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如何运用视听技术获取贿赂案件的再生证据

第一篇：谈如何运用视听技术获取贿赂案件的再生证据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贿赂罪包括三个罪名，即：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作为贿赂犯罪较之其它犯罪而言，是一种高智能的“隐形犯罪”。此类犯罪证据种类少，加之犯罪分子大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因而取证难、定案难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人曾一度发出了“以后贿赂案件没法办”的感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刑诉法》第九十六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在《刑诉法》的其它规定中也增加了很多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条款。因此，以往单独靠突破犯罪分子口供办理贿赂案件的初查、侦查、预审方式，已远不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如何开辟新的取证渠道、拓宽查案思路，变以往突破犯罪分子口供为获取扎实可靠的犯罪证据，是当前摆在检察机关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研究如何运用视听技术获取贿赂案件的再生证据是开辟取证渠道，证实犯罪的有效途径，对当前乃至今后的贿赂案件查证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查办贿赂案件过程中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活动决定了证据的再生

贿赂犯罪案件与其它犯罪案件一样，犯罪分子为了掩盖犯罪事实，逃脱法律追究和制裁，则极力进行串供、毁证等一系列反侦查活动。反侦查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基于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而展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处于同一矛盾体中。正因为反侦查活动客观物质性，决定了它一旦发生，必然会留下抹擦不掉的痕迹。反侦查活动概括起来，包括串供、翻供、订立攻守同盟；隐匿销毁罪证、转移赃款赃物；收买或打击报复证人；找关系人为案件说情，送礼；威胁、恫吓办案人员等。一旦这些反侦查活动能被查明并以证据的形式固定下来，就能够全面或部分地反映贿赂犯罪的真相，就能够足以否定靠反侦查活动确定起来的伪证，就能和其它犯罪证据合并形成证实犯罪的证据锁链。因此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该类犯罪的再生证据。由此看来，再生证据从本质上讲，是能够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是刑事诉讼中，能够部分或全面反映反侦查活动的真实情况，再现贿赂犯罪真相、证实犯罪的证据。因这类证据区别于在侦查活动中所收集、固定下来的其它犯罪证据，所以我们称这一切反侦查活动的事实为再生证据。

二、运用视听技术获取贿赂案件的再生证据是当前及今后查案工作的发展方向

以上分析了再生证据的产生及其本质的特性。根据贿赂犯罪所固有的规律性看，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活动是紧紧围绕侦查活动而展开的，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办案人员若能抓住这一客观 规律，就可以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收集、获取该类犯罪的再生证据。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日益发展，视听技术已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且日益发挥着其巨大的潜能。视听资料正是这种先进技术的和产物，它是通过录音，录像所记录的语言和形象、行为以及电子计算机储存的信息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包括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录音磁带、录像带、磁盘等，是一种新型的证据形式。它具有直观性强、信息量大、精密度高、动作形态具有连续性等特点。因此，运用视听技术获取贿赂犯罪分子反侦查活动的再生证据，可以扭转取证、定案难甚至是“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可以达到“柳岸花明”的办案效果。相对于运用其它侦查手段而言，更有利于检察机关深入查办贿赂犯罪案件。

三、运用视听技术获取贿赂案件再生证据的基本方法

研究如何获取贿赂案件的再生证据，首先要研究贿赂案件的犯罪规律和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贿赂罪所包括的三个罪名（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三种行为之间即密切相联，又有区别，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根据三种行为人的身份、实施犯罪的动机目的以及实施犯罪后的不同心态，大体可以运用 以下几种方法：

1、行贿人不供认行贿事实，受贿人是谁或有几个均不明确的，侦查人员在初查时可一边以公开身份进行，虚张声势，故意制造紧张气氛。一边派出人员对行贿人进行严密的监控。这样可以敦促行贿人主动找受贿人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或找关系人送礼说情，或帮受贿人转移赃款赃物等。侦查人员在监控的同时，运用监听电话、录像等视听技术手段，从中发现案件的真相，收集案件有关的再生证据，撕开案件 缺口。

2、行贿人供认行贿事实，受贿人是谁已明确的，且行、受贿双方关系密切，行贿人属为谋取某种不正当利益而主动行贿的，可在对行贿人进行讯问之后，即让其返还。根据行贿人的心理来分析，其交待了行贿的事实后，心理上便会产生“对不起受贿人”的感觉，按常理他便会及时找受贿人说明已交待的事实，或打电话，或捎便信等。因此，侦查人

员根据这种情况，在讯问时可先充分对行贿人返回后的行踪加以分析，预想行贿人可能要进行的活动后，进行周密安排来监控行贿人，以期获取行受贿双方串供的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

3、行贿人供认行贿事实，受贿人是谁已明确，且行、受贿双方关系一般，行贿人是因某种原因而被动实施行贿行为的，可利用行贿人赎罪的心理，让其戴罪立功，有意安排

其携带微型录音机等视听器材找受贿人“串供”，或安排行贿人约受贿人到指定的地点进行“串供”，力求获取诸如“我为×××事给你送×××款子，检察院正在着手调查，你看怎么办”等行受贿双方谈话的视听资料。

4、行受贿之间存在中介人，即介绍贿赂人的要着力在介绍贿赂人身上获取再生证据。也就是说利用中介人与行受贿双方关系都熟悉的客观因素，加强对中介与行受贿人之间来往活动的视听技术监控。中介人有赎罪心理的可有意安排其与行、受贿人“串供“；如中介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的，侦查人员可一边向其宣传法律，帮其权衡利弊，一边监控其行踪，活动，极力获取三者之间反侦查活动的视听资料，促成案件达到“起死回生”的效果。

5、行贿人已供认行贿事实，受贿人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仍不供认受贿事实的可根据案情适时变更强制措施，转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给受贿人以串供的机会，同时对受贿人的行踪进行严密的监控，抓住契机促成犯罪证据的再生，保证整体诉讼的顺利进行。对于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取得他们的配合和支持。由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对其进行视听手段的监控。以取得案件再生的证据，达到“欲擒故纵”的办案效果。

作为贿赂犯罪而言，是一种高智能，隐蔽型的犯罪活动，且每一案件又各自存在不同的情形，有共性的特点，又有其个性的差别。因而侦破方法绝非一成不变或程式化。运用视听技术获取贿赂案件的再生证据是检察机关查办贿赂案件工作中较为崭新的问题，这需要侦查人员在办案实践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探索，灵活掌握运用到办案的工作中去。

四、运用视听技术获取贿赂案件再生证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运用视听技术获取犯罪证据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刑事诉讼活动的影响。它作为同犯罪作斗争的技侦手段，具有适用广泛，客观准确，保密性强，能边续性地反映客观事物等特点，而正是由于这种手段的特殊性，因而在运用时应注意：

1、作为证实犯罪的一切视听资料都必须依法收集，《刑诉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而，我们在收集这种证据时，必须和收集其它证据一样，依法收集，必须做到严格审批程序，绝不能滥用。

2、获取的视听资料必须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视听资料作为高科技产物，信息量大，客观准确，但容易被剪辑，伪造。因此在获取制作时，要注意附文注明制作人，制作时间，制作地点等制作情况，真正起到证据的证明作用。

3、要严守视听技术侦查秘密，不得暴露和泄露；收集视听资料不得侵害公民的全法权益，不得有伤风化；对于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要严格保密制度。

第二篇：需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

需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

（一）被告人、被害人的身份；

（二）被指控的犯罪是否存在；

（三）被指控的犯罪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

（四）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罪过，实施犯罪的动机、目的；

（五）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案件起因等；

（六）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七）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

（八）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

（九）有关管辖、回避、延期审理等的程序事实；

（十）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

第三篇：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合共犯。它是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均具有谋利动机的基础上，双方为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协议”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的隐蔽性极强，很多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对于证实犯罪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现结合有关证据理论就司法实践中“一对一”受

贿案件证据的认定与运用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何谓“一对一”证据？在证据学上，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则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需与其他证据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推断出主要案情的证据。按照证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实践中使用直接证据一般应有若干间接证据作佐证，才能确定案件的主要事实；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须有一好范文版权所有系列间接证据构成严密的体系，即形成“证据锁链”，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断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结论，才能证实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证明案件事实或事实的某一环节的证据中间，仅有一个证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证据和一个证明无罪或罪轻的直接证据。例如在受贿案件中，只有行贿人肯定供述和受贿人否定的辩解，除此之外，无任何第三人目击及其他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

二、“一对一”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在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难度。尤其在受贿案件中，由于该类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迹往往通过种种手段予以销毁，在案件取证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不易充分收集和认定，导致许多案件陷入“二难”的境地。如果片面强调犯罪证据不充分，易造成放纵犯罪；如果草率认定有罪，同样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基于此点，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

根据证据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本人认为一部分“一对一”证据是可以认定的。

（一）受贿嫌疑人对受贿行为供认不讳，再辅以其他证据的情况

在受贿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在司法机关讯问、开导、政策攻心下，慑于国家法律的威严，都能够对自己的受贿行为坦白交待，以期待获得从轻处罚。我们通常以嫌疑人供述为基础，再与行贿人的证词进行对照，相互印证，同时查找赃款、赃物或其去向，从而认定嫌疑人受贿行为成立。可以说，这是受贿案件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认定形式，它充分运用了直接证据的直接性和证明力强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办案人员为了取得直接证据，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证据，便认为证据确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决就失去了足够的依据。所以，对待这种“一对一”证据的案件，要充分发挥间接证据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证据的形成过程，科学地运用逻辑推理，以保证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

（二）受贿嫌疑人对其受贿事实拒不供认，但有其他证据的情况

１、有行贿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处查出行贿人所述赃款、赃物；嫌疑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

在受贿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为其犯罪行为实施得秘密，司法人员不易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拒不供认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在认定这类案件时困难较大。然而，根据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精神，只要有行贿人的证词作为直接证据，同时又有从嫌疑人处查出的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作佐证，就可责成嫌疑人具体说明该款物的合法来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来源的证据，就可以认定其受贿行为成立。

２、有行贿人供述，且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无特殊关系；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有人谋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

其认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据证据的证明要求，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认定；所以，有了行贿人证言这个直接证据，再有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这一事实作间接证据，排除了两者之间关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诉法上的证据效力；二是认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且指向同一，即结论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为反常，在与行贿人无亲友关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特殊“照顾”，甚至好范文版权所有不惜违背原则和制度；若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只能把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归咎于贪图贿赂。

３、与被告人关系密切且无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词，一般可以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只依据直接证据或只依据间接证据定罪量刑的情况很少

第四篇：浅谈视听技术在经济案件侦查中的应用

文章标题：浅谈视听技术在经济案件侦查中的应用

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及其它高科技设备所储存的信息，它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依据。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视听资料列为新的法定刑事证据种类。视听资料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帮助检察机关准确及时地揭露犯罪，防止犯罪嫌疑人翻证、翻供等方面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对此，视听技术在经济案件侦查工作中的应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严格依法规范侦查技术运用，强化审批程序的前提下，大胆进行研究探索，强化应用，切实把视听技术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我国加入WTO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现象仍有长期存在的客观背景,有其进一步膨胀的潜在危险,呈现出经济犯罪高智能化,反侦查手段高智能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手段愈来愈狡猾,侦查取证的难度不断加大,犯罪高智能化、反侦查手段高科技化与侦查手段单

一、落后之间的矛盾越显突出，在此情况下，必须提高反贪侦查能力和侦查技能，科技强侦，切实把先进的科技装备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

审讯监控指挥系统在侦查中的应用

视频服务系统包括警务区的监视、监听控制设备，监控室集中控制设备，录像显示设备，数字化图像声音处理设备，监控管理软件等。人民检察院数字化审讯监控、侦查指挥系统是采用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使办案过程达到专业化、智能化、网络化，成为新形的、高效的、无纸化的综合性办案监控指挥系统，能更好地为检察院办案提供帮助、更有力地打击犯罪，最大程度上满足并体现检察行业化应用。侦讯环节全程录音录像，有助于侦讯活动的固定化、公开化和透明化，有利于建立侦讯行为合法性评判与认定，防范非法获取口供等违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提高侦查效率。

1、在警务区设置的讯问室、谈话室、明录室、羁押室、卫生间、监控室、法警值班室和办案区的隐蔽处设置监控设备。

2、在警务区讯问室利用监控设备，对讯问犯罪嫌疑人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有效固定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

3、在警务区办案的全程录像，提供硬盘陈列（塔）等存储设备的专用模保存刻录视听资料。

4、院领导、指挥人员现场或远程对审讯过程可以实时监控指挥。块，音视频管理，自动保存，刻录光碟，远程监控指挥系统在侦查中的应用

远程指挥系统是检察机关异地办案远程指挥，多系统、多部门协同办案的需要。利用检察系统多级专线网络，可达到远程指挥、异地办案的效果，通信技术实现双向实时通信，支持三级专线网络应用模式，实现省、市、县（区）院的办公室，审讯监控室，大要案指挥中心，对正在审讯的审讯室情况，研究讨论案件情况，收集物证书证情况，对异在办案取证情况进行远程监控指挥，实时图象和声音及指挥文字传送，指挥界面于监控画面同步显示，数字化图文指挥，是办案过程中较为重要的远程指挥方式。

1、实现领导（现场指挥人员）之间，领导和讯问人员（承办人）之间，讯问室与讯问室之间，讯问与收集证据之间，讯问与搜查之间，讯问与跟踪之间，讯问与获取赃款赃物之间实时双向交流，在第一时间进行远程指挥，案件通报、案件讨论、协查联络、证据传送、信息共享、实时决策。

2、系统根据权限范围，对案件全程同步录像和案件录像检索回放，按线索、案件名称，承办人，嫌疑人等信息查询点，配合音视频图像，指挥系统达到实时掌握讯问、询问过程的目的。

3、在讯问和询问过程中，笔录软件可以通过视频技术完成对笔录的建立、记录保存、管理、打印等，通过网络指挥人员在办公室、指挥中心、指挥车等地，可以实时浏览查阅笔录证据内容，可以根据审讯的内容，通过控制设备，设置重点标记，对整个审讯过程的关键点，直接进入重点片段进行录像回放。

4、指挥信息可以自动保存，可与音视频录像资料同时回放和归档。

5、统一的数字化平台，对内强调系统联动，利用检察系统多级专线网络，实现高检院、省院、市院、县区院的审讯监控和数字化图文远程指挥。对外强调通过数据交换接口技术，实现与公安侦查、法院庭审、纪检、海关、工商、税务等部门互连，可提升检察机关办公、办案效率。对异地办案，远程审讯指挥，多系统、跨部门协同作战，具有积极意义。

三、多媒体示证系统在侦查中的应用

多媒体示证技术是通过实物展台、彩色扫描仪和数码照相机把各种物证书证、印刷图像和照片，数字化后存储为静态图像，用多媒体投影播放示证。运用多媒体系统在侦查和出庭过程中示证，是检察机关运用高科技手段指控犯罪和证实犯罪的一种新手段。

1、使所有的证据类型融为一体，提供证据的最佳组合。《刑

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七种证据类型，利用多媒体举证系统，可以把七种证据储存于便携式电脑中，通过采集卡换为数字信号储存于计算机中，可以方便地播放其中任何一段内容。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按侦查思路将证据编排好，储存于计算机中，在研究案件时，根据侦查情况将证据一一出示，使各种证据类型互相衔接，提供了证据最佳的表现形式，增强了证据的说服力。尤

其是一些复杂的经济案件，大量的往来书证、凭证、帐册，赃款，赃物、文检、司法会计鉴定等证据材料，使我们汇报、研究案件时由于受语言的局限性，很难恰当准确的表述清楚，而通过多媒体展示出来便将证明情况阐述清楚。同时，利用多媒体举证系统，还可以使各种证据类型加以组合，来充分地指控犯罪，增强证据的说服力和证明力，揭露和证实犯罪。

2、利用多媒体举证系统，突出证据重点，使侦查人员很好掌握侦查思路。以往我们在侦查过程中出示证据，采用的方式大多是宣读证据，由于未出示证据的全貌，往往会对证据产生怀疑，而利用多媒体举证系统，使宣读证据变为听、看结合，对一些关键的证据、证言，利用相应的软件加以着重标示，突出了证据重点，使侦查人员在研究案件过程中能够很清晰把握住证据的重点，增强指控犯罪的能力，为侦查指明方向，为认定案件性质提供依据。

3、在一些案件中，利用多媒体举证系统可有效地抑制或制服犯罪嫌疑人的翻供。通过多媒体举证系统将大量详实的证据展示出来，一是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巨大心理压力，使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被击溃，不得不认罪服法。二是大量的证据互相衔接、环环相扣，使得我们在驳斥翻供上处处主动。

视听技术在侦查经济犯罪案件中的应用

视听技术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及其它高科技设备所储存的信息，它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依据。视听技术作为证据的一种，其收集和取得必须合法，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检察机关在侦查中制作、采集的视听资料有二种情况：一是对侦查中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采取强制措施等侦查行为制作的；二是侦查活动中针对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反侦查活动采取的。

于对讯问、监控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用于勘验、搜查、起赃和收集物证、书证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不仅对嫌疑人的供述及有关证据起到固定作用，有效地防止嫌疑人随意翻供、诬告办案人的现象。

用于“一对一”案件的现场取证，特别是贿赂案件取得被索贿人的积极配合，运用视听技术手段，直接取得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视听证据，对顺利侦破案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用于跟踪监视、守候监控录音录像。对于犯罪对象明确，掌握了可能串供，转移赃款赃物的场所，或携款潜逃案犯的落脚点等情况，可以用隐蔽的方式，采用视听技术手段，监控记录，获取证据。对于室内的全黑状态或布满星光、路灯的街道，可采用红外摄像和微光摄像技术。

用于电话网上布控监听。利用监控车和电子技术秘密监控系统，对重要目标及时上手段，获取监听录音。必要时对犯罪嫌疑人及与案件相关的人员，在公共场所、办公地点、住宅的谈话进行监听，防止串供和隐匿罪证，及时有效的掌握该对象的动向，搜集涉案犯罪的各种信息，证实犯罪。

利用卫星定位网络监控系统，对犯罪嫌疑人通讯工具进行监控定位，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具体位置。

利用无线取证系统，侦查人员可以随时随地记录审讯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的音像材料，指挥人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该系统观察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现场情况，并对办案现场进行指挥。

用于对某些信息的电脑分析处理。如对某些帐目资料的处理，针对犯罪嫌疑人作案频繁涉案帐目多，而复杂，且均需要分辨真伪的情况，利用电脑技术将涉嫌帐证、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资料输入电脑进行综合分析，甄别印证就能较好解决该类案件组织证据难度大的问题，达到快速查证犯罪目的。

声纹技术在经济侦查中的应用。运用声纹鉴定方法审查判断录音资料，检查音像带中是否被伪造、删改、插入、剪辑或模仿。还可以采用精密度极大的高分辨仪鉴别图像，用音素分析仪鉴别录音，发现问题和排除矛盾，从而达到人像同一，人音同一。如检察机关经常收到举报人携带录音资料检举受贿人的情况。

侦查人员认为需要制作视听资料固定证据的其他情况

把视听技术引进侦查，获取证据领域，视听技术在反贪经济案件侦查中的实际应用，可以把案件的真实情况原始原貌的记录下来，观察并分析这些资料，可以直接全面的了解案情，确定侦查方向，广泛收集证据，进而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正确及时的打击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视听技术能在侦破疑难棘手的案件中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为检察机关反贪侦查拓宽了新的工作领域。视听技术既可以证明案件事实，又可以证明法定程序事实，具有复合性。目前，视听技术作为一种新的证据使用，迫切要求我们不断掌握新的科学术，才能获取证据、鉴别证据、审查证据方面做到更高、更新、更全面，才能适应科技强侦的需要。检察机关必须不断提高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要加强装备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由传统办案方式向现代办案方式的转变，加强对反贪侦查人员应用技术装备能力的培训，进一步提高运用科技手段侦查破案的能力，强化应用，依法规范，确保办案中联络及时通畅，反应灵敏快捷，切实把先进的科技装备转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应用现代化视听技术来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工具势在必行，也是今后检察机关科技强检、科技强侦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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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谈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与运用

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合共犯。它是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均具有谋利动机的基础上，双方为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协议”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的隐蔽性极强，很多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对于证实犯罪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现结合有关证据理论就司法实践中“一对一”受贿案件证据的认定与运用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何谓“一对一”证据？在证据学上，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凡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则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需与其他证据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推断出主要案情的证据。按照证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实践中使用直接证据一般应有若干间接证据作佐证，才能确定案件的主要事实；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须有一 系列间接证据构成严密的体系，即形成“证据锁链”，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断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结论，才能证实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证明案件事实或事实的某一环节的证据中间，仅有一个证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证据和一个证明无罪或罪轻的直接证据。例如在受贿案件中，只有行贿人肯定供述和受贿人否定的辩解，除此之外，无任何第三人目击及其他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

二、“一对一”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在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难度。尤其在受贿案件中，由于该类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迹往往通过种种手段予以销毁，在案件取证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不易充分收集和认定，导致许多案件陷入“二难”的境地。如果片面强调犯罪证据不充分，易造成放纵犯罪；如果草率认定有罪，同样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基于此点，受贿案件“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

根据证据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本人认为一部分“一对一”证据是可以认定的。

（一）受贿嫌疑人对受贿行为供认不讳，再辅以其他证据的情况

在受贿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在司法机关讯问、开导、政策攻心下，慑于国家法律的威严，都能够对自己的受贿行为坦白交待，以期待获得从轻处罚。我们通常以嫌疑人供述为基础，再与行贿人的证词进行对照，相互印证，同时查找赃款、赃物或其去向，从而认定嫌疑人受贿行为成立。可以说，这是受贿案件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认定形式，它充分运用了直接证据的直接性和证明力强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办案人员为了取得直接证据，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证据，便认为证据确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决就失去了足够的依据。所以，对待这种“一对一”证据的案件，要充分发挥间接证据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证据的形成过程，科学地运用逻辑推理，以保证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

（二）受贿嫌疑人对其受贿事实拒不供认，但有其他证据的情况

１、有行贿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处查出行贿人所述赃款、赃物；嫌疑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

在受贿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为其犯罪行为实施得秘密，司法人员不易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拒不供认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在认定这类案件时困难较大。然而，根据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精神，只要有行贿人的证词作为直接证据，同时又有从嫌疑人处查出的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作佐证，就可责成嫌疑人具体说明该款物的合法来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来源的证据，就可以认定其受贿行为成立。

２、有行贿人供述，且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无特殊关系；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有人谋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

其认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据证据的证明要求，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认定；所以，有了行贿人证言这个直接证据，再有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这一事实作间接证据，排除了两者之间关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诉法上的证据效力；二是认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且指向同一，即结论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为反常，在与行贿人无亲友关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特殊“照顾”，甚至不惜违背原则和制度；若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只能把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归咎于贪图贿赂。

３、与被告人关系密切且无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词，一般可以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只依据直接证据或只依据间接证据定罪量刑的情况很少，但在特殊情况下并不排除运用单一证据定罪的可能。因此，完全运用直接证据认定案件是可行的。实践中，如果行贿人与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且无政治经济上的纠纷与矛盾，其证词未受任何外因干扰，一般来讲是可信的。事实上，行贿人的证言是经过一系列的常识性结论证明是真实的；尽管这些常识性结论的证明力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联系紧密，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间接证据。当然，对这类案件证据的认定，有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实践中应慎重对待；一是看行贿人与被告人是否有利害冲突；二是要看双方是否有利害冲突；三是要看有无外因干扰，上述矛盾都得到合理的排除了，结论也自然确定了。

４、嫌疑人以“借贷”形式收受钱款，而行贿人与被告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前提条件不充分的，可以认定。

司法实践中，受贿人以“借贷”为名，行索贿、受贿之实的情况很多，案发后，亦常常以“借贷”为由来否认其存在受贿行为。对于此类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分析，综合判断：一是考察借钱的前提条件是否真实，即借钱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虚构借钱的事实，借故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就可以视为具有贪图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二是考察借钱是出于私人交情还是利用职权为交换条件；三是考察钱款崐的用途与去向；四是考察嫌疑人与“行贿人”先前有无经济上的往来，私人关系是否密切；五是考察所“借”款项有无归还意图，等等。以上述事实作为认定嫌疑人是否属“形借实贿”的间接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证据体系，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合理的排除，各个证据指向一致，排除了嫌疑人借贷的一切可能性，形成了受贿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从而推断出嫌疑人受贿的唯一结论。

上述总结的受贿案“一对一”证据的认定原则及方法，仅仅是针对一般案件而言的，并不能适用受贿案件中的一切情况。在受贿案“一对一”证据的认定问题上，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绝对、片面地追求固定的模式，用一个不变的标准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