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级官员财产应该公示

第一篇：中国高级官员财产应该公示

完善公开制度。事实上，迄今为止，很多有关腐败案件被发现，其线索都来源于公民举报。这足以证明公民权利监督的有效性。要发挥公民权利监督的作用，前提条件是增强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保证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各级执法机关应将申报人申报的内容分别在全国性的、本部门的、本地区的互联网上和大众媒体上公布，使社会公众得以了解，并便于查询和监督。

早在19 世纪英国等发达国家就已推出防止腐败法案,那时的技术条件远不如现在, 不也照样推行!它从一个侧面说明, 技术条件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完全依赖所有技术条件成熟、配套,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相反, 只要基本具备了一定的相关技术条件, 阳光法案是可以运作的。我们完全可以在确立制度的基础上, 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 不断发现和攻克技术难题, 逐步完善、配套。至于信用意识缺失的问题, 既与技术有关, 更与官员政治素质有关。如果号称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官员们居然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甚至以低于普通公民的标准来对待这项严肃的制度, 耍手腕、瞒实情, 必然在道义上丧失作领导干部的资格!隐私权：个人隐私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也就应该对其有所限制。再者，个人私生活领域分为私密、私人和社会领域，我们所说的高级官员的财产，其范围是属于社会领域范围内的，并不涉及私密和私人领域。在如今这个信息社会，您认为我们的个人信息只是局限于个人知晓吗？隐私权保护的重点不再是如何保密，而是如何实现对信息利用和传播的有效利用。

公示条件不成熟：如今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实行了17年，正是因为只申报不公示，使得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功能大打折扣。所谓的不成熟，只是官员为了逃避民众的监督，掩盖其贪污事实的借口。这不行，那不行，见不得光的尾巴当然不敢露出来。

官员财产安全无保障：我们所说的高级官员财产公示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其使用也是以公共目的为限制，滥用高级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资料的行为一样会受到法律的禁止。下面我将重申我方观点：

第一，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虽然我们国家机关副处级以上的干部每年都在填写财产申报表，但是一些表格交到有关部门，就直接锁进了文件柜。由于不向社会民众公示，得不到社会民众、媒体和官员身边的人的监督，导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威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腐工作越来越严峻，随着人民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级官员的财产公示也将走向必然。

第二，实行高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仅是防治腐败的利剑，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措施，有利于政府主动化解官民矛盾，增强群众信任。在一个民主社会，公民享有知情的权利。公众作为政府权力的授予者，有权知悉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家机关高级官员的活动和背景资料，有权知道自己所选举或由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是否服务于社会。这也有利于增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意识，有利于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第三，高级官员财产公示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由高级官员带头公示，上行下效，并且不断完善配套设施，着眼于实施和细节的制度设计，加上政治领导人的魄力，是完全可以付诸运行的制度。放眼世界，众多国家都在做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有那么多优秀的经验可以借鉴，足以说明我国高级官员财产公示并不是纸上谈兵。

有道是：不谋私利天下晓，执政为民境界高，高官财产敢公示，清廉风气看今朝。综上所述，我方坚决认为“中国高级官员财产应该公示”。

第二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

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一向众说纷纭，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并已形成了凭借其资产控制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官僚资产阶级。

这个说法的由来非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及民间舆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官僚的私人财产情况即多有揭露，并有严厉的批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 3500万元，孔祥熙 1800万元，孙科 4000万元，张静江 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但实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难得知真相。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10月 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 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孙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何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不过因该调查报告尚无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我们一时还

无法判断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但如果该报告调查数字真实可靠，我们则可得出如下分析：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相当数量。

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 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1937 年）。

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

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数，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他们有无存款？如果有，想来也不会是小数目。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

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 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

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第三，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

根据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当时的银元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更遑论他人。从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 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一般情况下，这些渠道无非两条：合法与非法。

如果这些财产来源合法（如经营所得或继承祖产），外人因无可置论，但即便如此，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在经营中有无特权，有无下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对上“报效”，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何况，在当时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如此“富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与 贪污腐败相联系，更兼上行下效，贪污腐败之风在国民党内迅速蔓延，至抗战胜利后更一发而不可收。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由盛而衰，最终失败，于此调查或已可窥见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从上述调查所列官员的存款数，可以推论国民党其他官

员的存款亦不在少数。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不少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当寓公，在没有薪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其生活，或从此调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调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继续研究，但它至少给了研究者们若干具体数据，可以多少建立一种参照，以使我们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问题不至于完全凭印象或感觉行事。

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日渐深入，这个问题或终可找到答案。如谚语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历史的暗角终会揭开，历史之谜终会大白。

第三篇：对于财产公示的分析

对于财产公示的分析

主流媒体都没有这方面的分析，例如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可见中央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至少给民众的印象是不打算实现财产公示。当然据报道某些省份的某些区在试点，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那是不是也是一种例外的信息呢？这种信息是不是也透露着某种消息，官员财产公示成为可能。

最近新华社推出了习李的个人经历的和家庭的照片。有外媒分析称，这个中国领导人少有的亲民信号，表明习李体制将深化改革。到底是不是不得而知，而我们很关心的是，官员财产不公示，那些亲民的举措就显得苍白无力，无非就是打亲民牌作秀而已，也就是而已。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在我国，《财产申报法》早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但至今仍无法出台。在此期间出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围绕的基本都是“申报”而不是“公开”。目前，全国有16个市、县试行官员财产公开，但公开主要针对新提拔干部，而且多在内网或内部公示，公开对象和公开范围有限，这些都使得官员财产公开的诚意备受质疑。

而且最近中国青年报分析，中国官员财产公示至少还要二十年，这个分析是某个人的意思还是上头的意思不知道。如果是上头的意思，显然中国的反腐路不会走这一条，可能要走其他的路子。官员财产公示那就不会肯能实现了。我们知道，要想反腐，仅仅凭纪委和检察院是不够的，即使有二奶和网民的举报，但还是杯水车薪，不足

一提。真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反腐机制和惩处腐败机制，还要落到实处的监督制度。如果没有，说反腐，完全是逗老百姓开心。查了几个贪官老百姓是会开心，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杜绝腐败，官员财产公布是一个有效途径。

世界有近百的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官员财产公示，但中国领导人还是以时机不成熟为由，至今不立法。这显然会凉老百姓一半的心，习李新体制，不知道结果如何，还有待我们去看。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抱着信心等待中国改革的那一天，我也坚信，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个尊重人权，依法治国，开放言论，民主自由的国度。我也会为了那一天而去奋斗！

第四篇：婚前应该进行财产公证范文

婚前财产公证的好处

（一）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纠纷的发生

在这个法治社会里，一切都讲究证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婚前财产公证起到一个证据作用，它可以减少发生纠纷的可能。当然，是否选择婚前财产公证，完全是双方当事人的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婚姻财产引起的纠纷问题呈上升趋势。正是因为大多数的情侣在结婚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有一天会为财产问题发生纠纷，只看到了眼前的幸福，而没有想到将来的麻烦，因此，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去为自己的财产在婚前做一个公证。等到发生纠纷的时候，才发现为时已晚。总之，婚前财产公证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在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有助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二）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

目前，离婚率逐年上升，而且大多涉及到财产纠纷。笔者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人员，经常接触到离婚案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事人已就离婚达成了一致协议，只是因为无法就财产的分割问题达成一致而起诉到法院的。在庭审中，特别是调解阶段，笔者经常看到原被告及其亲属为了争取各自的财产份额而吵得面红耳赤，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因为在法庭上都是讲证据的，因此，在很多时候，我看到有的当事人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而在财产问题上吃了亏，但是也是毫无办法，因为判决只能依法进行。例如，在一起离婚纠纷中，被告李某向岳父借了三万元钱作私用，原告王某在起诉离婚时要求被告归还，但因李某借钱时并没有写借条，因此法院不能支持王某的请求。在律师接手这类涉及到财产的离婚案件时，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进行调查取证，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降低了司法效率。进行婚前个人财产公证，在双方当事人都自愿同意离婚的情况下，就不会再为划分财产问题而发生纠纷，也就不需要起诉到法院，由此可见，婚前财产公证，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可能发生的财产纠纷，这样不仅方便了双方当事人，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还能够减轻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

（三）有利于保障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

如果一对情侣贫富悬殊且认识的时间也不长，那么，在结婚时，为了防止经济条件差的一方是为钱而来跟富裕的一方结婚，在婚前办理财产公证将是非常理性的做法。一旦将来发生争执，感情破裂，就不会为财产问题争吵，也不会使富裕的一方因离婚而失去过多的婚前财产。夫妻互敬互爱，同甘共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然而在现代社会，这是理想主义，它看完美，而实则隐藏着矛盾和纠纷。这样的一纸公证，对夫妻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婚姻发生裂变时，即可按照公证内容，明确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有利于夫妻双方良好感情的维系

由于在婚前办理了财产公证，因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中的一方也会在心里产生压力，即使是有钱了也不至于大手大脚，因为他（她）知道，如果这样做，很可能导致离婚，而在失去这段感情的同时，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得到对方更多的好处。所以，在这样一个压力下，婚前财产公证对夫妻双方起到了一个约束的作用，有利于夫妻双方齐心共创美好家庭。其实为了保持爱情的新鲜感和婚姻的长久性，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有三大好处：

1、婚前婚后各自产权分明，能够更好的体现出男女的平等和独立性;

2、增加婚姻的牢靠程度，规避可能发生风险，能够更好的维护各自的权益;

3、消除爱人双方的思想顾虑，让爱情和婚姻在坦诚的阳光下更加透明!两个人经过相识、相恋、相知、然后手挽手一起步入圣洁的婚姻殿堂!固然是一件值得可喜和庆贺的事情，但也不可否认万一婚姻发生意外，如果有婚前财产公证的制约下，等于给双方都增加了一把维护个人权益的“保护伞”啊!也避免

了万一婚姻出现危机而搞的双方都很难堪的局面。婚前财产公证——本身就代表着文明和社会进步，是一种理智和知识的综合表现!

也许现在的你已经和心爱的人组建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爱巢了，也许你现在正准备和爱的人一起进入亲朋的祝福之中!无论你是婚前财产公证的支持者或者反对者，在面对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的时候，请一定不要盲目的去猜忌和妄自菲薄，一定要同你的另一半心平气和的好说好商量，没有过不去的坎坷!祝福大家!

第五篇：官员财产是否应该公开化

官员财产是否应该公开化

官员的财产数额一直是人们持续关注的话题，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又或者是为了防腐倡廉等等原因，百姓们绝大多数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要求将其家底透明于公众。那么，这不禁引起我们思考，官员财产是否应该公开化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百姓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近年来，官员的贪污贿赂等一系列腐败行为似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他们越来越明目张胆的以不正当手段笼络钱财，而百姓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纳税钱被私有化，却无能为力。另外，政府每年公布的财政支出增长的速度也堪比高铁，其中“三公消费”一项就占了18.6%，要知道，教育文化支出仅占16%。但是，最让人震惊的并不是“三公消费”，而是最后一项叫做“其他支出”，占25%。这一项神奇的支出到底支向了谁的口袋，我们不得而知，也由此使得我们浮想联翩。因此，由于种种原因，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此，中国官员又有怎样的反应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组的一名高官给出了答案：先让老百姓公布财产！他与记者就官员财产公示问题进行了如下对话：记者：“某主席，你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高官：“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记者：“新疆的阿勒泰、浙江的慈溪都在搞官员财产公示，贵省有没有意愿搞试点？” 高官：“我不知道。” 记者：“这几天大家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高官：“没有。我们中共组里没有人讨论。” 记者：“你会提这样的建议或者议案吗？” 高官：“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记者：“企业老板？你是说国有大企业的高管吗？” 高官：“不是，是那些私营企业的老板。” 记者目瞪口呆，再也问不出问题。由此可见，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这位高官便是消极的态度，并且提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建议，官员财产公示的路将会充满曲折与艰辛。

那么，高官们为何不愿意公布自己的财产呢？据官方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近期答《财经》记者问：对于许多国家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实行？王振川答：“关键还是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他说的阶段、条件，不是指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和监督要求，也不是指官员的承受能力，而是技术性条件，“比如国外的实名制”、“如金融体制的完善、健全还有待时日。” 但是，这种理由却不完全可信。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表明：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三千人不到的他们，居然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中国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而一旦实行自上而下的公布自己、配偶和子女财产这项制度，他们之中不知要有多少人就要老菩萨过江一一自身难保。

所以，尽管人们吁请呼唤已经二十多年了，高官们也只是用“国情论”和技术条件论来应对。

当然，也并不是每个官员都反对。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表示，他可以带头公布财产，因为自己没有多少家当。可以看出，其他官员不

愿公布并不是时机不够成熟，而是不符合“没有多少家当”这一标准，这更加让百姓怀疑官员财产的干净度。

因此，官员财产公开化的必须的，其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中国，这条公示之路必定会走的艰难。抛开国内，放眼国际，俄罗斯在2009年5月20日正式颁布官员家庭财产公示法。总统梅德韦杰夫18日签署多项旨在根除腐败的政令，要求俄罗斯公职人员必须每年公开年收入。2008年12月，俄罗斯《反腐败法》就规定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有义务提交收入和财产信息。

既然国外已有国家为此立法，中国也没有理由拒绝百姓的要求。九三学社提议将“三公消费”纳入刑法，加大惩罚力度，利用法律的威严起到震慑性的作用，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或者就像张春贤所暗示的先让一部分官员公示起来，让先公示带动后公示。只要百姓继续施压，政府官员也加强互相监督，相信我国在不久可以出台相关财产公示法，以遏制三公消费，反腐倡廉。

民商0901张荩200911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