝光分得6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一）、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证实黄孝光系该院法官。

（二）、行贿人的供述

1、行贿人范玉叶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大夫陈锡钟被抓后，她委托陈锡钟堂兄陈铯出面疏通关系’委托陈锡钟表弟黄炳桂负责管钱。(2)陈铯告诉她说找到了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陈锡钟案件的黄孝光法官，并说要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和给黄孝光个人送钱。(3)2004年1月底的一天，陈铯打电话说黄孝光在广州要50万元她要黄炳桂在银行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后黄炳桂打电话告诉她说看见陈铯将5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4)在送50万元后约十多 天，陈铯告诉她说黄孝光在广州要100万元，她要黄炳桂从银行取出了100万元交给陈铯，黄炳桂告诉她说看见陈铯把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

2、行贿人陈铯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陈锡钟被抓后，陈锡钟的亲友推举他出面为陈锡钟的案件疏通关系。(2)他请黄孝光帮忙，与黄孝光为向法院缴纳罚金和给黄孝光个人送钱的事进行过多次交谈，黄孝光承诺如果陈锡钟被判处极刑，缴纳的罚金和送给个人的钱将退还。为陈锡钟的案件他只与黄孝光接触过。(3)2004年1月30日，黄孝光提出要他在广州送50万元，他告诉范玉叶后，与黄炳桂赶往广州。次日，黄炳桂从银行取出50万元，由他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一人行天桥下送给了黄孝光。(4)2004年2月中旬，黄孝光要他送ll00万元到广州。他告诉范玉叶后，由黄炳桂从银行取出100万元，由他在广州花园酒店大厅将1 00万元现金送给了黄孝光。

3、行贿人黄炳桂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他受范玉叶的委托保管陈锡钟案件的经费。(2)2004年1月31日，他按照范玉叶的意思，在广州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他看见陈铯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一人行天桥下将5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3)在送完50万元后约十多天，他按照范玉叶的意思，从银行取出1 00万元交给陈铯，看着陈铯在广州花园酒店大厅将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

（三）行贿资金来源及去向的书证

1、黄炳桂于2004年1月31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取款50万元的银行凭证；黄炳桂于2004年2月14日至2月1 5日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共取款100万元的银行凭证。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中国工商银行“开立个人银行结算帐户申请书、取款凭条’’等文件上的手写字迹系黄炳桂本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7)沅检技鉴字第03号《文件检验鉴定书》o 2、2004年2月14日以“付永良”户名存入中国银行佛山分行30万元，2005年2月18日支取本息的银行凭证；2004年2月1 5日以“付永良，户名存入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庙前直街支行100万元，2007年1月23日取出本息及汇入马忠海帐户100万元的银行凭证。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检材上“付永良”的签名字迹与送检的陈瑶云的样本笔迹2008)一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8)湘检技鉴字11号《文件检验鉴定书汾。

3、马忠海的银行帐户活期历史明细清单记载2007年1月23日，马忠海的银行帐户上收到汇款100万元 4、2004年4月9日以“王楚丰”户名在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存入60万元，2005年2月18日存入28万元，2005年2月19日存入50万元。2006年9月28日取现转存140万元并汇入中国银行北京市王府井支行东交民巷处“王楚丰’’帐户上。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中国银行“开户申请书、取款凭条、存款凭条’’等材料共13页中手写字迹系黄孝光本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7)沅检技鉴字第04号《文件检验鉴定书》。

（四）证人证言及其它相关证据

l、证人陈乃换的证言：在儿子陈锡钟被抓后，他召集亲友开会推举陈铯出面为陈锡钟案件疏通关系。为陈锡钟的案件具体用了多少钱他不知道，是范玉叶办理的。

2、证人陈少虚的证言：2004年2月中旬的一天，范玉叶要他开车送陈铯、黄炳桂到过广州花园酒店。

3、马忠海的证言：2007年1月的某天，陈瑶云打电话说有笔钱要汇入他的银行帐上，1月23日他开在工行的账户上汇入了100万元。

4、付永良（系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人）的证言：自己在银行没有任何存款。侦查机关从乐昌市公安局调取登记为“付永良，的印有嫌疑人陈瑶云头像的常住人口信息表和户籍证明书，经付永良辨认，登记的不是他本人。

5、王楚丰（系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人）的证言：自己只在坪石镇的建设银行和信用社开过户，最大额度只有四五万元。侦查机关从乐昌市公安局调取登记为“王楚丰”的印有嫌疑人黄孝光头像的户籍证明书，经王楚丰辨认’登记的不是他本人。

6、薛会林（乐昌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的证言：2000年下半年，他应黄孝光之托帮黄在坪郊派出所办了一张假身份证。经对“王楚丰”身份证底卡进行辨认，薛会林辨认出该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就是黄孝光。

7、佛山禅城酒店住宿情况登记及押金收据记载'黄孝光、陈瑶云于2004年1月30日至2月1日在该酒店入住。

8、侦查机关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取的旅差费报销单及火车票等附件记载，黄孝光于2004年2月1 4日乘坐火车从郴州至广东2月15日从广州返回郴州。

9、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追缴说明，陈锡钟亲属代缴罚金及没收财产款共239.8万元。

10、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6人毒品案件的合议庭评议笔录、刑一庭研究笔录、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记录及一，审刑事判决书、二审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内部函。

（五）共同作案入陈瑶云及上诉人黄孝光的供述 l、陈瑶云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 6人毒品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指定黄孝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该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黄孝光告诉他说陈锡钟的家属愿意缴纳罚金和送给他们个人200万元。他和黄孝光商议，如果陈锡钟被判极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罚金和给个人送的钱要退还。(2)2004年1月下旬，他与黄孝光到广东 佛山，听黄孝光说收了陈铯送的60万元，黄孝光拿出30万元分给了他。(3)2004年2月中旬，他与黄孝光到广州，由黄孝光出面在广州花园酒店收了陈铯送的100万元，他以“付永良’’的户名将1 00万元存入了当地一家工商银行。(4)研究该案前，’黄孝光和他商量，为免引起别人怀疑，黄孝光发表，对陈锡钟判处死刑的意见，要他发表对陈锡钟判处死缓的意见，后他发表了同意判处陈锡钟死缓的意见。(5)2005年2月18日他在中国银行佛山市城门头支行取款30万元分给了黄孝光，之后他还给了黄孝光10万元现金。(6)陈锡钟案件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他没有和陈锡钟的任何亲友接触，都是由黄孝光出面办理的。

2、黄孝光曾作过供述，主要内容为：(1)陈瑶云安排并指定他担任陈锡钟等1 6人毒品案件的审判长并主审该案。该案到法院后，陈锡钟的堂兄陈铯就到法院找到了他。(2)家属担心判陈锡钟死刑，陈铯多次提出要给法院缴纳罚金和给他个人送钱，他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陈瑶云。陈瑶云提出要150万元，并要在案子判决之前到位，他转告陈铯，陈铯表示同意。陈瑶云提出不便出面，都是由他出面和陈铯交谈的，他在和陈铯交谈中没有提到陈瑶云。(3)陈瑶云提出1 50万 元要在广州收。后他和陈瑶云二次去了广州，由他出面分二次从陈铯手中收取了50万元、100万元。

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应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的理由。

（一）指控黄孝光2003年9月28日在郴州市万华宾馆收取陈铯所送前期活动费30万元的主要证据有：(1)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提取的陈铯银行帐户流水资料，记载2003年9月26日存入30万元，同年9月28日支取30.5万余元；(2)陈铯对曾送给黄孝光前期活动经费30万元作过供述；(3)范玉叶对曾交给陈铯30万元现金让陈铯 送给黄孝光有过交代。此外，李素勇、刘恒、南新丹证言证实，在陈锡钟案尚在检察阶段时，陈铯就找上了黄孝光。经查，黄孝光对收取前期费用始终没有作过供认，陈铯的5次7供述，对时间、地点、金额、经过，范玉叶是给的现金还是打到帐上的以及是否同来郴州，说法不一，而范玉叶的8次供述中，只有1次交代给过前期活动费的事，交给陈铯30万元现金，但也讲不清时间和资金来源及具体情节。银行帐户流水资料记载2003年2月23日至9月28日之间1 0万元以上的资金进出就多达7笔，故该帐户的用途并不专一，不能卡死支取的30万元就是行贿资金。

（二）指控黄孝光2004年1月29日在郴州市万华宾馆门口收受陈铯所送10万元的主要证据有：(1)陈铯供述2004年1月底到郴州交罚金，当晚将自己lo万元做生意的现金送给了黄孝光，次日准备送黄孝光要的30万元时，黄孝光又提出要在广州收50万元，自己就把黄炳桂取的30万元借给生意伙伴黄志标了；(2)范玉叶、黄炳桂均供认，在郴州交罚金时，黄炳桂接范玉叶电话指示取了30万元交给陈铯，当天下午陈铯说黄孝光要到广州收50万元，后黄炳桂又在广州取了50万元给陈；(3)陈瑶云供述，2004年元月31日和黄孝光到广州，听黄孝光说收了60万元。经查，黄孝光对去广州收50万元之前曾在郴州收l0万元自始无供述，黄炳桂、范玉叶供述在郴州取给陈铯的30万元，陈铯供述是挪作了他用，故给了黄孝光10万元只有陈铯1人供述，无其他证据证实，陈瑶云供述收60万元是听黄孝光说的，系传来证据，未得到黄孝光供述印证，不足采信。

（三）指控黄孝光2006年上半年范玉叶之侄陈锦龙手中收受1 0万元的证据只有范玉叶和陈铯的供述。陈铯供述案件报北京核准期间，黄孝光打电话说到了深圳，要20万元，自己就打电话告诉了范，次日黄孝光打电话说只拿到10万元。范玉叶供述，接陈铯电话后，只凑了10万元交给陈锦龙，由陈锦龙送给了黄孝光。经查，黄孝光未作过供认，也无直接行贿人陈锦龙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孝光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伙同其主管领导，利用承办案件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在共同受贿犯罪中，黄孝光是受贿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应当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的理由，经查，虽然陈瑶云供述听黄孝光说是收的200万元，但讲不清另外50万元的具体情节，且系传来证据，未经查证属实。黄孝光虽也供述过收了200万元，但供述的是在广州花园酒店的那次收了150万元，经查证不是事实。指控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收受50万元的事实，证据既不确实、也不充分，已于前述。原判认定受贿数额150万元正确，抗诉提出应认定受贿200万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抗诉提出“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人黄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节错误”的理由，经查，黄孝光在审判活动中受贿，接受案犯亲属提出的轻判陈锡钟的请托，并拉陈瑶云下水，让其发表轻判陈锡钟的判决意见，上下其手，玩权弄法，败坏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形象，该抗诉意见应予以采纳。黄孝光上诉提出“没有受贿”、“原审判决认定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经查，黄孝光对和陈瑶云赴广州二次收取贿款150万元的经过作过供述，陈瑶云也供认不讳；贿款资金由范玉叶提供，由黄炳桂交付给陈铯，并看着陈铯给黄孝光行贿，不仅有范玉叶、黄炳桂、陈铯的一致供述，而且还提取了黄炳桂取款的银行凭证相印证；陈瑶云假冒“付永良’’开户将其中130万元贿款存入银行，提取了银行凭证佐证。因此，黄孝光伙同陈瑶云二次收受陈铯所送150万元贿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黄孝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黄孝光没有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的理由和意见，经查，黄孝光接受自己主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亲属的请托，通过与陈瑶云勾结使陈锡钟得到从轻判处，具备受贿罪为他人谋利的构成要件，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便利，且与陈瑶云互相配合，既有共同受贿的犯意联络，又共同实施受贿行为，与介绍贿赂行为人不具备职务之便及与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没有共同受贿故意存在本质区别，即使如黄孝光所言是陈瑶云受贿，黄孝光出面为陈瑶云收取贿款，也是实施的共同受贿行为。’黄孝光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特征，其提出是介绍贿赂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因此，黄孝光上诉还提出请求宣告无罪的理由，也不能成立。黄孝光上诉提出“没有分得赃款”的理由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认定黄孝光从150万元贿赂款中分得60万元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虽然黄孝光否认分得了赃款，但共同作案人陈瑶云多次供述黄孝光分得了60万元赃款。且陈瑶云供述的部分分赃情节，得到了书证材料的印证。原审判决认定黄孝光分得了60万元赃款并无不当，故该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黄孝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有证据，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经查，原审判决对60万元非法所得予以追缴并无不当，但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 40万元，从其犯罪所得及财产实际状况衡量，判处失当，以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为宜。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轻”，以及黄孝光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重”的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黄孝光犯罪的具体情节，对其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是适当的，该抗诉理由与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 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的部分抗诉和黄孝光的部分上诉，维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对黄孝光犯受贿罪的定罪部分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部分，撤销其没收非法所得和没收个人财产部分。

二、上诉人黄孝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

三、对上诉人黄孝光违法所得6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代理审判员 杨晓红 代理审判员 邓志刚 2009审判长 毛晓辉

年9月22日 书记员 彭澎

第四篇：关于王怀忠受贿案件的犯罪学案例评析

王怀忠受贿案件的犯罪学评析

【摘要】被告人王怀忠，男，1946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亳州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省九届人大代表（2002年9月28日被罢免），曾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地委书记、中共阜阳市委书记。住安徽省合肥市舒城路2号3栋102室。2002年10月14日被逮捕。现在押。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于2003年12月29日作出(2003)济刑二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王怀忠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月15日以(2004)鲁刑二终字第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送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本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王怀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币275万元，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7.1万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怀忠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对价值人民币480.581103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王怀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具有多次索贿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更为恶劣的是，王怀忠为逃避法律制裁，在有关部门查处其涉嫌经济犯罪期间，仍继续向他人索贿，且将索取的巨额贿赂用于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受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在法院审理期间，王怀忠检举他人犯罪，经有关部门查证，其检举或者无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不具备立案查证条件，或者所涉人员在王怀忠检举之前已经被举报、查处，或者不构成犯罪，王怀忠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关于立功的规定，不具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在一审期间，王怀忠拒不认罪；二审期间，王怀忠对其所犯大部分罪行予以供认，但对有确凿证据证明的其他犯罪事实仍予以否认，不足以从轻处罚。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鲁刑二终字第6号维持一审对被告人王怀忠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2004年2月1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怀忠被执行注射死刑。

【关键词】：王怀忠，贪污受贿，安徽省副省长，拒不认罪，死刑 【王怀忠的犯罪事实]】：

经复核查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1994年9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职务便利，指使原阜阳市长王汉卿等人，为涉嫌偷税犯罪的阜阳飞龙皮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杨晓明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同年12月，王怀忠收受杨晓明人民币6万元。

1995年至1997年，被告人王怀忠先后利用担任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行署、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国

银阜阳国际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在阜阳市开发的国际工业园、银海花园等项目，解决建设用地、减免银海花园二期工程城市建设配套费等。1997年7月底，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相坤1万澳元（折合人民币6.1万元）。

1997年至2000年，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省阜阳汇鑫发展有限公司解决阜阳商贸城和敬贤山庄的开发用地、拆迁、安置等问题，先后4次收受该公司负责人姜旭、余永强、王忠人民币共计40万元。

1998年10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要求阜阳市有关部门解决安徽省阜阳市龙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公司）在开发静馨山庄过程中所遇到的拆迁问题，收受龙腾公司董事长马萍、总经理卢强（马萍之夫）人民币30万元；1999年1月，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要求阜阳市公安机关不追究龙腾大酒店员工砸坏白金汉宫大酒店玻璃橱窗及车辆的责任，事后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40万元；同年2月，王怀忠在龙腾公司《关于建设龙腾购物中心的报告》上签署要求阜阳市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的意见，事后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20万元；同年5月，王怀忠给阜阳市颍州区有关领导打招呼，为龙腾公司办理龙腾加油站的土地使用证手续，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20万元。

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先后7次在阜阳市东方宾馆董事长周伟关于买断东方宾馆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报告上签署意见，帮助周伟买断东方宾馆和协调解决贷款人民币1496.3万元，先后4次收受周伟人民币共计50万元。

1997年4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要求对安徽省天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汽运大厦的城市建设配套费、土地出让金以及汽运税收等予以减免。1999年8月，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王新华人民币10万元。

1996年下半年至1999年1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阜阳市白金汉宫大酒店有限公司解决扩建白金汉宫大酒店过程中遇到的拆迁问题，并先后两次要求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阜阳办事处为白金汉宫大酒店解决建设资金共计人民币320万元。1999年8月，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刘士强人民币20万元。

1996年2月至1998年11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通过召开协调会、签批文件等方式，为倪超所在的阜阳市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减免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49.29万元。2000年5月，王怀忠在天津市开会期间，向倪超索要人民币5万元。

1996年7月至1999年，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通过签批文件、召开协调会等方式，为李洲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省阜阳国贸商城有限公司、安徽国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安徽亚杰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费、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87.448万元。2000年12月，已升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王怀忠得知有关部门正在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向李洲索要人民币200万元，并将其中的12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交给侯万清（化名“陈思宇”，已因犯诈骗罪被判刑），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另80万元让杨应宇代为保管。

2000年12月和2001年2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农业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向拟在安徽亳州建农业基地的安徽牛王皮业服饰（集团）公司董事长王静索要人民币20万元，向正在筹建常青镇农业高科技园项目的安徽云鹏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双梅、于旦生夫妇索要人民币50万元，并安排于旦生将其中的30万元交给北京新

世纪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余永强，20万元交给个体户苏辉满，用于寻找关系,试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

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扣押、冻结了被告人王怀忠的财产。除受贿犯罪所得和合法收入外，王怀忠对价值人民币480.581103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上述事实，有一审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遂作出一审判决。

【王怀忠案件的犯罪特点】：

（一）从王怀忠问题的性质看，这是一起高级领导干部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体的全方位腐败的典型案件。

（二）王怀忠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而且政治上蜕化变质，工作中滥用职权，作风上专横霸道，生活上腐化堕落。

（三）王怀忠表面上谦和、仗义，但骨子里却霸道专横、阴险狡诈。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评价王怀忠“老谋深算，善于搬弄权术，玩弄手腕，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

(四）在组织人事方面，王怀忠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他经常把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找来，当场口授干部任职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的意见提交书记办公会。1998年12月，王怀忠一次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职务安排意见，让组织部长将此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于有不同意见或考察中明显不合格的干部，王怀忠仍强行安排。如1998年7月，王怀忠不顾他人反对意见，强行将口碑极差的原蒙城县委书记王保民、阜阳市公安局长付洪杰作为副市长人选上报省委组织部。二人在选举中落选后，王怀忠仍不罢休，又安排第二次选举，终使二人成为阜阳市副市长。王怀忠还违反政策，擅自决定增加编制，乱设机构。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阜阳市委正副秘书长最多时配到23人。截止1999年底，阜阳市直机关超编46.5%，事业单位超编27.8%。2001年安徽省对全省超编干部的统计结果显示，阜阳一市超编干部人数占全省总数的一半。

（五）在土地批租方面，王怀忠违反法律和规定，越过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直接插手干预出让事务。他长时间将阜阳城区一些黄金地段出让的决定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拒绝实行招标拍卖，并打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旗号，采取多种违规手段把个人意见上升为市委市政府意见;不经评估，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擅自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优惠;随意决定出让土地位置和用途，为不法开发商谋取巨额利益，自己从中收受贿赂。如，不法开发商丁佩琦看中了地处黄金地段的阜阳少年宫的土地。王怀忠收取丁的巨额贿赂后，不顾市委常委会议的多次反对，擅自决定将少年宫土地交给丁佩琦开发，并授意丁佩琦宴请有关单位领导吃饭，还亲自到场敬酒。之后，丁佩琦杜撰了一份“会议纪要”，称少年宫开发问题已由王怀忠在某酒店主持召开协调会进行了研究，决定在土地出让金收取、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王怀忠竟签批了此“纪要”并以阜阳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执行。由于王怀忠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高达13676.04万元。

（六）在国有企业改制、大型项目建设过程中，王怀忠丧失原则，以“支持个私企业发展”为由，大搞权钱交易。如私营业主杨晓明想买阜阳肉联厂，王怀忠在收取其6万元的贿赂后，在杨晓明连资信证明都无法提供的情况下，就责令有关人员数次接受杨提出的苛刻条件，将肉联厂保留国有企业性质交给杨经营。22个月之后，杨将肉联厂甩包袱交给了市政府。经审计，杨接手时该厂资产为4800万元，杨退出时该厂资产为负2656万元，一进一出，国家损失数千万元。

（七）在作风上，王怀忠好大喜功，为追求个人“政绩”，捞取政治资本，不惜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他直接干预并盲目制订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95年，阜阳地区在制定“九五”规划时，王怀忠对市计委提出GDP要增长13%的目标十分不满，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市计委无奈调到1596，但仍达不到王的期望，只好第三次调整，即从15%提到18%，却再次遭到王怀忠的否决。在王怀忠的主持下，最后制定了“九五”期间阜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96的规划，而到2001年阜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实际执行情况年均增长仅为4%。为了达到这不切实际的“目标”，王怀忠逐级分解指标，层层加码;各级政府采取财税“空转”的办法凑数，有的还虚构纳税人。于是在蒙城县出现了秦始皇、叶利钦、克林顿等古今中外名人交税的闹剧。

（八）在生活上，王怀忠道德败坏，大搞权色交易。从1995年至2000年，王怀忠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并为其中的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其情妇马某原是一名护士，因与王的特殊关系，先是由王安排到阜阳市土地局做会计，不久又安排进某区公安分局，一天班没上就派到公安大学学习，回阜阳后不安心工作，王又将她安排到国贸大酒店任副总经理。王还将马某的弟弟由一名复转军人安排为派出所所长。

综上所述，王怀忠就是这样一个集政治流氓、地痞无赖和高级干部于一身的复杂混合体，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腐败蜕变的典型;是一个政治野心膨胀、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败坏、作风专横跋扈的典型;是一个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是一个“一把手”缺乏自律又缺乏外部监督而导致全方位腐败的典型。当地老百姓愤恨地称其为“王三亿”、“王坏种”。

【王怀忠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认识】：

从此案造成的后果看，这是一起破坏生产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战斗力、给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造成严重危害的腐败案件。

王怀忠的所作所为，给整个阜阳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一是带坏了领导班子。在王怀忠的影响下，阜阳市的一些领导干部收礼受贿成风，买官卖官盛行，一批人落入法网。阜阳市原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原副市长王保民、付洪杰，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汉卿，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希鹏，原市人大副主任孙孔文，亳州市原副市长孙克杰、李兴民等，均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在此案的查办过程中，专案组查处并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移送案件共计47件，涉及厅级干部11人，涉案金额1285.97万元;处级干部12人，处以下干部10人，私营企业主等其他人员14人。涉案总金额3.55亿元。二是涣散了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在王怀忠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干扰下，阜阳市党政干部一时间思想混乱，正不压邪。1999年春节，因向领导干部送礼的人太多，造成阜阳市领导干部宿舍大院交通阻塞，经交警疏导几小时方才散开。当地一个老干部说，在王怀忠的影响下，有人已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要想当官就要花钱，当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要当更大的宫。有的基层领导干部浮夸成风，争相搞“形象工程”作为升迁的资本，久而久之，形成“谁不造假谁吃亏”的怪象。三是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王怀忠身为阜阳市主要领导，肩负党的重托，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却不听党的召唤，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百姓上访、社会问题被曝光，这些他都不关心。王怀忠最热衷的是傍“大款”。王怀忠在一些私营企业主开的大酒店、大宾馆设有专用房间，夫妇二人常以此为家，一住就是数月，用这些“大款”们的钱吃喝玩乐，打麻将、“斗地主”(一种游戏的名称)。王怀忠的种种恶行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遭到严重破坏，阜阳市的对外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四是搞垮了经济。王怀忠为追求个人政绩，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劳民伤财，使阜阳市的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资料显示，阜阳的“数字经济”导致全市各县(市、区)、乡镇债台高筑。1995年至1999年的五年间，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折合人民币11.1亿元，至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截止1999年底，阜阳市各县(市、区)财政累计欠发工资近4亿元。巨额债务负担和预算扣

款，使阜阳市财政支出矛盾更加突出，使原本经济并不发达的阜阳雪上加霜。所以阜阳人说，王怀忠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腐败，更严重的是他带坏了一个地区的风气，给阜阳带来了全方位的灾难，使阜阳坐失了发展良机，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王怀忠案件的社会意义】：

从案件查办的社会政治效果上看，这是一起震动大、反响好、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案件。

王怀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王怀忠案件的查处，在阜阳、安徽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充分肯定。王怀忠在阜阳经营多年，作恶多端，群众对其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专案组一到阜阳，当地就传出民谣：“红旗飘飘利剑扬，中央纪委到阜阳”、“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怀忠”。许多百姓得知王怀忠被中央纪委审查后，自发地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并纷纷向专案组提供有关情况及案件线索。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收到群众来信和举报电话700余件次，接待群众来访100余人次，还有50人主动交待了问题。阜阳市一副市长交出违纪违法所得170余万元;一名重要涉案人主动从外省躲藏地赶回阜阳投案自首。王怀忠案件的查办，对净化阜阳的社会环境、扭转阜阳的不良风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地干部群众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惩治腐败、震慑犯罪、鼓舞人心、教育干部、弘扬正气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王怀忠被开除党籍和被执行死刑的消息经媒体播发之后，全国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拥护司法机关的判决。认为中央纪委对王怀忠案件的彻查再次显示了我们党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决心。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其死刑，罪当其诛。中央纪委发出了《关于王怀忠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这对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具有深远意义。

【王怀忠腐败案件的主要原因及教训】：

（一)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导致了王怀忠的人格扭曲、私欲膨胀。

分析王怀忠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长期放弃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政治信仰的颓废，是其私欲膨胀、自毁前程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人格畸变、不可救药的主观根源。王怀忠父母早亡，是乡亲们把他拉扯大，是党的教育和培养使他从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理应为官清廉、奋发敬业，以报答养育他的父老乡亲和培养他的党组织。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把“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名言作为自己行动的座右铭。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造就了他野心勃勃、唯我独尊和刚愎自用的狂妄心态，进而导致其人格的严重扭曲。如，当他得知群众称其为“王坏种”、而称自己的亲信王汉卿为“王汉奸”以后，居然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对王汉卿说：“老百姓叫你‘王汉奸’那是敌我矛盾，叫我‘王坏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平日里，他常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句话挂在口头上，以表白自己对党感情的深厚，但其所作所为却证明，这只是他哗众取宠的一种滑稽表演而已。审查期间，良心稍有发现的片刻，王怀忠讲过这样一段话：“随着职务升迁，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至，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我行我素;作风上独断专行，排斥异己，搞宗派主义、小团体;经济上行贿受贿，尤其是利用手中的职权接受贿赂达到惊人的程度;生活上追求吃喝享乐，由一名党员蜕变为严重的腐败分子。”这段话不仅是王怀忠的自画像，也描绘出其思想变质、意志蜕化、直至背弃共产主义信仰、背离党的宗旨、走上严重违纪违法道路的轨迹。前车之覆，不可不鉴。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坚定信仰，牢记宗旨，不断加强对主观世界的改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总实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二)监督管理上的失控，滋长了王怀忠的狂妄自大、为所欲为。

反思王怀忠这个重大案件的发生，可以说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制度不完善、监督措施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解决好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问题。首先，被监督者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是监督的重要前提。王怀忠就是被监督者拒绝监督的极端典型。他的狂妄心态使他忘记了自己作为党组织的一员、人民的公仆身份，把自己看做不可一世的枭雄、千万人之上的封建君主。他曾吹嘘“阜阳是他王家的天下”，按阜阳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第58位总统”;他把有人为讨好而送他的“颖(阜阳)亳两州一圣王”的对联视为珍品收藏。可以说，他就是从拒绝监督开始，迈出了走向灭亡的不归路！第二，对一个地方党委主要领导行使权力的监督至为关键。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一旦失控，就会营造出一手遮天的“一把手天下”。王怀忠之所以能够颐指气使、作恶多端，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作为一个地方党委主要领导，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在重要干部的任免、重要建设项目的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问题上，常常由他个人说了算，把正常的不同意见视为“杂音”，甚至孤立、打击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他利用阜阳市主要领导的高位重权，耍人弄术，以牺牲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为代价，通过为他人谋利、谋职、谋官等方式，网罗了一批亲信，编织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关系网，这些人成为臭味相投、利益共生的腐败分子，把好端端的阜阳搞得乌烟瘴气，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第三，党组织的监督工作必须有为有威。王怀忠的胡作非为早就引起了阜阳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些干部和群众不断向上级组织反映王怀忠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怀忠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提拔重，用，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使他忘乎所以。他曾多次在一些会议上叫嚣“感谢纪委，查我一次，提拔我一次，查我十八次，提拔我十八次”。一个腐败分子敢于如此亵渎党组织的监督工作，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条教训。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前不久，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强调制度建设，强调从党的高层领导做起，强调把“一把手”作为监督重点，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明确了不同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突出党内、党外监督相结合，意义深远，操作性强。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切实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做自觉接受监督的表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各级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要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健全工作制度，防范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广大党员要行使好监督权利，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各级纪检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的职能作用，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我们坚信，象王怀忠这种因缺乏监督管理的全方位腐败的典型会越来越少。

(三)干部考察和政绩考核的失真，助长了王怀忠的弄虚作假、虚报浮夸。

搞清王怀忠的底细我们可以回答许多人提出的一个疑问，王怀忠凭什么在仕途上一路青云直上?好大喜功、搞花架子、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是他惯用的伎俩。他以工作出政绩为招牌，不惜一切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他大肆借债，留下了巨额债务;夸大产值和有关数字，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并提拔重用虚报者。他经常讲“数字报大一点无关紧要，又不交税，数字能鼓舞干劲”。他一方面利用评比手段，以轿车、现金、提高工资、出国考察，甚至提高干部级别等作为奖励条件，重奖那些所谓完成任务好、实为虚报浮夸的人;而对实事求是、无法完成指标的人横加指责，有时居然在会场上责令这样的基层干部站着开会。1995年9月，为迎接在阜阳召开的全国农区发展畜牧业座谈会，“安排好”到蒙城等地的参观，王怀忠指示蒙城县领导干部，在参观者途经的10个村庄路边，要求所有农户都要建造统一样式的牛棚，每个牛棚约花费400元;牛的存栏数不够，就让去附近村借用。有媒体报导，王怀忠在阜阳搞的“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王怀忠案件不仅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做表面文章、搞虚假政绩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以及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严重危

害，也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改进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方法，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防止干部考察工作失真失实的重要性。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把党和人民的要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有关部门应研究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使考核结果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使勤政为民、真抓实干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要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干部“带病上岗”。

(四)对党纪国法的藐视，加速了王怀忠的自弃、自毁、自绝。

剖析王怀忠自弃、自毁、最终自绝的过程我们更加坚信，党纪国法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党组织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立案调查，是运用纪律手段教育党员干部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挽救犯错误党员干部的有力措施。违纪党员干部正确对待并积极配合党组织的调查，是悔过自新的良好开端，只有对党忠诚老实、主动交待问题，以积极行动改正错误、挽回所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才可能在组织的帮助挽救下弃旧从新、再立新功。反之，则法纪无情，无视法纪神圣的恶行必将受到严惩。然而，王怀忠却自作聪明，对其后路作了所谓的三种设想：一是被开除党籍、不被判刑，可以凭借一些社会关系做生意赚钱;二是被判处几年有期徒刑，弄个保外就医也就出来了;三是被判无期徒刑，最坏的结果是被判死缓，将来再减刑。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他错误估计形势，藐视党纪国法，以为只要自己咬住牙关，法纪就奈何不了;他企图蒙混过关，逃避法律对其应有的制裁;他始终把组织上对他的挽救当作是与他“过招”，横下一条心，使尽全身解数，誓与党纪国法对抗到底，誓与党组织和司法机关较量到底。这种错误的态度和心理、使他一次次地丧失了接受党组织帮助、教育和挽救的机会。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以说，王怀忠与党纪国法的顽劣对抗，使他滑向了罪恶的深渊。王怀忠的结局告诫那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党组织，相信和依靠党组织，珍惜党组织对自己帮助、教育和挽救的机会，千万不可心存侥幸，藐视党纪国法的威严。

【防止类似案件发生的对策与建议】

王怀忠现象说明了什么？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他的一切，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之下，赫然出现了众多贪得无厌的社会蛀虫，胡长清、成克杰尚未远去，王怀忠就敢顶风作案！实事求是，知易行难！

仔细审视王怀忠，我们不难发现，王怀忠式的干部所崇信的是驭人和观天。所谓驭人者，就是在种种动听的传统和现代词汇掩盖下实质上和内心里把老百姓当驾驭的对象，他们通过能够威慑、压制等手段处理社会矛盾从而实现表面上的平稳安定，通过高压手段和玩能政治手腕管理下属干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在干部间像拜把子、认干亲成为发展势力的必须手段。所谓观天者，其实观察揣摩上级主要的领导的心理和喜好，敢于主动大胆地在形式迎合一个时期的政策和方针，从而为自己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为自己寻找靠山。

他们彻底的抛弃了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传统，重拾大跃进浮夸风，将一座座的空中楼阁做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将所有的苦果糟粕全部转嫁给人民！

所以，在面对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依然易发多发这一态势，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必须有效预防腐败。要立足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增强纪律观念，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健全制度，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要强化监督，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使党员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对腐败分子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要逐步建立健全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全国还有多少王怀忠！我们无法知道，没有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近三十年来的落马贪官污吏，给我们敲响了一次有一次的警钟。现象存在既有缘由，我想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过分的悲哀、感慨，我们国家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约，脚踏实地的政府机关，人民大众的有效监督。当做到这一切的时候，一定可以将未来的王怀忠扼杀在萌芽状态！还中国政坛一个郎朗乾坤！

第五篇：受贿案例心得体会

受贿案例心得体会

>篇一：受贿案例>心得体会>>（918字）

7月13日，县交通局组织我们广大干部党员到县法院旁听审理潘正成贪污受贿一案的警示教育，通过这次旁听我进一步认识到只有通过经常的教育，真正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思维趋向和对客观事物的反应密切相关。因此，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更要在各个方面做好表率。

一、按照党员干部廉政建设的要求，争做勤政廉政的表率。在工作中增强政治责任意识，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尽其力，时刻记住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托，真心实意为加快我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为司乘人员服务。我们收费站是我县的东大门，更应为我县做出表率。一是在树立良好形象上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力量赢得大家的尊重和信赖，切实规范自己的言行，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沾的东西不沾，不该做的事情不做，以良好的形象取信于人；二是在工作创新上率先垂范，切实认真转变思维方式，积极探索发展交通事业，为我县交通多做事情。

二、强化廉洁从政意识，做严格自律，廉洁从政的表率，在实际工作中，一是要顶得住歪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袭，一些歪理邪说在社会上流行，在正确行使权力时，就必须提高觉悟，不要以为是好朋友、铁哥们、老同学收点财物无所谓。坚定信念，锤炼意志，增强免疫力，真正做到理想信念不动摇，大是大非不糊涂，党性原则不丧失，不被歪理邪说俘虏；二是要耐得住清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三要抗得住诱惑，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公私分明，特别要慎重交友、慎重用权、尊重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声誉。

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做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表率，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对党内监督条例、经律处分条例和这次的警示教育学习活动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勤于思考，团结协作，严守纪律，坚强意志，奋发向上。更加努力地在加快发展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诚为本，以实为本，扎实有效地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为我们交通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篇二：受贿案例心得体会>>（1110字）

近日，按照上级，我学习了《反腐倡廉警示录》---气象部门部分案例剖析，我认真学习某气象局樊某贪污受贿案。樊某是组织培养多年的干部，但是却倒在了金钱的诱-惑之下，本案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下面我仅谈一下自身的一点认识和体会。通过警示案例我发现，樊某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他也曾满怀理想踌躇满志，也曾踏实工作，他从一点一滴做起，十多年时间就从一个学校毕业生成长为基层气象局局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也确实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后来逐步淡化了党性修养，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变为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贪污受贿，独断专行，扭曲了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正如安徽巨贪王怀忠服刑前在狱中悔恨不已地说：“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一定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从贪官的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从最初的侥幸逐步发展到最后的丧心病狂、腐化堕落，这都源于信仰的缺失。当一个人手中有了权，就必然要和金钱利益打交道，各个方面的诱-惑也随之而来，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是否将事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对每一个为官者的严峻考验。也就从这时起才能真正衡量出一个人道德的防线牢不牢，政治修养高不高。如果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当成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取私利的工具，那最终将踏上不归路。相反，如果把权力转化为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那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流芳百世。如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永葆共-产-党员本色，才能做到“常在河边走永远不湿鞋”，通过学习本人体会到要做到拒腐防变、永葆党员本色，必须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一、注重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近年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观念陈旧，执政能力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理论学习不够，放弃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没有过硬的思想武器去抵御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诱-惑。有鉴于此，我今后一定要加强关于理论学习，筑牢理想信念的大堤，否则将从思想的落后发展到生活上的腐化堕落，最终因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被社会所淘汰，被党和人民所抛弃。

二、培养良好生活作风，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学习达到教育作用，坚持制度达到保证作用，坚持沟通达到督促作用。严格遵纪守法和道德规范，严格遵守各项廉政法规制度，增强自我约束能力，真正做到思想作风过硬，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服务。在生活上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顶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篇三：受贿案例心得体会>>（1051字）

我们观看了靖大荣贪污受贿案等一系列的警示教育片。片中介绍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靖大荣等党员干部在个人欲望的驱使下逐步淡漠了法制观念，在权力关、金钱关面前丧失原则，置党多年的培养于不顾，利用职务做出有违于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原则的宗旨的事情，迈出了罪恶的步伐，把自己送入了地狱之中，最终是身败名裂。教训是深刻的、令人痛心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些案例中吸取教育，引以为戒。我决心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只有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才能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利关。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人们无利而不往，少数党员干部的放任自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流失，同时也带坏了一批干部，从而形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作为党员，只有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廉洁清正。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认真遵守中央关于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勉，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防微杜渐，确保不出任何违法违纪问题。

二是以案为鉴。观看了靖大荣等一些反面案例警示教育片，对他们犯罪道路的过程、原因及教训作了反思：一些领导干部不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私欲膨胀，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方向，道德观念失衡，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当成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取私利的工具。靖大荣案件警示每个党员、干部在廉洁自律的同时，必须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加强监督，共筑防线。通过这些典型案件说明，领导干部一旦贪欲膨胀、利欲熏心，就会丧失理想信念，在金钱面前打败仗；“勿为名累、勿为利锁、勿为权迷、勿为欲困”，一旦恃权轻法、心存侥幸，就会触犯法律受到制裁，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

三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成好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要时刻注意树立警醒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确立场和态度，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端正思想作风，提升思想境界，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因此，我们要从警示教育片中吸取教训，做到举一反三，警钟长鸣，牢记党的宗旨，做好本职工作，恪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篇四：受贿案例心得体会>>（1592字）

今天，单位组织观看了内蒙古第一贪肖占武受贿案录像片。这部片子通过朴实、生动的采访和法庭丰富、详实的审判记录，将肖占武大搞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予以深刻揭露和剖析，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

肖占武出生在通辽市(原哲盟)农区，是家中的独子，他3岁丧母，父亲在“文革”中自杀，亲戚将他抚养成人。1964年他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1967年毕业，因“文革”影响，第二年离校。他当过教师、秘书，1983年从镇党委书记直接被提拔成哲里木盟副盟长。

就连公诉机关在公诉意见书中也这样称，肖占武是“凭着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勤奋和工作能力，完成了从镇党委书记到副盟长的跳跃式提拔”的。二十多年的厅局级领导干部生涯，受党教育多年，肖占武应该有经风雨的能力，但他最终却被击败了。

最终原内蒙古国税局局长肖占武因受贿464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女儿、女婿等6名涉案人员也被相应判处2---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看完录像片后，我深感震惊：肖案有集体腐败的特点，在案的70名行贿人员中，有59人是国税系统的干部，涉及自治区12个盟市的国税系统，确实令人痛心！可见，肖占武在当地国税系统一手遮天，大权独揽，那么多干部，或为捞取官位，或为项目立项、或为争取拨款，投其所好，争相行贿，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吗？他们忘记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与常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家向你行贿，乃是“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谋略，且是追求千万倍的无限回报；人家向你行贿，乃是看中和“收购”你手中的权力，以图为其所利用，所谓权钱交易是也；人家向你行贿，乃是意在“打通关节”，驱使你成为他走私犯罪的“保护伞”；人家向你行贿，也是一条“绳索”将你和他们牢牢捆绑在一起，成为共同犯罪伙伴。可悲的是，我们一些官员，经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丧失德操、气节和良知，沦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成为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蛀虫，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也使自己堕入罪恶的深渊，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通过这次利用内蒙古第一贪肖占武受贿案件对党员干部进行的警示教育，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反腐倡廉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廉洁从政意识，现在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谈几点体会：

1、要加强学习，不断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不断地增强法纪观念，提高遵纪守法的意识，打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这两道防线，在思想和行动上构筑起拒腐防变的严密堤坝。

2、要淡泊名利，心胸旷达。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能够自觉做到淡泊名利，正确对待仕途，尽己所能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

3、要珍惜荣誉，谨慎行事，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行政工作人员应时刻想到，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越大，社会责任就越重，越应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运用权力时，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慎行事，自觉做到慎权、慎微、慎欲、慎独。

4、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确对待个人的利益。党员干部只有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把人民的福利摆在首位，才可能在各种“利欲”诱惑面前不屈不移，保持政治上坚定、道德上纯洁。

5、要时刻警醒，遵纪守法，努力克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肖占武个人私欲恶性膨胀，利用党和国家人民给予他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人生观的倾斜，价值观的扭曲，最终落得个折戟沉沙、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内蒙古这第一大贪案迅速判决，再一次表明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搞贪污贿赂、权钱交易的人，最终不能逃脱法纪的惩处。

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在名利问题上失去平衡，过不了名利关，最终从名利场走向了生死场。我们要吸取教训，摆正自己与党和人民的位置，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正确认识和对待名利，严于律己，自觉抵制各种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