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

第一篇：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积极作用

福利制度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而后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分配方式。福利制度从创设至今，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危机、调整五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福利制度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虽说其最初目的之一是为了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但它对于战后缓和经济危机，缓解劳资矛盾，保证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分配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的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凝聚力，这一税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减震器”。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网”作用，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减轻对现有制度的离心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根据一般规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较大，其新增收入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现实消费；而高收入阶层由于其阶段性消费已基本饱和，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其新增收入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储蓄或其它金融资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当期消费甚至适度超前消费。例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2]因此，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对社会的压力。社会服务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能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社会服务这样的公共部门对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另外，福利制度不仅在生理方面保证了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而且通过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这样，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增强，使劳动的效率提高了，劳动者寿命的延长，使他们能够从事劳动的期限延长了，从而保证了经济扩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四，扩大公民自由，体现团结互助。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几乎惠及所有的公民。从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会中下层阶层对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抵御能力，有助于将个人从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大了公民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自由。可以说，“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3]另外，福利国家的特点就是把大量的财富从就业者方面向正在成长的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再分配。尽管这种帮助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的，但它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团结互助。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危机

福利制度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产物，最初创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备的同时，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弊端日益显示出来。传统的福利制度——消极福利制度似乎走到了尽头。

第一，失业危机。

实现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一项核心政策，是国家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和收入转付的先决条件，是福利国家得以维持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就业才能创造福利，福利就是对就业者收入的一种扣除。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失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业人群信心大减，造成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

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将通过各种税收转为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原本热情锐减的雇主尽量减少雇佣人数，致使社会中就业机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所以，福利不但没有成为消除失业的手段，反而成了增加失业的导因。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月平均823万人，到1975年达1448万人，增长76%。1975年，欧共体的平均失业率是4.3%，约600万人；到1982年，增长到10%，达3050万人。1980年美国失业率为7.4%，1982年则上升到10.8%，达1220万人。[4] 1993年美国仍有6.8%的工人失业，即至少有874.3万名美国工人找不到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15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摆动，失业者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曾被誉为“就业者天堂”的英国，也仅有1/3具有就业能力的居民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就业状态。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已接近20%，数百万年轻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在一些糟糕的夕阳产业，失业率高达80%。[5]大规模的失业必然减少福利收入，扩大福利支出，打破福利国家的平衡预算，使福利国家陷入濒于瘫痪的境地。

第二，财政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最集中地体现为国家财政的危机。国家财政具有刚性，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但要缩小已达规模，理论上可行，实行上极难，因为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当经济高涨时，各利益集团致力于瓜分财政剩余，而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又必须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利益集团争夺既得权益的行为，使政府的财政僵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发货币或发行赤字公债。前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后者将现在的负担转嫁给下一届政府，使政府财政陷入两难境地。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享受人数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一般占到政府总支出的1/2至2/3，引起财政状况恶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财政危机就是这样造成的。

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福利制度黄金期的70年代，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了2.7倍，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4%上升到29.4%。80年代，这一比重继续升高，1983年，已增至527亿英镑，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38.2%。1951年至1986年，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累计赤字达1209亿英镑。[6]

德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德国每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1991年以后的11年间，德国政府债务整整翻了一番。2002年，德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75%，远远高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

瑞典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前期，公共支出都呈直线上升趋势，增长率远远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60年代公共支出占GDP的60%强，而同期的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在45%，直到80年代势头才有所控制，稳定在60%。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1950～1960年，瑞典中央财政赤字增长了1倍，1960～197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4倍，1970～198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12倍。70年代以前赤字在GDP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而到了1986年竟达到13%，可见瑞典的财政收支极不平衡。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瑞典政府被迫借债，1985年瑞典的国债达到5956.3亿克郎，[7]被人们讽刺为是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园。

第三，老龄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生率低，平均寿命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福利国家在养老金支付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负担。随着二战后生育高峰期降生的婴儿正纷纷进入退休期，老龄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退休者的增加以及生产者的减少，使社会保险费率逐年上升，职工收入相对减少，对劳动者的热情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以前是4个就业者负担1个退休者，到2030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每3个就业者将负担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个比例将是2:1。[8]

目前，日本加入养老保险的人数为7000万，而领取养老金的有1800万，也就是说4人养活1个老人。日本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00年，日本总人口是1.26亿，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多达2200万。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率，从1970年的7%上升到2000年的17.3%，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32.3%。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老年人年龄构成的变化，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7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41%上升到2050年的58%。7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由于在养老金和医疗以外还需要照护的保障，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9]

目前，美国65岁以上者占人口的13%。至2030年将达到或超过20%。人越老，医疗开支就越大。目前美国占人口比例12%的老人，却花费了医疗费用总数的1/3。30年后，老人的比例约20%，医疗费用会占2/3。[10] 那时，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明显缩小，平均2.1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目前是平均3.4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专家估计，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15年后将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到2037年，政府将无力支付养老金。[11]

据统计，英国80岁以上的老人在20世纪40年代仅为75万，90年代为200万，2020年将为300万；工作人员与领取养老金人数的比例随之变化，40年代为5?1，90年代为3.3?1，2020年将为2?1。社会保障费用的一半需支付养老金。

瑞典是长寿国家，社会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在瑞典，子女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老人的一切由社会负责。

第四，社会危机。

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在公平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降低所得税率，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效益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遭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除美国能一枝独秀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例如，1991～1994年间，芬兰的GDP下降了12%，失业率则从1990年的3.5%猛增到16%以上。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从略有盈余变为亏空，赤字超过GDP的10%。瑞典在此间受到的冲击更大，GDP连续三年负增长，失业率大幅攀升，仅1991年失业率就从1%升至8%。[12]

另外，高工资的福利国家已经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首先商业化的趋势使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转移到私营部门，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推行私有化，包括电信公司、煤气公司、航空公司等16个国营企业都被卖掉了。私营部门可以降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使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次，在福利国家的社会内部开始滋长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有些人反对移民和外来的劳工，害怕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甚至认为外来者分享了福利国家的各种待遇而使福利国家的负担加重，还有些人开始反对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发展水平相似、劳工标准趋同的国家之间才可能进行公正的贸易。可见，这些西方福利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安全感，但很容易将人口变化、工业变化和社会变化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转嫁于外籍劳工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制造紧张的社会气氛，给福利国家的政治造成无形和有形的社会压力。[13]

第五、观念危机

由于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一些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为较多的个人收入而努力工作，并注意改进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而激励工人发奋工作的新的动机——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产生，于是形成了“动力的真空”，大家“多干”、“少干”差距不大，“少干”、“不干”无多大区别，失业者的收入有时不低于在业工人的收入，使许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过分依赖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干或少干工作都照样可以生活的社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优厚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大锅饭”，使许多人上进心理减退，不劳而获思想增强，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级乞丐”。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恰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如德国，失业工人可以得到原工资67%至53%不等的失业救济，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夫妻二人都失业，他们拿到的失业救济金竟比仅一人失业的夫妻的收入还多。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阻碍了人们就业的积极性，使社会福利负担不断加重。

加拿大有10%的国民依赖福利金过活。由于免费医疗，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把看病当成一种社区交往生活，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失控。失业率的高涨与太过容易领取失业保险金有着必然的关系。有这样一件事，在非洲索马里一大军阀的太太，带着4个孩子来加拿大充当难民，政府每月给她1500加元的福利金；一群索马里难民看到加拿大的福利金这么容易拿到，便一个人化六、七个名字来多伦多市社区申请，居然也一一得手。如此一来，这种靠伸手维生的人呈上升趋势，国民的谋生斗志日薄西山，国家的经济自然一蹶不振。[14]

再看瑞典。在高福利制度下，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20%，所以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工作积极性较低，对请假和缺勤抱轻率态度，正如瑞典人自己所言，他们创造了“两个新高”，即人的寿命最高，旷工、病假率最高。如今，不愿就业、厌恶工作在瑞典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现象。

如此一来，就陷入一个矛盾的怪圈：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是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给不足，除了出生率不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外，过于优厚的福利保障缺乏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制度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还导致制度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结构的不合理。行政的低效率是人类组织结构的一个常见问题，而结构的不合理是由于社会的保障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而忽视了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目标和标准的一致性。

作为实行“全面保障、全民保障”的福利国家，要把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设施管理好，要把人数众多的福利待遇享受者的福利事业安排好，政府就要组织包括各种等级和种类的庞大专家队伍，这样，政府的官僚体制就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庞大机构的开支有时甚至超过向居民提供的福利津贴的费用，而且庞大臃肿的机构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习气向社会蔓延。1960～1975年，瑞典各类工作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变化是：政府从28%提高到41%；农林渔业从16.5%下降到6.7%；工矿业由29.1%下降到26.1%。英国同期政府人员由21.9%上升到28.2%。[15] 英国的公费医疗事业更是以低效率著称。

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严，导致福利诈骗行为严重，资金大量流失。据调查，在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存在着骗取救济金的行为，有三分之二领取残疾救济金的人无充分残疾证明，政府为此每年损失达40亿英镑，这笔资金足够修建100个医院。[16]

第七，政治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各个政党为了竞选获胜，纷纷向选民承诺扩大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实现与否成为一大政治筹码。社会福利款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便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一旦试图削减补贴，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并以失败告终。

如英国的福利问题就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之一。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为了在竞选中取得选民支持，两党都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纷纷向选民许诺各种社会福利。工党主张社会福利“普遍化”。1945年，工党在竞选中许下诺言：使公民普遍地享受到福利，使国家担负起保障公民的福利职责。保守党则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社会福利。为了解决福利开支过大的问题，保守党1979年上台后，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将部分福利机构私有化，降低所得税率，削减和取消部分保险补助金，保守党政府的福利改革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997年5月，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上台后，强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在传统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和保守党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随着经济的严重滞胀，两党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争吵还会日益激烈，但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取消福利措施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瑞典的情况与英国非常类似。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包袱沉重，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经济不景气又使庞大的福利开支难以为继。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试图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救火”为“防火”。但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第二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简介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简介

陶承德等在《科技革命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一书中认为，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社会物质财富大量增加。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就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竞争的加剧，使许多企业生产不景气甚至倒闭，使相当数量的工人失业，生活水平下降。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兴起和形成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加强社会福利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的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

福利制度的初创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I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特别是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德国，俾斯麦政府对工人运动除了采取镇压手段之外，也把实行社会改良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手段笼络工人，德国就成了世界上最早制定社会保障立法的国家，它在1883年、1884年和1889年，先后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许多欧洲国家也借鉴和学习德国，如英国、瑞典、挪威、芬兰、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等国也先后制定有关疾病、工伤事故的法律，1911年英国还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强制性的失业保险法和国民健康保险法。

在本世纪30年代，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发生，造成了大批劳动者的失业，贫困和饥饿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极度恐慌，特别是德、意法西斯的上台和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和战争使人民觉醒，在欧洲左翼的政治力量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又给人们指明了新的社会发展方向，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在这种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步伐，美国国会于1935年8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还建立了有关给年老退休的工资收入者直接提供年金津贴、失业补偿、贫困和盲人救济、被扶养穷困儿童救济、促进妇孺健康和公共健康服务等9个社会福利计划。并于1942年11月为了动员人民支持战争，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受英国政府之托，提出了一个题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西方社会保障史上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基本思想，一是社会保障应以保障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为限；二是社会保障应体现“普遍和全面”的原则，即应包括所有居民的各种不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这个报告得到英国战时联合内阁和战后工党政府的原则批准，英国相继建立了家庭补助法（1945年）、社会保险法（1946年）。国民健康服务法（1946年）、国民保险（工业受伤）法（1946年）、国民救济法（1948年）等。1944年制定的教育法也把免费的中学教育确立为普遍享受的权利。法国、瑞典等国也进一步完善了福利制度，使福利国家的框架基本形成。

陶承德等认为，5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特别是60、70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善福利制度、发展福利国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进入完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福利的享有面愈益向全民化发展。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把保险范围由工资收入者的职工保险扩大到非工资收入者如农业经营者、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对收入很低或没有收人而无法参加保险的贫困者、失业者伤残者等通过设立社会救济和其他社会福利补贴项目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

第二、社会福利项目更加广泛。除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外，还纷纷设立了各种救济，象住房补贴、孕妇补贴、儿童营养补助、单亲家庭补助、老年人医疗照顾计划等。如英国公民一出世便可享受国家发放的婴儿补贴；产妇有医疗补助；学龄儿童除了在公立学校免费就读以外，还享有儿童津贴；失业者可领取失业保险金或失业救济金；病患者可以在公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同时可以领取疾病津贴或疾病补助救济；老年人有退休金、养老金；死亡者家属可领取抚恤金等。瑞典的社会保险制度源于英国，又超过英国，被誉为“从摇蓝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如瑞典公民年满67岁即可领取全额的基本年金，而且不交纳任何手续费，也无需经过收入情况调查，雇工和雇员不交纳保险税。

第三、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长。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均占相当大的比重，社会福利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如美国1975年社会福利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18．7％，占政府开支比率达57．4％，1982年的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西欧的英、法、德、意、比等6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1978年就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3％。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福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也不尽相同，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穷人的天堂。广大群众需要救济、补贴，正说明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严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社会生产中人们的地位和交换关系，决定着分配方式。

进入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从1973年至197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转拆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困境：“社会福利制度”也受到严重挑战。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并进一步加深了滞胀。因此，7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作者认为，战后资在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决定性因素是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要求分配的社会化。战后，以电子计算机和原子能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这向资本主义旧有的分配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保障劳动力的最低生活水平。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加强，传统产业部门转移出的劳动力往往不适应新兴产业部门的需要，这就可能会导致因结构性调整失业工人的增加。如德国已将他们的一些制造业迁至亚洲和东欧，因此导致500万工人失业，占全国人口的11％；在美国1979年以来，因结构性调整已使4300万的职位消失了，在失业队伍里“白领阶层”也开始增多。而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是劳动力再产生的最低条件。资本主义社会里，仅依靠社会上的福利团体机构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其结果只能由国家负担保险责任。其实这也是福利国家的初衷，他们的目的只是提供以不同方式表述的最低限度的保障，他们并未打算争取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而是要在社会底层建立一种保护网，以保护社会底层居民不致因为在最初分配或市场力量决定的分配中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

同时，科学技术的目益社会化、社会的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日益一体化趋势，也要求国家承担起培训、教育劳动者的责任。科技革命的发展，日益使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前面己提到，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即国民经济中第一、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值的下降和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提高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既给社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又不利于新生产业部门的发展。因此．要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必须使劳动者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安心接受教育和培训，这也主要由国家通过社会福利形式来解决。

还有，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大量商品流向市场，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也更加突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是由于广大劳动群众购买能力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再分配，增加贫困阶层的购买力，促进劳动人民整体购买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所以，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三高政策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工人阶级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长期斗争的结果。如在法国1968年5月就举行过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废除在这之前通过的不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令。在意大利，1968年底和1969年初爆发的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的总罢工，也迫使政府从根本上修改了关于退休的法律。在瑞典，1980年4月爆发的百万工人的空前的大罢工，以及1979年联邦德国钢铁工人的大罢工－1984年联邦德国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大罢工，都不同程度地迫使政府在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改善劳动环境、增加社会福利上作出了一定让步。

陶承德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决不是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者的恩赐．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代价”。并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福利制度也没有根本转变工人阶级的贫困地位，这种再分配的实质是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再分配，即通常所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劳动，就没有福利，社会福利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转移形式。就同一社会劳动者来说，他今天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失业津贴等．实际上是他在此之前在业时，国家通过社会保险税对其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进行扣除、在时间上错开支付给劳动者的。这种分配也是同一时期不同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再分配。对从前由于没有劳动收入而无力缴纳社会保险税的人来说，他今天所享受的各种津贴，实际上是用其他劳动者在从前和现在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个人所得税来支付的。这种再分配还是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再分配，即隔代人之间的再分配。社会保险基金来自工人和资本家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工人缴纳的保险税是从工资中直接扣除的，资本家缴纳的保险税，被计人生产成本，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后还是由劳动者的工资来支付。而福利补助基金来源于国家税收，但不论是直接税或间接税，都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既有本国劳动者所创造的，同时也包括跨国公司从国外掠夺的那一部分。这样，资产阶级就可能允许捆绑在本国劳动者身上的锁链稍稍放松一下。

社会福利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再分配形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福利对于维护社会再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都起着很好的作用。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行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国家调节了国民收入再分配刺激了消费需求，为现代化大生产、为科技产业和知识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合格的劳动力。社会福利制度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其他措施一起，发挥了国民经济“内在稳定器”的作用。社会福利制度实施也缓解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较好进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慢、周期长、起伏小，对资本主义经济起了一个很好的稳定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制度，还使失业工人和贫困的在职工人以及病残者等处于最低生活水准上的人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使广大低收人者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斗争性，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淡漠，淡化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感，缓解了劳资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工人运动朝着改良主义方向发展。

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资本主义国家“向贫困开战”，也是科技进步和性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总是要进步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为维护其存在，对生产关系所作的这种局部调整，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关于德国的社会福利

李培林认为，在德国，对初始的工资收入分配差距的再分配调节主要是通过法律上的税收规定和社会保障的规定。德国对多子女家庭实行福利补贴政策，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的每月补贴均为200马克，1997年提高到220马克，第三个孩子的补贴为300马克，第四个以上的孩子的补贴各为350马克。子女的免税金额1997年也提高到6912马克，原来是6264马克，此外每个孩子出生后的6个月内，向父母提供每月600马克的抚养津贴。多子女家庭的这种福利收入是对消费支出差距的一种调节，当然，福利收入与工资收入和养老金收入一样，都是要纳入收入纳税基数的，所以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它要在领取家庭津贴和免税数额之间作出选择。从1996年开始，德国实行税收法，逐年提高基础的免税收人金额。按照该法律的规定，1996年基本免税金额提高到12100/24200马克（单身者／己婚者），到1999年进一步提高到13000／26000马克，在扣除此最低生活收入之后，收入税按累进制征收，税率从25．9％开始，最高税率可达到53％。

社会保险中最主要的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1995年德国的社合福利保障费用为1万多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约1/3，在全部社会福利保障费中，养老保险金占33．2％，医疗保险金占22.6%，失业保险金占12．6％，三项相加已占68.4％。在养老保险方面，所有被雇佣的工人和职员都要按法律规定参加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为毛工资收入的19．2％,雇员和雇主各分摊一半。非雇佣的独立工作者可申请义务养老保险，而无义务保险者，可自愿参加养老保险。德国一个参加养老保险45年的普通职工的养老金大约是雇员平均收人的70％，1995年在德国西都是每月1932马克。许多效益较好的企业为其职工支付额外的老年津贴，这种“企业养老金”是对法定养老保险金的一种补充，但并非所有的职工都有。在医疗保险方面，几乎所有的德国公民都参加医疗保险，而所有的雇员都要参加法定地的义务医疗保险，领取养老金者，失业者、受培训者和大学生也都要参加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费率在原西德地区为缴纳者总收人的13．2％，在原东德地区为12．8％，雇员由投保者和雇主各分摊一半。医疗保险机构根据不同情况承担投保者的全部或部分医疗费用，并支付相当于基本工资80％的病休补贴，最长期限为78周，而由雇主支付的雇员病假薪金，一般不超过6周。在失业保险方面，原则上所有的雇员都要参加失业保险，失业保险费率为投保者毛工资的6．5％；由雇主和雇员各分摊一半。并非所有的、失业者都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只有缴纳过一定时期的失业保险费，并且没有拒绝过劳工局为其安排的合适的工作的失业者，才能领取失业金，失业金最高为净工资的67％，一般可领取1年，工龄长的最多可领取32个月，在此之后如果继续失业的，可申请失业救济金，失业救济金最高可达到净工资的57％，但失业救济金是根据失业者的家庭生活水准而不是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来发放，要考虑失业者及其家属是否有其他收人来源，因为救济金的来源是税收而不是保险金。党主要代表雇员选民，但今天它们现在都声称是代表各阶层的群众性政党，不过一般说来，在国内政策上，基民盟是更多代表中上阶层利益的右翼政党，社民党是在中下阶层中选民更多一些的左翼政党。德国统一以后，以原东德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为前身组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但在选民中的比重降到5％以下。在1994年德国的联邦议院选举中，投票率为79．1％，在全部选票中，社会党获选票36.4％，基民盟获选票34．2％，基社盟获7．3％，90联盟/绿党获7．3％，自民党获6．9％，民社觉获4．4％。这样，在议会672个议员席位中，社民党获252席位，基民盟获244席位，基社盟获50席位，90联盟/绿党获49席位，民社党获30席位，但在议会中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一个共同的党团，所以他们成为执政党。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

世界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都比较晚，但发展却很迅速。在19世纪8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3个国家，到20世纪2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17个国家，本世纪5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48个国家。目前实行社会保险的国家共有141个，其中建立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家有130多个。

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经济、社会背景有关，而且与其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各国实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看到，而且在养老保障制度己相当成熟的国家之间也可以看到。这些差别与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等都有关系。

新加坡养老保障制度

对于新加坡养老保障制度，阎坤认为，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是亚洲工业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以致于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四小龙”都属于儒家文化．都是在50－60年代新技术革命形成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展起来的。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韩国1975年核心家庭已增加到70．6％。但由于人们观念上仍保留着东方传统，家庭仍然起着基本保障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保持有利的国际竞争地位，避免“福利国家综合症”，除工伤事故由雇主负责保险外，至今尚未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韩国只有医疗保险，台湾省除军政官员外，工人和一般雇员只是退休时发给一次性退职金。香港社会也要求建立中央福利基金会的制度，但港英政府以在港华人80％靠家庭养老，建立中央福利基金会提高企业成本，福利基金一旦形成会影响香港金融市场为由，至今未予批准。而唯独新加坡例外．它的中央公职金制度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社会经济目标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得到了社会和国民的认可。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50年代初期，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时，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国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并没有提高。许多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必须依靠慈善机构捐款生活，因而不可能有养老金或准备应急的储蓄，生活陷入困境。当时只有少数富裕家庭、政府公务员和一小部分私营企业雇员，才买得起养老保险，或存有养老金储蓄而拥有经济上的保障。大批贫困家庭和人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采取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但当时的政府又没有强大的财力全部承担贫困人员的养老费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符合广大国民要求，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计划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央公积金制度。

中央公积金制度于1955年7月建立。它是一项为新加坡受薪人员而设立的养老储蓄基金，是一项强制性的储蓄计划。其主要目的是为职员提供足够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有所依靠。但经过40年的时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可以满足人们退休、购房、医疗保健及教育等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就业者无论其受雇单位的性质，都在公积金拥有户口，每月要向公积金缴交一定比例的个人工资。目前，缴交的基数上限是月工资6000新元，会员年满55岁或永远离开新加坡时，就可提走全部公积金存款，存款享有与市场利率挂钩的利息。

作者介绍，公积金的缴交额随着经济发展的情况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70、80年代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每位职员的公积金缴交额为其工资总额的50％，其中的25％由雇主（在公共部门，雇主即政府；在私营部门．雇主即私营企业主）负担，另外的25％则由雇员（在政府部门，即是公务员；在私营部门，就是劳工）承担。8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萧条，市场不景气，因而由雇主缴交的公积金数额减低至10％。雇员的公积金储蓄只能达到其工资总额的35％。1989年以后，雇主的缴交率又有所提高，为15％，1991年提高至16．5％，而雇员的缴交率下降至23％。1994年，新调整的缴交率是雇主与雇员各20％，共计40％。

新加坡公积金实行全国统一管理。为此，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和使用公积金储蓄，还制定了《中央公积金法》，以保护公积金会员的合法权益，规范管理、使用公积金储蓄的行为，雇主和雇员都必须按时缴交公积金，雇员的公积金储蓄由雇主根据缴交率扣除，连同雇主应缴交的数额，一起存入公积金局的会员帐户上。如中央公积金局发现雇主未交公积金、存款时，便会通知有关的会员。雇主若迟交公积金存款，必须另付迟交的利息罚款。这笔罚款除了用来负担执法费用外，还将存入会员的帐户，以偿还会员因雇主迟交公积金而损失的利息。

由于公积金制度适应了职员的要求，因而发展很快。会员己由当初的20万名发展到今天的210万名；同一时期，公积金局的累积存款已由当初的900万元增加至今天的400亿元。中央公积金正在向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向发展，从单纯的现金储蓄发展为股票投资，从作为家庭所有物的储蓄发展为私人投资或商业投资，从家庭保障保险发展为家属保障保险，从单独的保健储蓄汁划发展为保健双全计划。中央公积金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单位取得利息收人发展为取得投资收入，从个人扩展到家庭成员。另外，公积金储蓄已从强制性的参与发展为个人的自愿选择，公积金制度已成为被职员所接受，受职员欢迎的养老保障 制度。

作者介绍，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新加坡政府对公积金的内容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个人可以动用公积金储蓄来买房、看病和养老。公积金使新加坡居民在长的时间里，初步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虽然在运用公积金存款方面逐步放宽限制，但政府仍然牢牢抓住公积金最终保障作用的核心，预见到人口迅速老化和平均寿命延长的趋势，从I987年开始实行公积金最低存款计划，规定会员在55岁领取公公积金存款时，必须把一笔钱留在退休户口中，以保障晚年的生活。10年内，这笔最低存款的数额要逐步调高到8万新元，根据政府的测算，只有这样才能在基本生活费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保障会员在退休若干年后仍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公积金对国家来讲，不仅在于它的社会保障作用，而且在于它也是一笔可调动的巨额资金。在新加坡经济起飞时期，公积金为基本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援，包括当年为实现“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大规模地兴建居民住宅时，公积金都发挥了作用。随着人民收人的不断提高，公积金的总额也相应增大，1991年数字显示，当年公积金占国民总储蓄的24．5％，而公积金的总积累额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75.6％。新加坡的这种以储蓄基金制为主体的养老保障制度，节省了大量的财政开支，抑制了消费膨胀，增加了社会积累，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企业开展平等竞争和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在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专家对此颇多非议，但其仍不失为一种符合新加坡国情的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

归纳起来，新加坡养老保障体系的特点是：第一，实行储蓄保险基金制度，其费用只由雇主和雇员两方负担，政府不负担；其待遇由雇主、雇员交纳的保险费和一定利息三部分组成，多为一次性支付。第二具有强制性。其主要目的是为职员提供足够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获得保障。

瑞典的养老保障制度

对于瑞典养老保障制度，作者介绍，瑞典是崇尚平等的高福利国家，瑞典的社会保障被评价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几乎无所不包。瑞典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的《贝弗里奇报告》为依据．在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椎动下建立起来的。I942年12月，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起草了《社会保险和有关的福利问题》的报告，这就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报告认为，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受保障者应按统一标准缴款、按统一的标准领取津贴或救济；发放的津贴或救济应足以维持正常生活而不再需要其他资助。享受救济或津贴的时间以需要为准．不受其他限制；保障的范围包括生活必需的各个方面。瑞典的养老保障制度比较彻底地贯彻了贝弗里奇的普遍性原则。

阎坤介绍瑞典养老保障首次立法于1913年，1926年加以修改补充，直到1981年仍在执行1926年立法的基本内容。但1946年、1959年、1962年、1976年均做过补充和修改。1981年的养老保障为基本养老金和社会保险双重制度。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基本养老金。这是每个瑞典公民的社会权利。瑞典公民年满65岁即可领取全额基本养老金，年满63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94％，而且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也无需经过收人情况调查，贫富一视同仁，雇工和雇员不需缴纳保险税，而雇主则要缴纳4.7％的工资税，政府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总额的55％。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来源于税收。瑞典实行的是累进所得税制度：这一政策不仅为瑞典公民普遍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而且其中社会再分配的部分也明显地高于其他西欧国家。

欧美国家的一个传统是：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因此，退休老人的生活几乎完全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收人来源，主要靠养老金。瑞典的养老金由三部分组成：即基本养老金、附加养老金和部分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向所有65岁以上的瑞典公民（包括从未参加过工作的家庭妇女）提供。根据瑞典全国退休金法案规定，所有65岁以上的公民，均可按月从地方社会保险部门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而不论他们退休前的收人水平如何。基本养老金的数额仅供老年人在瑞典境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也是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证。附加养老金向所有退休者提供。退休者退休前工龄有长有短，原收入有高有低，因而得到的附加养老金有多有少。一般是以过去30年中收入最高的15年进行评算。部分养老金是指年满60岁的人可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并能领取因工时缩短而减少的收人补贴。如上所述，在瑞典，按规定年满65岁的人可以退休，但根据本人愿望，退休年龄可以提前到60岁，也可以推迟到70岁，提前退休领取的养老金要少些。上述三种养老金的支付都参照一个“基数”即与物价升降挂钩，每年进行调整，基本上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一般来说，瑞典人领取的养老金相当于其原收人的70％，但瑞典的养老金必须交纳所得税。瑞典养老金的来源，全部由雇主支付。根据法律规定，瑞典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每年除支付职工工资外，还得向社会保险部门交付占职工工资总额37％的保险金，其中90％用于养老金。

作者认为，瑞典的养老保障是西欧国家首屈－指的，其高福利的基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本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经济一直处于衰退状态，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又在老化，尽管政府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负担比例，但养老金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1960年为2.8％，1971年为3.4％，1979年为9.5％。由于瑞典已跨入老龄化社会，拿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真正创造财富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一方面会使国家的税收收人降低，另一方面社会用于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日渐庞大，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瑞典人的养老金来源于雇主税，医疗费、护理费等则主要来自税收。雇主税的增加会影响瑞典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至于税收，瑞典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税率最高的国家。1991年，全国征收的各种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而欧共体共12国平均只占到40％。近几年来，瑞典一直在酝酿实行养老金制度改革。执政党和在野党经过反复讨论，已经提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本改革方案。方案经议会通过后将于1997年实行。

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养老金是公民“工资的延续”而不是任何人到一定年龄就可以领取的“公民工资”。执政党和在野党一致认为，一个人所领取的养老金的多少，必须同他－生所交纳费用的多少相衔接。目前，瑞典实行的养老金制度类似于一种分配制度，照顾性比较大，“大锅饭”性质严重。改革后的养老金制度仍分为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但在计算方法上有相当大的变动。部分养老金制度将取消，代之以灵活的退体年龄。新的基本养老金被称为保障养老金，每一位在瑞典居住40年以上的公民．退休后不论其原来的收入多少，都有权领取。保障养老金按目前的币值计算每人每年可领取740000克朗（约合9487美元），可以保证基本生活的使用。改革的重点是附加养老金制度。一个人未来附加养老金的多少，将按其一生收入的多少计算，不再象现行的以其在过去30年中工资最高的15年的收入计算。这样的计算方法对半日工作或不得不留在家中抚养子女的妇女不利，对参加进修学习和服兵役的人不利。为照顾妇女、知识分子和服兵役者的利益，新的改革方案规定给这些人以养老基金优待，其中妇女所受照顾较多。改革中的另一个较大的变动是，养老金不再与物价挂钩，而是与工资变功挂钩，即与经济增长状况挂钩。对新养老金制度议论最多的是养老金来源的变化。目前领取的养老金全部由雇主支付，改革以后，基本上由雇主和雇员各支付一半。

总结：上述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实行于瑞典等西方经济发达匡家，它是这些国家借助于财政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安定，缓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措施。其特征如下：

——立法把养老保障作为国家福利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并设有主管的专门法院，依法监督、管理和执行。

——强调福利待遇的普遍性和人权性。所有老年人可普遍领取养老金，退休人员还可以享受与收入有关的养老金。

——养老金支出由国家财政负担，公民个人不交纳或交纳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养老保险基金一般来源于税收。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重要问题研究》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

第三篇：福利制度范本

福利制度范本

一、假期

1.国家法定节假日及公休日执行《劳动法》有关规定。

2.员工转正后可享受有薪假期，包括：婚假、丧假、计划生育假。

1)婚假

对依法履行正式登记手续并在公司工作满一年的正式员工给予有薪婚假。适龄员工可享受有薪婚假____天(男25周岁以下，女23周岁以下)，晚婚为____天(男25周岁以上，女23周岁以上)。员工须提前一周提出休假申请，并持结婚证、身份证的正本并提供复印件至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休假手续备案。如员工需回内地办理结婚而无法于婚假前提供，则须于返岗后第一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证件复印件交人力资源部。员工须在结婚注册日后____个月内一次性休假，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不予补偿。

2)丧假

对转正后的员工，直系亲属(配偶、子女、父母或配偶之父母)死亡，可休假____天，在亲属死亡一个月内使用。

3)产假

凡符合中国政府生育政策的女性员工，服务满一年后可享受____天的带薪产假。薪资标准为其本人基本工资的____%，如果低于社会最低保障工资，则按最低保障工资计算。

4)哺乳假

工作满一年的正式女员工产假期满后可申请每天____小时的照顾性哺乳假直至婴儿____周岁。

3.无薪假期，包括病假、事假。

1)病假

病假须有区级以上医院证明否则作事假处理，病假须于员工恢复工作后两小时内至人力资源部销假。公司为员工提供每月一日的有薪病假，但不能累计使用。

2)事假

员工每年可享有____个工作日的无薪事假，用于解决个人紧急事情，一次不可超过____个工作日。

二、社会保险

公司为员工购买国家规定的各项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保险费用的承担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此规定适用于已转正员工。

三、通讯补贴

对于一定级别以上或因工作需要的员工给予业务通讯费用补贴。具体报销细则参见《移动通讯费报销管理规定》。

四、礼金

1.结婚贺礼：由人力资源部对结婚的员工表示庆贺，公司给予____元的礼金或相当金额的礼品。

2.婴儿出生：由人力资源部对生育的员工表示庆贺，公司给予____元的礼金或相当金额的礼品。

3.重大疾病：由人力资源部对重大疾病的员工表示慰问，公司给予____元的慰问金或相当金额的礼品。

4.丧假慰问：由人力资源部对直系亲属死亡的员工表示慰问，公司给予____元的慰问金或相当金额的礼品。

五、员工俱乐部

公司鼓励以商店为单位建立员工俱乐部。员工俱乐部为员工提供展现才华的平台，让员工自己组织业余活动，促进同事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强员工归属感。

员工活动经费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公司提供，按每月营业额的万分之____提取;二是向员工募集，将员工每月第____个周____的促销奖金提取出来。

员工活动经费经员工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提出预算，经公司人力资源部审核后，在实际发生费用时，按照财务报销制度执行。

员工俱乐部的详细情况参见《员工俱乐部章程》。

六、大型经营活动的误餐补贴金;

七、节日与重大纪念日活动

在节日和重大纪念日时，公司组织庆祝活动，或给员工赠送礼物。

具体安排如下：

节日、重大纪念日

费用标准

春节

____元/人(聚餐____元、红包____元)

中秋节

____元/人

店庆

____元/人

八、差旅补贴

公司出差时，公司给予员工一定的补贴。具体补贴项目和标准参见《差旅费报销制度》。

第四篇：社会福利制度

234.022.1

社会福利制度

（Institution of Social Welfare）

学分数 3 周学时 3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课程性质：社会工作一年级学生的专业基础课。

基本要求：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入门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把握社会福利的基本架构和重要主题、培养他们对社会福利的分析能力。具体而言，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社会福利的基本概念，领悟社会福利中的需求、贫穷及其关系，把握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分析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了解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

二、教学方式：

教师对社会福利主要内容的讲解，福利对象的经验分享，福利机构的考察；学生结合讲课内容、现实福利议题或考察结果进行讨论，完成专业论文。

三、主要参考文献：

王卓祺、Alan Walker（1998）。西方社会政策概念的转变及对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启示。载「社会学研究」 第5期，44－50。

王思斌（1999）。「社会工作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险研究所（2000）。「世纪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构架」。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

张世雄（1996）。「社会福利的理念和社会安全制度」。台北：国顺图书公司。周永新 著（1990）。「社会福利的观念和制度」。香港：中华书局。周永新（1994）。「社会保障和福利争议」。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林万亿 著（1994）。「福利国家 ―― 历史比较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迪帕.纳拉扬 等著（2000）。付岩梅 等译（2001）。「谁倾听我们的声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唐文慧、王宏仁（1994）。「社会福利理论：流派和争议」。台北：巨流图书公司。顾东辉（2001）。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和求职行为：上海的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北京。梁祖彬、颜可亲著（1996）。「权威和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Federico, R.C.& Whitaker, W.H.(1997).Social Welfare in Today’s World.(2nd ed.).New York: McGraw-Hill.Johnson, L.C.(1992).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4th ed).Boston: Allyn & Bacon.Macarov, D.(1995).Social Welfare: Structure and Practice.London: Thousand Oaks.Sharma, A.(1990).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Taylor – Gooby, P.(1991).Social Change,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Science.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Townsend, P.(1993).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Zastrow, C.(1996).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6 ed).Pacific Grov: Brooks/Cole.th

四、教学内容：

PART A / 第一讲

社会福利的基本概念（Basic Concepts of Social Welfare）（第1、2周）

PART B PART C A 定义 B 功能

C 要素 D 类型 E 社会福利制度 F 分析架构

主题讲座（第3周）

人类需要和贫穷（Human Needs & Poverty）

第二讲

人类需要（Human Needs）（第4、5周）

A 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

B 需要不足的社会前提

第三讲

贫穷（Poverty）（第6、7周）

A 不同定义

B 社会问题 C 原因 D 对策

讨论（I）：长期病患者的个人需要和贫穷（第8周）

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Dynamic Factors）

第四讲

动机（Motivation）（第9、10周）

A 个人原因

B 政治原因 C 经济原因

第五讲

资源（Resources）（第10、11周）

A 个人资源

B 组织资源 C 社会资源 D 市场资源

第六讲

历史（Development）（第12周）

A 西方社会福利的发展

B 影响社会福利发展的因素

C 社会福利的策略 D福利国家和福利改革

第七讲

意识形态（Ideology）（第13周）

A 马克思主义

B 新右派 C 中间路线

D 民主社会主义

实地考察福利机构（第14周）PART D / 第八讲

中国的社会保障（Social Welfare in PRC）（第15周）

A 分析架构

B 主要内容

讨论（II）：中国社会保障的动机和资源（第16周）

PART E / 第九讲

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第17周）

A 社会工作的定义

B 社会工作的组成： C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机动（第18周）

五、评分标准：

学生成绩由四部分合成：讨论表现20分，学术论文20分，期末考试60分。

六、学生参与部分：

目标：通过讲座、考察、讨论和论文的形式，帮助学生弄清社会福利的主要概念及相关内容，加深理解，并对与课程有关的某一议题有系统深入的把握。

形式：采用四种形式：（1）校外人员主题讲座一次，（2）实地考察福利机构一次，（3）讨论两次，（4）每个同学完成小论文一篇。

讨论：本学期有两次讨论，分小组进行。讨论必须结合讲座或参观的内容，弄清讲授中的重点和疑点，由学生自行决定所需分析的案例。第一次讨论由小组中大约一半同学共同主持，其余同学负责主持第二次讨论。讨论内容由该几位同学自行分工，但每个同学必须至少主持其中一个部分。每个同学通过阅读课外资料，对资料及讲课中主要内容有所把握。主持同学应该说明讨论内容的重点所在，对供讨论的问题有充分准备，相互配合并推吸引和推动其他同学参加，并借助临场发挥促使讨论顺利进行。其他同学也必须有所准备并积极参与整个讨论过程。每次讨论须递交讨论记录。

论文：选题须与本课程的概念、理论及议题有关，论文题目及大纲必须经各小组的导师同意。论文须言之有物，正文字数2000字左右，打印与手写均可。

评分：讨论和论文在本课程总分中占40分。（1）讨论参与20分，每次10分。基于公平原则，某学生的讨论得分主要由本组其他学生对其贡献、主持、回应等多方面表现予以评分，但导师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作适当调整。（2）论文20分，由各组导师评判。论文早交者不加分；迟交一星期之内者，每迟交一天扣除论文分1分；迟交超过一星期者，论文部分不得分。

第五篇：各国福利制度比较

各国福利制度比较

欧洲各国与中国福利制度比较

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复杂,分类很细,粗略地可以分为四方面: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家庭补助金以 及失业保障。

摘要

社会福利是一种差别待遇，指由某些人，特别是政府向弱势群体或经济有困难者提供，以确保其生活质素、生存及发展机会等措施，以对社会整体有利。那么各国都有自己不同的福利制度，可是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政治条件使得各国在福利制度上的处理又有着各自的特点。这个在根本上师忧郁福利制度是由物质基础和政治条件所影响，物质基础决定了社会福利资金的统筹，政治条件决定了福利制度的推行和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所有各国在不同的条件下的不同福利制度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研究之价值。

关键词：欧洲；中国；福利制度；

一、欧洲各国福利制度

1.1 西欧——法国的福利制度

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法国的福利制度十分完善,公民享有多方面的福利保障,几乎每一个法国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可享受某种 基本社会保障,形成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

1.养老保障制度法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由社会保险总制度、补充养老金制度和非工资收入者养老金制度等形 式构成。政府每年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2%的资金用于发放退休金,为工人发放相当于退休前工资80% 的“基础退休金”和“补充退休金”。2.医疗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在法国属于一种全民基础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为居民提供大约 70%的医疗疾病保险,另外剩余的30%由个人购买补充医疗疾病保险,而对于低收入及无收入的居民,国家提供 100%的医疗疾病保险。3.家庭补助金家庭津贴的享受范围是:凡在法国居住,有一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 入,都有权领取家庭津贴,家庭津贴的资金来源为雇主和政府。家庭津贴名目繁多,包括多子女补贴、最低家庭收入津贴、单亲家庭津贴、孤儿津贴、儿童入学津贴、住 房津贴、新婚家庭贷款等项目。

4.失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分强制性失业保险和社会援助两种制度,前者的覆盖范围是所有雇员,社会援助 的保障对象是因各种原因而失业的失业者或需要帮助者,比如法国失业救济金制度保证了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失 业者在第一年每月领取相当于失业

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70、80%,其后国家向失业者每天发放22法郎和失业前 工资42%的救济金。

1.2 北欧——瑞典的福利制度

高税收和高生活水平：瑞典著名的社会福利体系构建了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

弃福利体制，因为选民根本就不会支持。政治倾向中偏右的本届政府从2006年开始执政，已经采取了一些举措，如缩短长期病假者享受补贴的期限，但基本结构没有改

英国《卫报》称瑞典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社会”，理由是瑞典成功地在社会平等和经济发达之间找到了平衡。教育免费，医疗保健费用低廉，育儿机构普遍，街道整洁；在做到这些的同时还能抓住机会，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脉。与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相比，瑞典非常富有的人和非常贫穷的人都比较少，大多数人处于这两者之间。“瑞典模式”或者说“中间路线”背后的驱动力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不过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当时通过了《贫困人口救济法》。其实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瑞典平等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

《萨尔斯巴登协议》是瑞典社会福利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协议是在1938年由工人和雇主联合会双方达成的。这为延续至今的劳资关系定下了基调，体现了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神。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瑞典是世界最富有的三个国家之一，几乎无人失业，福利水平持续提高，让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能享受福利。

1973年的石油危机标志着瑞典福利水平提高的终结。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工业危机和经济严重衰退的沉重打击，很多重工业企业迁到国外或倒闭，这导致政府国库资金减少，福利水平持续下降。

瑞典模式依然存活着，只是不像以前那样照顾到一切。现在，医疗保健部门的私有化程度不断增强，私立学校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但即便是右翼政党也不会提议摒变。

尽管瑞典人为维持自己所珍视的社会福利体系仍然缴纳很高的税款，但瑞典已不再是世界上课税最重的国家。从收入分配情况来看，瑞典仍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贫困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瑞典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该排行榜根据平均预期寿命、教育和生活水平等指数对世界各国进行排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瑞典在世界最富裕国家中的排名有所下滑，青年和移民中的失业率相对较高。有人批评说，慷慨的福利措施不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有些人确实依赖瑞典模式的核心，也就是社会保障体系，无所作为。但瑞典社会总的来说仍然保持公平，且运转良好。大多数人乐意缴税，希望维持这一模式。

1.3 东欧——俄罗斯的福利制度

苏联解体后，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和预算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社会福利制度已无法再撑下去，俄罗斯不得不对旧体制进行大的改动，以适应形势的需要。l、建立就业保障基金

为了保障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水平，俄联邦政府于1991年颁布《关于居民就业》的法律．并于1992年颁布了有关补充规定，设立国家居民就业基金，负责管理失业补助金。失业补助金由雇主按工资基金的2%缴纳的费用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组成，基金会独立于国家预算，作为独立的经济金融实体运转。

2、设立退休养老基金

1991年12月，俄政府颁布退休养老基金法，建立独立于国家预算的退休养老基金。基金的来源由国家、单位和个人3方分担。新的养老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按平均收人或最低生活费标准的一定百分比发放，所有退休人员数额都相等，另一部分是浮动的，与领取者的工龄和收入水平挂钩。提高了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并实行养老金指数化，每3个月按物价上涨情况对养老金进行调整，以抑制由于过货膨胀而引起的养老金实际水平下降。

3、建立医疗保险基金

1991年俄罗斯通过《俄联邦公民医疗保险法》，1993年4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强制医疗保险制度。基金的来源是各企事业单位按工资总额的36%上缴的医疗保险金1993年3月，叶利钦总统下令增加政府工作人员卫生保健基金。医疗保健部门实行经济核算，合理收费，减少免费的治疗项目，免费药品实行限量配给。

4、完善社会福利和救济制度

俄罗斯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除了养老退休、失业救济和医疗保健外，还包括社会贫困救济和福利补助。社会福利和救济资金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及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补助的项目有食品补贴、贫困家庭补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福利等。

俄罗斯还建有福利院、老人公寓等，收养孤儿、残疾人和退休者。

二、中国的福利制度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旧的社会福利制度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所以当局在适当的时候选择积极做出一系列的改变以面对这一问题。

1.民政部门作为我国福利事业的主管机构将把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逐步从官方举办引向社会举办，并按福利需求设立福利项目。民政福利的社会化不仅使民政福利走出封闭，而且提高了民政福利机构的效率。与此同时，社会办的福利机构也在迅速发展。

2.企业职工福利改革，在初期，通过实行承包责任制，将企业的福利设施对外开放。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社会背景下，在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企业和单位打破过去封闭运行的模式，成立了面向社会、有偿服务的劳动服务公司，并逐渐与原单位脱钩，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并参与市场竞争。3.住房福利改革，198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改革的实施方案》后，城镇居民福利分房开始向住房商品化、私有化方向改革。199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以标准价出售公房，1998年底，中央政府宣布停止企事业单位的福利分房后，职工按标准价购买了住房。同时确立了由单位和职工各缴费50%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为职工建造和出售经济适用房。有些城市为居民提供廉租房或房租补贴。

4.教育福利改革，让人们感到压力的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将原来高等院校的助学金制度改为贷学金制度，后来高校学费一路攀升，城市重点中小学校也要收取赞助费。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失去集体经济的支持而将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被打破，人们的收入出现了差距，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应运而生，先进的教学设备、优秀的师资、独特的教学方法，为富人的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就学机会。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多种办学模式，开辟了教育领域的竞争局面，为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学生提供了可能。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减少，加之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事业逐步走向社会化，因而，单位和企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大大减少，负担大大减轻。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举办的福利事业在迅速发展，不断满足不同社会成员对于福利项目的需求。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虽然没有社会保险改革进展快、步伐大，但是它正在缓慢地朝着社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三、比较所得出的结论

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和欧洲国家都有着不少的差距，那么在福利制度上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应该针对于我们的国情来进行一系列的修订与改正。比如说在养老制度上的创新与学习：增加养老保险金的筹集方式、提高养老保险在社会总支出之中的比例。在医疗保险的问题上需要针对不同的病人，制定不同的医疗保障方式，增加医疗保障资金的储备与支出等等。

但是要根据国情，注意发展道路的选择。像欧洲国家那种高福利的政策在我国是

不能完完全全的生搬硬套的。因此我国的福利制度的发展也面临着统一性和差别性的选择。我国处于现阶段应该以注重差别为主，针对不同人群发布不同的政策从而达到“区别对待”的目的。

最后要清楚的认识到自身和西方国家的差异，选择合理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

要寻求一个适当的福利水平，从而既能保证人民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又能避免高福利国家的“福利病”，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要走到这一步，对于目前的中国福利制度还是需要相当长的额一段时间作为酝酿的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