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交易行受贿案件市场价格认定问题探讨

第一篇：房屋交易行受贿案件市场价格认定问题探讨

房屋交易型受贿案件市场价格认定问题探讨

毛洪涛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的，以受贿论处。其中，何为“市场价格”？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以价格评估机构所做的鉴定结论来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而对房地产开发商内部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不予采纳。但是，以鉴定价格作为市场价格，通常会与商品房买卖的真实价格产生较大偏差，从而影响受贿数额的认定。本文通过对张某涉嫌受贿案中涉及房屋交易型受贿部分的成功辩护进行介绍，来论证在存在房地产开发商设定房屋销售最低优惠价格的情况下，不应通过价格评估机构进行鉴定或其他方式来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

一、基本案情：房屋交易型受贿数额占较大比重

2013年2月4日，S省B市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涉嫌受贿、贪污罪向B市中级人民法官提起公诉。在张某涉嫌的房产交易型受贿中，检察机关指控张某利用担任Q市政府办公厅秘书等职务上的便利，分别接受Z公司董事长周某、W公司董事长王某、C公司董事长李某的委托，为其公司开发小区提供帮助。为此，张某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Z公司商品房2套，认定市场价格为4550元/平方米和4500元/平方米（以基准价格认定），购房差额款34.7908万元；购买W公司网点房一套，认定市场价格为6130元/平方米（以鉴定价格认定），购房差额款129.7951万元；购买C公司商品房一套，认定市场价格为7380元/平方米（以鉴定价格认定），购房差额款21.07万元。上述购买的涉案房屋差额款总计为185.6万余元，占检察机关指控受贿总额的56.2%。

二、检察机关指控：不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 检察机关对上述涉案房屋进行市场价格认定时采取了不同的认定方式，其中对购买Z公司的商品房以该公司设定的房屋销售基本价格予以认定，而对购买W公司和C公司的商品房却采用了价格鉴定的方式予以认定。然而，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检察机关最终都对三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涉案房屋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予以否认，不赞同以最低优惠价格来认定房屋交易型受贿中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检察机关没有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涉案房屋市场价格的理由是，Z公司、W公司和C公司关于最低优惠价格的设定仅仅有言词证据，三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并没有相应的书面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张某所购Z公司房屋的最低优惠价为4250/平方米和4200元/平方米、所购W公司和C公司房屋的最低优惠价格分别为4500元/平方米和6500元/平方米的事实是否真实是不确定的。据此，因Z公司提供了涉案房屋的销售基准价格表，该书面证据可以证实涉案房屋的销售基准价，同时，言词证据所涉及的最低优惠价格是针对特定人的，市场价格应是针对不特定人的，如果以最低优惠价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将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所以对购买Z公司的房屋应以基准价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而W公司和C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证实涉案房屋最低优惠价的存在，关于基准价格的证明也是形成于案发之后，因此应当以鉴定的方式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鉴定的价格是是客观的，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鉴定价格的合理性，也有很多案件以鉴定价格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

三、律师辩护：应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

笔者接受张某的近亲属委托，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担任张某的辩护人。针对上述张某涉嫌的房屋交易型受贿部分，我们提出了与检察机关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应当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而不是以基准价格或者鉴定价格认定，特别是以鉴定价格认定市场价格存在诸多弊端，现将针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所提的主要辩护观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价格鉴定结论书》本身缺陷的辩护意见 1.房屋价格的鉴定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在价格鉴定结论得出是一个相当精确的数额的情况下，只有存在详细的测算依据和过程才能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否则，我们有理由相信房屋的价格鉴定结果是估算出来的，而并非是精确测算出来的。本案鉴定结论的得出就缺少必要的测算分析过程，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

2.价格鉴定结论书的“价格鉴定内容”部分指出，鉴定结论的得出结合了鉴定基准日当地同类房产市场行情，但是鉴定基准日同类房产市场行情是怎样的，在价格鉴定相关材料中没有任何体现，我们并不知道鉴定机构是通过什么途径和依据来判断鉴定基准日当地同类房产市场行情的。在司法实践中，鉴定基准日同类房产市场行情应当通过调查分析同期同类房屋的详细销售情况（更重要的是销售价格情况）进行判断，然而实践中却存在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几份销售合同，甚至是通过查询鉴定基准日相关报纸的内容来判断市场行情的情况。因此，在房屋价格鉴定的相关材料中，如果缺少鉴定基准日同类房产市场行情的判断途径或依据，最终的价格鉴定结论就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

(二)关于最低优惠价格是针对不特定人的辩护意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房的销售价格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级别的销售人员或者领导也有不同幅度的优惠权限，但是我们不能片面的理解成商品房销售方的领导所掌握的优惠价格必然是针对特定人的。在本案中，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表示其给予降价优惠是在“正常情况下”或者“通过朋友”购买的情况下。可见，最低优惠价格都是产生于正常的情况下，即在基准价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的优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非特别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给予优惠的不正常现象。再者，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领导所掌握的最低优惠价格并非为张某本人专门设定的，本案的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优惠价格是为哪一些特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部门专门设定的。因此，本案中房地产开发公司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是针对不特定人的。

(三)关于最低优惠价格具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辩护意见 应当以商品房销售方的“最低优惠价格”作为“市场价格”来判断国家工作人员实际支付价格是否符合“明显低于”的要求。以“最低优惠价格”作为定性与定量的基点,充分考虑了商品房交易价格的实际操作惯例,不会引发受贿犯罪打击面失控问题。本案中，对涉案房屋最低优惠价格的认定具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包括三大公司就房屋销售基准价出具的说明或证明等相关书证，以及公司董事长及其他人员的言词证据予以佐证，房地产开发公司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都非常明确，忽视商品房销售方优惠政策的做法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直接背离，因此，应当以商品房销售方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来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

四、法院裁判：支持律师的辩护意见

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辩护工作，本案取得明显的辩护效果。B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律师关于应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房屋的市场价格的辩护意见。

B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案件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

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交易价格的差额计算。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实现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Q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中鉴定的市场价格远高房地产开发公司设定的最低优惠价格。虽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的证据形成于案发之后，但其内容与相关证人证言相印证，现也无相关规定或证据证实，鉴定意见作为证据更优于证人证言及案发后形成的书证，在鉴定价格高于其他证据证实的价格的情况下，应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采用较低的价格。故应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为前述最低优惠价格。

涉及张某房屋交易型受贿部分，因Q市中级法院赞同以最低优惠价格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最终认定张某所购房屋的购房差额款总计为94.1万余元，比检察机关的指控降低了91.48万余元。最终，Q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张某犯受贿罪、贪污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七十万元。

五、法律结论：以鉴定价格作为商品房的市场价格不科学 市场交易价格与鉴定价格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鉴定价格反映的是涉案房屋在某一时间段、某一地段的价值，但是它却反映不了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波动等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房的价格存在开发商或者经销商设定的市场销售价、最低优惠价等多种价格，不同级别的销售人员或者领导也有不同幅度的优惠权限。如果以价格鉴定机构对商品房的鉴定价格作为市场价格，将会与商品房买卖的真实价格产生较大偏差，从而影响受贿数额的认定。因此，以价格鉴定机构的鉴定价格作为“市场价格”来认定青岛伟东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涉案网点房的市场价格不科学。应当以能够真正反映市场交易价格的销售方针对不特定人的折扣优惠价格来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

第二篇：受贿案件判决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

(2009)湘高法刑终字第1 36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孝光，男，1969年3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汉族，法律硕士，捕前系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住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宿舍。2007年4月29日因涉嫌徇私枉法、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3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逮捕。现押湖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杨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辩护人李继华，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黄孝光受贿一案，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OO八年九月十日作出(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黄孝光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OO九年五月十八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东晖出庭履行职务。受黄孝光及其亲友的委托，北京市德卢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杨章保，广东大洲律师事务律师李继华担任上诉人黄孝光的辩护人，出庭为黄孝光提供辩护，黄孝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参与贩卖、运输、制造冰毒1389公斤的犯罪嫌疑人陈锡钟归案后，其妻范玉叶担心陈被判极刑，委托亲友陈铯出面疏通关系。陈铯找到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陈锡钟案件的黄孝光帮忙，并提出愿意缴纳罚金和给法官个人好处费。黄孝光将此情况告知时任该院副院长的陈瑶云，陈瑶云表示同意，并商定，如果作不到，陈锡钟家属代缴的罚金及给法官个人的好处费将退还。2004年1月31日、同年2月15日，黄孝光与陈瑶云二次前往广州，由黄孝光出面收受了陈铯经手所送贿赂款150万元，黄孝光分得60万元，陈瑶云分得90万元。2004年7月，陈锡钟被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行贿人的供述、共同作案人的供述及被告人黄孝光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明。据此，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黄孝光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140万元，共计200万元上缴国库。

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应当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其同受贿200万元；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人黄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节错误；被告人黄孝光认罪态度极端恶劣，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轻。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上述抗诉意见。

被告人黄孝光上诉提出：

1、原审判决认定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没有受贿，没有分得赃款，没有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

3、实施了介绍贿赂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请求宣告无罪。

4、原审判决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有证据，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

辩护人辩护提出：l、检察机关抗诉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2、原审认定黄孝光从150万元贿赂款中分得60万元证据不足。

3、黄孝光没有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黄孝光的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

4、原审量刑畸重。

经审理查明，2002年7月，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公安局侦破了肖新传、杨泰光、卓祖城、廖大礼、林能谦（均已被处决）、陈锡钟等16人制造、贩卖、运输毒品冰毒1389公斤案，广东省陆丰市人陈锡钟作为主犯涉案并于2002年8月被抓获。陈锡钟之妻范玉叶委托陈锡钟堂兄陈铯出面疏通关系，委托陈锡钟的表弟黄炳桂专门负责管理相关费用（范玉叶、陈铯、黄炳桂另案处理）。2003年12月3日，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6人被起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由上诉人黄孝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陈铯找到黄孝光，代表陈锡钟的家属请求黄孝光帮忙，表示只要不判陈锡钟极刑，家属愿意代为缴纳罚金以减轻陈锡钟的罪责，还可以给法官个人好处。黄孝光将陈铯的这一意图告知了时任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陈瑶云（另案处理），陈瑶云同意先收钱。陈瑶云与黄孝光商议，如果陈锡钟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收的钱包括预收陈锡钟家属代缴的罚金都将退还。之后，黄孝光按与陈瑶云商定的调子和陈铯谈妥了预收罚金及个人好处费的方案。2004年7月，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陈锡钟有重大立功表现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陈锡钟的家属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了罚金及没收财产款共计人民币239.8万元。

2004年1月30日，黄孝光与陈瑶云商定前往广东收钱。黄孝光即电话告诉陈铯，要其在广州送50万元。陈铯告诉范玉叶后，当天即与黄炳桂赶往广州。次日，由黄炳桂在广州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陈铯将50万元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人行天桥下送给了黄孝光。事后，黄炳桂把看着陈铯将50万元交给黄孝光的情况电话告诉了范玉叶。2004年2月14日，黄孝光与陈瑶云商定再次前往广东收 钱。黄孝光即电话告诉陈铯，要其在广州送100万元。陈铯告诉了范玉叶。次日，范玉叶安排司机陈少虚开车送陈铯和黄炳桂到广州，黄炳桂将从深圳及广州等地银行取出的100万元在广州花园酒店门口交给陈铯，在黄炳桂注视下，陈铯进该酒店大厅将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黄孝光收受100万元后，交陈瑶云以“付永良”的户名存入了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庙前直街支行。

黄孝光收受上述二笔赃款后与陈瑶云进行了分赃，陈瑶云分得90万元，黄孝光分得6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一）、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证实黄孝光系该院法官。

（二）、行贿人的供述

1、行贿人范玉叶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大夫陈锡钟被抓后，她委托陈锡钟堂兄陈铯出面疏通关系’委托陈锡钟表弟黄炳桂负责管钱。(2)陈铯告诉她说找到了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陈锡钟案件的黄孝光法官，并说要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和给黄孝光个人送钱。(3)2004年1月底的一天，陈铯打电话说黄孝光在广州要50万元她要黄炳桂在银行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后黄炳桂打电话告诉她说看见陈铯将5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4)在送50万元后约十多 天，陈铯告诉她说黄孝光在广州要100万元，她要黄炳桂从银行取出了100万元交给陈铯，黄炳桂告诉她说看见陈铯把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

2、行贿人陈铯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陈锡钟被抓后，陈锡钟的亲友推举他出面为陈锡钟的案件疏通关系。(2)他请黄孝光帮忙，与黄孝光为向法院缴纳罚金和给黄孝光个人送钱的事进行过多次交谈，黄孝光承诺如果陈锡钟被判处极刑，缴纳的罚金和送给个人的钱将退还。为陈锡钟的案件他只与黄孝光接触过。(3)2004年1月30日，黄孝光提出要他在广州送50万元，他告诉范玉叶后，与黄炳桂赶往广州。次日，黄炳桂从银行取出50万元，由他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一人行天桥下送给了黄孝光。(4)2004年2月中旬，黄孝光要他送ll00万元到广州。他告诉范玉叶后，由黄炳桂从银行取出100万元，由他在广州花园酒店大厅将1 00万元现金送给了黄孝光。

3、行贿人黄炳桂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他受范玉叶的委托保管陈锡钟案件的经费。(2)2004年1月31日，他按照范玉叶的意思，在广州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他看见陈铯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一人行天桥下将5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3)在送完50万元后约十多天，他按照范玉叶的意思，从银行取出1 00万元交给陈铯，看着陈铯在广州花园酒店大厅将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

（三）行贿资金来源及去向的书证

1、黄炳桂于2004年1月31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取款50万元的银行凭证；黄炳桂于2004年2月14日至2月1 5日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共取款100万元的银行凭证。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中国工商银行“开立个人银行结算帐户申请书、取款凭条’’等文件上的手写字迹系黄炳桂本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7)沅检技鉴字第03号《文件检验鉴定书》o 2、2004年2月14日以“付永良”户名存入中国银行佛山分行30万元，2005年2月18日支取本息的银行凭证；2004年2月1 5日以“付永良，户名存入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庙前直街支行100万元，2007年1月23日取出本息及汇入马忠海帐户100万元的银行凭证。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检材上“付永良”的签名字迹与送检的陈瑶云的样本笔迹2008)一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8)湘检技鉴字11号《文件检验鉴定书汾。

3、马忠海的银行帐户活期历史明细清单记载2007年1月23日，马忠海的银行帐户上收到汇款100万元 4、2004年4月9日以“王楚丰”户名在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存入60万元，2005年2月18日存入28万元，2005年2月19日存入50万元。2006年9月28日取现转存140万元并汇入中国银行北京市王府井支行东交民巷处“王楚丰’’帐户上。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中国银行“开户申请书、取款凭条、存款凭条’’等材料共13页中手写字迹系黄孝光本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7)沅检技鉴字第04号《文件检验鉴定书》。

（四）证人证言及其它相关证据

l、证人陈乃换的证言：在儿子陈锡钟被抓后，他召集亲友开会推举陈铯出面为陈锡钟案件疏通关系。为陈锡钟的案件具体用了多少钱他不知道，是范玉叶办理的。

2、证人陈少虚的证言：2004年2月中旬的一天，范玉叶要他开车送陈铯、黄炳桂到过广州花园酒店。

3、马忠海的证言：2007年1月的某天，陈瑶云打电话说有笔钱要汇入他的银行帐上，1月23日他开在工行的账户上汇入了100万元。

4、付永良（系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人）的证言：自己在银行没有任何存款。侦查机关从乐昌市公安局调取登记为“付永良，的印有嫌疑人陈瑶云头像的常住人口信息表和户籍证明书，经付永良辨认，登记的不是他本人。

5、王楚丰（系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人）的证言：自己只在坪石镇的建设银行和信用社开过户，最大额度只有四五万元。侦查机关从乐昌市公安局调取登记为“王楚丰”的印有嫌疑人黄孝光头像的户籍证明书，经王楚丰辨认’登记的不是他本人。

6、薛会林（乐昌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的证言：2000年下半年，他应黄孝光之托帮黄在坪郊派出所办了一张假身份证。经对“王楚丰”身份证底卡进行辨认，薛会林辨认出该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就是黄孝光。

7、佛山禅城酒店住宿情况登记及押金收据记载'黄孝光、陈瑶云于2004年1月30日至2月1日在该酒店入住。

8、侦查机关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取的旅差费报销单及火车票等附件记载，黄孝光于2004年2月1 4日乘坐火车从郴州至广东2月15日从广州返回郴州。

9、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追缴说明，陈锡钟亲属代缴罚金及没收财产款共239.8万元。

10、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6人毒品案件的合议庭评议笔录、刑一庭研究笔录、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记录及一，审刑事判决书、二审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内部函。

（五）共同作案入陈瑶云及上诉人黄孝光的供述 l、陈瑶云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 6人毒品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指定黄孝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该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黄孝光告诉他说陈锡钟的家属愿意缴纳罚金和送给他们个人200万元。他和黄孝光商议，如果陈锡钟被判极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罚金和给个人送的钱要退还。(2)2004年1月下旬，他与黄孝光到广东 佛山，听黄孝光说收了陈铯送的60万元，黄孝光拿出30万元分给了他。(3)2004年2月中旬，他与黄孝光到广州，由黄孝光出面在广州花园酒店收了陈铯送的100万元，他以“付永良’’的户名将1 00万元存入了当地一家工商银行。(4)研究该案前，’黄孝光和他商量，为免引起别人怀疑，黄孝光发表，对陈锡钟判处死刑的意见，要他发表对陈锡钟判处死缓的意见，后他发表了同意判处陈锡钟死缓的意见。(5)2005年2月18日他在中国银行佛山市城门头支行取款30万元分给了黄孝光，之后他还给了黄孝光10万元现金。(6)陈锡钟案件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他没有和陈锡钟的任何亲友接触，都是由黄孝光出面办理的。

2、黄孝光曾作过供述，主要内容为：(1)陈瑶云安排并指定他担任陈锡钟等1 6人毒品案件的审判长并主审该案。该案到法院后，陈锡钟的堂兄陈铯就到法院找到了他。(2)家属担心判陈锡钟死刑，陈铯多次提出要给法院缴纳罚金和给他个人送钱，他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陈瑶云。陈瑶云提出要150万元，并要在案子判决之前到位，他转告陈铯，陈铯表示同意。陈瑶云提出不便出面，都是由他出面和陈铯交谈的，他在和陈铯交谈中没有提到陈瑶云。(3)陈瑶云提出1 50万 元要在广州收。后他和陈瑶云二次去了广州，由他出面分二次从陈铯手中收取了50万元、100万元。

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应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的理由。

（一）指控黄孝光2003年9月28日在郴州市万华宾馆收取陈铯所送前期活动费30万元的主要证据有：(1)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提取的陈铯银行帐户流水资料，记载2003年9月26日存入30万元，同年9月28日支取30.5万余元；(2)陈铯对曾送给黄孝光前期活动经费30万元作过供述；(3)范玉叶对曾交给陈铯30万元现金让陈铯 送给黄孝光有过交代。此外，李素勇、刘恒、南新丹证言证实，在陈锡钟案尚在检察阶段时，陈铯就找上了黄孝光。经查，黄孝光对收取前期费用始终没有作过供认，陈铯的5次7供述，对时间、地点、金额、经过，范玉叶是给的现金还是打到帐上的以及是否同来郴州，说法不一，而范玉叶的8次供述中，只有1次交代给过前期活动费的事，交给陈铯30万元现金，但也讲不清时间和资金来源及具体情节。银行帐户流水资料记载2003年2月23日至9月28日之间1 0万元以上的资金进出就多达7笔，故该帐户的用途并不专一，不能卡死支取的30万元就是行贿资金。

（二）指控黄孝光2004年1月29日在郴州市万华宾馆门口收受陈铯所送10万元的主要证据有：(1)陈铯供述2004年1月底到郴州交罚金，当晚将自己lo万元做生意的现金送给了黄孝光，次日准备送黄孝光要的30万元时，黄孝光又提出要在广州收50万元，自己就把黄炳桂取的30万元借给生意伙伴黄志标了；(2)范玉叶、黄炳桂均供认，在郴州交罚金时，黄炳桂接范玉叶电话指示取了30万元交给陈铯，当天下午陈铯说黄孝光要到广州收50万元，后黄炳桂又在广州取了50万元给陈；(3)陈瑶云供述，2004年元月31日和黄孝光到广州，听黄孝光说收了60万元。经查，黄孝光对去广州收50万元之前曾在郴州收l0万元自始无供述，黄炳桂、范玉叶供述在郴州取给陈铯的30万元，陈铯供述是挪作了他用，故给了黄孝光10万元只有陈铯1人供述，无其他证据证实，陈瑶云供述收60万元是听黄孝光说的，系传来证据，未得到黄孝光供述印证，不足采信。

（三）指控黄孝光2006年上半年范玉叶之侄陈锦龙手中收受1 0万元的证据只有范玉叶和陈铯的供述。陈铯供述案件报北京核准期间，黄孝光打电话说到了深圳，要20万元，自己就打电话告诉了范，次日黄孝光打电话说只拿到10万元。范玉叶供述，接陈铯电话后，只凑了10万元交给陈锦龙，由陈锦龙送给了黄孝光。经查，黄孝光未作过供认，也无直接行贿人陈锦龙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孝光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伙同其主管领导，利用承办案件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在共同受贿犯罪中，黄孝光是受贿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应当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的理由，经查，虽然陈瑶云供述听黄孝光说是收的200万元，但讲不清另外50万元的具体情节，且系传来证据，未经查证属实。黄孝光虽也供述过收了200万元，但供述的是在广州花园酒店的那次收了150万元，经查证不是事实。指控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收受50万元的事实，证据既不确实、也不充分，已于前述。原判认定受贿数额150万元正确，抗诉提出应认定受贿200万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抗诉提出“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人黄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节错误”的理由，经查，黄孝光在审判活动中受贿，接受案犯亲属提出的轻判陈锡钟的请托，并拉陈瑶云下水，让其发表轻判陈锡钟的判决意见，上下其手，玩权弄法，败坏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形象，该抗诉意见应予以采纳。黄孝光上诉提出“没有受贿”、“原审判决认定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经查，黄孝光对和陈瑶云赴广州二次收取贿款150万元的经过作过供述，陈瑶云也供认不讳；贿款资金由范玉叶提供，由黄炳桂交付给陈铯，并看着陈铯给黄孝光行贿，不仅有范玉叶、黄炳桂、陈铯的一致供述，而且还提取了黄炳桂取款的银行凭证相印证；陈瑶云假冒“付永良’’开户将其中130万元贿款存入银行，提取了银行凭证佐证。因此，黄孝光伙同陈瑶云二次收受陈铯所送150万元贿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黄孝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黄孝光没有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的理由和意见，经查，黄孝光接受自己主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亲属的请托，通过与陈瑶云勾结使陈锡钟得到从轻判处，具备受贿罪为他人谋利的构成要件，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便利，且与陈瑶云互相配合，既有共同受贿的犯意联络，又共同实施受贿行为，与介绍贿赂行为人不具备职务之便及与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没有共同受贿故意存在本质区别，即使如黄孝光所言是陈瑶云受贿，黄孝光出面为陈瑶云收取贿款，也是实施的共同受贿行为。’黄孝光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特征，其提出是介绍贿赂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因此，黄孝光上诉还提出请求宣告无罪的理由，也不能成立。黄孝光上诉提出“没有分得赃款”的理由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认定黄孝光从150万元贿赂款中分得60万元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虽然黄孝光否认分得了赃款，但共同作案人陈瑶云多次供述黄孝光分得了60万元赃款。且陈瑶云供述的部分分赃情节，得到了书证材料的印证。原审判决认定黄孝光分得了60万元赃款并无不当，故该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黄孝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有证据，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经查，原审判决对60万元非法所得予以追缴并无不当，但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 40万元，从其犯罪所得及财产实际状况衡量，判处失当，以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为宜。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轻”，以及黄孝光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重”的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黄孝光犯罪的具体情节，对其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是适当的，该抗诉理由与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 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的部分抗诉和黄孝光的部分上诉，维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对黄孝光犯受贿罪的定罪部分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部分，撤销其没收非法所得和没收个人财产部分。

二、上诉人黄孝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

三、对上诉人黄孝光违法所得6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代理审判员 杨晓红 代理审判员 邓志刚 2009审判长 毛晓辉

年9月22日 书记员 彭澎

第三篇：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合共犯。它是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均具有谋利动机的基础上，双方为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协议”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的隐蔽性极强，很多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对于证实犯罪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现结合有关证据理论就司法实践中“一对一”受

贿案件证据的认定与运用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何谓“一对一”证据？在证据学上，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则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需与其他证据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推断出主要案情的证据。按照证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实践中使用直接证据一般应有若干间接证据作佐证，才能确定案件的主要事实；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须有一好范文版权所有系列间接证据构成严密的体系，即形成“证据锁链”，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断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结论，才能证实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证明案件事实或事实的某一环节的证据中间，仅有一个证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证据和一个证明无罪或罪轻的直接证据。例如在受贿案件中，只有行贿人肯定供述和受贿人否定的辩解，除此之外，无任何第三人目击及其他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

二、“一对一”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在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难度。尤其在受贿案件中，由于该类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迹往往通过种种手段予以销毁，在案件取证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不易充分收集和认定，导致许多案件陷入“二难”的境地。如果片面强调犯罪证据不充分，易造成放纵犯罪；如果草率认定有罪，同样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基于此点，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

根据证据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本人认为一部分“一对一”证据是可以认定的。

（一）受贿嫌疑人对受贿行为供认不讳，再辅以其他证据的情况

在受贿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在司法机关讯问、开导、政策攻心下，慑于国家法律的威严，都能够对自己的受贿行为坦白交待，以期待获得从轻处罚。我们通常以嫌疑人供述为基础，再与行贿人的证词进行对照，相互印证，同时查找赃款、赃物或其去向，从而认定嫌疑人受贿行为成立。可以说，这是受贿案件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认定形式，它充分运用了直接证据的直接性和证明力强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办案人员为了取得直接证据，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证据，便认为证据确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决就失去了足够的依据。所以，对待这种“一对一”证据的案件，要充分发挥间接证据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证据的形成过程，科学地运用逻辑推理，以保证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

（二）受贿嫌疑人对其受贿事实拒不供认，但有其他证据的情况

１、有行贿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处查出行贿人所述赃款、赃物；嫌疑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

在受贿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为其犯罪行为实施得秘密，司法人员不易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拒不供认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在认定这类案件时困难较大。然而，根据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精神，只要有行贿人的证词作为直接证据，同时又有从嫌疑人处查出的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作佐证，就可责成嫌疑人具体说明该款物的合法来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来源的证据，就可以认定其受贿行为成立。

２、有行贿人供述，且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无特殊关系；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有人谋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

其认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据证据的证明要求，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认定；所以，有了行贿人证言这个直接证据，再有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这一事实作间接证据，排除了两者之间关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诉法上的证据效力；二是认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且指向同一，即结论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为反常，在与行贿人无亲友关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特殊“照顾”，甚至好范文版权所有不惜违背原则和制度；若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只能把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归咎于贪图贿赂。

３、与被告人关系密切且无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词，一般可以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只依据直接证据或只依据间接证据定罪量刑的情况很少

第四篇：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合共犯。它是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均具有谋利动机的基础上，双方为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协议”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的隐蔽性极强，很多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对于证实犯罪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现结合有关证据理论就司法实践中“一对一”受贿案件证据的认定与运用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何谓“一对一”证据？在证据学上，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则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需与其他证据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推断出主要案情的证据。按照证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实践中使用直接证据一般应有若干间接证据作佐证，才能确定案件的主要事实；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须有一 系列间接证据构成严密的体系，即形成“证据锁链”，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断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结论，才能证实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证明案件事实或事实的某一环节的证据中间，仅有一个证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证据和一个证明无罪或罪轻的直接证据。例如在受贿案件中，只有行贿人肯定供述和受贿人否定的辩解，除此之外，无任何第三人目击及其他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

二、“一对一”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在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难度。尤其在受贿案件中，由于该类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迹往往通过种种手段予以销毁，在案件取证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不易充分收集和认定，导致许多案件陷入“二难”的境地。如果片面强调犯罪证据不充分，易造成放纵犯罪；如果草率认定有罪，同样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基于此点，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

根据证据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本人认为一部分“一对一”证据是可以认定的。

（一）受贿嫌疑人对受贿行为供认不讳，再辅以其他证据的情况

在受贿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在司法机关讯问、开导、政策攻心下，慑于国家法律的威严，都能够对自己的受贿行为坦白交待，以期待获得从轻处罚。我们通常以嫌疑人供述为基础，再与行贿人的证词进行对照，相互印证，同时查找赃款、赃物或其去向，从而认定嫌疑人受贿行为成立。可以说，这是受贿案件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认定形式，它充分运用了直接证据的直接性和证明力强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办案人员为了取得直接证据，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证据，便认为证据确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决就失去了足够的依据。所以，对待这种“一对一”证据的案件，要充分发挥间接证据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证据的形成过程，科学地运用逻辑推理，以保证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

（二）受贿嫌疑人对其受贿事实拒不供认，但有其他证据的情况

１、有行贿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处查出行贿人所述赃款、赃物；嫌疑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

在受贿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为其犯罪行为实施得秘密，司法人员不易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拒不供认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在认定这类案件时困难较大。然而，根据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精神，只要有行贿人的证词作为直接证据，同时又有从嫌疑人处查出的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作佐证，就可责成嫌疑人具体说明该款物的合法来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来源的证据，就可以认定其受贿行为成立。

２、有行贿人供述，且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无特殊关系；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有人谋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

其认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据证据的证明要求，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认定；所以，有了行贿人证言这个直接证据，再有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这一事实作间接证据，排除了两者之间关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诉法上的证据效力；二是认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且指向同一，即结论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为反常，在与行贿人无亲友关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特殊“照顾”，甚至不惜违背原则和制度；若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只能把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归咎于贪图贿赂。

３、与被告人关系密切且无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词，一般可以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只依据直接证据或只依据间接证据定罪量刑的情况很少，但在特殊情况下并不排除运用单一证据定罪的可能。因此，完全运用直接证据认定案件是可行的。实践中，如果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且无政治经济上的纠纷与矛盾，其证词未受任何外因干扰，一般来讲是可信的。事实上，行贿人的证言是经过一系列的常识性结论证明是真实的；尽管这些常识性结论的证明力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联系紧密，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间接证据。当然，对这类案件证据的认定，有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实践中应慎重对待；一是看行贿人与被告人是否有利害冲突；二是要看双方是否有利害冲突；三是要看有无外因干扰，上述矛盾都得到合理的排除了，结论也自然确定了。

４、嫌疑人以“借贷”形式收受钱款，而行贿人与被告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前提条件不充分的，可以认定。

司法实践中，受贿人以“借贷”为名，行索贿、受贿之实的情况很多，案发后，亦常常以“借贷”为由来否认其存在受贿行为。对于此类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分析，综合判断：一是考察借钱的前提条件是否真实，即借钱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虚构借钱的事实，借故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就可以视为具有贪图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二是考察借钱是出于私人交情还是利用职权为交换条件；三是考察钱款崐的用途与去向；四是考察嫌疑人与“行贿人”先前有无经济上的往来，私人关系是否密切；五是考察所“借”款项有无归还意图，等等。以上述事实作为认定嫌疑人是否属“形借实贿”的间接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证据体系，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合理的排除，各个证据指向一致，排除了嫌疑人借贷的一切可能性，形成了受贿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从而推断出嫌疑人受贿的唯一结论。

上述总结的受贿案“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原则及方法，仅仅是针对一般案件而言的，并不能适用受贿案件中的一切情况。在受贿案“一对一”证据的认定问题上，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绝对、片面地追求固定的模式，用一个不变的标准去衡量。

第五篇：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

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摘 要：共同受贿和单独受贿相比有许多特殊之处，在分析这些特点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的难点进行研究，并阐释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作者陈述了预防共同受贿犯罪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共同受贿；对策；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共同受贿现象逐渐为业内人士所关注。由于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大力查处和严厉打击，慑于法律的威严，有些欲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敢直接接受他人财物，转而曲径通幽，由配偶、亲戚或朋友代为收受，自己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方式能给受贿人带来许多方便，不少腐败分子便以这种积极的方式隐蔽地进行着“权力寻租” 的交易。而对法律界来说，这种新的受贿方式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给思考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犯罪主体如何界定；认定共同主观故意的证据如何提取；此类案件如何预防等等。本文现就共同受贿案件的特点、实践中认定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共同受贿案件的预防工作做一初步探讨。

一、与单独受贿案件相比，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受贿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则不一定全部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人当中，必须有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其他的共同受贿人则可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亲属或是朋友。在理论上，共同受贿人可以是两人以上，同时涉及配偶、亲属和朋友。但是在实践中，共同受贿人出于保密性的考虑，多控制为两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这也是“家庭财产夫妻共同所有”这种特殊情况造成的。

（二）犯罪主体的反侦查意识很强，预审时顽抗心理很重。在近年来查处的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是具有几十年业务经验的人才，在本行业内一般属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为了避免身败名裂，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贿之前就和共同受贿人一起商量好如何收受财物才安全，万一东窗事发应如何应付纪委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如何利用行规来规避法律、逃脱法律制裁等等，反侦查意识极为强烈。这也使得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能够装得十分坦然，矢口否认共同受贿的事实。

（三）犯罪手段日趋多样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加快，反贪污贿赂的力度不断加大，很多受贿手段已经被侦查人员所掌握，不少蠢蠢欲动的“边缘人”勤于“学习”，不断观看揣摩各种反腐倡廉的影片，研究各种纪实案例，苦心钻研“安全”的受贿手段。一旦想出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手段会付诸实践，在合法外衣的包装下完成肮脏的交易。单是“家庭共同受贿”这一种方法，就可按受贿时间分为事前受贿、事后受贿和分期受贿等；按财物品种可分为现金受贿、实物受贿、有价证券受贿、“雅贿”（指收受古玩字画）等等，受贿手段层出不穷，这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能力与方法是一种很强的考验。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日趋隐蔽性和受贿行为的“漂白” 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行贿方必须将行贿行为隐蔽化，让被行贿人放心收下贿赂，才能达到利用受贿人手中权力获取利益的目的；受贿人出于对自身地位和发展的考虑，必然要求行贿人的行为要“神不知鬼不觉”，并且要尽可能地进行合法化包装，将行受贿行为“漂白”成正当经济往来或者其他合法行为，共同受贿的出现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产生的。由于不是直接送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为他谋取利益也就不是为了“好处”；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收受财物也不是为了给他人谋利益，只是和送钱物的人私人关系好罢了。经过这样一番倒手，本来十分清晰的行受贿关系被隐藏、被“漂白”了。

（五）犯罪数额的递增性。由于现阶段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只占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再加上有“贤内助”、“好儿女”等从旁协助，犯罪分子们更加有恃无恐的索贿受贿，胃口越来越大。在近年来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中，多数案件的涉案金额都在十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上的共同受贿案件在基层反贪局也屡见不鲜。

二、在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犯罪往往会遇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对共同受贿案件的共同受贿人“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共同受贿人多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日常生活中，一方不在家，配偶代为接待来访客人属于十分正常的现象，也很可能收下客人留下的一些礼品，事后忘了跟丈夫（或妻子）打招呼。共同受贿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分工：一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方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双方均称二者之间没有预谋，互不知情。对于这类案件，由于其共同生活的紧密性和相对封闭性，办案人员很难收集到证明二人共同故意的直接证据，从而使法庭认定这类共同受贿罪困难重重。

（二）对“是否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目的收受财物”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有时会出现受贿方收受他人财物，但还没有来得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就已事发的情况，或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隐蔽化，漂白化，叫侦查人员无法查证。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受贿人均会一口否认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如何认定共同受贿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成为实践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三）共同受贿案件嫌疑人的口供、知情人的证言极难取得。现阶段的举报人多在向检察院举报之前就已经向受贿人的单位、上级组织多次反映有关事实，甚至以举报来威胁被举报人。经过单位纪委、上级组织的反复调查或是私下的一些小道消息，受贿人早已得到风声，行受贿双方串供现象十分突出（特别是共同受贿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完成串供），国家工作人员还会对知情人采取或收买或恐吓的“封口”措施，造成侦查人员对共同受贿的线索进行初查时困难重重，很多案件因为得不到知情人的配合而被迫结案，不禁令人叹惋。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相关证据不好获得。由于受贿案件多为一对一的隐蔽行为，行受贿双方均知道此种行为触犯法律，故在进行交易时双方就尽可能不留下任何证据，并对行受贿痕迹精心掩盖。因此这类案件的直接证据很少，侦查人员获得账本、银行日记账等有可能是经过行受贿双方精心处理过的，很难直接反映出赃款走向，有时甚至会误导侦查方向。这也是共同受贿案件成案率低的原因。

（五）不仅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受贿案件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侦查人员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的时候，往往能够搜出大量来历不明财物，但是仅有很少的犯罪嫌疑人会被认定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为犯罪嫌疑人会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明这些钱物是合法的，让侦查人员去查证。这些理由多半是外国亲友馈赠、倒卖邮票所得等等，均无法查证。其中也包括“是配偶财产”或“是配偶亲属馈赠”这类来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对其来历不明财产有说明的义务，而对其配偶则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要求。所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只要承认是自己的财产并编造一个听起来不怎么荒谬的理由，侦查人员的查证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这无疑是惩治共同受贿犯罪的一处法律漏洞。

三、加强打击共同受贿案件的对策

（一）共同受贿故意的法律界定标准。认定一起单独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应具备双重故意：既有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故意，又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的故意。而共同受贿案件在主观方面的认定要复杂得多：除了证明各个主体单独具备双重故意之外，必须证明共同受贿主体之间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即同一犯罪故意，也就是对主体之间“明知”的认定。根据刑事立法精神和有关司法解释，明知的含义是“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明知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两种程度的限制，其中，较高程度盖然性 是明知认定的最低限度标准。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的明知，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根据较高程度盖然性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家属代收贿赂，而其因此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无论其是否知道受贿具体情况，还是受贿的基本内容，无论其是幕后指挥、在场目睹，还是家属相告，均可认定为明知，即基于一个共同的受贿犯罪故意。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认定受贿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但没有或没来得及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侦查人员往往将其视为对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或是默示自己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笔者认为，认定受贿犯罪，不应以“为他人谋利益”为必要成立要件。因为现阶段一些行贿人进行感情投资，对国家工作人员或是直接对其配偶、成年子女拱手送上各类贵重礼品甚至现金，但短期内不要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还有一些受贿人只收钱不办事，行贿方也无可奈何。按照现在“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条件，这类案件都不能被定为受贿案件。可以看出，这些案件的危害性并不亚于被认定为受贿罪的案件，但由于立法上的缺憾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

（三）从共同受贿人的身边人、身边事入手，在时机成熟前避免与共同受贿人正面接触。无论是共同受贿人方面的证据，还是有关证人的证据，在对共同受贿犯罪进行侦查时，不到万不得已，不宜过早与犯罪嫌疑人正面对话，要善于从其身边人、身边事上寻找突破口。侦查人员可以利用策略减轻或消除证人的抵触心理，使其配合侦查机关的取证工作。比如，对与犯罪嫌疑人建立“攻守同盟”的证人，侦查人员可以采取“离间计”分化他们，使证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建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拉个“垫背的”等等，动摇“同盟”基础，从证人思想的薄弱点入手瓦解“同盟”；对有心理负担的证人可以“欲擒故纵”，先与其闲聊使其放松，循序渐进的卸下证人的心理包袱而后再进入正题；对调查事项需要保密不愿让证人知晓时可以“声东击西”，对某一不太重要的事实较为详细的询问、使证人误以为取证关键是这里，而对真正取证要点用几个清晰简练的问题涵盖，在不泄漏侦查目的的情况下取得相关证言；„„在调查取证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侦查人员应注意平日积累经验，取证时根据当时情况随机应对。需要直接接触嫌疑人时，侦查人员也应精心制订侦查计划，要特别注意作好保密工作；其次，充分运用好强制措施，尤其是对共同受贿人的第一次拘传尤为重要。在共同受贿案件的预审阶段，侦查人员可以采取同时传唤，交叉讯问的方式，通过打时间差，攻破被传唤人的心里防线，促其交代。适当时可以采取一些讯问技巧使得其中一个被讯问者相信“攻守同盟”已经破灭，从而放弃固守到底的想法。一旦共同受贿方有人供述犯罪事实，要抓紧时间寻找证据固定证言，并运用好各种强制措施，如搜查、冻结、查封、扣押等等，全力保全证据，做到“以证定供”，把案件办得扎扎实实。

（四）针对共同受贿的犯罪嫌疑人精心掩盖其行为，甚至不惜销毁相关证据的情况，侦查人员应注意从案件外围入手，从平常中找出不寻常之处。查询银行帐、查找手机记录等技术侦查手段的充分应用，往往能够找到行受贿双方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找到案件突破口。除了运用多种常规侦查手段之外，侦查人员还要积极开拓侦查思路，不能一味消极取证。比如说服行贿方配合我们，制造行受贿双方通话的机会并予以录音，让受贿方自己说出与家属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并且承认受贿的事实。实践证明，有了这个王牌证据在手，就不怕共同受贿案件共同受贿人的共同故意不好认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难以取得或反复翻供了。

（五）针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搜查中发现的来历不明的财物信口雌黄的问题。首先应在立法上加强犯罪嫌疑人在说明财产来源时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明”的是否圆满。国外各国制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说明来源标准比我国要高出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对财产来源仅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而是要求做出满意解释。其次，规定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负有说明义务的人应当扩及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内的关系人网络。我国目前规定的负有说明义务的人仅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其关系人。而从当前共同受贿案件的实际特点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受贿的方式收受他人财物。这部分财产名义上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换来的，仍归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支配，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共同受贿的人手中。等到受贿案发，犯罪嫌疑人说自己不知道就推卸了责任，案件也只能不了了之。借鉴外国的经验，我们在立法上也应做出详细规定，堵塞这方面漏洞。另外，侦查人员应当注重在搜查现场做好犯罪嫌疑人家属的思想工作，并以笔录的形式固定。检察机关的搜查是秘密行动，犯罪嫌疑人家属一般情况下会感觉非常突然，心理上、思想上都会出现短暂的混乱期，也就是俗话说的“慌了神儿”。侦查人员应抓住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这一心理弱点，在开始搜查前就对其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让其主动把藏匿家中的赃款交出来。然后侦查人员再对搜查场所进行有的放矢的检查，寻找相关证据。在搜查结束前，侦查人员应就搜出的赃款赃物来源对犯罪嫌疑人家属进行询问，并以笔录形式进行固定。这时的嫌疑人家属思想波动较大，短时间内来不及把谎话编造圆满，很可能会和今后犯罪嫌疑人编造的谎言“风马牛不相及”。这份现场笔录将为侦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十分有利的证据。

四、预防共同受贿案件的一些建议。

（一）立法上。要想加强对共同受贿案件的打击力度，必须有理论上、立法上的保证。我国现阶段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立法还存一些不完善之处，不好查处，应当吸取国外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扩大举证范围，颠倒举证责任，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近亲属的活动范围与内容。同时应当建立和加强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还应把对申报人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出规定。这种做法国外立法也有先例。如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申报配偶（包括有实际婚姻关系的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

（二）从犯罪结果分析犯罪原因，分析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方式，寻找切断因果锁链、消除犯罪原因和条件的方法。在共同受贿案件当中，权力运作的不透明性是连接犯罪原因与结果的一个重要环节。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要督促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力运作自上而下地向规范的、高透明度的工作模式转化，尽快与国际接轨，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出现的新局面。

（三）将犯罪预防的对象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进一步加强犯罪预防的日常宣传，要把预防工作渗透到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强与纪委的横向联系，联手净化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四）加强经济建设，稳步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严把用人关。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公职人员离退休廉洁薪俸奖励制度以及国家公职人员消费健康制度，对畸形消费、不健康消费的国家公职人员应果断清除出队伍，真正做到将预防关口前移。事实证明，腐败分子得来的钱财大部分消费都不健康，有的来不及消费的也都是受不健康消费思想的诱使。国家有关部门应评定不健康消费场所、不健康消费行为的等级，将进入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场所、进行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的人员有力地控制在纪检监察人员的工作视野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