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贩卖毒品案件证据的审查与运用（5篇范文）

第一篇：浅谈贩卖毒品案件证据的审查与运用

一、贩卖毒品案件中的证据特点

(一)犯罪手段狡猾、行为诡秘、收集证据困难,证据种类单薄。

在这类案件中,除了购买毒品者外很少有其他证人证言。获取的书证种类单一,通讯资料往往是比较重要的间接证据。且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当事人主动举报的情况。(二)犯罪嫌疑人多持抗拒心理,拒供、翻供情况多(三)获取物证难

贩卖毒品案件的物证包括毒品、毒资、作案工具等。作为载体的毒品,是贩毒案件的核心,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但因其性质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取证。贩毒人员通常采用零星贩卖的方式,即使当场缴获,数量一般也很少,不能反映其全部的罪行,在公安人员当场抓获毒品交易时,一些贩毒人员甚至还会当场弃置或销毁毒品。且毒品又是直接损耗的消费品,一旦落入吸毒者手中,很快就会被吸食或注射,导致这一物证的缺失。(四)诱惑侦查多,往往“特情”的证言证据成为定案的直接证据。

在实践中,我院原则上要求公安机关对特情引诱时要求进行录音录像。

二、贩卖毒品案件的证据审查

审查判断证据,是指承办人对已经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辨别真伪,确定各个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并对整个案件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一)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审查

犯罪嫌疑人是最了解案件情况也是可能受到刑罚处罚的人,所以其口供常常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其自以为贩毒案件流动性大,涉及的人也多,侦查机关不易查到真凭实据。所以,我们在审查犯罪嫌疑人口供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初次口供审查判断。在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的初期,由于惊魂未定,做贼心虚,初次同公安人员接触时形成的材料,一般具有较高的真实性,通常情况下,贩毒案件犯罪嫌疑人在这一时间多数容易说出真实情况。对这些口供的审查,应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有无诱、逼、套、指供的情况,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完整性,可信性和真实性的程度如何,内容有无矛盾;对于违反法律程序取得的供词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翻供的审查判断。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原供的推翻,有的是部分或全部推翻。对于翻供,不能一律视为坏事,推翻虚假的供述对案件的真实情况的确定反而有好处。因此,供认后推翻不等于没有口供,而是哪种口供真实可信的问题,对于翻供的审查应注意查明犯罪嫌疑人原供的动机和条件;翻供的原因是什么,原供在取得时是否有违法情况,还要注意查明翻供时机和阶段,是否受他人的教唆以及翻供的内容是否符合情理和逻辑,有无其他证据印证。通过审查,以确定犯罪嫌疑人翻供是否有理。

3、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审查。贩毒案件有的是共同犯罪,由于同案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的罪责轻重不同,处理结果不同,同案犯有可能互相推卸罪责,特别是可能会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为了立功或者自首,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以保全自已的性命,从而做出虚假的供述。审查时应注意:(1)同案人之间有无事前、事后串供,有无攻守同盟。一般情况下,口供之间如出现反常的一致性,则表明同案人之间有过串供或订有攻守同盟,对一人包揽全部罪行,其他同案人否认犯罪的,要善于从口供中发现矛盾,找出破绽,以制服犯罪嫌疑人,使其作出真实的供述。(2)对于同案人口供作定案的基本证据,要注意查明同案人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有无逼供、诱供、指供情况,对未经查证属实的一方犯罪嫌疑人口供,不能作为判断另一方犯罪嫌疑人口供是否确定的标准。(3)对未查获毒品物证的案件,不能仅凭同案(二)对数量证据的审查

根据法条规定,可以看出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量刑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准确认定毒品交易的数量,对于打击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1、对于现场抓获的贩卖毒品交易的数量,包括已交易的毒品量以及贩卖人随身携带的毒品量。在现场抓获的毒贩,其主观上不仅有贩卖的故意,而且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对于已交易的、正准备交易的均应计入贩卖的数量中。如果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为了自己吸食而随身携带的,可不认定贩毒,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超过10克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但实践中,往往犯罪嫌疑人以其携带的毒品是为了自己吸食,很难认定其是以贩卖为目的。建议出台有关解释,对该种情况下查获的毒品一类以贩卖毒品的数量认定。

2、对于以贩养吸的犯罪嫌疑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0年4月4日)。但实践中,如何认定是以贩养吸认识不一,证据也不好规定。在现有案件质量压力的情况下,一般都没有认定。这对打击毒品类案件很不力。建议出台有关解释,对该种情况下查获的毒品一类以贩卖毒品的数量认定。除非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是为了自己吸食。如:刘某系吸毒人员,现场贩卖海洛因时被抓获,当场收缴海洛因3克,之后在其家中收缴海洛因11克,郑某说是为自己近期吸食留用的。经查,剩下的11克海洛因确为自己吸食而留用,在被抓前已有数人购买而被他拒绝。检察院以贩卖毒品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对郑某依法提起公诉。

3、对犯罪嫌疑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但只查明其贩卖了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已由犯罪嫌疑人吸食的,应当按已查明的销售数额确定起贩毒的数量。

4、犯罪嫌疑人有比较稳定的交易习惯的,按照其一贯交易每包的重量和包数来认定。有的贩毒人通常将大包分成差不多固定数量的毒品,如每小包0.1克或者0.2克,然后在转手卖出去。贩毒人均能供述购买的毒品的数量一致,可按包数来确定。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毒品数量是指毒品净重。称量时,要扣除包装物和容器的重量。毒品称量应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当场、当面进行,并人口供定案,必须查清毒品的来源、去向。

拍摄现场照片。查获毒品后,应当场制作称量笔录,要求犯罪嫌疑人当场签字;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字的,应作出情况说明。(四)“特情”手段获取的证据审查

“特情”是公安机关设下的提供线索的耳目,很多贩毒案都源于此类线索。在审查“特情”证言时,首先,要注意“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及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这与“特情”报告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多数情况下,“特情”发现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报告,是出于正常的工作目的,但个别“特情”为了立功或取得公安机关的信赖,有的甚至为了获得奖金、报酬不惜夸大事实,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设圈套引诱犯罪。案件的情况与“特情”的证言不一致,应按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实认定。其次,审查“特情”有无诱人犯罪情况,对犯罪嫌疑人的申辩应足够重视审查有无被诱骗的情况,如犯罪嫌疑人与“特情”说法有矛盾,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又无法排除矛盾,在量刑时要酌情考虑。对“特情”为破获“大案”让犯罪嫌疑人再次搞来毒品的行为,对犯罪嫌疑人处刑时要从轻处罚。(2009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理)。

此外,对诱惑侦查以外的“特情”,还要注意审查“特情”证言取得方式是否正当、合法,“特情”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其身份公安机关有无材料说明以及报告内容是否以证言笔录的形式反映等。(五)对录音资料的审查

由于犯罪嫌疑人越来越狡猾,零口供案件越来越多。特别是新刑诉法修改以来,我院要求原则上,对所有的诱惑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在引诱侦查时必须录音录像。其目的是证实犯罪嫌疑人确实有贩卖的故意,以杜绝其代购、代买等各种辩解的可能性。在审查该录音资料时,除了一般法定程序的审查意外,一定要注意犯罪嫌疑人的通话。有的公安承办人往往只注重特情的通话,而忽略了犯罪嫌疑人的通话内容。在办理陈某贩毒一案时,就是由于仔细审查了犯罪嫌疑人的通话内容,发现犯罪嫌疑人确实是代为购买,没有牟利,最后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处理。

三、贩卖毒品案件的证据运用

(一)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证据运用

主观方面是人的内在心理的活动过程,很难用外在的标准去衡量。往往犯罪嫌疑人也拒不承认自己“明知”,也不承认有“贩卖的目的”。明知,包括其知道、认识到、意识到或者怀疑到“可能”是毒品,更不要求确切的知道是哪种毒品。有的嫌疑人虽声称不知道是毒品,但根据其社会经历、认识能力、毒品的藏入方法、交易价格、联络方式、被查获时言行表现、同伙的证言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判断,得出应当明知是毒品 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的《毒品犯罪案件公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对如下情形是否推定明知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①受委托或雇佣携带毒品,获利明显超过正常标准的;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物、住宅、院落里藏有毒品的;③毒品包装物上留下的指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纹经鉴定一致的;笔者认为,对“明知”的认定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判断:

1、根据行为人本身的状况去判断。如行为人的精神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社会经历、认识能力、职业特性。综合分析行为人是否“应知”,是否是其认识范围可及的,能够认识到的,应该认识到的。

2、根据行为人对毒品的处理和使用方法去判断。如行为人对“毒品”有吸食、注射的行为;通过联络方式明确告知他人的行为等。

3、根据行为人知识和经验对特定的环境和条件认识。另外,行为人被查获时的神情、动作、行为等也有助于分析是否明知或者应知。行为人在毒品交易过程中,采用隐蔽的手段,或者经过伪装、逃避检查、神情紧张,东张西望,一发现有动静就掉头就跑,扔掉“毒品”等。

(二)对犯罪嫌疑人不认罪的案件的证据应用

1、购毒人陈述详尽真实,多次供述一致,又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的,可以定案。购毒人的证言相对客观,比较真实可信,若能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这类证人的证据要求是直接证据,而不是从其他人听到的事实或者是转述的事实,必须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共同吸食毒品的现场证人,能亲眼指认出犯罪嫌疑人。这种证人证言有相当的证明力,与购毒人陈述结合起来,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2、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有多名购毒人员的供述一致,均能指认从某犯罪嫌疑人手中购买毒品的事实,详细交代购买毒品的地点、时间、过程和情节的,某些细节供述一致,排除了非法证据,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还可以结合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前科,有无吸贩经历,以及“粉友”提供的事实情况来分析。从每一起毒品交易来说,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但从一个整体来讲,犯罪嫌疑人有一贯的、长期的贩卖毒品的行为,并且经其他购毒人员指认的,认定其有罪是符合证据规则的。如果多名购毒人员的陈述简单粗略,不能相互印证,则不能定案。

3、在交易过程中被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只要购毒人客观真实的供述交易过程、联系方法,有抓获人员亲自目睹交易过程的,可以认定定案。如有的案件是在公安机关诱惑侦查的情况下人赃俱获。搜查到了毒资和毒品,提取了通讯记录,只要这些证据客观真实,即使犯罪嫌疑人拒供也应当定罪处罚。

4、有多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中,多数犯罪嫌疑人做了供述,有少数犯罪嫌疑人始终不作供述,而多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之间有主要情节吻合,是比较有力的证实,是可以认定的。

5、买卖双方不是同时在现场抓获,只有一方犯罪嫌疑人供述,另一方不供述,又无法获得其他旁证材料印证,形成一对一,是孤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定。

第二篇：如何审查和判断执行案件的证据（范文）

如何审查和判断执行案件的证据

执行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是执行人员对当事人及证人提供的证据和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按照一定的原则、方法鉴别真伪，确立证据的证明力，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颁布的《民事证据规则》重点是针对审理过程中的证据运用，而对执行中的证据规定则较少。实践中，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是案件能

否执行的重要步骤。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的经营状况、财产状况、家庭条件、资金周转等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执行人员只有以证据为突破口，查清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状况，才能及时采取措施，掌握执行的主动权，避免执行的盲目性。那么如何审查判断执行中的证据呢？笔者结合平时的执行工作，总结有以下几点方法：

一、印证法。也就是将收集的同一案件的若干证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验证它们反映的案件事实是否相关，是否一致的一种方法。比如，房产与地产、车辆与证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审查判断证据时，不能只看某一个证据，而应将证据与证据、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看它们之间能否互相印证，协调一致。如果能互相印证，则说明证据是真实的。反之，就是虚假的，或者是互不相关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例如，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而申请执行第三人时，对申请人申请执行第三人的证据，在审查判断中，既要与被执行人的证据进行印证，又要与第三人的证据进行印证。只有查清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并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且怠于行使，人民法院才可以通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第三人在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才可以强制执行。再如，申请执行人举出证据，认为被执行人有一台小汽车可供执行，但仅靠物证还不能完全证明小汽车的所有权属于被执行人，必须有相应的书证，如购车发票、车管部门所办的证照或者有被转让的合法手续。只有书证与物证相吻合，才能作为有效证据，否则就不能执行。

二、质证法。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经常提出一些新的证据，对抗执行，为此可让双方当事人相互质证来审查、判断、确认证据。通过执行认证，双方当事人既可以继续举证来说明其证据的证明力，又可以对相对方举出的证据和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进行相互辩论和质询。实践中，许多案件就是通过“执行认证”的方式使当事人之间互相谅解，取得共识，和解执行或变通执行的。同时，要注意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权对相对方的证据进行质证，只有经过质证，当事人对有关证据没有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才能采信和确认。

三、对照法。即对相互矛盾的证据或者具有可比性的证据进行对比，看它们对案件事实的反映是否一致，以判断证据的真伪或证明力的一种方法。一般说来，多个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的，则说明该证据是确实可靠的；反之，则说明证据存在一定问题，或不具有同一性，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比如，在调解案件中，当事人调解前后的态度是否一致，是按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积极想办法履行，还是利用调解作为缓兵之计，甚至搪塞法院转移财产，拖延执行。前者为真，后者为假。对于判决的案件，对被执行人判决前后的财产状况，银行存款情况和生产经营状况以及家庭生活情况进行分析，以此判明被执行人是拒不履行还是确无履行能力。

四、综合审查法。综合审查法，就是把全案的各种证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的一种方法。证据的来源，有当事人提供的，也有人民法院依法收集的，有书证，也有物证等。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把证明对象各个方面的证据分别加以分析审查，以验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然后，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把各种证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对证明对象整体性的综合判断，以选择最佳执行方案。比如，在审查假集体企业债务承担的证据时，首先要对企业的资金来源，审批机关文件，经营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等方面的证据进行审查，以确定其经营者或企业成员承担假集体企业债务的责任及其份额。最后，还要对假集体企业与其主管部门或申报单位的关系的证据进行审查，以确定其主管部门或申报单位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及范围。对假集体企业债务证据的审查判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只有运用综合审查法，系统分析相关的证据，才能确定直接责任人或其主管部门应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执行实践中，我们要注意将被执行人在执行阶段提供的证据与审判阶段提供的证据相结合。申请执行人往往提供的是被执行人有偿还能力而拒不履行，而被执行人则往往提供的是没有偿还能力的证据。双方各执一词，如果孤立地考察一方提供的证据，就不容易查清事实。如果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考察，就容易发现双方矛盾所在及原因，执行人员就可以抓住主要矛盾，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

六、评估鉴定法。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专门知

识、标准对某些证据进行检验和评估，以确定其真假。在执行实践中，有些证据仅靠执行人员的感官和经验是无法判明其性质和特征的，必须依靠评估鉴定部门才能作为执行案件的依据。因此，鉴定也就成了审查判断某些书证、物证的必要手段。如汽车的成色，物品的价格，房地产的价值等，只有借助于鉴定或评估，才能作为执行的依据。

总之，审查判断执行案件证据的方法很多，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运用，只有正确地运用证据，并从中找出收集执行证据的基本规律，那么，我们执行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事半功倍，执行工作也将一定能有一个新的突破。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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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陈瑞华-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

陈瑞华：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

尊敬的各位检察官朋友们，下午好。

非常高兴就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问题跟大家进行两个小时的交流，可以说在我们的公诉中工作，如果说定性问题，认定一个案件罪与非罪问题、此罪与彼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认定此罪与彼罪及案件的定性过程中，证据的运用、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应该是一个意以贯之的问题。从一个公诉人、检察官拿到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笔录，一直到这个案件诉到法院，乃至在法院开庭过程中，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可以说，整个的审查起诉和公诉的过程，都贯穿着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问题。

我们在座的资深检察官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个经验和体会：案件拿到手，他在审查的时候，他总有自己一些固定的或者说久经考验的格式和样式，比如我们看到案卷，会把言词证据作一个分类；考察口供、证言、被害人陈述它前后变化情况；比如我们把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统称为实物证据，把它结合起来，观察它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把这些证据要跟五种证据笔录结合进来审查判断，我们会看到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存在是跟那五种笔录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勘验检查笔录往往证明书证、物证的来源；搜查扣押笔录证明书证、物证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扣押清单证明书证、物证从何而来，它的存在方式如何等。证据提取笔录也能够向我们证明某一个证据从它的源头到最后法庭出示的时候，整个的提取过程来证明它的原貌；甚至象辩认笔录能够跟书证、物证形成很强的印证、佐证关系。

大家可以简单地看一看，一个案卷拿到手里，言词证据审查它的变化情况；物证要与五种笔录证据结合起来审查，所以我们说资深的检察官眼里会形成一条一条的证据线索，有了这种证据线索，他在审查判断过程中就有了一定的章法，一些证据不足、没有达到公诉条件的案件就会被审查出来，乃至被剔除出去，这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公诉质量，避免在公诉工作中陷入一定的被动。

那么今天下午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就证据的审查判断跟各位进行交流。今天下午讲四个问题。

一、证据审查判断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份证据拿到手里，一份案卷笔录摆在我们办案人员面前，我们如何从哪个角度切入审查判断它呢？通常说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切入。一个是证明能力问题，一个是证明力问题。我这里把证据能力放在前面，把证明力放在后面，我们举三个小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们某省办理一个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中，侦查机关提取了一份笔录：被告人的口供笔录，提取笔录以后，法庭上围绕着笔录的合法性发生了争议，辩护律师认为：这份笔录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这份笔录取证的手段应该存在一定违法问题，当时侦查机关对嫌疑人动用的是拘传手段，拘传是从第一天的下午16时50分开始到凌晨的4时50分，经过了十二小时，然后又从凌晨的4时50分开始又进行第二次拘传，又经过了十二小时，如此循环往复进行了十二次拘传，长达六天六夜，在案卷中出现了十二份拘传证书、拘传的材料，我们办案人员很坦率的把它写上4时50分开始、16时50分开始，由此辩护方认为：违反了我国规定的一次拘传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连续拘传的法律规定，通过这种违法得来的被告人口供不具有合法性，法庭应当把它排除于法庭之外。

二是侦查人员一共拿到一份口供笔录，在案卷笔录中却出现了连标点符号、一些细节都极其相似的三份口供笔录，被告人当庭翻供，辩护人认为后两次讯问笔录根本就没有做，被告人只供述了一次，后两次很显然存在着不合法的情况，它是否存在过都面临一些争议。

三是当时动用的是拘传，拘传的地点在郊外侦查指挥中心，你是拘传却关在侦查指挥中心，剥夺了人生自由，实际上是变相的羁押和监禁。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在法庭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这个案件的结局最后我们不得而知。

结合今天的讲课我把概括为第一个问题：拘传、羁押、讯问的合法性发生了争议。我们把这种由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所产生的一些争议影响到证据的准入资格，我们把它称之为证据能力。

下面看第二个案例：在某省发生的一起影响全国的大案中，嫌疑人被怀疑实施了杀人行为，杀人的现场有两个现场，一个是第一现场，在某地。另外一个现场在一辆昌河牌的警用客车，歹徒杀了人以后，把两具尸体放在客车里面，然后把车开到第二现场，侦查员有充分的证据怀疑歹徒开过这辆车，于是他们就对汽车的离合器和油门上的泥土进行了提取，然后又提取了嫌疑人裤腿和鞋底上的泥土，把这两份泥作为鉴定的样本、检材进行了相互比对，作了一个化学成份的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表明，两份泥土化学成份高度吻合一致，几乎可以说是同一种化学成份，也就是说有充分的根据怀疑嫌疑人开过这辆车，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他的犯罪嫌疑程度。法庭开庭的时候公诉人面对辩护人，辩护人提出在法庭上出示汽车上泥土的来源，公诉人连忙查看案卷笔录结果发现侦查员忽略了对整个勘验检查对证据提取过程的记载，泥土的来源、提取经过没有任何的记载，于是案件休庭，过了一段时间请侦查员作一个补充说明，侦查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情况说明，是由于当时工作匆忙没有来得及记录泥土的来源，但是泥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后来在法庭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按理说泥土的来源不明，意味着物证、书证源头不清楚，提取经过下落不清楚，如果来源不清楚，我们在鉴定科学中会称为鉴定的样品和检材来源不明；提取的过程不清楚，其真实性难以查清楚。它与证据的关联性难以得到证明，所以当时律师提出：这份泥土它是否存在过，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应当排除。最后法庭采纳了辩护方的意见。

那么由于这份泥土来源不明，源头不清楚，导致它的真实性跟案件的关联性产生较大争议，我们把这种情况统称为证据的可靠性、真实性存在问题。你来源不明就是真实性不清楚，真实性是证据的一个重要属性，它是证明力的范畴。

第三个案例是在北京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一起盗窃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本案的作案手段与众不同，这个案件与传统的入室盗窃都不一样，它是嫌疑人爬到几十层的高楼，从楼顶上拴上绳索，从最高层开始偷起，盗窃顶层的几家，通常的入室盗窃基本上从底层开始，而且容易被盗，而这个案件反其道而行之，本案的嫌疑人因五年前盗窃受到了有罪处罚，案件新的盗窃事实发生的时候，从他假释出来不到一年半，而我们办案人员查阅了以前的办案经过和相关的案卷笔录，发现以前十几起入室盗窃都是用这种手段的，这次与先前的案件很相似，嫌疑人不承认说没有偷，从他住的地方和他控制的地方也没有找到赃款赃物，在案发现场也没有经过技术人员的勘验检查，也没有提取有用的物证痕迹，于是我们办案人员就面临一个问题，以前同一个人实施的相似的行为，比如说作案手段、作案习惯等非常相似的行为，能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这在证据法学上称为相似的行为对证明后来的行为有没有证明价值，我们把这个案件面临的问题称为相似的行为有没有相关性、有没有关联性的问题。

刚才给各位检察官朋友们讲了三个案例，我们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发现，我们面临的案件涉及到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问题，不外乎三个问题（三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一个证据能不能符合法律所要求的证据资格，能够被允许在法庭上出示、审查和判断，我们统称为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证明能力（证据效力）。就是一个证据被允许出现在法庭上的资格和条件。它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有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取证主体要合法。取证主体不合法，取来的证据就不具有合法性，不具有证据的准入资格。比如一个人不是侦查员，他所主持的一些侦查活动比如：辩认、鉴定、勘验、检查等活动，由于是非侦查人员组织的，所作笔录等侦查活动形成的相关证据材料，由于主体不合法导致不具证据能力。

第二个模式取证手段要合法。刚才的一个案件中，某地反贪部门在侦查活动中拘传违法、讯问方式违法、羁押存在违法，于是我们就称它为取证手段存在争议，合法性存在争议。最近通过这《两个证据规定》，取证手段合法性上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你没有向证人讯问完让他确认证言笔录的内容，也没有向他确认笔录的真实性，后来他签字了，即使他最后签字了这个笔录也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这是《死刑案件证据规定》里面明文规定的一个新规则，至于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这是规定中明文把它排除在法庭之外的情形，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取证手段违法，它只是手段违法，那为什么证据就不具有证据能力呢？这就是呆会我们要给各位专门分析的手段违法污染了整个取证过程，污染了整个证据，导致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给予排除。

第三个模式法庭调查方式要合法。不是什么样的材料都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必须法律明文规定的，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材料才能在法庭上出示。

比如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公诉人宣读的是证人讯问笔录，我们把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有出庭，宣读的证人笔录称其为法庭调查证据的方式不合法。这种调查方式直属违背了直接和言词原则，不是证人亲自接受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盘问，而是把侦查人员作的证言的书面记载在法庭上宣读和出示。这就违背了法庭上举证、质证方式的合法性问题。

再比如说这次《两个证据规定》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侦查员出示的情况说明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问题。我们这次作了新的规定:凡是只盖公章没有侦查员个人签名盖章的情况说明原则上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这样的证据名义上是证言，而证言必须是自然人运用他的五个感官感知的事实，经过一定的表达方式把它记录下来的内容，而情况说明一旦盖上公章没有自然人签字就无从查证它的真伪，没有人为这份证言承担责任，所以我们把单位盖公章的情况说明视为法庭调查方式不合法。这次增加了大量类似的规定，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单个证据法庭准入资格的第一个叫证据能力又叫合法性问题，第一个案例就是讲的就是证据的证明能力发生了重大分歧和争议，受到辩护方的挑战，在法庭上成了一个疑难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公诉人就要应对它，要证明它具有合法性，而辩护方要证明它非法性，一个法律争议在法庭上出现了。

从刚才后两个案例中的情况可以看出，证据除了要具有合法性，法庭准入资格以外，还要具备一个特点就是可靠性、真实性、可信性。我们过去的证据法学教科书中把这一条叫做客观性，那当然我们认为客观性这种表述能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是会有一定争议，绝大部分证据都办案人员提取收集过来的，都体现了办案人员主观印迹，比如说口供体现了办案人员记录的笔录，当然是主观的，证人证言那个笔录也体现了办案人员的主观印迹，侦查过程的记载，即使是物证、书证它的提取经过，勘验检查笔录的记载也完全要办案人员的主观努力、侦查的方向、侦查的过程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一般不用客观性这个概念。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如果用客观性的概念它跟实际办案不相符，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可靠性、真实性、可信性，我们说一个证据是可靠的，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第一个角度证据的载体是客观的，证据的载体是指记载一个证据客观的存在物，又称证据的材料。比如一枝笔、一枚指纹、一个烟头它都要有一定物体、文件把它作为外在的载体，才记载下来，所以证据的第一个要求要有客观的载体。从载体的角度来说，真实性要求是载体必须是真实的存在的，不能伪造的、变造的。而且要让人相信它是真实性、可靠性。

刚才在第二个案例中的泥土的来源不明，被辩护方提出了争议和挑战。我们在证据法学上把它概括为载体来源不明，难以让人相信它的真实性，所以说一个证据是真实的、可靠的除了载体真实性以外，还有一个要求它的内容和信息的可信性。任何证据只有载体，没有信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一把刀除了它的外关、尺寸物理属性以外，还有这把刀所载明的信息：这把刀的形状有人在被告人家里看到过，属于被告人家里的那把刀，这就是信息。这把刀上有一枚指纹，经过鉴定属于被告人所留，这就叫信息。于是这把刀的背后就体现了一定案件事实的信息，所以任何证据都是载体和信息的结合。从载体来看具有客观性，从信息来看具有主观性，所以有人说证据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就是指这个意思。刚才我们讲证据的真实性是指载体客观的、真实存在的，信息是可靠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包括《两个证据规定》里有大量这样的语言：被告人口供要得到其它证据的佐证和印证，它就是指口供的信息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和佐证。它的真实性得到了印证。一个证人证言要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相互印证是证明言词证据是真实、可靠的有效手段，下面我们看证据除了真实性、可靠性、可信性以外，它还要具有相关性，所谓相关性就是指一个证据跟案件事实之间的具有逻辑上的联系，又叫关联性。

刚才第三个案例提到的一个人以前实施的相似的行为跟这个案件是不是被告人所为，两者之间我们认为它可能真实的、可靠的，这个信息是可信的，真实性是没争议的，但是由于它能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本身这一点发生了疑问，我们说它不具有相关性，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个别侦查员对相关性原理掌握不清楚，出现了侦查过程中侦查方向的失误。比如在很多案件中侦查员认为被告有作案的动机，我们认为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动机不是必备要件，犯罪的故意里不包含动机，即使没有动机，能证明你故意杀人照样能够证明犯罪是成立的。一个人没有没作案动机、作案动机是什么，它有多大的相关性呢？我们认为相关性很弱，一个著名的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在很多著作中提出从犯罪动机来看，谋杀罪的动机是开放的，在美国有几百种之多，可以说是上不封顶的。这说明我们对犯罪动机的判断有的时候没有研究它的规律。我们经常说情杀、仇杀象近期发生几个重大的冤假错案，从杜培武案件到佘祥林案件惊人一致的冤假错案之源都是动机发生了错误，都认为是情杀好象他们之间都有一致性判断。结果我们发现这种犯罪动机是存在，但它不是这种动机支配下实施的犯罪，犯罪动机关联性甚弱。所以我们把一种证据跟案件事实这种逻辑联系的大小称为证据的相关性。

证据的相关性有很多原理和规律，这里概括两点：首先一个证据的相关性大小跟它所包含的信息量的大小成正比；换句话说包含的信息量越大、提供的证据事实信息越多它的关联性越强。从这个角度来说，言词证据的相关性最强，当然它可靠性不稳定，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我们要客观地认识言词证据，它的相关性是最强的，它可以提供大量的证据信息，尤其被告人口供，从犯罪前后的表现、从行为过程中主观方面、犯罪行为、犯罪结果它都提供，信息量是最大的。但是客观性较弱，可靠性不够，容易出现反复，这是它的缺陷。相反有些物证、书证它提供的信息较小，相关性较弱，但是可靠性较强，稳定性较强。其次，是相关性大小跟一个证据提供的信息能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成正比，案件主要事实也就是犯罪是否发生，犯罪是否为被告人所为，凡是直接证明犯罪主要事实的我们称为相关性最强；凡是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需要跟其它证据结合起来加以推理判断的，这种证据相关性较弱。我们把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就说明直接证据相关性较强，间接证据相关性较弱。这一点可能在《两个证据规定》中也给出了相应的规定，以上给各位讲了证据能力真实性、相关性，下面我们概括一下：我们把证据的合法性、法庭的准入资格统称为证据能力，我们把一个证据真实性和相关性的结合统称为证明力，一个证据既是真实可靠的、又是相关的两者结合起来我们称为相关性（又叫关联性）。一个证据在真实性上和相关性上出了一个问题，都说明它证明力出现了危机或者不具有证明力，刚才把两个概念概括起来了，是三个方面概括为两个大的范畴，证据能力是法律问题，合法性问题；证明力是逻辑问题，经验问题、事实问题。我们把两者关系给各位进行一个梳理，下面讲课就比较容易了。总体上来说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法律对每个证据能不能转化为定案根据两个同等重要的要求，又被称为双重资格审查的标准。但尽管是同等重要的，它有个时间先后顺序，判断的先后顺序。

在诉讼法学中有个原理和规律，待会非法证据排除重点讲解。我们非法证据排除它有个原理这是符合世界惯例的，叫程序审查优先原则，在诉讼过程中程序审查具有优先性，证据能力是证据法中的程序问题；证明力是证据法中的实体问题。证据能力是否具有合法性，有没有法庭准入资格，这在证据法中是个程序问题，根据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我们单个证据出现在法庭上，首先要审查它的合法性，证据能力是否具有法庭准入资格，只有确定它具有证据能力之后，才谈得上是真实的、相关的下一步的审查判断问题，所以今天讲的是证据的审查判断，它在这里有个时间先后顺序，先审查证据能力之有无，符合不符合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在这个问题和争议解决之后，再来解决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问题，也就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从这个角度说，证据能力作为程序问题优先于证明力问题，所以我在讲课大纲中给大家列的是：单个证据能不能具有法庭准入资格——证据能力问题；它能不能作为最后的定案根据——证明力问题。你只有先具有法庭准入资格，才能谈得上是否作为定案根据，这是第一个它们的关系。第二个关系证据能力是法律问题，旨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审查判断，法律不明文规定就不存在证据能力问题，在诉讼法学上有个概念：无明文则无无效。没有明文规定就不存在程序有效无效的问题，这是在二次大战前，各大陆法系国家都普遍采用的基本的准则，那这是证据的证据能力以明文规定为前提，到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仍然遵循这条原理，目前我国两个证据规定也采纳了这么一个逻辑，以明文规定为前提，把非法证据排除，不具有证据能力排除于法庭之外，以明文规定为限制，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在此限。

但是最近几十年来，有些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无权力则无无效，无利益则无无效。什么意思呢？它是指没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受到侵害就不存在无效问题，就不存在证据排除问题。证据排除以侵害重大利益为前提，象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吸收了这样一个理念，以侵犯利益、侵犯重大法律理念作为判定一个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基础，无明文则无无效仍然是主流，但是出现了变化，比如美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对象大量是违反宪法的规定，即使没有明文规定，只要违反宪法了也可以排除，这是给各位概括一下，什么是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就是违反了程序法，违反了证据法所带来的证据准入资格被排除于法庭之外，所以证据能力是证据法、证据规则规范的范畴。

下面看证明力，证明力包含的两个要素：真实性和相关性，在证据法学理论中基本认为它是逻辑问题、经验问题、事实问题，大陆法律国家有个内心确立或内心确信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对证据证明力大小强弱，法律不做明文规定，由司法官员根据经验、理性、良心来加以判断，顾名思义叫自由心证原则，自由心证的对象是证明力，不是证据能力。证据能力是法律明文规定的，那么真的是自由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吗？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吗？回答是否定的，从世界各国的惯例来看，它受三方面的限制：

一是逻辑法则。逻辑法则是人类认识事物、发现事实进行逻辑推理的基本准则，我们说一个不符合逻辑、非理性说的是一个意思，你的结论是不信的因为不符合逻辑法则。我们举个例子：这也是两个规定确立的逻辑法则。被告人口供和辩解发生反复，在开庭前供认有罪，又翻供了，作了无罪的辩解，出现了反复，被告人当庭不供认有罪的，如果供认有罪的口供笔录得不到其它证据的佐证和印证，法庭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点规定在《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十二条最后一款，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注意到这一款。这三十年最大的突破，这也是在十几年前在辽宁抚顺创立的“零口供”规则在两个规定中得到了确立。供了翻、翻了供出现了反复，当庭又不供认的，这个时候如果庭前供述笔录得不到其它证据的佐证和印证的，庭前供述笔录视为不存在。这又从何而来——逻辑法则。同一人对同一件事判断出现了矛盾的说法，一会说有罪一会说无罪，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实的描述相互矛盾，从逻辑上看不可能同时成立，一个为真一个为假，根据逻辑上的排中率和矛盾率两个自相矛盾的陈述对同一个事实不可能同时存在，你排除不了其中一个，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结论是两者都不能采用。这条来自逻辑法则，这是我们认定证明力的基础，你说我作为一个法官可以随意的自由心证，那是不允许的，自由只在法律明文规定，法律不限制你，但你不能违背逻辑法则，违背了公诉方就会提出抗诉，辩护方会提出上诉，对证明力的判断还有一个法则叫经验法则。

在我们两个规定中出现了多次表述，所谓经验法则：指认定案件事实和证据它是否真实的、相关的要符合基本的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常识。违背了经验和常识这个证据就不具有证明力，比如：在我们这次两个规定中物证、书证来源不明的、提取、搜集过程有疑问得不到合理解释的一律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我不认识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法则的运用，这是经验法则，来源不明的物证、书证你要用它，就非常危险，大量的经验教训表明，来源不明物证、书证它的真伪不明，有时候是伪造的或变造的。

刚才讲的那个案例，泥土来源不明，在近来年我参加了一些检察院、法院的案例讨论中，我本人都接触了好几类似的案例，比如在犯罪现场找到了一枚指纹，经过鉴定是被告人所留，但这枚指纹来源不明，勘验检查笔录没有记载，又没有照片、也没有相应把它固定下来的证据，一句话该指纹不知道从何而来。大家想一想一枚指纹不知道从何而来，把它鉴定是被告人留下的，而且是留在犯罪现场的，那个指纹如果是伪造的怎么办呢？那这不就是冤假错案了吗！在我们某省发生的一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给他辩护，当时一个最大的问题：烟蒂的来源不明。在尸体旁边，发现了一枚过滤嘴的烟蒂，经过切割烟蒂上残留的唾液证明它的血型是阳性，被告人血型也是阳性，另一半烟蒂经过做DNA鉴定证明跟被告人的DNA的分子结构统一认定率高达99.95%，这是某省公安厅比较先进的技术侦查部门所做的鉴定结论。大家想一想在被害人的尸体旁边，找到了这枚烟蒂，如果证明血型确实跟他一致的，DNA的分子结构跟他一致的，我想他的犯罪嫌疑程度大加深，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法庭开庭的时候，公诉人查遍了整个案卷找到烟蒂的来源的任何说明，没有原件、没有照片、勘验检查笔录没有任何提取说明，这说明我们极个别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待提高。所以根据经验法则来源不明的物证、书证有可能被怀疑是伪造的、变造的、不真实的予以排除。这次确立下来了。

第三个判断一个证据的证明力还有一个法则——良知法则（经验、理性和良知）什么叫良知？它是指人的价值系统，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除了要符合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以外，还要符合一般的法律价值观，要符合价值判断的基本要求。比如在价值判断中有几项非常重要的要求：凡是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需要达到较高的标准；凡是认定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和事实，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严格。在德国法中有一个概念叫严格证明，严格证明平主要针对定罪量刑，对被告人不利用严格证明；对被告人有利的（包括在程序法上的一些事实、量刑上的一些事实）用的是自由证明。相对简单、要求不高、标准较低。大家看这背后是什么？背后体现的是良知系统，价值判断，我们通常称之为“天秤倒向弱者”，德国法有一条：疑问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当证据的证明力有疑问的时候，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请问这是逻辑法则呢？还是经验法则！都不是，这是价值系统、是人的价值判断、是人的良知系统，在社会的整个法律在判断的时候发生矛盾时，作一个价值选择、价值判断。

疑罪从无——价值判断，疑问时作有利于被告人解释——价值判断。讲到这里我们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则第四十条：关于被告人的年龄问题：用的就是良知系统、价值判断。当没有办法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已满十八周岁，他是否在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查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这时候经验法则、逻辑法则都失灵了，不能发挥作用了，那要作不能认定其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这一点现在看来为我们检察官、法官所接受，这个用的就是良知系统，一个价值判断的理念。时间关系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这里。跟各位讲什么叫证据能力？什么叫证明力？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关系？以及判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几个依据？理论性较强，为我们下面的讲课打下基础。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二、证明力的审查判断

正如我们刚才给大家所讲证明力是个逻辑问题、经验问题、事实问题，尽管是一个逻辑问题、经验问题、事实问题。但是我国两高三部这次通过的《两个证据规定》考虑到我国司法实践、办案的实际情况，针对我国侦查人员、公诉人员、审判人员在实践中经常发生问题和争议地方，总结了实践中经验和教训，我本人对很多条文都知道它的出处来自哪里，来自哪几个案件我都能找到。这两个规定中大量的规定对近二十年来是对中国刑事司法经验的总结，所以把相当多的证明力问题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形成了司法解释的条文，大家会看到证明力问题，不单纯是个经验问题、逻辑问题、价值问题，它也成了法律规范问题，把一些成熟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没争议的证明力准则吸收到法律条文之中，是这两个证据规定取得了较大突破。下面从物证、书证讲起，依次讲解审查判断证据的一些基本线索。

1.物证、书证

物证、书证又称为实物证据，一般说来物证是以它存在的外观、形状、颜色、尺寸等物理属性发挥证明作用的物体和痕迹。书证是以表达的思想、内容来发挥证明作用的文件和相关的物体。

物证、书证它区分的关键不在于它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它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物证发挥证明作用，是以它的外观属性、物理属性发挥作用，而书证是以它的表达的思想和内容发挥证明作用，物证、书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问题较多，特别是许多暴力案件：抢劫、强奸、杀人等传统的暴力案件，在我国执行死刑的也是这些暴力案件，那么物证、书证出现的频率较高，当然就书证而言。可能一些金融、票据经济类的犯罪也会大量运用，像金融诈骗罪、贪污贿赂罪也会经常出现书证的运用，它的物证的出现频率并不高，所以物证、书证因案而异，物证在暴力犯罪中大量运用，书证在经济类的犯罪运用比较多，一个案件如果说没有任何物证、书证只有言词证据：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这种案件比较少见，可能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受贿案件中，在证据运用中的难题是物证、书证出现的频率较低，主要靠言词证据，物证、书证在近期司法实践中出问题较多，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问题：

一是物证、书证经常出现复制品、复制件等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比如一个物证它的复制品究竟有没有证据价值，尤其是在复制品与原件不一致的情况下，究竟相信哪一个，是原件呢？还是复制件。再比如说一个书证，它的复印件或者它用录音、录像形式表达的书证，这种传来证据与书证原件的关联性怎么解决呢？尤其不一致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这个在实践中困扰着我们很多的司法人员，比如在司法实践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尤其在受贿案件中，一个证人把了解的案情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继续传播，告诉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依次往下传递，我们办案人员把这所有的传播来源，一直被传播的对象一个个都找到了，在某省发生一起受贿案件中，一共找到十八个这样的证人，张某某说我给谁行贿了送了八万钱，那个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等十八个人，这十八的人他们证据价值与张某某的源头证据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多办案人员认为这些都是证据，都能证明案件事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你别忘记一条，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有一个重大问题，源头是同一个，所以它们从证据信息传播的来源上是孤证，传播哪怕有一千种都是孤证。今天下午我告诉同志们一个消息、一个事实，在座几十位朋友知道这个事实，假如这个事实成为某个案件中的证据，把我们所有证据提取过来，取了几十份证言笔录，请问这些笔录能相互印证、佐证吗？我们所有的证据从证据的载体上是几十个，但从证据的信息上来看就只有一个，源头是我，我错了你们都错了，因为你们没有第二个信息源，有点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一个倒了其他接着都倒了，除非你有新的信息源，否则你所传播的都是我转说的话，在物证、书证运用中存在类似的问题，就是物证、书证的复制品跟原件之间的关系怎么解决？

下面给大家讲一讲两个证据第八条：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物证、书证的复制件、复制品等如果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特征、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内容的，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换句话说你都不能反映你所复制你所传播对象那个源头的外形特征和它的内容的，一律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我们确定了两个排除规则都规定在第八条（死刑证据排除规则）：“原件、原物它的外形特征在复制件、复制品中得不到反映的，书证的内容得不到复制件反映的，该复制件、复制品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书证、物证传来证据的形式得到了一定滥用，出现了个别的冤假错案，吸取了这种教训，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规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在物证、书证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作出明确规定的，就是物证、书证的鉴真问题。什么叫物证、书证的鉴真呢？这是证据法学近五年在理论上出现一个大的发展。物证、书证要想发挥证明作用，具有证明力，一般说来它有两条线索。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线索就是物证、书证要对它进行辩认，如果辩认解决不了问题，对它的真实性、相关性常人用经验、用普通的知识难以解决的，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用专家的智慧、专家的知识经验和专门的科学技术设备来鉴定，我们把专家用科学的知识、技术、经验、设备对一个物证、书证的鉴别叫鉴定，鉴定等会还要专门讲解。我们通常对物证、书证的审查用鉴定的方式比较多，偶尔会用辩认，辩认它是否原件、原物，鉴定是鉴别它的真伪，鉴别它的相关性，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个问题，也是两个规定中三令五申提出 的问题，也是冤假错案出现频率较多的问题：证据的原头如何？收集状况如何？提取的经过如何？法庭上出示的那个证据是不是原来的那个证据？给各位举两个小例子：在某省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件中，由于案发的时间距离法庭审判的时间较长，过了二年多的时间，案件的一个重要的凶器——刀，当我们的公诉人把这把刀呈现在法庭面前让被告人辩认的时候，被告人说不是这把刀，你们可以查看原来的勘验检查笔录和我的口供，原来我作案的那把是亮晶晶的，没有一点锈、没有一个豁口，是进口的一把钢刀，在我口供里有我对它的外观、尺寸的描述。现在再看这把刀，已经没有任何的亮色，锈迹斑斑，豁口很多，已经破损不勘，后来公诉人只好休庭，请侦查人员作一个情况说明：侦查人员说确实是这把刀，由于在证据库里保管不善导致的，虽然这个案件有惊无险，同时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把还是不是原来的那把刀呢？如果不原来的那把刀，即使对它鉴定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案例中，当然都是带有教训的案例：在有一个案件里某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特大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盗窃的是某百货商场，一个珍贵物品的柜台里的瑞士的手表和珠宝，价值几十万，结果当时商场保安安装了一个秘密的摄像头，把整个作案经过给拍摄了下来，由于是24小时连续录像，不知道是什么人擅作主张把录像带剪接了，只留下作案的那一部分，而且录像的技术较差，整个也没办法说明作案的时间，当这份录像带出现在法庭的时候，就引起了法庭一系列的争议，是不是原来那个录像带？是不是录的是案发的经过？剪接的过程是不是让人觉得可信？是谁剪接的？是谁提取的？到法庭上的录像跟原来的录像是不是同一段？都无法说清楚。警方的勘验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也没有祥细的记载。所以这段录像它的真实性、它的来源成了问题。

下面给大家概括一下：物证、书证的鉴真是指：在实际办案中物证、书证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它的来源是可靠的。比如我们这里有个杯子，它是在现场提取的，你要向我证明它在现场什么地方提取的；它的源头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要证明它的来源和源头，其次要证明提取的经过，谁把它提取过来的？谁提取过来的？提取的经过、收集的过程，然后还要向我们证明在整个案件从侦查到审判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完善的保全，最后一点还要向我们证明法庭出示的这个杯子就是原来那个杯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物证、书证的源头、提取、收集、保全、到法庭上出示的整个动态过程要得到充分的证明。让人相信没有伪造、和变造，是原来的那一个具有同一性。我们把证明案件的来源、提取经过、收集过程以及法庭上出示跟原来的证据是同一个的证明过程，叫作鉴真过程。所以这两个证据规定里面第九条用了三个条款强调，无非就是鉴真问题。换句话说要用相关的证据鉴别它的真伪，来源的可靠性、提取的合法性、收集的可靠性、法庭上出示的可靠性。那么我们用什么手段来鉴真它的真伪呢？

司法实践中有这么几种证据：第一勘验检查笔录。其最大的证据价值是证明物证、书证的来源；第二证据提取笔录。其最大的证据价值是证明物证、书证的来源、提取经过。第三搜查笔录。是国家强制性的搜查手段所作的一个记载，搜查笔录里往往记载了搜查的经过、搜查的对象所得来的相关物证、书证。第四扣押清单。它是在搜查完毕之后，扣押物证、书证的一个清单。它能够证明某个物证的来源。我们国家的侦查制度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多年来解决不了，就是赃款、赃物这个物证它们角色发生混乱，这是来源于我国财政政法经费拔款制度，由于多年来政法拔款归地方，中央财政对此控制力不强，尤其是公安机关，由于政法经费保障不足，所以很多是物证、书证，明明是物证、书证在实践中被当成了赃款、赃物。忘记这是物证、书证，证据的意识较差，这也是实践中屡次出问题的原因。第四个辩认笔录。有时候对一个现场、物证、书证的辩认也构成了一个鉴真的过程，有庭前辩认、当庭辩认，这种辩认的过程是对物证、书证的鉴真，鉴别它的真伪，证明它是跟原来那个证据是同一个。

所以第九条有二个排除规则：那就是物证、书证来源不明的，没有附有勘验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不能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还有一个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和搜集过程有疑问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各位检察官朋友们，第九条通过两个条款两次提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都强调了鉴真问题，我们在证据的审查判断中要高度地重视鉴真问题，我这里再加一句话：鉴真高于鉴定。如果从物证、书证的证明力判断来看，先解决真伪问题，再来解决鉴定问题。鉴真解决的是样本、检材来源的可靠性；鉴定解决的是真实的检材、样本它的证明力问题、它的相关性问题。这几张纸首先作为鉴定的对象——检材、样本的来源，它的来源是可靠的、真实的，不能伪造、变造的，然后再出作鉴定，比如说笔迹鉴定。如果我侦查员给你检材本身来源不明，真实性存在问题，你的鉴定结论再高明、专家再权威也毫无价值。所以等会我们讲到鉴定意见还要再说。那就是来源不明的检材和样本得出的鉴定结论一律不得作为定的根据。有一次我到某省司法鉴定培训班讲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二位当地国家重点大学的著名的教授他们就问我：“我们所在领域中权威专家所做的鉴定结论难道还需要法官审查吗？法官有我们权威吗？”，我跟他们讲了二个观点后。他们都接受了，我说给你的检材只要错了你的鉴定再科学也只能是错的，我们认为鉴定是在鉴真的前提下解决物证、书证的真实性、来源的可靠性后，运用科学的技术知识经验由专家做出一个鉴别叫物证、书证的鉴定。这们就把物证、书证的三条线索给大家进行了梳理。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2.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证据种类，如果说被告人口供近年来在很多案件中出了问题：翻供现象、口供得不到佐证、印证问题，引起了我们很多公诉人、审判人员的高度警惕和警慎以外，证人证言应该说运用较高，几乎每个案件都有证人证言，但是证人证言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对它的规律性认识还不够，坦率地说我们作为搞程序法学和证据法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责无旁待的。首先证人证言要研究证人的资格。

证人的资格是两个规定特别强调的内容，在我国这两个规定中第一次出现了对证人资格的一系列的要求，从刑诉法、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要求来看，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可以做证人，这似乎给我们一种印象，证人似乎没有什么资格要求的，只要了解案件情况都可以做证人，三大诉讼法只有两种人进行限制：一个未成年人、一个精神病人，除此这外对证人资格再无规定和限制。两个证据规定吸取近年来的经验教训对证人的资格作了五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原则上证人必须跟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利害关系的人（不是说绝不能做证人）原则上不能做证人，即使做证人也要严格慎重的对待，不能轻信；尤其是死刑证据规定第四十条：认定被告犯罪时是否已满十八岁，一般以户籍为准，但对户籍证明有疑义的，可以由出生证明文件和无利害关系人证言来证明。下面概括一下，证人跟案件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容易导致证言的失真，所以我们把证人的资格里面加了一条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第二点对于证人的精神状态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原来法律规定的是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证言不能做为定案根据。现在又增加了三种情况：明显醉酒、麻醉品中毒、精神药物麻醉状态下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规定在第十二条）。三是要求证人必须单个证明。（规定在十三条）一个证人旁听过案件事实，再来当证人就没有证人资格。四是单位的情况说明原则上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五是证人提供的意见证据一律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就是证人作的猜测性、推断性、评论性的证言，因为证人只能提供耳闻目睹的事实，而不能发表你的判断和推测（无法审查其真伪），以上跟大家的是五种证人资格新的限制和要求。以上情况下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如果涉及到证言笔录与当庭证言有矛盾时该怎么办呢？（规定在十五条）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与庭前证言相互矛盾，如果证人能对当庭翻证提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用庭审证言，而不采纳庭前笔录（当庭证言优先选择原则）。

我曾经看过无数判决书，其中的表达：如果证人作了书面证言笔录，当庭又推翻证言作了新的证言，我们判决书的逻辑是，除非证人能证明当庭证言是真实的，否则优先采用庭前笔录。证言笔录里还有一条也非常重要，就是证言笔录发生矛盾怎么办？（规定在十五条）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庭宣读的是证言笔录，对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出现矛盾的，如果无法排除矛盾，该书面证言一律不得采用。它体现了立法起草者的一种指导思想。接下来讲被告人口供。口供号称“证据之王、证据之源”，尽管我国在刑事政策上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口供在实践中仍然是很重要的，它运用的频率仍然是广泛的，由于口供问题非常复杂，涉及的问题较多，在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讲解，我这里结合两个规定给大家讲三个问题：

一是口供与辩解的关系。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它既包括庭前的陈述，也包括法庭上的陈述；供述与辩解是二种方向性的陈述，一个有罪的陈述，一个无罪的辩解；我国特别强调被告人对事实问题的陈述和对法律问题的辩解都是证据。我们的两个规定中采用了一个原则：口供与辩解同等看待原则。如何看待翻供问题。在翻供问题上（第二十二条），一是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法庭审判中翻供的，作无罪辩解的，在两种条件下，可以采用庭前供述，不理会翻供。第一个条件：被告人不能当庭说明翻供的理由，而且其辩解与全案其他证据相矛盾；第二条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我们很多侦查员在取得口供后，就不去做对口供的印证工作，他忘记了侦查学上的在取得口供时也是最容易翻供的时候。

二是被告人庭前供述辩解出现反复，叫供述与翻供交替出现，但是法庭上仍然供认的，如果法庭上的供述能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的可以直接采信法庭上的供述。这反映出了我们的两个规定中的思路的变化：当庭供述具有优先选择。被告人庭前供述出现反复，法庭上又拒不供认的，除非庭前供述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否则一律不得采信庭前供述。这样的案子近期发生很多，南方一个省份，曾经发生一起杀人案，这个案件最后法院判决无罪，被告人一共供述了五六次，每次供完就翻，法庭开庭的时候直接翻供，最后法庭对庭前笔录不予采信，一个重要的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佐证它。他供述杀人的手段都不一样，一会说用电线勒死的、一会说是用手卡死的等，公安对死尸进行各种检查，死因都不符合。这也是“零口供”在我国两个规定中的具体落实。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在对零口供的认识上存在争议，零口供不是没有口供问题，如今《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十二条最后一款：被告人供述反复，当庭又不供认的，除非能印证、佐证庭前供述的真实性，否则口供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3.鉴定意见

接下来讲鉴定意见。刚才也提到了物证、书证需要鉴定意见加以印证，特别是普通人用肉眼难以审查清楚的，需要用专家利用他的智慧、经验、知识、技术手段、专用设备来作鉴别，我们常用的法医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精神病鉴定、笔迹鉴定、会计鉴定等等，时间关系给大家概括一下，鉴定意见反映出了三个道理：一是司法鉴定不是科学的结论，它只是一个普通证据而已，它不具有权威性，终局性。二是鉴定意见完全可以出现多份。三是鉴定意见与鉴定结论两字之差，还表达了一种观念，那就是鉴定意见完全可以被排除于程序之外，《死刑案件证据排除规则》列举了九种。那么鉴定意见如何审查判断。第一首先要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资格和鉴定的范围。不在它的法定范围之内的一律无效；第二鉴定人应当回避的没有回避的所做的鉴定一律无效。第三鉴定的程序方法有重大错误的；第四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的。第五送检的检材或样本与鉴定对象不一致的、来源不明的、被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举个例子：一个驻马里共和国的援外工程人员五年后，援助期结束准备回国，在当地象牙黑市买了六根象牙，经当地技术从员切割成三十多片象牙制品，经过伪装放到行李之中托运回国，在首都机场海关被当场查获，最后庭审中出具了一份盖公章的鉴定结论：六根象牙每根价值二十五万。这个问题就出在鉴定结论上，由于鉴定人也没签字只是单位盖公章，鉴定的样本就出问题了，送检是三十多片象牙制品而不是六根象牙，对象发生了错误，最后做行政处理。第六违反有关鉴定标准的，鉴定文书缺乏签名盖章的，还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现象。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二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也好、鉴定意见也好，有二点值得我们公诉人参考：一是鉴定方法程序有没有错误，是否违反鉴定标准，我们一般办案人员都无法进行判断，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提出一个观点，利用专家的智慧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进行鉴别，我们把称为对鉴定结论的鉴定。二是在实践中还有一个现象，个别鉴定人由于普遍的阅卷，给出的结论超出了鉴定范围，比如对案件的实体法律适用问题，给出了结论这是非常可怕的。北京某法院今年四月份审判的一个贪污案，那个鉴定结论给我看了以后让我吃了一惊，最后一行字：结合本案的情况，被告人董某某他的行为属于贪污行为。似乎鉴定人成了法官了。勘验检查笔录、扣押清证据提取笔录等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鉴真。

4.视听资料、电子证据

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把电子证据独立出来了，把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另外的一个种类。这两种证据具有相似性，那就高科技手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这里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哪里呢？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不管是录音、录像视听资料或电子证据都要充分证明提取、收集、传递、出示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二是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内容上出现剪辑、伪造、变造的情形，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三是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一旦出现争议，要运用专家的智慧，对它进行鉴定，结合鉴定结论和电子证据能不能把矛盾的部分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5.情况说明、破案经过材料。

主要发生的几种情况：一是立功自首情况下侦查员要出具一个情况说明，破案经过，一个就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下，侦查程序的合法性提供一个情况说明，这种证据在证据法学上与普通证据不一样，我们作三种概括。它属于证人证言不是书证，它形成于案发后；二是作为证人证言它不同于传统的证人证言。传统的证人证言是证明案件的事实，而这种情况说明它所证明的是案件的侦查过程，比如破案的过程、抓捕嫌疑人的过程。嫌疑人投案自首、立功有没有得到证实的过程，比如非法证据排除涉及到它要证明侦查程序是不是合法，它证明的不是犯罪事实的经过。而是证实案件办案的过程及其合法性问题。三是如果涉及重大问题，一般情况下他可以不出庭作证，提交一个书面的情况说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涉及重大问题：立功、自首问题、侦查程序是否合法问题。在用其它手段无法查明真相的时候，他就要出庭作证。

三、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它涉及到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法庭准入资格问题，所以非法证据是属于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的一种，叫取证手段违法导致非法所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被排除于法庭之外。为了使大家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在这里把非法证据排除的四个规则作一个概括：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针对的对象是违法侦查行为。当然从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特别是第十三条如果是辩护方收集的证据，取证手段违法的也在我们非法证据排除适用之列，到目前为止非法侦查行为包括：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取证、违法法律程序取得物证、书证。

第二由于取证手段的违法导致取得的证据受了污染，成为非法证据；

第三非法证据排除的后果是宣告侦查行为无效，连带宣告非法证据无效。这里出现一个概念——宣告无效在法学理论上来源于民法，宣告无效等于行为无效、结果无效。

第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旦启动，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非法证据启动在程序上有两种：一是因职权启动。法院因职权主动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公诉阶段对侦查员出具某一个证据的合法性主动审查，二是诉权启动。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检察机关、法院将某一非法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由当事人通过申请排除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叫诉权启动。以诉权启动为主导，就意味着一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就带来了以下几种后果：一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成了程序上的原告。他要控告侦查员违反法律程序，要求将非法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二侦查员成了程序上的被告；三是法庭的裁判从实体裁判变成程序裁判，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法庭要审查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四是诉讼标的由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就更为侦查程序合法性问题。

下面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取得了几个重大的突破。

第一个非法证据的范围。我们这次把非法证据的范围界定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其中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刑讯逼供等手段取得的口供，暴力威胁手段取得的证言陈述，这里特别强调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口供、证言、陈述。物证、书证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大体上用的概括式的表述：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影响公正审判的物证、书证。像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窃听、非法勘验检查等等。我认为非法证据的范围目前是比较笼统的，高度概括的，需要看今后的中国刑事司法实践，未来的公、检、法机关，未来的法庭审判如何界定，这个处于不确定阶段，会逐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非法证据排除的三种效果。

这里面有进展、有突破、有妥协，在《两个证据规定》里面大量的排除的规定用的这样的语言：叫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不得采信，凡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强调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不得采信，我们在理论上概括为：绝对排除。绝对排除意味着法官没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受控辩双方诉讼观点的影响，整个的排除是不可补救的，直接排除。其后果是自动排除，没有太大的附加条件，比如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绝对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规定中的第十四条：涉及到物证、书证。确立的是相对排除。所谓相对排除是有条件的排除，给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要考虑多个因素结合起来作出是否排除的裁定，比如要考虑违法法定程序的程度、带来的严重后果再决定是否排除。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相对排除大量的都是不排除，最后一种可补正的排除，凡是有两种表述的，办案人员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或是办案人员可以进行适当的补正，可补正的排除是指某一种违法不严重，最多是技术的瑕疵。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排除了，要办案人员进行必要的补救，给出合理的说明或者重新做一份笔录。下面给各位介绍一下，申请排除的阶段，到目前为止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都可能排除。发现违法排除，不得作为批捕、起诉的根据，在法庭审判阶段，被告人送达了起诉副本以后，一直到法庭辩论结束前，都可以申请排除，如果这种申请没有得到法院许可的，二审程序中还可以申请。

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是它的核心部分，长期以来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上，举证责任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很多法官、检察官朋友们认为：举证责任应该谁主张谁举证，谁排除非法证据谁来拿证据来证明是非法证据。许多法学界的人士认为举证责任应当倒置：被告人只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就要有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是合法的。证明不了合法就推定为非法。十年来两种观点争论不休。这次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规定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争论。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非法口供的举证责任分配：有三项基本要素；第一、被告方承担证明非法取证证据线索的责任，其后果没有提供的法庭一律不采纳。第二、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听证会条件是什么？对被告人审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就可以启动听证程序。公诉方正式承担举证责任，主要有二个：一是要证明侦查活动是合法的；二是即便是侦查行为有违法之处，有关口供也不在排除之列。为了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有三种手段：第一、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必须是全案讯问笔录；第二、原始的录音录像资料；第三、通知相关人员出庭作证（讯问时在场的人、其他证人、讯问人员）。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程序审查优先原则；只要听证会一旦启动，实体法律的审查立即终止。二是法庭有必要对审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三是必要的时候庭外调查核实。第四、公诉人提供的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需要讯问人员签名盖章，必要的时候出庭作证。

四、如何应对公诉工作中的新挑战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以及新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给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一、任何一个证据规则的出台，证据审查判断标准的严格，首当其冲的是落在公诉人身上，公诉人受到更严格的要求，有的人这样说约束的是侦查员，我同意，但是我国侦查员长期不出庭作证，法庭对他约束不是那么直接，受影响的还是我们公诉人员。所以我们认为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对公诉工作的影响有这么几条:第一、尤其强化证明力的规范性上提出了大量规范要求；第二、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极其严格的要求；第三、公诉人可能要做好程序上应诉的准备；第四、公诉人可能还要面对量刑问题的挑战。对策，归根结底要与进俱进，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未来的改革，来研究它、理解它、掌握它、运用它、熟悉它。

二是学会掌握应诉的技巧，我们认为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要善于运用相对排除，一般情况下相对排除一般不排除，要善于运用那些可补正的排除。

三是要跟侦查发生密切的联系，四还是要树立程序法的意识。

第四篇：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合共犯。它是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均具有谋利动机的基础上，双方为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协议”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的隐蔽性极强，很多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对于证实犯罪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现结合有关证据理论就司法实践中“一对一”受

贿案件证据的认定与运用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何谓“一对一”证据？在证据学上，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则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需与其他证据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推断出主要案情的证据。按照证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实践中使用直接证据一般应有若干间接证据作佐证，才能确定案件的主要事实；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须有一好范文版权所有系列间接证据构成严密的体系，即形成“证据锁链”，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断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结论，才能证实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证明案件事实或事实的某一环节的证据中间，仅有一个证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证据和一个证明无罪或罪轻的直接证据。例如在受贿案件中，只有行贿人肯定供述和受贿人否定的辩解，除此之外，无任何第三人目击及其他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

二、“一对一”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在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难度。尤其在受贿案件中，由于该类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迹往往通过种种手段予以销毁，在案件取证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不易充分收集和认定，导致许多案件陷入“二难”的境地。如果片面强调犯罪证据不充分，易造成放纵犯罪；如果草率认定有罪，同样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基于此点，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

根据证据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本人认为一部分“一对一”证据是可以认定的。

（一）受贿嫌疑人对受贿行为供认不讳，再辅以其他证据的情况

在受贿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在司法机关讯问、开导、政策攻心下，慑于国家法律的威严，都能够对自己的受贿行为坦白交待，以期待获得从轻处罚。我们通常以嫌疑人供述为基础，再与行贿人的证词进行对照，相互印证，同时查找赃款、赃物或其去向，从而认定嫌疑人受贿行为成立。可以说，这是受贿案件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认定形式，它充分运用了直接证据的直接性和证明力强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办案人员为了取得直接证据，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证据，便认为证据确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决就失去了足够的依据。所以，对待这种“一对一”证据的案件，要充分发挥间接证据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证据的形成过程，科学地运用逻辑推理，以保证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

（二）受贿嫌疑人对其受贿事实拒不供认，但有其他证据的情况

１、有行贿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处查出行贿人所述赃款、赃物；嫌疑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

在受贿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为其犯罪行为实施得秘密，司法人员不易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拒不供认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在认定这类案件时困难较大。然而，根据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精神，只要有行贿人的证词作为直接证据，同时又有从嫌疑人处查出的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作佐证，就可责成嫌疑人具体说明该款物的合法来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来源的证据，就可以认定其受贿行为成立。

２、有行贿人供述，且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无特殊关系；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有人谋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

其认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据证据的证明要求，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认定；所以，有了行贿人证言这个直接证据，再有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这一事实作间接证据，排除了两者之间关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诉法上的证据效力；二是认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且指向同一，即结论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为反常，在与行贿人无亲友关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特殊“照顾”，甚至好范文版权所有不惜违背原则和制度；若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只能把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归咎于贪图贿赂。

３、与被告人关系密切且无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词，一般可以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只依据直接证据或只依据间接证据定罪量刑的情况很少

第五篇：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合共犯。它是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均具有谋利动机的基础上，双方为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协议”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的隐蔽性极强，很多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对于证实犯罪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现结合有关证据理论就司法实践中“一对一”受贿案件证据的认定与运用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何谓“一对一”证据？在证据学上，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则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需与其他证据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推断出主要案情的证据。按照证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实践中使用直接证据一般应有若干间接证据作佐证，才能确定案件的主要事实；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须有一 系列间接证据构成严密的体系，即形成“证据锁链”，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断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结论，才能证实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证明案件事实或事实的某一环节的证据中间，仅有一个证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证据和一个证明无罪或罪轻的直接证据。例如在受贿案件中，只有行贿人肯定供述和受贿人否定的辩解，除此之外，无任何第三人目击及其他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

二、“一对一”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在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难度。尤其在受贿案件中，由于该类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迹往往通过种种手段予以销毁，在案件取证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不易充分收集和认定，导致许多案件陷入“二难”的境地。如果片面强调犯罪证据不充分，易造成放纵犯罪；如果草率认定有罪，同样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基于此点，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

根据证据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本人认为一部分“一对一”证据是可以认定的。

（一）受贿嫌疑人对受贿行为供认不讳，再辅以其他证据的情况

在受贿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在司法机关讯问、开导、政策攻心下，慑于国家法律的威严，都能够对自己的受贿行为坦白交待，以期待获得从轻处罚。我们通常以嫌疑人供述为基础，再与行贿人的证词进行对照，相互印证，同时查找赃款、赃物或其去向，从而认定嫌疑人受贿行为成立。可以说，这是受贿案件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认定形式，它充分运用了直接证据的直接性和证明力强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办案人员为了取得直接证据，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证据，便认为证据确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决就失去了足够的依据。所以，对待这种“一对一”证据的案件，要充分发挥间接证据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证据的形成过程，科学地运用逻辑推理，以保证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

（二）受贿嫌疑人对其受贿事实拒不供认，但有其他证据的情况

１、有行贿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处查出行贿人所述赃款、赃物；嫌疑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

在受贿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为其犯罪行为实施得秘密，司法人员不易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拒不供认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在认定这类案件时困难较大。然而，根据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精神，只要有行贿人的证词作为直接证据，同时又有从嫌疑人处查出的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作佐证，就可责成嫌疑人具体说明该款物的合法来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来源的证据，就可以认定其受贿行为成立。

２、有行贿人供述，且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无特殊关系；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有人谋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

其认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据证据的证明要求，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认定；所以，有了行贿人证言这个直接证据，再有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这一事实作间接证据，排除了两者之间关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诉法上的证据效力；二是认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且指向同一，即结论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为反常，在与行贿人无亲友关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特殊“照顾”，甚至不惜违背原则和制度；若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只能把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归咎于贪图贿赂。

３、与被告人关系密切且无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词，一般可以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只依据直接证据或只依据间接证据定罪量刑的情况很少，但在特殊情况下并不排除运用单一证据定罪的可能。因此，完全运用直接证据认定案件是可行的。实践中，如果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且无政治经济上的纠纷与矛盾，其证词未受任何外因干扰，一般来讲是可信的。事实上，行贿人的证言是经过一系列的常识性结论证明是真实的；尽管这些常识性结论的证明力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联系紧密，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间接证据。当然，对这类案件证据的认定，有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实践中应慎重对待；一是看行贿人与被告人是否有利害冲突；二是要看双方是否有利害冲突；三是要看有无外因干扰，上述矛盾都得到合理的排除了，结论也自然确定了。

４、嫌疑人以“借贷”形式收受钱款，而行贿人与被告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前提条件不充分的，可以认定。

司法实践中，受贿人以“借贷”为名，行索贿、受贿之实的情况很多，案发后，亦常常以“借贷”为由来否认其存在受贿行为。对于此类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分析，综合判断：一是考察借钱的前提条件是否真实，即借钱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虚构借钱的事实，借故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就可以视为具有贪图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二是考察借钱是出于私人交情还是利用职权为交换条件；三是考察钱款崐的用途与去向；四是考察嫌疑人与“行贿人”先前有无经济上的往来，私人关系是否密切；五是考察所“借”款项有无归还意图，等等。以上述事实作为认定嫌疑人是否属“形借实贿”的间接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证据体系，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合理的排除，各个证据指向一致，排除了嫌疑人借贷的一切可能性，形成了受贿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从而推断出嫌疑人受贿的唯一结论。

上述总结的受贿案“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原则及方法，仅仅是针对一般案件而言的，并不能适用受贿案件中的一切情况。在受贿案“一对一”证据的认定问题上，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绝对、片面地追求固定的模式，用一个不变的标准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