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5篇）

第一篇：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合共犯。它是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均具有谋利动机的基础上，双方为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协议”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的隐蔽性极强，很多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对于证实犯罪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现结合有关证据理论就司法实践中“一对一”受贿案件证据的认定与运用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何谓“一对一”证据？在证据学上，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则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需与其他证据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推断出主要案情的证据。按照证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实践中使用直接证据一般应有若干间接证据作佐证，才能确定案件的主要事实；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须有一 系列间接证据构成严密的体系，即形成“证据锁链”，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断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结论，才能证实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证明案件事实或事实的某一环节的证据中间，仅有一个证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证据和一个证明无罪或罪轻的直接证据。例如在受贿案件中，只有行贿人肯定供述和受贿人否定的辩解，除此之外，无任何第三人目击及其他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

二、“一对一”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在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难度。尤其在受贿案件中，由于该类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迹往往通过种种手段予以销毁，在案件取证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不易充分收集和认定，导致许多案件陷入“二难”的境地。如果片面强调犯罪证据不充分，易造成放纵犯罪；如果草率认定有罪，同样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基于此点，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

根据证据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本人认为一部分“一对一”证据是可以认定的。

（一）受贿嫌疑人对受贿行为供认不讳，再辅以其他证据的情况

在受贿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在司法机关讯问、开导、政策攻心下，慑于国家法律的威严，都能够对自己的受贿行为坦白交待，以期待获得从轻处罚。我们通常以嫌疑人供述为基础，再与行贿人的证词进行对照，相互印证，同时查找赃款、赃物或其去向，从而认定嫌疑人受贿行为成立。可以说，这是受贿案件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认定形式，它充分运用了直接证据的直接性和证明力强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办案人员为了取得直接证据，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证据，便认为证据确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决就失去了足够的依据。所以，对待这种“一对一”证据的案件，要充分发挥间接证据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证据的形成过程，科学地运用逻辑推理，以保证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

（二）受贿嫌疑人对其受贿事实拒不供认，但有其他证据的情况

１、有行贿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处查出行贿人所述赃款、赃物；嫌疑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

在受贿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为其犯罪行为实施得秘密，司法人员不易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拒不供认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在认定这类案件时困难较大。然而，根据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精神，只要有行贿人的证词作为直接证据，同时又有从嫌疑人处查出的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作佐证，就可责成嫌疑人具体说明该款物的合法来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来源的证据，就可以认定其受贿行为成立。

２、有行贿人供述，且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无特殊关系；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有人谋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

其认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据证据的证明要求，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认定；所以，有了行贿人证言这个直接证据，再有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这一事实作间接证据，排除了两者之间关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诉法上的证据效力；二是认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且指向同一，即结论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为反常，在与行贿人无亲友关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特殊“照顾”，甚至不惜违背原则和制度；若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只能把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归咎于贪图贿赂。

３、与被告人关系密切且无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词，一般可以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只依据直接证据或只依据间接证据定罪量刑的情况很少，但在特殊情况下并不排除运用单一证据定罪的可能。因此，完全运用直接证据认定案件是可行的。实践中，如果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且无政治经济上的纠纷与矛盾，其证词未受任何外因干扰，一般来讲是可信的。事实上，行贿人的证言是经过一系列的常识性结论证明是真实的；尽管这些常识性结论的证明力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联系紧密，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间接证据。当然，对这类案件证据的认定，有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实践中应慎重对待；一是看行贿人与被告人是否有利害冲突；二是要看双方是否有利害冲突；三是要看有无外因干扰，上述矛盾都得到合理的排除了，结论也自然确定了。

４、嫌疑人以“借贷”形式收受钱款，而行贿人与被告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前提条件不充分的，可以认定。

司法实践中，受贿人以“借贷”为名，行索贿、受贿之实的情况很多，案发后，亦常常以“借贷”为由来否认其存在受贿行为。对于此类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分析，综合判断：一是考察借钱的前提条件是否真实，即借钱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虚构借钱的事实，借故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就可以视为具有贪图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二是考察借钱是出于私人交情还是利用职权为交换条件；三是考察钱款崐的用途与去向；四是考察嫌疑人与“行贿人”先前有无经济上的往来，私人关系是否密切；五是考察所“借”款项有无归还意图，等等。以上述事实作为认定嫌疑人是否属“形借实贿”的间接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证据体系，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合理的排除，各个证据指向一致，排除了嫌疑人借贷的一切可能性，形成了受贿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从而推断出嫌疑人受贿的唯一结论。

上述总结的受贿案“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原则及方法，仅仅是针对一般案件而言的，并不能适用受贿案件中的一切情况。在受贿案“一对一”证据的认定问题上，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绝对、片面地追求固定的模式，用一个不变的标准去衡量。

第二篇：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合共犯。它是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均具有谋利动机的基础上，双方为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协议”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的隐蔽性极强，很多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对于证实犯罪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现结合有关证据理论就司法实践中“一对一”受

贿案件证据的认定与运用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何谓“一对一”证据？在证据学上，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则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需与其他证据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推断出主要案情的证据。按照证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实践中使用直接证据一般应有若干间接证据作佐证，才能确定案件的主要事实；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须有一好范文版权所有系列间接证据构成严密的体系，即形成“证据锁链”，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断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结论，才能证实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证明案件事实或事实的某一环节的证据中间，仅有一个证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证据和一个证明无罪或罪轻的直接证据。例如在受贿案件中，只有行贿人肯定供述和受贿人否定的辩解，除此之外，无任何第三人目击及其他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

二、“一对一”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在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难度。尤其在受贿案件中，由于该类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迹往往通过种种手段予以销毁，在案件取证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不易充分收集和认定，导致许多案件陷入“二难”的境地。如果片面强调犯罪证据不充分，易造成放纵犯罪；如果草率认定有罪，同样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基于此点，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

根据证据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本人认为一部分“一对一”证据是可以认定的。

（一）受贿嫌疑人对受贿行为供认不讳，再辅以其他证据的情况

在受贿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在司法机关讯问、开导、政策攻心下，慑于国家法律的威严，都能够对自己的受贿行为坦白交待，以期待获得从轻处罚。我们通常以嫌疑人供述为基础，再与行贿人的证词进行对照，相互印证，同时查找赃款、赃物或其去向，从而认定嫌疑人受贿行为成立。可以说，这是受贿案件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认定形式，它充分运用了直接证据的直接性和证明力强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办案人员为了取得直接证据，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证据，便认为证据确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决就失去了足够的依据。所以，对待这种“一对一”证据的案件，要充分发挥间接证据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证据的形成过程，科学地运用逻辑推理，以保证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

（二）受贿嫌疑人对其受贿事实拒不供认，但有其他证据的情况

１、有行贿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处查出行贿人所述赃款、赃物；嫌疑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

在受贿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为其犯罪行为实施得秘密，司法人员不易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拒不供认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在认定这类案件时困难较大。然而，根据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精神，只要有行贿人的证词作为直接证据，同时又有从嫌疑人处查出的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作佐证，就可责成嫌疑人具体说明该款物的合法来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来源的证据，就可以认定其受贿行为成立。

２、有行贿人供述，且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无特殊关系；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有人谋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

其认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据证据的证明要求，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认定；所以，有了行贿人证言这个直接证据，再有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这一事实作间接证据，排除了两者之间关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诉法上的证据效力；二是认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且指向同一，即结论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为反常，在与行贿人无亲友关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特殊“照顾”，甚至好范文版权所有不惜违背原则和制度；若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只能把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归咎于贪图贿赂。

３、与被告人关系密切且无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词，一般可以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只依据直接证据或只依据间接证据定罪量刑的情况很少

第三篇：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叶祖怀

关键词：受贿案件 证据特点 证据收集 审查判断

多年来，集中力量查办贿赂犯罪案件，一直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总的来讲，贿赂犯罪大要案上升的势头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犯罪形式日趋多样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隐蔽。因此，如何准确认识受贿犯罪案件证据的特点，正确收集证据并对获取的证据进行甄别和运用，始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

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亦即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是刑事诉讼活动赖以正常进行，并最终实现刑事诉讼任务和目的的基础和根据。它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刑事证据是由犯罪事件本身造成的，是犯罪分子在进行犯罪过程中，由于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使外界事物发生某种变化而引起的必然结果，具体表现为各种痕迹、映象等。它是客观存在且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刑事证据最本质的特点——客观性。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提取、收集和审查、运用证据的过程。

在受贿案件中，犯罪分子索取贿赂或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也必然会使客观外界事物发生某种变化。但是，由于受贿犯罪案件在犯罪主体、犯罪行为、犯罪结果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加之目前的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等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受贿案件证据在来源、种类、证明力等方面，越来越凸显出与其他案件不同的特点。

1、证据的单一性

受贿案件本身的特性，导致物理性证据缺乏。虽然受贿犯罪行为也会引起外界事物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却不象其他案件那样，会明显地外化为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并留存下来。如盗窃、抢劫案件中的作案工具、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贪污案件中大量存在的凭证、单据，一般来讲均是有形的，易于提取。受贿犯罪的过程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权钱交易”的过程，由于犯罪方式的特殊性，它往往只对交易的双方产生直接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又是“无形”的。作为犯罪对象的赃款赃物虽然是有形的，但作为一种间接证据，往往无法直接和单独地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所以，相对其他案件而言，受贿案件中有形的、具有物理性的证据十分缺乏。

2、证据的隐蔽性 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由于受贿犯罪分子大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们在犯罪前后，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各种反侦查措施，如收受贿赂时不能有第三人在场，不留下任何文字或音像资料，收受贿赂或者案发后订立攻守同盟，赃款赃物异地藏匿等，因而犯罪证据的隐蔽性较强。这就使得受贿案件的证据不仅种类和数量少，而且不易提取和收集。

3、证据的易变性

大多数受贿案件的认定，主要依赖于言词证据，如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有时甚至仅限于言词证据。但是，言词证据本身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个人对客观事物感知的主观差异性、记忆的有限性、语言表述的不确定性等，都会影响到言词证据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作证时，大都具有复杂的心态。犯罪嫌疑人归案后，慑于法律的威严，为了得到从宽处理，可能会部分或全部供认犯罪事实;然而，因为对可能受到的法律惩罚怀有恐惧心理，或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又可能推翻原来的供述。证人作证时，因出于对受贿人的愤恨或害怕自身受到法律追究，会如实作证，而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言词对犯罪嫌疑人可能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受到外界的威逼利诱时，又很可能改变证言。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这种复杂心态，往往造成言词证据的反复，给准确认定案件造成极大的困难。

4、间接证据的决定性

由于受贿案件的直接证据基本上仅限于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又具有不稳定性，那么，间接证据的大量收集和运用就显得至关重要。间接证据虽然不能直接和单独地对案件事实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但是，不仅对直接证据真实性的判断要依赖间接证据的印证，对有些只有行贿人证言而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的案件，形成证据链条的大量的间接证据就决定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这就是间接证据的完全证明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间接证据具有系列性，与受贿犯罪的过程相对应，每个环节均有相应的间接证据予以证实，而由所有的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条，推导出一个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的结论，证明了受贿行为的存在。所以，间接证据在受贿案件认定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二、受贿案件证据的收集

证据的收集，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了解并取得证据的活动。一般来讲，收集证据应当遵循主动及时、客观全面、深入细致、依法取证等原则。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受贿案件由于在证据上存在种类单

一、不易提取、稳定性差等特点，再加上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一定要确立“证据意识”，即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证据是正确认识案件的基础，是正确定罪量刑的依据。侦查人员必须通过收集各种证据，将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准确地反映出来，并被人们所认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收集受贿案件证据时，就要遵循收集证据的一般原则，并针对受贿案件的特点，认真提取各种证据材料，并重视对证据的固定。

1、收集证据要依法进行

在办理受贿案件中，无论收集何种证据，都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受贿人因其具有的特殊身份，一般都有较强的自尊心，甚至相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心理上更具脆弱性。因此，取证时更要注重方式方法，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这样才能提取到真实有效的证据，降低受贿人将来翻供的可能性。取证时采用过激的、非法的方式，如单独审讯、长时间轮番讯问、逼供、诱供等，不仅降低了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使证据无效。提取证人证言时，也要给证人如实和全面作证提供条件，否则就会影响证言的真实性。总之，办案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收集到了证据，而是要收集到真实有效的、具有充分证明力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为正确认定和处理案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收集证据要客观全面

客观全面，就是要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了解并如实地加以反映，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能歪曲或捏造。全面，就是要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对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均应加以收集。但在办理受贿案件收集证据时，真正做到客观全面却并非易事。在调查中不是使主观认识符合案件的客观实际，而是要案件的客观实际符合主观的推测和想象;只愿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愿听取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不给证人提供可以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取证时断章取义，取我所需，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证据，均不能正确、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实，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因此，要做到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必须防止和克服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注意倾听其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并与其它证据相比对，认真加以分析;在询问旺人时，也要让其真实、全面地提供证据。

3、收集证据要深人细致

所谓深入细致，就是要注意证据材料的各种细节。注意那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其它一切可疑情况。鉴于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在收集证据时，既要抓住主要的犯罪事实，又不能放过关键细节。对于证据在细节上出现的矛盾，要分析这种矛盾是本质的还是非本质的，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是否足以影响对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有些细节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才能提供，在查明案件事实时起着重要作用。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微不足道的物体或物质痕迹，经进一步调查了解和分析，往往成为查明案件的重要依据，与其它证据相印证后，又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不可缺少的间接证据。所以，在收集证据时，要保持对证据的敏感性。

三、受贿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

从公诉人的角度对证据进行的审查判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逐证审查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判断是否符合运用证据的标准;二是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看其是否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实际上，审查判断证据与收集证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必然要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对发现的矛盾和疑点，也要通过复核或收集新的证据加以解决和排除。

(一)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

l、以事实为根据，审查判断证据的客观性

证据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在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时，就应一切从案件的实际出发，看其是否如实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应把办案人员的主观推测、想象、判断和假设推理作为定案的依据。要着重审查证据来源的可靠性。提供证据的人员受到客观外界环境和主观条件的限制，要通过对提供证据人员的身份、与案件的利害关系、主观倾向、辨别、记忆和表述事物的能力等情况的分析，判断证据的可信程度。如果其提供的证据是传来证据，还要考查被传闻或转抄的次数，综合判断其可靠性。

2、以法律为准绳，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

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保证证据具有真实性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使证据具有充分证明力的保障。任何一种证据，既使可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但因收集程序非法，也会使其失去证明力而无法使用。对于不合法的证据，应否定其证明力，重新调查取证，如果原始证据是不可再生的，则必须完备相关的法律手续。

3、结合案件事实，审查判断证据的关联性

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应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性。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性，是其对案件具有证明意义的必然要求。而证据之间，只有经过相互联系、相互印证，才能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对每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判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审查判断案件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过程。依据“证明体系”的要求，审查全案证据与证据之间，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证据与案件的每个主要情节之间是否完整统一【1】如果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查证属实，案件的每个事实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排除了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的重大矛盾和疑点，全案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据体系，就可以必然地、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结论。

(二)逆向思维方式的运用

审查案件的通常做法是，按照起诉意见书载明的事实及认定的罪名，通过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案中证据是否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这是审查案件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然而，针对受贿案件的特殊性，在运用顺向思维方式的同时，还应当恰当地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即：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将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辩解及所有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加以综合，并假定其为真，尔后，将案中其它证据与之对比、鉴别，并判断出其真伪。结果有三：(1)其它证据确实充分，并能推导出另外一个具有排它性的结沦，则证明被告人的辩解等为假;(2)其它证据不仅无法推翻被告人的辩解及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在客观上反而能加以印证的，则证明被告人的辩解等为真;(3)其它证据与被告人的辩解等存在难以排除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找出矛盾的症结所在，通过复核证据或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去伪存真，解决矛盾。

充分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可以更好地保证案件质量，还可为将来的出庭公诉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一对一”受贿案件的认定

所谓“一对一”受贿案件，是指直接证据只有行贿人的证词而被告人拒不供认或开始供认后又翻供的受贿案件。贿赂案件之所以常常出现证据“一对一”的现象,主要是由贿赂案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也有侦查工作方面的问题。【2】正确地认定和处理这类案件，对于准确打击受贿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受贿案件，是无法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要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认定，就要打破证据“一对一”的局面：在向被告人人和行贿人收集证据时，注意对证据的固定;通过收集大量的间接证据，印证直接证据的真伪。

对“一对一”受贿案件的证据进行审查，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及证据的收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1、传来证据，从其证明力上讲也属间接证据，只要审查清楚其来源可靠，并与行贿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在“一对一”受贿案件中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

2、被告人与行贿人之间存在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双方存在可以相互利用的关系;

3、行贿人与被告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排除诬告陷害的可能性;

4、有证人或书证证明行贿人用以行贿的钱物有可靠的来源;

5、赃款赃物确已为被告人占为已有，且已通过法定程序，将其固定在某种状态。

注释：

【1】参见《中国刑法杂志》，2002年第2期，第125页。

【2】韩先清、许先华，《如何解决贿赂案件证据“一对一”的问题》，载《法学》，1993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王国枢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四篇：受贿案件判决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

(2009)湘高法刑终字第1 36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孝光，男，1969年3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汉族，法律硕士，捕前系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住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宿舍。2007年4月29日因涉嫌徇私枉法、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3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逮捕。现押湖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杨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辩护人李继华，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黄孝光受贿一案，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OO八年九月十日作出(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黄孝光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OO九年五月十八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东晖出庭履行职务。受黄孝光及其亲友的委托，北京市德卢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杨章保，广东大洲律师事务律师李继华担任上诉人黄孝光的辩护人，出庭为黄孝光提供辩护，黄孝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参与贩卖、运输、制造冰毒1389公斤的犯罪嫌疑人陈锡钟归案后，其妻范玉叶担心陈被判极刑，委托亲友陈铯出面疏通关系。陈铯找到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陈锡钟案件的黄孝光帮忙，并提出愿意缴纳罚金和给法官个人好处费。黄孝光将此情况告知时任该院副院长的陈瑶云，陈瑶云表示同意，并商定，如果作不到，陈锡钟家属代缴的罚金及给法官个人的好处费将退还。2004年1月31日、同年2月15日，黄孝光与陈瑶云二次前往广州，由黄孝光出面收受了陈铯经手所送贿赂款150万元，黄孝光分得60万元，陈瑶云分得90万元。2004年7月，陈锡钟被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行贿人的供述、共同作案人的供述及被告人黄孝光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明。据此，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黄孝光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140万元，共计200万元上缴国库。

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应当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其同受贿200万元；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人黄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节错误；被告人黄孝光认罪态度极端恶劣，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轻。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上述抗诉意见。

被告人黄孝光上诉提出：

1、原审判决认定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没有受贿，没有分得赃款，没有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

3、实施了介绍贿赂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请求宣告无罪。

4、原审判决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有证据，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

辩护人辩护提出：l、检察机关抗诉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2、原审认定黄孝光从150万元贿赂款中分得60万元证据不足。

3、黄孝光没有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黄孝光的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

4、原审量刑畸重。

经审理查明，2002年7月，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公安局侦破了肖新传、杨泰光、卓祖城、廖大礼、林能谦（均已被处决）、陈锡钟等16人制造、贩卖、运输毒品冰毒1389公斤案，广东省陆丰市人陈锡钟作为主犯涉案并于2002年8月被抓获。陈锡钟之妻范玉叶委托陈锡钟堂兄陈铯出面疏通关系，委托陈锡钟的表弟黄炳桂专门负责管理相关费用（范玉叶、陈铯、黄炳桂另案处理）。2003年12月3日，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6人被起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由上诉人黄孝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陈铯找到黄孝光，代表陈锡钟的家属请求黄孝光帮忙，表示只要不判陈锡钟极刑，家属愿意代为缴纳罚金以减轻陈锡钟的罪责，还可以给法官个人好处。黄孝光将陈铯的这一意图告知了时任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陈瑶云（另案处理），陈瑶云同意先收钱。陈瑶云与黄孝光商议，如果陈锡钟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收的钱包括预收陈锡钟家属代缴的罚金都将退还。之后，黄孝光按与陈瑶云商定的调子和陈铯谈妥了预收罚金及个人好处费的方案。2004年7月，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陈锡钟有重大立功表现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陈锡钟的家属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了罚金及没收财产款共计人民币239.8万元。

2004年1月30日，黄孝光与陈瑶云商定前往广东收钱。黄孝光即电话告诉陈铯，要其在广州送50万元。陈铯告诉范玉叶后，当天即与黄炳桂赶往广州。次日，由黄炳桂在广州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陈铯将50万元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人行天桥下送给了黄孝光。事后，黄炳桂把看着陈铯将50万元交给黄孝光的情况电话告诉了范玉叶。2004年2月14日，黄孝光与陈瑶云商定再次前往广东收 钱。黄孝光即电话告诉陈铯，要其在广州送100万元。陈铯告诉了范玉叶。次日，范玉叶安排司机陈少虚开车送陈铯和黄炳桂到广州，黄炳桂将从深圳及广州等地银行取出的100万元在广州花园酒店门口交给陈铯，在黄炳桂注视下，陈铯进该酒店大厅将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黄孝光收受100万元后，交陈瑶云以“付永良”的户名存入了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庙前直街支行。

黄孝光收受上述二笔赃款后与陈瑶云进行了分赃，陈瑶云分得90万元，黄孝光分得6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一）、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证实黄孝光系该院法官。

（二）、行贿人的供述

1、行贿人范玉叶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大夫陈锡钟被抓后，她委托陈锡钟堂兄陈铯出面疏通关系’委托陈锡钟表弟黄炳桂负责管钱。(2)陈铯告诉她说找到了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陈锡钟案件的黄孝光法官，并说要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和给黄孝光个人送钱。(3)2004年1月底的一天，陈铯打电话说黄孝光在广州要50万元她要黄炳桂在银行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后黄炳桂打电话告诉她说看见陈铯将5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4)在送50万元后约十多 天，陈铯告诉她说黄孝光在广州要100万元，她要黄炳桂从银行取出了100万元交给陈铯，黄炳桂告诉她说看见陈铯把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

2、行贿人陈铯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陈锡钟被抓后，陈锡钟的亲友推举他出面为陈锡钟的案件疏通关系。(2)他请黄孝光帮忙，与黄孝光为向法院缴纳罚金和给黄孝光个人送钱的事进行过多次交谈，黄孝光承诺如果陈锡钟被判处极刑，缴纳的罚金和送给个人的钱将退还。为陈锡钟的案件他只与黄孝光接触过。(3)2004年1月30日，黄孝光提出要他在广州送50万元，他告诉范玉叶后，与黄炳桂赶往广州。次日，黄炳桂从银行取出50万元，由他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一人行天桥下送给了黄孝光。(4)2004年2月中旬，黄孝光要他送ll00万元到广州。他告诉范玉叶后，由黄炳桂从银行取出100万元，由他在广州花园酒店大厅将1 00万元现金送给了黄孝光。

3、行贿人黄炳桂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他受范玉叶的委托保管陈锡钟案件的经费。(2)2004年1月31日，他按照范玉叶的意思，在广州取出50万元交给陈铯。他看见陈铯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一人行天桥下将5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3)在送完50万元后约十多天，他按照范玉叶的意思，从银行取出1 00万元交给陈铯，看着陈铯在广州花园酒店大厅将100万元送给了黄孝光。

（三）行贿资金来源及去向的书证

1、黄炳桂于2004年1月31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取款50万元的银行凭证；黄炳桂于2004年2月14日至2月1 5日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共取款100万元的银行凭证。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中国工商银行“开立个人银行结算帐户申请书、取款凭条’’等文件上的手写字迹系黄炳桂本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7)沅检技鉴字第03号《文件检验鉴定书》o 2、2004年2月14日以“付永良”户名存入中国银行佛山分行30万元，2005年2月18日支取本息的银行凭证；2004年2月1 5日以“付永良，户名存入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庙前直街支行100万元，2007年1月23日取出本息及汇入马忠海帐户100万元的银行凭证。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检材上“付永良”的签名字迹与送检的陈瑶云的样本笔迹2008)一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8)湘检技鉴字11号《文件检验鉴定书汾。

3、马忠海的银行帐户活期历史明细清单记载2007年1月23日，马忠海的银行帐户上收到汇款100万元 4、2004年4月9日以“王楚丰”户名在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存入60万元，2005年2月18日存入28万元，2005年2月19日存入50万元。2006年9月28日取现转存140万元并汇入中国银行北京市王府井支行东交民巷处“王楚丰’’帐户上。

上述银行资料经笔迹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中国银行“开户申请书、取款凭条、存款凭条’’等材料共13页中手写字迹系黄孝光本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2007)沅检技鉴字第04号《文件检验鉴定书》。

（四）证人证言及其它相关证据

l、证人陈乃换的证言：在儿子陈锡钟被抓后，他召集亲友开会推举陈铯出面为陈锡钟案件疏通关系。为陈锡钟的案件具体用了多少钱他不知道，是范玉叶办理的。

2、证人陈少虚的证言：2004年2月中旬的一天，范玉叶要他开车送陈铯、黄炳桂到过广州花园酒店。

3、马忠海的证言：2007年1月的某天，陈瑶云打电话说有笔钱要汇入他的银行帐上，1月23日他开在工行的账户上汇入了100万元。

4、付永良（系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人）的证言：自己在银行没有任何存款。侦查机关从乐昌市公安局调取登记为“付永良，的印有嫌疑人陈瑶云头像的常住人口信息表和户籍证明书，经付永良辨认，登记的不是他本人。

5、王楚丰（系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人）的证言：自己只在坪石镇的建设银行和信用社开过户，最大额度只有四五万元。侦查机关从乐昌市公安局调取登记为“王楚丰”的印有嫌疑人黄孝光头像的户籍证明书，经王楚丰辨认’登记的不是他本人。

6、薛会林（乐昌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的证言：2000年下半年，他应黄孝光之托帮黄在坪郊派出所办了一张假身份证。经对“王楚丰”身份证底卡进行辨认，薛会林辨认出该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就是黄孝光。

7、佛山禅城酒店住宿情况登记及押金收据记载'黄孝光、陈瑶云于2004年1月30日至2月1日在该酒店入住。

8、侦查机关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取的旅差费报销单及火车票等附件记载，黄孝光于2004年2月1 4日乘坐火车从郴州至广东2月15日从广州返回郴州。

9、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追缴说明，陈锡钟亲属代缴罚金及没收财产款共239.8万元。

10、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6人毒品案件的合议庭评议笔录、刑一庭研究笔录、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记录及一，审刑事判决书、二审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内部函。

（五）共同作案入陈瑶云及上诉人黄孝光的供述 l、陈瑶云的供述，主要内容为：(1)肖新传、杨泰光、陈锡钟等1 6人毒品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指定黄孝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该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黄孝光告诉他说陈锡钟的家属愿意缴纳罚金和送给他们个人200万元。他和黄孝光商议，如果陈锡钟被判极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罚金和给个人送的钱要退还。(2)2004年1月下旬，他与黄孝光到广东 佛山，听黄孝光说收了陈铯送的60万元，黄孝光拿出30万元分给了他。(3)2004年2月中旬，他与黄孝光到广州，由黄孝光出面在广州花园酒店收了陈铯送的100万元，他以“付永良’’的户名将1 00万元存入了当地一家工商银行。(4)研究该案前，’黄孝光和他商量，为免引起别人怀疑，黄孝光发表，对陈锡钟判处死刑的意见，要他发表对陈锡钟判处死缓的意见，后他发表了同意判处陈锡钟死缓的意见。(5)2005年2月18日他在中国银行佛山市城门头支行取款30万元分给了黄孝光，之后他还给了黄孝光10万元现金。(6)陈锡钟案件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他没有和陈锡钟的任何亲友接触，都是由黄孝光出面办理的。

2、黄孝光曾作过供述，主要内容为：(1)陈瑶云安排并指定他担任陈锡钟等1 6人毒品案件的审判长并主审该案。该案到法院后，陈锡钟的堂兄陈铯就到法院找到了他。(2)家属担心判陈锡钟死刑，陈铯多次提出要给法院缴纳罚金和给他个人送钱，他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陈瑶云。陈瑶云提出要150万元，并要在案子判决之前到位，他转告陈铯，陈铯表示同意。陈瑶云提出不便出面，都是由他出面和陈铯交谈的，他在和陈铯交谈中没有提到陈瑶云。(3)陈瑶云提出1 50万 元要在广州收。后他和陈瑶云二次去了广州，由他出面分二次从陈铯手中收取了50万元、100万元。

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应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的理由。

（一）指控黄孝光2003年9月28日在郴州市万华宾馆收取陈铯所送前期活动费30万元的主要证据有：(1)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提取的陈铯银行帐户流水资料，记载2003年9月26日存入30万元，同年9月28日支取30.5万余元；(2)陈铯对曾送给黄孝光前期活动经费30万元作过供述；(3)范玉叶对曾交给陈铯30万元现金让陈铯 送给黄孝光有过交代。此外，李素勇、刘恒、南新丹证言证实，在陈锡钟案尚在检察阶段时，陈铯就找上了黄孝光。经查，黄孝光对收取前期费用始终没有作过供认，陈铯的5次7供述，对时间、地点、金额、经过，范玉叶是给的现金还是打到帐上的以及是否同来郴州，说法不一，而范玉叶的8次供述中，只有1次交代给过前期活动费的事，交给陈铯30万元现金，但也讲不清时间和资金来源及具体情节。银行帐户流水资料记载2003年2月23日至9月28日之间1 0万元以上的资金进出就多达7笔，故该帐户的用途并不专一，不能卡死支取的30万元就是行贿资金。

（二）指控黄孝光2004年1月29日在郴州市万华宾馆门口收受陈铯所送10万元的主要证据有：(1)陈铯供述2004年1月底到郴州交罚金，当晚将自己lo万元做生意的现金送给了黄孝光，次日准备送黄孝光要的30万元时，黄孝光又提出要在广州收50万元，自己就把黄炳桂取的30万元借给生意伙伴黄志标了；(2)范玉叶、黄炳桂均供认，在郴州交罚金时，黄炳桂接范玉叶电话指示取了30万元交给陈铯，当天下午陈铯说黄孝光要到广州收50万元，后黄炳桂又在广州取了50万元给陈；(3)陈瑶云供述，2004年元月31日和黄孝光到广州，听黄孝光说收了60万元。经查，黄孝光对去广州收50万元之前曾在郴州收l0万元自始无供述，黄炳桂、范玉叶供述在郴州取给陈铯的30万元，陈铯供述是挪作了他用，故给了黄孝光10万元只有陈铯1人供述，无其他证据证实，陈瑶云供述收60万元是听黄孝光说的，系传来证据，未得到黄孝光供述印证，不足采信。

（三）指控黄孝光2006年上半年范玉叶之侄陈锦龙手中收受1 0万元的证据只有范玉叶和陈铯的供述。陈铯供述案件报北京核准期间，黄孝光打电话说到了深圳，要20万元，自己就打电话告诉了范，次日黄孝光打电话说只拿到10万元。范玉叶供述，接陈铯电话后，只凑了10万元交给陈锦龙，由陈锦龙送给了黄孝光。经查，黄孝光未作过供认，也无直接行贿人陈锦龙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孝光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伙同其主管领导，利用承办案件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在共同受贿犯罪中，黄孝光是受贿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贿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应当认定黄孝光与陈瑶云共同受贿200万元”的理由，经查，虽然陈瑶云供述听黄孝光说是收的200万元，但讲不清另外50万元的具体情节，且系传来证据，未经查证属实。黄孝光虽也供述过收了200万元，但供述的是在广州花园酒店的那次收了150万元，经查证不是事实。指控黄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收受50万元的事实，证据既不确实、也不充分，已于前述。原判认定受贿数额150万元正确，抗诉提出应认定受贿200万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抗诉提出“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人黄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节错误”的理由，经查，黄孝光在审判活动中受贿，接受案犯亲属提出的轻判陈锡钟的请托，并拉陈瑶云下水，让其发表轻判陈锡钟的判决意见，上下其手，玩权弄法，败坏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形象，该抗诉意见应予以采纳。黄孝光上诉提出“没有受贿”、“原审判决认定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经查，黄孝光对和陈瑶云赴广州二次收取贿款150万元的经过作过供述，陈瑶云也供认不讳；贿款资金由范玉叶提供，由黄炳桂交付给陈铯，并看着陈铯给黄孝光行贿，不仅有范玉叶、黄炳桂、陈铯的一致供述，而且还提取了黄炳桂取款的银行凭证相印证；陈瑶云假冒“付永良’’开户将其中130万元贿款存入银行，提取了银行凭证佐证。因此，黄孝光伙同陈瑶云二次收受陈铯所送150万元贿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黄孝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黄孝光没有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受贿罪”的理由和意见，经查，黄孝光接受自己主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亲属的请托，通过与陈瑶云勾结使陈锡钟得到从轻判处，具备受贿罪为他人谋利的构成要件，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便利，且与陈瑶云互相配合，既有共同受贿的犯意联络，又共同实施受贿行为，与介绍贿赂行为人不具备职务之便及与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没有共同受贿故意存在本质区别，即使如黄孝光所言是陈瑶云受贿，黄孝光出面为陈瑶云收取贿款，也是实施的共同受贿行为。’黄孝光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特征，其提出是介绍贿赂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因此，黄孝光上诉还提出请求宣告无罪的理由，也不能成立。黄孝光上诉提出“没有分得赃款”的理由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认定黄孝光从150万元贿赂款中分得60万元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虽然黄孝光否认分得了赃款，但共同作案人陈瑶云多次供述黄孝光分得了60万元赃款。且陈瑶云供述的部分分赃情节，得到了书证材料的印证。原审判决认定黄孝光分得了60万元赃款并无不当，故该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黄孝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没收非法所得60万元没有证据，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经查，原审判决对60万元非法所得予以追缴并无不当，但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 40万元，从其犯罪所得及财产实际状况衡量，判处失当，以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为宜。抗诉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轻”，以及黄孝光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黄孝光量刑畸重”的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黄孝光犯罪的具体情节，对其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是适当的，该抗诉理由与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 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的部分抗诉和黄孝光的部分上诉，维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对黄孝光犯受贿罪的定罪部分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部分，撤销其没收非法所得和没收个人财产部分。

二、上诉人黄孝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

三、对上诉人黄孝光违法所得6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代理审判员 杨晓红 代理审判员 邓志刚 2009审判长 毛晓辉

年9月22日 书记员 彭澎

第五篇：合同纠纷与证据认定

同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正确地理解和遵守合法的合同，从小的方面来说可以保护当事者双方的合法权益，大而言之可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近日发生在山东省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就给人以深刻启示。

原告山东省滕州市泰山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华北石化分公司几个月前就双方2002年8月签订的一份液化气买卖合同对簿公堂。后者还就此案进行了反诉。这份液化气购销合同的主要条款是：买方滕州液化气公司每月购气量1500吨；买方必须在枣庄100公里范围内销售；卖方华北石化分公司给予买方每吨50元优惠。合同约定买方每月购气量不低于合同量1500吨的80%；买方不得跨区域销售，如果跨区域销售3次以上，卖方有权解除合同。

问题就出在合同的约定上。原告认为被告单方中止了合同的履行，给他们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49万元。而被告认为一切都是因为原告违约所致，请求判令原告赔偿因违约给他们造成的经济损失83201元。

滕州市法院在一审中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原告不能足额认购的违约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以及原告是否有三次以上跨区域销售的行为而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合同法所规定的法定解除权的发生是以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作为前提条件。对根本违约的判断标准是，其一，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违反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其二，违约行为致使另一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本案原告于2002年9月、10月没有完成当月合同量的80%，已构成违约。但是纵观合同履行全过程，原告已履约缴纳保证金，均是先付款后发货，从未欠过货款。这说明原告的违约行为不能构成根本违约。法院还认为被告单方解除合同的真实原因是被告方领导的更换，而且也不能认定原告有三次以上跨区域销售。法院遂作出判决，判决华北石化分公司赔偿滕州液化气公司损失29.4万元，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到底被告是否有权依据法定解除条件和合同约定解除条件解除合同？被告在上诉中给予了肯定的解释。华北石化分公司作为上诉人指出，在合同履行中，被上诉人滕州液化气公司严重违约，有证据证明其多次将液化气转卖给河北任丘市的孙某异地销售，且连续两个月购气量低于合同量的70%，对此上诉人既享有法定解除权，又享有合同约定解除权。

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合同违约事实和相关证据的认定有错误。如仅凭被上诉人的想象就杜撰出上诉人解除合同是因为“领导更换”，且将此作为否定其他对被上诉人不利证据的依据。一审判决对“产品配送任务单”中多次出现孙某公司业务人员所写“刘伟”签名不依河北省冀中公安局所作的“刑事科学技术物证鉴定书”予以认定，仅以所谓“产品配送任务单”上记载交货地点为滕州市南环路以及无证据证明“验收回执章”交给孙某持有为理由，企图否定被上诉人曾将“2号验收回执章”交给孙，由孙盖章后直接在河北等地销售的事实。上诉人还认为，本案的合同履行由四个环节组成，四个环节中后三个环节均出现了问题。判决将上诉人在这几个环节的证据链人为进行割裂，将交款环节中孙某以被上诉人名义刷卡交付购气款认定为“不能当然推定为转卖液化气行为”，“垫付货款与履行合同能力并无必然因果关系”。那么如果没有转卖行为，又有什么证据证实孙某和被上诉人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呢？孙某又为什么要替被上诉人垫付高达几百万的货款呢？上诉人还指出，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29.4万元不能成立，基于被上诉人的违约，应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83201.5元。

一个液化气买卖合同引发了纠纷，并被诉诸法庭。在经济活动中，从表面上看也许这只是两个单位间的纷争，其实它的背后还有深意。因为法律介入的准确与否，并不仅仅对这起案件有直接的作用，而且对规范经济活动的正常走向，维护市场秩序的健康氛围都具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