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监狱工作政策的发展变化

第一篇：新中国监狱工作政策的发展变化

新中国监狱工作政策的发展变化

列宁曾经说过：“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策。”在我国国情特色作用下的监狱工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往往政策即法、法即政策。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监狱工作的发展，党的“政策意志”逐渐表现为“法律意志”，监狱的“执策意识”逐步淡化、“执法意识”逐步强化。因此，监狱工作政策也是一种法制，它是我国国情特色作用下法制建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监狱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了不同的监狱工作政策，根据其发展变化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策治”时期

从1951年新中国监狱创建到1981年“八劳”会议召开，为政策主导监狱工作的“策治”时期。这一时期的监狱工作政策主要有：

1、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基本精神是：分清犯罪轻重，态度好坏，讲究策略，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罪犯，孤立打击少数，教育改造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2、劳动改造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其实质是改造罪犯的两个基本手段相结合。通过劳动改造，可以使罪犯认识到劳动的伟大，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劳动生产技能。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则可以转化犯罪思想，矫正犯罪恶习。二者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从而达到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目的。

3、阶级斗争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其实质是改造罪犯的两种政治手段的有机结合。对反革命犯和重大刑事犯必须实行专政，必须讲阶级斗争，只准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能乱说乱动。但同时要把犯人当人看，不打骂体罚虐待，不搞逼供信，维护和保障犯人的合法权利，关心罪犯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4、区别对待的政策就是针对罪犯的不同情况，给以不同的处理，把监狱工作做深做细，促使罪犯加速改造：(1)、在管理上，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刑期、年龄、性别，实行分管分押；(2)、在奖惩上，针对罪犯改造表现好坏，实行赏罚严明的制度；(3)、在教育上，针对罪犯的犯罪性质、认罪程度、改造表现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教育和个别教育；(4)、在劳动上，针对罪犯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技术专长，合理安排劳动。

5、给出路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其主要精神表现在：(1)、对犯罪分子，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都实行劳动改造，给生活出路、给重新做人的机会；(2)、对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及时给以减刑或假释；(3)、罪犯刑满释放后，一律不戴帽子，尽可能安排就业，政治上不歧视。

在“策治”时期实施这些监狱工作政策，其目的是分化瓦解罪犯，促使其改恶从善，早日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这些政策作用下，这个时期的监狱工作呈现出以下“五化”特点：

1、法制“政策”化即以政策代替法律法规。在时间纵跨30年的“策治”时期，颁布的监狱法规只有一部，即1954年8月26日政务院第222次会议通过，同年9月7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共9章77条，其中的条款多是原则性的规定，比较粗放、笼统，其实质是监狱工作政策的“条文化”。而指导监狱工作的政策却比较系统、全面，研究总结监狱工作的专题会议就达八次之多。毛泽东同志对监狱工作的指示和批示就达三十多次，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指导监狱工作。

2、管理经验化这一时期的监狱工作干警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是小学文化，但实践经验很丰富，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工作原则性强。他们凭着对党无限忠诚的一腔热血抓罪犯的改造，凭着对监狱事业无限热爱来搞好监狱工作。对罪犯的管理教育具有典型的“人治”特点。

3、矛盾单一化这一时期关押管理的犯人大多数是历史反革命、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和重大刑事犯，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仇视，对监狱的改造根本对立。所以在狱内矛盾中，单一的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占主流。

4、手段强制化由于时代背景和关押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监狱干警在管理罪犯时多强调专政、打击、惩罚(当然也强调教育，但侧重点放在前者)，对罪犯的义务的要求大于对权利的保障。

5、效果显著化由于监狱工作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监狱干警对监狱工作事业的无限热爱，由于全国大气候形成的专政态势，这一时期监狱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监管条件极差、管理干警不足、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几乎没有罪犯脱逃，很少有罪犯脱管或狱内又犯罪，罪犯违规率极低，罪犯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也很低。成功的改造了末代皇帝、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和大批刑事犯。除为国家创造出了合格的政治产品外，还创造了大量的经济产品。其成就举世公认，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二)、“共治”时期

从1981年“八劳”会议后到1994年《监狱法》颁布，是政策和法律同时主导监狱工作的“共治”时期。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社会形势趋于稳定，监狱的关押改造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和监狱工作客观情况的变化，党对监狱工作政策做出了适当的调整。这一时期的监狱工作政策主要有：

1、惩罚管制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其实质就是监狱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两项基本任务的结合。前者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惩罚的必要性；后者体现了惩罚管制的目的性。惩罚管制是为了有效地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必须以惩罚管制为前提条件，二者必须密切配合。

2、劳动生产与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其实质是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两个基本手段相结合。通过劳动生产，可以使罪犯养成劳动习惯，掌握生产技能，并完成一定的经济任务；通过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可以转化罪犯的思想、矫正恶习、提高文化知识水平。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

3、严格管理与教育、感化、挽救相结合的政策严格管理是对罪犯实施惩罚管制的具体要求和做法，包括严格的制度、严密的组织、严细的措施、严肃的要求、严明的奖惩。教育、感化、挽救就是对罪犯进行系统的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用党的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去感召罪犯、以民警的言传身教去引导罪犯、从政治上关怀罪犯、从生活上去关心罪犯，促使其改造成为新人。严格管理要做到严而不苛，管而不虐；教育、感化、挽救要做到“恨其罪爱其人”，宽而不纵、宽而不软。二者要紧密结合，寓教与管，管中有教，管教结合。

4、区别对待的政策

5、给出路的政策

在“共治”时期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目的是“改造人，造就人”，把罪犯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由于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的碰撞、封闭与开放两种观念的冲击、“策治”与“法治”两种方式的交替，这个时期的监狱工作一度出现了“实践超前、理论滞后，社会超前、监狱滞后，发展超前、观念滞后，狱情超前、手段滞后，任务超前、素质滞后，改造超前、经济滞后的“六超六滞”现象。从而使这个时期的监狱工作呈现出以下“六性”特点：

1、狱内矛盾的多重性监狱的关押改造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即：“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多、青少年犯多、普通刑事犯多、反革命犯减少”。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逐步加深、开放逐步扩大。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之下，各种思想观念互相交织、冲击和作用，使监狱工作的矛盾向多层面、多领域、多方向发展。监狱工作的矛盾由“策治”时期单一的敌我矛盾为主，向“共治”时期的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多种矛盾并存的方向转化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十大矛盾”，即：监狱民警管教同罪犯改造之间的矛盾、民警之间在思想观念和管理方法上的矛盾、监狱发展同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矛盾、罪犯同群众的矛盾、罪犯与罪犯之间的矛盾、改造与生产的矛盾、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与变革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人治”与“法治”的矛盾。这“十大矛盾”的普遍存在，成为“共治”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监狱工作的基本特征。

2、法律制度的探索性这一时期处于监狱工作法制建设探索发展但还不成熟的时期，处于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交叉更替、共同作用的时期。监狱工作政策有了较大调整，法制建设处于探索发展阶段，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监狱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1982年2月18日颁布了《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试行)》，此细则共7章137条。比较1954年颁行的《劳改条例》有了较大发展，比较系统、完善和规范。1990年11月6日司法部分别以第11号、12号部长令颁布了《监管改造环境规范》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监狱工作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3、管教方法的过渡性这一时期关押改造的罪犯年纪轻、刑期短、文化低、案情不重。既有盲动性、破坏性、难改造的一面，又有可变性大、可塑性强、易于接受教育的一面。干警的管理方法由简单落后的经验型管理向规范化、科学文明型管理过渡。由专政高压态势下的压服、强迫为主向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过渡。在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方面，采取了许多创新举措，把监狱办成改造罪犯的特殊学校，广泛开展正规化的课堂教育和灵活多样的个别教育，实行电化教育，社会教育也逐步深化。

4、监狱工作的系统性监狱是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监狱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监狱又是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6月，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同年3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使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写入了《党章》的总纲。把监狱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的基本思路是：监狱工作要实行向前、向外、向后“三个延伸”，要动员全社会都来参与、支持监狱工作，使监狱工作向系统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5、经济压力的突出性经济因素是长期困扰监狱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监狱工作方针政策能否正确贯彻执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监狱具有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优惠的税收政策等优势，监狱经济困难的矛盾还不突出。在市场经济时代，监狱的上述优势不复存在。决定经济发展的诸要素中，交通、信息、管理方式等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监狱大部分建在老、少、偏、穷的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观念陈旧、经济不发达，这些都是监狱的弱势。再加之国家对监狱民警吃“皇粮”、罪犯吃“囚粮”的政策未完全落实，监狱运作经费庞大又不能全额到位，监狱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经济压力的作用下，监狱陷入了“忙于抓生产、无力管犯人”的尴尬境地，改造质量与生产任务、执法效果与经济压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6、执行政策的片面性“八劳”会议以后，监狱在监管改造罪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思想认识、民警素质和监狱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一段时期监狱片面的理解和执行政策，监狱工作出现了曲折和偏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存在三个问题：

(1)、1981年“八劳”会议到1983年“严打”为第一阶段，主要问题是“右”的偏差，存在“四种倾向”：

①、在“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问题上，忽略了必要的惩罚，片面强调思想改造，有“教育万能”的倾向。

②、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问题上，忽略了对重新犯罪活动必要的从严惩办，片面强调宽大处理，惩办畸少、畸轻，有“宽大无边”、“打击不力”的倾向。

③、在“从严管理与教育、感化、挽救相结合”的问题上，放松了从严管理，有时甚至撒手不管，片面强调感化、挽救，有“感化过头”的倾向。

④、在“劳动生产与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相结合”的问题上，放松了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片面强调劳动生产，有“重劳不重改”的倾向。

(2)、1983年“严打”到1984年“徐州两劳会议”为第二阶段，主要问题是“左”的极端，存在“三种对立”：

①、把“严打”同改造对立，强调打击惩办，忽视教育改造。

②、把“从重从快”同依法办事对立，强调“从重从快”，忽视依法办事。

③、把纠正“打击不力”同严格执行政策对立，强调“打击就灵，教育不行”，忽视对罪犯的“教育、感化、挽救”。

(3)、1984年“徐州两劳会议”到1986年“石家庄两劳会议”为第三阶段，主要问题是对“一个中心”的错误理解，存在“两个片面”：

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监狱工作的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但这是针对全局而言的。由于社会各部门分工不同、性质迥异，在围绕“一个中心”的前提下，其具体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只能通过改造好罪犯、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间接”的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能“直接”的把经济工作作为自己的中心。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和执行上偏差，有的监狱置自身的宗旨于不顾，在罪犯中搞集资、包产值，派罪犯外出采购经商，甚至提出“产值一千，减刑一年”。

②、片面注重罪犯的劳动改造，忽视罪犯的思想改造。这一时期监狱出现的在犯人中搞生产承包、以创造的产值多少减刑期，以及九十年代初期监狱出现的在犯人及其家属中搞“捐赠”、以“捐赠”的钱物多少减刑期，事实上形成了部分罪犯“自由改造”、“囚犯不囚”的状况，造成罪犯脱逃率、违规率上升，改造质量下降。导致这一时期监狱工作出现曲折和偏差的根本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因八性”：

1、社会因素导致的困惑性和动摇性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之下，各种思想观念蜂拥而入，良莠难辨。一些监狱民警觉得旧的观念已经不适用，对新的观念又不明白，表现为思想上的困惑性和工作上的动摇性。

2、监狱因素产生的不适性和茫然性我国监狱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监狱工作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狱内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监狱及其民警面对新旧观念相互碰撞、新旧矛盾相互冲击的变革状况无所适从，表现为工作方式方法的不适性和处置新情况新问题的茫然性。

3、罪犯因素暴露的抵触性和抗拒性罪犯在监狱服刑改造过程中，兼具善恶美丑的人格多重性。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之下，其“丑恶”的一面得以隐藏，主要表现为在思想上屈从、在行为上服从。但随着国家形势政策的变化，专政高压态势的弱化，部分罪犯错估了社会形势、曲解了监狱工作方针政策，思想上“丑”的一面和行为上“恶”的一面充分暴露发展，表现为对党的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在思想上的抵触性和在行为上的抗拒性。罪犯思想的变化使狱内矛盾趋于复杂，导致一些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

4、政策因素造成的摇摆性和徘徊性在新旧体制交替的变革时期，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对实际情况把握的失误，导致我们在制定监狱工作政策时左右摇摆、在执行政策时又宽严徘徊。1983年“严打”以前倾向于“右”、失之于“宽”，片面理解和执行“三个像”(像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像医生对待病人、像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从而导致了“三个不像”(监狱不像监狱、民警不像民警、罪犯不像罪犯)。“严打”以后又倾向于“左”、误之于“严”，片面理解“严”和“打”的含义，忽视罪犯的基本权利。

(三)、“法治”时期

监狱工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偏差表明，政策虽然具有及时性、灵活性的优点，但同时又具有人治性、波动性的缺陷。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随着国际行刑趋势的变化，靠政策来指导监狱工作的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监狱工作的发展需要了；而具有稳定性和长效性的法律制度，成为监狱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1994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监狱进入了法律制度主导监狱工作的“法治”时期。根据法律制度在监狱工作中的作用大小和完备程度，“法治”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监狱法》颁布后到监狱布局调整完成前为“法治”时期的初级阶段；从监狱布局调整完成后到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三化”目标实现前为“法治”时期的中级阶段；“三化”目标实现后为“法治”时期的高级阶段。目前我国监狱正处于“法治”时期的初级阶段。

在“法治”时期初级阶段，我国监狱在法制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1、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

2、1995年9月14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编制和实施意见》的通知；

3、1999年7月8日司法部印发《监狱系统在执行罚过程中实现“两公开、一监督”的规定》；

4、2001年10月12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

5、在民警队伍建设方面，从2001年起，相继开展了执法执纪专项整顿、执法执纪专项检查、集中教育整顿、公正文明执法教育整顿等活动。从2000年起，相继对监狱民警开展基本素质教育培训、实用技能训练、岗位基本能力训练，加强民警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这些法规、制度、活动，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补充和完善了《监狱法》。但这些法律法规和制度没有形成科学严密的体系，再加上《监狱法》本身存在缺陷，所以“法治时期”初级阶段的监狱工作存在以下“五大矛盾”：

1、有法可依与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矛盾

《监狱法》对我国监狱管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法制的转型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其缺陷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1)、与相关法律不衔接、不协调；(2)、地位不高、缺乏普遍约束力；(3)、条文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其《实施细则》至今未颁布；(4)、财政保障体制不到位，削弱了法律的效力；(5)、《监狱法》已颁行十余年了，监狱工作的客观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法律规定没有紧跟这种变化，造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2、执法必严与执法效果欠佳的矛盾

由于《监狱法》可操作性不强，监狱及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效果不佳，出现了旧办法有效但不合法、新办法合法但不有效的矛盾。罪犯并不因为民警的公正文明执法而文明顺从的改造，相反蓄意挑衅、恶意对抗的事件时有发生。《监狱法》的惩罚措施层次不清、手段乏力，从而使改造措施难以落实，对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民警，难倒法院”的油子型罪犯和“行政处分不怕，刑事处分不够”的癞皮型罪犯缺乏依法惩治的法律盲区。部分监狱民警在纪律制度和监管形势的双重压力之下，出现了遇事推诿、避让的消极心理。

3、依法治监与“人治”尚存的矛盾

199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正式提出了“依法治监”的法治理念，这一理念一经提出就成为监狱工作的主旋律。依法治监是邓小平依法治国理论在监狱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其目标是确保监狱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最大限度的发挥监狱工作的职能，实现监狱工作的宗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这对依法治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依法治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要处理好监狱内部的各种关系，也要正确处理好监狱与外部的诸多关系，最突出的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由于现行监狱法律法规不完备，法律的效力难以触及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这就给“人治”提供了发挥空间，而长期以来的工作经验使人们面临监管矛盾时，在“人治”和“法治”的选择上习惯首选前者。所以经常出现用“人治”手段和方法贯彻“法治”内容和目的的奇怪现象。领导的批示精神左右案件的处理、以领导的意图开展执法活动就是典型事例。

4、监狱工作高标准与民警队伍素质不高的矛盾

我国已先后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写进了宪法和十六大报告。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人权保障、民主、文明、依法执法等理念逐渐成为监狱工作的主流和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罪犯的结构趋于复杂化，涉黑、涉毒、涉枪、涉暴、涉恶“五涉”罪犯和高智能犯增多，罪犯改造难度增大。监狱开展的旨在提高民警队伍素质的各种教育活动又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重分数轻效果”的“三重三轻”倾向，民警的综合素质提高不很大。我国大部分监狱地处偏远落后地区，受经济压力、思想观念和环境条件的制约，民警缺乏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外动力和内趋力。民警队伍的综合素质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改造罪犯的客观需要，无法针对不同类型罪犯的心理特点、人格特点、行为特点，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行为科学以及法学等学科的知识，开展有针对性的深层次的罪犯教育转化工作，监狱工作还停留在“保安全稳定”的低标准和“严防死守”的低层面上。

5、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与经济制约的矛盾

为了全面贯彻实施《监狱法》，展示我国监狱的现代、文明形象，1994年1月，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1995年9月司法部印发了《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和实施意见》，把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作为我国监狱建设和发展的总体奋斗目标。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活动开展以来，促进了监狱工作的软件和硬件建设，监狱的基础设施有所改善，监狱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要受客观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东、西部差距大，导致东、西部地区监狱在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上的差距悬殊；即使在同一个省内，地处城市和地处山区的监狱的发展水平也极不平衡。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监狱硬件设施已接近现代化，而西部内陆地区有的监狱，连日常的工作运转也觉得困难，搞“创建”就只能是零敲碎打的修修补补，不能规范化和系统化，难以从质量上根本提高。经济条件不仅制约监狱的硬件建设，也制约了监狱的软件建设，导致不同地区的监狱在管理、教育和罪犯的改造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工作的整体效果降低。

以上矛盾的存在是“法治”时期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不能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而否认监狱法制建设的发展。在《监狱法》颁布实施十余年的初级阶段里，我国监狱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监狱工作的基本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完成了从“策治”到“法治”的过渡。

第二篇：新中国监狱发展历史

新中国的监狱工作，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创建阶段

（一）创建阶段的概况(1949年～1954年)

新中国的监狱工作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创立发展起来的。1951年5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组织罪犯劳动改造的问题。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和审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转发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所作出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各地迅速建立了罪犯劳动改造机构，大规模地组织罪犯参加国家基本建设，如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公路、垦荒、开矿及从事手工业、农业、副业等项生产。通过大规模地组织罪犯劳动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监狱关押的罪犯坐吃闲饭、监管场所拥挤、监狱经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确立了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径。

（二）创建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创建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全党高度重视，迅速将一大批罪犯投入劳动改造之中；(2)确立了监狱组织管理体制；(3)基本上解决了监狱面临的困难。

昨日在普通高中招生咨询会举行中，如何填报志愿成为众考生家长最关注的问题。

二、初步发展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的概况(1954年～1966年)

在总结新中国监狱工作创建阶段经验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于1954年9月7日颁布实施。以此为标志，我国监狱工作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劳动改造条例》明确规定了我国监狱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监狱工作的方针、政策，监狱的刑罚执行，改造罪犯的方法、手段以及监狱的经费等。《劳动改造条例》把我国监狱工作创建的成功经验用法规加以总结，使监狱工作及时、准确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我国监狱工作无论在罪犯的改造上还是在监狱生产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在罪犯改造上，我们成功地把日本战犯

改造成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的人士，把末代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2）在监狱生产上，逐步建立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大型农场，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监狱企业体系，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在北京举办了“全国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展览会”，向全国及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监狱工作的成就。

（二）初步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初步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制建设逐步发展；(2)确立了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原则；(3)制定了一套科学的监管制度；(4)培养了一支能吃苦耐劳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

三、遭受破坏阶段

（一）遭受破坏阶段的概况(1966年～1976年)

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国监狱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表现为：（1）监狱工作方针、政策，监狱工作取得的成绩被全面否定；（2）监狱所属的工业企业、农场被大量挤占和被迫交出；（3）监狱法规遭到践踏，监狱内正常的监管秩序遭到破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监狱人民警察仍坚守岗位，忠于职守，防止了重大事故的发生，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二）遭受破坏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遭受破坏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规遭到践踏，监狱法制观念有所淡化；(2)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实践证明是一支忠于党和人民的队伍。

四、拨乱反正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的概况（1976年～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我国监狱系统彻底清除了各种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正常的监狱监管工作逐渐恢复和全面展开。在较短的时间内，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得到了壮大和发展，监管工作恢复了良性运转。

在监狱工作恢复、整顿的基础上，中央于1981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监狱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并对监狱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新时期监狱工作的任务和发展方向。以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我国监狱工作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监狱工作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

（二）拨乱反正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拨乱反正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2)一些交出去的监狱被陆续收回；(3)监狱工作秩序逐渐恢复。

五、改革发展阶段

（一）改革发展阶段的概况(1981年至今)

“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以后，到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我国监狱工作先后推行了若干项重大改革，如办特殊学校、分押分管分教、改造工作向前、向后、向外延伸、改造生产双承包责任制等。1994年《监狱法》颁布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监、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建立现代监狱制度、实行狱务公开等涉及监狱整体性工作的改革措施，推动了监狱工作的向前发展。同时，监狱系统还广泛开展了对外交流工作，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监狱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另一方面也汲取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

（二）改革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改革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制建设发展迅速；(2)监狱的各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3)逐步建立国家财政保障体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4)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

第三篇：以新中国侨务政策变迁

以新中国侨务政策变迁

见证改革开放

高泽涛

华侨华人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侨务事业与国家、人民的命运同沉浮、共起落。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此为新的历史起点，神州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侨务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一条重要战线，始终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的30年，是侨务工作大有作为的30年。以党的侨务政策变迁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辉煌，这是本文试图做的努力。

一、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侨务政策由扶持陷入停滞

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以“文革”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党的侨务政策经历了由扶持到陷入停滞。

（一）侨务立法工作起步。一是1949年9月政协会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二是1955年与印尼政府签订了不承认华侨拥有双重国籍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尼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之后相继与其他国家签署了关于解决海外华侨华人“双重国籍”问题的双边条约，标志着中国政府走上了与国际社会消除国籍冲突的立法主旨相一致的道路。

（二）明确提出侨务工作方针。1957年中侨委确定了“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工作八字方针，把侨务工作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引导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利用华侨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政策，鼓励归侨侨眷和国外亲友保持联系，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扩大和加强华侨爱国统一战线。1950年，国家制定了侨汇政策若干基本原则，广东、福建等侨乡相应制定了侨汇管理办法。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大陆共争取侨汇10亿美元①，这些外汇对于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5年8月颁布了《华侨投资开发荒山荒地办法》、1957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优待办法》，办法颁布后，除福建、广东此前建立的华侨投资公司外，广西、云南、山东、辽宁、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分别成立华侨投资公司，投资总额达2亿多元人民币②。此外，在华侨回国定居及给予妥善安置、土改和侨房、出入境和管理等方面都制定了大量的侨务行政法规、法令。

（三）设置侨务机构。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设立由秘书长领导下的华侨事务组，作为研讨和审议华侨问题并进行日常工作的机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带有立法性质的第一个侨务工作机构；同年10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华侨事务委员会”作为政府侨务工作部门，何香凝为主任委员，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后改为在国务院下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中侨委以“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管理华侨事务”为基本职责，协助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做了大量的为侨服务工作。“文革”开始后，中侨委遭受冲击，于1969年被撤销，标志侨务工作进入“文革”黑暗十年。

总之，“文革”前17年的侨务工作及扶持政策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向前发展的，然而对如何利用华侨资源优势，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华侨投资，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有很大缺陷。华侨投资只限定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上，投资者对企业没有任何发言权，逐渐使投资人失去了追求利润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因，多数华侨对“回国投资犹豫观望”最终导致了华侨投资日渐稀少。

从1966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2年间，随着“左”倾错误不断发展，执行的“侨务政策”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侨务工作走了弯路，侨务领域成为“文革”“重灾区”。1969年，成立近20年的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执行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的“华侨事务委员会”被撤销，大陆与海外华侨华人的正常联系被阻断，大批侨务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代理人”，侨务工作陷入全面停滞和瘫痪。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侨务政策从拨乱反正到促进繁荣发展

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党中央、国务院始终从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将发挥几千万海外侨胞、留学生和归侨侨眷的作用作为我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根据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党和政府不断调整侨务工作的整体性思路，以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制定新的侨务政策，使侨务工作迅速打开新局面，并呈现蓬勃生机。

（一）侨务理论不断发展，侨务政策思维不断创新

这主要体现在从邓小平提出的“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论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机遇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宝贵资源论”，再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大有作为”论。

改革开放初期，从必须打开封闭多年的国门、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思想出发，邓小平同志敏锐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为更好地发挥侨的优势，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邓小平同志把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作为我们国家一个独特机遇，并且把它同我国大发展的机遇紧密联系起来，成为这一时期党对侨务工作的战略地位和理论实践的纲领性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心、重视侨务工作。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几千万华侨华人，拥有雄厚的资金，大批高科技人才，遍布世界的商业网络，他们是我们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中最积极、最热情的一部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人才资源宝库。”这些论断，以世界的眼光，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把利用华侨华人智力和人才资源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把侨务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把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作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深刻指出：“在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贡献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开展民间外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今年3月7日，胡锦涛同志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中国致公党和侨联界联组会议，认真听取建议，并做了重要指示。

30年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高瞻远瞩，精辟深刻，为制定正确的侨务政策指明了思维导向，为侨务工作的拨乱反正、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侨务政策变迁和工作发展的几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拨乱反正为主线

这段时期是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的调整时期，也是初步奠定新时期侨务工作基本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的时期。以邓小平1977年提出的“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论断为引领，开始了对侨务战线的拨乱反正：

一是“建庙”“请菩萨”，恢复侨务工作机构，召开第一次全国侨务工作会议。1978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成立，恢复了在文革中被撤销的侨务工作机构，1983年，全国人大成立专门的华侨委员会。在1979年初召开了恢复工作后的第一次全国侨务会议和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要从九个方面落实涉侨历史遗留问题”的指示。会议以后，侨务领域全方位地展开了拨乱反正工作，并明确制定了国内侨务政策原则，提出了以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侨务工作任务，从指导思想上努力清除对海外关系“左”的影响。侨务工作重点主要是落实侨务政策、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原则、法规予颁布，涉及华侨住房、复查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及侨汇侨企方面。由于工作难度大，其主要目标直到80年代末才基本完成。同时着手恢复和发展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的联系，恢复和加强对外宣传和华文教育工作。这些措施对于调动广大归侨侨眷的积极性，发扬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热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对外开放政策首先立足于对侨开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非凡的勇气和战略眼光，根据当代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把对外开放的重点首先放在对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开放上，注重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以带动和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1979年1月，邓小平在邀请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③”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邓小平提出了以办特区为窗口，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和思路，建立经济特区成了吸引侨资政策和实践的滥觞。正是因为对外开放首先立足于对侨开放，所以华侨华人及港澳资本率先进入大陆沿海地区，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海外华侨华人起了桥梁作用。

三是重视侨务立法工作。1980年颁布了第一部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这个重要的涉侨国籍立法从法律上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解决了华侨的政治认同问题，以此为法律依据，海外华侨大多选择了居住国国籍，海外华侨社会逐渐转为华人社会，这为海外华侨华人尽快融入居住国社会扫清了障碍，促进了中国与华侨侨居国建立和睦相处的国际双边关系。同时，1983年全国人大成立华侨委员会，职能是专门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侨务的议案、并实施对各项侨务法规、行政机构的监督。立法机构成立专门侨委会应该是新中国侨务立法工作的大事，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侨务工作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2、1984－1988年：侨务工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首先，召开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标志性会议。1984年召开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办主任会议是侨务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标志。如果说1984年以前的侨务工作以落实侨务政策为主，主要是对历史的纠偏的话，那么，1984年以后，侨务工作的重心已转移到以配合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推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经济、科技合作上来。在此次会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指出，“三千万华侨华人是了不起的力量，搞得好，可以变成促进四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扩大海外影响和争取国际友人的重要力量，侨务工作是长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居住在世界各地的3000多万华侨和外籍华人是一支重要力量，认真做好他们的工作，对我国加快四化建设、完成组国统一大业、扩大海外影响和争取国际友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④”。中央领导人讲话对侨务工作的意义在于：中央政府已将侨务工作与促进四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扩大海外影响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也成为1984年以后党和政府对侨务工作的基本态度。

二是实现了侨务工作的重心转移。这期间的侨务工作，基本完成了落实各项侨务政策的任务，一是开始探索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技术、人才的方法和途径，争取打开华侨华人来华投资的新局面。二是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的作用，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小额资金，使侨乡更加繁荣，归侨侨眷尽快富裕起来。三是加快国营华侨农场的经济体制改革，走我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彻底改革现行的农场经济体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切实扩大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以促进生产发展，逐步调整产业结构。经过努力，侨务工作在这期间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即：由主要做归侨侨眷工作，向全面开展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工作转变；由主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向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三大任务服务的工作转变。3、1989年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至上世纪末：侨务工作进入全面发展

一是召开了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会议。一是1989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国务院侨务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新时期侨务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明确了侨务部门的主要工作。到1990年代已基本确立了侨务工作为经济建设中心任务服务的指导思想，并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宣传以及联谊等各个方面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实在的工作，尤其是在积极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国家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十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加深对侨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国务院于1993年2月又召开了侨务工作会议。会议紧紧围绕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中心，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明确了指导思想，确定了工作部署，为侨务工作的全面发展鼓了劲，统一了思想。

二是侨务法制化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归侨侨眷权益的重视和保护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对“侨法”又进行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侨法”，它标志着我们的侨务工作由“政策推动型”向“法律推动型”的根本性转变，是党和政府“依法治国、依法护侨”战略的具体体现，标志着我国侨务工作从依靠政策、行政法规进行工作向立法性侨务工作过渡，使国内侨务工作逐步走上法律化轨道。为了贯彻落实“侨法”，国务院在1993年制定、2004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各省、市、自治区也都以地方人代会立法的形式出台了“实施办法”。之后，各省的侨务机构与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加大“侨法”的宣传力度，这在重点侨乡尤其作为普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在侨房、华侨农场、企业权益、华侨子女升学就业等方面制定实施细节原则。其次是认真抓好检查监督工作，对涉侨权益热点进行专题调研，追踪执法结果，以此调动归侨侨眷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并直接影响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和向心力，使他们更愿意为祖国和家乡建设贡献力量。之后，又相继出台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等涉侨法律法规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保护海外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立法和法律体系。同时，为吸引华人和留学生高级人才投资中国和参加建设，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关于鼓励海外人员以多种形式为祖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关于为外籍高层人才和投资者提供入境及居留便利的规定》等等，使侨务法制化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是建立健全了各级侨务工作机构。在这段时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一级至县一级的侨务办公室相继成立。之后，各部门的侨务工作机构又重新恢复并得到了极大发展，目前，中央、省一级的侨务工作机构有五个：在人大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在政府机构中设有专门的侨务办事机构——侨务办公室、在政协机构中涉有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作为一级群团组织的侨联、中国致公党（即统称的“五侨”）。各级“五侨”工作机构之间还建立了定期不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协商解决在侨务工作中遇到的具有普遍性的新情况和问题。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侨务机构已是洋洋大观。侨联组织自1978年恢复活动的30年来蓬勃发展，已成为党委直接领导的七大一级人民团体之一。侨联基层组织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00余个发展到今天的15000余个，形成了自上而下、覆盖全国，具有开放性、协作性、充满活力的组织网络。四是华侨投资政策的完善成为侨务政策的最亮点。1985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华侨投资优惠的暂行规定》，是改革开放时期最早的鼓励华侨投资规定，其最大的突破就是允许并鼓励完全私有性质的海外华商资本在大陆独立存在和发展，允许独资、合资、合作等投资形式的多样性存在；1986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鼓励外商投资；1990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在境内投资，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同时1985年《暂行规定》废止；之后，1990年至1992年相继颁布了一些实施细则。随着中国华侨投资政策发展成熟，2002年国侨办制定了《涉侨经济案件协调处理工作暂行办法》，对涉侨经济案件的组织机构和职能，受理、处理、结案等均作了详细规定，充分说明对侨资的管理已日趋规范化。这些政策措施充分说明新时期中国政府对华侨投资政策的重视并做了大量立法工作。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纷纷制定了吸引侨资的条例、法规或采取了相应措施，这些构成了中国新时期完整的华侨投资政策。新时期华侨投资政策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通过新时期海外华商大规模来华投资并发挥作用体现出来的。据学者统计，从1978年以来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吸收外资约6224亿美元，其中华商或华商主导的投资约4170亿美元，约占投资总额的67％。此间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5万余家，其中华商（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约占70％⑤。这充分说明，海外华侨华人资本不仅是其所在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

五是搭建侨胞参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平台。1991年，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决定，将“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作为全国政协的组成单位，各省、自治区侨联也正式成为政协的一个界别，广大侨胞通过侨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来，侨联组织从此也以更加积极的、崭新的姿态活跃在国家政治舞台。据2008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县以上各级人大归侨代表有近两千名，各级政协侨联界委员7600多名。他们代表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利益，积极反映侨界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从2001年起，全国政协连续8年邀请了数十个国家的179位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让身居海外的侨胞亲身感受祖（籍）国建设发展的成就，充分反映海外侨胞的心声。这些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侨界群众和侨界人民团体参与经济社会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视，为侨界参政议政提供了广阔平台。

4、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侨务工作，侨务工作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阶段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为新时期的侨务工作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从2004年到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先后五次，在不同场合对侨务工作、侨联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2005年，中央还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当前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意见》的七号文件，为新阶段的侨务工作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是2005年2月召开的全国侨务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侨务工作。此次会议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第一次侨务工作会议。会议认真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侨务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经验，分析了侨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侨务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会议明确提出侨务工作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侨务工作“三个大有作为”。这三个“大有作为”总揽全局，高屋建瓴，具有震撼力，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指明了侨务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的独特作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做好新时期侨务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还明确了形势下侨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其中“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国内侨务工作为基础、以国外侨务工作为主导，坚持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的概括，虽然在以前的有关文件中曾经有过类似的提法，但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侨务工作的总体思路写入指导思想，还是第一次。“三坚持”的提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侨务工作基本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对侨务工作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2006年全国侨办主任会议上，国务委员唐家璇明确要求侨务部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侨务工作全局，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促进祖国统一、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他对侨务工作的科学发展提出具体要求：充分发挥优势，以侨为本，做好为侨服务的各项工作；抓好华文教育，促进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联谊、促进合作，不断壮大爱国友好力量。

二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侨务工作成为鲜明旗帜。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指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问题。同时，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又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十七大报告对侨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明确目标，侨务部门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现阶段的侨情，科学分析侨务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在工作中不断创新，着力开拓新的思路、提出新的方法，使侨务工作有新的面貌。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侨务工作成为新时期侨务工作前进的方向！

“国运昌，侨务兴。”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是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三十年，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及侨务思想得到发展、创新、完善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侨务事业不但重要，而且大有作为。新的历史时期，在科学发展观和胡锦涛侨务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引领海内外侨胞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以及构建和谐世界成为时代赋予侨务工作的光荣使命！

（高泽涛：省侨联机关干部）资料索引：

①《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45页。

②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④《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47页。

⑤沈丹阳：《华商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现状及发展趋势》，年第9期。

2006《中国外资》

第四篇：监狱公务员补贴政策理性分析及政策

对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理性分析及政策出台后创新激励机制的思考

摘要：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出台，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促进监狱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它是国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过程中的一项政策，在政策内容、政策程序、政策依据、政策保障等方面不可避免存在一

定缺陷。本文通过对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理性分析，从政策、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就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出台后，如何创新激励机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激励机制

今年初，xx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在广大监狱公务员的期盼中出台了。政策出台之后、实施以来，得到了各监狱单位和广大公务员的拥护、支持，并在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政策的执行效力。与此同时，由于津贴补贴政策涉及面广、原经济水平和发放水平差距较大，加之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对政策理解不透等原因，部分监狱和公务员对津贴补贴政策意见较大，并由此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笔者经过深入调研，通过对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理性分析，就政策出台后如何创新激励机制提出相应对策。

一、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出台的重要作用

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出台具有“四个作用”：

（一）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促使经济的高速发展；二是导致收入分配方面的巨大差距。第二个后果日益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影响安全稳定的隐患、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

着力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切的重点课题、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议题、公务员关心的热点问题。200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2006年7月1日，新中国第四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尘埃落定，公务员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在公务员新的工资制度确定以后，解决公务员津贴补贴方面存在的问题迫在眉睫，要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的呼声越来越高，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呼之欲出。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社会大背景下，作为国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重要举措的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应运而生。

（二）对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促进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没有充分体现在公务员的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工作资历等方面，却更多地体现在地区和部门所拥有的资产、资源和区位优势等方面。拥有不同资产、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有的公务员津贴补贴远远超过基本工资。这种“工作好不如区位好、成绩好不如部门好、干得好不如运气好”，与按劳分配原则相悖的现象，导致公务员之间相互攀比跳槽、片面追薪逐利，严重影响了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廉洁、高效。

以监狱系统公务员为例：同属监狱系统，沿海与内地监狱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同属警察序列，监狱系统公务员与公安系统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同属xx监狱公务员，经济效益好的单位部门公务员与经济效益差的单位部门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即使在同一个监狱单位，“油水部门”与“清水部门”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

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分配秩序方面的混乱状况，致使收益差的单位部门公务员流出不流入，导致人才枯竭；收益好的单位部门公务员流入不流出，导致人才浪费。有的单位部门因公务员受利益驱使形成一股“盲流”，有的单位部门因公务员长期滞留成为一潭“死水”。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就是通过对公务员的利益调整和利益规范，促进公务员队伍既相对稳定又充满活力。

（三）对监狱发展的推动作用

纵观我国监狱五十多年发展史，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监狱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二是改造与生产、经济与执法的矛盾贯穿监狱发展过程的始终。由于国家对监狱所需经费长期以来未全额保障，确保监狱正常运转的经费很大部分需要监狱靠生产经营、创造经济效益来获得，监狱工作始终在改造质量与生产数量、执法效果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中徘徊彷徨。由于国家财政保障不到位，监狱忙于抓生产、无力管改造，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导致部分监狱“狱内发案率上升，改造质量下降；民警违纪率上升，执法水平下降；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率上升，监狱执法形象下降”的“三升三降”现象，与“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背道而驰。

为了从体制机制上根本解决制约监狱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

开、规范运行”为目标的监狱体制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监狱体制改革的四项目标中，“全额保障”是前提，离开了“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都无法实现。规范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是实现监狱所需经费由国家全额保障的重要步骤，通过规范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就为进而实现监狱所需经费由国家全额保障、促使监狱职能纯化、促进改造质量提

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

由于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秩序方面的混乱，部分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发放津贴补贴，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务员声誉，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了解决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秩序方面的混乱状况，确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理顺利益关系，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全体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和谐相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社会矛盾归根结底是利益矛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诸多要素中，利益和谐是关键。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就是调整公务员利益关系、促进利益和谐的重要举措。xx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出台，使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有效解决了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秩序混乱、发放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从而为依法治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存在的缺陷

由于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是规范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过程中的一项政策，不可避免存在不成熟的地方，概括起来就是“四个缺陷”：

（一）政策内容缺陷

政策内容缺陷可以概括为“五同五不同”：

1、地区相同津贴补贴不同。同一职级公务员，同在xx监狱系统，各监狱单位公务员的津贴补贴额度却大不相同；即使在同一地市，各监狱单位公务员津贴补贴额度也不相同。以2007年起步时主任科员津贴补贴水平为例：同属xx监狱系统，津贴补贴起步水平最高的主任科员为29898元，最低为11311元，差额高达18587元，2.64倍。

2、艰苦程度不同津贴补贴相同。地处大中城市的监狱公务员与地处边远艰苦地区的公务员津贴补贴水平大致相同，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边远艰苦地区监狱公务员工作条件艰苦、收入水平低，津贴补贴理应向他们倾斜，但政策没有体现这种差异。

3、劳动付出不同津贴补贴相同。不同工作岗位的公务员所承担的风险、所付出的劳动差别较大。直接管理罪犯的基层公务员比在机关工作的公务员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和辛苦多；在高危、污染行业工作的公务员比在一般行业工作的公务员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和辛苦多，津贴补贴额度理应向他们倾斜，但政策没有体现这种差异。

4、风险责任不同津贴补贴相同。担任科（监区）、股（分监区）级实职的公务员是监狱的中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监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科（监区）、股（分监区）级实职公务员所承担的责任、所付出的辛劳、所承受的压力比一般公务员大得多，津贴补贴理应向他们倾斜，但政策没有体现这种差异。

5、工作表现不同津贴补贴相同。按劳分配是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应遵循的根本原则，但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却没有把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工作绩效作为确定公务员津贴补贴的标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导致部分公务员对工作上推下卸、软磨硬抗、消极应付，单位部门对此忧心忡忡，广大公务员对此愤愤不平。

（二）政策程序缺陷

1、政策制定过程缺陷。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虽征求了一些单位部门的意见，但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仍然存在体察下情不够、切合实际不够、政策深度广度不够的缺陷，没有最大限度广纳民意、广集民智、广听民声；再加之全省监狱系统50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差异较大，政策难以照顾到方方面面，从而导致这项本应上下叫好、皆大欢喜的政策，出台后却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2、政策出台过程缺陷。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出台之时，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公开度不够、透明度不够。作为利害关系主体的广大监狱公务员既没有看到文件，又吃不透政策精神。谣言止于真相，传言起于神秘，在“大道消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小道消息”必然满天飞。

（三）政策依据缺陷

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的标准，是按照《xx省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实施方案》和川纪发（2007）6号文来确定的，是以各监狱单位2005年实际发放水平作为规范后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的起步水平。这一政策依据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一是各监狱单位上报2005年实际发放水平时，绝大多数监狱单位被蒙在鼓里，不明意图，不知何用，所以上报的数据不能体现真实情况。数据的不真实虽然有各监狱单位自己的责任，但也说明公务员津贴补贴数据的收集渠道欠规范性、真实性。

二是按“2005年实际发放水平作为规范后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的起步水平”，这一政策规定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其结果是以前津贴补贴发得多的公务员现在也拿得多，以前津贴补贴发得少的公务员现在也拿得少。政策没有有效解决收入分配矛盾，而是继续维持不合理现状。

三是按“2005年实际发放水平作为规范后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的起步水平”，这一政策规定忽略了2005至2007年期间监狱外劳的收缩、资源的枯竭、高风险行业的退出对监狱经济造成的影响，忽略了物价上涨因素对公务员生活的冲击。

（四）政策保障缺陷

“此次津贴补贴水平调整属‘规范’水平，而不是政策性‘提高’水平，各单位原资金支付渠道仍然保留。”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这一规定表明，xx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并非由国家财政全额保障，绝大部分仍靠各监狱单位自筹资金发放。在国家财政保障不到位的前提下，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果将大打折扣。

据统计，2007年xx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大约28%由省财政拨款、72%由各监狱自筹资金发放。2007年xx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约需资金4.2亿，而省财政只解决了1.2亿；2008年xx监狱公务员津补贴发放约需资金4.8亿，省财政目前同样只解决了约1.2亿元。从2008年各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的情况来看也不尽人意，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并没有给绝大多数监狱公务员带来明显的收入增长，一些监狱公务员的收入还有下降，再加之物价上涨等因素，监狱公务员的整体生活水平还略有下降。由于津贴补贴政策的财政保障不到位，各监狱单位普遍反映经济压力大、经费运转难、管理难度大。

三、对政策出台后创新激励机制的思考

按照现行的津贴补贴政策，各监狱单位在管理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在政策激励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难以有效开展，而一些监狱单位采取的津贴补贴预留制、缓发制等经济激励手段又不符合现行政策规定，缺乏政策支持。为此，我们首先应从进一步完善现行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入手，在政策激励机制、政治文化激励机制、经济激励机制等方面实现“三个创新”：

（一）政策激励机制创新

现行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把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分为“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两大类”，这个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无可厚非。但这项政策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应当予以细化。科学、完善、合理的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应由六大部分组成，即：基本津贴补贴、地区补贴、物价补贴、岗位津贴、职务津贴、综合绩效津贴。具体设计如下：

1、“基本津贴补贴”。由国务院按公务员的行政职务确定额度。在同一行政职务里，所有公务员的“基本津贴补贴”额度完全相同。此项设计可以避免“油水部门”和“清水部门”之间公务员津贴补贴迥异的现象。

2、“地区补贴”。由国务院按公务员所在地区边远艰苦程度确定各省公务员“地区补贴”的额度范围；省政府再根据各地市的边远艰苦程度确定所属公务员“地区补贴”额度。此项设计既可避免同一地区公务员津贴补贴相差大，又可避免边远艰苦地区公务员津贴补贴与非边远艰苦地区公务员津贴补贴等额，使津贴补贴向边远艰苦地区公务员倾斜。“艰苦地区津贴”国家已有政策规定，但需进一步完善。

3、“物价补贴”。由国务院按每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确定各省公务员次年“物价补贴”的额度范围；再由省政府根据各地市消费者物价指数，确定所属地市公务员次年“物价补贴”额度。公务员“物价补贴”额度应随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落而作相应调整。此项设计可以避免因各地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公务员收支不平衡的现象。

4、“岗位津贴”。由国务院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的责任大小、劳动付出、艰苦程度，把公务员岗位分成几大类型，根据岗位类型确定各类岗位的“岗位津贴”额度范围；再由省级主管部门确定各监狱不同岗位类型公务员的“岗位津贴”额度。此项设计可以避免公务员因“工作岗位不同、劳动付出不同、责任大小不同”，津贴补贴额度却相同的弊端，使“岗位津贴”向艰苦、特殊、高危、污染、基层岗位公务员倾斜。“岗位津贴”国家已有政策规定，但需进一步完善。

5、“职务津贴”。由国务院按照公务员所担任的行政实职（从副股级到总理级）统一确定不同行政实职公务员的“职务津贴”额度，没有担任行政实职的公务员不享受“职务津贴”。此项设计可以避免不同领导实职公务员由于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工作难易程度不同，与一般公务员津贴补贴等额的弊端。“职务津贴”国家虽有政策规定，但其中的差异太小，不能有效提高公务员对职务的竞争吸引力、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6、“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由国务院统一确定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额度范围；再由省政府确定各单位公务员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额度。各单位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全面、切实、可行”的综合绩效考评办法，对公务员的综合绩效进行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每个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实际发放额度。此项设计可以避免公务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弊端，最大限度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激励和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政治文化激励机制创新

政治文化激励机制创新包括职务晋升激励、政治思想激励、荣誉名誉激励、文化影响激励四个方面。

1、职务晋升激励。公务员的需求层次是多方面的，既体现在对利益追求的经济层面上，更多的却体现在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高层面上。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以业绩、能力、工作质量论英雄，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选拔任用机制和环境，以职务的晋升、才能的施展、事业的成功、抱负的实现来激励公务员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

2、政治思想激励。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公务员队伍中大力倡导爱岗敬业、勤奋上进的思想意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传递真挚情感，让公务员在关爱、关心、关怀的氛围中自觉自愿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通过人格魅力、领导艺术等“软权力”的施展，有效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3、荣誉名誉激励。任何人都有得到社会尊重和集体认同的需要，对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公务员给予记功、授予荣誉称号等奖励，对其人生价值予以集体认同，可以有效激发公务员以荣誉感、名誉感不断鞭策和激励自己。

4、文化影响激励。通过打造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勤政廉政、务实高效的监狱文化品牌，提升监狱公务员的文化品位，通过监狱文化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影响力，不断提高监狱公务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三）经济激励机制创新

经济激励机制创新是指在完善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制定“科学、全面、切实、可行”的监狱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办法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规范监狱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来实现经济激励的目的。

完善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是经济激励机制创新的前提条件，没有政策规定和政策支持，再好的办法各监狱单位都不敢、也不能施行，否则就是违反政策。制定“科学、全面、切实、可行”的监狱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办法是经济激励机制创新的基础，没有好的综合绩效考评制度和办法，再好的政策也会在执行中大打折扣、达不到激励的目的。如前所述的监狱公务员六项津贴补贴中，前五项虽然额度不同但都不能扣发，相对稳定；只有第六项“综合绩效考评津贴”是动态、可变的。前五项津贴补贴是在公平、公正中体现激励，第六项“综合绩效考评津贴”是在激励中体现公平、公正。具体操作如下：

1、“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基本分类。应把公务员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分为两部分：对单位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对个人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二者各占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总额度的50%。如此分类，既可以充分调动公务员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又可以因势利导，把公务员的个人努力引导到组织目标上来，使个人目标同组织目标有机结合，促进工作质量的整体提升。

2、“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操作办法。对单位的综合绩效考评应根据公务员所在单位“队伍建设、监管执法、生产经济”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性定量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单位“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发放额度；对公务员个人的综合绩效考评应根据公务员在“德、能、勤、绩、廉、学”等方面的表现情况进行定性定量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个人“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发放额度。两项额度之和就是一个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实际发放额度。

3、“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幅度比例。为了既能充分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使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综合绩效考评津贴”额度应占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总额度的20%—30%为宜。各监狱单位依据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的结果，对不同综合绩效公务员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在0%—100%之间确定实际发放的额度。

4、“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考评时段。各监狱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对公务员和所在单位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实行“月考核制”，也可以实行“月、季、年结合考核制”。

第五篇：监狱工作心得体会

确保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永恒的话题，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保证了监管安全，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抓好教育，搞好生产，才能进一步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一定要树立牢固的行业意识，因为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只有思想上认识到了监管安全的重要性，我们在工作中才不会临阵磨枪，仓皇上阵。尤其是逢年过节，监狱警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更是要绷紧监管安全这根弦。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要确保监管安全，必须树立如下几种意识：

一是身份意识。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头顶着国徽，肩负着教育改造好罪犯，为社会消除不和谐因素的重任。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执法不公、不严，甚至枉法徇私，将一失足成千古恨。牢固树立警察身份意识，是要明确与罪犯的界线，提高警惕，增强防御能力。

二是大局意识。去年是我局实现监管安全十年无事故的目标，成绩里面凝聚着全局上下每名干警的心血，包涵了崇高的职业荣誉和自豪感，更是我们实现中心目标的安全屏障。我们没有理由不各司其职、尽职尽责，继续强化监管安全意识，为首都监狱工作发展进步提供安全保障。

三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就是居安思危或安不忘危的意识，虽然我们已经连续十年无重大事故发生，但是13年前2·18警钟依然绕耳，当前的押犯形势依然严峻，面对现实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四是责任意识。我们担负着刑罚执行的重任，把罪犯教育改造好，责任重于泰山，尤其是工作在监管一线的干警，肩负的责任更重。虽然我们每天都做的是一样枯燥乏味的工作，但是正是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才奠基了监管安全的根基。干警的责任心如何直接关系到工作开展得好坏，对别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提高责任意识才会凝聚起我们战胜强大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提高了责任意识，才能使我们更好的公正文明执

监狱工作心得体会（2）：

司法部提出在全国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中开展岗位练兵活动，这一重大决策，是巩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成果的实际步骤，是进一步提高监狱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能力、维护监狱场所持续稳定、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有效措施。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应当站在讲大局、讲政治的高度，积极投入这项活动当中。下面谈一谈我的一点认识和收获：

一、开展岗位练兵活动的意义

1、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监狱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在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开放、人员大流动的新形势下，随着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的加大和专项斗争的不断深入，监狱工作面临的任务会越来越重，这将对监狱人民警察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必须苦练内功，强化教育训练，通过岗位练兵，全面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警务素质和法律素质，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提高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革命化、职业化、正规化水平，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公正执法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监狱做出新的贡献。

2、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是巩固提高“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成果的需要

xx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把规范执法行为活动引向深入，不断抓出成效。这次司法部号召监狱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政治理论学习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及岗位技能的训练，进一步解决监狱人民警察执法理念偏颇、法制观念淡薄、职业道德缺失以及执法不规范执法不严格等问题，提高广大民警依法履行职责、依法管理教育罪犯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落实“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工作任务，实现专项整改活动目标，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是做好新形势下监管改造工作的需要

监狱工作的宗旨是教育人、改造人，要做好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提高教育改造罪犯的能力和水平，监狱人民警察首先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体能素质和技能素质，没有良好的素质，就很难胜任自己的工作。所以，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对于全面提高监狱人民警察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更好地履行职责，促进监狱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开展岗位练兵活动的认识

开展基本素质训练和岗位技能训练，能使我们在政治、业务、体能素质等方面都会有一定提高。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以及队列体能的训练，使我深刻体会到开展大练兵活动不但是监狱人民警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监狱管理的需要，是适应监狱工作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不断增强监狱人民警察政治理论、法律法规、业务水平和队列体能等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同时，也能够对促进监管场所持续安全稳定，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学习党章、邓小平理论、“三（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内容，进一步了解了邓小平理论、“xxxx”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更加明确了“xxxx”重要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源，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贯彻“xxxx”重要思想和xx大精神，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明确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为荣，以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为耻。进一步增强了以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和法治理念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提高政法干警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能力，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的信心！

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相关法规及司法部《监狱人民警察“六条禁令”》的学习，更加全面地了解了现行《宪法》和《刑法》的基本内容与规定，更熟悉了作为公务员的条件、义务、权利，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公务员的考核、辞职辞退的规定及人民警察的基本义务、履行的职责和活动准则，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以所学的政治理论、法律法规为准则，以《监狱人民警察“六条禁令”》严格要求自己，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思想理论，熟练掌握与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正确运用法律法规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在警容风纪、队列、体能训练方面，严格按照《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和《监狱劳教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的要求严格着装，能够做到着装规范，仪容举止端庄，行为习惯良好，以《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作为自己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通过队列、体能训练，不但锻炼了自己身体的柔韧性、灵敏度及耐受力，提高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警体技能，而且还能够强化警察队伍的严谨作风和严明纪律，体现出了监狱人民警察队伍良好的警容风貌和时代风采。

岗位技能等训练方面，根据监狱人民警察工作岗位的不同划分，我主要学习了生产劳动管理岗位的职责、业务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使自己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得到一定的提高，能够按照“一职双责”的要求,做到了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做好自己的事，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此次岗位练兵活动，通过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和队列动作、队列指挥以及体能训练，不但提高了我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还进一步增强了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意识，进一步打牢了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增强了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通过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水平，增强警体技能，能够进一步展示监狱人民警察的良好精神风貌，也使我更深刻地懂得了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不但要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知识技能，而且还要具有强健的体魄、端庄的举止、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

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我将会用这次岗位练兵活动所学到的知识丰富和巩固自己的思想，把在练兵活动中所获得的启示与收获运用于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继续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监狱人民警察。